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美蘇「冷戰」使德國在1949年被分裂為實行不同社會制度的兩個國家。由於東西方的對抗，使美蘇都不得不扶持各自的夥伴發展經濟，使兩國在成立後又一次獲得了經濟復興的機會。兩個德國人民憑著自己的智慧和才幹，奮發圖強，在很短時間內，使自己的國家在一片廢墟的土地上迅速崛起，各自成為東西方兩大對立陣營中的重要強國。聯邦德國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經濟上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創造了「巨大經濟奇蹟」，在20世紀50年代末就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20世紀80年代，聯邦德國仍是西方世界「經濟巨人」，經濟實力僅次於美國和日本，在西歐名列前茅。民主德國在比聯邦德國更困難的條件下，經過40年的艱苦努力，也躋入世界十大工業強國之列，雖然和聯邦德國有一定差距，但在東歐國家中卻名列榜首。德意志民族在二戰失敗後的廢墟上又一次實現了新的崛起。

  

  聯邦德國在戰後政治經濟社會得以穩定發展，主要是建立了獨特的政治經濟體制。這一體制是在吸取第二帝國專制主義、魏瑪共和國自由主義、第三帝國納粹極權主義體制失敗的教訓和吸收外來民主的基礎上，並結合本民族特點，基本上按照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體制的模式建立起來的。

  政治體制上，鑑於魏瑪共和國實行不穩定的多政黨議會制度的失敗，聯邦德國實行了新型的政黨結構體制。這一體制的特點是消除政黨之間意識形態上的障礙，通過設置選舉門檻，逐步建立和保持穩定的兩黨制，在兩黨制結構基礎上形成穩定的德國議會民主制度。聯邦德國在較長時期內形成了以「聯盟黨」和社會民主黨兩大政黨為主、自由民主黨為輔的三黨制政治結構。另外，吸收魏瑪體制教訓，由《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簡稱《基本法》）規定對總統權力加以限制，總統只是國家權力的象徵性代表，不再擁有行政權，廢除了《魏瑪憲法》規定的總統擁有的「緊急權力」。總理由總統根據議院中力量對比，提名最強大的黨的領袖為總理候選人，再經聯邦議院選舉後組織政府。政府一旦組成，就獲得了比《魏瑪憲法》時更大的獨立性。這既不像美國國會獨立於政府首腦，從整體上形成對總統的抗衡力量，也不像英國下院完全受政府支配和控制，成為政府和反對派爭吵的場所，而是這兩種類型的混合體。政黨政治結構比較民主和穩定。

  經濟體制上，吸取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兩種模式的利弊，制訂出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這一體制在堅持市場經濟、堅持自由競爭為主的前提下，強調社會秩序，政府不能對市場經濟完全放任自由，要進行適當的調節；同時要保護市場經濟，維持一種民主的「競爭秩序」。這種秩序要與自由得以均衡，防止壟斷，保證個人創造精神，從而保證競爭得以實現，使經濟有一個穩定的發展環境。社會市場經濟理論的主要核心是經濟自由、社會民主、公正安全。艾哈德將這一理論歸結為「自由+秩序」，認為這一理論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發展的第三條道路——「經濟人道主義」，否認聯邦德國是資本主義國家。其實，社會市場經濟從本質上講仍然是主張發展國家壟斷主義，只是不完全等同於西方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

  聯邦德國政治與經濟體制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強調「秩序」和「穩定」，這也是鑑於德國在動盪多變的歷史中遭受磨難而得出的寶貴經驗。雖然聯邦德國成立後政府也幾經更迭，也出現過幾次經濟危機，但政治經濟體制基本上沒有改變。在西方民主政治影響下，聯邦德國也出現過多元主義，代表各個不同階級、階層利益的壓力集團在社會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雖然人們對各個壓力集團活動有所不安，但聯邦德國穩定的政治和經濟體制，使利益多元主義也呈現穩定的狀態。雖然也幾度有「新納粹」出現，為希特勒法西斯招魂，但反納粹的正能量總是占主流，也掀不起大浪。民主制的實行和多元主義的出現，並沒有削弱德國傳統中強調國家權力的作用，而是國家權力和民主制度融洽地結合在一起。事實證明，聯邦德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是成功的。從政治與經濟關係角度看，聯邦德國基本上實現了政治與經濟的相對同步協調發展，保持了社會穩定、經濟持續發展的局面。對此，人們稱聯邦德國的發展模式為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三條道路」，或曰萊茵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是一個真正完備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或者說較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

  當然，再好的體制也會隨著形勢的發展而遇到新的問題，也還需要不斷進行自我改革和完善。在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聯邦體制也遇到了困境，主要是在以市場經濟原則的指導下，以經濟增長為主的政策不能滿足聯邦德國現實的需要。在社會民主黨上台後，1967年制定了《促進經濟穩定和增長法》，尤其是在70年初的經濟危機中，勃蘭特和施密特政府根據危機出現的新情況，對社會市場經濟某些方面的政策進行了調整，如在以市場經濟為主的前提下，增強了國家干預職能。「穩定法」在維護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特徵的同時，也彌補了它在發展變化的形勢中出現的缺點和不足，從而更加完善和發展了社會市場經濟體制，使聯邦德國順利渡過了經濟蕭條時期。

  後來，聯邦德國又染上了高福利給財政帶來沉重負擔的「德國病」，這是聯邦經濟體制在運行過程中出現的又一新問題，又需要進行改革，使之不斷完善。從科爾政府開始意識到了這一點。德國統一後，他出台了諸如稅收、社會福利和就業等方面的改革政策，施洛德時代的包括稅收、勞動力市場、養老金和醫療保險等一系列改革，以及默克爾政府的財稅改革，都是對社會市場經濟在運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行自我完善。經過幾屆政府的努力，醫治「德國病」和解決失業問題也出現了一些成效。儘管西方國家及一些德國人認為，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氣數已盡，其高福利制度保護了「懶惰」，制約了德國人在經濟活動中的積極性，限制了生產效率的提高，德國應向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或英國的「傳統市場經濟」模式轉變。其實，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是適應德國的國情和歷史傳統而產生的，它為德國經濟發展創造過奇蹟，為繁榮德國資本主義和提高國民生活起過重要作用，至今仍然在發揮作用。現在，德國大多數人認為社會市場經濟這種模式依然適合德國國情，德國進行的稅收和福利制度的改革，仍然是對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的修正，而不能說是這種模式的失敗。

  民主德國經濟社會發展成就是藉助於蘇聯的幫助，是因為實行了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建立了以統一社會黨為主的中央集權體制，採用人民議會民主制，奉行以計劃經濟為主的經濟體制。在社會主義道路上，民主德國也進行了多次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社會也在平穩中發展。然而，在德國統一之前民主德國進行的政治經濟改革並不徹底，人民群眾怨聲載道，仍然需要不斷進行自我完善的社會主義體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