前言

  陸游（1125—1210）字務觀，號放翁，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是宋代著名的大詩人。陸游之著名，除了文學實績外，還有許多伴隨著他文學事業使後人嘖嘖稱羨的地方。

  首先，陸游是被譽為「亘古男兒」有著特殊人格魅力的詩人。他是南宋詩壇上的愛國者、主戰派，一生以恢復中原為己任，並在詩歌中大力表現尚武精神。清人梁啓超在讀陸游詩後，深為此種精神所感動，喟然嘆道：「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十九從軍樂，亘古男兒一放翁。」[1]說陸游是亘古以來詩界稱得上男子漢、偉丈夫的一類人物。此種評價是無以復加的，足可說明詩人在國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其二，陸游又是我國文學史上創作最豐富的作家之一。他一生除留下9300餘首詩和140多首詞外，還涉足於散文創作和史書撰述，《入蜀記》、《老學庵筆記》、《南唐書》都是知名度很高的著作。《渭南文集》文備眾體，其散文的成就遠在蘇洵、蘇轍等人之上，足可列於唐宋大家之列；詩歌更是陸游平生之絕詣，諸多膾炙人口篇章，並以近萬首的規模雄居兩宋詩壇榜首。

  其三，陸游之廣為人知，還緣於在他身上曾演繹了一幕刻骨銘心的愛情悲劇；在他身後留下了一組以沈園為背景、反映他和前妻唐氏愛情故事的情詩——沈園詩。清人陳衍在《宋詩精華錄》曾這樣評沈園詩：「無此絕等傷心之事，亦無此絕等傷心之詩。就百年論，誰願有此事；就千秋論，不可無此詩。」沈園詩不但是我國詩歌史上著名的言情佳作，而且可推為宋詩孤本的愛情絕唱。

  除此而外，陸游的人生經歷也有許多帶有時代特徵、富有傳奇色彩的地方讓人感喟。他生於南北宋之交，一生經歷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創作橫亘南宋前期詩壇，並且與南宋政治氣候息息相關。我們解讀陸游，不啻開啟了一扇了解南宋文壇和政壇風雲的窗口。

  陸游的出生富神秘色彩。他生在淮河的一條船上，呱呱落地時，船外正值狂風急雨、驚濤駭浪，動盪的環境為他的人生拉開了獨特的序幕——不久，即是「靖康之變」。詩人的整個青少年時代是在喪亂中度過的。詩人兒時在家，親見當時士大夫言及國事「或裂眥嚼齒，或流涕痛哭」[2]，深受感觸，自小即懷憂國之思，決心志掃胡塵。正當陸游躊躇滿志想建功立業時，卻受到了以秦檜為代表的投降勢力的壓抑與擯斥。陸游29歲赴臨安鎖廳試，名列第一，適逢秦檜之孫秦塤屈居其後，遂為秦檜所嫉恨；又因陸游喜論恢復中原，在次年的禮部試中即遭黜落。直到秦檜死後，陸游才得以出仕。孝宗即位之初有恢復中原之心，陸游頗受重視，並以「力學有聞，議論剴切」[3]賜受進士出身，一度在樞密院供職，為北伐起草《代二府與夏國主書》和《蠟彈省札》兩文。然而，由於符離敗役，孝宗一朝從此不再提「恢復」二字，陸游也因主戰而被貶出都。旋以「交結台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4]的罪名罷官回鄉，一棄就是五年。

  陸游在故鄉鏡湖邊築室賦閒，原以為一生與事業無緣。誰料年屆半百的陸游，卻再一次面臨著人生轉機。乾道六年，46歲的他因貧出仕，萬里入蜀，應當時樞密使兼四川宣撫使王炎之召，以幹辦公事兼檢法官的身份入幕南鄭，從此走上了得以張揚平生習氣的抗金前線。南鄭是南宋西北邊防重地，朝廷此時調王炎為四川宣撫使，本寓鞏固西北邊防的意思。王炎上任後廣招幕賓，把宣撫司從利州（四川廣元）徙於興元府（南鄭），靠近秦隴，種種跡象都擺出恢復中原的躍躍姿態。陸游在軍中很受鼓舞，並親履川陝前線考察形勢，向王炎獻策，「以為經略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5]。朝廷此際只想求穩以圖保全，王炎的作為非但無功，反而引起猜忌。陸游赴幕的當年秋天，王炎即被召還臨安終身不用，征西軍幕也作鳥獸散。陸游帶著一腔遺恨「細雨騎驢入劍門」，從此結束了他「鐵馬秋風大散關」的雄快生活。他離開南鄭是不得已的，憂憤與不甘最終坦蕩無遺地反映在蜀播遷宦遊的詩歌之中。陸游在南鄭前線僅八個月，卻為他留下了終身難忘的追憶和取之不盡的詩料；九年川陝生活的實感，使他永遠懷抱著「曾經滄海」的感慨。

  陸游從65歲退居故里到85歲去世，期間除曾去臨安做一年史官外，一直在家鄉山陰鏡湖農村賦閒。由於生活環境的改變，晚年詩歌創作的重心也日漸轉移到對鄉居平淡生活的描寫上。但報國之志、憂國之心，未嘗因野處老邁而絲毫減衰。開禧北伐前，陸游從大局出發，力排眾議支持韓侂胄對金用兵，還幻想自己化為一匹「一聞戰鼓意氣生，猶能為國平燕趙」（《老馬行》）的老馬。至於臨歿前的《示兒》一詩，其生前之願、死後之心更讓人深深感動。他是帶著「死前恨不見中原」的遺恨離世的，但其的一生卻給後世留下了異常寶貴的精神財富。

  清趙翼在《甌北詩話》中說「放翁詩凡三變」，即少工藻繪，中務宏肆，晚造平淡。從現存的詩稿看，除少工藻繪的特點不明顯外，其他兩點基本符合陸游創作的進境。陸早年師從曾幾，私淑呂本中學習江西詩法。現入蜀前詩僅存百餘首，大都精粹雋拔，清新可讀。中期存詩2500餘首，成就最顯，是典型的放翁詩風的代表，也是詩稿中最精華、最有特色的部分。晚年退居山陰農村，創作最豐，存詩達6600多首，創作重心有所遷移，詩風歸於平淡，顯示出陸游詩的另一種風味。

  在陸游詩歌的解讀中，有幾個問題必須引起讀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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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關於陸游詩歌的自評與他評問題。

  對於自身的創作情況，陸游晚年有許多自評其詩總結性的言論，如「束髮初學詩，妄意薄風雅。中年困憂患，聊欲希屈賈。寧知竟鹵莽，所得才土苴……」（《入秋遊山賦詩略無闕日戲作五字七言》之一），詩人在與兒輩論一些詩的得失時，對早年的詩基本持否定態度，有時對中年的創作也不滿意，只有對晚年的詩頗為自愛，說「詩到無人愛處工」（《明日復理夢中意作》），而作品的實際情況並不盡然。陸游存世的《劍南詩稿》共計85卷，分前後兩次刊刻。第一次嚴州任上刊刻的20卷系他親自校定。後65卷是他兒子陸子虡在他身後匯刻的。《劍南詩稿》的前20卷，收錄的都是早、中年時期的詩作，詩人同時代的周必大、楊萬里、朱熹等人當初讀到並普遍看好的就是嚴州所刻的前20卷本詩稿。恰恰是這2500多首詩，使他獲得了「小李白」[6]、「不躡江西籬下跡，遠追李杜與翱翔」[7]、

  「在今當推為第一流」[8]、「筆力回斡甚善，非他人所及」[9]的巨大聲譽。明清兩代論者在極力推重陸游詩藝「模寫事情俱透脫」[10]、「不窘、不狹、不纖，獨能出奇無窮」[11]、「真朴處多，雕鎪處少」[12]的同時，評價的微詞也不絕於耳。常常出在「及觀全集後，前意頓減」[13]，或恨「蹊徑太熟」[14]上，以為放翁詩粗率不耐看。沈德潛《說詩晬語》分析，造成此種口實的原因是「詩篇太多，不暇持擇」，是為持平之論。放翁創作周期長，自稱「六十年間萬首詩」作品繁富在宋代詩人中是不多的。但必須辨析的是，這種簡單的重複，主要出在晚年近七千首詩的創作上。陸游嚴州任上所刻的20卷詩，自我把關很嚴，對63歲之前的作品已作了嚴格的汰選，留下的大都是精彩可讀的篇章。現存《詩稿》三分之二強的作品，均是詩人退居山陰農村20年間的創作，裡面雖不乏妙手偶得的佳章，如對愛國之志至死不渝的抒發、對農村風物的細膩生動描寫、對前妻纏綿悱惻的愛戀，並伴有精彩的關於創作的評論。但無可否認，後期詩存在不少平庸、隨意、輕率的作品，如懷舊一類詩境的重見復出，句式、典故的熟濫[15]等。詩人要在滿眼桑麻、缺少新變的生活中醞釀激情、發掘詩意固然不易，而選者要在數千首的日課詩中選出精粹的篇章，似乎更有從嚴刪斫的必要。宋代印刷業發達，作品在自然流傳中淘汰的可能性已小，所以宋人自覺的刪詩，不啻是一種明智之舉。陸游原有這方面的意識，退居後，也許是老年人的心態，對自己晚年的東西特別珍視，後數十卷在編定時「朱黃塗攛」，「親加校定」[16]，再也沒有當年大刀闊斧刪汰的勇氣。這求全之心，反而留為口實，也是詩人始料未及的。因此，我們對陸游自評其詩的某些言辭有必要持審慎態度。詩人鍾愛晚作，並不止一次地推舉自賞，這只能看作是詩人晚年審美評價的主觀感覺，不能成為後人評價其詩的客觀依據。

  和陶淵明、杜甫的身前寂寞不同，陸游在生前就享有盛譽。時人以尤袤、楊萬里、范成大、陸游並稱，視陸游為「中興之冠」[17]，被推為南渡詩壇穩操牛耳者。對陸游詩中的主流創作，即引人注目的愛國詩歌，在當時就引起了足夠的重視。鄭師尹在為《劍南詩稿》初版作序時就點到放翁詩「忠憤感激，憂思深遠」的特點。楊萬里說陸游「重尋子美行程舊，盡拾靈均怨句新」[18]，羅大經《鶴林玉露》雲陸詩「多豪麗語，言征伐恢復事」。即使在明朝中葉前後七子高呼「詩必盛唐」之際，陸游還是被推為「廣大教化主」[19]，受到士大夫重視。這個視為「詩魂」的主體精神，在民族危難深重的關頭，更多的人是從陸游詩歌中汲取了自強不息的精神力量。然而，這一部分愛國抒情詩，在整部《劍南詩稿》近萬首作品中的實際數量和所占的比重，不是特別多，遠遠不敵他的閒適詩，卻能給人以「集中十九從軍樂」的深刻印象。這說明一種精神和與之相應的篇章，有時並不需要絕對的量化，關鍵在於感發的強度、真切的程度、持久的魅力。正如紀昀所言：「此種詩（指《書憤》）是陸游不可磨處。集中有此，如屋有柱，如人有骨。」[20]這些詩，不論在整部詩稿中的數量比例多少，將永遠是陸游詩的脊樑。古代論者在感動此種精神的同時，在選詩評論方面，卻呈現出另一種光景。由於這類詩常集中在知名度較高的幾首名篇中，為人所共知。所以，一些選家在選輯陸游詩歌時，為體現選本的特色，避免復出，對這類詩歌反而言之甚少或者約略不言了。不少選家往往「略其感激豪宕沉鬱深婉之作，惟取其流連光景」[21]的詩歌。包括深受陸游的精神感召的宋代詩人劉克莊、元代方回，都喜歡摘章截句，激賞諸如「重簾不捲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等，以至於有的讀者以為陸游只是「蘇州一老清客」[22]——這是一種傾向。另一種傾向則是，一些論者因為有感於陸游盛名，於是求之過深。在選輯評點陸游作品時，殊多留意於圭璧之瑕可供臧否之處，還特別臚列了陸游詩中重見復出和稠疊句法加以針砭，放大詩人貪多務得、出手率爾的疏誤。陸游晚年詩，瑕瑜互雜，不暇剪除蕩滌，這是事實。但正如唐詩之美，《全唐詩》未必首首精湛一樣，我們看陸游，也應持辯證的眼光。陸游詩的藝術成就，固不像賀裳所言「才具無多，意境不遠，惟善寫眼前景物而音節琅然可聽」[23]，詩作繁富有所復出，不應成為全盤否定陸游的理由。陸游詩是經得起刪選的，在詩稿中立意與詩藝雙馨的作品，比比皆是。其名篇與文學史上任何一位大家相比，均毫不遜色，正如四庫館臣所言：「安可以選者之誤，並集矢於作者哉！」[24]

  二是對陸游詩歌的藝術個性和藝術獨創性的理解。

  與古人指摘其出手率爾、句式重複不同，今人對陸游的評論主要集中在對陸游精神的高度肯定和對陸詩缺乏藝術獨創性、不夠含蓄深婉方面。文學的問題，最終還應回到文學本體的探討上來，這是文學批評的成熟和深化。

  關於藝術個性，我認為必須結合作家的具體情況加以考察，不應有劃一的標尺。詩人個性風格的形成，既有其外在的因素，也有其內在的性格基礎。特別是抒情詩人，個性的差異，是形成不同風格的一個最根本的要素。以前我們探討陸游的創作風格時，比較重視外在因素，比如說有據可循的詩學淵源、師承、境遇、交遊，等等，而對詩人個性氣質解析往往比較忽略。其實，創作風貌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詩人精神氣質的個性差異造成的。辛棄疾、陸游基本上是同一時代的人，文學成就不相上下，其面目大不一樣。范成大和陸游唱和最多，兩人有蜀中一段密切的交往，詩風之異，也如同人面，這不能不說是個性在起作用。陸游並不缺少藝術個性，恰恰相反，他那以熱烈而坦然為標誌的藝術特色，正是他獨特性格的體現。與祖、父輩持重、恭厚、穩重的個性不同，陸游實屬多血質外向型性格的人。他性格中有許多「極端」的因素，如對酒能歌、愛花欲狂，性好奇險、我行我素，有較強的表現欲。諸多方面都似唐代的李白，其用世之心的迫切與執著，又遠甚於李白。陸游有遠矚政治的能力，並以史才武略自信自期，卻不諳身邊的仕途風雲，缺少謀身的能力。太多的文人詩人氣質，使他能夠在藝術創作領域內縱橫馳騁，在夢境醉歌中大顯身手，卻在現實生活中捉襟見肘，動輒得咎。他的性格不適合那個畸形侷促的時代，朱熹說「恐只是不合作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也」[25]。確實，陸游政治上的單純和熱情，是成就他詩歌浪漫情調必不可少的因素。

  陸游與辛棄疾相比，在政治理想和恢復中原的意念方面，有著同樣強烈和持久的信念。陸游初不願成為一個詩人，正如辛棄疾未料自己竟成一位詞家一樣，文學上的建樹實非他們的本願，都是事功落空後的產物。也就是說，陸、辛的詩詞內容，並不存在多大的「說什麼」的差異，關鍵是「怎樣說」的問題。兩人因個性的差異，手段自是不同。辛是一個有謀略、有手段，在實踐方面可以建立事功且有權變的英雄人物，他的武略文才可以從他壯歲深入金營、隻身擒縛叛將張安國、組建飛虎軍和《美芹十論》論奏中得到證實。當壯志落空後，他便把平生的膽識與謀略手段全部用到了詞的寫作中，這固然是一種藝術需要，同時也包含著政治上的一份壓抑。在詞中往往用曲筆、典實、景物為抒情手段，幽折多變，盤旋激盪，不作直接敘寫，賦壯詞而不乏曲折含蘊之美，故能獨樹一幟。與辛棄疾相比，陸游只能算是一個熱情而單純的詩人，無論是處世還是創作，都表現出這方面的特點，易感、率直、透明、真摯，與辛棄疾有意斂藏不同，不加諱飾的性情流露以及沛然勃發的盛氣，成了陸遊藝術創作的特徵。性格與詩歌互為表里的創作，使陸游觸處皆發，熱情真摯而頓挫不足，這也是單純浪漫個性使然。陸游能在經歷了兩次北伐失敗、屢遭讒毀擯斥、放廢農村整整20年以後，對朝廷北伐仍懷抱幻想，臨歿時尚留下「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示兒》）的遺願，這正是詩人赤子情懷的表現。

  在詩歌史上，原有許多本色的創作，如屈原作品中高潔好修的嚮往追求，陶潛詩的任真自適，李白的狂放飄逸，杜甫的忠愛纏綿等，他們筆下的題材和內容，都是一種與生命、性情、襟懷相結合的本色流露，而不僅僅如一般詩人只憑才情技巧「作詩」。才情與技巧可以有一時動人的篇章，但這僅是偶然的靈感，只有以生命本色作詩，才具有足以感發人心的巨大震撼力，這正是偉大作家與一般作家的區別所在。陸游就是這麼一個用生命本色譜寫詩篇並用整個一生來踐諾偉大志向的傑出人物。陸游從江西詩法入門，應該是懂得藝術的謀略之道的，但江西詩法顯然與他束縛不住的個性有不諧之處，所以他在創作中有意無意地在迴避這種謀略而追求袒露和率真。陸游是性情中人，他的詩大都率性而發，直書其事略少含蓄，這確是情之所至，是他個人也無法控制的一種情感。魯迅曾說，陸游是南宋「慷慨黨」[26]中的一個，還說情緒正烈時不宜作詩，鋒芒太露能將詩美殺掉，這是出於對藝術的理性思考。魯迅的冷峻深刻，原不是放翁所有；而放翁的熱烈浪漫，也不是魯迅所長。陸游的一些抒情詩，絕大多數是在情緒激烈時寫下的。他不加諱飾的性情披露，至情至性的抒發，大到對國家民族的愛，小到私情玩好，都是那麼率真天然。連豐富的閱歷、坎坷的遭遇也未能改變這種與生俱來的秉性和特質。他的愛國述志詩是真情的流露，貌似飄然出世的「漁歌菱唱」，一直被認為是有悖情志「消極」之作，我以為也是放翁性情的寫照，是一種明眼可見的政治牢騷，一種單純執著性格之人的偏激。錢鍾書《談藝錄》中說「狷急之人作風不能盡變為澄淡，豪邁之筆性不能盡變為謹嚴」。陸游性格外向，快人快語，心中積鬱既多，發而成詩，於是大氣磅礴，沛然而來。雖然在藝術手段晦明變化的運用上，可能稍遜於蘇、辛，但自有一股激盪於詩、充塞於天地之間的浩然正氣，這正是放翁詩發揚踔厲處。

  三是關於陸游詩歌的再評價問題。

  陸游的作品，一直是後人關注的熱點。從南宋到清末，就有280餘家論者對他有書面評騭[27]。20世紀的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對陸游作品的關注程度更甚於古人。

  20世紀前50年，由於國家民族正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陸游詩中的憂患意識和強烈的愛國情感深深感動了有責任感的中國人。在後50年，陸游作品的研究依然是古典文學研究中的一方重鎮。即使在五六十年代乃至「文革」期間，一直不受重視、門庭冷落的宋詩研究領域中，陸游詩歌研究一枝獨秀的現象也是殊為罕見的。這一是緣於陸游的詩中愛國思想比較突出，剛好趨合了當時特別強調的文學社會意識形態功用的批評標準；二是因為陸游詩中確實有讓人感動並能使人產生共鳴的地方。毛澤東並不喜歡宋詩，但他卻十分激賞陸游的作品，還模仿作「仿陸放翁詩」。在這種背景下，有關陸游的一些基礎性研究也得以全面啟動、順利開展。像齊治平的《陸游傳論》，歐小牧的《陸游年譜》，朱東潤的《陸游傳》、《陸游研究》，孔凡禮、齊治平的《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陸游卷》等成果，都是那時起步並奠定的基礎。那個時期，國內高校影響較大的中國文學史教材，均以完整的章節和較大的篇幅，給陸游以充分的評價，影響波及甚遠。總之，陸游的影響，已不僅僅局限於文學批評領域，有時已超越了文學的範疇上升為一種精神感召。在意識形態領域中，他甚至具有獨特的社會地位。

  20世紀的後20年，是文學批評的自覺時期。以往研究中只講唯物史觀和社會學批評的現象，得到了根本的轉變。文學自身的審美特徵受到重視，文學研究的方法和視野大為拓展。宋代文學研究全面鋪開呈多元發展的趨勢，陸游研究也得以長足的進展，出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與前時期比較，多有發揮與創見。然而，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化和學術界重寫文學史呼聲的日益高漲，一些以往由於「左」的影響沒有被充分評價的古代作家，陸續被重新提出討論；一些本來沒有給予應有地位的詩人，他們的藝術價值也逐步得到充分的發掘和確認。以前，當別的作家不同程度地受冷遇的時候，陸游卻受到特別關注與青睞，其文學地位自不待言；問題是當別的作家的文學成就被一一重新確認並且給予較高評價時，陸游的文學地位是否將面臨著新的評估和新的挑戰。於是，在一些研究中，有的論者開始對陸游的文學地位和創作成就提出一些看法和質疑。除上面提出的關於藝術個性和獨創性問題外，諸如陸游研究是否尚存空間，陸游與同時代其他作家相比究竟應處什麼位置，在新的批評格局中如何重新認識陸游詩的價值，等等。

  我以為這種質疑和思考是正常的。確實，陸游研究到了現在這樣的程度，每進一步都實屬不易。由於最近20年研究的積累，一般性的問題論者都涉及到了。今後想有大的突破，則有賴於材料的發現和視角方法論上的突破。比如說杜甫研究，本以為宋以來千家注杜，已臻極致，但後來在這一領域裡還出了那麼多成果，取得了許多新的進展。可見，只要作家作品的價值存在著開掘的可能，那麼相關的研究將永遠有發展的空間。

  關於陸游的文學地位，雖然說批評者心裡都有不同的尺度和標準，但真正起決定作用的還是被評價的作家作品本身的存在價值。對同一位作家，由於評價標準與角度的不同，被評價者的地位有上下波動、消長震盪是屬正常現象，在短時段里沒有必要作刻意的確認。在陸游的評價中，之所以出現這樣那樣的質疑和看法，可能與以往過於強化陸游的主流創作有關。特別突出陸游的愛國詩章和認識價值，無意之中就會忽略其餘。錢鍾書說，陸游詩還有熨帖出日常生活滋味的一面，這一面似乎一直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論及陸游只強調了作為愛國者的陸游，淡化了作為一個詩人的陸游，以至於一個如此多彩的詩人，給人的印象卻是面目單純、情趣索然的模式化人物，這委實是對詩人詩作的一種誤讀。陸游的愛國詩章固然寫得動情且引人注目，但除了這些詩，陸游的集子裡尚有許多富有意味的詩章，比如沈園情愫、酒詩醉歌、道家養生、詠物品題、山水紀游、童稚情趣、田園節候、風土民俗、談詩論藝、遊仙紀夢、酬唱贈答、詠史懷古，等等。陸游絕非有人指摘的只知一味叫囂的詩人，他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有很多文人士大夫的情趣；他又是一個有著豐富情感並且善發的人，而這一切又緣於他易感的氣質。與這樣的人結交，你不必懷有機心，選讀他的一些作品，恰如直面放翁的五彩人生。《劍南詩稿》洋洋近萬首詩，「譬之深山大澤，包含者多」[28]。題材涉及之廣，元方回《瀛奎律髓》已剖分為20餘類列於唐詩之後，這種分類雖過於龐雜牽強，但也說明詩稿包羅之富，與只守「半畝之宮，一木一石，可屈指計數，而顧欲以此傲彼」[29]之類的詩人，自是兩種風範。陸詩如深山大澤，蘊涵甚豐，有意探索的人，均可在其中找到一份與自己心境相諧的自得。因此，對陸詩題材的開掘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陸游一生精力在詩，與詩所取得的矚目成就相比，他自己對詞常有夷然不屑之意。儘管如此，在當時還是被人看好。「其激昂慷慨者，稼軒不能過；飄逸高妙者，與陳簡齋、朱希真相頡頏；流麗綿密者，欲出晏叔原、賀方回之上。」[30]這番話自有過譽之處，卻概括了放翁詞的三類題材風格。陸詞現存140多首，主要集中在抒懷、戀情、隱逸三類題材。其中抒懷詞約有20餘首，抒發類似詩歌一樣的抱負襟懷，筆法率直遒勁，最能代表放翁習氣，可看作南宋辛派愛國詞的羽翼。戀情詞約50首，多是早、中年所作，或描寫一時感遇，或有所寄意，名聲最大的當推《釵頭鳳》。陸游隱逸詞近70首，幾占總數一半，大都作於罷職閒居情緒低落時，有超塵拔俗之想。但更多的是「嗟時人誰識放翁」的牢騷，與述懷詞抒發的幽憤互為表里，不宜輕覷，值得深究。

  本書共選評陸游詩詞190首，分9類，也僅僅是陸游眾多詩詞作品中的一小部分。注詩說詩之難，陸游自己深有體會。當年范成大曾敦促陸游為蘇軾詩集作注，陸游不敢注蘇詩。以陸游這樣的飽學之士，況謹謝不能，今天為陸游詩詞選注點評，心裡確有惶恐之感。好在前人對陸游作品的基礎研究資料非常豐厚，如錢仲聯的《劍南詩稿校注》，夏承燾、吳熊和的《放翁詞編年箋注》，於北山的《陸游年譜》等，都是足以借鑑的研究成果。其他富有特色的選本、賞析集也提供了良好的範例。本書試圖轉換視角，從陸游詩詞的題材入手，分門別類，選錄足以代表陸詩各類題材的優秀作品，除突出陸游主體風格外，充分展示陸游創作的豐富性和在題材領域中引人注目的實績。在注評方面，除酌加注釋外，重在發現各類詩詞的意境旨趣，引申觸類，適當地旁及探討同類作品之間的軒輊，開闊視野，為愛好陸游作品的讀者提供談藝論詩之助。固不敢強作解人，只算是我對於這位素所敬慕的鄉賢獻上的一瓣心香吧。

  ［注釋］

  [1]梁啓超《飲冰室文集》卷45《讀陸放翁集》其一。

  [2]《渭南文集》卷31《跋傅給事帖》。

  [3]《宋史·本傳》。

  [4]《宋史·本傳》。

  [5]《宋史·本傳》。

  [6]羅大經《鶴林玉露》卷4引周必大言。

  [7]姜特立《梅山續稿》卷2《陸嚴州惠劍外集》。

  [8]朱熹《朱子大全集》卷64《答鞏仲至》。

  [9]《宋史·本傳》。

  [10]袁宗道《白蘇齋詩集》卷5《偶得放翁集快讀數日誌喜因效其語》。

  [11]朱陖選《劍南詩選》汪琬序。

  [12]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卷1《品藻》。

  [13]賀裳《載酒園詩話》卷5《陸游》。

  [14]查慎行《初白庵詩評》卷下評《瀛奎律髓》陸詩語。

  [15]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後六冊的許多典故，均用參見法。

  [16]陸子虡《劍南詩稿跋》。

  [17]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18。

  [18]楊萬里《誠齋集》卷2《跋陸務觀劍南詩稿二首》之一。

  [19]王世貞《藝苑卮言》。

  [20]《瀛奎律髓》卷32忠憤類紀昀批語。

  [2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60《劍南詩稿》。

  [22]閻若璩《潛邱札記》卷4。

  [23]賀裳《載酒園詩話》卷5《陸游》。

  [24]《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60《劍南詩稿》。

  [25]朱熹《朱子大全集》卷34《答徐載叔庚》。

  [26]魯迅《准風月談·豪語的折扣》。

  [27]據孔凡禮、齊治平編纂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陸游卷》。

  [28]《宋四名家詩鈔》周之麟《放翁詩鈔序》。

  [29]《宋四名家詩鈔》周之麟《放翁詩鈔序》。

  [30]劉克莊《後村詩話》前集卷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