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民主德國的外交政策

  在外交上，民主德國取得了明顯的成績，獲得133個國家的外交承認，雄厚的工業、發達的科技、先進的教育文化以及良好的體育競賽成績等使其在國際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力。建國初期，民主德國外交上實行「一邊倒」，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合作成為其對外政策的基礎，同時積極爭取國家統一。1955年後，民主德國開始努力尋求國際社會對其主權國家身份的承認，並力爭實現兩德和平共處。70年代，東西方關係走向緩和，民主德國參與了緩和進程，並建立了兩德共處與合作的關係。80年代，東西方關係重新惡化，但民主德國繼續維繫和發展兩德關係；80年代後期，因改革問題、德國問題等原因，民主德國與蘇聯發生分歧；在蘇東政治劇變過程中，民主德國政局急劇動盪並最終消亡。

  一、發展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

  建國之初，民主德國的外交環境十分複雜，也比較困難。從國際環境看，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在歐洲開始了激烈的爭奪，而民主德國處於冷戰對抗的前沿陣地，直接承受著資本主義國家巨大的政治、經濟、軍事以及文化壓力，特別是兩大軍事集團之間可能爆發戰爭的壓力。從地區環境看，兩個德國先後建立，聯邦德國堅決要求以資本主義制度統一德國，民主德國政府一直面臨著占據優勢地位的聯邦德國的競爭和挑戰。從內部環境看，統一社會黨主張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新德國，建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體制，發展對外貿易，促進經濟增長，改善人民生活，也是該党進行外交決策時必須考慮的因素。此外，成立初期的民主德國在外交上還沒有獲得獨立權，活動空間不大，在經濟和安全方面嚴重依賴蘇聯。

  立足國內外形勢，民主德國最初實行向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政策。在1949年的政府施政綱領中，民主德國部長會議主席格羅提渥強調，與蘇聯、人民民主國家及一切愛好和平的人保持友好是民主德國對外政策的基礎。他還說：「對蘇聯的和平與友好是我們興旺發達，德國人民和國家乃至民族生存的先決條件。同蘇聯的友誼給了我們力量去完成政府提出的偉大民族任務。」民主德國的外交權力有限，面臨的任務卻十分艱巨，解決德國問題和加強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合作是最主要的兩大任務。

  

  加強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是民主德國的一項基本對外方針。民主德國憲法第六條規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永遠地、堅定不移地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結成聯盟。同蘇聯的緊密的、兄弟般的聯盟，保障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們在社會主義與和平道路上繼續前進。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大家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忠於社會主義國際主義，促進社會主義國家大家庭的加強，維護和發展同社會主義大家庭各國的友誼、全面合作和互助。」民主德國倒向社會主義陣營，有意識形態因素的作用，也是政治、經濟以及安全方面的需要，因為聯邦德國和英法美等西方大國一直拒絕承認民主德國，並採取了包括外交封鎖在內的種種措施，力圖搞垮民主德國。為了國家的生存和發展，民主德國需要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持和幫助。

  民主德國與社會主義國家發展聯盟關係的第一步是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1949年10月15日，蘇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承認了民主德國，並與之建立了外交關係。隨後，保加利亞、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中國、朝鮮、阿爾巴尼亞、蒙古、越南等國，也與民主德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民主德國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一部分。1953年8月22日，蘇聯免除民主德國由於戰爭而負擔的財政和經濟義務，並將兩國關係提升到大使級別。1955年1月25日，蘇聯發布《關於結束蘇聯同民主德國之間戰爭狀態的命令》，宣布結束兩國之間的戰爭狀態。同年，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也宣布結束對德國的戰爭狀態。9月，蘇聯在與聯邦德國達成建交協議之後，即與民主德國簽訂友好互助條約，並承認民主德國「擁有充分主權」。

  在此期間，民主德國還與社會主義國家簽署了眾多的經濟、科技以及文化方面的合作協議。1950年6月6日，民主德國與波蘭簽署了承認奧得-尼斯河邊界（Oder-Neisse Linie）的聯合聲明，一個月後簽署了一個相應的協定。同年6月，民主德國與捷克斯洛伐克發表了聯合聲明，妥善解決了兩國之間的德意志移民遷出問題。民主德國還與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發表聯合聲明和簽署在經濟、科技以及文化等方面開展合作的眾多協定。

  為了鞏固社會主義聯盟關係，民主德國還加入了社會主義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與社會主義國家走向經濟、政治以及軍事一體化。1950年9月，民主德國被接納為經濟互助合作成員國，這有利於民主德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也使其與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關係日益緊密。民主德國還將與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作為整個國家外貿的基礎，依託經互會組織，民主德國與社會主義國家間的合作從雙邊走向多邊，從流通領域擴大到生產領域，最終目標是實現生產、科技、外貿和貨幣金融一體化。1955年5月，民主德國又被華沙條約組織接納，與社會主義國家間的軍事團結和外交協調進一步加強。

  民主德國還積極與社會主義盟友協調立場和密切合作。如為了爭取社會主義國家對其國家統一政策的支持，1950年10月，民主德國與蘇東國家的外交部長在布拉格會晤，最終達成一致，反對西方三國單方面決定結束對德戰爭、制定對德和約以及重新武裝聯邦德國等政策，要求按照《波茨坦協定》簽訂和約和最終從德國撤軍，並建議由德國兩部分談判建立協商和約與籌備全德臨時政府的全德立憲會議。民主德國還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起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政策，致力於為社會主義國際事業作出貢獻。如1950年2月，民主德國發表了關於法國帝國主義對越南人民罪惡的殖民戰爭的聲明，譴責殖民戰爭，表達其對人民民族解放運動的立場。

  為了與社會主義國家建立穩定的同盟關係，民主德國還在國內進行思想教育。建國初期，「德意志人優於其他國家人民」等種族優越論在民主德國還有市場，也有人反蘇和敵視共產主義，要求「全體德國人必須團結起來一致對外」，還有不少人對奧得尼斯河邊界持懷疑或否定態度。統一社會黨及其政府對這些錯誤思想進行各種形式的教育，反對國內湧現的「中立主義」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等主張，提出要培育國際主義精神。

  民主德國倒向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這種政策使之獲得經濟援助和安全支持，有利於其恢復經濟、鞏固政權，並奠定社會主義的基礎。然而，儘管1955年蘇聯已承認民主德國的主權地位，但民主德國在外交上獨立自主活動的空間還是有限的，總體上還是依賴並服從於蘇聯。

  二、尋求兩德和平共處和國際社會外交承認的努力

  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兩德分別加入華約和北約兩大對立軍事集團後，兩國關係十分緊張，德國問題的解決更加困難。在國際上，核軍備競賽使東西方關係再次陷入危機。在地區，聯邦德國不僅開始實施重新武裝計劃，還乘機提出發展核力量的要求。為了孤立民主德國，阿登納政府還在外交領域推行「哈爾斯坦主義」。東西方局勢和聯邦德國的政策都危害了民主德國的生存、安全和發展。在新的形勢下，民主德國一方面繼續加強社會主義同盟，另一方面實行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尋求國際社會對其主權國家身份的承認，努力實現兩德和平共處。為此，民主德國先是提出了邦聯計劃，繼而支持赫魯雪夫的締結和約和解決西柏林問題的主張，最後是直接向聯邦德國提出從國際法上承認其主權國家地位的要求。

  首先，反對聯邦德國的核武裝和提出兩德邦聯計劃。1955—1957年，民主德國把反對聯邦德國核要求的鬥爭提到了對外政策中特別重要的地位。統一社會黨和政府提出了裁減軍備和緩和關係的諸多建議。1956年1月18日，民主德國部長會議主席格羅提渥建議，兩德發表互不使用武力、支持歐洲集體安全條約、尋求有關核武器的共同立場以及兩德關係正常化的共同聲明。5月29日，民主德國發表了一份政府聲明，全面提出了民主德國緩和緊張局勢和解決德國問題的主張。在德國問題上，民主德國強調自身的存在，建議兩國政府促進兩德的商業、文化、科技交流和鼓勵個人和團體之間的來往。民主德國還重申，願意實現兩德關係的正常化，但只有通過兩德的談判才能實現關係的接近。為了表示緩和的誠意，民主德國還單方面將軍隊從12萬削減到9萬。

  在反對聯邦德國核要求的鬥爭中，民主德國提出了實現兩德和平共存並為將來統一創造條件的邦聯計劃。1956年12月30日，烏布利希在《新德意志報》發表《我們應該做什麼以及不應該做什麼》（Wir tun sollund was nichtzu tun）一文，他的主要意圖是指責聯邦德國政府的重新武裝政策阻礙了德國統一，號召聯邦德國青年、工人階級以及社會民主黨努力在選舉中挫敗阿登納及其政黨。在文章最後，他指出，「在兩個德國建立不同的社會制度後，首先必須是兩個德國的接近，然後是建立邦聯或聯邦的一種形式，直到德國重新統一和建立國民大會的民主選舉成為可能」。這是民主德國官方第一次公開提出一種過渡統一方案，但對統一後的國家組織形式的看法還不明確。1957年1月15日，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第30次會議召開，烏布利希在大會報告中詳細談到邦聯計劃。他指出，德國統一的組織形式是邦聯性質的全德議會，它由兩德分別依據各自的選舉法進行選舉組成，該組織有邦聯政府的職能，負責準備統一協議、協商民族工業、銀行、軍隊、交通等的統一，以後的工作還有按照平等協商的原則來舉行自由選舉，建立負責立憲和組織統一政府的國民大會，等等。民主德國認為，邦聯比由外國和德國壟斷資產階級控制的選舉更有民主特徵，並強調只有在外國軍隊撤出、外國軍事控制結束後，自由選舉才有可能。在報告中，烏布利希還指出，民主德國的邦聯計劃針對的是工人階級，但不以聯邦德國社會主義化為建立邦聯的前提條件。至於邦聯計劃的目標，民主德國認為是：（1）制止德國民族分裂的加劇以及為恢復民族國家的統一創造機會；（2）成為兩德開始關係正常化的道路；（3）停止軍事對抗和制止在德國土地上開始的擴張軍備。這些表明，民主德國試圖在兩德之間建立一種特殊的和平共存關係。

  但是，聯邦德國拒絕接受兩德邦聯計劃，1957年5月，阿登納政府在給蘇聯的備忘錄中指出：邦聯建議只會使統一問題變得更為複雜和困難；在德國歷史上，1815年的邦聯到1871年才成立聯邦，何況民主德國還有前提條件，其目的不過是想建立共產主義在全德的領導，聯邦德國是不能接受的。聯邦德國還擔心邦聯計劃會導致兩德建立對等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而這是堅持「單獨代表權」的阿登納政府決然不能接受的。此外，兩德邦聯計劃正好是在聯邦德國的大選前夕提出，基督教民主聯盟懷疑其目的是要在選舉中造成不利於阿登納及其政黨的影響。1958年1月20日，阿登納明確表示：德國統一不是兩個政府的事，而是全體德國人的事。

  其次，支持赫魯雪夫的締結和約和解決西柏林問題的新主張。1957秋，東西方之間核軍備競賽升級使聯邦德國核擴軍的危險加劇。1958年3月25日，聯邦德國的聯邦議院以一票的多數通過了支持北約在其領土上裝備核武器的決定。為了反對聯邦德國的核要求，民主德國提出了種種建議。除了繼續宣傳邦聯計劃和向聯邦德國發出裁軍呼籲外，它還與東方陣營一起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張和要求。主要有：（1）支持波蘭的非核區建議；（2）呼籲簽訂互不侵犯條約；（3）提出締結對德和約的要求並和邦聯計劃相結合。然而，聯邦德國仍然反對邦聯道路，堅持德國統一是四國的責任。在西方拒絕談判和約後，蘇聯和民主德國決定對西柏林施加壓力，以迫使西方同意召開和會。11月27日，蘇聯照會英法美三國，宣布解除四國占領柏林現狀，要求在6個月內就柏林的自由城市地位達成協議，否則蘇聯將與民主德國單獨締結和約，這就是赫魯雪夫的「最後通牒」。儘管西柏林中立化的主張意味著民主德國將要放棄對西柏林的主權要求，但烏布利希主要關注的是西柏林不再威脅民主德國的安全，也就是西方不再以西柏林為據點來開展針對民主德國的敵對宣傳、進行貨幣投機以及支持策劃民主德國人員的外逃，等等。因而，民主德國積極支持赫魯雪夫的最後通牒。

  西方三國都堅持在柏林的權利並拒絕蘇聯的最後通牒，但英美兩國願意與蘇聯談判以緩和局勢，聯邦德國和法國則堅決反對向蘇聯讓步，最後東西方還是在召開外長會議和首腦會議上問題上達成了一致。1959年5月—8月，東西方在日內瓦召開了四國外長會議，東西德被允許列席會議。由於在德國問題和柏林問題上的立場難以彌合，會議毫無結果。不久，由於發生美國U2飛機入侵蘇聯領空事件，蘇聯取消預定在巴黎召開的四大國首腦會議。在美國新總統甘迺迪上台後，美蘇首腦會談才再次開啟，但也沒有達成任何協議。

  在談判道路受阻後，蘇東集團決定採取單邊行動，來維護民主德國的穩定。1961年8月13日深夜，民主德國突然用鐵絲網將西柏林圍住，後來又修建起一道高大的圍牆——「柏林圍牆」。西方國家雖然表示反對，但也沒有採取激烈的措施，而是逐漸默認了「柏林圍牆」的存在，第二次柏林危機拉上了帷幕。

  再次，尋求國際社會的正式外交承認。建國以來，民主德國一直希望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範圍內，這一目標順利實現，但西方集團（包括聯邦德國）一直拒絕承認民主德國。在1954年統一社會黨的「四大」上，烏布利希指出，不需多長時間西方國家就會承認民主德國。50年代中期以後，民主德國主要努力方向是爭取西方國家的正式外交承認，也就是國際法承認。1961年「柏林圍牆」修建後，烏布利希藉機強調民主德國的主權國家地位，他說，「……8月13日及此後的措施表明了工農國家的決心，即成功達成任何談判結果的前提是尊重民主德國及其首都的主權」，「8月13日的保護措施是加強民主德國主權的重要象徵」。「柏林圍牆」修建後，民主德國的政局趨於穩定，從1961年8月14日到1977年，民主德國外逃人員總數僅177204人。在安定的環境下，民主德國的經濟取得了戰後以來的最好成就，1965年工業生產總值超出1958年水平的43%，居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隨著實力的增長，民主德國對建立兩德正常關係充滿信心。

  為了獲取聯邦德國的外交承認，民主德國建議兩德協商關係正常化。1961年11月30日，格羅提渥致信阿登納，表示如果不能在所有問題上達成共識，兩德至少在保衛和平、和平共處與發展正常關係上達成最低程度的一致。在有關兩德協商內容的建議中，他提出雙方互相保證主權平等和尊重領土完整。烏布利希宣稱，取得外交承認的短期目標和爭取統一的長遠目標並不矛盾，「……承認是和平共處的前提，它將有利於合作，一旦西德發生民主變革，它將導致最終的統一」。但是，阿登納政府強硬地堅持不承認政策，民主德國的談判提議依舊泥牛入海。1963年1月，統一社會黨「六大」召開，民主德國確立了10年外交計劃，提出要與不同制度的國家在和平共處原則上建立和平共存關係，這也適用於民主德國同聯邦德國、西柏林之間的關係。民主德國繼續堅持建立兩德邦聯的計劃，主張西柏林作為不屬於聯邦德國的一方參加邦聯，並建議德國三部分在最低程度上建立適當的和平共處關係並達成諒解。此外，還繼續提出簽訂對德和約的要求，並提出了加入聯合國的目標。

  聯邦德國繼續拒絕承認民主德國，但不再排斥與承認民主德國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發展關係。1961年11月29日聯邦德國開始與波蘭進行簽訂長期貿易協定的外交談判，次年3月7日兩國簽署了一個為期三年的貿易協定，聯邦德國與其他東歐國家接觸並簽署了貿易協定。1962年6月4日，聯邦德國外長施洛德還提出消除與東歐國家隔閡的「架橋政策」，其方式是建立文化聯繫、增加人員來往以及開展經濟交流。但施洛德並不與東歐國家建立外交關係，民主德國仍被排斥於緩和範圍之外。此後的艾哈德政府和基辛格政府在東方政策上的步伐逐漸邁開，但也沒有從根本上突破拒絕承認民主德國的「哈爾斯坦主義」。

  對於聯邦德國的新政策，烏布利希的反應是一面在內政上加緊發展自身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一面在外交上強調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團結，反對聯邦德國繞過自己與蘇聯、東歐國家發展關係，堅持聯邦德國從國際法上承認其主權國家地位是社會主義陣營與之交往的前提。為了抑制聯邦德國在東歐外交行動的消極作用，民主德國還努力擴大自己在國內外的影響力。1965年，烏布利希成功訪問了埃及，這是他第一次出訪沒有建交的非社會主義國家。民主德國還派代表團前往東歐各國，同時還以與西方發展經濟關係來進行反擊。在國內，民主德國極力宣揚自己的經濟成就，甚至是將自己打扮成社會主義國家的典範，以激起國人的國家自豪感。此外，民主德國還刻意突出自己的國家地位，如通過加強對西柏林過境交通的管制來顯示其對交通的控制權，通過反對兩德運動員以一個德國代表團的形式參加1968年的奧運會來與聯邦德國劃分界限。精明強幹的烏布利希也企圖從聯邦德國政策的鬆動中尋找機會，以從兩德對話和交往中獲得聯邦德國的外交承認以及經濟貿易等方面的好處。1963年7月2日，烏布利希再次向聯邦德國提議，兩國就建立邦聯、發展正常和平關係和準備友好合作進行談判。與此同時，民主德國還努力與聯邦德國的在野黨和社會團體進行接觸。

  民主德國儘管沒有取得聯邦德國的外交承認，但也挫敗了後者在東歐推行的外交包圍政策。由於蘇聯的外交限制和聯邦德國的讓步有限，東歐國家沒有背叛民主德國的利益。1964年與蘇聯簽署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提高了民主德國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地位，60年代的「經濟奇蹟」進一步鞏固了民主德國的國家地位。隨著政權的鞏固和經濟實力的增強，民主德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也隨之提高，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甚至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願意與其發展關係。然而，在勃蘭特上台後，民主德國再也無法阻止蘇東協國與聯邦德國改善關係的步伐。

  在無法阻止蘇東協國與聯邦德國進行無條件談判以及東西方緩和關係後，民主德國著力於通過內部政策調整來維護國家的存在和安全。1967年12月政治局成員阿爾伯特·諾登（Arbert Norden，1904—1982）指出，聯邦德國加入北約使民族聯繫永遠終結，聯邦德國再提一個民族不過是用來反對民主德國的政府主權和合法性要求。但在1968年的新憲法第一條中，民主德國仍然將自己定位為「德意志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並在第八條中保留了民族統一目標。這表明，民主德國官方的立場仍然是「一個民族，兩個國家」，並沒有放棄一個民族理論。然而，1969年10月28日，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在施政綱領中也提出「一個民族，兩個國家」的說法，不過他是從共同的語言、文化、習俗等方面來定義民族，目的是通過加強民族聯繫來實現最終的民族統一和國家統一。烏布利希反對聯邦德國利用德意志民族情感和兩德特殊關係來尋求德國的統一，極力強調兩德的差異：「兩個德國有著不同的社會組織，有自己的國界、自己的教育體制和自己的文化。」為了規避被聯邦德國吞併的危險，民主德國開始在民族問題上與其劃分界限，如在機構名稱上實行「去德意志化」，加強對西柏林過境交通的管理以限制兩德人員來往，等等。烏布利希還開始否定一個民族理論，1970年1月15日，以兩德不再屬於一個民族共同體為由，他要求建立國際法中的兩德關係，並以民主德國是社會主義民族來拒絕兩德統一。1971年1月19日，烏布利希又以百萬富翁和工人階級沒有共同點為由，來反對一個民族理論。可見，在保持民主德國政權穩定和實現德意志民族統一兩個目標發生衝突時，烏布利希選擇了前者。

  在昂納克上台後，兩德關係正常化勢在必行，這不僅對民主德國政權的存在和穩定構成新的挑戰，聯邦德國影響的再次進入還使民主德國面臨著保持獨特和清晰的民族國家身份的問題。在1971年7月的統一社會黨「八大」上，昂納克對民主德國的民族政策作了大的調整，他指出，「歷史已經對民族問題作出決定。社會發展的規律，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不可調和的對立，客觀地導致了在一切社會領域中嚴格劃清社會主義的民主德國和帝國主義的聯邦德國之間的界限。建立工人階級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在民主德國導致了社會主義德意志民族的形成。在聯邦德國則相反，在那裡，帝國主義政權在右翼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的積極支持下已經復辟，由階級對立所造成的舊的資產階級民族繼續存在。」這樣，為了防範和反對勃蘭特政府「以接近求轉變」的企圖，昂納克政府提出了「兩個民族理論」。

  三、與聯邦德國關係的改善和發展

  在蘇聯東歐國家對與聯邦德國勃蘭特政府舉行緩和談判十分積極後，為了避免陷入外交孤立，民主德國不得不開啟兩德談判之門，不再堅持以獲得聯邦德國的外交承認作為談判前提。由於立場相差甚遠，兩德談判毫無結果，但勃蘭特政府與蘇聯、波蘭兩國的雙邊談判取得了進展。勃蘭特政府向蘇聯施加壓力，要求將《柏林協定》和《莫斯科條約》捆綁在一起。為了促成兩德談判，蘇聯通過雙邊接觸和多邊協商的多種渠道向民主德國施加壓力，在內外逼迫之下，烏布利希被迫辭職，開始了昂納克統治的新時代。事實上，在爭取聯邦德國的外交承認和保護民主德國在柏林的權益等問題上，昂納克與前任毫無二致。與烏布利希不同的是，昂納克更為務實和靈活，在無法抗拒蘇聯的壓力後，他積極參與緩和進程，以儘可能地維護民主德國的國家利益。

  在一系列條約網絡的基礎上，兩德合作關係逐步建立。從1949—1969年的20年間，兩德僅簽訂了16項條約，而從1969—1979年的10年時間內，兩德簽訂的條約數達到57個。其中，最為重要的是1972年12月簽訂的兩德《基礎條約》，在條約中民主德國獲得了聯邦德國對其主權國家地位的現實承認，聯邦德國則使民主德國同意發展和促進兩德在經濟、科學技術、交通等等方面的合作，但兩德在民族、統一、國籍、民主德國主權國家地位、兩德以及歐洲的現存邊界等基本問題上的分歧依舊存在。兩德條約涉及的主要是經濟和社會領域，有關政治方面的比較少，雙方主要是進行功能主義合作，但條約的簽訂為兩德合作關係的建立和穩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20世紀70年代，兩德合作關係主要體現在人員來往和經貿關係的發展方面：（1）兩國人員來往不斷擴大。關係解凍後，兩德人員來往明顯增多，1979年聯邦德國公布的數據顯示，聯邦德國前往民主德國旅遊的人數（不包括由第三國入境者）從1967年的1423738人攀升到1975年3123941人，民主德國前往聯邦德國旅遊的人數（地域不包括西柏林，人員不包括退休者）在20世紀70年代也穩定地保持在4萬人左右，退休人員則保持在10萬—14萬人左右。除了直接的人員來往外，兩德人民通過電話和郵件進行的交往也大大增多。（2）兩德貿易額大幅度提高。聯邦德國官方公布的兩德貿易數據顯示，1955年聯邦德國與民主德國之間的購買額僅5.88億聯邦馬克，銷售額是5.63億聯邦馬克，成交額是11.51億聯邦馬克；1971年分別攀升到23.19億聯邦馬克、24.99億聯邦馬克和48.17億聯邦馬克；1976年又快速上升為38.77億聯邦馬克、42.69億聯邦馬克和81.46億聯邦馬克。此外，按照《基礎條約》特別是《歐洲安全和合作最後文件》（Schlussdokument für Sicherheit und Zusammenarbeitin Europa）的規定，兩德還在公共衛生、交通、環境、科學技術以及文化等領域開展了廣泛的交流與合作。

  20世紀80年代，東西方關係再次惡化，但兩德之間的關係繼續維繫和發展，這主要表現在：（1）兩德致力於保持兩國之間的和平共處。受東西方關係的影響，民主德國對聯邦德國實行了一些強硬政策，但直到1986年4月的統一社會黨「十一大」，昂納克還強調在兩德關係中維護和平始終是最重要的問題。科爾上台後突出統一意圖，兩德關係一度惡化，但兩國領導人在會晤中一致同意避免兩德戰爭。（2）兩德高層領導人之間的政治對話繼續開展。在《基礎條約》簽署後，兩德政治交往逐漸增多，甚至在美蘇關係逐步惡化之時，兩德的政治關係仍然繼續發展，如1980年、1981年兩德最高領導人昂納克和施密特兩次會晤；利用1982年、1984年和1985年參加蘇聯首腦葬禮的三次機會，昂納克和科爾進行了會談。（3）兩德的人員交往和各領域合作一直存在並不斷發展。如兩德的貿易繼續保持增長，1984年上半年民主德國向聯邦德國出口的產品高達45億馬克的，比上年同期增長12%。聯邦德國繼續向民主德國提供貸款，後者則繼續放寬對兩德人員來往的限制。1987年9月，昂納克對聯邦德國的成功訪問促進了兩德關係的發展，兩國人員來往繼續增長，許多城鎮還結為姐妹市。

  然而，兩德關係的發展也存在眾多的問題和障礙。就外部障礙而言，兩德分別隸屬於政治、經濟和軍事上敵對的兩大陣營，兩國關係的發展必然會受到冷戰格局的影響。儘管政治、經濟實力不凡，但兩個德國不可能脫離東西方關係的大框架來發展兩德關係，更不可能分別離開各自的冷戰陣營或者是改變美蘇對峙的冷戰國際格局。就內部障礙而言，兩德敵對競爭關係的遺存也限制了兩國關係的深入發展。儘管兩德走向了關係正常化，但雙方在國家地位、民族統一等基本問題上的分歧依然存在，聯邦德國還拒絕從國際法上承認民主德國。因而，昂納克政府對兩德交往一直保持警惕並施加種種限制。在合作和交流中，兩德的摩擦和衝突也是不斷出現。在敵對與競爭關係繼續存在的情況下，兩德實力和地位的巨大差距也限制了雙邊合作的發展，如在貿易方面，與聯邦德國的貿易量占民主德國外貿總量的7.1%，而與民主德國的貿易量在聯邦德國的貿易總量中只占微不足道的1.5%。為了避免形成對聯邦德國的經濟依賴，昂納克政府大幅度降低無息透支貸款的利用率，1983年為71%，1988年降為31%，1986年更是低至22%。

  總之，在與聯邦德國的發展競爭中，民主德國明顯處於下風，這使其在外交方面一直處於被動防禦的局面，深受國家安全和政局穩定等問題的困擾，兩德和平共處及國際社會的承認也沒有使之獲得真正的安全感。而且，戰時盟國對德國和約懸而未決使民主德國沒有獲得完全的主權，歐洲的冷戰也使其難以通過自身力量來獲得真正的安全。缺乏完全主權和對蘇東集團軍事保護的依賴，使民主德國在決策上不能完全地獨立自主，深受蘇聯、東西方關係以及聯邦德國等因素的影響。此外，在冷戰時期，國際交往中普遍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處於冷戰前沿的民主德國政府在處理兩德關係時更是將意識形態利益置於突出地位。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和發展，統一社會黨及其政府先是放棄了積極的統一政策，繼而放棄統一目標，最後還走向了民族分離主義道路，民主德國領導人埃貢·克倫茨認為「這是民主德國近期歷史的最大錯誤之一」。

  四、與蘇聯的分歧和關係惡化

  長期以來，建立、發展和鞏固與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兄弟聯盟關係是民主德國外交政策的基本路線之一。然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由於對聯邦德國政策的不一致，民主德國和蘇聯的友好關係蒙上了一層陰影。在蘇聯與聯邦德國的關係中，安全問題一直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出於安全考慮，蘇聯在20世紀50年代主張兩個德國的存在。在東西方關係緩和時期，蘇聯一直企圖通過拉攏聯邦德國、法國等西歐大國來離間歐美關係，從而削弱北大西洋聯盟。在1984年阻止聯邦議院通過安置潘興 II飛彈（Pershing-II-Rakete）失敗後，蘇聯的德國政策是懲罰支持美國安全政策的聯邦德國。但是，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民主德國不願破壞兩德關係。迫於蘇聯的壓力，昂納克訪問聯邦德國的日程多次被迫延期，依賴蘇聯的保護使民主德國不得不將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置於維持兩德關係之上。

  因改革問題方面的矛盾與分歧，80年代後期民主德國與蘇聯的關係還是走向惡化。1985年3月，戈巴契夫（Michail Gorbatschow，1931—）擔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當時的蘇聯面臨著嚴重的內外交困的局面，長期以來經濟體制僵化、經濟結構失調以及犧牲經濟發展擴充軍備等使國家陷入經濟危機，這也使蘇聯在全球爭霸鬥爭中力不從心。戈巴契夫決定進行加快經濟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的改革，並陸續提出了一些新設想和新措施，主要是在經濟領域允許多種經濟所有制存在、採取經濟方法管理經濟、給予企業更大的經營自主權和重點發展重工業。然而，蘇聯的經濟改革極不順利，成效不彰並阻力重重，戈巴契夫轉而推行政治自由化、民主化改革，並日益以政治改革為主。在蘇聯國內推行改革的同時，戈巴契夫也敦促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改革，允許這些國家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

  對昂納克來說，在改革問題上處理與蘇聯關係是一個兩難問題，一方面民主德國十分依賴蘇聯，需要與戈巴契夫政府搞好關係；另一方面他不理解也不接受戈巴契夫的新道路。埃貢·克倫茨後來指出，「對於德國統一社會黨而言，要想同時做到一方面與蘇聯保持這樣清晰的關係，即民主德國的存在最終有賴於它；一方面又要對戈巴契夫的政策保持批判性距離，兼顧兩者是很困難的。然而這種距離並未促成民主德國形成一種可行的方案，以實現連續性與創新之間的平衡」。昂納克最後選擇的是一種表面逢迎暗中抵制的政策，他沒有公開反對蘇聯改革，一度還派親信埃貢·克倫茨研究蘇聯的改革政策和措施，但最終他對戈巴契夫改革採取抗拒立場，但又不得不採取一種間接方式，通過強調民主德國成就來抵制蘇聯改革，他說：「世界上哪個社會主義國家搞得比我們好？你們要改革和公開性還是要充足的貨架？」在1988年中委會第七次會議上，昂納克首先肯定蘇聯改革的作用，宣揚「蘇聯的改革進程對加強世界社會主義進程和保衛和平具有重大意義」，接著他又表示要警惕資產階級化的影響，不能依據「庸俗市儈的喋喋不休，那些人想用資產階級思想來改寫蘇共黨史和蘇聯歷史」。他還強調沒有對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適用的模式，照搬不能代替必要的獨立思考，民主德國要建設具有自身特色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昂納克日益保守和僵化，他抵制戈巴契夫式改革，也拒絕根據民主德國情況進行必要的改革和調整，將克倫茨的改革提議鎖進保險柜，導致後者認為：「昂納克並不拒絕與蘇聯保持良好的關係，但卻對那裡的發展抱懷疑態度。他認為他們頭腦中的社會主義不是多而是少了。他感到自己更加傾向於蘇聯社會中的保守勢力。」為了限制戈巴契夫新思維及其改革對民主德國的影響，昂納克政府還禁止發行蘇聯的《伴侶》（Partner）雜誌。從1985年起，戈巴契夫在與昂納克的多次會晤中均敦促他實行改革，但昂納克不為所動，戈巴契夫事後承認：「我現在只想說，為了說服他切不可拖延國內和黨內改革的時間，我做了小心翼翼的嘗試，但沒有收到任何實際效果。」昂納克抵制改革使民主德國與蘇聯的關係日益冷淡，克倫茨在布加勒斯特（Bukarest）會議上還覺察到，因抵制改革，民主德國遭受到社會主義盟國的孤立。

  在民主德國與蘇聯的關係走向疏遠的同時，聯邦德國與蘇聯關係逐漸緩解，為了在改革中獲得西方的資金和技術，戈巴契夫大力改善與聯邦德國的關係。對於蘇聯與聯邦德國政治關係的改善，昂納克十分不安，擔心會損害民主德國的外交戰略地位和國內統治合法性。因而，他決定在1987年完成因蘇聯阻止而延期的對聯邦德國的訪問，目的是想以促進兩德關係來平衡蘇聯與聯邦德國的接近。毫無疑問，昂納克更加重視的是維持與蘇聯的特殊關係，在與蘇聯爭相向聯邦德國示好的同時，民主德國也不斷向蘇聯強調保持兩國政府和政黨之間聯繫的重要性。然而，民主德國的「德國牌」未能改變蘇聯的重視聯邦德國政策，戈巴契夫還不顧民主德國的利益主動向聯邦德國總理科爾提出德國統一問題，甚至還發出了不排斥德國最終統一的信號。蘇聯的德國政策的鬆動會導致兩德人民民族感情的增長，這自然會危及民主德國政權的穩定，昂納克對蘇聯的做法十分惱火。他說：「現在我不知道是否是100年後的事情都會發生變化。」這是含蓄地反對戈巴契夫的歷史會回答100年以後事情的說法。

  隨著蘇東國家改革陷入困境和蘇聯在德國統一問題的立場出現鬆動，歐洲形勢對民主德國十分不利。一方面，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在80年代末處於困難和動盪的局面，為了解決經濟危機，蘇東國家先是進行經濟領域的變革繼而進行政治自由化改革，但過急過快的改革帶來的是更大的困局和動盪。作為社會主義陣營位於前沿陣地的成員國，民主德國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和挑戰。另一方面，戈巴契夫實行外交新思維，提倡全人類利益高於一切原則和實行核裁軍，主張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能夠並應當控制在以合作為前提的和平競賽範圍內，放鬆對東歐國家的控制，並提出建立「歐洲大廈」的設想。西方人士指出，戈巴契夫提倡建立歐洲大廈的「新思維」有利於兩德的人員來往，從而使聯邦德國民族政策的成功存在相當大的希望；對聯邦德國來說，蘇聯壓力下民主德國的經濟、政治改革是最理想的結果。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外交自主性加強後，在動亂局勢下為了自身利益不再延續傳統的支持民主德國的政策，民主德國陷入空前的孤立無援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