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商隱（812—858），字義山，號玉溪生，又號樊南生，原籍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博愛），祖父時遷居鄭州滎陽（今鄭州滎陽市）。李商隱是我國唐代後期最為傑出的詩人，因捲入朋黨鬥爭，終生沉淪使府，鬱郁而逝。他的詩抒寫了那一時代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與苦痛生涯，深刻反映晚唐的政治鬥爭和衰亡破敗的社會現實，揭露統治階級的腐朽無能，同情人民的疾苦，於文、武、宣三朝，堪稱「詩史」。他所獨創的無題詩，含蓄蘊藉，音調諧美，深情綿邈，沉博絕麗，且富於象徵和暗示色彩，將唐代詩歌的抒情藝術推上一個新的高峰。清初吳喬云：「於李、杜後，能別開生路，自成一家者，唯李義山一人。」（《圍爐詩話》）

  （一）

  李商隱出身於下層官吏之家，三歲時隨父親至浙東孟簡幕府（紹興），約三年轉至浙西李翛幕（鎮江），在江南生活了六七年。十歲時父喪，躬奉板輿，返回滎陽，「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過著「傭書販舂」的生活。（《祭裴氏姊文》）少年李商隱勤奮攻讀，求師問道，以期將來能報效朝廷。然而唐帝國進入晚期，各種矛盾交織，已是殘陽夕照，無可挽回。李商隱有理想，有抱負，希望自己能匡國理政，迴轉天地。其《安定城樓》云：「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終因朋黨小人猜忌，抱負難酬，理想破滅。

  李商隱年輕時為牛黨令狐楚所賞識，後又得令狐綯之力進士及第。觀令狐父子之賞拔，實亦為牛黨搜羅人才。而李商隱似不以此為意，從未將自己置身於牛黨或「李黨」（李德裕實未樹黨，此當別論）。其所交往有牛有李，其現存詩文對牛、李雙方均有所肯定，也有所批評，實未介入黨局。然因娶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女，而被牛黨目為「李黨」中人。《舊唐書》本傳雲「宗閔黨大薄之」，令狐綯亦「以商隱背恩，尤惡其無行」。《新唐書》本傳云：「茂元善李德裕，而牛（僧孺）李（宗閔）黨人蚩謫商隱，以為詭薄無行，共排笮之。」又云：「（鄭）亞謫循州，商隱從之，凡三年乃歸。亞亦德裕所善，綯以為忘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一位有理想，有才華，且又同情人民的詩人就這樣被「扼殺」了，終其一生，窮愁潦倒。「十年京師寒且餓，人或目曰：韓文杜詩，彭陽章檄，樊南窮凍。」（《樊南甲集序》）其《回中牡丹為雨所敗》云：「前溪舞罷君回顧，並覺今朝粉態新。」他對自己的處境和前程，即在赴涇原之回中道上，已有預感，言今日雖「為雨所敗」，然「粉態」尚新；他時零落成泥，則求今朝之「粉態」並亦不可得矣。

  

  李商隱一生官不掛朝籍，進士釋褐，二為俗吏，三入幕府，淟涊依人，最後寂寞地死去。「如何匡國分，不與夙心期？」（《幽居冬暮》）他哀嘆匡國無分，報國無門，夙心之期完全地破滅！其感懷及部分詠物、詠史、酬贈詩，主要抒寫自己一生的遭際，反映了晚唐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安定城樓》《夕陽樓》《任宏農尉獻州刺史乞假歸京》《晚晴》《聽鼓》《過鄭廣文舊居》《讀任彥升碑》《流鶯》《回中牡丹》《臨發崇讓宅紫薇》《晉昌晚歸馬上贈》《宿駱氏亭寄懷》等，是其人生遭遇的感慨之作。

  李商隱對古典詩歌，特別是對近體詩的獨特貢獻，乃在於他的無題詩。紀曉嵐《四庫總目提要》云：「《無題》之中，有確有寄託者，『來是空言去絕蹤』之類是也。有戲為艷體者，『近知名阿侯』之類是也。有實屬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風』之類是也。有失去本題者，『萬里風波一葉舟』之類是也。有與《無題》相連，誤合為一者，『幽人不倦賞』之類是也。其摘首二字為題，如《碧城》《錦瑟》諸篇，亦同此例。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殊乘本旨。」紀曉嵐認為，對「無題」之是否有寄託，必須具體分析，其言固近理。但是，對無題詩之界定及對具體詩篇之詮釋，則仍見仁見智，分歧較大。

  無題之什，大多為戀情詩，主要應是抒寫與女冠宋華陽氏之戀情；另有少數寫柳枝及婚前戀念王氏之作。「幽人不倦賞」與「萬里風波一葉舟」二首顯為誤入。「待得郎來月已低」及「戶外重陰黯不開」則是戲為艷情。若必言有寄託，似只「八歲偷照鏡」及「何處哀箏隨急管」二首，且仍可作戀情解。

  《李肱所遺畫松詩》云：「憶昔謝四騎，學仙玉陽東。」考商隱行跡，學仙玉陽至遲當在文宗大和初（827—829），約十六至十八歲。其後二年入令狐楚天平幕為巡官。大和六年（832）二月，令狐楚調任太原，商隱當有復至玉陽之跡。大和八年（834）三月曾隨崔戎至兗州幕，為崔掌章奏。六月崔戎病逝，秋返滎陽，路經濟源，當重至玉陽靈都觀訪宋華陽。自大和元年（827），首尾八年。茲以「無題」為主，兼及他詩，略譜商隱與女冠宋華陽氏戀情之始末。

  大和元年（827），十六歲。春間某日黃昏於玉陽山路信馬而行，遇宋於七香車內，此鍾情之始。有《無題》「白道縈迴入暮霞」一首。

  夏日有「鳳尾香羅薄幾重」及「重幃深下莫愁堂」《無題二首》。言「斷無消息石榴紅」，言「直道相思了無益」，可見自春徂夏，思之深矣。

  七月初七，或因道事，稍有交接。《碧城》之三憶及「七夕來時先有期」。

  七月十五中元節，似因道場道事，得訴衷曲，或有定情之物，而夫婦之事未諧。《中元作》雲「羊權雖得金條脫，溫嶠終虛玉鏡台」。

  九月應有一次遠別，或宋陪貴主返長安府第。商隱於宋氏行前，當潛至靈都觀敘別，有《河內詩·樓上》一首。宋氏以「短襟小鬢」之晚妝迎之，兩情密款，暗約後期，並言「停辛佇苦」，誓不相負。

  大和二年（828），十七歲。宋氏陪貴主逗留長安，春間作「相見時難別亦難」一首寄之。

  春暮，宋華陽先歸山，商隱於日暮等待，夜闌相會，至華星臨照始歸玉陽東山，有《無題》「含情春晼晚」記其事。

  夏日，或宋氏又赴長安，此前當有一次恣情歡會，《聖女祠》隱記其事。二句「龍護瑤窗鳳掩扉」，此畏人眼目，故關窗閉戶。

  大和三年（829），十八歲。正月十五上元節，當有一次短暫相遇，《昨日》詩記其事，並約定正月十七相見，故又有《明日》詩，雲「憑闌明日意，池闊雨蕭蕭」，是二詩皆正月十六所作。

  春間，商隱當至靈都觀參與道事，道場人眾，未能交談，其間目成而已，有《一片》（一片非煙隔九枝）記其事。

  此後戀情當有波折，或為貴主所知而受阻。有《無題》「紫府仙人號寶燈」、《月夕》「兔寒蟾冷桂花白」與《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等詩。

  年底令狐楚聘商隱入天平幕，商隱當於大和四年（830）春間離玉陽，與宋氏暫別。

  大和六年（832），二十一歲。令狐楚調任太原尹。春間當再至玉陽山訪宋，時隔二年有餘，宋當「移情別戀」，或即永道士其人。商隱日後有《寄永道士》詩，言「君今並倚三珠樹」，又有《春風》詩，雲「若教春有意，惟遣一枝芳」，顯有妒羨之情。再訪之，宋「閉門謝客」，商隱有《日高》詩記其事。

  大和八年（834），二十三歲。六月崔戎病卒，秋返滎陽，經濟源訪宋，冀宋或可下山還俗，事未諧，作《嫦娥》詩以抒慨，言其「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後知宋別戀已堅，最後作《銀河歡笙》而斷其情，言「不須浪作緱山意，湘瑟秦簫自有情」。

  此後又有《曼倩辭》《重過聖女祠》《碧城三首》《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等作。

  如此不厭其煩的系年編目，無非說明李商隱「無題」多為戀情之什，且多與女冠有關，故此隱去其題並寫得如許朦朧婉曲！

  （二）

  魯迅說：「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題未定草·七》）李商隱絕不只是感懷身世或抒寫戀情，他的詩是晚唐社會和政治鬥爭的一面鏡子，是老杜、白傅之後，反映現實最為深刻的詩人。

  中唐以後，封建地主階級及其政權與農民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統治階層內部也存在三大矛盾，即朝廷與宦官專權，朝廷與藩鎮割據，朝官之間的朋黨鬥爭。這些複雜的矛盾與鬥爭，在李商隱詩中都有深刻的反映。

  《行次西郊作一百韻》直可與老杜《北征》相匹。其所述京郊農村荒蕪殘破，農民生活悲慘的情景，令人怵目。「高田長槲櫪，下田長荊榛。農具棄道旁，飢牛死空墩。依依過村落，十室無一存。存者背面啼，無衣可迎賓。」京郊尚且如此，他處當更為慘烈。造成如此破敗情景，直接原因是「甘露之變」以後，官健為盜，節使兇殘；亂自上作，禍及百姓。史載宦官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奕為鳳翔節度使，神策軍四出剽掠，百姓備受殘害。「鳳翔三百里，兵馬如黃巾。夜半軍牒來，屯兵萬伍千。鄉里駭供億，老少相扳牽。兒孫生未孩，棄之無慘顏。不複議所適，但欲死山間。」農村早被官軍搶掠一空，再無可供億，只好扳牽而逃；兒孫出生才數日，尚不知「笑」為何樣，即忍棄山野而毫無慘切之色。農民至此，但求全屍於深山野坳。李商隱描畫了晚唐長安郊外的一幅殘破景象，有很高的認識價值，千載後而知唐帝國之焉能不亡！

  「爾來又三歲，甘澤不及春。盜賊亭午起，問誰多窮民。」「官健腰佩弓，自言為官巡。常恐值荒迥，此輩還射人。」三年苦旱，顆粒無收，而官健一到，即自為盜。何焯《讀書記》評此云：「災荒之時，兵即為盜，千古一轍！」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官健吏兵的搶劫擄掠，為自己挖掘了墳墓，這就是「官逼民反」。李商隱詩深刻地反映了這一規律：「盜賊」亭午起，問誰多窮民！

  李商隱並不停留在農村殘破，人民生活悽慘痛苦的描寫上，而是從現實擴展到整個帝國的歷史，包括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安史之亂，藩鎮割據，宦官專政，外族入侵，直至甘露之變；又從橫的方面，從農村擴展到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及諸如種族矛盾等等問題，對歷史和現實進行總結，得出結論：「我聞理與亂，系人不系天。」從而將批判的鋒芒指向整個封建制度吏治的腐敗，而當時李商隱還只是一個「初出茅廬」的二十六歲青年。

  大和九年（835）十一月，文宗與宰相李訓、鳳翔節度使鄭注密謀誅宦官，偽稱「金吾院石榴夜有甘露」，謀誘宦官往觀而伏殺之。事未成，李訓、鄭注、王涯等皆為宦者捕殺，族滅十一家，誅死數千人，從此文宗更成為傀儡，史稱「甘露之變」。李商隱以其思想之深邃和史家之冷峻，於事變後僅數月即寫了《有感二首》和《重有感》等一組詩。「素心雖未易，此舉太無名」，指出李訓誅滅宦官，本心實忠於朝廷，然託言甘露，近於胡來；「九服歸元化，三靈葉睿圖」，指出當時誅殺宦官時機並不成熟；「古有清君側，今非乏老成」，一方面肯定誅宦的正義性，同時又指出其未依靠朝中「老成」之元老重臣；「丹陛猶敷奏，彤庭飆戰爭」，言如此重重大決策，居然倉猝行事而招致失敗……

  李商隱於「甘露之變」所作詩，立論精嚴，評論精當，實可充形象之「史評」。一般說來，一起重大事件，當它發生之時或之後未久，是很難做出全面而正確的評價的。這不僅因為許多當事人尚健在，難免以甲就乙，言不由衷，更因為人們對事件之認識有一個逐漸深化的過程，而事件本身也必須經過歷史的淘洗，才能顯露其本質的真實。恩格斯極其稱讚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還在「展開或者剛剛終結時，就能正確地把握住這些事變的性質、意義及其必然結果」（《法蘭西內戰》導言）。我們也不得不佩服這位二十六歲的年輕詩人，對現實的準確把握及深刻的判斷力。

  李商隱不僅反對宦官專政，亦反對中唐以來的藩鎮割據、分裂國家。他歌頌裴度平淮西吳元濟的戰爭，稱裴度為「聖相」；充分肯定韓愈的《平淮西碑》，為碑石之被推倒不平、翻案。會昌三年（843）四月，劉稹據澤潞自立，朝臣多主姑息縱容，李商隱作詩稱其為「狂童」，為「微妖」，並代王茂元作《與劉稹書》，勸誡其輸誠投降。對文宗以絳王李悟女壽安公主下嫁成德節度使王無逵，李商隱作《壽安公主出降》詩，指出節鎮以強兵銳師索娶公主，而朝廷答應公主下嫁，其「事等和強擄」，認為此例不可開，因為「四郊多壘在，此禮恐無時」。詩一方面反藩，同時指責文宗之政策失誤，而其時文宗尚在世，是可見商隱之詩膽！

  此外，李商隱還通過許多詠史、懷古詩，譏判時政，揭露最高統治者之昏庸無能，心胸狹窄，樂不知節，佞信仙道等，在其沉淪潦倒之時，仍不忘國家，關注現實！李商隱應是杜甫、白居易之後我國唐代的又一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

  （三）

  李商隱詩旨意含蓄，情感沉潛，境象朦朧，隱篇秀句，呈現一種沉博絕麗、陰柔淒艷的藝術風格。

  「含蓄大多用比體」。（孫聯套《詩品臆說》）而賀裳《載灑園詩話》云：「魏晉以降，多工賦體，義山猶存比興。」是商隱之比興詩，大多含蓄不露。《樂遊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作者抓住夕陽欲落未落之特徵，以「日為君象」與暮年的悲嘆進行哲理性的比附，既寄託身世之感，又興懷家國之憂。所以楊萬里以為這詩是「憂唐之衰」（《誠齋詩話》）。清人何焯則進一步解為：「遲暮之感，沉淪之痛，觸緒紛來，悲涼無限。嘆時無宣帝可致中興，唐祚將淪也！」（沈輯評《李義山詩集》）二十個字表現了如此重大之主題，卻又含而不露。商隱詩之意蘊又特重境象特徵與興寄之間的內在聯繫。《初食筍呈座中》之嫩筍，從形到神，與詩人之年華、抱負皆可比況興寄。《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袞》末雲「留得枯荷聽雨聲」，顯亦借枯荷以寄慨。曹雪芹於《紅樓夢》第四十回借林黛玉之口，言最喜此句。大約曹氏以為黛玉其時與商隱有同一的身世之憂，故特表而出之。又如《蟬》雲「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寫蟬聲稀疏淒斷入神，以喻己之悲苦無援；而哀蟬自鳴，綠樹自碧，顯示了環境之險惡無情。李因培評曰：「追魂之筆。」（《唐詩觀瀾》）而其境象與寄託之不即不離，或形神兼具，或舍形取神，均為後之詩人所極賞嘆。《流鶯》之飄蕩參差，度陌臨流，風朝露夜，千門開閉而巧囀擇棲，是為流鶯之「形」；而曾苦傷春，鳳城之無枝可棲，則是「神」。設若無巧囀擇枝而飛，則「傷春」之情便過於空靈。至如《十一月至扶風界見梅花》，僅於題中及首聯點其開非其時（十一月），開非其地（匝路），通首舍梅之「形」，而僅取其「神」：「為誰成早秀，不待作年芳！」此離形得似而蘊身世於其中。

  張采田評李商隱詩有所謂「潛氣內轉」四字，實則言其情感表達之沉潛，而非傾瀉或爆發型者。詩人將情感氣勢沉潛於心，只在體內胸中流蕩往復，抑其噴薄直瀉，因而吐言為詩便形成一種不直不露，亦陰亦柔之情勢。「荷葉生時春恨生，荷葉枯時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長在，悵望江頭江水聲。」悼亡之苦，抑鬱於心，迴腸內轉，而以荷生荷滅，春恨秋恨，身在情在，江頭江水重言復沓為詩。而《夜雨寄北》之兩「期」字，一問一答，綿延遞接；三、四「巴山夜雨」之復疊，將眼前景與日後思，及日後所思今日之眼前景，不同時空之景象同納於尺幅之中，均是潛氣內轉而以其情感脈絡之內在線索與作品之同構對應。此種情感沉潛，常以詩句之復辭重言出之，如「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欲織相思花寄遠，終日相思卻相怨」；「只知解道春來瘦，不道春來獨自多」；「回頭問殘照，殘照更空虛」；「迴腸九回後，猶有剩迴腸」。「迴腸」云云，為李商隱詠落花之名句，潛氣內轉而至於「九回」之後，猶有「迴腸」剩下，則可見其愁思之情皆沉潛於心也。

  境象朦朧是李商隱詩之重要藝術特色。商隱因其思想、經歷與審美情趣之與眾不同，其詩往往攝取天仙、神話、佛道、方外之事入詩，並以富有情韻與象徵、暗示的手法加以表現，故其詩往往蒙上一層縹緲迷茫的色彩。據初略統計，李詩之採用神天仙道，世外傳談的形象約達八百多事。如《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云：「偷桃竊藥事難兼，十二城中鎖彩蟾。應共三英同夜賞，玉樓仍是水晶簾。」短短二十八字竟用了東方朔、嫦娥、十二城、彩蟾、玉樓、水晶宮等六個神仙方外典故，故極具朦朧縹緲之致。但是，境象朦朧，而義蘊皆有所指向。如凡「十二」，則往往指道觀。《集仙錄》：「西王母所居宮闕在閬風之苑，有城千里，玉樓十二。」則「更在瑤台十二層」，「碧城十二曲欄干」，「雲梯十二門九關」，「十二玉樓空更空」，「只有高唐十二峰」，「十二玉樓無故釘」等等，均與女冠之戀情有關。《聖女祠》《重過聖女祠》，顯皆以祠喻道觀而以聖女喻宋華陽等，如此解讀，自會撥開「無題」之朦朧迷霧，得其真解。李商隱詩景象之朦朧，還表現在結聯末句之以景結情，宕出遠神，即不以理結，亦少情結，而多以景（境）、神結。「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無題》），「良宵一寸焰，回首是重幃」（《如有》），「平明鍾後更何事，笑倚牆邊梅樹花」（《昨日》），是以神（情、態）結，所謂宕出遠神；「歸去橫塘晚，華星送寶鞍」（《無題》），「五更又欲向何處，騎馬出門烏夜啼」（《無題》），是以境結；「憑闌明日意，池闊雨蕭蕭」（《明日》），「玉璫緘札何由達，萬里雲羅一雁飛」（《春雨》），是以景結。而無論神結、境結、景結，其篇終均為混茫、朦朧之象，其所蘊義亦特含蓄深廣，是所謂「形象大于思想」。

  《文心雕龍·隱秀》云：「隱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復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可見「隱」指篇中有言外之意，味外之旨；「秀」指語言獨拔卓絕，警策秀出。以上就詩之旨、情、境論其「隱」，下面略言其「秀」。「逝川」「南雲」，「杜鵑」「蝶夢」，「星娥」「月姊」，「團扇」「回雪」，「劉郎」「蓬山」，「傷春」「傷別」，「夢雨」「靈風」，「龍山雪」「洛陽花」，「前溪舞」「西南風」，「三宵露」「午夜風」，「青雀西飛」「梁間燕子」，「羅薦春香」「瀟湘煙景」……等等，無不是熟事熟語，然作為概念外殼之詞藻，由於歷代詩人文士之反覆使用，增殖了許多特定之情感與韻味。李商隱特別提煉此種富有情韻之語句入詩，宣洩其特定之情韻義，使詩句常會有言外之意，味外之旨，韻外之致。《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是一篇之警策。」即劉勰所云之獨拔卓絕之「秀句」。「漢魏詩只是一氣轉旋，晉以下始有佳句可摘。」（《說詩晬語》）李商隱詩音節流美，兼有一氣轉旋和秀句連篇之妙。如「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瀟湘浪上有煙景，安得好風吹汝來」；「人世死前惟有別，春風怎擬惜長條」；「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思子台邊風自急，玉娘湖上月應沉」；「一條雪浪吼巫峽，千里火雲燒益州」；「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雲雜雨雲」；「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於老鳳聲」；「堪嘆故君成杜宇，可能先主是真龍」；「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有詠物，有寫景，有議論，有抒情；佳句、警句、秀句，疊出不窮。有的詩甚至三聯、四聯皆為獨拔卓絕之秀句，如《無題》《錦瑟》等。即以「春蠶」「蠟炬」一聯，就堪稱千古絕唱，它已成為我國古代文人愛情詩的代用語。錢牧齋以為「深情罕譬，可以涸愛河而干慾火」，姚培謙以為「此等詩似寄情男女，而世間君臣朋友，若無此意，便泛泛然與陌路相似」，孫洙則雲「一息尚存，志不少懈，可以言情，可以喻道」。是其評論已越出詩句固有之形象及旨義，以其警策獨拔，意象深廣而又高度典型化，故可以類比，可以演繹；可以理解為對愛情之堅貞，也可理解為對一種崇高理想之執著追求，不為一象一義所束縛。是所謂篇中獨拔之秀。

  晚唐社會的衰亡破敗，個人事業的失意困頓，家中親人的生離死別，決定了李商隱一生的悲劇性。悲劇在一個善良正直的詩人身上持續了近四十年，怎能不在他創作的詩歌上投下悲愴的影子呢？這個影子就是生活折射而成的他的詩作的陰柔、淒艷的朦朧美。讀者不論是從「知人論世」方面縱觀他的一生，還是從他所抒寫的無數深情綿邈、淒艷欲絕的抒情詩中，都將從深切的哀感中產生一種悲憫的感情，從而以沉痛而冷靜的眼光去分析批判晚唐的社會現實，總結李商隱一生思想、性格乃至創作上的得失。

  最後附帶說一下本集編選、注釋、點評的有關問題。

  李商隱現存詩五百九十四首，又《集》外詩十六首，陳尚君《全唐詩補遺》錄入四首，零句不計，共詩六百一十四首，但有的詩顯為誤入，故所選多以正編三卷為據。

  本集以《全唐詩》三卷為底本，個別字酌情參校其他版本，不另作校記。

  本集分為八輯。首為無題詩；二戀情詩；三為婚情、憶家、寄內及悼亡之詩；四詠物詩；五送別、贈寄詩；六感懷詩；七詠史、懷古詩；八為反映晚唐社會現實及政治鬥爭之詩。

  本集各首均有「簡注」及「點評」。簡注以征典、達意為準。點評則疏通詮解、短點長評，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不拘一格。

  李商隱無題詩約近百首：第一類以《無題》為題之詩二十首；第二類以首二字為題如《錦瑟》《碧城》《昨日》等計三十七首；第三類雖有題實亦無題如《春雨》《聖女祠》《銀河吹笙》等約四十首。然摘首二字為題之詩，並非全是無題詩，如《井絡》《潭州》，均地名，一為詠史言政，一為懷古詩，《龍池》亦詠史，《流鶯》《高松》為詠物，《搖落》感懷，《滯雨》鄉思，而《東南》《日日》《一片》（一片瓊英）立意亦自明，非如《碧城》《春雨》《聖女祠》《銀河吹笙》等之朦朧閃爍，似不宜稱無題詩。紀曉嵐所謂「摘首二字」之無題，其所指當以七律為限。故本集《無題》20首以外之非七律無題詩入選較少。

  由於《無題》詩，同一題下有不同體裁，如《無題四首》有七律、五律、七古，故未按詩體為序，而以《無題》、摘首二字為題，雖有題實亦無題三類為先後順序。每類大致按寫作時間先後排列，時間不明者附後。

  無題詩為李商隱對古典詩歌的獨特貢獻，本集特弁之卷首。自第二至第八輯，則按不同詩體排列，首五絕，次七絕，次五律，次七律，末為五古、七古。各體之間也大致以時間先後為序，寫作年代不明者，酌情處理。

  各輯之首均取本輯內最有代表性之七言詩一句或五言詩一聯為題，以清眉目。

  末附李商隱簡明年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