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第二次工業革命與高速工業化

  第二次工業革命極大地促進了德國的工業化進程。德國通過用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和拓展新興工業領域，不僅確立起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而且一躍成為世界工業先鋒國家。與此相適應，企業經營模式也出現了集中的趨勢。

  一、傳統工業領域新進展；新興電氣、化學工業

  第二次工業革命對德國的工業發展產生了巨大的促進作用。這種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鋼鐵、煤炭等為代表的傳統工業部門受益於新的技術發明和創造，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出現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二是以電氣和化學工業等為代表的新興工業部門迅速崛起，為德國先進工業強國地位的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傳統工業領域新進展

  19世紀60年代，德國已經成為僅次於英國的歐洲第二鋼鐵生產大國，但與當時世界頭號工業強國英國相比，其鋼鐵產量仍微不足道。1870年，世界生鐵總產量1290萬噸，其中英國為670萬噸，占世界總產量的52%，美國為190萬噸，約占世界總產量的15%，而德國在同年的生鐵產量僅為140萬噸，占世界總產量的12%。美、德等後起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在鋼鐵工業方面無法動搖英國的霸主地位，根本原因在於英國充分掌握著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各項鋼鐵冶煉技術的優勢。

  1877年，英國人西德尼·G.托馬斯（Sidney G.Thomas，1850—1885）和帕西·C.吉爾克里斯特（Percy C.Gilchrist，1851—1935）發明了托馬斯-吉爾克里斯特煉鋼法（Thomas-Gilchrist Process；Thomas-Gilchrist-Verfahren） ，也稱托馬斯煉鋼法（Thomas-Verfahren） ，通過向傳統的貝塞麥轉爐（Bessemerbirne）中摻入石灰，解決了含磷鐵礦石的脫磷問題。這一新工藝使德國廣泛利用豐富的磷鐵礦，提高鋼的質量和降低生產成本有了可能。德國在1879年迅速將這一專利引入鋼鐵生產領域，此後鋼產量出現了直線上升的發展勢頭。到1913年，德意志關稅區域內（包括盧森堡）以托馬斯煉鋼法這種新工藝生產的鋼產量已經接近1063萬噸，大大超過了傳統的貝塞麥煉鋼法（Bessemer Process； Bessemerverfahren）生產的鋼產量。因此，托馬斯煉鋼法對德國鋼鐵工業的大規模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這一年，德國的鋼鐵產量已經分別達到了1620萬噸和1931萬噸。此外，托馬斯法煉鋼過程中產生的大量磷酸鈣殘渣，也成為農業生產中具有重要意義的肥料。德意志帝國時期的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居於首位，與此不無關係。

  德國鋼鐵產量的迅猛增長與洛林地區的鐵礦資源也有很大關係。托馬斯煉鋼法出現以後，洛林地區豐富的含磷鐵礦成為德國鋼鐵工業迅速增長的強大推進器，洛林成了鋼鐵工業的新中心。據估計，當時洛林地區的鐵礦儲藏量為7億噸，而德國其他地區的鐵礦儲藏總數為3億噸。到1911年，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鐵礦開採量已占當時德國鐵礦總開採量的75%。

  德國的鋼鐵工業隨之出現了大規模的集中趨勢。盛產鐵礦的洛林、盧森堡和盛產石煤的魯爾、薩爾相互各取所需，形成了一種「聯合經濟」：洛林的鐵礦石運到魯爾和薩爾區冶煉，魯爾和薩爾則向洛林和盧森堡的冶煉廠提供焦煤。魯爾—盧森堡—薩爾區域於是成了德國乃至西歐地區鋼鐵工業的中心。德國的鋼鐵產量因而迅速增長，將英、法等國遠遠甩在後面。1913年英、美、德三國在世界生鐵產量中的比重分別為13.3%、39.3%和24.1%，鋼產量的比重則分別為10.2%、41.5%和24.7%。德國鋼鐵生產居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迅猛發展的鋼鐵工業成了德國工業領域最強大的主導性部門。到1913年，德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金屬生產國和最大的金屬出口國。這一年，德國出口金屬20億馬克，占德國出口商品總額（101億馬克）的近20%。德國鋼鐵工業的競爭力也得到提升。19世紀90年代初開始，德國的生鐵和鋼都成了歐洲價位最低的產品。1900年左右，德國每個鋼廠的年平均產量為7.5萬噸，英國同類企業的產量卻只有4000噸。差距之大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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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鋼鐵工業和動力用煤等的拉動下，煤炭工業也出現了大幅度增長。石煤產量由1871年的2900萬噸猛增到了1913年的1.9億噸。與鋼鐵工業一樣，這一時期煤炭產量迅速增加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是技術的進步。首先，由於深鑽工藝的進步和礦井支撐技術的改進，魯爾地區和亞亨地區對更深層煤礦的開採變得更加容易，從而使採煤區域繼續向北延伸，並且不斷找到新的煤田。快速鑽機的出現（1894年）和凝固工藝運用於礦井建造（1902年）等新技術的採用，對於加快煤炭開採速度和開採地質情況高度複雜的煤礦都具有重要意義。此外，在這一時期，開採錘、凝膠炸藥、電動泵、震動溜槽、電力礦用鐵路等新技術和新機器陸續投入使用，也大大提高了採煤效率。

  與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不同，帝國時期，不僅石煤開採量得到迅猛增加，褐煤也開始得到大規模的開採。德國的褐煤儲量豐富，西部地區萊茵河西岸的科隆和波恩之間，中德地區的薩勒河（Saale）和姆爾德河（Mulde）之間，東部的黑埃爾斯特河（Schwarze Elster）和施普雷河（Spree）上游之間的勞齊茨山脈（Lausitzer Gebirge）等地，是褐煤的主要分布區。由於燃值較低，起初褐煤只能用來取暖和用作顏料。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人們發明了煤磚壓制技術，將褐煤壓製成方便和可燃性更好的煤磚，褐煤開採量因此大幅度上升。1880年，德國的褐煤開採量僅為1210萬噸，1913年已經達到8750萬噸，增加6倍以上。

  機器製造業也出現了加速發展的趨勢，成為工業領域中的領頭雁。新帝國建立後，機器製造業出現了兩大趨勢：一是新建企業不斷增加，二是企業規模擴大和職工人數迅速增長。1882年—1907年，德國機器製造業5人以下的小企業數從77627個上升到79285個，略有增加，同一時期6—50人的中等企業數目從4356個增加到了11798個，增加近兩倍，50人以上的大企業則從894個增至3409個，增加近3倍。這意味著機器製造企業在數量增加的同時，規模也在擴大，實力在增長。機器製造業領域的職工人數也由1882年大約16.7萬人增加到1907年的78.9萬人，增幅近4倍。從指數增長（1913年=100）看，機器製造業（包括船舶製造業）的增長速度也非常快：1875年13.7；1885年17.0；1895年28.1；1905年56.8；1910年63.8。到20世紀初，德國已經成為僅次於英國的世界第二大機器出口國。

  這一時期德國機器製造業迅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專門化」。在19世紀最後25年中，隨著新技術的湧現和新機器的發明，「專門化變得越來越具有重要意義」。生產某種特定機器的企業愈來愈多。除了克虜伯等大型企業外，許多高度專門化的中小企業也得到相應的發展和壯大。柏林和開姆尼茨是這類企業的主要集中地。有關機器製造業的專門化發展趨勢，著名學者維爾納·松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曾作了生動的描述：「在幾十年前，一個工廠還把『從園藝用斧到蒸汽機』的儘可能多樣性的製造當作一種榮譽，爾今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卻是泵、渦輪機、槍械、縫紉機、自行車、蒸汽機、燃氣發動機或者工具機的專門化生產工廠，其他的企業則主要從事鍋爐、橋樑、裝甲板和大炮的製造。」生產的專門化是機器製造業進步的一種表現，它不僅有利於提升生產效率，也有利於提升產品的質量和生產工藝。

  機車和造船工業是帝國時期機器製造業的亮點。機車製造業的發展主要表現為機型的增多和產量的大幅增加。到1905年時，漢諾瓦機器製造股份公司（Hano Mag）向國內外市場提供的機車類型已經達20種以上。博爾西希機器製造公司發展更突出。到1914年左右，該公司機車生產總量的60%已經是柴油機車等新型產品。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擁有大約18家機車製造公司，每年生產各類大小型機車已經達到約2300台。

  輪船製造業發展相對較晚，但進步迅速。1892—1907年，德國在世界造船業中的份額從7.3%增加到了13.8%。在大力發展海軍的政策出台之後，造船業的發展尤其迅速。曾任帝國海軍大臣的阿爾布萊希特·馮·施托施明確要求由德國船廠來建造他的戰艦。但澤、弗倫斯堡（Flensburg）、基爾、呂貝克、羅斯托克和什切青等地發展成為德國造船業的基地，主要造船廠有位於基爾的日耳曼尼亞造船廠（Germania-Werft）、不萊梅的H.F.烏爾里希船舶製造公司（Schiffbaugselschaft H.F.Ulrich）、什切青伏爾坎機器製造股份公司（Stettiner Maschinenbau Aktien-Geselschaft Vulcan）等。1913年，德國造船業為國內外建造的船舶總噸位累計達到了134.58萬噸。

  傳統的紡織工業在繼續發展的同時，內部出現了結構性調整。亞麻紡織業發展出現回落趨勢；毛紡織業和棉紡織業穩中有升；絲織業則藉助於新的科學技術的運用而得到迅速發展。

  亞麻紡織業曾被譽為「最具民族性的德國工業」。19世紀70年代末，德國政府曾對進口的亞麻紗每100公斤徵收3—12馬克的進口稅，以保護本國的亞麻紡織工業，但是沒有能夠阻止亞麻紡織業的下滑。據統計，1880—1913年，亞麻紗產量下降了40%，亞麻布產量下降了18%。

  毛紡織業則有所發展。19世紀八十年代，許多毛紡織廠已經實現了機械化。一些毛紡織企業甚至發展為大型的股份公司。羊毛製品的出口也由1880年的不到1.2億馬克增加到了1905年的3.5億馬克。棉紡織業也有所發展。從紡紗業看，1875—1913年間，紗錠數量從42.3萬多枚增加到了近120萬枚，增長超過180%，同期棉紗產量卻由93613噸猛增至447264噸，增長幅度超過370%。這意味著每一枚紗錠平均產紗量得到提高。棉織業也有明顯的進步。同期棉織機數量由22.6萬台增到了34.32萬台，增幅約52%。棉織品產量則由101415噸猛增到了426837噸，增幅高達320%以上。

  與棉、毛等傳統紡織業相比，絲織業由於採用新技術而發展更快。1889年人造絲髮明後，德國人表現出極大的熱情。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歐洲有25個人造絲生產廠家，年產量達5500噸，產值7200萬馬克，其中1/3產自德國。

  總體上看，德國的紡織業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有了很大發展。儘管如此，該生產部門在德國工業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始終不如在英國所扮演的角色那樣重要，發展速度也低於其他工業部門。因此這一時期的德國紡織業又被稱為「停滯性行業」。

  （二）新興電氣、化學工業

  電氣、化學等新興工業部門異軍突起，是德國確立自己在世界上的工業強權地位的重要標誌，正是這些新興工業使德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工業領袖國家。

  1.電氣工業

  電能的應用、電氣工業的興起和發展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核心內容和主要標誌。1866年維爾納·馮·西門子（Werner von Siemens，1816—1892）發明發電機，解決了電的生產問題，使電氣工業的發展和推廣有了可能，人類開始從蒸汽時代步入電氣時代。19世紀80年代，以維爾納·馮·西門子和艾米爾·拉特瑙等為代表的德國企業家利用電燈、電話等普及的契機，率先開始了電氣工業的大規模發展，使德國取得了這一領域的領導權。1875年，德國共有81家電氣工程企業，職工1157人，20年以後，德國電氣工業企業增加到1326家，職工26321人。新興電氣工業成了19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經濟「大蕭條」期間維持德國工業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動力源。同時代的經濟史家曾經形象地描述了當時德國電氣工業的繁榮景象：「19世紀八十年代，特別是19世紀90年代，這一部門中從事工業活動的企業，有如雨後春筍，一個超一個地猛長，以致今天的德國（1912年）已經遍布這一新興工業，而這一工業在三十年前還幾乎無人知曉。」

  德意志帝國時期電氣工業企業發展的顯著特徵是，從一開始就呈現強勁的集中化趨勢。1896年，電氣工業領域有39家股份公司，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逐步形成了位於柏林的西門子哈爾斯克股份公司（Siemens& Halske A.G.）、位於紐倫堡的電氣股份公司（Elektrizitts-Aktiengesellschaft）、位於柏林的通用電氣公司（Allgemeine Elektrizitts-Gesellschaft，簡稱AEG）、設在科隆的赫里歐斯電氣股份公司（Elektrizitts-Gesellschaft Helios）、美因河畔法蘭克福電氣公司（Elektrizitts-Aktiengesellschaft Frankfurta.M.）、柏林的電氣公司聯盟（Union-Elektrizitts-Gesellschaft）、德勒斯登的電氣工業股份公司（Aktiengesellschaft Elektrizittswerke）等7大巨頭。此後，為了減少競爭風險，各電氣公司之間繼續合併。到1910年，西門子和通用電氣公司兩大集團已經占據了當時德國電氣工業生產的75%。

  電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德國工業動力的地理分布和使用狀況。第一次工業革命中，德國中、南部地區由於缺乏礦藏資源，工業化進程長期受到制約，而這時已經有了新的發展動力。這些地區多山，水力資源豐富，可以利用渦輪機以及河流、水庫等水能發電，以解決發展工業所需的動力源，將生產出的電力輸往各個地區。動力源的解決，使中南部的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紐倫堡等地區有可能成為德國經濟增長的新熱點地區。

  電能的使用也使工業生產領域的動力結構發生變化。發電機和電動機逐漸排擠笨重、體積巨大且難以移動的蒸汽機。1900年以前，德國電力生產的86%用於照明，到1911年，在總數達1000萬千瓦的發電量中，絕大部分已經用於動力。在德國1913年的電力生產中，有63%來自石煤火電，23%來自褐煤火電，另有11%出自水能發電。

  帝國時期電氣工業發展的一個特點是將大城市作為自己的主要依託載體。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煤炭、鋼鐵、紡織等工業的發展促成了一系列新興工業城市，城市圍繞著工業礦區發展起來。新興的電氣工業則把城市，特別是大城市，作為自己的主要選擇對象。柏林就集中了通用電氣公司和西門子哈爾斯克等多家大型電氣工業集團。此外，亞亨、不萊梅、德勒斯登、萊比錫、開姆尼茨、杜伊斯堡（Duisburg）、埃森、美因河畔法蘭克福、漢堡、基爾、科隆、紐倫堡、曼海姆、斯圖加特等城市也是電氣工業的匯集之地。

  電氣工業的飛速發展使德國迅速向電氣化國家邁進。1891年，德國僅有35個地方可以供應電力，到1913年已經有17500個地方通了電，約一半的德國居民用上了這種清潔方便的能源。這種在電氣化方面的巨大成就在當時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無一可與之相比。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電氣工業生產中所占比重分別為：德國34.9%，美國28.9%，英國16%，法國4%。從電氣產品的出口總量看，德國所占比重更高。據統計，德國電氣工業產品的約1/4銷往世界各地，其電氣工業出口占世界電氣產品出口量的46.4%。

  2.獨步世界的化學工業

  化學工業是第二次工業革命中標誌德國異軍突起的另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德國工業化進程中最成功的產業發展標誌之一。德國之所以能建立起獨領風騷的化學工業，主要得益於兩大因素。一是德國擁有化學工業發展所需的豐富礦產資源，如鉀鹽、黃鐵礦、煤焦油等。例如，施塔斯富爾特（Stafurt）的鉀鹽產量就由1861年的2400噸猛增到了1910年的831萬多噸，50年間增長了300多倍，從而為相關化學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保證。二是德國各個化學公司、大學和技術研究所建立了大批應用化學實驗室。在這些實驗室中，科學家們研製成功各種各樣的新藥物和合成染料。後一個因素是德國化學工業發展的關鍵所在。許多國家都具備德國所擁有的礦產資源，但缺少德國所擁有的第二個因素。有關學者在評述這一時期德國化學工業的發展原因時感慨道：「沒有任何地方像德國那樣，科學和技術結合得如此緊密」。

  19世紀40年代，德國在化學領域的許多研究已經呈現領先趨勢。到19世紀中期，德國化學界開始出現一批具有國際聲望的著名學者，農業化學之父尤斯圖斯·馮·李比希（Jwstus von Liebrg1803—1873）就是其中的代表。早在1844年，李比希就已經預言，將會出現一種新工藝，從煤焦油中提取各種顏料。但是，當時的德國還沒有條件向有前途的青年化學家們提供最大的發展機會。於是一些人前往政治、經濟和研究條件更好的英國尋求發展，並且取得了令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其中奧古斯特·威廉·馮·霍夫曼（August Wilhelm von Hofmann，1818—1892）就成了倫敦化學學院（College of Chemistry in London）的院長和倫敦化學學會（Chemical Societyin London）的會長，在苯胺染料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856年，霍夫曼的學生提煉出第一種苯胺染料「泰爾紅紫」（Tyrian Purple）。不久霍夫曼也提煉出了數種煤焦油染料。

  德國工業界對霍夫曼等人在化學領域的新發現作出了迅速反應，不但在化學工業領域中取得了領先地位，而且占據了苯胺染料、藥物和肥料等世界化工產品生產市場的主導地位。1861年，啤酒釀造商之子弗里德里希·恩格爾豪恩（Friedrich Engelhorn，1821—1902）在曼海姆建立了一座焦油顏料廠。1865年，李比希的學生奧古斯特·克萊姆（August Clemm，1837—1910）和卡爾·克萊姆（Carl Clemm，1836—1899）兄弟從該企業中分離出來，在萊茵河左岸的路德維希港（Ludwigshafen）建立了巴登苯胺蘇打企業（Badische Anilin-und Sodafabrik，簡稱BASF）。1870年巴登苯胺—蘇打企業擁有職工490人，1900年左右，該企業職工人數已經超過6000人。1863年，化學藥品商弗里德里希·拜爾（Friedrich Bayer，1825—1880）在烏珀塔爾開設了弗里德里希·拜爾染料公司（Farbenfabrik Friedrich Bayer） ，生產品紅染料，最初只有1名工人。此後該企業迅速發展，1881年轉變為股份公司。到1891年，拜爾公司在卡爾·杜伊斯貝格（Carl Duisberg，1861—1935）領導下，發展為擁有400名職工的大企業。

  各大化工企業在化學工業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許多重要的化學研究成果都是在這些大型化工企業的實驗室中完成的。其中，弗里德里希·拜爾公司屬下卡爾·杜伊斯貝格領導的實驗室所取得的成績特別令人注目。杜伊斯貝格本人就發現了三種新的苯胺染料。他的實驗室還與柏林大學、維爾茨堡大學（Universitt Würzburg）的化學系建立起緊密的合作聯繫。這種將科學研究與生產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方式使弗里德里希·拜爾公司的發展充滿了活力，也是帝國時期工業強勁增長的秘訣所在。有史家在論及這一時期德國化學工業的發展特點時指出：「科學、技術和工業生產之間的聯繫在這裡尤其突出」。

  新興的化學工業主要分布於在萊茵美因地區、柏林周圍和北萊茵地區。起初，一些化學原料如明礬、硫磺、硫酸鹽等主要是作為採礦、冶金、製鹽業的副產品來生產的，因此早期化學工業只是作為一種副業存在於圖林根、萊茵—威斯特法侖等礦區。作為現代基礎化學工業的蘇打、硫酸等生產企業主要建立在城市或河流旁，因此，亞亨、巴門、杜伊斯堡、曼海姆等緊靠河流的城市是化學工業企業的重要選擇地。在這些地方，不僅原料易於供應，而且有充足的水源來保障生產過程中冷卻的需要和排放有害物質。巴登苯胺—蘇打企業、弗里德里希·拜爾公司等都選擇了這種地理位置設廠生產。

  德意志帝國建立後，化學工業發展呈加速趨勢。僅1870年—1874年，德國就成立了42家化學公司，資本總額達4200萬馬克。到1896年，德國已經擁有108家化學工業股份公司，總資本達到33290萬馬克，企業10385家。化工生產也以驚人的速度增長。以1913年化學工業生產指數=100計算，則1872年為8.4，1882年為15.5，1892年為27.1，1902年為46.8，1912年為93.7。

  當時德國的化學工業中，化學染料生產最引人注目。德國的染料工業在世界染料工業生產中的地位也不斷上升。1880年德國合成染料生產占世界總產量的50%，1900年以後，這一比例上升到了90%。德國還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鉀鹽生產者，生產和加工著世界化工生產中95%—98%的鉀化合物原料。基礎化學工業也呈現較快的增長勢頭。1900年德國硫酸產量僅相當於英國的55%，1913年時則產量已經大大超過英國，相當於它的硫酸產量的155%。有人在評價這一時期的德國化學工業時指出，它是「德意志帝國最偉大的工業成就」，是德國在世界市場上旁若無人的「最快樂的工業」。

  二、工業主導型經濟結構的確立

  在德意志帝國時期，德國迅速實現了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由工業化進程中的「追隨國家變成了先鋒國家」。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原有的經濟結構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工業確立起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工業部門內部出現結構性調整，工業發展重心迅速轉向最新科學技術支持下的鋼鐵、煤炭、機器製造工業和新興化學、電氣等工業領域。隨著工業生產的大規模擴張，企業經營方面出現了卡特爾化趨勢。

  （一）工業主導型經濟結構的形成

  帝國時期，社會生產有了很大的增長。以1913年價格計算，在1869年—1913年間，國內生產淨值從151億馬克增加到了524億馬克，增長約2.5倍，按人口計算，則人均增長了1.6倍。同期人均年收入由380馬克增加到了780馬克。這種增長的動力主要源自工業發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改變。

  就業人數和就業結構的變化清楚展示了德國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動態畫卷。總體上看，帝國時期的就業人數有了巨大增長。1867年—1913年間，德國就業總人數從1617萬多人增加到了近3097萬人，增幅超過91%，大大高於同期的人口增長率。它從一個角度說明了這一時期經濟的活躍和繁榮程度。但是，各個產業領域的就業人數增長差別很大。在三大產業領域中，作為第一產業的農業領域就業人數從833.3萬人增加到1070.1萬人，僅增長28.4%，同期包括工業、手工業、採礦業在內的第二產業的就業人數卻從441萬人猛增到1172萬人，增長幅度達165.8%。與此同時，第三產業的服務業領域就業人數也出現了強勁增長，由308萬人增加到768.3萬人，增長將近150%。各個產業部門從業人數在就業總人數中的比重也因此發生巨大變化。1876—1913年，農業領域就業人數所占比重從51.5%下降到了34.5%，工業、手工業就業人數所占比重則由27.1%上升到了37.8%，商業和交通行業的就業人數所占比重也由就業總數的5.4%上升到了11.2%，家庭服務領域從業人數所占比重則由9%左右下降到了約5%。從1904/05年開始，第二產業就業人數開始趕上並超過第一產業就業人數。與此相對應，農業領域中的人口大幅度下降，工業領域中的人口則迅速增加。1882—1907年，農業生產人口所占比重從41.6%下降到了28.4%，工業生產人口所占比重則從34.8%上升到了42.2%，商業和交通行業人口所占比重也由9.4%增長到了12.9%。工業生產領域人數已經超過農業生產領域人數。

  各生產部門在社會生產中所占比重的變化也折射出德國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運行軌跡。1870年—1913年，第一產業價值創造雖然從57.38億馬克增加到了112.7億馬克，增長率為196%，在社會生產總額中的所占比重卻從40.5%下降到了23.2%。同一時期第二產業的社會產值由39.97億馬克增加到了218.05億馬克，增長率近546%。第二產業在社會生產總額中的比重從28%上升到45%以上。商業、交通、金融等第三產業也有明顯的增長。從1888/89年起，第二產業產值開始趕上並超過第一產業。到1913年，農業產值已經不足社會生產總值的1/4，占社會生產總值將近一半的工業已經成為德國經濟的主體。

  工業生產在成為國民經濟主體的同時，其內部的結構也在發生著重大變化。各個工業部門的就業人數、資本投入和生產增長幅度等呈現很大的區別，行業重心處於調整之中。

  首先，各個工業部門就業人數呈現不平衡增長。紡織、服裝加工等傳統工業部門就業人數的增長速度明顯低於化學、電氣等新興工業部門和煤炭、鋼鐵等重工業部門。1875年以前，服裝和皮革加工業、紡織工業等兩大傳統工業部門的就業人數在工業中占有明顯的優勢。1875年服裝和皮革加工業職工總數占整個工業領域就業總人數的20.9%，紡織工業占18%，居於第一和第二位。此後這兩大行業就業人數絕對值仍繼續增長。1875—1913年，服裝和皮革加工業就業人數從107.8萬人增加到154.4萬人，紡織業從業人數從92.6萬人增加到了110.1萬人。但是由於增長速度較低，它們在工業領域就業總人數中的比重明顯減少。其中，服裝和皮革加工業職工人數所占比重下降到了14.2%，紡織業下降到了9.3%，分別降到了第三位和第五位。同一時期，包括鋼鐵、機器製造、造船、車輛製造和電氣工業等在內的金屬生產和加工工業、建築業、化學工業的就業人數則上升很快。金屬加工工業就業人數從60.1萬人上升到了188.7萬人，在工業領域就業總人數中的比重從11.7%上升到了17.3%，躍居第一位。與此同時，受益於工業城市的快速發展及其帶來的大量工業建築、學校、行政大樓、車站等公共設施的建設，建築業就業人數迅速增長並躍居第二位。

  其次，從生產增長率的角度來考察，則這一時期的工業發展重心在向新興工業部門轉移。就整個德國的工業生產而言，1870年—1913年的年平均增長率為3.7%，但具體到各個部門時則區別很大。同期各工業生產部門的年生產增長率分別為：煤炭和土類工業3.7%；金屬生產工業5.7%；金屬加工業5.7%；化學工業6.2%；紡織工業2.7%；皮革生產業2.8%；服裝工業和皮革加工業2.5%；木材和雕刻材料加工業3.1%；紙張生產和加工業6.9%；食品和享樂品工業2.7%；煤氣、水、電供應9.7%；建築行業3.1%。從中可以看出，化工、煤氣、電力、金屬加工和生產等含有新科技因素的工業部門的年生產增長率明顯高於食品和服裝生產等傳統工業。

  基於以上各種因素的綜合影響，各工業部門在整個工業生產領域中所占比重也發生了顯著變化。1882—1907年，比重處於增長狀態的的有採礦類（5.46%上升到6.32%）、金屬生產（4.22%上升到5.30%）、金屬加工（13.21%增加到17.87%）、化學工業（4.05%上升到5.77%）、煤氣和水電供應（0.80%上升到2.22%）等部門，而紡織（13.41%下降到8.58%）、皮革生產（1.73%下降到1.18%）、服裝和皮革加工（18.73%下降到11.98%）、食品和享樂品（20.65%下降到18.26%）等生產領域所占比重則皆有所下降。工業結構重心正朝著以鋼鐵、機器製造為主導的重工業和電氣、化工等構成的新興工業部門轉移。

  （二）企業經營規模擴大和卡特爾化

  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於生產力飛速發展，企業規模不斷擴大，市場競爭日趨激烈，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生產領域出現了壟斷的趨勢。德國工業界通過條約性協商，即卡特爾的形式，實現了較之其他國家的工業更高程度的壟斷。因此，當美國在1890年以後逐漸成為托拉斯（Trust）控制下的國家時，德國成了「卡特爾的主要國家」。

  這一時期德國企業規模明顯趨向大型化。1882—1907年，德國1—5人的家庭式小企業數目由2175857個減少到1870261個；6—50人中型企業有較快增長，從85001個增加到187074個；51人以上大企業數目則增速最快，從9481個增加到了29033個。1907年，小、中、大三類企業的數量比重分別為90%、8.7%和1.3%；職工人數比重則相反，分別為29.1%、23.2%和47.7%。從生產能力看，大企業的優勢更加明顯，它支配著73.9%的蒸汽動力和77%的電力，中型企業的蒸汽動力和電力支配比重分別為18.4%和15.5%，小企業則僅占7.7%和7.5%。克虜伯是大型企業發展的典型。1873年克虜伯公司有職工1.6萬人，1890—1893年達到2.4萬人，世紀之交時為4.5萬人，1912年時則達到了6.83萬人。大型企業的發展還可以從股份公司和兩合公司的增長中窺見一斑。1886/87年，德國共有2143家股份公司和兩合公司，股份名義資本48.76億馬克，1909年，股份公司和兩合公司增加到5222家，股份名義資本則達到了147.37億馬克。股份公司的資本擁有規模也在不斷擴大。1886/87年，有74家公司資本超過1000萬馬克，到1909年，擁有1000萬馬克資本的公司已經達到229家。

  大企業的迅速發展和擴張使工業領域競爭日益加劇。為了降低競爭造成的損失和風險，儘可能多地獲取利潤，各大企業逐漸趨向於通過協議來達成有關生產、銷售等方面的妥協，以取得雙贏局面。早在19世紀中期工業高漲時期，德國已經出現了銷售的協定形式，冶煉、鐵軌、煤炭等生產領域有了商人和生產者之間達成協議的卡特爾。但是19世紀70年代以前，這種形式仍處於早期階段，達成的通常只是一種自由的地區性聯合。19世紀70年代以後，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經濟環境的變化對卡特爾等壟斷組織的出現起了促進作用。1871—1873年，德國因對法戰爭勝利取得巨額賠款等原因而出現了創辦企業的熱潮。短短數年間成立的股份公司達500家，投資和生產等規模迅速擴張。隨之而來的又是嚴重的經濟危機衝擊和德國政府為保護國內市場從貿易自由主義轉向貿易保護主義。這種過山車式的劇烈變化，造成了競爭的加劇，推動著企業在限制競爭方面建立強有力的組織。

  帝國時期卡特爾的發展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19世紀70年代初到1893年建立萊茵威斯特法侖煤業辛迪加（Rheinisch-Westflisches Kohlensyndikat）為止，是卡特爾化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卡特爾的主要形式是價格和份額卡特爾，它主要流行於諸如煤炭、鋼鐵、鉀鹽等單一產品占主導地位的生產部門。1893/94年到1914年是卡特爾化的第二階段。這一時期卡特爾發展的特徵是急劇擴張。特別是帝國法院於1890年和1897年判定卡特爾為符合營業自由原則的聯合和卡特爾協議具有法律約束力以後，卡特爾的發展呈現加速趨勢，不僅出現了許多跨地區性的企業聯合，卡特爾的規模也不斷擴大。卡特爾化的這兩個發展階段可以從其數量變化中看得一清二楚。1866年普奧戰爭前德國有4個卡特爾，1875年有8個卡特爾，1887年有70個，1890年有117個，直到1895年，卡特爾數量也才增加到143個。此後卡特爾數量出現爆炸性增長，1910年達到673個，1914年時則已增至700個左右。

  卡特爾化對德國經濟的影響相當大。1905年德國共有366個工業卡特爾，最重要的卡特爾分布狀況為：採煤業9個，冶鐵業20個，五金工業7個，化學工業17個，水泥工業5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煤炭、鋼鐵、五金、化工、紡織、建築、印刷等各個行業中都已經或多或少地卡特爾化了。從卡特爾在各工業領域所占的生產份額也可以看出卡特爾在德國國民經濟中的巨大影響力。以1907年為例，這一年各工業部門卡特爾的生產份額分別為：採礦業：7.4%（其中石煤生產82%，鐵礦石38%，鉀鹽100%） ；制鐵工業：49%（其中生鐵26%，粗鋼50%，軋鋼生產59%） ；鋼鐵製品：20%；機器製造：2%；電氣工業：9%；玻璃工業：36%；光學工業：5%。從中可以看出，一個工業部門生產的產品越單一，卡特爾化程度就越高，反之則越低。前者以煤炭和鋼鐵工業最明顯，後者以機器製造業最典型。

  各個工業部門的集中程度和方式千差萬別。在這方面，採礦、冶金等重工業和化學、電氣等新興工業部門都有一定的典型性。

  採礦業的集中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850年到1880年。這一時期出於籌措資本、增添設備和擴大生產的需要，出現了許多股份公司。除了五六十年代成立的各股份公司 外，70年代初又出現了一些新的股份公司。1873年，弗里德里希·格里洛（Friedrich Grillo，1825—1888）聯合各礦區成立的格爾森基爾欣礦業股份公司（Gelsenkirchener Bergwerks-Aktiengesellscaft，簡稱GBAG）即是一例。19世紀80年代以後是採礦業和冶金工業的第二個集中時期。一些大型採礦企業通過合併開始組建康采恩（Konzern）。其中，格爾森基爾欣礦業股份公司在艾米爾·基爾道夫（Emil Kirdorf，1847—1938）的領導下擴張成了格爾森貝格康采恩（Gelsenberg-Konzern）。1904年，該康采恩已經擁有16個礦區，職工近2.5萬人，年開採石煤達650萬噸，成為德國最大的石煤開採企業。冶金工業領域則出現了辛迪加（Syndikat）。1896年，德國西部各冶金企業成立了萊茵威斯特法侖生鐵辛迪加（Rheinisch-Westflisches Roheisensyndikat）。鋼生產領域則於1904年成立了鋼業聯盟（Stahlwerkverband）。採礦業和冶金工業之間還出現了縱向聯合的康采恩方式的集中。1904年以後，格爾森貝格康采恩陸續合併了鐵礦、冶煉廠、鋼廠、軋鋼廠等企業，在1912/14年間發展成為最大的生鐵和煤炭生產者。

  化學工業的集中有自己的特點。化工產品的多樣化使這一工業領域的卡特爾化相對緩慢。直到1904年，在弗里德里希·拜爾公司總裁杜伊斯貝格的推動下，化學工業才形成了兩大集團，即由巴登苯胺蘇打企業、弗里德里希·拜爾公司和苯胺製品股份公司（Aktiengesellschaftfür Anilinfabrikation，簡稱AGFA）組成的「三方聯盟」（Dreibund）和由豪伊希斯特染料廠（Farbwerke Hchst）、美因庫爾卡塞拉染料廠（Cassella Farbwerke Mainkur）和卡勒化工廠（Chemische Fabrik Kalle）等三家企業組成的「三方聯合」（Dreiverband）。各集團內部諸公司之間關係非常密切，它們不僅通過相互交換股份形成「利益共同體」（Interessengemeinschaft，簡稱I.G.） ，而且還將交換延伸到原料購買、生產、銷售、專利和特許權等領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這兩大化學工業集團的染料生產已經占當時德國同類生產的95%和世界總產量的80%以上。

  電氣工業也出現了大規模的集中趨勢。如前所述，1900年左右電氣工業中已經形成了西門子哈爾斯克股份公司等七大巨頭，此後經過合併重組，又逐漸形成了通用電氣公司和西門子哈爾斯克公司兩大集團。到1910年，通用電氣公司和西門子哈爾斯克公司已經占據了德國電氣工業生產的75%以上，實際市場占有率達到了50%—60%。

  以卡特爾、康采恩等為特徵的德國企業的集中趨勢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們的存在有其合理的一面。與此同時，卡特爾等壟斷組織作為資本家謀取更高利潤的手段，也必然有其陰暗的一面。從積極方面看，作為「『組織起來』的德國資本主義」，卡特爾等形式間接地促進了企業生產的「合理化」，有利於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節約成本和優化資源配置。參加卡特爾的企業只有通過合理化，才有可能在卡特爾內部已經確定生產份額和價格的情況下繼續獲利。進一步說，在生產份額和價格已經確定的情況下，生產效率越高，生產成本越低，贏利空間就越大。一些「利益共同體」內部的專利、特許共享協議等也有利於生產的發展。就消極方面而言，由於卡特爾的一個重要目標在於消除企業間競爭，操縱市場，阻止「價格跌落」和牟取高額利潤，因此最後往往導致卡特爾組織在市場上實行價格壟斷，人為抬高物價，危害經濟的正常運作。正因為如此，在卡特爾化時期，德國常常可以聽到抗議卡特爾「價格強制」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