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1918年「十一月革命」與魏瑪共和國的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德意志帝國（Deutsches Reich）在求和的壓力下，不得已啟動了政治改革，然而為時已晚。不堪重負的水兵發動了起義，並迅速點燃了民眾的革命激情。一場聲勢浩大的代表會運動（Rtebewegung）席捲全國。社會各階層都投入到權力重組的政治角逐中。不久，追求秩序與穩定的觀點占據上風，代表會運動被迫從政治領域轉入經濟領域，最終消融在個別勞動法規中。在這場革命過後，德意志社會迎來了歷史上的第一個共和體制。

  一、1918年革命的爆發與共和國的成立

  帝國的戰爭機器是在充盈著「迅速結束」與「民族保衛戰」的宣傳謊言中啟動的。一如統治集團所願，社會各階層的愛國熱忱暫時掩蓋了戰前不斷湧現的社會矛盾，形成了所謂「城堡和平」（Burgfrieden）的局面。然而，戰局卻超出了帝國領導層的控制，閃擊戰術從一開始便宣告失敗，德國優勢一再喪失。被最高軍事統帥部（Oberste Heeresleitung，OHL）寄予厚望的無限制潛艇戰（unbeschrnkter U-Boot-Krieg）非但不能扭轉戰局，反而又成為美國參戰的藉口，以致進一步改變了交戰雙方的實力對比。

  在此情況下，帝國國會主要政黨的立場發生了重要變化。國會第一大黨德國社會民主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SPD）發生分裂。反戰派於1917年4月成立「獨立社會民主黨」（Unabh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USPD，以下簡稱「獨立社會民主黨」），餘下者自稱為「多數派社會民主黨」（Mehrheits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MSPD，以下簡稱「多數派社民黨」）。兩個資產階級政黨——進步人民黨（Fortschrittliche Volkspartei，FVP）和民族自由黨（Nationalliberale Partei，NLP）——在1916年後不斷激進化的工人罷工中看到了繼續戰爭的危險性與推動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中央黨（Deutsche Zentrumspartei，Zentrum）本是無限制潛艇戰的堅定支持者，但從1917年起也轉而尋求儘快結束戰爭的途徑。1917年7月6日下午，這四個政黨（獨立社會民主黨未參加）決定攜手成立「國會黨團聯合委員會」（Interfraktioneller Ausschuss），其聲明表達了兩個共同目標：一是在外交上追求「諒解性和平」（Verstndigungsfrieden）而非「勝利和平」（Siegesfriede），放棄兼併政策，儘快實現停戰；在內政上推動民主化，建立一個對國會負責的中央政府（Reichsministerum），並在普魯士（Preuen）推行平等選舉權。由於這四個政黨在國會中占據了288個議席（72.5%），是名副其實的「國會多數派」（Reichstagsmehrheit），所以他們的意見立即在德國政壇產生一系列重要影響。

  影響之一是「1917年七月危機」（Julikrise1917）的爆發。根據帝國憲法，除皇帝外，真正負責全國內政外交事務的是帝國首相。但自開戰以來，時任首相特奧巴爾德·馮·貝特曼霍爾維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1856—1921）因其搖擺立場而受到軍方的多次責難，此次「國會黨團聯合委員會」的聲明又再次對他產生了直接衝擊。7月12日，在軍方和國會多數派的夾擊下，首相不得不辭職下台。對於帝國而言，貝特曼霍爾維格的下台清晰劃出了一條政治轉型的界限：在此之後，帝國憲法所保障的那個至高無上的皇權已經消失了，全權負責帝國內政外交的首相也不復存在。在追求和平與民主的道路上，國會多數派與最高軍事統帥部成為直接對峙的角力雙方。正因如此，歷史學家埃里希·艾克（Erich Eyck，1878—1964）在其名著中開宗明義地寫道：「魏瑪共和國的歷史始於德意志帝國的崩潰，而德意志帝國的崩潰始於1917年7月12日皇帝被迫解除首相貝特曼霍爾維格的職務。」

  

  影響之二是推動了「上層革命」（Revolution von Oben）的爆發。在貝特-霍爾維格下台後，儘管存在軍方的強力干預，但帝國政府的「國會化」色彩仍然愈加濃烈。格奧爾格·米夏埃利斯（Georg Michaelis，1857—1936）擔任首相期間（1917年7月14日—10月31日），國會多數派的個別議員進入內閣，甚至為應對教皇的和平調解，首次正式參與外交決策。在格奧爾格·馮·赫特林（Georg von Hertling，1843—1919）當政期間（1917年11月1日—1918年9月30日），國會多數派甚至出任了帝國和普魯士的副首相，為此被《法蘭克福報》（Frankfurter Zeitung）歡慶為「從德意志極權國家變成了德意志人民國家」的轉折點。憲法史學家也多稱這段時間為「隱蔽議會制」（Kryptoparlamentarismus）或「消極議會制」（negativer Parlamentarismus）。到1918年9月28—29日，最高軍事統帥部終於批准了國會多數派一年多來的兩大訴求：立即停戰，準備媾和；要求赫特林首相邀請國會多數派領袖參加政府，推動政治改革。當然，這種為「上層革命」讓路的舉動，並非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之流的幡然覺悟，除了戰爭確實無法繼續外，實則還蘊藏著軍方的兩大心機：

  第一，這是緩解美國壓力的最好途徑。美國總統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在「十四點計劃」（14 Punkte-Programm）中，幾乎直截了當地向德國左翼呼籲，希望他們從內部搞垮帝國統治集團。對於軍方而言，由其主導的「上層革命」是可以最大限度地既維護自身利益又滿足美國要求的選擇。

  第二，這是推卸軍方所有責任的最好途徑。魯登道夫多次宣稱，要讓國會多數派「現在就喝掉使我們陷於被動地位的湯汁」。事實上，這正是魏瑪時期流傳甚廣的所謂「匕首刺背」神話（Dolchstolegende）的源頭所在。藉此，最高軍事統帥部便把戰敗責任與未來簽訂和約的任務一併移交給國會多數派。

  由於赫特林並不願意領導這場「上層革命」，9月30日，在軍方督促下，威廉二世（WilhelmⅡ.，1859—1941，1888—1918年在位）下詔，任命來自於西南邦國巴登（Baden）的馬克斯親王（Prinz Max von Baden，1867—1929，以下簡稱「巴登親王」）為新首相。

  對於最高軍事統帥部與國會多數派而言，巴登親王都是一個合適的妥協對象：他是王公貴族，多次批判「西方民主」，並不贊成1917年7月的「和平決議」（Friedensresolution），支持德國入侵比利時（Belgien），甚至還贊成種族主義理論家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1927）的觀點，因而部分代表了傳統精英的立場；他從小受到自由主義教育，對軍人獨裁和右翼立場有所保留，甚至指責過德意志民眾的奴役心態，因而又受到國會多數派的關注。

  巴登親王內閣幾乎都是由國會多數派組成的。引人注目的是，兩位多數派社民黨人菲利普·謝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1865—1939）和古斯塔夫·鮑爾（Gustav Bauer，1870—1944）分別出任不管部以及新成立的帝國勞動部的國務秘書。

  當「上層革命」的幕布徐徐拉開時，作為這場戲的主角，巴登親王並不輕鬆。他所面對的內外環境極其糟糕：首先，軍方從未輕易地讓他放手一搏。10月3日晚，他被迫簽署由最高軍事統帥部起草的停戰電報——親王在後來的日記中將之斥為「投降」和「軍事戰敗的宣言」。然而「勝利和平」卻未在軍方領導者的頭腦中消失。直到10月14日，興登堡仍然在給首相的電報中說「德國人民只有兩條路：要麼是光榮的和平，要麼是戰鬥到最後一人」。魯登道夫在10月17日的戰時內閣會議上居然還要求繼續補充兵員，並指責停戰談判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其次，社會期待日增，而激進化趨向越來越明顯。《法蘭克福報》在內閣成立之日把巴登親王稱作「國會多數派的代言人」，稱他將成為「德國民主制的第一位帝國首相」。然而，激進左翼的要求更高。10月7日，「斯巴達克團」（Spartacus，或譯「斯巴達克派」）通過的人民革命綱領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口號。

  最後，來自美國的壓力日益沉重。從10月3日到11月5日，美德之間一共進行了四輪外交照會戰。總體而言，美方的態度日趨嚴厲。它不僅要求德國必須接受「十四點計劃」所規定的條件作為和平談判的基礎，而且還直接要求政治變革。

  正是在美方不斷施壓下，巴登親王內閣終於加快了改革步伐。掃除上述內外困境的措施幾乎在同一時刻展開：10月26日，一再干涉內閣事務的魯登道夫故伎重演，試圖以辭職相威脅，反對媾和，但皇帝在巴登親王的反覆勸說下，居然接受了他的辭職。至此，最高軍事統帥部對內閣的干預行動結束。同日，憲法修正案在國會得以通過，並於兩天後生效。該修正案是對1871年憲法的第15條進行的補充，規定：帝國首相需要得到國會的信任；關乎戰爭、和平以及國際條約的重大問題需要獲得聯邦參議會和國會的同意，軍隊置於文官的控制之下；各邦實行民主化。與此同時，普魯士上議院終於批准了男性公民的普選權。

  巴登親王內閣隨之面臨的棘手難題是如何勸說威廉二世退位。10月初，威廉二世的責任問題已成為公眾輿論的對象，但尚未涉及退位事宜，只有斯巴達克團的人民革命綱領提出了「廢除王朝」的目標。隨著美方壓力的增加，人們開始考慮皇帝退位的可能性。符騰堡（Württemberg）的罷工工人打出了「皇帝是無賴」的口號，甚至連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這樣的資產階級中派也認為皇帝必須退位。10月7日，戰時參議會（Kriegsrat）首次公開討論退位問題。10月24日，多數派社民黨議員古斯塔夫·諾斯克（Gustav Noske，1868—1946）在國會中表示「只要皇帝下台，我們就會得到一個好和約」；10月25日，巴伐利亞（Bayern）首相和國防大臣表示贊成。顯然，反對皇帝的社會氛圍已經形成。然而，威廉二世卻一再拒絕巴登親王的勸說，並執意離開柏林，前往最高軍事統帥部大本營斯帕（Spa）。該舉動不僅讓皇帝的最後一點個人聲望消失殆盡，也讓內閣最終在10月31日會議上下定決心，迫使皇帝退位。

  然而，當這場拖沓已久的「上層革命」終於跨出至關重要的一步時，命運女神卻冷酷地向它關上了大門。僅僅3天後，一場水兵起義突然爆發，並迅速席捲全國。11月9日，風暴到達柏林，巴登親王內閣倒台。戰爭末期的政治轉型被迫中止。

  1917年起，帝國臣民們的反戰情緒已經不斷通過罷工和兵亂的方式表現出來。據統計，德國的罷工數量從1916年的240次跳躍性地增加到1917年的562次，1918年11月前已達到499次，罷工者多達1500萬人次。當年8月「盧伊特波爾德攝政王」號軍艦（SMSPrinzregent Luitpold）上的水兵們也曾喊出「打倒戰爭」的口號，數十名水兵則在芬蘭海岸起義。

  不過，德意志社會實際上並未做好革命準備。

  兩個左翼團體——斯巴達克團和柏林革命者團體（Revolutionre Obleute）——的革命主張並未被多數派社民黨與它們所屬的獨立社會民主黨所接受。前者始終堅持「和平與漸進式民主」這一政治口號，後者竭力阻止左翼團體把「無產階級專政」一類的革命口號寫入黨綱中。

  即便在這兩個左翼團體之間，關於革命的目標和手段問題，也未曾達成統一。在斯巴達克團看來，「無產階級專政」便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它通過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的「工兵蘇維埃」得以實現。而在柏林革命者團體的計劃中，「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革命的目標，而僅僅是階段之一。它追求一種「大眾民主」或「直接民主」，其目標是「純粹代表會體制」（reiner Rtewesen）。

  更為糟糕的是，當德意志社會的革命之勢幾近不可抵擋時，主要的革命鼓吹者們卻都意外地「缺席」了。在斯巴達克團中，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自戰爭開始後便被禁止直接參與政治行動，後被囚禁；卡爾·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直到10月26日才被釋放；其他主要成員或仍在獄中，或被迫流亡其他國家。甚至到11月6日晚，斯巴達克團在斯圖加特（Stuttgart）的成員因為謀劃革命而入獄。同樣，柏林革命者團體的領導者也在10月相繼暴露。11月8日，該組織的精神領袖恩斯特·道爾米施（Ernst Dumig，1866—1922，舊譯埃·多伊米希）被捕。

  至此，革命前夕的德意志社會呈現出極為有趣的畫面：一方面尋求變革的呼聲廣泛存在，另一方面革命的主張卻少有應和；一方面革命者竭力鼓吹，另一方面革命方案之間的差異卻日漸明顯；一方面革命趨勢不斷增強，另一方面革命領導者卻未能及時出現在革命現場。革命看似箭在弦上，卻未能一氣呵成。不過，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很快就來了，這就是1918年11月4日的「基爾水兵起義」（Kieler Matrosenaufstand）。

  本應屬於帝國支柱的軍人充當了革命的爆炸者，這不僅出乎統治者的意料之外，甚至連左翼政黨的領袖們也覺得不可思議——獨立社會民主黨主席胡戈·哈澤（Hugo Haase，1863—1919）在獲悉革命消息後，曾不以為然地將之視作「一次感情衝動後的噴發」而已。

  然而，它又是在情理之中的。一方面，士兵中的厭戰情緒已累積到極致；另一方面，在所有軍人中，水兵又是死亡率極高的兵種。據估算，德軍共損失83艘巡洋艦和178艘潛水艇，5132名潛艇水兵死亡，死亡率超過50%。

  1918年10月下旬，當巴登親王內閣決定向協約國乞和時，海軍部卻陽奉陰違，下令威廉港（Wilhelmshaven）的潛艇出海作戰。這當然同水兵們的期待完全背道而馳，遂成為新一輪暴動的導火索。10月28日，出海作戰令傳到威廉港後，部分水兵拒絕接受。抗拒心理迅速傳播到北德各港，有的軍艦乾脆熄火。海軍當局表面上宣布收回成命，實際上卻加強了對水兵的監控，並以「不穩分子」為名，逮捕了4艘軍艦上的1000名水兵，將之解往基爾港受審。唇亡齒寒的心理讓基爾港的水兵們連日集會，要求官方釋放被捕水兵，並禁止艦隊出海。11月3日，基爾要塞（Kiel）司令部拒絕了水兵們的要求，還下令逮捕50多名水兵。群情激奮的水兵們聯合當地工人，走上街頭，舉行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軍官們則向示威群眾開槍，致使8人死亡、29人受傷。

  11月4日，忍無可忍的水兵們把暴動升級為武裝起義。他們解除軍官武裝、占領炮位和軍械庫。工人們予以配合，占領當地市政廳。當晚，整個基爾已掌握在起義者手中。次日，全城總罷工，所有軍艦上都升起紅旗。

  從這場起義的源頭來看，水兵的求生渴望與海軍部的孤注一擲心態糾結在一起，構成了極為特殊的導火索。水兵們在聲明中只是表達了最為基本的生存要求，如「在任何情況下，都須中止潛艇繼續作戰」等。

  然而，水兵們的行動卻進一步激化了普通民眾對於帝國政府和這場戰爭的不滿。於是，當這些水兵自行脫離部隊，沿著鐵路線把革命消息傳遞出去後，北德各地迅速跟進，暴動演化為一場席捲整個北部的革命運動。11月5日，呂貝克（Lübeck）被水兵占領。11月5/6日，漢堡（Hamburg）水兵起義。11月6日，不萊梅（Bremen）的水兵與工人合作奪取政權，並決定向科隆（Kln）進軍。此後，漢諾瓦（Hannover）、馬格德堡（Magdeburg）、布倫瑞克（Braunschweig）、奧登堡（Oldenburg）、什未林（Schwerin）、羅斯托克（Rostock）、科隆、德勒斯登（Dresden）、萊比錫（Leipzig）、開姆尼茨（Chemnitz）、美因河畔法蘭克福（Frankfurt ammain）、斯圖加特都相繼爆發革命。薩克森（Sachsen）、維滕堡（Wittenberg）、不倫瑞克等邦的君主被推翻。

  與此同時，巴伐利亞首府慕尼黑（München）也爆發了革命。這裡的革命由兩個工人政黨聯合策劃並領導，主要領袖是當地獨立社會民主黨主席庫爾特·艾斯納（Kurt Eisner，1867—1919）。11月7日，兩黨攜手組織了一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兩黨領袖在不同廣場上發表演說，提出了「德皇、巴伐利亞國王和太子退位」、「徹底修改憲法」等要求。隨後，示威者襲擊軍械庫，解除宮廷衛隊的武裝，釋放政治犯，占領了邦議會。左翼報紙《慕尼黑郵報》（Münchener Post）後來評論說：「這次示威遊行所表現出來的印象是所向無敵的。每個參與者都知道：今天是決定命運和民族正義的一天。」當晚，「工人、農民與士兵代表會」（Arbeiter-，Bauer-und Soldatenrat）成立，多數派社民黨、獨立社會民主黨與巴伐利亞農民聯盟（Bayerischer Bauerbund）的代表對等參加。艾斯納當選為主席。次日，巴伐利亞國王退位，維特爾斯巴赫王朝終結。艾斯納宣布巴伐利亞成為「共和國」。新政府隨後成立，艾斯納任州長兼外交部長，4名多數派社民黨、3名獨立社會民主黨和1名無黨派人士共同組建內閣。慕尼黑革命完成。

  11月9日，革命浪潮終於到達首都柏林。這裡「上層革命」與「下層革命」結合在一起。

  慕尼黑革命成功後，柏林便陷入四面楚歌之中。11月8日晚，斯巴達克團和柏林革命者團體以「柏林工兵代表會執行委員會」（Vollzugsausschuss des Arbeiter-und Soldatenratin Berlin）為名，號召柏林工人和士兵「起來為和平、自由和麵包而鬥爭」，「走出工廠！走出兵營！」，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

  11月7日下午，受到壓力的多數派社民黨主席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和謝德曼轉變立場，向巴登親王遞交最後通牒。他們不僅要求皇帝退位，而且還提出皇太子放棄繼承權、增加社民黨在內閣中比重等新要求，並以退出內閣相威脅。首相隨即同皇帝交涉，但被後者拖延了2天。

  11月9日清晨，柏林的示威遊行開始了。幾十萬人湧向市中心，舉著「和平、麵包、自由」和「兄弟們，別開槍」的標語，解除了警察和軍官的武裝，占領警察署，襲擊兵營，釋放政治犯。到中午時分，示威者已控制了包括皇宮、衛戍司令部和警察總局在內的大部分重要機關。帝國政權陷入癱瘓之中。

  在此局勢下，久未等到皇帝退位聲明的巴登親王，只能在12點代行宣布皇帝退位、皇太子放棄繼承的消息，並把首相一職交給艾伯特。艾伯特以「帝國首相」的名義簽發公告，宣布成立新政府，並以食品供應危機為由，要求示威者「維持秩序」。

  對於艾伯特而言，柏林革命似乎已經結束。他的目標「依舊是在任何情況下起『平衡』作用，避免同帝國及其代表『秩序』的君主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時代完全決裂」。連巴登親王在後來的回憶錄中也認為：「如果退位的皇帝任命艾伯特為首相，君主政體也許仍有一線希望」。事實上，關於國家體制的轉變問題，艾伯特並未做過認真思考。

  然而，事態發展卻出乎艾伯特的掌控之外。皇帝退位的聲明已經傳出，而國會大廈門前的示威者卻毫無散去的跡象。不僅如此，斯巴達克團在已占領的皇宮中籌劃成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消息不斷傳來。這讓國會大廈中的多數派社民黨另一位領袖謝德曼頗為不安。下午2點，謝德曼決定搶在左翼之前，先行宣布國家新體制。他在國會大廈的陽台上向示威者喊出了「德意志共和國（deutsche Republik）萬歲！」的口號。謝德曼的演說讓艾伯特大發雷霆，向他叫嚷說：「你沒有權利宣布成立共和國。德國要變成什麼，是變成共和國還是別的什麼，這必須由制憲會議來決定。」然而2個小時後，李卜克內西的演說更讓艾伯特吃驚不已，因為他宣布成立「自由的德意志社會主義共和國（freie sozialistische Republik Deutschland）」。

  無論謝德曼還是李卜克內西，他們都超越了艾伯特的最初設想，宣告了德國從君主制向民主共和制的轉變。這一結果突破了戰爭末期「上層革命」的範疇，顯示出「下層革命」的推動力，完成了從基爾水兵起義開始的革命邏輯的應有之義。

  二、全德工兵代表會大會

  在「十一月革命」中，11月9日是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一天。它開啟了革命的第一個高潮期：舊制度從此結束，新制度自此開啟。但是，對於德意志社會而言，這些僅僅是革命的一個側面。如若在更為廣闊的視野下，觀察革命風暴中的社會群生相，我們便會發現革命帶來的變化遠不止於此。

  革命在政治上動員了工人階層，使之成為革命的主要承載者和推動者。參加三大工會的人數從1917年底的165萬人增加到1918年底的352萬人。中央政府和半數以上的地方政府由兩個工人政黨共同掌控。到20年代初，這一趨勢直接導致德國傳統政治格局的變化。據1921年的調查表明，工人出身的政治家比例已達1/4，與高級公務員、貴族、工業家和農場主家庭出身的政治家比例持平。

  革命也得到了農民階層的支持，尤其在農業地區巴伐利亞。巴伐利亞農民聯盟主席路德維希·甘道爾夫（Ludwig Gandorfer，1880—1918）是一位獨立社會民主黨成員。11月7日，他同艾斯納一起參加了慕尼黑大遊行，並共同組建了巴伐利亞的「工人、農民與士兵代表會」。

  革命讓保守派和大資產階級們驚慌失措，保持緘默。大多數保守派都在家中保持沉默。德國報刊這樣形容他們：「德國的資產階級就像面對蒼鷹飛來時的膽怯小雞。」

  與之相反，自由派資產階級們卻在這場革命中發現了1848年革命的影子。就在柏林革命前夕，《法蘭克福報》把迫在眉睫的工人起義同「自由的未來」這一目標聯繫起來。革命爆發後，他們熱情謳歌革命帶來的巨大變化。在巴登、巴伐利亞和萊茵普法爾茨（Rheinpfalz）等地區，新政府中包含了1/3以上的資產階級成員。

  革命不僅把社會各階層都捲入其中，還在短期內顛覆了傳統的統治結構，用新型的權力組織形式「代表會」（Rat）來重構政治生活。

  「代表會」作為一種權力組織形式，最早產生於俄國1905年革命中，俄語稱之為「蘇維埃」（Soviet）。「Soviet」一詞後被引入德國，有時也被譯作「Rat」。第一批「工人代表會」（Arbeiterrat）出現在1917年4月罷工中。基爾水兵起義後，革命中的第一個「工兵代表會」成立。不久，這種權力組織形式遍布全國各地，但當時的名稱還未統一，如「福利委員會」（Wohlfahrtsausschuss）、「人民代表會」（Volksrat）等。直到數周后，各地才逐漸統一稱作「代表會」（Rat）。

  革命初期，代表會幾乎出現在所有層次的政治生活中，除工人代表會外，還有農民代表會、市民代表會、逃兵代表會、妓女代表會、失業者代表會（Arbeitslosenrat）等。

  在政治性代表會中，出現了四種類型： （1）由工人政黨與自由工會分別派代表參加，採取黨派妥協與集體領導的方式，出現在魯爾（Ruhr）礦區和中德地區（Mitteldeutschland） ； （2）由企業工人直接選舉產生，出現在不萊梅、漢堡與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等大城市的大企業中； （3）農民（或農業工人與農民）代表會，主要集中於巴伐利亞等農業地區； （4）在居住區域基礎上選舉產生的代表會，主要以「市民代表會」的形式出現，如西南德意志的巴登、符騰堡地區，參與者多為商人、教師、律師等城市中產階層，著名學者韋伯便是海德堡（Heidelberg）代表會的成員。

  雖然名稱統一，但不同的政治團體對「代表會」的內涵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多數派社民黨與自由派資產階級們把它視作過渡時期的管理機構，以便穩定社會。斯巴達克團在「蘇維埃」的意義上理解代表會，即強調它應該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接受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柏林革命者團體則在「直接民主」的意義上理解代表會，即認為它就是一種「未被歪曲的民主」。更多的參與者把代表會視作共同參與政治和經濟生活的途徑，希望藉此發出自己的聲音。

  代表會運動的興起，顯示出革命在社會重組方面的巨大影響力。然而不同社會團體對於代表會運動的相異理解，卻埋下了革命未來走向的不確定性。

  11月9日晚，兩個工人政黨展開組閣談判。事實上，雙方之間的差異十分明顯。兩者取得共識之處僅僅在於部長職權及其相互平等的關係，而在內閣使命、資產階級成員的政治權利、代表會運動的未來命運及德國政體等方面均存在不同想法。因此，兩黨的合作基礎極為薄弱。李卜克內西甚至要求哈澤拒絕入閣邀請。雙方之間的談判陷入僵局。

  正在此時，異軍突顯的第三支力量迅速讓兩黨之間的爭議變得黯然失色。11月9日晚，在革命者團體的領導下，大柏林地區工兵代表會（Arbeiter-und Soldatenrat Gro-Berlin）在國會大廈舉行大會。大會決定次日舉行新選舉，並接管中央政府的權力。這顯示出代表會運動的政治目標。

  在此局勢下，兩個工人政黨反而拉近了距離。一心維持「穩定和秩序」的艾伯特感受到巨大威脅，決心儘早實現兩黨聯合，以共同控制代表會運動。同時，在獨立社會民主黨內部，哈澤等高層也不歡迎李卜克內西的激進立場，他們趁後者缺席，在11月10日凌晨強行通過了入閣決議。

  於是，在皇帝退位後的第二天，一個由工人政黨組成的臨時中央政府組建成功。多數派社民黨的艾伯特、謝德曼和奧托·蘭茨貝格（Otto Landsberg，1869—1957），獨立社會民主黨的哈澤、威廉·迪特曼（Wilhelam Dittmann，1874—1954）和埃米爾·巴爾特（Emil Barth，1879—1941）進入內閣，成為權力平等的部長。

  為保障臨時政府的權威，控制政治性代表會運動的方向，艾伯特等人決定參加當天下午的大柏林地區工兵代表會集會。該集會是在柏林布歇馬戲園（Zirkus Busch）舉行的。它最終選舉產生了大柏林地區工兵代表會的執行委員會（Vollzugsratdes Arbeiter-und Soldatenrates Gro-Berlin，以下簡稱「執行委員會」）。這是由7名革命者團體代表、14名士兵代表與兩個工人政黨的各7名代表組成的政治團體。革命者團體的領袖米勒（Hermann Müller，1868—1932）被選為主席。執行委員會批准了上午組成的臨時政府名單，並把臨時政府更名為「人民代表委員會」（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

  布歇馬戲園集會看上去調和了三支革命力量之間的矛盾，建構起新的中央權力，但事實上卻埋下了此後數周間權力鬥爭的導火索。從當日流程來看，大柏林地區工兵代表會是權力核心，由其產生一個「執行委員會」作為最高權力的代表，而人民代表委員會是由執行委員會批准成立的權力機構。正因如此，執行委員會認為，全部政治權力（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都掌握在自己手中。這體現在11月11日它所頒布的「對外宣言」中。然而，艾伯特等人對此根本不予認同。他把集會視作息事寧人的結果。獨立社會民主黨高層則把兩者關係視作「政府與國會的關係」。後者應有監督權，而沒有行政權。

  這樣一來，革命中產生的中央權力首先面臨歸屬爭議。執行委員會與人民代表委員會各執一詞，雙方在行政、軍隊歸屬、國家形式等問題上不斷發生衝突。直到11月22日，兩個權力組織終於達成第一份協議，對雙方的政治角色做出詳細規定：最高政治權力賦予工兵代表會，人民代表委員會擁有執行權。然而在實際操作中，簽約雙方對協議的可信性都持懷疑態度，同時該協議本身也迴避了重要的爭論話題：未來的國家形式。經過多次衝突，到12月9日，雙方再次簽訂第二份協議，但還是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就在兩者圍繞中央權力的歸屬問題爭論不休時，整個德國社會的政治力量已經出現了不同於革命初期的格局特點：第一，在工人運動中，多數派社民黨的影響力逐漸擴大，斯巴達克同盟（Spartakusbund）和革命者團體的同情者也有所增加，唯有獨立社會民主黨的號召力持續下降。第二，資產階級與保守派政黨走出了最初「迷惘、顫抖、惶恐、動搖」的狀態，在11月底前相繼實現重組：11月16日，在進步人民黨的基礎上建立「德意志民主黨」（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DDP，以下簡稱「民主黨」） ；11月20日，天主教中央黨在巴伐利亞分部脫離（11月12日）後，頒布了新綱領；11月22日，原民族自由黨的一部分成員成立「德意志人民黨」（Deutsche Volkspartei，DVP，以下簡稱「人民黨」） ；11月24日，原德意志保守黨（Deutschkonservative Partei）、德意志國家黨（Deutsche Staatspartei，縮寫DStP，1930年由民主黨更名而來）等右翼政黨和團體合併成立「德意志民族人民黨」（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DNVP，以下簡稱「民族人民黨」）。

  第三，軍方成為政府越來越倚重的力量。就在布歇馬戲園集會當晚，軍方最高指揮官威廉·格勒納（Wilhelm Groener，1867—1939）將軍致電艾伯特，表示軍方將支持新政府，但強調他們「只能同一個反對激進主義（Radikalismus）與布爾什維主義的政府合作」。艾伯特表示理解並接受這一條件。這次通話後來被視作艾伯特與軍方之間的密約，史稱「艾伯特-格勒納協議」（Ebert-Groener-Pakt）。

  在短短几周內，德意志社會權力格局所出現的變化是由這場革命的特點所造成的。這場革命本是源於一場突如其來的水兵起義，而後迅速成為渴望「和平與民主」的大眾運動（Massenbewegung）。被寄予厚望的工人政黨則缺乏對革命的周密規劃。作為不久前「上層革命」的主要參與者，多數派社民黨十分自然地延續著改良主義的思維，把建立議會民主製作為執政目標。這讓最初被革命風潮壓制的資產階級與保守派們找到了喘息的契機，也為軍方再次捲入政壇提供了可能性。

  反之，權力格局的三大變化也在不同程度上塑造著當時並未定型的革命進程。工人政黨之間的矛盾和衝突超越了革命初期建構「工人社會」的熱情，意識形態的對峙迅速成為革命無法逾越的障礙，並進而將成為革命偃旗息鼓的主要原因之一。資產階級與保守派政黨的重組，極大改變了政治氛圍。無論是對於多數派社民黨追求議會民主制道路的支持，還是對於代表會運動開銷的污衊，它們都影響著社會輿論的基本趨向。軍方的介入打破了最初的力量平衡，成為議會民主制支持者們最有利的武器。

  政壇出現的新特點很快影響到代表會運動的發展。1918年12月16—20日在柏林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工兵代表會大會成為1918、1919年革命的轉折點。

  鑑於中央機構之間的權力鬥爭及人們對議會民主制道路的不同意見，人民代表委員會與執行委員會共同決定召開一次全國性的代表會大會。人們雖然還不清楚當時代表的產生程序，但大致按照地區分配原則，比例同1912年國會選舉類似。工兵代表會曾有意控制代表人選的政治歸屬，但從最終結果來看，這一目標並未實現。

  多數派社民黨控制了大會的導向。這次大會共有489名正式代表，另有47名人民代表委員會與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作為額外代表以不同身份參加。在正式代表中，多數派社民黨有296人（60.5%），獨立社會民主黨96人（19.6%，其中斯巴達克同盟10人），士兵代表會25人（5.1%），民主派24人（即資產階級與保守派，4.9%），革命者團體11人（2.3%）以及未登記者37人（7.6%）。

  這次大會共有四個議題：

  一是解決政治格局危機的途徑。大會最後接受一種類似「國會—政府」的政治架構，即全部權力歸屬人民代表委員會，代表會大會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進行「國會式的監督」。此外，大會還決定了國民會議選舉時間為1919年1月19日。這一結果已經確立了議會民主制道路。

  二是如何推動軍事民主化進程。大會支持多數派社民黨的漸進方案。但即便如此，艾伯特仍然由於興登堡等軍方首領的反對而推遲實施該方案。

  三是如何看待11月24日成立的社會化委員會（Sozialisierungs-kommission）所遞交的工作方案。大會最後接受了多數派社民黨的意見，決定「在所有成熟的工業部門，特別在礦區，立即展開社會化」。

  四是如何界定並選舉「中央委員會」。大會決定該機構將作為「類國會」來對行政機關進行監督。獨立社會民主黨代表由此拒絕參加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此舉後來被證明是一大敗筆，因為它進一步縮小了左翼施加影響的可能性。

  正如道爾米施所言，這次大會成為政治性代表會運動的「死亡證明書」，代表會運動從此失去其合法的政治屬性。

  三、國民會議選舉

  全德工兵代表大會的所有決議都讓左翼感到失望。12月24日，斯巴達克同盟發動了聖誕夜罷工，希望通過工人示威遊行的方式來改變現狀。示威者占領電話局，切斷電話，並包圍了政府。艾伯特被迫調來軍隊，結果再次引發了示威者與軍方之間的流血衝突，造成11名遊行工人與56名士兵死亡。

  這場衝突徹底結束了工人政黨之間合作的可能性。12月27日，《前進報》指責斯巴達克同盟的攻擊行為。而人民代表委員會中的獨立社會民主黨代表們為照顧斯巴達克同盟的感情，決定退出臨時政府。他們的空缺立即由多數派社民黨人諾斯克和維塞爾（Rudolf Wissel，1869—1962）接任。

  然而即便如此，獨立社會民主黨內部的震盪仍未能平息。同日晚，斯巴達克同盟宣布退出獨立社會民主黨，另行組建德國共產黨（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KPD，以下簡稱「共產黨」）。在其黨綱上，共產黨明確了「徹底轉變國家與經濟和社會基礎」的決心。

  恰在此時，「艾希霍恩事件」爆發。獨立社會民主黨左翼艾希霍恩（Emil Eichhorn，1863—1925）時任柏林警察局局長一職，負責維持首都地區的秩序。自哈澤等人退出人民代表委員會後，普魯士州的獨立社會民主黨人也相繼退出州政府，但艾希霍恩以自己的職位關係到革命前途為由，拒絕辭職。1月4日，普魯士內政部將其解職。當晚，共產黨與革命者團體決定發動遊行示威來支持艾希霍恩的決定。這就是「柏林一月起義」（Berliner Januaraufstand）。

  柏林起義是以1月5日下午示威遊行為起點的。示威者很快占領了報社區、火車站、警察局和電報局。革命者發布公告，宣布推翻艾伯特政府，由共產黨代表李卜克內西、士兵代表會成員肖爾澤（Paul Scholze，1886—1938）和革命者團體代表雷德鮑爾（Georg Ledebour，1850—1947）組成新政府。

  艾伯特政府迅速反擊。國防部長諾斯克被任命為柏林總司令。諾斯克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使命：「總得有人來當獵犬，就由我來擔這個責任吧！」他依靠退伍軍人、遊民和冒險分子等組成的「志願軍團」（Freikorps），並得到了國防軍（Reichswehr）將領們的合作承諾。哈澤和考茨基等中間派試圖充當和事佬，但沒有成功。

  到1月11日，政府軍重新控制報社區和警察局。大量左翼工人領袖或被殺或被捕。13日，獨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和革命者團體宣布停止罷工。當晚，政府宣布鎮壓成功，聲稱「保留了所有的革命成果」。1月15日，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被志願軍團殺害。

  鎮壓行動雖然保住了艾伯特政府，但進一步突顯了軍方的重要性。更為糟糕的是，工人政黨之間的不斷衝突讓渴求回歸「正常狀態」的德國民眾深感失望。而國民會議選舉正是在這種背景中如期拉開帷幕。

  1月19日，共有34046366人參加國會選舉，參選率高達83%。多數派社民黨獲得了37.9%的選票（163個議席），其次是中央黨與巴伐利亞人民黨占19.7%的選票（91個席位） ；民主黨占18.5%選票（75個席位），民族人民黨占10.3%選票（44個席位），獨立社會民主黨占7.6%選票（22個席位），人民黨占4.4%選票（19個席位），巴伐利亞農民聯盟和德意-漢諾瓦黨等占1.6%選票（7個席位）。共產黨拒絕參加選舉。

  這一結果讓革命以來的德國政局出現重大變數。多數派社民黨並未如願獲得超過半數的支持率，無法單獨執政。它或者同獨立社會民主黨聯合，勉強獲得國會45%左右的席位，維持住工人內閣的現狀；或者同資產階級中左翼政黨聯合，把工人內閣變成工人政黨參與的內閣。第三種可能性是工人政黨回到反對黨的傳統角色，讓所有資產階級與保守派政黨聯合成為執政黨。多數派社民黨顯然不願走第三條道路，但獨立社會民主黨以未能解決柏林起義中出現暴力行為為由拒絕合作，所以艾伯特只能轉向同民主黨和中央黨的聯合。

  組閣談判很快完成，多數派社民黨、民主黨和中央黨聯合組閣。在某種意義上，這是戰爭末期國會多數派的翻版。革命初期的工人政府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由社會主義者和中左翼資產階級參加的聯盟政府。人們把這種組合稱之為「魏瑪聯盟」（Weimarer Koalition）。

  國會選舉後，德國正式確立了議會民主制。然而圍繞在政治體制上的鬥爭並未偃旗息鼓。在1919年春天，政治性代表會運動迎來了一場剿滅與對抗的最後鬥爭。

  在中央層面上，剿滅代表會體制的行動乾淨而利落。當時，由全國第一次代表會大會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仍然存在，它同剛剛產生的國會之間的關係還未得到明確說明。1月19日，新政府出台法令，把最高指揮權收歸政府，士兵代表會的使命僅限於「軍隊的救濟、社會與經濟問題、宿營以及紀律方面的合作」。2月4日，在政府壓力下，中央委員會正式把權力移交給國會。當然，中央委員會仍將繼續存在，但其政治意義蕩然無存。

  與此相反，在地方層面上，對於政治性代表會運動的剿滅遭到了激烈反抗。2月6日，全國士兵代表會在柏林召開大會，宣布廢除1月19日法令，要求同政府「分享」最高指揮權。各地暴力行動頻現，如愛森納赫（Eisenach）、哥達（Gotha）等地都發生占領行動。共產黨影響力較大的中德地區和柏林出現了所謂「第二次革命」的風潮。不久，諾斯克率軍鎮壓工人運動。

  與此同時，柏林也出現更為兇猛的革命風潮。3月3日，共產黨發出罷工號召，提出了「一切權力歸工兵代表會」的口號。當晚，罷工工人攻打警察局，並占領了火車站。此後數日，柏林處於嚴重的動亂和巷戰中，經濟活動完全癱瘓。這就是「三月起義」。直到3月16日，它才被所謂「志願軍團」所鎮壓。

  在純粹代表會體制思想影響的地方相繼出現了一些「代表會共和國」。不過，這些「代表會共和國」均未能堅持很久，如「不萊梅代表會共和國」延續了25天，「庫克斯港（Cuxhaven）代表會共和國」存在5天，「曼海姆（Mannheim）代表會共和國」和「不倫瑞克代表會共和國」都只存在1天。

  在所有代表會共和國中，最具影響力、也最具決定性意義的是「巴伐利亞工兵代表會共和國」。2月21日，原州長艾斯納被刺身亡。這起突發事件使得巴伐利亞陷入極度動盪。多數派社民黨人霍夫曼（Johannes Hoffmann，1867—1930）出任聯合內閣的州長，卻無法控制局面。一批艾斯納的追隨者，如獨立社會民主黨人、詩人托勒爾（Ernst Toller，1893—1939）和無政府主義者蘭道埃爾（Gustav Landauer，1870—1919）則在4月7日宣布成立「巴伐利亞工兵代表會共和國」，推行了包括國有化在內的一系列改革措施。4月底，諾斯克的兩萬大軍兵臨城下。5月5日，慕尼黑被政府軍重新占領，550多名革命者被殺害，6000多人被逮捕和監禁。巴伐利亞工兵代表會共和國前後共堅持了24天。

  巴伐利亞工兵代表會共和國的失敗，標誌著1918—1919年革命（die Rovolution von1918/19）中政治性代表會運動的終結，也宣告了議會民主制的最終確立。此後，德國再也沒有出現過以代表會體製作為政治建構目標的大規模社會運動。

  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看，「十一月革命」更是一場「大眾運動」，因為「革命是自發產生的，大眾強迫領袖們接受自己的意志，並且對黨或工會的組織結構提出挑戰」。這場革命不僅吸引士兵與工人投身其中，也出現了農民和市民階層的參與。這場運動之所以失敗，主觀上是因為大眾無法形成有效的組織結構，又缺乏完整的革命理論，因而無法同現存的國家與政黨組織相抗衡，客觀上則同戰後德國社會面臨的一系列軍事與經濟困境相關。革命的詭譎多變恰巧證明了，歷史進程是「不可算計」的。革命的每一派參與者都建立在自己的歷史經驗與未來期待之上。他們之間形成的合力促成了魏瑪共和國的誕生，他們的滿足與失望也將伴隨共和國的成長腳步而影響著德國第一個民主體制的興衰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