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聯邦德國：一個經濟大國的崛起

  聯邦德國建立後，很快實現了經濟的恢復，而後進入了一個快速增長期，並在60年代重新成為經濟大國。60年代中期以後增長放緩，70年代又出現經濟「滯脹」，但其經濟總體表現要好於其他發達大國。另一方面，經濟力量的集中重新發展，經濟結構則經歷了調整、轉型和升級而趨於高端化。但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弊病並未消除。

  一、「經濟奇蹟」

  1948年西占區貨幣改革後，西德經濟走上穩定和恢復的道路。西方三國放寬對西德經濟的限制，同時提供種種幫助，有助於其經濟的恢復。從1948年年中到1952年年中，工業生產增長了110%，國內生產總值名義增加了80%以上，實際增加了67%。在短短几年中取得這樣的成就，遠遠超過人們之前的預期。

  隨後聯邦德國進入經濟增長的快車道，持續到60年代中期，出現所謂「經濟奇蹟」。在此期間，其實際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是：1951—1955年9.16%，1956—1960年6.76%，1961—1965年4.78%。其中，50年代的增長速度最快，1955年的增長率高達11.8%。這種速度在同期發達國家中名列前茅，也超過德國歷史上增長最快的時期。如果僅計算其工業生產的年均增長率，則1952—1959年是8.9%，1960—1965年是4.9%。這個時期的特點是，增長比較穩定，周期性波動較小，通脹率低。第一個周期是韓戰刺激下的出口引導性繁榮，到1951年因煤炭、鋼鐵、電力的瓶頸而受到制約。第二個周期隨著1954年取消多種進口限制和美國經濟的高漲而開始，而後由限制性的貨幣政策而放慢。不久由於美國經濟新高漲和1958年取消對資本流動的限制而再度繁榮，持續到1961年。此時，聯邦德國經濟總量已相繼超過法、英，躍居西歐各國之首。幾年後超過日本，成為西方第二大經濟體。1968年重新被日本超過，此後長期居西方第三大經濟體地位。

  同時，聯邦德國成為世界貿易大國。戰後初期，德國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曾下降到微不足道。聯邦德國深知加入世界市場的重要性。艾哈德相信，不管作為原料的買主或者作為製成品的賣主，德國都有賴於世界市場。所以，聯邦德國鼓吹國際「自由貿易」，積極加入各種國際經濟、貿易協定以及區域性組織。政府大力鼓勵對外貿易。其對外貿易額1950年在資本主義世界居第五位，1962年就超過法國、加拿大和英國，僅次於美國而居世界第二。尤其是出口十分強勁，從1950年到歐共體成立時的1957年、1958年，其出口以每年20.4%的速度增長，此後有所放慢，但增速仍然可觀。按當時價格計算，其出口貿易額1950年為84億馬克，1960年達到479億馬克。從1951年起，其國際有形貿易出現贏餘，此後便連年順差。聯邦德國經濟具有「出口引導」或「出口依賴」的特點。其產出中出口的份額，1950年為8.5%，1960年為14.6%，1970年高達18.8%。戰後初期曾以出口原料和煤炭為主，從1948年起轉向製成品為主。此後製成品出口的份額越來越高，如鋼鐵、化工、機械、車輛、電氣產品等，以質量性能和價格優勢、交貨及時等原因，極具競爭力。強勁的出口，彌補了大量進口原料、能源和無形貿易的逆差，積累了黃金外匯儲備。1965年，其黃金外匯儲備超過英、法、日，僅次於美國。

  戰後初期，德國資本輸出陷於停頓。在經濟恢復的情況下，1952年解除了資本輸出的禁令。50年代中期，聯邦德國重工業界就在政府支持下，籌資在發展中國家進行一批重大工業項目建設。1960年私人資本輸出總額為14億馬克，1966年超過26億馬克。其中私人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更快。另一類資本輸出是「官方發展援助」。60年代初成立了對外經濟合作部，實施對外援助與合作計劃，帶動了資本輸出。另一方面，也大量輸入國外資本。自1955年以後，聯邦德國在大部分年份的長期資本輸出淨額都是負數。在60年代中期以前，私人資本對外投資積極性不高，當時經濟高漲，國內投資機會多，勞動力充足，工資水平較低，又有政府鼓勵，投資贏利前景看好。這種情況，有利於國內投資的增長，是「經濟奇蹟」的重要條件之一。

  聯邦德國建立之初，失業人數和失業率（失業人數占勞動力的百分比）都比較高。隨著經濟的恢復和快速增長，失業逐漸下降，到60年代實現了充分就業。據統計，1950—1954年每年的失業人數均超過120萬，失業率在7%—10%之間；1955—1959年每年的失業人數在50萬—100萬之間，失業率在2.6%—5%之間；60年代每年失業人數降到50萬以下，除1960年、1967年、1968年外，其他年份的失業率皆低於1%。實際上，為滿足經濟增長對勞動力的需求，聯邦德國從50年代中期開始招募「外籍勞工」（Gastarbeiter），與義大利、西班牙、希臘、土耳其、南斯拉夫等國簽署招工協議。1955年有「外籍勞工」8萬人，1961年達到68萬人。到1970年，登記的「外籍勞工」約200萬人。

  經濟學家以各種「模式」來解釋聯邦德國的「經濟奇蹟」。大體而言，以下因素具有重要作用。首先，納粹德國在戰爭中失敗，盟國對德國的改造，對戰犯的懲治，使舊的統治集團和舊的社會秩序以及德國人曾經深信的一些信條，都受到沉重的打擊。這些因素以特殊的方式，實施了一場德國歷史上未能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德國的資產階級—自由派在新的條件下，在西方幫助下掌握了權力，建立起「自由與民主的基本秩序」，拋棄了極端民族主義、軍事工業化和武力擴張的道路，奉行一種「經濟政治」原則，把主要精力和資源用於經濟的重建和發展。

  其次，近代以來德國的工業化打下了基礎，西部的工業基礎尤其雄厚。戰後初期人們對德國工業狀況估計曾十分悲觀，實際情況並不盡然。納粹統治和戰爭造成浩劫，但其推行的軍事工業化卻擴大了工業生產能力。經過戰爭（包括盟國的轟炸）的破壞，1945年戰爭結束時，德國工業設備資產的總值仍然比1936年高出20%。納粹時期為戰爭的目的，進行了大規模的科技及其應用（如現代武器、通訊技術、合成材料等）的研究。戰後初期生產停頓，但擴大了的工業能力和科研成果仍然存在，可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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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從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本角度看，德國人總體上有較高的文化教育基礎，有較多高素質的人才和熟練的勞動力，以及重秩序，講效率，敬業勤勉的精神。戰後初期近千萬來自東部的難民和被驅逐者以及此後不斷來自民主德國的人員中，有相當多熟練工和技術人員，也是一種優質的人力資本補充。僅1952—1963年來自民主德國的人員中，就有工程技術人員2萬多人，醫生4500人，高校教師上萬人。據估計，12年間這類人才資本轉移總共約值300億馬克。大量的「外籍工人」也功不可沒。1964年9月，聯邦勞動部長稱「外籍工人」是「德國經濟成功不可缺少的條件」，德國還將繼續依賴「外籍工人」。

  在聯邦德國形成了一種共識，把發展經濟置於首要地位。執政者相信「社會市場經濟」，認為首先要把「蛋糕」做大，才能逐步提高生活水平，並解決其他問題。所以，實行「供應優先的增長政策」，發揮企業和個人的主動性，同時適當發揮政府功能，為經濟增長創造條件。為了經濟增長，這一時期聯邦德國保持著很高的積累率（淨投資在國民收入中的比率）和投資率（國民經濟總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1950年到1966年間，積累率最低的年份為13.5%，最高的年份達到22.3%。投資率最低的年份超過20%，最高的年份高達27%。50年代上半期，投資的年均增長率為12.9%，超過同期的經濟增長率；1955—1965年有所放緩，但投資的年均增長率仍然達到6.9%。另一面是控制工資和消費的增長，從而將國民收入的較大份額變成積累和投資。同時，建立起一套制度（如企業「共決制」等），促進勞資合作，以利於經濟發展。工會吸取了歷史教訓，提出了較為溫和的目標，追求「勞資共決」等「經濟民主」，而不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工資為首要訴求。勞資關係較為平穩，罷工較少，有利於企業降低成本，擴大生產。50年代期間，聯邦德國的單位勞動成本幾乎沒有上升（按馬克計算每年上升約2.2%，而實際單位勞動成本每年下降0.9%）。同一時期，英國的單位勞動成本卻上升了約50%。

  從國際條件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不僅幫助建立了聯邦德國，而且很快取消對其經濟的限制，並提供援助（如「馬歇爾計劃」）。到1954年10月，聯邦德國獲得西方援助約為44億美元。在經濟發展資金不足之際，這些援助的意義不言而喻。美國和北約組織提供的安全保障，有利於聯邦德國節約防務開支，增加外匯收入（盟國駐德軍事力量的開支用美元和英鎊支付）。從更廣闊的背景來看，戰後資本主義世界出現約20年的發展「黃金時期」。這一時期先後建立了歐洲經濟合作組織、歐洲煤鋼共同體、歐洲經濟共同體，及以布雷頓森林體系、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等，有助於建立一個開放和相對有序的世界經濟體系。聯邦德國利用了國際環境中有利的一面，積極加入世界經濟體系，搭上了西方經濟恢復和增長的快車，造就了自身的「經濟奇蹟」。

  二、溫和通脹下的中低速增長

  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國際宏觀經濟環境趨於惡化，聯邦德國經濟中的問題也積累起來，經濟增長速度放緩，通脹和失業加劇。多種因素使得「經濟奇蹟」時期的高速增長已不可持續。1966—1967年發生衰退。此後直到統一之前，在這20多年中，經濟環境和發展形勢複雜多變，聯邦德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總體上經歷了兩大階段：一是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期間加強宏觀調控的階段，二是80年代聯盟黨科爾政府強化市場和減少政府干預的階段。從經濟運行狀態的角度來看，「經濟奇蹟」階段結束了，總體上出現一種溫和通脹下的中低速增長的狀態，可以稱為一種「新的常態」。從1966年到1990年，經濟年增長率超過5%的只有五年，最高為1969年的7.5%，還有三年出現負增長。不過，這一時期聯邦德國經濟的總體表現，仍算得上發達國家中的佼佼者，為世人稱道。

  1966年上台的聯盟黨—社會民主黨「大聯合政府」為克服衰退，在1967年制定《促進經濟穩定和增長法》，體現了兼顧穩定和增長的思路，擴大了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並要求有關各方「協調行動」。以該法為標誌，強化了反周期性的經濟宏觀調控，收到了一定效果。1968—1969年出現了比較快速的增長。1970—1973年間仍然實現了中速增長，年增長率在3%—5%之間。在此期間，聯邦德國經濟總量被日本超過，由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變成了第三大經濟體，但其工業品的出口和黃金外匯儲備額則躍居西方各國的首位。不過，政府干預的擴大和其他的改革措施（如擴大福利和教育經費等），都增加了政府的開支，致使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問題逐漸加劇。

  1974年和1975年，聯邦德國經濟再次衰退，原因之一是石油價格暴漲的衝擊。西方經濟普遍出現「滯脹」病，聯邦德國也未能倖免。1974年上台的施密特政府一方面試圖遏制財政開支增長過快的勢頭，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實行赤字財政以刺激經濟增長，而控制通脹則效果不明顯。在70年代末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和第二次石油危機的衝擊下，聯邦德國經濟在80年代初又陷入一輪衰退。1974—1981年，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為2%。其中1974年為0.2%，1981年僅為0.1%，1975和1982年還出現了負增長。而財政赤字、國家債務、通貨膨脹和失業加劇，均創其建國以來的新紀錄。據官方統計，1975年國債（聯邦、州、地方政府債務）是2560億馬克，1980年達到4690億馬克。其中聯邦政府的債務由1976的1333億馬克上升到1980年的2323億馬克。而失業自70年代中期起就連破百萬大關，80年代更趨嚴重，1982年達到183萬，也創造了建國以來的歷史紀錄。增長乏力，投資不振，通貨膨脹，失業劇增，幾大問題彼此糾纏，成為70年代中期以來經濟中的難解之結。

  1982年後，科爾領導的聯盟黨—自由民主黨政府執政，著力縮減財政赤字和國家債務，降低通脹，並重新強調「市場」，鼓勵私人資本的積極性。經過努力，財政赤字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國家債務增速放慢，物價重新趨於平穩，經濟出現較低通脹之下的低速增長。1987年的生活費用物價指數比五年前（即1982年）高出約8.1%（而1975—1980年的五年中物價卻上升了29.1%），1986年的物價甚至比上一年有所降低。1983年到1990年間的經濟年均增長率在1.5%—5.5%之間。其中1990年增長率為5.5%，已達到中等增速。但是，財政赤字並未消除，國家債務仍在增長，1983—1987年五年間聯邦債務增加了29%，只是淨債務有所下降。尤其是失業問題沒有減輕，反而再創歷史新高。

  在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經濟不振、世界貿易下降期間，聯邦德國的對外貿易逆勢增長，不僅保持而且加強了貿易大國的地位。1973年它的進出口貿易總值為3266.5億馬克，1980年上升到7080.4億馬克，1988年達到10285.6億馬克，穩居世界第二貿易大國地位。其出口則在1986和1987年上升到世界首位。其1973年的出口額是1796.75億馬克，1980年為3574.5億馬克，1988年進一步達到5789.7億馬克。其對外貿易繼續連年順差。1987年聯邦德國在西方各國出口商品總額中占17.4%，在工業製造品出口總額中占19.3%，兩項指標均超過美國和日本；同年聯邦德國有14種產品，美、日只有6種產品的出口占世界貿易首位。聯邦德國與歐共體的貿易占有特殊地位。1970年其進口的44%、出口的40%是在歐共體中進行的，到1977年這兩個比例分別提升到48%和45%。1988年，聯邦德國向歐共體國家的出口更占到總出口的50.8%。聯邦德國經濟依舊具有「出口依賴」的特點，程度有增無減。其出口占整個產出中的份額由1970年的18.8%上升到1980年的23%和1985年的27.6%。在對外貿易中，工業製成品的比例進一步提高。1973年到1988年，其進口中製成品的比例（按貿易總價值計算）從占52%上升到68%，而出口中製成品的比例，則從85%上升到87.5%。其黃金外匯儲備（包括外匯、特別提款權、黃金和歐洲貨幣單位）繼續增加，1972年的總額約730億馬克，1978年達到1028億馬克。1979年底超過美、日、英、法等國。80年代上半期其外匯儲備有所下降，但仍居前列。馬克一路走強，其對美元的匯率1950年為4.2∶1，1973年升至2.7∶1，1989年再升至1.9∶1。僅1972—1979年幾年間，馬克對美元的匯率提高了85.8%，對法郎的匯率提高了47.7%，對英鎊提高了98.2%，對里拉提高了159.3%，對日元提高了44.8%。馬克成了世界最堅挺的貨幣之一，也是僅次於美元的國際結算與儲備貨幣。

  從70年代開始，聯邦德國的資本輸出強勁增長。一系列因素（國際競爭激化、大量的貿易結餘、馬克升值、國內工資成本增加等）促使資本投向國外。80年代聯邦銀行總裁珀爾（Karl Otto Phl，1929—2014）坦言：「我們必須用資本出口平衡商品和勞務過剩，包括直接在國外投資。」60年代聯邦德國的資本輸出總額僅為656億馬克，70年代超過1445億馬克，而僅僅1980—1981年就超過了580億馬克。尤其是私人資本的輸出激增，資本雄厚的大康采恩充當了主力。資本輸出的增長比商品輸出的增長更快，1971—1979年聯邦德國商品輸出年增長率為11%，資本輸出每年增長14%。1952年到1981年的30年中，私人在國外長期投資總額達2311億馬克。在國外辦企業是資本輸出的主要形式。1979年聯邦德國在國外的企業有10937家，資產4460億馬克，年營業額2721億馬克，就業人員160餘萬。長期以來，聯邦德國資本輸出大部分投向西歐和美國，投向亞非拉的份額較小，但數額還是增加不少，如1970年為62億馬克，1980年達到了191億馬克。聯邦德國作為長期資本淨輸出國的年份，在1955—1969年的15年中有四年，淨輸出最多的1963年也僅為3.9億馬克；而1970—1989年的20年中則有九年，淨輸出較多的是：1972年45.6億馬克，1973年52.4億馬克，1979年66.3億馬克，1986年高達146.6億馬克。到80年代，聯邦德國成為排在美、英之後的重要資本輸出國。

  在數十年中，聯邦德國經濟經歷過多次周期波動甚至衰退，年增長率總體呈遞減趨勢。但在主要工業化國家中，其經濟指標總體上是相當好的。它在60年代重新成為經濟大國，其GDP按現價（市場價）計算，1950年為978億馬克，1989年達到22490億馬克，相當於1950年的23倍。據1982年聯合國資料，按當年美元計算人均可支配國民收入，1960年聯邦德國是1186美元，1970年2701美元，1979年10837美元。在美、英、德、法、意五國中，1960年聯邦德國已高於法、意，1970年超過英國，1979年超過美國。其貨幣和物價相對穩定，居民的收入和財富較少因嚴重的通脹而縮水，從而能夠從經濟增長中獲益，並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在七八十年代，苦於「滯脹」的西方各國看好聯邦德國經濟，美國並一再要求其充當拉動西方經濟走出衰退的引擎。

  三、經濟力量的集中與壟斷的發展

  經濟力量的集中，是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大特點之一。德國在20世紀初就是一個經濟力量高度集中、壟斷組織發達的國家。二戰以後，新的科技革命，增長條件的變化，經濟結構的變革，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等，使資本主義經濟的集中有增無減。聯邦德國也不例外。

  聯邦德國建立後，制定《反對限制競爭法》，對卡特爾的成立與活動、企業的合併進行限制。但是，這未能阻止經濟界重新走向集中，其理由是「合理化」。一些大企業被拆散後的後繼公司紛紛重新集結。1957年有媒體指出：魯爾區所有的大康采恩，除聯合鋼鐵公司之外，「幾乎都達到了使戰勝國所實施的非卡特爾化完全化作烏有」的程度。到60年代初，無論是主要的工業部門還是銀行領域，都恢復了康采恩的傳統結構。到70年代，增長率降低，競爭激化。1973年修訂《反對限制競爭法》，加強了對企業合併的限制，但合併勢頭不減反增。據聯邦卡特爾局的資料，註冊的企業合併，1958—1967年間平均每年有34起，1968—1972年間每年205起，1973—1978年間每年多達429起。另據統計，在1973年後的五年中，收買和合併公司的件數達到2015起，比1967—1970年間（646起）多出兩倍以上。又有報導說，從1974年到1985年，提出的合併申請共6430件，被否決的僅有65件。大企業是合併的主力。例如1973到1982年，蒂森公司進行了69次合併，萊茵—威斯伐倫電力股份公司進行了122次合併，「費巴」公司進行了215次合併，魯爾煤礦公司進行了69次合併，等等。從1949年到1988年，耕地在10公頃以下的農業企業由126萬餘家減少到31.7萬餘家，耕地50公頃—100公頃的大型農業企業由1.26萬家增加到3.68萬家，耕地面積100公頃以上的農業企業則由近3000家增加到6000餘家。這也是農業現代化、規模化和合理化經營發展的結果。

  以下事例也可反映經濟力量集中之一斑。杜伊斯堡的克呂克內公司，是戰前魯爾大鋼鐵公司中最先被開刀分割的。到1954年，它刊登GG，號召《重新一起回來》。它的女兒公司，即其分散後的繼承單位，以不同方式重新加入了母公司。戰後初期曾被強行分散的克虜伯等巨型公司，50年代也重振旗鼓，並進行了新的聯合或合併。蒂森鋼鐵公司是戰前聯合鋼鐵公司拆散後的一家後繼公司，但不久以後就實行了一系列的合併。按銷售額，1978年蒂森、曼內斯曼和克虜伯分別在世界冶金工業公司中居第三、第四和第六位。在化學工業中，原法本康采恩在戰後被拆散成五家公司。50年代初，其中的三家成為赫希斯特公司、拜耳公司和巴斯夫公司（巴登苯胺蘇打公司），1978年分別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銷售額居前三位的巨型化工企業。1957年，在資本主義世界銷售額最大的50家公司中沒有一家德國公司；到1962年就有三家聯邦德國公司躋身其中；1981年這一數字增加到七家，它們是化學工業的拜耳、赫希斯特和巴斯夫公司，汽車製造業的大眾和奔馳，電器—電子生產的西門子公司和鋼鐵—機器製造巨頭蒂森。在歐洲範圍內，1976年列前15位的最大公司中，有7家是聯邦德國的，它們是赫希斯特、巴斯夫、戴姆勒—奔馳、大眾、拜耳、西門子和蒂森。按年銷售額，最少的蒂森為79億美元，最高的赫希斯特和巴斯夫分別為93億美元和92億美元。每家公司員工在10餘萬至20萬以上不等。如果要算歐洲前25家最大的公司，則還要增加三家德國公司，即通用電氣—德律風根、魯爾煤炭和曼內斯曼公司。

  在有些情況下，官方為經濟調整和「合理化」等目標，充當了合併的推動者。例如，1966年官方曾進行積極活動，促成兩家造船廠的合併，成為聯邦德國最大的造船業巨頭——霍華德集團德意志造船廠。1969年政府又在兩家飛機製造廠合併的過程中起了促進作用，提出這些企業合併，作為得到新的大筆軍事訂貨的條件。1969年政府推動25個煤炭企業合併成魯爾煤炭股份公司，其採煤量占整個魯爾區的94%。後又簽訂一系列協議，所產生的合併企業的採煤量約占全國的80%。80年代初，政府又以魯爾鋼鐵企業的聯合，作為提供補貼的條件。儘管未能成立單一公司，但經過調整，魯爾鋼鐵業的集中程度進一步提高。80年代後期，戴姆勒-奔馳集團收購幾家公司組建「戴姆勒奔馳航空股份公司」，曾被卡特爾局否決，但由「部長特批」得以實施，目的是支持本國的「空客」開發與企業做強。

  在聯邦德國，一直都大量存在著中小企業。例如1981年，工業中職工人數在500人以下、營業額不超過1億馬克的企業和商業、服務業中職工人數50人以下、營業額不超過200萬馬克的企業，共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9%，全部營業額的51%。80年代上半期，每年淨增加中小企業數萬家。另據統計，1950年全國共有小企業88萬餘家，1982年減少到49萬餘家，同期這類企業僱傭的人數由331萬餘人增加到397萬餘人，總營業額由270億馬克上升到3682億馬克。中小企業是整體經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利於增加生產和擴大就業，在經濟衰退時期更有意義。政府對中小企業實行保護政策，包括減輕稅收，提供財政援助、培訓等。《反對限制競爭法》對中小企業建立卡特爾網開一面。70年代一些州制定了專門的《中小企業促進法》。80年代科爾政府加強對中小企業的扶持。中小企業大量存在，也與經濟結構的變化有關。在工業企業數量減少的同時，在第三產業中企業大量增加，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小型企業。

  不過，朝生暮死仍然是許多中小企業尤其是小企業的命運。1972年《明鏡》曾報導說，在過去20年內，約有20萬名企業家破產，或是被壟斷資本併吞或控制。從上節所引數據可以看到，從1950年到1982年，小企業的總數減少了近40萬家，即減少了近45%。單就工業而言，企業總數在1970—1980年間由9.53萬家下降為4.87萬家，其中雇用1—99人的小企業在1970年占全部企業數的84.5%，1980年下降到占72.5%。在經濟危機下，1974—1977年企業破產數比1970—1973年增加近一倍。1981年破產企業超過萬家（11653起），主要是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的存在，沒有改變經濟力量集中的基本格局。中小企業數量眾多，其營業額卻較小。形成強烈反差的是，為數不多的大企業占營業額的比例很大。如1973年在工業中，頭三家大企業的營業總額一般占本部門的1/3以上，有些占一半以上，個別行業竟超過80%。如拜耳公司、巴斯夫公司和赫希斯特公司控制化學工業營業總額近70%。蒂森等六家鋼鐵公司控制著鋼鐵工業股份公司資本總額的82.4%。大眾等四家汽車公司占全國汽車工業營業額的88.9%。西門子等七家公司控制了電氣工業總營業額的71%。80年代中期各行業市場中，本行業六家最大企業占據的份額分別為：菸草業94%，航空航天機械90%，採礦80%，礦物油80%，辦公設備、電子數據處理機78%，公路運輸工具69%，造船56%，鋼鐵54%，橡膠製品48%，電子工業41%，化工40%，玻璃工業39%，精密機械和光學設施26%。許多中小企業成了大公司的協作和供貨企業，受制於巨頭們。60年代中期，通用電氣公司和西門子公司分別擁有3萬家供貨工廠，化工企業拜耳和戴姆勒奔馳汽車公司有大約1.7萬家供貨或協作工廠。許多大公司通過合併和吞併，成為跨部門的巨型混合型企業和跨國公司。

  除了實力強大的企業巨頭，還有各種卡特爾。德國曾被稱為「正統的卡特爾之國」。雖然經過了戰後初期的「非卡特爾化」，又有《反對限制競爭法》，各種卡特爾仍以不同理由建立起來。如1959年煤炭業和石油進口商達成卡特爾協定，以幫助德國煤炭業應對進口石油和煤炭的壓力。石油公司承諾不以低於世界市場的價格銷售石油，不擴大市場份額，直到煤炭囤積減少一半。此事遭到艾哈德反對，但得到阿登納支持。70年代初期，北部地區約350家建築公司加入了建築價格卡特爾。據當時聯邦卡特爾局確認，化纖工業的所有企業都參加了本國、西歐或其他的國際卡特爾。1958年到1978年提出申請的620個卡特爾協議中，有389個被卡特爾局裁決為合法。1978年仍然有效的卡特爾協議為266個，包括中小企業卡特爾63個，貿易卡特爾51個，專業化卡特爾63個，合理化卡特爾21個。此外，還有各種改頭換面的「非正式和不公布協議」的卡特爾。70年代修訂《反對限制競爭法》，把「君子協定」或所謂「早餐卡特爾」之類列入禁止範圍。但由於它們是「非正式的」，要加以監督或禁止，實施起來很難，因為取證很難。

  為數不多的巨型企業控制著經濟，站在它們背後的是銀行。戰後初期，盟國認為德國大銀行過分集中，要加以解散。戰前德國最大的三大銀行，德意志銀行被分成10家，德勒斯登銀行被分散成11家，商業銀行被分成9家，且不許其後繼銀行彼此建立法律和金融上的聯繫。但經濟建設需要銀行發揮作用，銀行界極力在幕後醞釀重新集結。為冷戰的需要，西方盟國也對聯邦德國銀行重新集中開綠燈。1952年3月，盟國高級專員批准了聯邦德國的一項法律，德意志銀行的10家後繼銀行改組為3家，即漢堡的北德銀行、杜塞道夫的西德銀行和法蘭克福的南德銀行。德勒斯登銀行和商業銀行的後繼銀行也各改組成3家銀行。這成為恢復三大銀行的序幕。1957年，北德銀行、西德銀行和南德銀行正式重新合併為德意志銀行。德勒斯登銀行的3家後繼機構也正式再次聯合。商業銀行也宣布了類似的重組。不僅三大銀行起死回生，一些主要為地區性的大銀行如巴伐利亞聯合銀行等，也迅速加強了實力。大銀行還積極進行國際性拓展，在70年代迅速發展。到1980年，德意志銀行已在50多個國家擁有80個分支機構，其中40個在外國銀行中參與了資本；德勒斯登銀行在外國有51個分支行、子銀行等，商業銀行在國外的分支機構則為67個。

  大銀行與大公司通過資本交織、金融聯繫和人事結合，形成巨大的財團。到1960年，德意志銀行等三大銀行已控制了聯邦德國工業股份的大約56%。它們各自都持有數十家公司的股份。1964年政府對425家大公司的調查表明，它們的總資本相當於全國股票市場上所有證券的票面價值的3/4，而其中有70%是受銀行控制的。在人事方面，1960年三大銀行控制了代表400家大企業資本70%的股東大會。1964年一份官方報告開列了318家公司，它們的董事會裡共有537名銀行家。1978年，全國的大銀行和保險公司在90家大股份公司的監事會中有195名代表，包括任名譽主席、主席和副主席的76個席位。僅德意志銀行就在西門子等36家大公司監事會派有代表，占據主要席位51個；德勒斯登銀行在通用電氣等23家大公司監事會中占據主要席位24個；商業銀行在拜耳公司等14家大企業監事會派有代表，占據主要席位14個。在最重要的國營企業的監事會中，也幾乎無例外地坐著大銀行的代表。反過來，許多大企業也是銀行的大股東，在銀行監事會中有固定代表，有的兼任重要職務。

  銀行與企業結合，形成巨大的財團。它們有以銀行為中心形成的，如德意志銀行財團、德勒斯登銀行財團、商業銀行財團；有以工業壟斷組織為中心的，如蒂森財團、法本財團、弗利克財團、克萬特財團；還有地方性的，如巴伐利亞聯合銀行財團等。德意志銀行財團、德勒斯登銀行財團和商業銀行財團實力最為雄厚。1978年屬於這三大財團的康采恩和大企業的營業額約為4500億馬克，雇用的員工總數超過300萬。這三大財團同幾個工業資本財團一起，幾乎控制了化學、鋼鐵、商業、電子、電氣和金融等重要經濟部門。它們是聯邦德國經濟權力的真正中心和主宰者。

  早在20世紀初列寧就曾指出，德國在壟斷資本主義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方面，甚至高於美國。在法西斯統治和二戰期間，德國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到新高度。聯邦德國實行「社會市場經濟」，強調私有企業和市場競爭。五六十年代經濟發展比較順利，國家干預程度較低，但是必要的干預一直存在。聯邦德國國有經濟成份較小，卻一直存在。戰前納粹政府的一些企業戰後被改組，成為國有企業。聯邦和地方政府又投資新建或參與一些企業。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係的基礎部門或傳統部門，通常是國家參與和控制最多的部門。國家參與和控制的主要方式是持股。如60年代，聯邦政府在約3000家企業中擁有股份。聯邦擁有全部或部分股份的主要有六大企業：費巴公司（聯邦股份占43.8%），大眾汽車（聯邦股份占20%），薩爾茨吉特公司（聯邦股份占100%），聯合工業企業股份公司（聯邦股份占87.2%），工業管理有限公司（聯邦股份占100%），薩爾煤礦公司（聯邦股份占74%）。這些大企業還不斷合併或兼併其他企業，擴大地盤。

  聯邦、州和地方各級政府通過財政政策、稅收政策、貨幣和信貸政策、經濟結構政策、地區政策等，對經濟實行調控。1966—1967年後，「社會市場經濟」進入了兼采凱恩斯主義，實行「宏觀調控」的階段。後來科爾政府的「轉向」，也只是局部調整。這類政策措施前文已多有述及，體現了聯邦德國國家作為「理想的總資本家」對整個經濟的干預和調控。

  四、經濟結構的轉型和升級

  二戰的結果曾使德國工業水平大為下降。1939年德國西部工業核心地區（戰後的英占區）的經濟中，工業成分占45.5%，農業部分占9.6%。到1947年，這一組數字分別變成了40.7%和23.6%。但隨後不久，聯邦德國踏上和平的工業化—現代化征途，並很快重新進入世界領先的工業大國地位，其經濟結構則經歷了調整、轉型升級和高端化。

  按通常的第一、二、三產業的劃分，聯邦德國第一產業（農、林、漁業）在幾十年中有了巨大的發展，但在國民經濟整體中的比重卻持續下降：1950年是10.7%，1980年下降到占2.2%，1985年進一步下降到只占1.7%。第二產業即工業（包括採掘、動力、加工和建築業）發展迅速，其在國民經濟產值中的比重，則先升後降：1950年為49.7%，60年代初上升到53.2%，70代年後開始下降，失去了自19世紀末以來一直在三次產業中領先的地位。1980年已下降到占44.8%，1985年又下降到占42.8%。與此同時，第三產業（商業、交通和服務行業）呈現持續增加的勢頭：1950年占國民經濟產值的39.6%，1970年占45%，1980年達到53%，1985年更達到55.5%。巨大的變化發生在70年代，第三產業首次超過了第二產業。聯邦德國開始進入一個與傳統或古典的工業化不同的新階段。聯邦德國學者說，70年代開始了從工業社會向「服務社會」的過渡，也有人稱為「後工業社會」。不過，以製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強大，仍是聯邦德國的一大特點。但也有人認為這是「過度工業化」，並造成高度依賴出口和加劇環境問題等負面效應。

  經濟轉型和升級還體現在科技水平提高，資本、技術密集型的部門增長迅速，勞動力密集和資源消耗型部門的比例下降，產業結構向高端化轉變。首先，各經濟部門經歷了技術改造和升級。農業實現了現代化。1950年到1975年，農業中使用的氮磷鉀肥從243.2萬噸增加到410.7萬噸，拖拉機由13.9萬台增加到144.4萬台。60年代中期基本實現機械化、科學種田和生產的社會化，農業產量和產品自給率大為提高。例如小麥、大麥、燕麥、黑麥、馬鈴薯、甜菜六種主要農產品的總產量，1950年為1942萬噸，1989年達到5279萬噸，同期它們的總種植面積則減少了數十萬公頃。包括農業在內的整個第一產業對GDP的貨幣貢獻，從1950年約100億馬克增加到1985年的380億馬克，但同期就業人數則由481.9萬下降到136萬，勞動生產率由20提高到230（以1970年為100）。在工業中，採礦、冶金、紡織等傳統工業積極實現技術升級。如鋼鐵企業在60年代採用先進的吹氧金屬冶煉法，70年代開始採取鋼鐵連鑄法等新技術。蒂森、克虜伯、曼內斯曼、魯爾煤炭等老牌企業加強研發和應用新技術。80年代在全球新的技術革命背景下，加強了傳統工業的技術改造，加速了微電子、數據處理、自動控制等新技術的應用。通過大量購買和自主研發，在冶金、工具機與汽車製造、化學、核電等部門以及電器工業的一些次級部門中，80年代已趕上美國的科技水平，在研製、生產和運用微電子產品方面，接近美國和日本。例如聯邦德國於20世紀70年代開始工業機器人的應用，1983年達到4880個，名列西歐國家第一。其於1989年通過試驗的磁懸浮高速列車，集成了大量的高新技術。

  其次，工業的內部結構發生巨大變化，採礦、鋼鐵、建築、紡織、食品等傳統工業的比重下降，與現代科技密切聯繫的機器製造、石油化工、汽車、航空航天、電氣、精密機械和光學儀器等，發展迅速。化學工業一直舉足輕重。石油化工的發展，高分子合成技術的突破，各種特殊材料、複合材料的生產等，促進了化學工業的迅速增長。聯邦德國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核能技術引進和研發，70年代成為世界主要核電設備和技術出口國之一。從數據看，從1950年到1979年，聯邦德國工業整體（不包括建築業）淨產值年均增長5.8%，但其中技術含量高的部門年均增長率遠高於此，如石油加工業10.4%，化纖工業10.6%，車輛製造業9.4%，電氣電子工業8.8%，塑料品生產16.8%。1960—1980年20年間，化工、石油提煉和塑料部門對工業總增加值中的貢獻率由9.2%提高到16.4%，電力機械部門的這個數據從7.4%上升到11.5%，精密儀器和光學產品則由1.7%上升到2.3%，商用機器和計算計機製造由0.3%上升到1.4%，車輛製造業由7%上升到10.6%，而鋼鐵、建築、玻璃、木材、造紙、印刷、紡織和服裝、食品等部門的貢獻率都下降了。

  其三，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先進技術產品的供貨能力等方面，進入了世界領先地位。從1962年到1981年，聯邦德國無論是整個生產還是加工業的工人都減少了約10%，但工業淨產值卻增加了91.6%，按工時計算的產值（勞動生產率）則增加了189.3%。其每個工時創造的GDP（按1990年國際元/小時計算），1950年是3.99，1973年是14.76，1990年是21.94。其1950年的勞動生產率是西歐平均水平的72%，美國的32%，1990年達到西歐平均水平的91%，美國的73%。1970年德法意英美日六國製造業勞動生產率的排名中，聯邦德國居第二，僅次於美國，1980年更躍居首位。而其製造業的「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在1952年只相當於美國的一半，1980年達到90%。在市場上對技術密集型產品的供貨能力，是衡量國家技術水平的重要指標。1972年聯邦德國技術密集型產品、先進技術產品和高技術產品出口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and Development/OECD）國家同類產品出口中的比例，分列第一、二位；1981年位次有所下降，仍居前三（美、日、德）。1986年在世界九個「未來工業」領域中，聯邦德國在五個領域居世界市場的領先地位。20世紀80年代，國際上曾將聯邦德國的「競爭力指標」評定為世界第四位（排在日本、美國和瑞士之後）。儘管聯邦德國在科技方面，主要在高新技術領域，仍存在「短板」，但總體上無疑處於國際先進行列。

  其四，經濟的地區結構發生了新變化。以往德國工業集中於北部和西部，特別是萊茵威斯伐倫地區。魯爾長期是德國工業的象徵，也是西歐最大的工業中心。但隨著傳統工業的重要性削弱，老工業地區的經濟增長相形見絀，而新工業中心則在發展中形成。例如，巴伐利亞以前主要生產消費品、食品和嗜好品，到80年代成了重要的新興工業區域，聚集了一批重要的科技水平較高的企業，首府慕尼黑成為最有前途的高科技工業中心之一。基於工業的強勁發展，巴州執政的基督教社會聯盟甚至底氣十足地聲稱「進步是講巴伐利亞語的」（「Der Fortschritt sprichtbayrisch」）。到80年代，全國大體形成幾大工業區域：以魯爾為中心的萊茵-威斯伐倫工業區（西部工業區），以漢堡不萊梅為中心的工業區（北部），以巴伐利亞（慕尼黑）為中心的工業區（東南），以法蘭克福、斯圖加特等為中心的工業區（西南）和薩爾區。這些區域各有特點，整體格局比戰後初期已頗為不同，甚至出現了新的不平衡——聯邦德國的「南北問題」。南部巴伐利亞、黑森和巴符州的增長速度快於北部的石荷州、下薩克森州、北萊茵-威斯伐倫和漢堡等州。在全國GDP中的比例，1960年北部約占52%，南部占48%；到1982年北部下降為46.6%，南部卻上升到53.4%。可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巴伐利亞、巴符州成為新的產業和研發中心的集中地，基本能達到充分就業。傳統老工業區如魯爾和薩爾等地，則受到結構性危機的困擾。煤炭業從50年代起就相繼受到進口煤炭、石油、天然氣的競爭，後來又受到核能的競爭。鋼鐵業因需求下降，以及日本等國鋼鐵企業的競爭，也陷入困境。這類傳統工業區不得不進行艱苦的調整、轉型和改造，失業問題也相對嚴重。直到80年代，問題依然嚴峻。例如，由於北萊茵威斯伐倫和薩爾受煤鋼工業危機的打擊特別嚴重，政府不得不出手相救，在1978年到1985年間提供了26億馬克的補貼，薩爾鋼鐵業的就業人數減少了約40%。1985年，一家薩爾鋼鐵廠面臨破產，州政府收購這家鋼廠76%的資產，設立專項基金等，加以救助。不斷上升的救助費用，加劇了北部各州的財政困難。這種「南北」差異，導致80年代下薩克森、北萊茵威斯伐倫、漢堡等州發起「窮州聯盟」，要求聯邦發揮作用，提供資助。老工業區的調整，有時激化矛盾。1987年魯爾地區一家大型鋼鐵廠關閉的計劃透露後，工會強烈抗議。聯邦政府不得不提出一項五年計劃，追加5億馬克資金，幫助魯爾建設基礎設施和大型研究中心。

  五、發達經濟大國的富裕與貧困

  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社會財富快速增長的前提下，聯邦德國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了。工業中的每周貨幣工資呈現穩步增長：50—60年代，以1955年為100，則1970年達到300；70—80年代以1975年為100，則1990年達到207。換言之，1970年比15年前（1955年）增加了兩倍，1990年比15年前（1975年）增加一倍。農業中的每周貨幣工資的增長情況，與工業中基本相同。從絕對數來看，1960年工業工人每周總收入不到150馬克，1988年每周超過700馬克。橫向比較，1960年聯邦德國製造業中每小時平均工資不及美國的一半，到1980年已接近美國，高於英法意。在社會民主黨執政的60年代末至70年代前半期，聯邦德國工資的增長甚至快於經濟增長。70年代工資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提升到70%以上，1981年接近75%。廣泛的福利，相對穩定的貨幣，較低的通脹，有利於收入的實際增長。在居民收入增長的基礎上，人均私人開支也增長了。經合組織的數據顯示，聯邦德國人均私人開支，在1973年是3000美元，1980年達到7340美元。70年代有社會學家指出，隨著經濟增長，聯邦德國開始進入「富裕社會」。在1969—1972年間的民意調查中，有60%—70%的人認為其經濟狀況是「好的」，只有10%的人認為自己處於貧困狀態。除了少數的邊緣人群之外，貧困不再是某一社會階級的整體命運。

  人們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變化。表現之一，私人電話、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私人汽車等耐用消費品，廣泛進入尋常人家。聯邦德國電話裝機總數是：1950年239.3萬，1989年達4309.5萬。電視接收許可證的數量，1953年僅微不足道的0.2萬，1989年為2414.2萬。全國的私人汽車擁有量，1950年是51.6萬輛，1988年是2887萬輛。每千人擁有量在1988年達到470輛。

  其二，收入提高，工作時間縮短，帶薪假期增加，普通人有了金錢和時間去度假和休閒，追求更豐富的生活。建國早期，雇員平均毎周工作48小時，1956—1957年間縮短到45小時，1965年開始實行每周40小時工作制。70年代末，大部分雇員已實行每周40小時工作制。據聯邦統計局數據，1990年聯邦德國的實際每周工作時間38小時。工薪階層每年享受6周或更長帶薪假期者達70%，享受5—6周的占25%，享受3—5周的占5%。1965年到1982年，中等收入雇員的四口之家，每月消費開支平均由881馬克上升到2691馬克，即增加了兩倍。同期用於休閒的開支則增加了兩倍半。休閒開支中最大的份額是度假和休閒旅行。1965年每個家庭用於度假的開支占24.6%。1982年則占28.8%；1965年用於小汽車和摩托車的開支占12.4%，1982年達14.7%。由於聯邦德國人到國外旅遊度假大增，1978年聯邦新聞署特地製作一套圖文宣傳資料，發行數百萬份，要求德國旅遊者在國外注意行為舉止，據認為是要避免激起人們對德國人的成見，並「把德國旅遊者變成親善大使」。

  聯邦德國的發展成就舉世公認。1974年聯邦總統發表聲明稱：經過25年的努力，聯邦德國已成為「能夠向公民提供高度自由、經濟福利和社會安全的國家」。但是，在所謂「趨平的中產階級社會」里，貧富差距並未克服，離社會「公正」或「平等」還有距離。不同年代都有數據表明這一點。據統計，60年代在農、工、商業中，「自主經營者」（Selbstndige，或譯「獨立經營者」，包括企業主、農場主、獨立手工業者等）家庭約占全部家庭的16%，擁有全部私有財富的47%；工人階級家庭占33.7%，只擁有全部私有財產的17%。從1950年到1970年，全國雇員擁有的財富占全部實際財富的份額，由30%下降到15%。1967年納稅人中3%的最富有者，控制著全部可納稅財富的42%。一項題為《德國的富豪和超級富豪》的研究指出，1960年包括約5萬個家庭的「財富寡頭」，每家擁有超過1000萬馬克的財富。70年代的情況也沒有改善多少。1973年有統計說，聯邦德國最富有的25%的家庭掌握全部私有財產的80%，而最貧窮的30%的家庭只擁有全部私有財產的1.5%。70年代末的一項研究估計，全部財富的28%控制在全國1%的人手中。政府採取旨在使收入和財產分配變得平等一些的政策措施，成效有限。從建國直到70年代，占總數一半的家庭只支配著全部國民收入的約1/4，這種情況幾乎沒有變化。自主經營者家庭的收入比其他群體的收入增加速度要快得多。1976年一位基民盟的社會政策專家說，聯邦德國存在「新的貧困」，有220萬家庭共580萬人口的收入低於社會救助線，其中包括110萬領養老金家庭，60萬工人家庭，30萬薪金階層家庭。而數百萬外籍工人及其家庭，多數從事繁重而收入偏低的工作，生活條件惡劣者不在少數。80年代初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經濟史，1945—1980》中認為，聯邦共和國在80年代已不同於其早期，但收入分配和資產分配的發展，並未證實所謂「趨向平等的中產階層社會」的觀點。1983年出版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簡史，1848—1983》將社會民主黨執政期間福利的擴大引為自豪，同時指出「各個階層在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差別依然懸殊，因而社會公正依舊是一個遙遠的理想」。

  1982年科爾的聯盟黨—自民黨政府執政後，情況如何呢？科爾宣稱要多一些市場，反對太多的人長期依賴他人生活，要鼓勵個人的積極性等，其政策帶有經濟「新自由主義」的特點，如側重鼓勵私人資本積極性，控制社會福利開支等，對普通勞動者和弱勢群體是不利的。官方統計，科爾上台後的幾年中，雇員實際收入下降的速度放慢了，個別年份還有所提高，但不同群體收入的差距卻擴大了。例如，80年代全國雇員的人數增加了，雇員的工資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卻下降了好幾個百分點，雇員實際收入的增長明顯低於企業家收入的增長，形成逐漸擴大的剪刀差。在社會福利方面，加強一些重點領域，總體上開支的增長則大為放慢。這無助於縮小貧富差距。據統計，1988年全國有貧困家庭210萬戶，人均收入不足全國人均水平的一半；較貧困的1070萬戶，人均收入為平均水平的50%—90%（低於平均水平）；中等家庭有450萬戶，人均收入為平均水平的90%—100%（接近和相當於平均收入）；富裕家庭710萬戶，人均收入為平均水平的110%—200%（高於平均水平）；極富家庭180萬戶，人均收入在平均水平兩倍以上。中高收入者占了不小比例，大體呈「兩頭小中間大」，但進一步細究，貧困和較貧困的人口有3280萬，比富裕和極富裕的人口多出了1000多萬。換言之，「下頭」比「上頭」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