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星空里，有一顆最明亮的星，叫啟明星。啟明星就是金星，亦稱太白，或稱太白金星，是太陽系九大行星的第二星，運行於水星與地球之間，其軌道所處方位，旦見於東方，曰啟明；昏見於西方，曰長庚，即所謂「東有啟明，西有長庚」（《詩經·小雅·大東》）。唐詩人李白之降世，相傳驚姜之夕母夢長庚，因以為金星所化，故字太白。倘撇去神話般的附會不論，而方之以金星，卻是頗為貼切的妙喻：他端的是如同星空的唐代詩壇上最明亮的一顆「金星」，在不同的方位，從不同的視角，又常常會引發不同的說法和評價，猶東曰啟明，西曰長庚。

  人類創造了歷史，也塑造了歷史，故或將歷史喻為美女，可以隨意裝扮。李白就是可塑性很大的歷史人物，終其一生，服飾屢更，從仙人霓裳、道徒法服，到平民布衣無不披掛，使人眼花繚亂，因而往往看不清其真正面目。不同時代的人，會以不同的眼光和手段塑造歷史，包括歷史人物，但是，要知道，歷史也在鑄造人，不同時代的人物，都是不同時代的歷史所鑄造的。李白就是盛唐時期這段歷史鑄造出來的偉大詩人，脫去當代和後世所加給他的種種外衣，便可以看到他的本來面目，看到他身上烙下的種種時代印記。

  太白所處的時代，正是唐王朝處於極盛的巔峰，又從巔峰上跌落下來的歷史轉折時期。由盛轉衰的社會矛盾，決定了李白充滿矛盾的出處觀和人生觀。既有盛世士人自信好強的積極進取精神，又有危世士人明哲保身的消極隱退思想。他常以橫海鯤負天鵬自擬，有興社稷，安黎元，「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的宏偉志願，又往往以陶朱公、魯仲連自況，有「功成拂衣去，搖曳滄洲傍」（《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的退隱思想。功成身退的出處觀和人生觀，雖說淵源有自，卻正是開元盛衰轉折之際各種社會思潮和社會矛盾在李白身上的反映。李白總想功成而身退，然而自青壯至衰老，數十年的進取，卻迄無成功之時，因而也就無所謂身退。他想仿效戰國時期的策士，以縱橫之術，謀王霸之道，遊說萬乘，平交王侯，立不世之功，建千秋之業，這種脫離實際的奇想，即在戰國亦難以實現，況在唐世，自然更無成功之日。所以他在不斷追求中，不斷遭到失敗，干謁失敗、投獻失敗、奉詔失敗、北上失敗、從璘失敗，乃至鋃鐺入獄，長流夜郎，最後病死當塗，埋骨青山。其於《臨終歌》曰：「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餘風激兮萬世！」其政治才能未能比擬鯤鵬，其詩歌才能，卻端的如同鯤鵬，變化無窮，流風萬世！

  文如其人，風格即人格，李白思想複雜多樣，又為各式外衣所裝扮，成了最富於傳奇色彩的詩人，其所作之詩，自然也就充滿神奇的風致。

  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唐）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口吐天上文，跡作人間客。

  ——（唐）皮日休《李翰林》

  

  常思李太白，仙筆驅造化。

  ——（唐）釋貫休《古意》

  就在唐代，太白之詩便不脛而走，廣為流傳，甚至「新詩傳在宮人口，佳句不離明主心」（任華《雜言寄李白》）。在唐人的眼中，於李詩無以名狀，謂其「泣鬼神」，「驅造化」，「口吐天上文」。殷璠《河嶽英靈集》曰：「《蜀道難》等篇，可謂奇之又奇。」獨標一「奇」字，以狀其風神。奇者，正之反也。《老子》有所謂「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治國經之緯之，宜正；用兵變之幻之，宜奇。於詩文則奇正相參，各有長短；或偏於正，或偏於奇，各有所好。文出以奇，為讀者所好，而賞音為難。故漢王褒為太子「朝夕誦讀奇文」（《漢書·王褒傳》），而晉陶潛則曰「奇文共欣賞」（《移居》詩）。何謂「奇」？詞書釋曰：出人意表，變幻莫測。以法書為喻，正似楷書，奇如草體。元郝經《敘書》曰：「楷則孟子七篇，草則莊周萬言；楷則子美之詩，草則太白之詩也。」楷正易會，草奇難知，誠如明顧璘所云：「文至莊，詩至太白，草書至懷素，皆兵法所謂奇也。正有法可循，奇則非神解不能。」（《書吳文定臨懷素自敘帖後》，《顧玉華集》三十八）是以知奇文索解為難，因須「疑義相與析」（陶潛語）也。文之所謂奇，乃屬於主觀之表現，而所謂正，則屬於客觀之再現。表現主觀以反映客觀，是由虛見實；再現客觀以顯示主觀，是由實見虛。由實見虛，易於體會；由虛見實，則難於感悟。故古來於文之奇者，解人不可多得，且各有所解，歧義紛然。唐詩人李杜並稱，而奇正有別。屠隆曰：「杜甫之才大而實，李白之才高而虛；杜甫是造建宮殿千門萬戶手，李白是造清微上天五城十二樓手。杜極人工，李純是氣化。」（《論詩文》）袁宏道亦謂：「青蓮能虛，工部能實；青蓮惟一於虛，故目前每有遺景，工部惟一於實，故其詩能人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神。」（《答梅客生開府》）杜詩正而實，讀杜者於詩旨少異議；李詩奇而虛，讀李者於詩旨則多歧說。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

  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

  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

  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

  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

  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

  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

  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

  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

  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古風五十九首》其一

  這是李白評述詩歌源流得失的一首論詩詩，從中可以看出，其文藝觀主張文質並重。孟棨《本事詩·高逸》載，李白於詩歌，否定「艷薄」，提倡「興寄」，並說：「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其詩論正承陳子昂所倡導的「興寄」與「風骨」。他就是在這種觀點指導下進行創作的，在唐人看來，他的詩歌也體現了這種精神，正如李陽冰所說：「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草堂集序》）吳融也說：「國朝能為歌為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為稱首，蓋氣骨高舉，不失頌詠諷刺之道。」（《禪月集序》）然而，自元白始，非李詩者，卻說其詩無所興寄，謂「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白居易《與元九書》），謂「白識見污下，十首九首說婦人與酒」（傳王安石語，見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謂「文而無質」（李綱《書四家詩選後》）。其所評適與太白文藝觀相悖，亦與李陽冰、吳融所論相左。抑李論之所由興，有社會政治、文藝思潮以及個人喜好諸多因素的影響，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於「奇」不能理解或不能接受。元白重「實」，故無取於太白之「奇」（元謂李「以奇文取稱」，白謂李「才矣奇矣」），王安石、李綱則未悟太白之「奇」（陸游《老學庵筆記》疑王安石之語為偽托）。因此，要真正讀懂並恰當評價李白的詩歌，必須正確對待和準確理解其奇之所以為奇，及其特點和源流。

  太白詩之奇，非無知音，然古來評議類皆出以形容之語，雖不乏妙喻，饒有妙趣，卻只可意會而難以言傳。諸如：

  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

  ——（唐）皮日休《劉棗強碑文》

  開口動舌生雲風，當時大醉騎游龍；開口向天吐玉虹，玉虹不死蟠胸中。然後吐出光焰萬丈凌虛空。

  ——（宋）徐積《李太白雜言》

  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核其歸存，恍無定處。

  ——（宋）敖陶孫《臞翁詩評》

  太白詩如素月流光，采雲弄色，天然意態，無跡可尋。

  ——（明）陳沂《拘虛集·詩談》

  （太白）詩之不可及處，在乎神識超邁，飄然而來，忽然而去，不屑屑於雕章琢句，亦不勞勞於鏤心刻骨，自有天馬行空不可羈勒之勢。

  ——（清）趙翼《甌北詩話》

  上錄評語，所謂思出鬼神，口吐玉虹，仙雞遺響，天馬行空，種種比喻，皆欲道出太白詩之「奇」。其所作妙喻，仔細品之，並非不著邊際，而各有所切入，或切其想像豐富，或切其熱情奔放，或切其變幻不定，或切其天然無跡，或切其氣勢豪放，然只能從形象的比喻中領悟，一經道出，便失其味。味其味已是不易，以其偏而悟其全，更不易悟。因而，今人之讀李詩，自宜以新的文學觀念，加以解讀，並尋繹出李詩之奇的特點，庶幾不致一味模糊，以興寄解興寄，以象徵說象徵。

  古人論文之所謂奇正，猶近世之所謂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高爾基說：「在文藝上，主要的潮流或者是傾向，共有兩個：這就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對於人類和人類生活的各種情況，作真實的赤裸裸的描寫的，謂之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的定義，過去曾經有過好幾個，但是所有的文學史家都同意的正確而又完全周到的定義，在目前卻還沒有，這樣的定義也沒有制定出來。」（《我怎樣學習寫作》）此亦以浪漫主義為最費解，難以立下正確而周到的定義。浪漫主義作為一種文藝思潮，產生於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之歐洲，表現資產階級革命精神；作為一種文藝創作方法，則古已有之，無論中外。我國古人之所謂「奇」者，就是近似今人之所謂浪漫主義。按今人通常的解釋，浪漫主義這種創作方法，在反映現實上，善於抒發對理想世界的熱烈追求，常用熱情奔放的語言、瑰麗的想像、誇張的手法來塑造形象。塑造形象云云，是「典型」說理論對於戲劇小說以及敘事詩而言的，未必盡適用於我國傳統抒情詩文的評論。所以要正確理解太白的浪漫主義，領悟其藝術之「奇」，只能從李詩創作的實際情況，探討其主要特色。

  古代詩人，最具獨特個性者，莫如李白。他是富於傳奇色彩的奇人，故詩亦最具浪漫精神，即所謂奇之又奇：有奇情，有奇氣，有奇思，有奇響，有奇語，至少有此五「奇」，茲略述如下：

  一曰奇情。情之所至，詩亦至焉。太白之詩，幾乎都是抒情詩。其為言志者，亦緣情也，可視為政治抒情詩。元季方回《秋晚雜書》詩謂太白「最于贈答篇，肺腑露情愫」；其實，何止於交遊贈答詩中吐露真情，即發表政見之詩，亦未嘗不慷慨陳情。無論是政治抒情詩，抑或是交遊贈答詩，都表現出他的痴狂之情。「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胸憶。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雲生羽翼」（《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寫入京隨駕的得意，是痴情；「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夢遊天姥吟留別》），寫蔑視權貴的個性，是狂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甫》），寫朋友離別的思念，是深情；「令人慚漂母，三謝不能餐」（《宿五松山下荀媼家》），寫感謝農婦的款待，是激情。他有時干謁求官，隨從流俗，但卻不會矯情自飾，屈膝獻媚。所謂如東方朔「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晉夏侯湛《東方朔畫贊》），雖言過其實，卻道出其平交王侯遊說萬乘的遊俠策士性格。無論對君王，對官吏，抑或對朋交，對庶民；無論是頌是諷，抑或是贈是答，類皆一視同仁，報以真情。這在官本位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裡，是十分罕見的奇人所特有的奇情。這種奇情，即在今日，也不能不令人讚嘆！

  二曰奇氣。古人講氣，孟子有所謂「養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論文亦講氣，沈約有所謂「以氣質為體」（《宋書·謝靈運傳論》）。王世貞《藝苑卮言》曰：「太白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讀太白之詩，反覆吟味，必然會感到有奇氣運行於其中，然後知其詩之有氣勢、氣脈與氣韻。太白詩氣勢雄強，尤其是樂府歌行，汪洋恣肆，勢不可擋。如《蜀道難》、《遠別離》諸作，讀來勢如倒峽，奔騰直下。即謝榛所謂「若疾雷破山，顛風簸海」（《四溟詩話》），胡應麟所謂「疾雷震霆，淒風急雨」（《詩藪》）。太白詩氣脈貫通，雖萬象湊集，不可端倪，然自有奇氣經脈貫穿於其中。清李調元謂其樂府「飄飄如列子御風，使人目眩心驚；而細按之，無不有段落脈理可尋」（《雨村詩話》）；方東樹亦云：「大約太白詩與莊子文同妙：意接而詞不接，發想無端，如天上白雲，卷舒滅現，無有定形」（《昭昧詹言》）。行文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變化無端，而章法承接皆從容於法度之中，此正見其氣脈之奇。太白詩氣韻超逸，因有謫仙之號，世稱其有仙才，詩亦帶仙人逸氣，即所謂「仙風化境」（明方弘靜《千一錄》）。胡應麟曰：「千古詞場稱逸者，吾於文得一人曰莊周，於詩得一人曰李白。」（《詩藪》）讀其詩，如漢武帝之讀司馬相如之《大人賦》，「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正見其詩氣韻之高，不同流俗。

  三曰奇思。為文必神于思，思理之妙，神與物游，挫萬物於筆端，接千載於瞬間。劉勰云：「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文心雕龍·神思》）太白之詩，義著實處，而意每翻空，故思易出奇。其論詩重在興寄，其作詩亦多興寄，常以實為虛，創造各種興象。自風騷始，即在詩中運用香草美人、神仙幻境、歷史典故諸多喻象，經魏晉六朝的繼承與發展，如《遊仙》之作，《詠史》之篇，又特加弘揚，至太白而集其大成，驅運萬象，得心應手。「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妾薄命》）以香草美人寄興，寓意深遠，且富於哲理；「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台。霓為衣兮風為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夢遊天姥吟留別》）以神仙幻境寄興，惝怳莫測，而旨意遙深；「嚴陵高揖漢天子，何必長劍拄頤事玉階。達亦不足貴，窮亦不足悲。韓信羞將絳灌比，禰衡恥逐屠沽兒。」（《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以歷史典故寄興，巧於比喻，善於借古諷今。各種興象的運用，多以實為虛，由虛入實，無不善於掉弄，造出奇怪，驚心動目，妙達旨意。其文思之奇，正如沈德潛所云：「太白想落天外，局自生變，大江無風，濤浪自涌，白雲卷舒，從風變滅。此殆天授，非人力也。」（《說詩晬語》）

  四曰奇響。讀太白詩，抑揚頓挫，波瀾起伏，如三峽流泉，聲韻自然，殆同天籟。詩之節奏，或體現於文字聲律，即所謂浮聲切響的平仄規律；或體現於語句情調，即流動於詩中的情感旋律。文字聲律，可稱之為外節奏；語句情調，可稱之為內節奏。太白能作律體，其奉詔翰林所作《宮中行樂詞》八首，皆為十分工整的五言律詩；然他卻極少作律詩，即便作律體，亦不為律所縛，常以古詩為律體。其《夜泊牛渚懷古》，雖聲調入律，而全篇不用對句，且語句情調近於古體；其《登金陵鳳凰台》，或推為有唐七律之冠，然聲律失黏，對仗欠工，而讀來卻音情頓挫，自有天然韻致。即所謂「以古詩為律詩，其調自高」（明方弘靜《千一錄》）。至其古風、歌行以及七絕，則純以內節奏見長。讀其《蜀道難》、《遠別離》、《將進酒》、《梁甫吟》、《夢遊天姥吟留別》諸作，字句長短，聲調輕重，皆隨意而行，依情而定，薄於聲律，開口成文，無不出於自然而能發奇響。清李調元云：「古詩音節有在字之平仄者，有在句法者，有在押韻者，而其究則輔氣以行……總之，以氣為主，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豈獨作文為然哉。氣有抑揚而聲隨之，古詩莫不然，而在雜言（如《蜀道難》、《夢遊天姥吟留別》等作）為尤要，漫指為英雄欺人者，不明乎氣與聲之妙者也。以氣為主，以句法為輔，而復以字之平仄調劑於其間，古詩音節無餘蘊矣。」（《十二筆舫雜錄》）所論極是，然實不易學，故嗣響寂寥。

  五曰奇語。詩之語言，有別於論說，必出以形象，並每事誇飾，即化形上而為形下，寫平實而用誇張。太白詩歌語言，尤加意於此兩端，故能出奇語。唐錢起《江行無題》詩曰：「高浪如銀屋，江風一發時。筆端太白，才大語終奇。」詩由太白《橫江詞六首》（其一）「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生發出來。以瓦官閣喻浪之高，既形象又誇張，故錢起視之為「奇語」。太白堪稱創造語言的大師，創造不少富於形象又善於誇張的語言。漢語特點是形象化，然而在運用過程中，多漸趨抽象，因缺新鮮感而有待詩人之創新。昔人謂「『狂風吹我心，西掛咸陽樹』，是千古創奇之句」（清吳鎮《松花庵詩話》）。「狂風」二句出《金鄉送韋八之西京》，因送韋八赴京，故藉以自白掛心長安也。言風吹西掛，形象鮮明，詩語奇警。「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乃同一機杼。或說：「『槌碎黃鶴樓』、『倒卻鸚鵡洲』、『焚卻子猷船』、『剗卻君山好』，皆狂語，不足效也。」（方弘靜《千一錄》）所謂「狂語」，即誇飾之詞，在文學中不可或缺，雖無科學之實，卻得藝術之真，自有其感人的效果。其「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台」（《北風行》），謝榛評曰：「景虛而有味。」（《四溟詩話》）可謂知言。諸如「白髮三千丈」、「飛流直下三千尺」之類的誇張，皆屬奇語。誇張非太白之獨造，然其在太白手中，卻能翻出新樣，此則太白之奇處也。

  上述太白詩作之五「奇」，即其浪漫主義之特色。浪漫主義自有源流，至太白而集其眾長，以為大成，故色彩斑斕而多奇。其於文，取鑒《莊子》之汪洋恣肆。莊周處世觀與太白異，前者出世，後者入世，而其個性突出則同，故其文均重主觀之表現，而得超逸之致；其於詩，溯源風騷之比興寄託。《詩經》之《國風》，屈原之《離騷》，其表現主觀之感情，多借外物以形之，以實為虛，化景物為情思，而太白詩之興寄，實源於此。漢代樂府，多表現社會生活，反映民生疾苦，即所謂下以風化上者。內容較客觀，歸於正，亦與重主觀之奇有別。然太白之繼承樂府，與杜甫及其後之元稹、白居易不同，杜等承其正，太白則化為奇，襲其舊題，自作歌行，猶初唐四傑之沿用舊題自作五律也。歌行之自由句式，便於表現主觀，故太白於樂府得其體，而於漢賦得其勢，皆反其正而歸於奇。自魏晉迄於梁陳，儒家失去獨尊地位，而佛道風行，風氣所被，不能不影響於詩歌。故漢末之《古詩十九首》與六朝詩歌，多詩人自抒其情，便由客觀之描寫轉向主觀之表現，其共性漸退而個性突出。太白論詩雖否定六朝之「綺麗」，卻汲取其「俊逸」。其詩實接春秋戰國風騷之源頭而匯魏晉六朝之眾流，三祖陳王不待言，即阮籍《詠懷》、郭璞《遊仙》、左思《詠史》以及鮑謝擬古之作，無不取其體勢氣骨，而自成奇觀。即初盛唐之陳子昂、張九齡《感遇》之作，亦無不加以借鑑。正如清劉熙載《藝概》所云：「太白以《莊》、《騷》為大源，而於嗣宗之淵放，景純之?上，明遠之驅邁，玄暉之奇秀，亦各有所取，無遺美焉。」職是之故，我國古代詩歌之浪漫主義至太白而登峰造極。

  太白詩之奇，其在當世，即有效者，如魏顥，如任華，均有仿作，卻僅得其形而失其神；宋以後歷代之學太白者，迄無似者。袁子才語：「大概杜、韓以學力勝，學之，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太白、東坡以天分勝，學之，畫虎不成，反類狗也。」（《隨園詩話》）說明太白詩之不可學，識者則不敢學。前人於奇正以酒飯為喻：意猶米，米可炊而為飯，釀而為酒。安溪李光地云：「李太白詩如酒，杜少陵詩如飯。」（見阮葵生《茶餘客話》）飯易炊，而酒難釀，故又云：「此人（指太白）學不得，無其才斷不能到。」（見梁章鉅《退庵隨筆》）太白詩之奇，非不可知，何以不能學？古人多歸於其天才不可及之故。作詩固然需要天才，或今人所說的靈感。然自太白以來，天才或靈感不下於太白者，以中國之廣，人才之眾，未必絕無其人，而終無繼響者，其故當不止於天才也。至少尚有兩個原因：從主觀視之，個性突出，難於相似；從客觀視之，時代不同，不容相似。浪漫主義之表現，最見個性，而太白之個性乃諸多矛盾之集合體，自我意識又特強，故其詩多以「我」字起句，突兀縹緲，如「我隨秋風來」、「我家敬亭下」、「我覺秋興逸」、「我昔釣白龍」、「我有萬古宅」、「我有紫霞想」、「我昔東海上」、「我本楚狂人」、「我來竟何事」、「我浮黃河去京闕」、「我吟謝脁詩上語」之類，皆表現出強烈主體意識，體現出鮮明個性。古來個性突出的詩人，其所表現出來的詩歌風格，即便有仿效者，亦難得有相似者。太白之個性是時代所鑄造的，其所處唐朝由盛轉衰的時代，儒釋道三教合流，且各並行不悖，思想界較為活躍，不同於漢之統一於儒術，亦不同於宋之統一於理學。思想界之寬鬆，有利於詩人個性之發揮，主觀之表現。惟其如此，太白策士之風才可以形之於詩，豈止平交王侯，甚至敢於指斥君主。宋以後，讀李詩者多非其不守君臣之制，思想過於狂放，或以為其詩「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胡無人》），是對漢高祖不敬；或以為其詩「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猛虎行》），寫安史之亂，是狂誕，有高視祿山之意；或以為其詩「我王樓船輕秦漢，卻似文皇欲渡遼」（《永王東巡歌》），是用事非倫，不無覬僭之心。在儒教禮制的社會裡，太白的思想性格是很難被理解的，而他性格之中，也的確帶點叛逆精神。他那「徒希客星隱，弱植不足援」（《書情贈蔡舍人雄》）的詩句，豈但無復溫柔敦厚，簡直是責斥唐明皇，已然超越怨刺範圍，倘要治之以文字獄，實不為冤枉。然而盛唐之世畢竟仍有大國之風，仍有雍容氣度，並未發生像蘇東坡「烏台詩案」那樣的文禍，更何況有甚於「烏台詩案」那樣的冤獄。故後世雖有詩人才似太白，以其處於衰颯的時代，思想之統制，自不敢學，亦不能學太白之詩也。但願二十一世紀，能有如太白奇之又奇的偉大詩人問世，那將是時代的驕子，也是時代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