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普魯士「鐵血」統一德國

  雖然普魯士統一德意志的嘗試因奧地利的阻撓和俄、英等國的干涉而屢遭挫折，但19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經濟和政治形勢都朝著有利於普魯士的方向發展，普魯士日益成為德意志民族主義者期盼的對象。這種形勢推動著普魯士繼續其統一德國的政策。

  一、「新時代」的開端；普魯士軍隊改革和憲法衝突

  

  （一）「新時代」的開端

  1858年10月7日，因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患精神病，其弟威廉親王，即日後的普王和德意志帝國皇帝威廉一世（Wilhelm I.，1797—1888，1861年—1888年普魯士國王，1871年—1888年德意志皇帝）出任攝政。11月，曼陀菲爾辭去首相職務。威廉逐步拋棄了曼陀菲爾內閣在五十年代推行的反動政策，放鬆了對政論和公共輿論的壓制，開始了所謂的「新時代」（Neuera）。

  威廉親王思想保守，不喜歡自由主義，堅信君權神聖，曾在1848年柏林三月革命中率軍鎮壓革命群眾，並因此獲得了「霰彈親王」（Karttschenprinz）的臭名。然而他為人注重實際。他從時代潮流中預感到，頑固堅持舊的統治秩序不會有出路，因此在執政以後，出人意料地釋放出了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信號。這位攝政親王在11月8日對新任命的國務大臣們的演講中，對普魯士政府的統治原則以及普魯士在德國的角色進行了明確定位：在內政方面，普魯士政府必須在教育、宗教和軍事政策方面有更好的打算，要符合時代需要；在對外政策方面，突出普魯士的獨立性；普魯士的未來角色定位要迎合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意見。他強調，在德國，普魯士要博得人們在「道德上的歡心」，但必須「在政治上有強有力的態度」，要呈現出一個自由主義的，同時又是冷靜、堅強的普魯士，以迎合併承擔起自由派資產階級提出的關於「普魯士在德國的歷史使命」。這實際上暗示普魯士要以實力為後盾來取得在德意志的領袖地位。他的這種「保守而自由主義的、溫和的民族綱領」，加上奧地利在撒丁戰爭中寧願割讓土地求和也不願讓普魯士主導德意志的態度，使得由普魯士領導建立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小德意志方案」在德國得到空前的擁護。

  1861年1月2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去世，威廉一世繼任普魯士國王。10月18日，他在柯尼斯堡舉行了隆重的加冕典禮，其間為了強調作為國王的至高無上地位，仍不忘宣稱自己的王冠「只來自上帝」。這預示著這位新國王開啟的自由主義「新時代」不會有太多的「自由」。

  告別反動時期的自由主義「新時代」的政治特徵不僅出現在普魯士，也出現在其他德意志邦國。在奧地利，由於在義大利的失敗，皇帝弗蘭茨·約瑟夫不得不結束新專制主義的統治，任命代表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安東·馮·施梅林為首相。施梅林於1860年開始了謹慎的自由化政策，但在次年即遭解職。在巴伐利亞，1859年的議會選舉中自由派獲得多數，出現了政府與議會的嚴重衝突，最後國王不得不決定與人民和解，組成了溫和的自由派政府，與自由派占多數的議會合作。在巴登，以自由主義傾向著稱的大公弗里德里希一世於1860年任命議會兩院中的自由派多數領袖奧古斯特·拉邁（August Lamey，1816—1896）和安東·施塔貝爾（Anton Stabel，1806—1880）為內政和司法大臣，後者於1861年出任內閣首相。符滕堡也停止執行反動政策，轉向溫和的中間路線。薩克森、漢諾瓦和兩個黑森邦國雖然仍堅持保守的舊統治體制，但已經變得更為溫和。在這種趨勢之下，反動法令逐漸停止實行，司法、自治管理、新聞、結社和教育領域的自由主義改革計劃重新得到推行。和解和改革成了「新時代」的政治綱領，自由主義在德意志各邦出現了重大進展。

  德意志各邦在19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轉向自由主義「新時代」的原因很多。王位和權力的交替是一個重要因素。一些新君主目睹了資產階級力量的壯大，感受到自由主義思想的衝擊，有意識地調整自己的政策方向；同時，1848年革命失敗後確立反動政策的過程中，統治階級內部本身就存在分歧，從而為自由主義的重新崛起留下了空隙；1859年撒丁戰爭則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各邦統治者在反動政策方面的統一步調，加劇了奧地利和普魯士的競爭。普魯士為了在爭霸中取得先手，贏得民心，首先在政治上「與人民和解」，打出自由主義旗幟也就不足為奇。

  （二）普魯士軍隊改革和憲法衝突

  普魯士統治者在幾經挫折後認識到，要稱霸德意志和統一德國，必須有強大的武力作後盾。威廉親王在1849年後就已經得出結論：「誰要統一德國，就必須征服德國」。然而，在1815年到1858年間，普魯士人口從1100萬增至1800萬，軍隊規模卻沒有擴大。根據普遍義務兵役制（Allgemeine Wehrpflicht）原則，1815年普魯士每年應召40700人入伍，1858年應召65000人入伍。但是由於財政方面的原因，普魯士軍隊的徵召人數一直未超過原先規模。此外，19世紀五十年代幾次大規模的歐洲戰爭也表明，軍事現代化進展迅速，只有進行軍隊改革，才能保障德意志和普魯士的安全，使普魯士的國際政策能夠獲得強大軍事實力的支持。因此，1858年出任攝政的威廉親王決定實行徹底的軍事改革，建立一支強大而有威望的軍隊。

  但是普魯士國內政治在19世紀60年代初出現了戲劇性的轉變。普魯士政府與議會中的資產階級自由派之間在軍隊改革方面出現了矛盾，形成了所謂的普魯士憲法衝突（Peuischer Verfassungskonflikt）或憲法糾紛（Verfassungszwist） ，使普魯士國家陷入一場深刻的政治危機之中。這場衝突的政治根源在於普魯士資產階級政治力量的崛起。1858年11月的議會選舉中，保守派在眾議院僅獲得47席，作為老自由派的格奧爾格·馮·芬克領導的芬克派（Fraktion Vincke）和路德維希·艾米爾·馬蒂斯（Ludwig Emil Mathis，1797—1874）領導的馬蒂斯派（Fraktion Mathis）卻獲得了195席，從而使資產階級自由派在眾議院中占據了多數優勢。這意味著，普魯士政府推行相關政策時，必須面對眾議院中自由派多數的挑戰。

  早在1859年，威廉親王就已經宣布要進行軍隊改革。1860年2月，新任國防大臣阿爾布萊希特·馮·羅恩伯爵（Albrecht Graf von Roon，1803—1879）提出了一項軍隊改革草案。根據這一方案，普魯士和平時期的軍隊人數將通過兩個途徑得到相應增加：一是將每年徵召的新兵人數從4萬人增至6.3萬人，二是將服役期從兩年延長到三年。普魯士現役軍事力量將因此從15萬人增加到22萬人。與此同時，普魯士軍隊結構將進行調整，取消自解放戰爭以來作為軍隊重要組成部分的民兵和戰時後備軍。

  在眾議院中占多數的普魯士資產階級自由派「出於民族政治的考慮，對提高國家的軍事力量自然有興趣」，本應支持羅恩提出的軍隊改革草案。但是，三大原因使他們成為這一改革的反對者。第一，改革將大大增加軍事方面的支出費用。普魯士政府每年將新增軍費950萬塔勒爾，稅收因此將大大提高。第二，軍事改革是一個敏感的政治問題。根據憲法，軍隊掌握在國王手中。軍隊的加強勢必增強以國王為代表的傳統貴族階級的力量。而取消與資產階級關係較為密切的民兵和戰時後備軍則意味著進一步削弱軍事力量與資產階級的關係。這是資產階級所不願意的。第三，國防部內部對服役期延長到3年是否有必要存在分歧。因此，眾議院的資產階級自由派決定利用手中的預算權阻止軍隊改革，爭取議會對軍隊的控制權。他們拒絕批准增加預算。於是圍繞軍隊改革問題，普魯士政府與議會之間出現了長達數年之久的衝突。

  由於無法與議會達成一致，普魯士政府收回了草案並要求議會僅批准一年的「臨時性」改革費用。議會於1860年5月批准了900萬塔勒爾的預算，希望以此與政府達成妥協。1861年，普王再次要求增加軍費預算500萬塔勒爾，以推進軍事改革，議會中猶豫不決的資產階級自由派再次批准了相關預算。此後議會與政府的政治鬥爭日趨尖銳化。

  1861年6月6日，反對向政府讓步的一部分資產階級自由派議員從老自由派多數中分離出來，成立了德意志進步黨（Deutsche Fortschrittspartei）。該黨要求建立普魯士領導下的統一的德意志國家，發展普魯士法制國家。在軍隊改革問題上，它明確要求保存地方民兵和兩年服役期。1861年12月的眾議院選舉中，進步黨取得明顯勝利，獲得104個議席，成為議會中最強大的勢力。保守派議席則下降到14個。從議會中的整個力量對比看，不支持政府的反對派議席數為245個，多達2/3。於是，資產階級議會反對派試圖利用自己的優勢改變普魯士的政治權力結構。他們不僅反對政府的軍隊改革方案，而且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政府必須使國家預算專門化，以便無法利用其他預算補充軍隊改革所需開支。可見，所謂的憲法衝突，實際上是國王為代表的普魯士傳統貴族統治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為爭奪國家領導權進行的鬥爭。

  面對議會的反對，國王和政府並不準備屈服，堅持認為只有國王才有權決定軍隊的組成，議會的職能只是表決通過所需預算，因此轉而試圖通過解散議會重新選舉來尋找突破口。但是1862年春天的新選舉中，保守派席位進一步下降到12個，反對派席位卻增加到284個，其中進步黨議席上升到133個。普魯士國家政治陷入危機之中。鑑於資產階級不願讓步，陷於絕望之中的威廉一世在1862年9月已經考慮讓位給他的兒子。這時，羅恩力薦其密友、普魯士駐法公使俾斯麥出任首相。普王雖然對此並不樂意，但又別無選擇。9月22日，俾斯麥臨危受命，出任普魯士首相，不久又兼任外交大臣，承擔起挑戰自由民主運動和穩定普魯士君主專制政體的任務，他也因此獲得了「衝突大臣」（Konfliktsminister）的名號。

  俾斯麥1815年4月1日出生於易北河畔舍恩豪森莊園（Schnhausenbeider Elbe）一個資產階級化的貴族世家。其父費迪南德·馮·俾斯麥（Ferdinand von Bismarck，1771—1845）是一位貴族莊園主，母親威廉明娜（Wilhelmine von Bismarck，1789—1839）則來自資產階級學者和高官家庭。俾斯麥因此既沿襲了傳統貴族的倔強保守，又繼承了學者的縝密和資產階級的圓滑等多種因子，形成了集統治權欲、堅強意志和無窮智慧於一身的獨特天賦。他在後波莫瑞（Hinterpommern）瑙加德（Naugard）的克尼普霍夫莊園（Gut Kniephof）長大成人，先後在哥廷根大學和柏林大學學習法律。1839年以後曾在克尼普霍夫和舍恩豪森度過他的莊園主歲月。

  但是小小的莊園無法容納俾斯麥的雄心壯志。1847年5月俾斯麥成為波莫瑞（Pommern）聯合省議會的代表，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在溫和的資產階級自由派占多數的這一議會中，他好鬥善辯，竭力維護各種封建特權和君主制度，成了「鐵桿」的保守派政治家。1848年革命期間，他甚至準備組織勤王軍前往柏林解救國王。1849年他當選為普魯士邦議會議員。在這一時期，他反對德意志的統一，也反對拉多維茨的「同盟政策」，甚至為「奧爾繆茨條約」辯護，認為德意志的統一隻是幻想。1851年8月，在利奧波德·馮·蓋拉赫的力薦下，俾斯麥開始了長達8年的普魯士駐德意志邦聯公使的生涯，這是當時普魯士最重要的外交職務。其間，切身的感受使他從保守主義轉向現實主義，主張在國家利已主義原則下，通過強權政治來實現普魯士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1859年1月俾斯麥出任駐俄公使，1862年春又被派任駐法公使。與俄法兩國宮廷交往的經歷也成為他日後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據。這一時期，俾斯麥作為一名優秀政治家的特徵開始展示出來。他有堅定而明確的政治目標：對外擴大普魯士的力量，對內穩定君主的權力；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清楚了解各種力量對比，並善於利用他們來為自己的目標服務。

  在俾斯麥看來，憲法衝突無關保守派或自由派的問題，而是首先涉及到是國王統治還是議會統治的原則問題。因此在出任首相之後，面對國王和議會不可調和的對立，他決定採取果斷措施來解決二者的糾纏，實現國王的意志。他巧妙地利用了半官方《星報》（Sternzeitung）8月14日提出的「漏洞理論」（Lücken the orie）來為自己的政策服務。根據「漏洞理論」，在國王和議會沒有能夠就預算達成一致的情況下，憲法並沒有明文規定該如何處理。面對這一「憲法漏洞」，作為政府首腦和國王的代表，有責任採取行動，以防國家生活陷入停頓狀態。於是，他無視議會的預算批准權，擅自籌集資金，強行推進軍隊改革，為普魯士稱霸德意志做軍事準備。

  「憲法衝突」的歷史意義在於：它表明，就國家政權的性質而言，普魯士已經是一個貴族地主和資產階級實行聯合統治的國家。在這一聯合統治政權中，以國王為代表的貴族地主仍然保持著支配地位，維持著自己的政治特權。與此同時，日益強大的資產階級雖然處於配角地位，但已經不滿足於這樣一個角色。於是就出現了貴族地主和資產階級爭奪對軍隊的控制權（實際上也是國家領導權）的鬥爭。而在普魯士增強軍事實力統一德國的政策中，雖然包含著貴族地主將自己的統治擴及整個德國的期望，但是這一政策在客觀上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符合資產階級建立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的願望，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體現的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國家政策。

  二、「鐵血政策」與德國的統一

  （一）俾斯麥的「鐵血政策」

  雖然19世紀初以來的資產階級改革使普魯士逐步從封建社會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普魯士國家政權已經踏上了為資產階級服務的道路，儘管普魯士通過關稅同盟和第一次工業革命已經確立了在德意志的經濟領導權，但所有這些並不意味著普魯士就可以順利地實現德意志的統一大業。進入近代以來，德意志問題就一直受歐洲國際因素的制約，換言之，普魯士要統一德國，還必須有合適的歐洲國際環境，「奧爾繆茨之辱」和1859年撒丁戰爭中的碰壁就是最好的說明。因此，普魯士在改革軍隊增強武備的同時，必須在外交上做好充分的準備和制定正確的策略。

  擔任駐邦聯代表和俄法兩國公使的親身經歷使普魯士新任首相俾斯麥對當時的形勢有了充分的現實主義的認識：一方面，他意識到德國統一已經是無法阻擋的歷史潮流，認為普魯士掌握統一運動的領導權是順應這一歷史潮流的最有利的方式，它可以保證普魯士君主政體和貴族的特權地位。因此普魯士要學會「向前逃跑」，主動承擔起統一德國的歷史使命。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地認識到，無論德意志各邦統治者還是相鄰的俄國和法國，都不願看到德國的統一。前者擔心因此喪失自己的獨立政治特權，後者則將保持德國分裂當作「使自己在歐洲事務中取得政治優勢的重要條件」。有鑑於此，俾斯麥特別欣賞著名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Carlvon Clausewitz，1780—1831）的觀點：「德國實現政治統一的道路只有一條，這就是用劍，由一個邦支配其餘各邦。」（Deutschl and kann nur aufeinem Wege zur politischen Einheit gelangen，dasist das Schwert，wenn einer seiner Staaten alle anderen unterjocht.）從此，他致力於德意志的民族統一事業，並且因其實績而成為19世紀下半期德國乃至歐洲最著名的政治家。

  俾斯麥決定給議會中作梗於軍隊改革的資產階級多數派議員們迎頭痛擊，向他們指明德意志問題的最終解決之路。1862年9月30日，這位新任首相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發表了著名的「鐵血演說」（Eisen-und-Blut-Rede）。他聲稱，當代的重大問題並非靠演說和多數人的決議所能解決的，而是必須靠實力和戰爭來決定：「德國所注意的不是普魯士的自由主義，而是它的強權；巴伐利亞、符滕堡、巴登願意尊重自由主義，對此它們卻無法得到普魯士的角色。普魯士必須積聚自己的力量以等待有利的時機，這樣的機會我們已經錯過多次了；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通過演說和多數人的決議能夠解決的——這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錯誤——而是要通過鐵和血。」俾斯麥此次演說，一方面向議會中的資產階級反對派展示了強硬的態度，另一方面也試圖將話題轉向民族問題，以博取資產階級的支持，淡化憲法衝突。同時這一演說也表明，他決心用武力來實現普魯士雄霸德意志的目標。此後，史學界一直將這一演說當作俾斯麥統治的一種最明顯的特徵。而他推行的武力統一德國的政策也因此被稱為「鐵血政策」（「Blut und Eisen」 Politik；Blut-und Eisenpolitik）。

  但是議會中的資產階級進步黨並不甘心就此喪失自己的預算批准權。政府與議會之間的妥協變得遙遙無期。於是，在沒有通過1863年預算的情況下，俾斯麥乾脆在10月13日關閉了議會，開始了普魯士沒有預算的時代。他根據「漏洞理論」，強制實行軍事改革，使用軍費開支，為武力統一德國作準備。在他看來，雙方在統一德國問題上的意見是一致的，只要政府滿足資產階級最迫切需要的國家統一，他們最終會改變態度。事實證明，俾斯麥的判斷是正確的。1866年普魯士戰勝奧地利後，歡呼雀躍的資產階級議會反對派立即放棄了原先的抵制立場，追加預算，拜倒在這位鐵血宰相的腳下。

  （二）歐洲國際關係格局的變化

  19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上半期，歐洲國際關係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變化對普奧兩強爭霸德意志產生了重大影響，使原本對奧地利有利的國際局勢發生了有利於普魯士的逆轉。

  首先對歐洲國際關係格局造成重大衝擊的是克里米亞戰爭（Krimkrieg）。1848年革命中，俄國成為歐洲憲兵。它不僅幫助奧地利鎮壓匈牙利起義，而且以仲裁者角色調解1850年普奧之間的衝突，壓制普魯士爭霸德意志的要求。俄國的國際地位空前加強，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自負也達到了頂點。在他看來，普魯士已經成為俄國言聽計從的小夥伴，奧地利為了報答俄國幫助鎮壓匈牙利革命，也有義務協助俄國，因此俄國有足夠向外擴張的國際空間。於是，自彼得大帝（Peter I.der Groe，1672—1725，1682—1725年在位）以來的肢解土耳其，控制黑海海峽，進入地中海和奪取巴爾幹的擴張目標再次提上俄國對外政策的日程。1853年1月和2月，尼古拉一世連續四次與英國駐俄大使談話，提出瓜分土耳其方案：俄國控制巴爾幹和黑海兩海峽，英國獲得埃及等地。但是這一方案遭到英國的反對。它不願俄國自由出入地中海，威脅其在地中海東部和通往印度的交通線，因此明確主張維護奧斯曼帝國的領土完整，維持現狀。

  在遭到英國的拒絕後，尼古拉一世決定利用耶路撒冷（Jerusalem）聖地保護權問題獨自向土耳其這位「博斯普魯斯海峽邊的病人」發難。1740年法國曾與土耳其簽訂條約，使法國及其保護下的天主教教士獲得了聖地的保護權。但是18世紀七十年代以後，俄國通過對土戰爭獲得了保護土耳其東正教徒的權利，有關聖地的管理和保護權也落入東正教教士手中。

  1848年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當選為法國總統，1852年12月2日又發動政變，登上法國皇帝寶座，稱拿破崙三世。他為了贏得國內天主教徒的支持，於1850年要求土耳其蘇丹恢復天主教在聖地享有的特權，1851年又再次向土耳其施壓，甚至出動艦隊恐嚇，迫使土耳其政府同意將聖地的鑰匙交給天主教徒掌握。對此，俄國立即向土耳其提出抗議。1853年2月底，俄國派特使緬希科夫侯爵（Fürst Alexander Sergejewitsch Menschikow，1787—1869）前往君士坦丁堡，要求恢復東正教對聖地的管轄權，並且發出威脅，如果談判破裂，將兵戎相見。但是土耳其在英法兩國的支持下拒絕了俄國的要求。俄國於是斷絕了與土耳其的外交關係。5月30日，俄國決定出兵占領多瑙河兩公國摩爾多瓦（Moldau）和瓦拉幾亞（Walachei）。7月3日俄軍占領兩公國。土耳其遂於10月16日向俄宣戰。11月30日俄國艦隊在錫諾普港（Sinope）殲滅了土耳其艦隊。土耳其正式請求英、法參戰。1854年3月13日，英、法與土耳其簽訂同盟條約，並於27日和28日先後向俄國宣戰。9月，英、法、土三國聯軍登陸克里米亞半島。此後形勢向不利於俄國的方向發展。

  尼古拉一世原本打算依靠普、奧，與英國妥協，孤立法國，以此取得對土戰爭的勝利。但是這一打算完全落空。首先，英法兩國不願在近東爭霸中向俄國讓步；其次，德意志兩大邦國的立場也讓俄國失望。奧地利害怕俄國在巴爾幹地區的擴張會阻斷其東擴之路，也擔心由此引發國內斯拉夫人的民族運動，因而對俄國採取了不友好的態度。俄土戰爭爆發後，它一方面要求俄國從兩公國撤軍，另一方面尋求普魯士的支持。普魯士因不久前受過「奧爾繆次之辱」，加上英法兩國的壓力，於1854年4月20日和奧地利締結了攻守同盟。不過普魯士很快就發現，這一同盟會使之成為奧地利政策的追隨者，因此當奧地利12月2日與英、法簽訂攻守同盟條約，並於1855年1月提出動員德意志邦聯軍隊時，普魯士駐邦聯公使俾斯麥堅決反對奧地利把德意志邦聯及其成員綁到自己戰車上的企圖。他認為，普魯士若參與英法針對俄國的戰爭，必將遭到俄國的忌恨。一旦拿破崙三世改變其政策，普魯士就會陷於無助的境地並面臨俄國的報復。因此，他把奧地利推動德意志邦聯議會針對俄國的備戰變成了針對一切外來威脅的武裝中立。這一招不僅使普魯士在德意志邦聯中獲得多數支持，而且使普魯士遠離針對俄國的敵意，從而為日後普俄友好打下了基礎。

  1855年3月2日，因戰爭進程不利而陷於內外交困的尼古拉一世自殺。9月俄國在黑海的重要基地塞瓦斯托波爾（Sewastopol）被盟軍攻陷。12月，已經占領多瑙河兩公國的奧地利落井下石，向俄國發出最後通牒，提出極其苛刻的和平條件，包括取消俄國對兩公國的保護權，黑海非軍事化，俄國放棄對土耳其東正教的保護權等，並且宣稱，如果相關要求遭拒絕，就向俄國宣戰。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1818—1881，1855年—1881年在位）在敗局已定的形勢下，被迫求和。1856年3月30日，戰爭雙方加上德意志兩大邦國簽訂《巴黎和約》（Frieden von Paris1856），主要內容包括俄國撤回對土耳其東正教徒的保護權；黑海中立化和非軍事化；俄國割讓多瑙河口和比薩拉比亞（Bessarabien）給摩爾多瓦；多瑙河航行自由等。

  克里米亞戰爭及其結局對歐洲國際關係格局產生了顛覆性的影響。俄國結束了維也納會議以來的霸主角色，國際地位大大下降；英法兩國在地中海和土耳其的地位大大加強；法國改變了維也納會議以來的不利國際地位，成為歐洲大陸的主宰。

  克里米亞戰爭對德意志的政治發展而言，也具有根本性意義。俄、奧、普三個東方君主國自維也納會議以來結成的「神聖同盟」徹底瓦解；更為重要的是，它徹底改變了俄國與德意志兩大邦國之間的關係。普魯士由於在戰爭中採取溫和的中立態度，贏得了俄國的好感，繼續與俄國保持著友好的關係；奧地利則由於「忘恩負義」、落井下石的行為而與俄國關係惡化。俄國原先扶奧抑普的態度發生根本性轉變。這一變化為普魯士爭奪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克里米亞戰爭結束後，歐洲國際關係格局繼續朝著有利於普魯士的方向發展。其一，俄國因戰爭失敗而從歐洲霸權的頂峰跌落下來，元氣大傷，使普魯士統一德國的外部阻力大減。其二，英國的態度發生重要變化。由於法國取代俄國成為歐洲大陸的霸主，希望保持歐洲大陸均勢的英國轉而支持普魯士，以抗衡和牽製法國。其三，法國在1862年—1867年間派大軍遠征墨西哥（Mexiko） ，無暇顧及歐洲事務。同時，拿破崙三世準備利用普魯士統一德國的願望，與之討價還價，坐收漁利。其四，奧地利由於在克里米亞戰爭中開罪俄國而失去了重要的國際支持，1859年的義大利戰爭中又受到進一步打擊。所有這一切，都為普魯士統一德國提供了有利的國際空間。

  （三）俾斯麥的統一戰爭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

  普魯士統一德國的進程是在俾斯麥策劃的三次連鎖反應式王朝戰爭中完成的。第一場統一戰爭是1864年德丹戰爭（Deutsch-Dnischer Krieg）。如前所述，1848年德意志與丹麥之間曾因什勒斯維希荷爾施泰因問題發生衝突。為解決丹麥與德意志在兩公國問題上的矛盾，歐洲列強曾於1852年簽訂《倫敦議定書》，規定兩公國通過丹麥國王個人各自與丹麥聯合，同時保證荷爾施泰因的德意志邦聯成員資格以及兩公國自古以來的不可分離。丹麥國王也答應不歸併什勒斯維希。然而，1863年新即位的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九世（Christian IX.，1818—1906，1863年—1906年在位）卻在丹麥民族主義者壓力下批准了議會提交的新憲法，將擁有獨立地位的什勒斯維希改由丹麥政府直接管轄，從而違反了1852年《倫敦議定書》。對此，德國輿論一片譁然。德意志邦聯議會在要求丹麥政府收回法令未果之下，於1863年派薩克森和漢諾瓦軍隊開進了荷爾施泰因。

  兩公國爭端的出現，成為俾斯麥檢驗其「鐵血政策」的良機。他毫不隱諱地表示要吞併兩公國。此時國際關係格局也有利於俾斯麥推行自己的政策。在德意志內部，另一大邦奧地利不敢明確支持德意志在兩公國爭端中的要求，害怕因此引發本國非德意志地區的民族運動。俄國由於普魯士支持其鎮壓1863年波蘭起義（Polnischer Aufstand1863）而心存感激，作出了不對普魯士採取軍事行動的保證。法國此時正兵陷墨西哥，自顧不暇，且俾斯麥在1863年底暗示可能將萊茵河西岸地區割讓給法國，故而拿破崙三世對因兩公國爭端可能引發的衝突問題態度淡漠。英國雖然威脅要進行干涉，但沒有大陸盟國的配合，僅憑自己的兩萬陸軍難有作為，況且它還想利用普魯士牽製法俄兩國，故而沒有全力介入。在這種有利的國際形勢下，俾斯麥採取了明智的策略。其一，打出維護1852年《倫敦議定書》旗幟，從而可以堂而皇之地抵制各列強的干涉，避免「招致和其他強國的緊張關係」。其二，拉攏奧地利共同行動。這樣既可防止英法的聯合軍事威脅，又掩蓋了普魯士吞併兩公國的企圖。當時各列強都不願普魯士吞併兩公國而進一步壯大，因此，在它們看來，普奧共同行動是防止普魯士吞併兩公國的可靠保證。此外，俾斯麥與奧地利合作還另目的，即為日後對奧戰爭埋下伏筆。

  經過周密策劃，普奧兩國於1864年2月初聯合進攻什勒斯維希，迅速擊敗了丹麥軍隊。由於俄、法、英等列強作壁上觀，丹麥政府求援無望，被迫於10月30日簽訂《維也納和約》（Wiener Friedensvertrag） ，將什勒斯維希、荷爾施泰因和勞恩堡三公國交給了普奧兩國。

  俾斯麥的第二場統一戰爭是1866年的普奧戰爭（Preuisch-sterreichischer Krieg） ，也稱德意志戰爭（Deutscher Krieg）。俾斯麥擔任駐法蘭克福公使期間就已經認識到，奧地利是普魯士的「天然敵人」，「德意志命運的難解之結，不能用執行雙雄並立政策這種溫和方式來解開，而只能用劍來斬開」。因此，他在結束對丹麥戰爭後就立即將還沒冷卻的槍口對準了盟友，準備利用在兩公國問題上的矛盾向奧地利發難。1865年8月14日，普奧兩國簽訂《加施泰因協定》（Gasteiner Konvention；Vertrag von Gastein） ，什勒斯維希和荷爾施泰因歸兩國共管，但行政分開，前者管理什勒斯維希，後者管理荷爾施泰因，勞恩堡以250萬塔勒爾賣給了普魯士。雖然兩公國問題表面上獲得了解決，但「共管兩公國」實際上是俾斯麥有意埋下的紛爭種子。荷爾施泰因遠離奧地利本土，卻完全處於普魯士的包圍之中，因此遲早會落入普魯士手中。俾斯麥自己也稱《加施泰因協定》只是「遮蓋裂縫的糊牆紙」。1866年2月，俾斯麥在御前會議上表示：普奧戰爭已經只是時間問題。

  當時對普奧兩國的較量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是德意志的兩大強鄰的態度。俄國原本在普奧爭霸中是抑普助奧的，但奧地利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採取敵視俄國的舉動，還與英法一道支持反對俄國統治的1863年波蘭起義，都引起俄國的不滿。普魯士則相反。1863年2月初，普魯士派阿爾文斯萊本將軍（Gustav von Alvensleben，1803—1881）前往彼得堡，簽訂《阿爾文斯萊本協定》（Alvenslebensche Konvention） ，明確支持俄國鎮壓波蘭起義。俄國因此轉而親普疏奧。對於法國，俾斯麥則施以誘餌。他向法國駐柏林大使館秘書放風，表示將承認法國在世界上一切通行法語的地方擴張（暗示法國可以獲得比利時）。拿破崙三世信以為真，明確表示不會支持奧地利。穩住法國後，俾斯麥又爭取義大利的支持，以期在未來戰爭中使奧地利腹背受敵，分散其力量。義大利正盼著收復奧地利統治下的威尼西亞，故而與普魯士一拍即合。雙方於1866年4月8日簽訂了《普意同盟條約》（Preuisch-Italienischer Allianzvertrag）。

  在一切準備就緒後，俾斯麥開始採取措施加劇與奧地利的衝突。《普意同盟條約》簽訂後的第二天，他便提出了一項改革德意志邦聯的建議，要求按普遍、平等和秘密投票的原則選舉全德議會，意在選出一個資產階級自由派控制的親普魯士的全德議會，進而削弱奧地利在德意志邦聯中的霸主地位。接著，他又向奧地利提出了貌似公允卻難以被接受的解決普奧矛盾的條件：兩公國由普魯士親王管理，但不得併入普魯士；德意志軍事領導權由奧普兩國分享，普王成為北德意志軍隊的首領。顯然，普魯士要變相吞併兩公國並確立其在北德意志的霸權。

  為了化解普魯士咄咄逼人的態勢，壓制普魯士的稱霸野心，奧地利於1866年6月1日提出將兩公國的前途交由德意志邦聯議會議決，目的在於爭取中小邦國的支持，讓普魯士在兩公國問題上與整個德意志邦聯為敵。

  奧地利的舉動正中俾斯麥下懷。他立即宣稱，奧地利將兩公國前途交由德意志邦聯裁決的決定破壞了《加施泰因協定》中有關奧普共管兩公國的規定，遂命令普軍於6月7日開進了奧地利管轄的荷爾施泰因。6月14日，德意志邦聯通過反對普魯士的議案，普魯士宣布脫離德意志邦聯。6月15日，普軍侵入薩克森。義大利立即加入普魯士一方作戰。7月3日，普奧兩軍展開決定性的柯尼希格萊茨戰役（Schlacht bei Kniggrtz） ，雙方投入的總兵力40萬人以上，結果，奧軍慘敗。

  奧地利在敗局已定的形勢下，請求法國出面調停。這時俾斯麥力排普王和將軍們乘勝進軍維也納的主張，提出了溫和的停戰條件：解散德意志邦聯；奧地利退出德意志並同意建立普魯士為首的北德意志聯邦。他之所以如此，除了防止法國可能的干涉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已考慮到日後對法國的戰爭。根據他的計劃，在對奧戰爭之後，接踵而來的必然是對法戰爭，因此不能羞辱奧地利，以免其在日後普法衝突時不顧一切地站到法國一邊復仇。1866年7月26日，普奧簽訂《尼科爾斯堡預備和約》（Vorfrieden von Nicolsburg） ，8月23日又正式簽訂對奧地利而言相當溫和的《布拉格和約》（Prager Frieden；Friede von Prag） ：奧地利退出德意志；什勒斯維希和荷爾施泰因兩公國以及協助奧地利作戰的漢諾瓦、黑森-卡塞爾、拿騷和法蘭克福自由市併入普魯士；建立以普魯士為首的北德意志聯邦；巴伐利亞、巴登、黑森達姆施塔特、符滕堡等南德四邦自主；威尼西亞歸併義大利。

  8月18日，即《布拉格和約》簽訂前5天，普魯士就已經與北德諸邦間締結了一系列條約，即所謂的「八月盟約」（Augustvertrge） ，形成了所謂的「八月聯盟」（August-Bündnis） ，建立了北德意志聯邦。1867年7月1日，俾斯麥起草的《北德意志聯邦憲法》（Verfassung des Norddeutschen Bundes）正式生效。它包括21個邦和3個自由市，成為未來統一的德意志帝國的基礎。根據憲法，普魯士國王和首相分別兼任聯邦主席和總理。聯邦的軍政和外交大權也由普魯士掌握。

  俾斯麥的第三場統一戰爭是1870年—1871年德法戰爭（Deutsch-Franzsischer Krieg）。1866年戰爭並未從根本上解決德國統一問題。美因河以南的巴伐利亞等四個邦國由於法國的阻撓仍滯留於北德意志聯邦之外。拿破崙三世宣稱：德意志應劃分為三塊，永遠不得統一。如果俾斯麥要把南德諸邦拉進北德意志聯邦，法國的大炮就會自動發射。俄英兩國也反對普魯士強行吞併南德地區。沙皇亞歷山大公開表示反對普魯士「侵犯」該地區，英國外交大臣克拉林頓也表示不能容忍普魯士以壓力政策克服美因河界線（Mainlinie）。因此，要最終完成德國的統一，還必須克服法國的阻撓，並尋找可為英俄接受的時機。俾斯麥為此又開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動。

  首先，加強德意志內部的團結。1866年8月13日、17日和22日，俾斯麥以寬大和約為交換條件，同時利用法國對南德地區的領土要求所造成的壓力，促使符滕堡、巴登和巴伐利亞與普魯士締結了抵禦法國進攻的秘密攻守同盟（Schutz und Trutzbündnisse） ，次年4月11日又與黑森-達姆施塔特簽訂了攻守同盟條約，從而使南德四邦在軍事上和軍事體制上普魯士化。

  其次，設置外交陷阱，為孤立法國作準備。普奧戰爭結束後，法國大使貝內德梯（Vincent Benedetti，1817—1900）向俾斯麥提出將比利時併入法國作報酬。俾斯麥一面讓法國大使提出有關書面材料供普王研究，一面卻暗中促使英俄出面制止法國的要求。當英國向法國問及比利時問題時，拿破崙三世慌忙表示「不想用武力或威脅取得任何領土」。結果，法國不僅一無所得，有關領土野心的證據還落到了俾斯麥的手中。此後法國又將目光轉向駐紮有普軍的盧森堡，但俾斯麥以盧森堡是「古老的德意志土地」為由予以了拒絕，由此形成了所謂的「盧森堡危機」（Luxemburg-Krise；Luxemburger Krise）。最後，1867年5月的倫敦會議上，盧森堡被各大國保證為中立國，但「經濟上盧森堡仍保留在『德意志關稅同盟』中，並因此而繼續屬於德意志關稅區域」。法國的補償要求再次落空。

  當時歐洲其他大國的態度也對普魯士有利而於法國無益。英國將法國視為海上及殖民爭霸的強敵，把俄國當做爭奪中亞（Mittelasien）的主要對手，因而「總是歡迎加強中歐以反對其周邊兩大強國的發展」。俄國則對於法國反對俄國肢解土耳其的政策並支持波蘭民族運動而大感不快。相反，普魯士推行媚俄政策。俾斯麥在普奧戰爭結束不久即提出支持俄國修改關於黑海非軍事化的1856年《巴黎條約》，得到俄國的欣賞。1868年3月，俄國甚至提出與普魯士結盟的主張：一旦普法開戰，俄國陳兵奧地利邊境，以防奧法結盟；普魯士則應同意終止黑海中立化，並阻止奧地利在巴爾幹地區擴張。俾斯麥雖無心與俄結盟，但此時已知俄國不會站到法國一邊。奧地利則還沒有從1866年戰爭的驚恐中恢復過來，針對法國的結盟建議，它竟然表示普法開戰6周後才能加入戰爭，實際上是要等到法軍勝利時參加分享勝利果實。義大利則明確提出，只有法國軍隊撤出羅馬（Rom） ，才能考慮結盟問題。法國在歐洲已陷於形影相弔的孤立境地。

  1868年9月，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二世（Isabella II.，1830—1904，1833年—1868年在位）被廢黜，逃往法國，新上台的西班牙軍政府決定尋找一位新君主。俾斯麥認為這是刺激法國、挑起衝突的良機，遂派人往馬德里活動。1870年2月，西班牙政府提出將王位獻給霍亨索倫-西格馬林根家族（Hohenzollern-Sigmaringen）的利奧波德親王（Prinz Leopold von Hohenzollern-Sigmaringen，1835—1905）。俾斯麥力主利奧波德接受王位。其理由是：這意味著霍亨索倫家族將從東南兩面包圍法國，必然遭到法國反對；與此同時，一旦爆發戰爭，法國將被迫分兵庇里牛斯山一線，從而減輕普軍壓力；此外，它還可以促進德國與西班牙殖民地的貿易，使德國在經濟上受益。

  法國則早就想用戰爭來摧毀日益強大的普魯士。還在普奧戰爭結束時，法國國務大臣歐仁·魯埃（Eugéne Rouher，1814—1884）就曾敦促拿破崙三世「粉碎普魯士並奪取其萊茵地區」。因此，當利奧波德親王接受西班牙王位的消息在7月初傳到巴黎後，法國輿論立即一片譁然。法國政府不僅要求普王說服利奧波德放棄繼承王位，而且命令其大使貝內德梯前往埃姆斯浴場（Bad Ems）療養地，要求普王聲明無意侵犯法蘭西民族的利益和尊嚴，並書面保證永遠不贊成霍亨索倫家族的親王登上西班牙王位。對於法國的命令式要求，普王自然不悅，因此，雖同意勸說利奧波德放棄王位，但拒絕做出其他保證，表示對法國大使再「無話可說」。7月13日，普王顧問、外交部駐宮廷代表海因里希·阿貝肯（Heinrich Abeken，1809—1872）將相關情況電告俾斯麥，這就是著名的埃姆斯電文（Emser Depesche）。

  俾斯麥不願意挑起法國發動戰爭的如意算盤因普王的忍讓而落空。當他從普軍總參謀長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1891）那裡得到「迅速爆發戰爭比推遲對我們更加有利」的結論時，立即將埃姆斯電文加以刪節和壓縮，使原來表示委屈和解的電文在含義上變為：法國提出了令人難以接受的、侵略性的要求；普王拒絕了法國大使的無禮要求。這一電文果然成了引逗「高盧牛」的紅布。原來聽起來是退卻的信號，在俾斯麥的筆下卻瞬間轉換成了回答挑戰的號角。7月14日，經刪節的埃姆斯電文刊登於《北德總匯報》（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法國政府在一片「打到柏林去！」的呼聲中於7月19日正式向普魯士宣戰。

  此時歐洲國際形勢更有利於普魯士。沙皇對法國強加於普王的要求非常不滿。以「比利時中立保護人」自居的英國則由於俾斯麥公布了暴露法國對比利時領土野心的貝內德梯文件而大為憤慨。奧地利和義大利也先後於7月20日和25日宣布中立。法國陷入形影相弔之中。

  政治和軍事形勢也對普魯士有利。政治上看，法國主動宣戰，具有侵略性和阻撓德意志民族統一的非正義性特徵，德國方面客觀上具有防禦性和民族統一戰爭的正義性質。在軍事上，初看起來，法國是歐洲霸主，擁有40萬經過克里米亞戰爭、撒丁戰爭和墨西哥戰爭的經驗豐富的老兵，而普軍只有30萬人，而且大多是新兵，力量對比有利於法軍。但是普魯士實行的是全民皆兵（Volksbewaffnung；Volk in Waffen）體制，除了常備軍外，還有40萬預備役軍人和50萬民兵，動員後的普軍總兵力可以達到120萬人，占有明顯的數量優勢。此外，普軍還得到南德諸邦的軍事支持。正因為如此，一位普軍軍官曾對他的法國同行說：「你們可以在上午占有先機，但我們將在下午用預備部隊取得勝利。」更重要的是，法軍的總體軍事部署和戰略明顯不利。當時法軍分散駐紮於世界各地，其中阿爾及利亞（Algerien）6.3萬人，墨西哥2.8萬人，羅馬8000人，印度支那（Indochina）還駐紮了2000人。拿破崙三世手中立即能夠投入戰場的作戰兵力只有10萬人。

  上述有利形勢，加之外交、軍事準備充分，由北德意志聯邦、南德的巴伐利亞、符滕堡和巴登組成的軍隊在毛奇指揮下，兵分三路迎敵，很快擊敗了孤立無援的法國軍隊。9月1—2日，20萬德軍與13萬法軍展開決定性的色當戰役（Schlacht von Sedan） ，法軍遭到徹底失敗。拿破崙三世和10多萬法軍成為階下囚。就這次戰役的歷史意義而言，按照著名國際關係史學者A.J.P.泰勒的說法，如果說柯尼希格萊茨戰役確立了普魯士在德意志的支配地位，那麼色當戰役就是對已經發生的事情的進一步確認。9月4日，法國成立了由特羅緒（Louis Jules Trochu，1815—1896）、茹爾·法夫爾（Jules Favre，1809—1880）和甘必大（Léon Gambetta，1838—1882）領導的國防政府，開始了法蘭西第三共和國（Dritte Franzsische Republik）的歷史。9月19日，德軍包圍巴黎。

  隨著戰爭的勝利，整個德意志的民族主義情緒迅速高漲。南德四邦代表陸續到達普軍占領下的凡爾賽（Versailles） ，開始加入北德意志聯邦的談判。11月25日，南德四邦與普魯士簽訂了聯合條約。1871年1月18日，普王威廉一世在凡爾賽宮（Schloss zu Versailles）鏡廳加冕為德意志皇帝（Deutscher Kaiser） ，發表皇帝宣言，宣告德意志帝國成立。普魯士領導下的德意志民族統一大業終於完成。

  1871年1月28日，長期被德軍圍困的巴黎宣布投降。2月26日，以梯也爾為首的法國臨時政府與德國政府簽訂《凡爾賽預備和約》（Friedens-Prliminarvertrag von Versailles）。5月10日，兩國正式簽署《法蘭克福和約》（Friede von Frankfurt）。根據和約：法國割讓阿爾薩斯和洛林；支付戰爭賠款50億法郎，三年內還清；德軍占領法國東部地區至1874年，直到法國付清賠款為止。顯然，和約具有明顯的對法國掠奪的性質。

  （四）德國統一的歷史地位和國際影響

  從歷史的角度看，德國的統一是一個進步的歷史事件，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它結束了中世紀以來德意志的長期分裂割據局面，使德意志民族不再受歐洲強鄰的逼迫和欺壓。國家的統一也有利於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一點在德國統一後的強勁經濟增長中充分顯示出來。就此而論，俾斯麥領導的德國統一運動是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或所謂的「白色革命」。

  不可否認，由於客觀歷史條件的限制，德國的統一帶有明顯的保守色彩。在政治上，普魯士支配下的德意志國家成了普魯士的放大版，專制主義君主政體被保留下來；普魯士貴族地主的統治隨著統一的進程擴張到整個德國，他們因此實力大增，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德國資產階級民主改革的進程；三次王朝戰爭的勝利以及統一過程中激起的民族主義情緒使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國充斥著軍國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的喧囂，不利於德意志民族的健康發展。

  從國際視角看，德國的統一對傳統的歐洲國際關係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親眼目睹德意志統一的英國著名政治家、保守黨領袖迪斯雷里（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將德國的統一比喻為影響超過法國大革命的「德意志革命」，因為它使歐洲「所有外交傳統被一掃而光」，「均勢遭到徹底摧毀」。新統一的德國由於其人口、經濟方面的巨大潛能以及強大的軍事力量，成了歐洲大陸的潛在霸主。

  德法戰爭的結果也對歐洲國際關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德國的角度出發，50億法郎戰爭賠款的獲得是對勝利者的獎賞和對失敗者的懲罰；通行德語的阿爾薩斯洛林的獲得也只是對黎塞留（Herzug von Richelieu，1585—1642）和路易十四（Ludwig XIV.，1638—1715，1643年—1715年在位）時代霸占德意志土地的一種歷史糾正。大量賠款的獲得和富有鐵礦資源的阿爾薩斯洛林的割占，為德意志帝國時期的經濟飛速發展提供了極大的推動力。但是，對法國而言，大量賠款的支付，特別是阿爾薩斯洛林的喪失，則是永遠無法忘懷的恥辱。它必然尋找機會進行復仇。甘必達就是主張對德復仇的代表，其名言是：「始終想著，但不要說出來。」（Toujoursy penser，jamaisen parler）就此而言，1871年的《法蘭克福和約》「給法德關係留下了一塊難以癒合的潰爛的炎症」，為日後新的戰爭埋下了禍根。

  法國的失敗使俄國獲益匪淺。首先，俄國利用法國戰敗和普魯士在戰前所做的保證，於1870年10月31日宣布中止1856年《巴黎和約》有關黑海中立化條款。對此，法國已經無力顧及，英國則僅作出了一種象徵性的敵對反應。英國駐普軍指揮部的代表曾向俾斯麥表示，為了捍衛條約，英國即使沒有盟友也不惜一戰。其實，格拉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政府知道修改《巴黎和約》已經不可避免，只是希望通過國際條約來對相關修改加以規範。這時，俾斯麥擔心德法之間的戰爭會演變一場歐洲列強之間的戰爭，急忙出面調停，建議召開有關黑海問題的國際會議。1871年1月至3月在倫敦舉行了俄、英、土、德、法、奧、意參加的國際會議。會議最終決定廢除1856年《巴黎和約》規定的黑海中立化條款，恢復俄國在黑海設防和部署艦隊的權利。

  義大利也是德法戰爭的獲益者。作為德法戰爭的副產品，義大利利用法蘭西第二帝國（Zweites Franzsisches Kaiserreich）垮台和法軍撤走的機會，派兵進入羅馬，最終完成了國家的統一。

  俾斯麥通過小德意志方案解決德國統一問題的又一國際後果是，1866年被逐出德意志的奧地利在法國被打敗後完全放棄了重返德意志的念想，開始將注意力集中於其多民族國家問題。鑑於1848年革命以來帝國境內非德意志人地區特別是匈牙利人持續不斷的動亂和自治要求，帝國政府於1867年於2月18日和27日分別恢復了匈牙利內閣和匈牙利王國議會，並且與匈牙利議會就匈牙利的特殊地位問題達成協議，即所謂的「奧匈平衡」（sterreichisch-ungarischer Ausgleich）。根據該協議，帝國由兩個平等且獨立的部分構成。這兩個部分通過統治者個人和對外交、國防和財政等共同事務的管理而相互聯合。1867年6月8日，奧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國王弗蘭茨·約瑟夫加冕。由此，哈布斯堡帝國變成了奧匈二元君主國（Doppelmonarchiesterreich-Ungarn）。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奧地利被排擠出了德意志，但是，傳統的帝國思想使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國與奧匈二元君主國之間有著一種無法割斷的情結，這種情結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日後兩國結成同盟的歷史、思想和文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