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1923年危機 一、魯爾危機與消極抵抗

  1922年11月22日，在艾伯特總統的強烈干預下，魏瑪共和國的第七屆內閣在一位無黨派經濟學家古諾（Wilhelm Cuno，1876—1933）的領導下成立。

  古諾內閣是各黨派拒絕負責而暫時容忍的結果。它既不是一個獲得議會多數派政黨支持的政府，其中間偏右的政治色彩僅僅得到了社民黨「善意中立」政策的容忍；它也不是一個專由政黨政治家參加的政府，其多名閣員是同議會毫不相干的傳統官僚，連古諾在內共有6位無黨派人士。政府綱領也未能如往常那樣經過國會表決，而只是受到各黨派的「贊同性的注意」。古諾內閣從一開始就被人戲稱為「事務內閣」。

  在此局勢下，古諾內閣的活動空間顯然是極有限的。對內穩定貨幣、對外解決賠款問題似乎是它的唯一兩項使命，其中尤以後者為重。古諾接過了前任的口號「要麵包，不要賠款」，其實質仍然是「修約」政策的延續。具體而言，他在兩方面展開了外交攻勢：其一，繼續提交延期賠付的申請，並試圖藉助英國來說服法國；其二，主動提出由萊茵河相關利益國（法、德、英、意）締結一項安全條約，承諾30年內不經全民表決相互不得進行戰爭，並由美國擔任這一和平協定的保證人。

  然而，這兩項努力都沒有成功。在12月9日開始的倫敦會議上，法方一口否決了德方提出的延期賠付的申請，並主張用此前已提出的「產品抵押」計劃取而代之，即在德方無法履行賠付義務時，採取占領魯爾區、直接獲取產品的方式。其次，古諾內閣錯誤估計了英美兩國的立場。英國新首相博納勞（Andrew Bonar Law，1858—1923）是一位親法派，主張修復英法關係。同時，英國正忙於處理近東地區的希—土糾紛，對賠款問題並不上心。德方建議雖然受到美國朝野歡迎，但孤立主義的外交氛圍與戰債問題上的僵硬立場，都阻礙了美國政府承擔任何保證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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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一來，古諾內閣在外交上再次陷入僵局，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法國政府一步步地做好入侵準備。恰在此時，德國又留下了可供對手製造事端的機會。1922年底，德方聲稱，由於擁有森林所有權的各州政府拒絕按照業已貶值的商定價格來出售木材，因而無法賠付10萬根電線桿。法方拒不接受該解釋。賠款委員會裁定德國拖延賠付是有意過錯，從而為制裁德國開闢了道路。一場圍繞魯爾區的鬥爭就此拉開了帷幕。

  1923年1月11日，法國和比利時部隊6萬人（後增加到10萬人）以保護法、比、意三國工程師組成的「協約國工廠和煤礦監督代表團」（Inter-Allied-Mission，下面簡稱「Micum」）為名，占領魯爾區。當日，普恩加萊先後在眾議院和參議院發表聲明，解釋占領行動的目的：「我們是為了取得煤礦，就為這個；倘若這一追求給我們提供機會，在明天或稍遲些時候，同一個變得更容易通融的德國，或同一些苛求不高的企業家交談，我們就不推託談話」，「我們根本無意扼殺德國、破壞和欺侮德國，也根本不想使它貧窮……我們想從德國獲得它可以合情合理地交付給我們的東西。」法國眾議院以452∶72的投票結果批准了占領行為。

  在隨後幾個月中，占領軍的政策不斷發生變化。起初，聯軍希望用威逼利誘的方式分化抵抗力量。1月11日，軍政府規定，Micum有權在整個占領區巡視、進入辦公室、礦區、工廠和火車站，有權獲取所需文件、統計數據和檔案材料，對任何抵抗行動採取「嚴肅的報復」。Micum隨後同占領區的重工業家代表談判，要求締結運送煤炭的合同。此外，它還向當地工會提交一份提高工資的計劃，以期待工人們的配合。當這些努力均告失敗後，聯軍轉而採取更為嚴厲的鎮壓措施，強制收取煤炭稅，驅逐、逮捕、甚至槍殺抵抗者的行動開始增多。他們迅速處理抱有敵視態度的媒體，到9月15日為止，大約有173種報紙被停刊。10個月間，萊茵和魯爾兩地共有14.7萬名公務員及其家屬遭到驅逐。到11月底，10萬名以上的鐵路職員及其家屬被驅逐，2564名鐵路職員被捕，其中400人被判處共計400年的監禁、20年苦力和4325金馬克的罰款，8名被殺，269名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在5月的克虜伯（Krupp）工廠騷亂中，13名工人命喪法軍槍下。截至11月，占領區共有132人喪生。

  不過，聯軍並沒有取得預想中的占領效果。到4月底，聯軍僅獲得大約23.8萬噸的褐煤，還不到計劃的6%。為彌補缺口，法國不得不加大從波蘭、捷克和英國的煤炭進口。與此同時，法國收進的賠償總額只有12.8萬英鎊，僅為1922年同期的1%。

  在德國，對於法比聯軍的占領行為雖有各種準備，但卻極為零散，直至占領當日也未能最終完成。

  占領當日，德國總統和政府聯合發布《告德國人民書》（Aufruf andie Bevlkerung Deutschlands），宣布推行「消極抵抗」（passive Widerstand）。具體內容包括： （1）召回駐法、比兩國的大使； （2）停止償付賠款和實物； （3）指令魯爾區民眾不得執行占領當局的命令，不得為占領者服役並提供物資供應，指令被法國占用的礦井、工廠和鐵路停工停產，凡遭占領軍解僱和驅逐者及停產損失，都將得到政府的經濟補助。

  「消極抵抗」政策讓古諾內閣面臨執政以來的新局面：德國社會自一戰爆發以來首次出現對外團結一致的立場。在占領區，消極抵抗的參與者席捲所有社會階層。煤炭辛迪加在入侵前夜從埃森（Essen）遷往漢堡。鋼鐵工業家協會單方面廢止對法運送合同。重工業談判代表蒂森（Fritz Thyssen，1873—1951）因拒絕合作而被捕。工人們不僅不接受法方提出的利潤分配計劃，還聯合起來聲援被捕入獄的資本家。他們還在日常生活中拒絕法國官兵使用他們的浴室，不願與後者分享食品和取暖。更令法國人感到失望的是，連波蘭礦工工會也站在德國人一邊。占領區的警察拒絕向法比聯軍的旗子敬禮，甚至為此丟掉工作。在17萬鐵路職員中，只有8355人願意合作。

  不過，儘管德國政府多次要求民眾保持冷靜，但「積極抵抗」的案例仍然不少。3月起，偷襲聯軍的槍聲開始出現。到6月16日為止，萊茵和魯爾地區已發生38起諸如破壞鐵軌等恐怖事件。

  當然，無論是消極抵抗還是積極抵抗，都得到了德國政府在精神和物質上的雙重支持。凡是為抵抗入侵而獻身者，都被冠名為「民族英雄」。從2月起，政府接過了勞資協商成立的「萊茵魯爾救助基金」（Rhein-Ruhr-Hilfe），資助「消極抵抗」所引起的一切花銷。在一般情況下，該基金是普通救濟金的3倍。政府為此準備了5000億馬克的資金。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占領行動連同「消極抵抗」本身對於德國政府的負面影響愈加明顯起來。一方面，聯軍行動嚴重影響到占領區民眾的正常生活。時間越長，市民們對抵抗政策的未來越沒有信心。另一方面，抵抗政策在實踐中更加劇了社會負擔。據統計，在前6個月，中央政府的花費達到900萬兆馬克。貨幣貶值的趨勢因此加速。在1月，美元與馬克之比為1∶7525，到5月已降到1∶31700。

  走投無路的古諾內閣於6月7日答應由一個中立的國際機構來決定賠款的數額和支付方式，並願意用德國鐵路收入、所有工業和地產做抵押作為賠償支付的擔保。這是德國首次明確提出保證賠償支付的賠償建議。但法國仍感到不滿。此外，英國迫於償還美國戰債的壓力，也不願意支持德國。德國的這份照會最後不了了之。

  隨著古諾內閣在外交鬥爭中的敗相日益明顯，它在民眾中的威信也一落千丈。7月底，1美元的價格超過100萬馬克，紙幣流通量躥升到44萬億馬克，德國經濟已陷入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混亂狀態。絕望情緒開始蔓延，不少地區出現各種形式的暴動，左右兩翼的極端勢力都迎來了大量支持者。原本對古諾內閣持容忍態度的各政黨開始拋棄總理。8月11日，社民黨國會黨團以極大多數通過決議，表示不再信任內閣。中央黨和人民黨隨後表示贊成。次日，古諾黯然離職。

  在共和國的短暫歷史上，很少發生像1923年8月11日內閣更迭風波那樣，各黨派如此迅速而統一地推出繼任者——人民黨主席施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然而事實上，在當時以及此後的一段時間裡，施特雷澤曼卻是少數幾位充滿著巨大爭議的政治家。這位出身平民家庭的經濟學博士早年以狂熱的民族主義者形象馳名政壇，反對《凡爾賽和約》，並多次指責魏瑪民主體制，甚至希望恢復君主制。但進入二十年代後，他卻「從民族主義激進派演變為實事求是而不是單憑主觀願望的清醒的現實政治家」。這種轉變甚至連黨內同仁都無法理解。但在共和國的生存危機中，其堅毅性格、卓越口才與高超手腕使他仍然是總理的不二人選。

  施特雷澤曼主持了兩屆內閣（8月13日—10月4日；10月6日—11月23日），只做了103天的總理，因而被稱為「百日內閣」。儘管時間很短，但他在外交領域中的突破，讓共和國的發展重見曙光。

  如前所述，德國的6月7日照會在一定程度上已滿足了美英兩國的要求，但最終仍然遭到法國的抵制。德法之間的主要矛盾在於：重啟賠款談判的前提究竟是先結束「魯爾占領」（Ruhrbesetzung），還是先結束「消極抵抗」？這裡既牽涉到它們對於安全問題的疑慮，也反映了兩國內部民族主義情緒的壓力。

  如何解決這一矛盾，同樣是新總理不得不面臨的難題。他最初對英國充滿期待，但後來也認識到英國不會為賠款問題而去破壞英法關係。9月20日，英法首腦再次強調了雙方的合作立場，驗證了其判斷。在此情況下，施特雷澤曼於同日表示，德國必須無條件地放棄「消極抵抗」政策。9月26日，他正式宣布停止「消極抵抗」政策。

  「消極抵抗」政策的結束，為解決魯爾占領與賠款問題鋪平道路，尤其使法方拒絕談判的理由不再成立。雖然普恩加萊的強硬態度並未收斂，他甚至在9月27日還對德古特等聯軍將領下達拒絕作出任何讓步的指令。但在國內，希望結束占領的呼聲開始增強。法國總統米勒蘭和協約國最高軍事委員會主席福煦元帥都認為，該通過談判的方式讓法國勢力滲入到魯爾區。一直反對法國出兵的社會主義者們開始發動輿論攻勢，對政府施加壓力。

  進一步而言，德國的新立場讓它拉近了同英、美之間的距離。9月28日，施特雷澤曼向美國發出呼籲，希望它在德國賠償問題上重新採取主動。10月5日，英國前首相勞合—喬治訪問美國，呼籲美國政府重新關注歐洲問題。4天後，美國總統柯立芝（John Calvin Coolidge，Jr.，1872—1933）回應，美國仍然遵守1922年12月底提出的賠款方案。10月15日，美國正式同意參加賠償委員會的專家委員會。這標誌著法國主導戰後賠款問題的時代已經結束。

  二、持續性的社會動盪——納粹運動的興起

  自1921年以來，德共在地方上的影響力有所上升，如在1921年2月的普魯士州議會選舉中，德共獲得7.41%的選票；在梅澤堡（Merseburg），它得到62%以上的選票，成為當地的最大政黨。至1923年10月，德共成立了800個「無產階級百人團」，團結了10萬名工人，作為「防禦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挑釁的工人階級統一戰線機構」。

  施特雷澤曼上台後，德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8月16日，普魯士內政部長澤韋林發布了針對無產階級百人團的禁令。9月初，一些共產黨機關報被禁止發行。

  但武裝起義還是合法執政，卻是當時德共中央存在嚴重分歧的問題。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德共中央在10月20日做出全國總罷工和武裝起義的決議。但是，在10月10日和16日，薩克森和圖林根兩個州卻出現了由共產黨人參加的左翼聯合內閣。當地的共產黨員在開姆尼茨召開聚會，認為革命時機尚未成熟，提議立即撤銷10月20日的決議。

  事實上，無論德共選擇哪一條道路，中央政府都不會坐視不理。9月底，國防軍進駐兩州。10月22日起，《紅旗報》（Die Rote Fahne）被禁止發行。國防軍隨後占領德勒斯登。在中央特派員的監督下，州議會選出一個不包括共產黨員的州政府。11月12日，德共部長也被迫退出圖林根州政府。此後，德共在兩州的基層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無產階級百人團被解散，幾千名工人被投入監獄。

  由於開姆尼茨會議做出的延期革命的決議未能及時傳送到漢堡，故而當國防軍進攻薩克森的消息傳來時，以台爾曼（Ernst Thlmann，1886—1944）為首的德共漢堡組織仍然於10月23日舉行武裝起義，以期牽制中央軍隊。300多名起義者襲擊警察哨所，奪取了170多支來福槍，並前往市中心爭取民眾支持。由於力量懸殊，起義者只堅持3天便退出陣地。11月23日，共產黨被宣布為非法組織，在全國範圍內遭到取締。漢堡起義的失敗，標誌著左翼革命浪潮進入低谷。

  其實對於施特雷澤曼內閣而言，真正的威脅或許並非來自左翼，而是來自極右翼。回顧共和國歷史，人們可以輕易地發現，最不遺餘力的攻擊來自於形形色色的極右翼政治家。當取消「消極抵抗」的政策公之於眾時，來自於極右翼的反應極為強烈，要求政府立即「與法國決裂」。

  更為離譜、但別有用心的反應來自巴伐利亞州。9月25日深夜，該州趕在中央政府結束「消極抵抗」的聲明公布之前擅自決定在內部實行緊急狀態，任命一位君主主義者、前州長卡爾為「國家總督」（Generalstaatskommissar），並授予他以獨裁權。

  這種做法嚴重違背共和國的聯邦原則，引起了中央政府的警覺。9月26日，艾伯特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同日，內閣決定授予國防部長格斯勒（Otto Geler，1875—1955）以特權，在各州派駐國防軍，強令巴伐利亞州收回法令。

  然而，此舉卻未能成功。針對上述命令，巴伐利亞州的一個極右翼政黨——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簡稱納粹黨[ Nazi] ）在其黨刊《民族觀察家報》（Vlkischer Beobachter）上以「施特雷澤曼澤克特獨裁者」為題，肆意攻擊中央政府。國防部長格斯勒根據《共和國保衛法》（Republikschutzgesetz）的規定，要求駐紮在巴伐利亞州的第七師師長洛索夫（Otto von Lossow，1868—1938）取締該報。但州長克尼林（Eugen von Knilling，1865—1927）不僅要求洛索公然抗命，還在9月29日宣布《共和國保衛法》在巴伐利亞州失效。

  巴州政府還趁中央政府忙於處理左翼問題，分身乏術，有恃無恐地到處宣揚「巴伐利亞分離主義」。到10月24日，巴伐利亞已經形成以「國家總督」卡爾、州軍隊司令洛索和州警察局長賽塞爾上校（Hans von Seier，1874—1973）為核心的反中央力量。他們聘請了臭名昭著的埃爾哈特海軍旅長官埃爾哈特（Hermann Ehrhardt，1881—1971）作為軍事參謀，做好了「向柏林進軍」的準備。

  正值這場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角力變得不可避免時，一場突如其來的暴動卻打破了雙方對峙的局面。令卡爾感到意外的是，發起暴動的第三支力量竟然是自己一直包庇的納粹黨人。

  1889年4月20日，希特勒出生在奧地利因河畔的布勞瑙（Braunauam Inn）小鎮。其父是當地的海關職員，家庭尚屬殷實。童年時代的希特勒除了喜歡歷史外，其他功課都很一般。成年後，由於沒有通過維也納（Wien）美術學院的考試，他曾一度在這座城市賣畫謀生，並深受反猶主義思想的影響。一戰爆發後，希特勒在慕尼黑報名參加了德國軍隊，以其勇敢兩次獲得鐵十字勳章，並被擢升為一等兵。對希特勒而言，戰爭經歷進一步豐富了他的政治思想，使他看到了所謂「戰壕精神」所帶來的巨大力量。戰爭結束前，他因受到芥子氣的攻擊，雙目暫時失明，住進了後方醫院。在那裡，他驚訝地獲悉德國戰敗並簽訂停戰協定的噩耗。自此，他成為「匕首刺背」謊言的堅定支持者。離開醫院後，他回到慕尼黑，被國防軍僱傭，負責調查名為「德意志工人黨」的極端團體。

  德意志工人黨（Deutsche Arbeiterpartei，DAP）成立於1919年1月5日，創始人是工具機工德雷克斯勒（Anton Drexler，1884—1942）和體育新聞記者哈勒（Karl Harrer，1890—1926）。該黨既反共產主義，又反資本主義，其目標是建立一個德意志種族共同體。不過，該黨最初只是一個在啤酒館爭論不休的社會團體，並無明確的行動綱領，也缺乏影響力。9月，負責監視該黨的希特勒經人推薦，決定以此為政治生涯的起點，成為該黨的第55名成員和主席團第7名委員。起初，希特勒僅僅負責宣傳工作，但很快他便著手改造該黨，其中包括以下重要步驟：

  第一，更改黨名。1920年2月24日，在希特勒的建議下，「德意志工人黨」更名為「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簡稱「納粹黨」），以進一步明確政治目標。

  第二，制定黨綱。同日，希特勒正式宣布《二十五點綱領》（25-Punkte-Programm）。黨綱的基本原則是極端民族主義，它既要求「只有德意志血統的人才能成為本民族同志」，「非德意志人立即離開德國」，還希望「所有德意志人在民族自決權的基礎上聯合成為一個大德意志國」。除此之外，黨綱還包含一些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和社會要求，如沒收戰爭受益和非勞動收入、將壟斷企業收歸國有、對大百貨商店實行公有化等。

  第三，推廣卐字徽。卐字徽意味著崇拜，最初為許多種族團體和準軍事組織使用。從1920年8月起，希特勒有意識地將之作為黨的首要象徵物，並予以推廣。不久，紅底白圈、帶著卐字徽的黨旗出現了。希特勒後來這樣解釋它的象徵意義：「在紅色中，我們看到了這一運動的社會理想；在白色中，我們看到了民族的思想；在卐字徽中，我們看到了為雅利安人的勝利奮鬥的使命，同時，也看到了創造性工作的思想的勝利，這一工作在本質上是而且一直是反對猶太人的。」

  第四，建立衝鋒隊（Sturmabteilung，SA）。1921年10月，希特勒指示一戰老兵羅姆（Ernst Rhm，1887—1934）招募一批來自於埃爾哈特海軍旅的士兵，成立一支保護黨組織的準軍事組織，即衝鋒隊。衝鋒隊多次發起街頭暴力行動，清除對手，製造恐怖氣氛。

  第五，形成黨內獨裁體制。1921年7月，希特勒在納粹黨的非常黨代會上被選為主席。自此，希特勒在黨內確立「領袖原則」（Führerprinzip），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改組後的納粹黨藉助希特勒的高超演講，在巴伐利亞州日益保守化的政治氛圍中發展迅速。到1922年，該黨已經擁有6萬名註冊黨員，衝鋒隊員達到1.5萬人。據統計，在1923年秋，中下階層的納粹黨員比例高達52.1%。此外，一些上層人士也開始加入或關注納粹黨。曾經是德軍皇牌飛行團隊成員的戈林（Hermann Gring，1893—1946）便在1922年聽了希特勒演講後加入納粹黨。希特勒還多次被邀請到各種各樣的企業贊助會上發表演說，時任德國企業主協會聯合會主席的波西格（Enrst Borsig，1869—1933）與重工業家蒂森為納粹黨提供了大量贊助。尤為重要的是，由於它多次攻擊中央政府，叫嚷「打倒十一月罪犯」的口號，也引起了極右翼政治家的關注。希特勒通過關係結識了魯登道夫，並同他多次會談。卡爾也曾一度把納粹黨視作他對抗柏林的武力支柱之一。

  然而，希特勒與卡爾之間並非沒有嫌隙。一方面，希特勒過於迫切的奪權心理讓卡爾感到危險。另一方面，卡爾等人猶豫不決的政治立場又讓希特勒心存不滿。在11月的第一周，州政府的退卻意圖已經流露出來，這更讓雄心勃勃的希特勒不可忍受。在這樣的背景下，希特勒領導了「啤酒館暴動」（Beer Hall Putsch，或希特勒暴動[ Hitlerputsch] ）。

  11月8日，卡爾在慕尼黑的最大啤酒館「伯格布勞克勒」（Bürgerbrukeller）向一批政要發表演說，闡明巴伐利亞州在當前政治局勢下的選擇問題。正在此時，希特勒率領衝鋒隊和其他極右翼軍事組織衝進啤酒館，宣布舉行「國家革命」，廢除巴伐利亞州政府和魏瑪政府。隨後，他用武力強制卡爾、洛索夫和賽塞爾答應同自己合作，並邀請魯登道夫一起參與組建新政權。與此同時，衝鋒隊在慕尼黑城中大肆追捕猶太人、拷打政敵，奪取了軍區司令部，甚至拘禁了州長克尼林。不過，希特勒並沒有成功接管軍營。更糟糕的是，魯登道夫居然輕率地放走了卡爾等人，而後者一旦獲得自由，立即採取措施，宣布「在槍口下被迫作出的宣言是無效的」，並下令解散納粹黨及其相關的戰鬥組織。

  11月9日，希特勒決定殊死一搏。他率領約2000人的縱隊，同魯登道夫、戈林等人嚮慕尼黑市中心進軍，試圖煽動民眾和國防軍支持他們的政變。在那裡，他們遭到了警察的阻擊，16人被擊斃。希特勒兩天後被捕入獄。1924年4月1日，慕尼黑特別法庭判處他5年監禁，但強調他有著「純粹的愛國動機和光榮的意圖」，允許他在6個月後可以假釋。其他一些納粹黨徒也得到了輕判，魯登道夫甚至被宣告無罪釋放。這一結果充分顯示了法官階層和巴伐利亞州極為濃厚的保守政治心理。

  在「啤酒館暴動」的同日，中央政府終於找到了同巴州政府的共同立場。艾伯特下令由陸軍總司令澤克特將軍代替國防部長格斯勒，接管緊急情況下的全部特權，並發布《告德國人民書》，號召民眾保衛德國的「統一、秩序和自由」。

  儘管卡爾直到1924年2月17日之前仍然保留著「國家總督」的頭銜，但經歷過「啤酒館暴動」的巴州政府卻收斂了對抗柏林的野心。在同中央特派員的談話中，克尼林明確表示放棄恢復君主制的想法，連卡爾也不再追求獨裁權。施特雷澤曼內閣面臨的極右翼威脅告一段落。

  萊茵河左岸地區的分離主義運動已存在多年。該地同法國相鄰，且屬天主教區，受法國影響較深。拿破崙戰爭期間，該地率先脫離神聖羅馬帝國。維也納會議後，被強行劃歸新教的普魯士，成為萊茵省和威斯伐倫省，但保留了部分商業特權。一戰結束時，該地被協約國占領，一些分離主義者深受鼓舞，開始尋求同普魯士劃清界限、進而成立獨立共和國的可能性。魯爾危機（Ruhrkrise）爆發後，萊茵分離主義運動再次興盛起來。1923年3月，分離主義者舉行會議，要求擴大占領當局發行「萊茵貨幣」的範圍，並且成立「萊茵理事會」來代替普魯士的行政機構。4月，支持分離主義運動的法軍將領查理·芒讓（Charles Mangin，1886—1925）向總理普恩加萊遞交一份成立萊茵共和國（Rheinische Republik）的備忘錄，並邀請多爾滕（Hans Adam Dorten，1880—1963）訪問巴黎。8月15日，各種分離主義團體協商成立「聯合萊茵運動」（Vereinigte Rheinische Bewegung），明確把萊茵地區從普魯士分離出去、並成立受法國保護的萊茵共和國作為鬥爭目標。10月16日，分離主義者打出了綠白紅三色旗，作為萊茵共和國的國旗。在隨後一周中，亞琛（Aachen）、波恩（Bonn）、科布倫茨（Koblenz）、美因茨（Mainz）、特里爾（Trier）、威斯巴登（Wiesbaden）等紛紛出現了奪權行動，法比聯軍還幫助分離主義者阻擊政府軍。10月21日，分離主義者宣布成立「萊茵共和國」。馬特斯（Josef Friedrich Mat the s，1886—1943）被選為總理，定都科布倫茨。26日，法國將領、協約國萊茵地區高級委員會主席保羅·蒂拉爾（Paul Tirard，1886—1945）公然宣稱該共和國為合法政權。11月12日，施佩耶爾（Speyer）還出現了「普法爾茨共和國」。

  德國政府立即向巴黎發出措辭尖銳的照會，表示強烈抗議。該行動得到英、美兩國的支持。10月24日，法國總理表態支持「萊茵共和國」，但拒絕簽署任何紙面協議。與此同時，民眾的反對聲也阻礙著分離主義運動的繼續前進，一些城市相繼發生流血衝突。分離主義者內部為此出現了激烈的爭論。11月22日，蒂拉爾在科布倫茨召見多爾滕，告訴他，法國已經向英國保證結束分離主義運動，並威脅將用武力取締他們的活動。

  在失去法比聯軍和民眾的支持後，萊茵分離主義運動很快陷入低潮。「萊茵共和國」在11月底失去了直接控制權，馬特斯和多爾滕先後離開德國，逃往法國。「普法爾茨共和國」則消失在1924年2月。

  三、貨幣改革

  施特雷澤曼內閣的最後一項使命、同時也是最為棘手的難題，便是解決惡性通貨膨脹，穩定貨幣。

  自1923年8月以後，馬克的價值一路下跌，而且速度倍增。8月1日，1美元兌換110萬馬克。到9月1日上升為972萬，10月1日達到2.4億！

  惡性通貨膨脹是對社會各階層的一次重新洗牌。大工業家以不動產為抵押，申請銀行貸款，進行投資，大獲其利，如斯廷內斯在此期間擁有1535家公司，將業務從採礦、煤業和海洋及國內航運擴展到造紙、鋼鐵、能源、出版、銀行和保險等行業。相比之下，工人的失業率大為提高，實際工資明顯下降。但受損最嚴重的卻是中間階層，如房主、職員、小儲戶等。他們以貨幣作為主要財產但又不能及時將之兌換為不動產，因而財產縮水極為嚴重，並導致社會地位下降，甚至連「學者階層，尤其是它的人文學者們，已成為人們用半同情、半厭惡的目光來看待的一種人物形象」。

  令政府更為擔憂的是，貨幣貶值還帶來一連串道德問題乃至政治危機。據統計，該時期，德國成年人和年輕人的犯罪率都創下了1882—1952年70年間的最高紀錄。在此環境下，人們很容易演變為熱情的民族主義者，共和國成為不少人詛咒的對象，上文提到的各種挑戰也或多或少地贏得了心有不滿者的支持。

  施特雷澤曼在8月15日的國會演說中，就指出其任務是「穩定國家財政，過渡到一種穩定的貨幣」。但在第一屆內閣中，對於新貨幣的基礎卻存在爭議。恢復貨幣價值，必須首先恢復民眾對於該貨幣的信任。當時，世界上流行金本位制，即貨幣需要相應的黃金儲備。而戰後德國的黃金稀缺，無法支撐新貨幣。經濟學家黑爾費里希曾提出「黑麥馬克」（Roggenmark）的想法，即讓新貨幣與黑麥的價格掛鉤，1馬克相當於1磅黑麥的價格。黑麥是德國的主要農產品，容易獲得民眾的信任。同時，他建議成立一個地產抵押銀行（Rentenbank），一方面用德國全部工農業地產充當付息的地產債，另一方面發行生息的地產抵押銀行債券，由上述地產債做擔保。但是，該建議遭到財政部長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的抵制，而後者卻沒有其他建設性想法。

  第二屆施特雷澤曼內閣成立時，希法亭不再擔任財政部長，同時10月13日國會又通過了《授權法》（Ermchtigungsgesetz），允許政府「在它所認為情況緊急的財政、經濟與社會領域中採取必要措施」，甚至可以「偏離憲法所賦予的基本權利」。這使得貨幣改革的速度得以加快。兩天後，政府頒布《貨幣法》（Whrungsgesetz），宣布成立德國地產抵押銀行（Deutsche Rentenbank），發行地產抵押馬克（Rentenmark）。它基本延續了黑爾費里希的方案，只是用黃金取代黑麥作為計值標準。全國土地、商業、工業和銀行總額被確定為32億地產抵押馬克。地產抵押銀行則發行24億地產抵押馬克，其中一半提供給政府，另一半由銀行貸款給企業。根據規定，地產抵押馬克只是臨時性貨幣，11月15日開始發行。由於地產抵押馬克的總值已經確定，而且它依據的是土地這一不動產，因而很容易獲得民眾信任。與此同時，傑出的經濟學家沙赫特（Hjalmar Schacht，1877—1970）於11月12日被任命為貨幣專員，並最終在12月22日接任國家銀行總裁。在沙赫特的努力下，在地產抵押馬克正式流通後的第6天，馬克價值達到了這次惡性通貨膨脹的最高點1∶4.2萬億，隨後開始穩定下來，大致形成了10億紙馬克相當於1個地產抵押馬克的比值。惡性通貨膨脹終於得到了控制。

  1923年無疑是魏瑪共和國史上的危機之年。德國事務的忠實觀察者、英國駐德大使達伯農（d』Abernon，1857—1941）在年底的日記中寫道：「這個危機之年終於結束了。內外危險竟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它們威脅到德國的整個未來……這些危險中的任何一個只要產生效果，或者這個國家的內在結構將會發生根本性的轉變，或者它同外部的聯繫發生根本性的轉折。這些危險中的每一個時刻只要未被制止，那麼期待整體和平安寧的希望都會落空。德國的政治領袖們還未習慣於公眾向他們獻上桂冠。但是儘管如此，那些經歷了這些危險卻仍然成功控制住這個國家的政治領袖們理應獲得更多的認同」。

  這段話指出了觀察1923年危機及其解決的一個獨特角度：為什麼虛弱的魏瑪共和國竟然能夠度過1923年危機之年？

  從外部來看，當時極為複雜的國際關係阻止了反德勢力（尤其是法國）的進一步行動。魯爾危機的根源在於當時無法解決的賠款問題，而賠款問題又牽涉到英、美、法之間的戰債聯繫、法國對於自身安全的顧慮以及英國對大陸均衡局面的思考。這種格局從一開始就縮小了法比聯軍的活動餘地，也最終決定了這場危機的基本走向，即德國結束「消極抵抗」、法比結束魯爾占領、賠款問題的主導者從法國轉向美國。從這一角度而言，恰恰是《凡爾賽和約》所建構起來的政治、經濟和外交聯繫，保障了德國的民主體製得以在強權對峙的縫隙中找到繼續生存的空間。

  從內部來看，共和國的一些政治家的確為保衛魏瑪民主做出了巨大貢獻。艾伯特便是這些傑出政治家中的一位。不可否認，艾伯特有著一些固執偏見，如對蘇聯的極端反感、對德共的警惕，但他對於《魏瑪憲法》及其背後的資產階級民主理念卻是堅信不疑的。在1923年，他根據憲法第48條的規定，曾發布了42次緊急條令，創下了魏瑪歷史之最。其中，既包括應對貨幣貶值的緊急措施，也包括把軍事處置全權授予國防部長這樣的法令，但其目的是「儘快恢復議會制的運行能力」，而不是為了取而代之。施特雷澤曼是另一位值得一提的魏瑪民主的保衛者。如果沒有他審時度勢地考量國際關係的現實走向，當機立斷地結束「消極抵抗」政策，魯爾占領及其引發的一系列問題恐怕仍然是一個無解之結；如果沒有他堅定地平息來自於左右兩翼和分離主義者的挑戰，國家的統一和完整恐怕只能淪為泡影；如果沒有他當機立斷地通過貨幣改革方案，噩夢般的惡性通貨膨脹大概會成為共和國的催命符。尤為重要的是，這位曾經高調宣揚君主制的政治家最終卻以尊重國會信任投票的方式離開總理職位，以實際行動遵守了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由於他對魏瑪政治和外交的巨大影響，後來的史學家曾有過這樣的評價：「施特雷澤曼時代是魏瑪共和國歷史的中心。」

  進一步而言，在1923年，投身於共和國救亡運動的還包含廣大愛國民眾。與6年後不同，1923年首先表現出來的是一種亡國的危機感。由於魯爾占領及其背後的賠款困境，中央政府可以輕而易舉地把所有的不幸歸咎於不公正的《凡爾賽和約》與蠻橫無理的協約國政府。一種抵禦外侮的共同心理團結了幾乎所有的社會階層，這是「消極抵抗」得以開始的最初動力。在隨後的左右翼進攻和分離主義運動中，中央政府同樣獲得了絕大多數民眾的支持。這表明，至少在1923年，國家統一和魏瑪民主仍然是廣受認同的政治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