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對德國的政治改造

  同盟國在波茨坦會議上確定了要對德國進行非納粹化改造，肅清納粹主義對德國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的影響，懲罰納粹骨幹分子。因此，這項改造也是紐倫堡審判的延續。而稍後進行的政治民主化改造，則是肅清德國的納粹殘餘以後，使德國政治走上西方民主政治或蘇聯社會主義道路，將德國變成一個真正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這兩種改造沒有明確的分界線，也可以說非納粹化改造是過程，民主化才是目的。非納粹化和民主化改造在各個占領區執行情況差別很大，東占區（蘇占區）和西占區走上了不同的改造道路。

  一、東占區的非納粹化、民主化

  蘇聯政府對非納粹化和民主化改造非常重視，將其視作改變德國社會結構進程的一部分。蘇占區軍政府以「肅清法西斯殘餘」的口號取代了「非納粹化」概念，其指導思想是通過逐步限制和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使納粹主義失去經濟基礎，通過土地改革消除容克地主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在公共機構中徹底清除納粹黨及其外圍組織成員。1945年6月10日，蘇聯軍政府宣布廢除一切納粹法律和決議，「肅清法西斯殘餘」行動大規模展開。運動初期的肅清對象主要是德國社會上層人物，容克地主、工業家、銀行家和大商人紛紛被逮捕和定罪，隨即被處決或流放到蘇聯強迫勞動。1945年10月30日，軍政府下令將納粹黨在政府各部門中的重要成員和被蘇軍司令部列入整肅對象的人員的財產予以沒收，其管理權、支配權和使用權都歸軍政府所有，一切無人認領的企業和財產都由軍政府臨時管理和保護。到1945年底，蘇占區逮捕、審訊和嚴懲了一批法西斯戰犯，查禁了所有納粹黨組織、軍事組織和準軍事組織，嚴禁法西斯組織重新活動。到1946年底，蘇占區共有390478名納粹分子從各種崗位上被清除出去。薩克森州政府共有2520名職員，其中僅有34人是前納粹黨成員。在議會、法院以及高級行政崗位上，已經難覓納粹分子的蹤影。

  與西占區將全體居民捲入非納粹化運動不同的是，蘇占區軍政府打擊的主要對象是納粹黨上層和中層人物。蘇聯希望實現占領區內德國人民從「反法西斯」到「支持民主黨派」的自然轉變，因此將非納粹化運動的覆蓋面維持在較小的範圍，以免激起德國人的牴觸情緒。普通納粹黨員的職業生涯不受影響，他們在官方政策中屬於被爭取的對象。軍政府希望他們，「同過去的政治生涯徹底告別，全身心地投入到重建工作中來。只要具備一定的才能，他們就能在機關和企業中任職」。只要他們表示擁護建設蘇占區的政治原則，就算是進行清洗了。如果一個普通納粹黨員在1946年3月31日以前加入一個反法西斯的政黨，他就會被認為在政治上恢復了名譽，從而可免於非納粹化運動的審查和處罰。大部分底層納粹黨員重新獲得了完全的公民權，可以從事任何職業。在1946年10月以後，大多數前納粹黨員重新獲得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可以參與蘇占區的政治生活。蘇聯這樣做的目的，是希望穩固在蘇占區的統治，使新成立的社會主義政黨得到成年男子中中堅分子的支持。此外，二戰期間為納粹戰爭服務過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也得到了赦免，只要他們同意為蘇聯繼續工作和研究，就可以免除政治上的審查，條件是必須在蘇聯的工廠和實驗室工作。1948年2月27日，蘇占區軍政府宣布已將全部法西斯分子和軍國主義積極分子肅清乾淨，所有非納粹化委員會於3月10日解散。

  在實行非納粹化的同時，蘇占區開始進行民主化改造，重建東德地區的政治生活，使其走上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道路。1945年6月10日，蘇占區軍政府發布通告，准許在蘇占區建立反法西斯民主政黨（Antifaschistisch-demokratische Partei）和群眾團體。流亡蘇聯的德國共產黨（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KPD）領導人瓦爾特·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893—1973）、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1876—1960）等人回到蘇占區，重建共產黨的組織。他們於6月11日以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號召書，呼籲「建立反法西斯民主政權、建立一個給人民一切民主權利和自由的議會民主制共和國」。在這份號召書中，德國共產黨策略性地放棄了直接宣傳蘇維埃制度（讓剛剛結束納粹統治的德國人驟然接受蘇維埃制度是不現實的），希望以此在德國人民中贏得更廣泛的群眾基礎。與此同時，蘇占區建立了以德國共產黨員為核心的自由德國工會聯合會（Freie Deutsche Gewerkschaftsbund，FDGB）、德國民主婦女聯合會（Deutsche Demokratische Fraubund）和自由德國青年聯盟（Freie Deutsche Jugend）等群眾團體，為德國共產黨建立了一定的群眾基礎。更重要的是，德國共產黨大部分領導人是從蘇聯流亡回來的，他們得到了蘇聯當局的鼎力支持。

  繼德國共產黨之後，歷史悠久、擁有深厚群眾基礎的社會民主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SPD）也得以重建。社會民主黨在占領時期表現出多種政治傾向，以奧托·格羅提渥（Otto Grotewohl，1894—1964）為代表的一部分社會民主黨人主張與德國共產党進行組織上的聯合，擁護建立反法西斯民主共和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在1945年6月15日發表的號召書中，把要求德國工人階級的統一提上了綱領。德國共產黨歡迎兩黨在蘇占區的合併，希望藉助社會民主黨的影響彌補群眾基礎的不足，依靠蘇聯占領當局的支持穩執牛耳。格羅提渥等人則認為，執意反抗蘇聯當局的意圖、同德國共產黨競爭是沒有希望的，不如通過兩黨合併為社會民主黨保留更多的活動餘地。但是，這一主張遭到西占區以庫爾特·舒馬赫博士（Kurt Schumacher，1895—1952）為代表的社會民主黨人的堅決反對，東德和西德的社會民主黨人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同年6月底7月初，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法西斯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Chi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CDU）和自由民主黨（Liber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LDPD）也相繼成立並開展活動。基督教民主聯盟是德國政黨中一種新的形式。經歷過魏瑪共和國時期政黨的四分五裂和納粹政權對教會的鎮壓之後，一些反抗希特勒的積極分子致力於在基督教的旗幟下成立一個包括各個教派和社會階層的大聯合政黨，以此爭取厭倦了政黨意識形態的德國人的支持。後來的事實證明，基督教民主聯盟在德國議會政治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自由民主黨則標榜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既不願意在政治上服從於基督教價值觀，也拒絕在經濟政策上對公共經濟或社會主義思想作出讓步，強調利用國家來保護個人免受社會集體主義的侵害。1945年7月14日，為了響應蘇聯占領當局的號召，德國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基督教民主聯盟和自由民主黨成立了「反法西斯民主黨派統一陣線」（Einheitsfront der antifaschistisch-demokratischen Parteien），每個黨派五名代表組成最高聯合委員會。該陣線體現了蘇聯政府在東德地區的統治思想：在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一切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走向社會主義民主。德國農民民主黨（Demokratische Bauernpartei Deutschlands，DBD）、德國民族民主黨（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NPD）也相繼成立。

  戰爭結束後，蘇占區在1945年逐步恢復了各級行政管理機構和地方自治機構，占領當局大膽起用了一些具有才能的德國人參與地方管理。1945年7月4日，軍政府下令成立各州、行政區自治機構，其成員由軍政府指定任命。9月13日，軍政府決定設立交通運輸、電訊、燃料和電力、商業、農業、財政和信貸、勞工和社會福利、教育、司法、衛生等行政機構，這些部門的領導均由軍政府任命德國人擔任，在軍政府指導和監督下行使管理職能。10月22日，授權各州、行政區自治機構在不違反盟國管制委員會和蘇占區軍政府命令的情況下，「在立法、司法和行政方面頒布具有正式效力的法律和命令」。到1945年底，蘇占區自柏林戰役結束以來的混亂局面已經消失，蘇聯較好地恢復了占領區內的行政和司法體系，剩下的工作就是引導東德的議會和政黨建設走上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道路。

  

  1946年初，蘇占區的政黨政治形勢微妙。德國共產黨得到蘇聯當局的全力支持，但其黨員人數和社會影響力都小於社會民主黨。新成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和自由民主黨也在群眾中得到了一定的支持。為了確保在地方選舉中得到多數德國人民的支持，德國共產黨積極籌劃與社會民主黨合併組建新的政黨，並得到了蘇聯占領當局和蘇占區社會民主黨領導人格羅提渥的支持。1946年4月21日—22日，德國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舉行了兩黨合併代表大會，合併成立德國統一社會黨（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SED），共產黨領導人威廉·皮克和社會民主黨領導人格羅提渥當選為新的統一社會黨的主席。在4月22日發布的統一社會黨黨綱中，主張通過民主道路走向社會主義，在過渡時期建立反法西斯民主制度。統一社會黨在意識形態上的自我認識非常鮮明，在強調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前提下，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兩黨合併給統一社會黨帶來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對蘇占區持社會主義思想的選民來說，除了統一社會黨之外別無選擇。

  從1946年9月開始，蘇占區各個地方、州和市陸續舉行民主選舉。在1946年9月的地方選舉中，統一社會黨得票57.1%，自由民主黨21.1%，基督教民主聯盟18.8%，群眾組織3%。1946年10月的州議會選舉中，統一社會黨得票47.8%，自由民主黨22.7%，基督教民主聯盟26.5%，群眾組織3%。從選舉結果看，統一社會黨取得了半數人民的支持，但並不占據壓倒性優勢。隨著蘇美關係的惡化和德國分裂局面的加深，統一社會黨按照蘇聯當局的要求，加快了自身的意識形態建設。它逐漸拋棄了德國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傳統，有意識、有綱領地按照蘇聯共產黨的模式進行自身建設，並且明確和公開承認蘇共的領導地位。蘇共黨史簡明教程成了統一社會黨幹部培訓的必修基礎課，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與日俱增。有人甚至宣稱，對蘇聯的態度是考驗每個社會主義者的試金石。在這種情況下，11月27日，蘇占區軍政府宣布將地方權力移交給新選舉產生的議會及政府，德國統一社會黨成員在地方各級行政機構中逐漸占據了主要領導地位。

  在加強對地方政府控制的過程中，蘇占區還逐漸確立了德國統一社會黨在德國管理機構中的主導地位。1945年6月10日，蘇聯軍政府頒布第2號法令——《蘇占區反法西斯政黨和自由工會重建令》（Befehl Nr.2 des Obersten Chefs der Sowjetischen Militrischen Administration：Erlaubnis zur Bildung und Ttigkeit aller antifaschistischen Parteienund Gewerkschaften）宣布將在軍政府的嚴格監督下允許反法西斯政黨的「組建和活動」，以便清除法西斯餘孽並為德國民主和國內自由奠定基礎。

  1947年，「民主反法西斯黨派統一陣線」吸收了「自由德國工會聯合會」「自由德國青年聯盟」「德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德國文化聯盟」等群眾組織，從而限制了資產階級政黨在群眾中的活動餘地，統一社會黨在群眾中的影響不斷增強。把基督教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強調個人權利維護財產私有制的自由民主黨，此時也被迫接受統一社會黨的領導，並對原主張加以「改造」。到1947年3月，統一社會黨黨員人數已發展到170萬人。1948年9月16日，統一社會黨的中央決議標誌著該黨意識形態的全面布爾什維克化。至此，在蘇聯政府看來，統一社會黨已具備了充當東德地區執政黨並堅持蘇聯模式社會主義路線的能力，占領時期的政黨建設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二、西占區的非納粹化、民主化

  二戰期間，西方盟國領導人羅斯福、邱吉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1890—1970）都表示過要根除德國的納粹主義，從公眾生活、私人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消除一切軍國主義的影響。西方國家比蘇聯更重視實行廣泛的非納粹化，讓具有民主思想的德國精英人物填補各級領導職位，為建立德國的西方式民主掃清障礙。基於這種思路，西占區的非納粹化運動成了一個寬嚴不等的大規模人事清洗過程，覆蓋了從上到下各個階層的德國民眾。

  美國對非納粹化運動最為積極。早在1945年4月26日，美軍總參謀部向美國占領軍總司令發出JCS1067號指令，認為德國人民集體有罪，占領軍不准和德國人「交往」。該指令要求取締一切法西斯團體或組織，所有不只是名義上參加了黨的活動的納粹黨員、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的積極擁護者、所有對盟國抱有敵意的人，都將被解職並被排除在公職或半公職和私營企業重要領導職位之外。戰爭結束後，艾森豪將軍對戰敗的德國人發表的第一份公告，就提出了美國和英國武裝部隊的首要目的：「我們將消滅納粹主義和德國軍國主義。我們將推翻納粹統治，解散納粹黨，廢除納粹黨制訂的一切殘酷的、壓迫人民的和歧視性的法律和機構。」按執行情況來看，西占區的非納粹化運動可分為三個階段。

  從盟軍進入德國到1946年3月《從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解脫法》（Gesetzzur Befreiung vo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也稱《解脫法》）頒布，可看作是非納粹化運動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對納粹政權進行了大規模清算，取締納粹黨及其附屬的一切組織，逮捕並懲辦納粹戰犯及納粹組織成員。因此，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徵是大規模逮捕納粹分子。美占區的非納粹化涉及面最廣，納粹首要分子、骨幹黨員和一般納粹黨員都不加區分地列入了逮捕名單。對所有納粹黨員逐個進行鑑別，以判定其屬於名義上的還是積極的納粹黨員。美占區軍政府還設計了一種個人問題登記表，要求納粹分子據實填寫，由反間諜部門審查，從而摸清他們在納粹統治時期的表現和聯繫交際情況。非納粹化運動成了一種審查政治信仰的官僚主義宗教裁判。1945年7月，美占區要求1937年5月1日前加入納粹黨的官員都必須辭職；禁止納粹黨員在私營企業中就業，只允許他們從事一些輔助工作。隨後在三個西方占領區展開了大規模的逮捕。截至1947年1月1日，美占區有92259人被逮捕，英占區為6.45萬人，法占區為18963人。經過審查解除嫌疑的人後來被陸續釋放。這一階段的審查工作進展艱難，要對800萬納粹黨員和400萬與納粹黨有聯繫的組織成員逐個甄別，其工作量超出了當局的勝任能力。案件積壓數百萬計，美國人不得不改變初衷，吸收德國抵抗運動成員、民主人士進行合作，希望使非納粹化運動走上德國人自我清洗的道路。1946年3月5日，美占區頒布了《解脫法》，成立有德國民主人士參加的解脫局負責非納粹化運動。該法隨後被推廣到英占區和法占區。

  隨著《解脫法》的頒布，西占區非納粹化運動進入第二階段，改造對象開始轉向德國人民，致力於進一步消除納粹在普通民眾中的影響。1946年10月12日，盟國管制委員發布第38號法令，以法律形式確定對德國的非納粹化改造，要求所有德國人必須詳細供述過去的政治態度和活動情況，供占領當局鑑別。美占區和英占區為此準備了一份多達133項問題的調查表，涉及履歷、職業和政治歷史，所有18歲以上的人都要填寫，不得以任何藉口拒絕回答問題。美占區發出了1300萬份調查表，360萬德國人被起訴犯有戰爭罪或政治罪，占美占區人口總數的20%以上。調查表交由當地德國法庭審查，占領當局實行監督。被審查人員按情節輕重分為五類：（1）主犯，即高級納粹分子；（2）罪犯，指公開支持希特勒發動戰爭的納粹積極分子、軍國主義者和投機商，包括從戰爭中大發橫財的實業家；（3）次犯，指加入過納粹黨的德國青年，但沒有犯下嚴重的政治或戰爭罪行；（4）脅從犯，指迫於生計而不得不與納粹分子發生聯繫的人；（5）無罪者，指可以證明自己反對過納粹統治的人。根據分類和個別斷案，分別判處10年或10年以下徒刑、強迫勞動、沒收財產、開除公職、剝奪選舉權、向納粹受害者賠償損失等。經過非納粹化改造後的每個德國人都領到一張身份證，在西占區全境有效。但是，實際操作過程中又出現了諸多困難。美占區起訴了360萬德國人有罪，按照法庭審理的正常速度，需要八年半的時間才能完成這些案子。無奈之下，美占區軍事長官頒發了一系列赦免令，赦免了青年、殘疾人和脅從犯，將案件總數減少到93萬件。美占區為此成立了545個法庭，進行了169282次審判，工作人員達2.2萬人。整個過程耗費了大量財力人力，德國人民對這種粗暴的做法也產生了牴觸情緒。對此，美國當局開始懷疑這項運動的必要性，考慮儘快結束非納粹化運動。美國占領區最高軍事長官盧修斯·D.克萊將軍（Lucius D.Clay，1898—1978）後來表示，「在世界歷史上也許從來沒有人搞過這樣的社會清洗。……回過頭來看，如果當時只審判一小批為首的納粹分子而不搞這種大規模的審判，也許效果會好一些」。

  同一時期，非納粹化運動在英占區和法占區執行要寬鬆得多。英占區只對那些在法律上公認的罪犯予以懲罰，被審查的德國人有90%被判為「無罪者」，而美占區這一比例僅為1/3。法占區軍政府在非納粹化問題上更注重從實際出發，不信任所有德國人。因而，在法占區，對德國人和納粹分子則不加以區別對待，也沒有十分嚴肅對待非納粹化，認為非納粹化改造徒勞無益，轉而把精力集中於教育德國的年輕人，同時清除那些可能有害於對德國人進行「再教育」進程的人。

  1947年夏季以後，非納粹化運動進入第三階段。美國政府要求儘快結束非納粹化運動，避免此項運動阻礙西德經濟的恢復，違背美國扶植西德的冷戰戰略。美國一些國會議員則直接宣稱非納粹化失敗了，對該運動提出了嚴厲批評。由於美占區鼓勵德國人互相告發在納粹統治時期的惡行，這增加了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感，處在管理崗位上的人時刻擔心被人告發而感到恐懼，影響了工作效率。1948年，美占區軍政府調查了非納粹化對當地經濟的消極影響，每1萬名雇員中有440人因非納粹化被解職，0.6%的職位空缺是由非納粹化造成的，在組織企業發展的諸項因素中，非納粹化影響最大。美占區隨後大量削減案件數量，減輕對罪犯的處罰。德國檢察官將大量「罪犯」轉變為「脅從犯」，很多被宣布為無罪，或繳納小額罰款就恢復了名譽。到1948年5月1日，僅剩2806名死硬納粹分子等待審判。1949年9月聯邦德國成立，西占區的非納粹化任務完全移交給了聯邦德國政府，運動規模進一步被壓縮。1950年12月15日，聯邦議院向各州建議統一結束非納粹化程序，此後各州紛紛頒布結束，巴伐利亞州最晚，在1954年8月11日才頒布結束法案，西德地區的非納粹化改造正式宣告結束。

  占領時期對納粹分子和軍事罪犯的審判，美占區168282起，英占區22296起，法占區17353起。截至1948年3月，西占區共有520734人在非納粹化運動中被解職。這場運動肅清了西德地區納粹思想殘餘，為現代民主政治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同時，它也是對全體德國人民的一場集體「再教育」。非納粹化強調德國人的集體責任，使每個德國人都意識到，個人要為民族的命運贖罪。但是，西占區的非納粹化運動因為覆蓋面太廣，也產生了一些消極影響。占領期間德國民眾人人自危，害怕因陳年往事失去工作，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不惜互相誣告，因此產生的心理創傷難以消除。美國政府在非納粹化運動中展現了傳教士般的熱情，卻又過於理想化，導致美占區的非納粹化時間太長、規模過大、政策不連貫。由於美國在非納粹化運動後期連續幾次進行削減和大赦，一些納粹黨骨幹分子和支持過希特勒的資本家成了漏網之魚，繼續活躍在德國政治和經濟舞台上。1952年，聯邦德國外交部中居然有2/3的高級官員是前納粹黨成員，司法系統中曾在第三帝國任職的官員更多。

  為了讓德國早日走上西方議會民主制政治道路，美英法三國積極重建西占區的政治生活，在非納粹化的同時實現對德國的民主化改造。在德國歷史上，政黨政治一直具有明顯的缺陷，不具備美英那樣成熟的議會政治模式。各個黨派堅守自己的利益和主張，導致政黨難以凝聚。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各種小的黨派不斷湧現，議會政治陷入極度混亂，使希特勒和納粹黨有機可趁，通過議會選舉的合法形式奪取了政權。德國原有的政黨體制不足以承擔戰後德國建立西方民主制度的責任。有鑑於此，二戰結束後，盟國禁止了德國一切政黨活動，希望利用新生的民主力量，重建德國的民主政黨。西占區的民主化，其主要特徵是建立符合西方觀念的資產階級政黨，實現政黨之間的良性競爭，向著以美英為模式、以財產私有制為基礎、實行議會民主制的聯邦制體制發展。

  波茨坦會議後，西占區的政黨重建工作全面展開。1945年11月，美占區准許在州一級建立政黨和工會組織。英占區於1945年9月解禁政黨活動，英占區和美占區還准許超越邊界成立全區性聯合組織。法占區在1946年1月准許成立州一級政黨，但禁止成立全占領區的聯合組織。組織或恢復黨派活動必須首先向占領區軍政府提出申請，經過審核證明這些黨派是反納粹、反軍國主義和民主的，才向他們頒發執照，允許開展活動。各占領區都嚴格審查政黨的綱領、活動經費、領導人履歷等，每個黨派的組織、領導、成員和章程都要反覆斟酌，一切符合軍政府規定後才能獲得批准。在這種情況下，西占區的社會民主黨、基督教民主聯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簡稱「基民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Christlich-Soziale Unionin Bayern/CSU，簡稱基社盟）、自由民主黨等黨派相繼恢復和建立起來。

  社會民主黨作為歷史悠久、群眾基礎深厚的德國老牌政黨，雖然在納粹德國時期飽受希特勒的摧殘打壓，但戰後的重建工作卻非常迅速。戰爭結束後，原社會民主黨成員自發組成了地方支部，其核心圈子是以庫爾特·舒馬赫為中心的漢諾瓦集團。舒馬赫在1930—1933年曾任國會議員，因為堅決反對納粹統治而被關進集中營十餘年。作為西占區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舒馬赫引導該黨逐步適應形勢的轉變，要求摒棄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強調自由和民主的人權，警告不要把「階級鬥爭的思想粗暴地簡單化」。社會民主黨應該突破作為工人政黨的傳統框架，爭取中產階層的支持。1946年5月11日，社會民主黨在漢諾瓦舉行第一次黨代表大會，選舉舒馬赫為黨主席。會議通過的綱領表示，社會主義是當前的任務，主張實行計劃指導的社會主義經濟，同時聲明資本主義社會需要改革、可以改革。舒馬赫主張保護中產階級的利益，分散大土地所有制，把大工業、財團、能源和交通事業國有化。德國應該是中央集權的議會民主制國家，主張將四個占領區合併參加歐洲一體化。此次會議後，社會民主黨在西占區的影響日益擴大。

  西占區的基督教民主聯盟是一個聯合了各個教派和社會團體的新政黨。1945年12月，一些宗教團體和前中央黨、德意志民族人民黨、德意志人民黨的成員組建了這個新的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這個名稱含有將各個教派和各個社會階層在政治上聯合起來的雙重意圖。該黨的組織遍布除巴伐利亞之外的各州，巴伐利亞集團則自稱「基督教社會聯盟」。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1876—1967）是「基民盟」內的靈魂人物。他在魏瑪共和國時期曾擔任科隆市長，因為反對納粹統治而在1933年和1944年兩度被捕，是具備親西方民主思想的代表性人物。1946年3月，阿登納當選為英占區「基民盟」主席，隨後積極籌建全國性的「基民盟」政黨。該黨主張「把基督教思想與真正民主的崇高理想作為革新的基礎」，以新自由主義對經濟進行間接的調節，避免經濟權力的過分集中。1947年2月3日，該黨通過的《阿倫綱領》（Ahlener Programm）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需要從根本上加以革新，不能解散的壟斷企業應當社會化，在保留企業主積極性的同時，讓雇員參與企業領導。同時，德國人民應該享有一種經濟和社會福利法。1948年以後，該黨又轉向社會市場經濟原則，得到了大批中產階級的支持。「基民盟」與「基社盟」從1947年起組成工作同盟，1949年組成聯邦議會中的政黨同盟。

  1948年12月，西占區的老自由民主黨和民族自由黨聯合成立了自由民主黨（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FDP），特奧多爾·豪斯（Theoder Heuss，1884—1963）當選為黨主席。該黨秉持經濟學家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學說，強調保護個人利益免受集體主義的侵害，尋求在現代工業社會中保證發揮個人力量的道路。德國共產黨（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KPD）在西占區也恢復了活動，但處處受到社會民主黨的排擠；而且由於宣布無條件支持蘇聯的德國政策，該黨在西占區的活動受到各軍政府的壓制，影響力日益衰退。

  西方盟國在占領期間實行打壓德國共產黨、抑制社會民主黨、扶持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的政策，最終在西占區形成了基督教聯盟和社會民主黨兩大黨派加上自由民主黨的格局。這三個黨派之間，無論政治經濟主張或意識形態都沒有根本的衝突，只在施政方針上存在不同。西占區政黨建設的最終結果是，相對魏瑪共和國時期，政黨的數目減少了，政黨之間的意識形態衝突淡化了，西德地區已經建立起美英模式的西方民主制度。

  西占區民主化改造還強調，未來西德應成為一個聯邦制國家。其目的在於削弱德國過分強大的中央權力，提升各州的權力，讓民主化的、擁有極大自主權的實體州來平衡未來德國中央政府的權力。美占區在1945年8月指定產生了州一級的議會，1946年6月各州制憲議會著手起草憲法，並被授予立法權和行政權。軍政府將更多的責任交給德國人，以便他們儘快培養起民主意識。各州憲法都體現了人身自由、三權分立、聯邦主義等經典原則。1947年2月25日，管制委員會發布第46號法令，宣布普魯士是「軍國主義和反動的載體」，正式宣布解散普魯士。在消滅了這個德國最大邦國的基礎上，重新劃分各州的界限，使這些州成為聯邦體制的基本要素。

  戰後盟國在德國進行的「四化」改造——非軍事化、非卡特爾化、非納粹化和政治民主化，清除了德國政治和文化中專制主義、軍國主義的殘留，終結了德國自普魯士王國以來持續兩百餘年的極權時代，也為1949年以後兩個「嶄新的德國」的建立作好了鋪墊。消滅軍事工業，對基礎工業進行「非卡特爾」化的改造，這些措施徹底消除了德國對未來歐洲和平的威脅，摧毀了德國自19世紀末以來所固有的「軍事壟斷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從而斷絕了德國軍國主義的根源。工業改造還伴隨著對占領區工廠設備的大規模拆卸以支付實物賠償，雖然在短期內使德國的工業水平大幅下降，但在客觀上清除了德國陳舊過時的工廠和設備，當德國重建工業復興經濟的時候，反而可以直接使用最現代化、效率最高的機器設備，迅速將戰後第三次技術革命的成果轉化為生產力，促進了50年代西德經濟的起飛。非納粹化和民主化運動讓戰後德國社會經歷了一次自上而下的清洗，肅清了納粹殘餘勢力，打碎了納粹的社會基礎和專制政治體制。政治改造一方面迫使德國人民開始反思戰爭的罪責，重新認識國家的作用和公民的價值；另一方面也為德國民主力量上台掃除了障礙，康拉德·阿登納、庫爾特·舒馬赫、瓦爾特·烏布利希等遭到納粹迫害的政治人物得以重返政治舞台，成為未來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的創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