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亡國之君，偏遇亡國之事
2024-10-09 05:50:10
作者： 夏維中
大明朝在崇禎帝手中已掌管了十六年，至此已到了窮途末日的地步了。至崇禎十六年（1643），天下將崩已成定局，剩下的只是早晚而已。
崇禎帝或許已有預感。早在崇禎十二年（1639），一向迷信的崇禎帝，屢屢夢到有一神人在其手掌中寫「有」字。他深感驚異，便詢問朝臣是何徵兆。群臣紛紛稱賀，說此為賊平之兆。只有王承恩一人大哭，群臣一片愕然。一崇禎帝也在大驚之餘，急問何故。王承恩說：「請皇上赦奴婢不死，奴婢才敢直說。」崇禎帝忙令王承恩直說無妨。沒想到王承恩講出了一番石破天驚的言語來。
王承恩說，依他看來，這是神人託夢告訴皇帝，大明江山將失過半！
崇禎帝大驚失色，忙問其故。王承恩跪下叩首後，接著說道：
「有」字，上半截是「大」字少一捺，下半截是「明」字少一「日」。合起來看，大不成大，明不成明，是大明缺陷之意。神人藉此而警示賊寇可虞之至矣，請皇上仔細考慮。
崇禎帝聽後，當然很不高興，但也沒有辦法。在那時，崇禎帝雖已知國事艱難，卻仍抱有幻想，或許尚不認為江山會真的這麼快就失掉。不過，到了崇禎十六年（1643），他大概就已感到了大限即將到來。
大明朝弄到這種地步，當然非崇禎帝一人之過。但他作為大權獨攬的最高領導，自然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一點是毋庸諱言的。
平心而論，崇禎帝從登基伊始，就一直兢兢業業，十分操勞，一心想成為中興之主。與其祖父、皇父、皇兄相比，崇禎帝在這一點上是十分出色的。幾乎是所有的史籍都眾口一詞，充分肯定了崇禎帝為大明王朝的中興而付出的努力和心血，並不厭其煩地把諸如勵精圖治、慨然有為、沉機獨斷、不邇聲色、憂勤惕勵、殫心治理等贊語加在他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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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實上崇禎帝也確實如此。自從正式登基後，他幾乎是天天忙忙碌碌，很少有什麼享受。崇禎十四年（1641）李自成、張獻忠分別攻占洛陽、襄陽後，崇禎帝因勞累過度，筋疲力盡，以致於有一次在謁見劉太妃時，竟然坐著睡著了。一覺醒來，崇禎帝感到有失體統，忙向太妃道歉道：
「神祖時海內少事，而今則多災多難。連著兩晝夜看文書奏章。未嘗合一下眼，心裡煩悶，不思茶飯。沒想到在太妃面前，竟如此不能自持。」
太妃心疼得直流眼淚，崇禎帝也跟著流淚，嚇得宮人們都不敢抬頭。
不過，對崇禎帝治天下的手法及效果，則有不少人提出批評。如親身經歷過明末戰亂的張岱，就有這樣一番評價。他說：
「先帝（指崇禎帝）焦於求治，刻於理財，渴於用人，驟於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覺有一番變革，向後思之，訖無一用，不亦枉卻此十七年之精勵哉？」
張岱此言，確實是一語中的。崇禎帝的許多做法，在當時的形勢下，不僅無濟於事，反而直接導致了局勢的更加惡化。如在用人方面，可以說崇禎帝是滿盤皆輸。張岱對他的評價是：「用人太驟，殺人太驟，一言合則欲加諸膝，一言不合，則欲墮諸淵。以故侍從之臣，止有唯唯諾諾，如鸚鵡學語，隨聲附和而已耳。則是先帝立賢無方，天下之人無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並無一人為之分憂宣力。從來孤立無助之主，又莫我先帝若矣。」
綜觀崇禎帝的前後用人之策及最後結局，確是如此。
溫體仁是崇禎帝最寵信的重臣之一。他表面上唯唯諾諾，貌似樸實無華，忠心無二，骨子裡卻是奸猾無比。在他入閣期間，正是朝廷多事之秋，而他未嘗建一策、獻一言，相反卻終日為自己盤算，與善類為敵。溫體仁最大的特點，就是能討崇禎帝的歡心，能利用崇禎帝性格上的短處。也正是因為這點，溫體仁才能被崇禎帝長期寵信，在閣達八年之久。直到崇禎十年（1637），溫體仁才被罷免。
溫體仁之後，內閣進行了改組，張至發做了首輔，劉宇亮、薛國觀等人了閣。張至發在才智、機變上根本不及溫體仁，談不上有什麼創舉，也沒有得到崇禎帝寵愛，因此不久就被削職回籍。張至發之後，依次有孔貞遠、劉宇亮、薛國觀、范復粹等出任首輔。這些人都是庸劣之輩，濫竽充數，難得崇禎帝信任，因此也被走馬燈似不斷更換。
在此期間走紅的是楊嗣昌。楊嗣昌於崇禎十年十月出掌兵部尚書，並於崇禎十一年（1638）六月，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仍掌兵部。一年未滿，楊嗣昌就位極人臣，這充分顯示出崇禎帝用人太驟之特點。
楊嗣昌與溫體仁不同，他努力想有一番作為，並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做法。不過，他對盧象升的戰死、熊文燦的失敗、孫傳庭的被捕等，都負有責任。但是，崇禎帝竟不予追究，刻意寬容，最後竟讓楊嗣昌親赴前線督師。結果是不僅沒有挽回敗局，反而導致了崇禎十四年（1641）春天形勢的急劇惡化，楊嗣昌本人也命喪湖北。雖說楊嗣昌對此不應負全責，但也難辭其咎。崇禎帝也沒有通過此事，對自己那種押寶式的用人之道進行反省，從中汲取教訓。
崇禎帝的最後一位寵臣，則是周延儒。周延儒早年被溫體仁算計，罷歸故鄉宜興，至崇禎十四年（1641）十月被召再次入閣，擔任首輔。而周延儒之所以能再次被用，是因為有復社首領張溥等人的支持。據說馮銓、侯恂、阮大鋮等各出了數萬金，交由張溥等人為之活動，交結近侍，打通關節。其條件是周延儒復出後要反過來支持張溥等人。
對周延儒的能力和品行，爭議歷來很大。他是狀元出身，且能位極人臣，不能說他無才。但他最大的毛病，一是貪，二是沒有原則，怕負責任。不過，崇禎帝卻對周延儒寄予厚望，施之以師禮，並說什麼「朕以天下聽先生」之類的話。他甚至在崇禎十五年（1642）元旦，還向周延儒等三位閣臣深深作揖，說：「宗社安危，惟諸先生是賴！」真可謂是寵信之極，無以復加！崇禎帝對周延儒的態度，又是其用人太驟的一個生動例子。
事實上，周延儒也無回天之術。在赴任之初，他尚能有一些革舊布新之舉，頗得聲譽。但時間一長，他的問題就暴露出來了，漸漸便有人彈劾周延儒了。但崇禎帝根本聽不進去，仍一意姑息。崇禎十六年（1643）四月，周延儒自請督師抗擊清兵，卻又不敢交戰，事後還謊報軍情。崇禎帝不問真假，竟要給他加太師銜，蔭其子為中書舍人。當得知真實情況後，崇禎帝惱怒之餘，要予以嚴辦，不久卻又改變主意，讓周延儒坐驛站車馬回家，還賞路費等。不過，崇禎帝最後又一改初衷，令周延儒自殺。
崇禎帝之所以能如此寵信溫體仁、楊嗣昌、周延儒等人，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他們能迎合崇禎帝的心意，討得崇禎帝的歡心。剛愎自用的崇禎帝，就十分喜歡這般能鸚鵡學舌、隨聲附和之人。相反，對那些敢於發表意見的忠諫之臣，崇禎帝就不太喜歡了。
崇禎帝口口聲聲要廣開言路，但當他真遇到忠諍之臣時，便是另一副嘴臉了。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劉宗周和黃道周兩位直臣的遭遇。
劉宗周是浙江山陰人，萬曆二十九年（1601）進士。他敢怒敢言，好得罪人。早在天啟年間，他就得罪了魏忠賢。魏氏對他還算客氣，僅斥之為「矯情厭世」，便讓他辭職回家。崇禎帝登基後，他被召回做了順天府尹。上任之後，他竟斗膽上疏，指責崇禎帝求治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崇禎二年（1629），後金入侵，京畿告急，劉宗周又上疏直言，指責崇禎帝的用人之道，並說用太監典兵，是亡國之兆，弄得崇禎帝很沒面子。
到了崇禎八年（1635）七月，吏部奉旨推舉孫慎行（不久病卒）、林和劉宗周三人入閣，由皇帝作最後定奪。在崇禎帝召對時，劉宗周竟不分輕重，再次當面指責崇禎帝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他要崇禎帝以收拾人心為本，御外以治內為本，並說如能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天下自平。
平心而論，劉宗周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確的。更難能可貴的是，劉宗周竟能在大家不敢講話時直抒其言。對此，崇禎帝即使不舒服，也不應該報復。但崇禎帝最終還是沒有讓劉宗周入閣，而是改授工部左侍郎。在崇禎帝看來，他這樣處理，充其量只是一種警誡，算是很有涵養了。
沒想劉宗周並沒有到此為止。一個月後，劉宗周竟又上了那篇有名的《痛恨時艱疏》，其措詞之激烈，可以說是前所未有。他竟敢指責崇禎帝不懂聖王求治之道，所作所為不得要領。接著，他又要求崇禎帝不要輕改成法，當以簡要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之心等等。言下之意，就是崇禎帝在這方面做得不夠。
崇禎帝看到奏疏後，開始是怒不可遏，決意嚴懲。最後他雖放過了劉宗周，但心中已生厭惡之意。此年十月，當劉宗周再次上疏，指責皇帝重用宦官及內閣無能時，崇禎帝便再也無法忍受了。劉宗周終於被罷免。
到崇禎十五年（1642），被崇禎帝認為是清正敢言卻無用的劉宗周，再次被起用為左都御史。沒想到上任不久的劉宗周，又與崇禎帝頂撞起來，再次丟了官。
當時，給事中姜埰、行人司副熊開元因得罪了崇禎帝，被下了詔獄，密旨擬處死。劉宗周則認為言官以言語獲罪而被下詔獄，本朝尚無先例，也有傷國體，於是便聯絡群臣奮起救援。在崇禎帝召對群臣時，劉宗周與崇禎帝針鋒相對，據理力爭。結果是姜、熊二人保住了性命，劉宗周卻再次被罷免。
黃道周，福建漳浦人，天啟二年（1622）進士，曾以翰林院編修的身份，任皇帝經筵展書官，後因與魏忠賢有矛盾而致仕閒居。崇禎二年（1629），黃道周被重新起用。崇禎五年（1632），黃道周因上疏攻擊周延儒、溫體仁而被崇禎帝解職。
崇禎九年（1636），黃道周再次被起用。至崇禎十一年（1638）六月，當時已是日講官、少詹事的黃道周，與楊嗣昌等一起被廷推為閣臣，由崇禎帝作最後定奪。崇禎帝圈定楊嗣昌等人入閣，卻把呼聲很高的黃道周排除在外，頗出人意料。不久，黃道周便連上三疏，分別攻擊楊嗣昌奪情戀位、陳新甲（原為逆案中人，由楊嗣昌重新起用）走邪徑、遼東巡撫方一藻主和議等，措辭相當激烈。
崇禎帝則認為，黃道周此舉，是與他未能入閣有關。於是，崇禎帝便把他下到吏部，由吏部議其外遣。不過，崇禎帝在不久後召見內閣及部院大臣時，又與黃道周發生了激烈衝突，從中不難看出崇禎帝對清流的心態。
當時崇禎帝責問黃道周說：「凡無所為而為者，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者，謂之人慾。你的三個奏疏是在你廷推不成（沒有入閣）後上的，這能說是無所為嗎？」
崇禎帝的意思很明確，就是說你黃道周上此三疏，是有所為而為者，目的就是為了表達你未能入閣之怨氣。
沒想到黃道周立即反駁道：「天、人止是義、利，臣心為國家，不為功名，自信是無所為！」
崇禎帝反問道：「上個月陳新甲被起用時，你為什麼不講？」
黃道周隨口就說：「當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都已上疏彈劾，我與他們是同鄉，擔心涉結黨嫌疑。」
崇禎帝反唇相譏：「難道現在就無嫌疑？」
黃道周接著便說：「天下綱常，邊疆大計，今天不講，後面就無機會，並不是出於私心。」
至此，崇禎帝已不想再與他爭下去，便教訓道：「清固美德，但也不可過分。」
未料黃道周仍不依不饒，把矛頭直指楊嗣昌，說他是不孝不悌。楊嗣昌正在走紅，哪裡能忍受這種言語，便憤而出奏，稱自己是先國後家，並反過來指責黃道周說：你黃道周的道德學問，本人向來欽佩，而你卻自稱不如鄭鄤，還談什麼綱常倫理！
楊嗣昌的原意，也並不是說黃道周不如鄭鄤，而是說你黃道周人品學問，都到了為人宗師的分上，卻仍說不如鄭鄤，那麼你那套綱常倫理還有什麼談頭？
鄭鄤何許人也？鄭鄤，武進橫林人，其父鄭振先、叔父鄭振光都是進士，外祖父是大學士吳區聞，岳父是大宗伯孫淇澳。他本人十八歲中舉人，二十八歲中進士，選庶常，揭大璫，一時名氣峻峭而鴻遠。他的後母，是大學士吳宗達的妹妹，性格暴烈，經常虐待奴婢。鄭鄖實在看不下去，便求助迷信，整治了她一下。這就是所謂的「鄭鄤杖母」事件。此事後由吳宗達向朝廷揭發，沒想到卻被溫體仁利用，並以此來攻擊鄭鄤的好友、大學士文震孟。崇禎八年（1635）十一月，鄭鄤被下了詔獄，至崇禎十二年（1639）被凌遲處死於北京。黃道周曾與鄭鄤交遊，並說過自己的文章不如鄭鄤，以示謙虛。沒想到此時被楊嗣昌抓住把柄。
聽楊嗣昌這麼一說，崇禎帝記起了此事，便責問黃道周：「古人之心無所為，今見各有所主，故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之邪說，別為一教，今則直附於聖賢經傳中，系世道人心更大。你還說自己不如鄭鄤，是何道理？」
黃道周反駁道：「我說的是文章不如鄭鄤！」
崇禎帝窮追不放，黃道周則理直氣壯，針鋒相對，堅持說楊嗣昌、陳新甲不對。崇禎帝最後竟舉出少正卯被誅之事，來影射黃道周。黃道周大聲抗辯：「少正卯心術不正，臣心正無一毫私。」兩人頂到這種份兒上，都有點下不了台。崇禎帝大怒之下，叱之退下，候旨發落，哪裡會料到黃道周會大聲爭辯道：
「臣今日不盡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陛下負臣！」
崇禎帝聽罷此話，也盛怒之極，竟挖苦道：「爾一生學問，止成佞耳！」
黃道周一聽皇帝竟說他奸佞不正，便跪下抗辯道：
「臣敢將忠佞兩字給皇上剖析清楚。如果在君父面前，獨立敢言算是佞的話，那麼在君父面前讒諂而諛豈不是忠？！忠佞不別，邪正混淆，何以致治？」
崇禎帝再次喝令黃道周退下。最後，崇禎帝將黃道周連貶六秩，外放江西。崇禎十三年（1640），余怒未消的崇禎帝，又將黃道周及舉薦黃道周的江西巡撫解學龍，以「黨邪亂政」、「徇私」的罪名，一起逮至京師，杖打八十，並下了刑部獄，並重罰了那些試圖為黃道周辯解的官員。
劉宗周、黃道周等人，都是當時著名的清流，學問道德，為天下共推。他們的言行，或許過於激烈，有時甚至很是迂腐，但他們的忠直、負責精神，正是當時官場上所缺乏的。如能用好這些人，則不僅為文官集團提供了榜樣，更能鼓舞人心，激勵正氣。更何況他們所提出的許多觀點，正切中時弊，如能依此而行，於朝廷當大有裨益。
平心而論，崇禎帝也知道劉宗周、黃道周等是操守、學識俱佳之臣，也希望能重用他們，能幫他力挽狂瀾。但君臣之間，最終不僅未能和諧相處，同舟共濟，反而弄到這般田地。究其原因，固然有雙方性格、觀點方面的因素，但最根本的癥結仍是崇禎帝的治國之策。
崇禎帝治國，過於急功求利，在用人上，更是如此。他口口聲聲唯才是舉，而受他重用之臣卻並沒有像他希望的那樣，為他力挽狂瀾。而真正有德有才的文武大臣，反而得不到重用，更有像盧象升、傅宗龍、孫傳庭諸輩，或戰死，或下獄，下場慘烈。崇禎帝總是推諉於文武大臣，認為大明朝之所以會弄到這種地步，都是文武大臣不負責任的結果。
崇禎十年（1637）閏四月，天下大旱，崇禎帝祈雨未果，於是便下了第二個「罪己詔」。詔中除稍稍自責外，便大罵百官：
「如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悖旨私征。才議繕修，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遞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殃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扑任意；囊橐既富，則解網念工。巡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勛戚不知厭足，縱貪橫於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於閭里，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似此種種，足干天和。積過良深，所以挽回不？易。」
在此詔中，崇禎帝把能罵的人，都幾乎罵遍了。當然，他說的這些，也幾乎都是事實。明季吏治之壞，也非崇禎朝開始。問題在於，崇禎帝面對這種局面，應找出應對的有效辦法來。而他的用人之策，不僅無濟於事，反而是推波助瀾。在亡國前的一個月，崇禎帝自己也承認其用人的失敗，用他自己的話來講，就是「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這雖不能全怪崇禎帝，但崇禎帝也確實應負相當的責任。
面對越來越險惡的局面，崇禎帝憤恨之餘，惟一的辦法就是嚴懲，輕則撤職，重則入獄砍頭。
崇禎一朝，高層官員的變更十分頻繁，如兵部尚書先後撤換十四人，刑部尚書則更多，為十七人，而閣臣竟多達五十多人。最令人吃驚的是，崇禎帝竟在半年之中更換了五任薊鎮總督。這種走馬燈式的撤換，哪裡還能談得上什麼久任之法。
更嚴重的是，崇禎帝還推行重典之策，嚴懲文武百官，其手段之烈、範圍之廣、人數之多，是明代歷朝所罕見的。
崇禎帝在位十七年，共殺首輔二人、總督七人、巡撫十一人，其餘各級官員更是多得數不清。
首輔被殺的是薛國觀、周延儒。首輔一職，在明代具有崇高的地位，可以說是貴極人臣，很少有被殺的。可是崇禎帝竟連殺了二人。雖說崇禎帝手下留情，皆令自盡，但仍相當慘烈。如薛國觀自殺後，因崇禎帝無旨，旁人不敢收屍，致使其屍被吊了兩天兩夜。
總督被殺者，先後有薊遼總督袁崇煥、劉策，漕運總督楊一鵬，督師熊文燦，陝西三邊總督鄭崇儉，薊州總督范志完、趙光抃。
巡撫被殺者，有薊鎮巡撫王應豸、山西巡撫耿如杞、宣府巡撫李養沖、大同巡撫張翼明、順天巡撫陳祖苞、保定巡撫張其平、山東巡撫顏繼祖、永平巡撫馬成名、四川巡撫邵捷春等等。
其他被殺的各級官員，因人數太多，根本就無法詳列。
這麼多官員被殺，固然與崇禎朝的多事有關，但亦與崇禎帝的做法是分不開的。崇禎帝總想以重典治世，整飭吏治，挽救危局，但他沒想到的是用法太嚴、殺人過多，其結果卻是適得其反。如果仔細推敲一下，就不難發現，崇禎帝的殺人，在許多時候是毫無道理而言的，其後果也是相當嚴重的。
最典型的是袁崇煥！袁崇煥的被殺，純粹是崇禎帝本人誤聽謠言所致，而袁之被殺，又直接導致了遼東局勢的惡化。除去袁崇煥外，還有些是罪不至死而被殺的，有些是做了替罪羊的，甚至有些是為一點小過而被冤殺的。到後來，崇禎帝似乎殺到了瘋狂的地步。崇禎十二年（1639）三月，崇禎帝以失守封疆的罪名，一次竟斬殺了順天巡撫陳祖苞等三十六位高級官員，可以說是創了紀錄。
甚至可以說，崇禎帝到後來已對文官集團失去了信心，並認定天下大亂是文武大臣誤國所致，轉而產生了狹隘的報復心理。在這種心理的驅使下，崇禎帝的這種做法就不難理解了。
既然文武大臣在他眼裡是如此角色，那麼宦官被重用就不足為奇了。崇禎帝登基後，曾寸磔魏忠賢，清除閹黨，一時人心大快。沒想到至崇禎二年（1629）底，崇禎帝竟又派宦官監軍、提督京營、九門。至崇禎四年（1631），宦官更被大規模起用，不僅監軍、監餉、監茶馬，甚至還總理戶、工兩部錢糧，勢力越來越大。
崇禎帝之所以要重用宦官，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因為大臣們不實心任事，士大夫有負國家，一句話，就是宦官要比文武大臣管用、可靠。因此，不管大臣們如何反對，他就是照用不誤。
不過，到了崇禎七年（1634）八月，崇禎帝大概也感覺到了重用宦官所帶來的弊端，而且其效果也並不像原先期望的那麼高，加上大臣們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對聲，於是便下令撤回了大部分宦官。可是到了崇禎九年（1636）七月，由於清兵入侵，崇禎帝再次大用宦官，不僅分遣宦官監鎮和分守，甚至還設了一位總監，直接指揮各路總兵，從此宦官權力大增。
在崇禎十三年（1640）至十五年（1642）間，儘管崇禎帝又幾次對宦官權力進行了限制，但至崇禎十五年底，宦官又重新被重用。自此以後，崇禎帝便再也離不開宦官了。
對宦官參政所必然引起的嚴重後果，崇禎帝無論是在理性上，還是在感性上都應深有體會。但他卻最終未能擺脫宦官，而是重蹈了其皇兄的覆轍。崇禎帝總是自欺欺人地認為，像他這樣的英明君主，有足夠的把握駕馭宦官，使其為己所用而收奇效，就如他的祖宗明成祖那樣。而事實上，重用宦官，其結果正適得其反，不僅於事無補，反而成了時局惡化的催化劑。遺憾的是，崇禎帝本人至死也沒弄懂這點。
其實，崇禎帝沒有弄懂的何止是這些！
他在位十七年，始終處於現實與理想的矛盾和衝突之中：
他反對植黨，而黨爭卻愈演愈烈；
他唯才是舉，而朝署之中卻半染赭衣；
他懲治宦官，而宦官之勢卻如日中天；
他嚴禁貪污，而貪污之風卻愈演愈烈；
他整飭兵備，其結果卻是將不治兵、兵不殺賊；
他口口聲聲愛民親民，而百姓卻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紛紛為盜；
……
最後的結果是他做了亡國之君。
崇禎帝在魂歸煤山前，仍抱著「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的信念，把亡國的責任都推到文武大臣們身上。他始終沒有想到，他自己正是這場悲劇的主要導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