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除了獨特的政治經濟體制之外，聯邦德國雖然是依附於西方世界，維護西方價值觀，但從國家的整體利益出發，在外交上也是獨樹一幟，基本上開展的是自主性的、全方位外交。在這一方針下，根據實際情況確立和不斷調整對外政策。

  聯邦德國成立後，面臨主要問題是復興西德經濟、取得獨立的國家主權。德國經濟復興了，法國及德國其他鄰居會擔心德國成為「第四帝國」，又面臨安全危險。如何解決這一「德國問題」，聯邦德國認為只有通過西歐聯合來實現。推進西歐聯合，實現歐洲永久和平，這是聯邦德國成立後的重要外交構想。解決「德國問題」的關鍵是實現「德法和解」，「德法和解思想」是首任聯邦總理阿登納最先提出的。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解除法國對德國復興的擔憂，只有通過西歐聯合，在煤鋼生產等領域建立一種超國家的一體化機制，對包括德國在內的各國行為加以限制，才能實現歐洲的長久和平和相互合作。一體化是其德法和解、合作的最好途徑。所以，在實現德法和解過程中，才有了《舒曼計劃》的出台，有了煤鋼聯營條約，後來才有了1957年的《羅馬條約》，才有了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ische Wirtschaftsgeimeinschaft，EWG），才有了早期西歐一體化。沒有阿登納的「德法和解」外交思想，就沒有歐洲早期一體化。

  推行歐洲一體化健康發展，是德國不斷追求的奮鬥目標。出於對第三帝國給法國及歐洲帶來傷害的愧疚，聯邦德國在戰後特別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基本上是扮演了一個順從和遷就法國的小夥伴角色，並盡力避免歐共體內的摩擦。在對法國及對歐洲政策問題上，德國寧願保持低調，盡力避免在歐共體內追求本國的最大利益。為歐洲一體化順利發展，德國作出了很多讓步。後來的施密特、科爾，為推動歐洲一體化深入發展也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在美蘇冷戰時期，聯邦德國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操縱下，不得不長期推行拒不在國際法上承認民主德國的「哈爾斯坦主義」，在「德國統一問題」和「柏林問題」上處於嚴重對峙局面，與東歐關係也很緊張，外交空間十分狹窄。在此情況下，聯邦德國不顧被綁在西方戰車上，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聯邦總理勃蘭特堅決推行「新東方政策」，緩和了東西德的緊張關係，在緩和美蘇對峙引起的劍拔弩張的東西方關係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於「新東方政策」的實施，兩個德國的人民不斷尋找緩和的途徑，終於沒有在德國問題和歐洲問題上導致兵戎相見。「新東方政策」也使民主德國放棄了對聯邦德國的強硬態度，兩個德國關係實現了正常化，逐步建立了友好睦鄰關係。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也都分別與東歐、西歐國家改善了關係，從而緩和了歐洲緊張局勢。

  為表明德國愛好和平和維護世界和平的誠意，聯邦德國自成立以來，不斷正視自己的歷史，勇於承擔在二戰中的戰爭罪行。1970年12月7日，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雙膝下跪，以示對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懺悔，令全世界為之動容。聯邦德國不僅在道義上勇於承認歷史罪責，而且還承擔了不少經濟賠償責任。兩個德國統一及1991年12月蘇聯解體，歐洲各國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善於捕捉機遇的科爾，及時抓住這一變化的世界局勢，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不斷拓展新德國的外交空間，主動要求承擔更多的維護和平的國際任務，參加國際維和行動，使德國軍隊走出國境，顯示其政治大國地位。同時，在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繼續保持傳統的友好關係的同時，德國推行溫和的外交政策，主動與俄國及東歐國家發展友好關係。對亞洲，德國推行「新亞洲政策」，將亞洲作為其外交和經濟政策的重點，加強與亞洲的經濟合作，同時十分重視擴大在中東和非洲的影響，增強德國在拉美的地位。這些努力，使統一後的德國在歐洲和世界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在與美國關係方面，也逐漸改變以往在外交上唯美國馬首是瞻的「追隨者」形象，推行全方位「自主性」的大國外交，努力爭取獲得與其經濟實力相稱的政治大國地位。從1991年底開始，德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頻頻亮相，開展了一系列令世人矚目的外交活動。如1991年12月不顧美國和歐共體國家反對，單獨宣布承認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兩個自治共和國的獨立。科爾「自主性」外交也處處顯示德國在處理歐洲事務中的主導地位，如德國不與歐洲盟國協商，曾幾次單獨提高利率，迫使其盟友不得不跟著提高利率或者不敢降低利率。德國促成歐洲政治聯合的實現，以及為擴大其在中、東歐的影響，力主歐洲聯盟向中、東歐敞開大門。凡此種種，充分顯示德國已成為歐洲聯盟中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