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威廉時代的帝國政治2

  在與俄國關係破裂的情況下，德國希圖通過建立一種良好的德英關係來取得補償。1891年7月，威廉二世在訪問其外祖母維多利亞女王時，表達了與英國友好的願望。德國外交國務秘書馬沙爾（Marschallvon Bieberstein，1842—1912）與英國首相索爾斯伯里會晤時，也提出了英德聯手對付俄法的要求。然而，由於德國在殖民地問題和世界強權方面咄咄逼人的姿態，由《赫爾果蘭桑給巴爾條約》建立起來的德英良好關係卻很快出現了裂痕。

  1893年秋，德國希望把由德、英、美三國共管的薩摩亞群島全部劃歸自己，遭到英國的拒絕，於是決定通過與英國的對手法國接近來向英國施加壓力。1894年5月，英國與剛果國（Kongostaat）簽訂條約，試圖租借一條貫通東非的地帶。這一地帶不僅穿越德屬東非，也截斷了法國向尼羅河上游擴張的通道。德法兩國為此聯合向英國抗議，迫使英國廢除了已經簽訂的條約。在南非，德國則支持布爾人的德蘭士瓦（Transvaal）共和國與英國人對抗，甚至派出了戰艦示威。在英國人看來，德國方面的所有這些舉動都是兩國關係疏遠的理由。

  上述表明，卡普里維時期對外政策的「新路線」的成就不容樂觀。它的東西兩大鄰國已經聯手，德俄關係趨於冷淡，相互間缺乏信任。德國在非洲的舉動，特別是對南非布爾人共和國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到與英國的關係，給德英關係帶來了不確定性。

  （三）「世界政策」與爭雄世界

  卡普里維時期，德國雖然在對外政策方面有所轉變，但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固守歐洲大陸的政策。1894年10月霍恩洛厄繼任宰相後，受新沙皇尼古拉二世（Nikolaus II.，1868—1918，1894—1917年在位）對德友好態度和霍恩洛厄本人的親俄傾向的影響，再次出現了德俄兩國接近的跡象。但是，新宰相在對外殖民擴張等方面未能做出「令人振奮」之舉。於是，急於要使德國成為世界強國的威廉二世再也沉不住氣了，決定起用更得力的人物來貫徹自己的意志。1897年，主張向海外擴張的海軍少將蒂爾皮茨和比洛分別出任帝國海軍國務秘書和外交國務秘書。德國對外政策由此開始從歐洲大陸政策向「世界政策」的轉變，德意志帝國踏上了爭雄世界的舞台。1897年12月6日，外交國務秘書比洛在帝國議會一次涉及對華政策的演說中就「世界政策」作了明確的解釋：「德國人讓他們的一個鄰國占有陸地，另一個鄰國得到海洋，而只給自己留下天空，自命清高，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總之，我們不想將他人擠到陰影中去，但是我們也需要陽光下的地盤」。20年以後，比洛在他的《德國政策》（Deutsche Politik）一書中再次提到威廉二世時期的外交政策時，對德國世界政策的追求目標作了更明確的解釋：世界政策的目標就是要使德國成為強國並獲得與英法等列強的平等地位。「世界政策」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大力擴建海軍和搶占海外殖民地。

  1.大力發展海軍

  要成為世界強權和搶占海外殖民地，一支強大的海軍是必不可少的手段，這是德意志帝國熱衷於所謂的「艦隊政策」（Flottenpolitik，亦譯為海軍政策）的主要動機。蒂爾皮茨在1896年2月給原海軍部領導人阿爾布萊希特·馮·施托施（Albrecht von Stosch，1818—1896）的信中明確指出，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對於保護德國的世界政策和經濟利益都是必需的。威廉二世對建立一支強大的德國艦隊更是情有獨鍾。他在多次演說中大力鼓吹海軍建設。他的「一支強大的艦隊對於我們來說極其需要」、「帝國的力量意味著海上力量」、德國的「命運將在海上決定！」等諸如此類的話在德國到處傳播。威廉二世的母親、皇太后維多利亞回到英國拜見英國女王時也曾談到：「威廉的唯一想法就是擁有一支比英國更大更強的艦隊。他真的完全瘋了。」

  為了實現將德國建成海軍強國的夢想，早在1889年3月，登基不久的威廉二世就批准成立了帝國海軍部，以便從機構方面保證海軍建設。1895年1月，德皇又連續召集會議和做報告，論述加強海軍建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在帝國財政緊張的情況下，有關建設海軍的預算遭到各政黨的反對，在帝國議會沒有取得結果。

  擴建海軍計劃也得到與之有關的德國重工業以及航運公司等的大力促進和支持。德國重工業界等之所以對擴建海軍如此熱心，不僅因為強大的海軍艦隊意味著會為德國帶來海上和殖民霸權，而且因為建造戰艦會給與之相關的工業企業帶來巨額利潤。單是艦隊裝甲一項，克虜伯和薩爾鋼鐵巨頭施圖姆每年就各有500萬馬克的利潤，而這僅僅是全部收益的一小部分。正因為如此，日後擔任德國海軍聯合會主席的奧托·馮·薩爾姆霍斯特馬爾侯爵（Otto Fürst von Salm-Hostmar，1867—1941）在1901年12月致蒂爾皮茨的信中直接指出了擴建海軍與經濟的關係：「通過新戰艦的定貨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商業和工業的活躍，會使與之有關的交易所行情上漲，挽救許多財富並穩定市場」。

  在以上政治與經濟雙重動力的驅使下，帝國議會終於在1898年3月通過了由蒂爾皮茨制定的第一個海軍法案（Erstes Flottengesetz）。該法案提出了一個為期6年的海軍建設計劃。德國海軍將由1艘旗艦、各配8艘主力艦的2個分艦隊、各擁有4艘海岸裝甲艦的2個分隊、用於國內戰略艦隊訓練的6艘大型巡洋艦和16艘小型巡洋艦、海外服役的3艘大型巡洋艦和10艘小型巡洋艦以及備役的2艘主力艦、3艘大型巡洋艦、10艘小型巡洋艦組成。為此，德國將在1898年—1903年間投入40890萬馬克。這對德國海軍建設來說，是一個大的飛躍。在此以前，德國海軍是相當弱小的。1888年，德國海軍年度經費只有6500萬馬克，官兵1.5萬人，即使到1898年時，它也只有年度經費1億馬克，官兵2.3萬人，裝甲戰艦9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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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後，受到世紀之交美西戰爭（A merikanisch-Spanischer Krieg； Spanisch-amerikanischer Krieg）、英布戰爭（Britisch-Burischer Krieg； Burenkrieg）等的刺激，德國政府建設強大海軍的緊迫感明顯增強，要求在1898年法案的基礎上再加快擴建海軍。威廉二世在1899年10月18日「查理大帝」號（Kaiser Karlder Groe）戰列艦的命名儀式上明確表示「亟需一支強大的德國艦隊」。此後的十幾年中，德國的造艦計劃也是一擴再擴。1900年6月，德國通過了第二個海軍法案（Zweites Flottengesetz） ，規定主力艦增至38艘，裝甲巡洋艦14艘，小型巡洋艦45艘，使德國海軍力量達到英國的水平。1906年5月，根據英國建成新式無畏艦（Dreadnought）的新情況，德國趕忙通過新的海軍補充法案（Flottennovelle1906） ，規定今後建造的一切新式戰列艦都必須是無畏艦級軍艦。

  德國大力擴建海軍的舉動引起海上霸主英國的強烈擔憂。根據蒂爾皮茨的計劃，第一個海軍法案只是滿足德國對北海和波羅的海的形勢需要，第二個海軍法案則已經包含著要使德國成為海上強權的「思想」。英國害怕自己的海上優勢受到動搖，隨之和德國展開了激烈的海軍軍備競賽。然而，儘管聲稱要保持對德國的海軍優勢，正在走下坡路的英國在這場角逐中明顯感到有些力不從心。財大氣粗的德國則咄咄逼人，聲稱要建立一支足夠強大的艦隊，以至最強大的海軍強國在發動進攻時也要冒嚴重的風險。到1908年，英國有8艘無畏艦，德國有7艘，舊式裝甲艦的對比為51∶24。德國海軍已經從1897年時還僅位居世界第七的「嬰兒艦隊」一躍成為幾乎可以向英國海上霸權挑戰的世界第二大艦隊。

  2.在非洲的殖民擴張

  德國在大力擴建海軍的同時，殖民擴張的步伐也驟然加快。其觸角伸至遠東、南太平洋、中近東和非洲。在非洲，德國企圖在俾斯麥創立的殖民帝國的基礎上建立一個西起西南非和西非，東至坦噶尼喀（Tanganjika）的斜斷非洲殖民大帝國。這一計劃與英國的殖民計劃發生了衝突。當時英國正計劃修建一條從開普敦（Kapstadt）至開羅（Kairo）的縱貫非洲大陸的鐵路。於是，19世紀90年代初兩國曾在殖民地問題上出現過的默契很快被激烈的爭吵所取代，並且雙方在開普以北、德屬東非和德屬西南非之間的南非地區展開了爭奪，其中對德蘭士瓦和奧蘭治（Oranje）兩個布爾人共和國（Burenrepublik）的爭奪最為激烈。

  早在俾斯麥時期，就有德國人主張在布爾人共和國土地上建立殖民地。19世紀80年代，德國資本已經與德蘭士瓦建立了密切的聯繫。1886年，在德蘭士瓦發現世界上最豐富的金礦後，德英兩國殖民者都急於奪取對這一布爾人共和國的控制權。結果，經營南非鑽石礦公司的英國殖民者塞西爾·羅得斯（Cecil Rhodes，1853—1902）捷足先登。但是德國資本在德蘭士瓦的滲透也極為迅速。德國推行世界政策的先鋒威廉·克納佩（Wilhelm Knappe，1855—1910）在1891—1894年間擔任南非中央銀行首腦，實際上已經操縱了德蘭士瓦國家銀行。漢堡各大商行與德蘭士瓦也進行著大規模的貿易。在南非的重要工業中心約翰內斯堡（Johannesburg）就有將近1.5萬名德國移民，聯絡德國移民的俱樂部更是布滿了整個德蘭士瓦。1895年以後，德國已經控制了德蘭士瓦的絕大部分對外出口貿易。

  英國將包括兩個布爾人共和國在內的整個南非地區視為自己要占領的土地。19世紀90年代初，它已經從西、北、南三面包圍了布爾共和國。1895年12月，羅得斯的下屬詹姆森（Leander Starr Jameson，1853—1917）率領一支800人的隊伍進入德蘭士瓦，進攻約翰內斯堡，這就是所謂的「詹姆森襲擊」（Jameson Raid）。對於英國的舉動，在德蘭士瓦擁有巨大經濟利益的德國自然不會坐視不理。德國政府得到這一消息後，立即作出強烈反應，表示決不允許改變德蘭士瓦的現狀。威廉二世甚至準備宣布德蘭士瓦為保護國，不惜與英國一戰。英國人的冒險行動失敗後，激動不已的威廉二世又立即給德蘭士瓦總統克呂格爾（Paulus Stephanus Krüger，1825—1904）發去賀電，即所謂的「克呂格爾電報」（Krügerdepesche） ，祝賀他在「不求助於友邦」的情況下，僅用自己的力量就「對外捍衛了國家的獨立」。

  英國對德國的態度非常不滿，甚至派出海軍到英吉利海峽和北海示威。最後，德國因為自己的海軍力量薄弱，不得不放棄了奪取南非的計劃。而英國正處在與布爾人戰爭的前夕，為防止德國從中作梗，也準備給德國一些好處。1898年8月，雙方簽訂了兩項瓜分葡屬非洲的秘密協定。據此，英國將莫三比克（Mozambique）南部和安哥拉（Angola）南部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德國則將莫三比克北部、安哥拉中部和北部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作為瓜分葡屬殖民地的交換條件，德國政府答應不再給予布爾共和國以任何支持。

  除了與英國在非洲的爭奪外，德國還與法國在北非展開了爭奪摩洛哥（Marokko）的鬥爭，並引發了兩次危機。鑑於德國在擴建海軍和殖民擴張方面咄咄逼人，英國決定與殖民爭霸中的老對手法國和解，共同對付德國。1904年4月，英法兩國就有關在北非的權益達成協議，即所謂的《英法協約》（Britisch-franzsische Entente cordiale）。根據該協約，英國控制埃及，法國操縱摩洛哥。從此兩國在協調歐洲事務方面再沒有什麼障礙。1905年2月，法國在英國的支持下試圖將摩洛哥變成完全從屬於自己的殖民地。對此，德國政府為了爭奪這塊扼守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戰略要地，同時也是為了打擊日益緊密的英法關係，決定對法國施加壓力。3月底，威廉二世突然訪問摩洛哥港口丹吉爾（Tanger）並發表演說，聲稱摩洛哥應對世界各國的和平競爭開放，不得由任何人獨占。德國甚至發出威脅，「如果法軍越過摩洛哥邊界，德軍也就立即越過法國邊境」。這就是所謂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機（Erste Marokkokrise）。然而，英國馬上出面支持法國，結果使得德國的武力訛詐黯然失色。最後，德國不得不同意通過國際會議來解決爭端。1906年召開的阿爾吉西拉斯會議（Algeciraskonferenz）上，英、俄、意、美等國都一邊倒地支持法國。幾乎成了孤家寡人的德國一無所獲，反德聯盟卻得到鞏固。

  3.在遠東太平洋地區的擴張政策

  太平洋地區也是德國推行世界政策的重要方向。德國對於和英國達成瓜分葡屬殖民地的協定並不滿足，它希望利用英國急於發動對布爾人戰爭的機會，撈取更多的好處，因而在1898年8月又提出了瓜分薩摩亞群島的問題。

  德國侵入南太平洋地區很早。早在19世紀60年代，漢堡商人高德弗羅伊（Johann Cesar Godeffroy，1813—1885）已經壟斷了薩摩亞（Samoa）一帶的商業貿易。俾斯麥時期，德國也逐漸在紐幾內亞一帶站穩了腳跟。1889年，德、英、美三國在爭奪薩摩亞群島的過程中暫時達成協議，規定該群島由三國共管。但是德國政府想獨占該群島，或至少是該群島的一部分，以便為德國海軍建立一個軍事基地。出於這一動機，它趁英布戰爭即將爆發之際再次提出了瓜分薩摩亞群島的問題，並利用薩摩亞國王去世的機會攪亂了薩摩亞的局勢，以此說明只有瓜分該群島才有利於問題的解決。英國原本反對瓜分計劃，因為索爾斯伯里認為，英國在這場瓜分中不會得到任何好處。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Joseph Chambelain，1836—1914）更是明確表示，德國的政策「是公開進行訛詐」。只是考慮到英布開戰後的困難處境，英國政府才決定對德國作出讓步。

  1899年11月14日，即英布戰爭爆發後的第四天，德英兩國簽訂了一項協定。根據該協定，德國取得薩摩亞群島中兩個最大的島嶼烏波盧（Upolu）和薩韋（Sawai） ，其他兩個島嶼歸美國；英國放棄對薩摩亞群島的一切要求，為此它取得了湯加群島以及德屬索羅門群島（Salomoninseln）的一部分作為補償。在得到英國讓步後，德國立即背棄了曾經許下的支持布爾人的諾言，甚至拒絕前來求援的布爾共和國的代表進入德國。德國還利用西班牙在美西戰爭中戰敗之際，以1725萬馬克從其手中購得了加羅林群島、帛琉群島（Palauinseln）和馬利亞納群島（Marianeninseln）。

  在德意志帝國時期，德國對東亞（Ostasien）地區的政策呈現階段性特點。俾斯麥時期，德國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歐洲，對遠東地區興趣不大。當時俾斯麥政府的策略是，慫恿法國等列強在中國等地進行爭奪，以便轉移它們在歐洲的視線。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後，德國駐巴黎大使霍恩洛厄就曾經談到，俾斯麥支持法國占領中國的沿海島嶼。威廉二世時期，德國改變了俾斯麥時期的保守態度，開始在東亞特別是在中國採取一種積極拓展的政策。

  早在19世紀60年代，歐倫堡伯爵等就向當時的普魯士政府提到過占領台灣（Taiwan；Formosa）一事；1869—1870年，德國著名地理學家、中國通李希特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 of en，1833—1905）也在給俾斯麥的報告中提出過奪取中國的舟山（Chu-Shan-Inseln）的建議。中日甲午戰爭（Japanisch-Chinesischer Krieg1894/95）爆發後，受到刺激的德國政府再次萌生了在中國攫取侵略基地的想法。1894年11月，在外交國務秘書馬沙爾與宰相霍恩洛厄相互交換的電文中曾多次提及割占台灣的問題。1895年2月，馬沙爾在給德國駐倫敦大使的機密信件中再次提到為德國的「東亞海軍及商業取得一個永久的基地」的問題，並首次提到「位於山東西南部的膠州灣」。馬沙爾在談到要選擇膠州灣（Bucht von Kiautschou）作為基地的理由時指出，膠州灣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占據該處」「也就是占據中國之大陸」。出於以上動機，德國政府曾在甲午戰爭後積極發動並參加了三國干涉迫日還遼（Interventionder drei Mchte）的行動，以便博得中國政府的感激，撈取好處。當然，德國政府積極策劃迫日還遼，還有另外的目的，這就是要贏得正在覬覦遼東半島（Halbinsel Liautung）的俄國的友誼，把俄國的注意力從歐洲轉移到遠東，減輕德國東部邊境的壓力。

  因此，三國迫日還遼後，德國政府立即向清政府提出了索取報酬的問題。1895年10月德國獲得了在天津（Tientsin）和漢口（Hankau）的兩處租界。1896年3月德國又獲得了對華貸款。但是，它想在中國獲得一個立足點的願望沒能實現。1895年10月，德國外交部致函中國政府，提到在中國取得一塊基地之事，中國政府以「史無前例」為由予以直截了當的拒絕。次年6月，李鴻章訪問柏林，德國政府再次試探此事，李鴻章只答應在北京支持德國的要求，並沒有作出任何承諾。德國對此自然心有不甘。1896年春天，身為德國東亞艦隊（Ostasiengeschwader）司令官的蒂爾皮茨專程來到遠東，為德國在華選擇立足點，並傾向於膠州灣。

  1897年11月1日，山東（Shantung）發生兩名德國傳教士被殺事件，給了德國一個千載難逢的藉口。時任外交國務秘書的比洛直言不諱地指出，德國傳教士被殺「為德國提供了充分的理由立刻進行外交與海軍行動」來強占膠州灣。威廉二世得到這一消息後更是喜不自勝，認為「為德國工業獲取新的銷售市場」的機會到來了。他在給比洛的信中寫道：「中國人終於給我們提供了渴望已久的理由和事件。我決定馬上進攻。在意識到德意志帝國終於在亞洲站穩了腳的時候，千百個德國商人將會歡呼。當千百萬中國人的脖子感覺到德意志帝國的鐵拳時，他們就會發抖，而全體德國人民將會高興。」

  於是，德國沒等中國政府表態，就急忙於11月13日命令它的東亞艦隊駛進了膠州灣。次日德軍登陸奪取了青島（Tsingtau）。11月15日，威廉二世在宰相官邸主持軍政要員會議，確定「永久占領」膠州灣。1898年3月6日，在德國的外交和軍事壓力下，無能的清政府被迫簽訂《膠澳租界條約》（Pachtvertrag von Kiautschou） ，中國把膠州灣周圍半徑50公里內的領土及青島港租讓給德國，租期99年。此外，德國還獲得了在山東修築鐵路並在兩旁採礦的權利。德國人終於在中國「站住了腳跟」。

  19世紀末反帝排外的義和團起義以及由此引發的遠東國際局勢的變化，成為德國加劇侵略中國的又一藉口，同時也引發德國與其他列強關係的變化。

  首先，義和團起義成為德國彰顯其世界強權形象的重要機會。它積極策劃並參與了列強聯合鎮壓義和團起義的所謂「義和團戰爭」（Boxerkrieg）。威廉二世在1900年7月3日的一次演說中宣布：「海洋對於德國而言具有必不可少的重要意義。然而海洋也會證明，在其所及之處，如果沒有德國，沒有德意志皇帝，那就決不允許再有什麼重要的決定。」27日，他在不萊梅港向開赴中國的軍隊發表臭名昭著的「匈奴演說」（Hunenrede） ，更顯出極度的張狂和兇殘：「對待敵人不要手軟！不要寬恕！不要抓俘虜！誰落入你們手中，就意味著死亡！」在各列強組成的侵華聯軍中，聯軍統帥的位置成為各方爭奪的對象。最後，因英俄兩國之間矛盾、德國公使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eler，1853—1900）被殺以及最高軍階等原因，德軍元帥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1832—1904）成為聯軍司令。他指揮的聯軍不僅殘酷鎮壓義和團起義，而且對中國進行了無恥的掠奪。1901年9月列強強迫中國清政府簽訂的《辛丑條約》（Boxerprotokoll） ，進一步加深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性質。

  在鎮壓義和團起義期間，德英兩國就在中國的利益進行了談判。當時俄英兩國都擔心對方在中國勢力範圍的擴大，德國因此成為二者拉攏的對象。英國為了遏制俄國在華勢力範圍的進一步擴大，特別是為了阻止其對滿洲（Mandschurei；Manjurei）的覬覦，與德國就列強在華行動規則進行了談判，並於1900年10月16日簽訂了《揚子江協定》（Jangtse-Abkommen）。根據該協定，各國在對華貿易中實行「門戶開放」（Offene Tür）原則；在兩國可以施加影響的中國地區，確保這一原則不受侵犯；尊重中國現有的領土完整；若有其他列強利用中國複雜的形勢謀取領土，兩國將協商採取反制措施。

  《揚子江協定》促成了德國與英國的接近。兩國間因此恢復了結盟談判。英國希望由此推動德國加入反對宿敵俄國的行列。然而，比洛政府認為英俄敵對不可避免，因此想在英俄之間保持所謂的「騎牆政策」（Politik derfreien Hand） ，同時德國也認為，英國不可能與利益對立相當嚴重的俄、法兩國結盟，而且認為德英繼續接近可能導致德國與俄法的對立，因而拒絕了英國提出的維護地中海、北非等地現狀的建議。兩國的結盟談判最終歸於失敗。於是，英國為了牽制俄國，與日本在1902年簽訂了同盟條約。

  此後德國為了減輕其東部邊境的壓力，大力鼓勵俄國在中國與日本爭奪。日俄戰爭（Japanisch-Russischer Krieg；Russich-Japanischer Krieg）結束後，由於日本在華勢力的迅速擴張，德國被迫將殖民擴張的目標轉向非洲和近東，由此進一步加劇了它與英、法、俄等列強的矛盾，促使它們日益接近。

  4.德國的近東政策與巴格達鐵路

  中近東地區是連接歐、亞、非三大洲，勾通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戰略要地，也是德國「世界政策」的重點目標。在德國對中近東的擴張中，巴格達鐵路（Bagdadbahn）成為最主要的工具。巴格達鐵路是指從博斯普魯斯海峽到波斯灣（Persischer Golf）之間的土耳其小亞細亞鐵路以及延伸到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支線鐵路，也稱「三B鐵路」。根據「三B鐵路」計劃，德國將修建一條從柏林，經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君士坦丁堡、摩蘇爾（Mosul）、巴格達，直到波斯灣的巴斯拉（Basra）的鐵路。德國的盤算是，通過建造這樣一條鐵路，將使土耳其及其鄰國屈從於自己的勢力之下，在波斯灣建立德國的陣地，並在通往印度的最近的道路上站住腳跟。

  最早促使德國向中近東擴張的動力是經濟因素。當時中東地區已經是「德國經濟擴張的一個主要突擊方向」。據統計，1880年德國和土耳其的經濟關係還微乎其微，對土耳其的出口為600萬馬克，到1893年時則已經增長了7倍。貿易的迅速增長使德國人認識到，「在中近東地區，德國可望發展能夠吸收大批德國製造業商品的市場，並取得那些可以為德國工業提供必需原料的地區」。因此，從19世紀80年代末起，德國幾家大銀行開始向土耳其鐵路投資，並提出了修築巴格達鐵路的計劃。1888年德國從土耳其手中取得一條從博斯普魯斯海峽到伊茲密爾（Izmir）的鐵路的租借權，並獲得了從伊茲密爾到安卡拉（Ankara）的新鐵路的建築權。1893年德國又獲得了將鐵路從安卡拉延長到科尼亞（Konya）的建築權，並在1896年建成了這條鐵路。德國銀行界在土耳其的鐵路計劃，引起了德國重工業界的興趣並得到其支持。它們認為小亞細亞的鐵路建設會對鐵軌、機車、車輛等形成巨大需求，進而帶來巨額利潤。

  起初，德國政府考慮到巴格達鐵路的修建侵入了英、俄兩國的勢力範圍，有所顧忌。為了防止與英、俄等國發生衝突，它採取聽任德國工業侵入的政策，在政治上也不明確表示支持修建巴格達鐵路。但是，到19世紀末，由於重工業界的壓力和推行世界政策的需要，中近東顯得日益重要，德國政府再也無法顧及避免得罪英、俄等列強的考慮。從戰略上講，德國若能在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en）建立一個象英國在埃及和印度一樣的殖民地，就可以通過控制美索不達米亞，進入印度，與英國展開競爭。因此，德國政府開始在政治上對巴格達鐵路傾注極大的熱情。1898年，威廉二世為了加強對土耳其的影響和爭取巴格達鐵路的修築權，在比洛和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行長格奧爾格·馮·西門子（Georg von Siemens，1839—1901）的陪同下，專門訪問了土耳其。他向土耳其蘇丹提出了科尼亞-巴格達波斯灣的鐵路建築權問題，並得到後者的同意。隨後，威廉二世又在大馬士革（Damaskus）發表演講，聲稱自己是土耳其蘇丹和3億穆斯林至死不渝的朋友。1899年12月23日，德意志銀行力排英、法、俄等國的競爭，與土耳其政府簽訂了科尼亞-巴格-達-波斯灣鐵路租借權的「初步協議」。

  5.世界政策的後果

  表面上看，德國政府的世界政策是有一些成就的。在搶占殖民地方面，到1914年，德國擁有的殖民地已經達到100多萬平方英里，人口1500萬。但是，德國在海外殖民擴張方面並沒有撈到多少實惠。統計表明，1893年，德國的進口總額中只有0.1%來自已經獲得的殖民地，1912年時也相關比重也只提升到了0.4%。在出口方面，1893年德國輸出總額中有0.2%是輸往自己的殖民地的，到1912年時相應數額也只是增加到了0.5%。因此，雖然德國推行殖民擴張有其深刻的經濟背景，但僅僅從經濟利益而言，德國的殖民擴張政策並沒有帶來明顯的好處。實際上，威廉時代的德國之所以如此大張旗鼓地搶占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世界強國形象和聲望的渴望和追求。它大力擴建海軍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這樣的目的。

  威廉二世時期鋒芒畢露的世界政策的一個重要後果是，它大大加劇了德國與其他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迫使它們聯手共同對敵。德國大力擴建海軍和搶占殖民地的政策，嚴重威脅到英國的海上和殖民霸權，英德矛盾逐步發展為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主要矛盾。德國與法國在非洲的爭奪，使得這兩個國家之間舊仇未了又添新怨。尤其是德國在中近東地區的勢力擴張，引起英、法、俄三國的嚴重關注。巴格達鐵路一旦建成，不僅使德國勢力深入土耳其和西亞，而且將成為威脅英國在伊朗、阿富汗利益的工具，變為架在英屬印度上面的一把劍。俄國從黑海海峽的控制權考慮，法國作為土耳其最大的債權國，也都不願意德國在土耳其勢力的擴大。因此，修築巴格達鐵路大大加劇了德國與英、法、俄三國的矛盾。

  為了對付德國咄咄逼人的攻勢，這三個宿敵終於捐棄前嫌，走到了一起。結果，繼1904年英法協定解決了英法兩國在非洲的矛盾衝突之後，1907年8月又簽訂了英俄《聖彼得堡條約》（Vertrag von Sankt Petersburg） ，解決了英俄兩國在伊朗、阿富汗和中國西藏等問題上的爭端，從而為三國聯手對付德國創造了條件，由此形成了三國協約（Tripelentente；Triple Entente）。歐洲終於形成了德、奧、意為一方和英、法、俄為另一方的兩大帝國主義軍事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