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普魯士起義和德意志的解放 一、異族統治與德意志民族意識的激活

  在德國學術界，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是公認的德國現代民族主義的根源。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期間，法蘭西民族爆發出的巨大能量和包括普魯士、奧地利在內的德意志諸邦的失敗使德國人深受震撼。前者的勝利使德國人找到了學習的榜樣，後者的失敗使之深感建立統一而強大的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必要。

  拿破崙在德意志的統治具有兩重性。從積極方面看，拿破崙通過帝國直屬領地歸併和教產還俗等一系列舉措，沉重打擊了德意志的分離勢力，德國的分裂狀況大大減輕。由於貫徹法國革命的原則，推行具有教化作用的《拿破崙法典》，廢除封建特權，德國人享受到了「從未享受過的自由、平等」，拿破崙的統治起初受到許多德國人的歡迎。巴伐利亞作家馮·阿雷廷男爵（Christoph Freiherr von Aretin，1773—1824）稱拿破崙代表了「真正的德意志精神」，達爾貝格大主教也稱其「是一個超常之人」，不只是「某個民族的恩人」，而是「整個人類的恩惠者」。黑格爾甚至在耶拿戰役的前一天還寫道：「正如我早先所期望的那樣，現在每個人都希望法國軍隊獲勝。」因此，在許多德國人的眼裡，拿破崙成了「革命之子」。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拿破崙的獨裁專制政策和在德意志推行的「帝國主義」政策日漸激起德國人的反感和憤怒。他在1804年加冕為皇帝表明，他已經背離了共和制的原則，從而失去了一些擁護共和制的德國人的支持。著名音樂家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就把準備以「波拿巴」為題獻給他的第三交響曲改名為「英雄」，以示對他的不滿。

  

  與此同時，拿破崙對德意志兩大強國的勝利雖然使他成了德意志的統治者，卻也大大刺痛了德國人的民族自尊心。他的以戰養戰政策，對普魯士、奧地利等德意志邦國的掠奪性賠款政策等，大大惡化了德國人的經濟生活，引起德國人的強烈不滿；沉重的軍役負擔、強迫徵稅等則使德國人開始憎恨法國人的統治。尤其令德國人不能容忍的是，拿破崙在德國實行嚴格的新聞管制和嚴厲的鎮壓政策。1806年8月26日，紐倫堡書商約翰·菲利普·帕爾姆（Johnn Philip Palm，1766—1806）因在其出版的《深受凌辱的德國》（Deutschl and inseinertiefen Erniederigung）小冊子中號召武力反抗法國的侵略而被處死。

  德國知識分子是一個在思想意識方面最為敏感的群體。曾幾何時，他們為法國革命的自由和平等原則歡呼雀躍，如今面對拿破崙的獨裁統治和壓迫，這一群體也首先萌生了現代性的民族意識，出現了以反對拿破崙統治為背景的民族覺醒。早在1797年，歌德就在他與席勒合作出版的《諷刺體短詩》（Xenien）中，帶著失望的情感提出了德意志民族的問題：「德國！她在哪裡要找到這一國度，顯然只有在夢裡」。隨後，這位大文豪又以同樣的心態寫道：「構成一個民族，是你們的希望，但是，德意志人，那只是徒然空想。」薩克森作家約翰·戈特弗里德·索伊默（Johann Gottfried Seume，1763—1810）也表達了與歌德相類似的看法，認為德國的問題首先來自內部，國家分裂和社會不平等造成了德意志民族的軟弱無力。德國要強大起來，必須割除陳腐的舊制度，凝聚全民族的力量。他指出，德意志戰敗的原因在於其腐朽的封建特權和等級制度，「是諸侯和貴族們的傑作」，「只要我們不廢除特權，我們可以給法國人以打擊，但永遠無法戰勝他們……一個民族更有必要防範內部的敵人而不是外來之敵。外來之敵鮮少能摧毀一個民族。」

  著名哲學家費希特在「喚醒」德意志民族精神和德意志「國家民族」的政治認同方面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如前所提及，他在1807年末至1808年3月的柏林科學院星期日講座上，以「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為題，連續發表演說，要求振奮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在回顧德國歷史以及德意志人在宗教、政治、文化等領域取得的成就後，他得出結論，德意志民族是最完美地代表整個人類的「原始民族」，存在一種不可磨滅的「德意志精神」，要為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而努力。著名詩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則成了當時德國最具影響力的民族主義鼓動家之一。他以真切感人的詩句鼓動人們為建立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而鬥爭。在《德意志人的祖國》（Des Deutschen Vaterland）這首名詩中，他以反問的形式問道：「德意志人的祖國是什麼是普魯士是士瓦本是葡萄映紅的萊茵河畔還是海鷗翱翔的波羅的海沿岸噢，不！不！不！他的祖國必須更大。」

  宗教界人士也加入了促進德意志「國家民族」認同的行列。著名新教神學家施萊爾馬赫將民族問題與神學掛鉤，提出「民族是上帝的造物」的命題，認為國家不僅是一種法律意義上的統治機構和秩序，也是民族共同體的代表，超越個體的民族共同體是以國家為載體進行生活的。因此，德意志民族應該在一個統一的德意志國家中生活。

  文化界的其他重要人物也明確地提出了建立統一的德意志國家的民族認同問題。體操之父弗里德里希·路德維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1778—1852）不僅鼓勵德意志青年強身健體，而且專門撰寫了《為統一而奮鬥》（Streben nach Einheit）一書，認為人類最莊嚴的禮物是「一個上帝，一個祖國，一個家園，一種愛」，要求建立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威廉·馮·洪堡也明確表達了相同的思想：德意志必須「構成一個整體」；對於德意志人而言，德國永遠是「一個民族，一個人民，一個國家」（Eine Nation，Ein Volk，Ein Staat）。

  這一時期德意志民族意識上升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反法和仇法成為凝聚民族意識的共同平台。對抗強大的法國和反抗法國軍事占領的需要，使德意志人感到有必要建立一個強大、統一的民族國家來面對共同的敵人。當時德國社會上下各界幾乎都對法國抱以極端敵視的態度。在社會上層，自身統治受到法國革命和拿破崙軍隊威脅的德意志傳統貴族也明確站到了反法的前列。早在法國大革命爆發不久，施泰因男爵就提出要組織一支反對「骯髒、無恥和淫蕩的法蘭西種族」的十字軍。出身貴族、以《戰爭論》聞名於世的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也視法蘭西民族為一個「自負」、「傲慢」、「殘暴」的「可惡民族」，宣稱每個德國人都必須以「仇恨和敵視」待之。

  在文化界，反法仇法的聲音更是不絕於耳。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直接號召發動一場「徹底毀滅」的「聖戰」，反對西邊「那個該死的民族」。著名作家克萊斯特則用飽含仇恨的作品來號召反抗法國人。他在1808年創作了著名戲劇《赫爾曼戰役》（Die Hermannsschlacht） ，表明了德意志人的民族信條，強調日耳曼人從古代起就是反抗羅曼國家統治的英雄，具有反抗世界統治和暴政的傳統。既然德意志人的祖先曾戰勝羅馬人，他們當今應該毫不留情地「毀滅」羅曼語族人而證明自己的尊嚴。他的名言是：「打死他！末日審判不會詢問原因。」詩人阿恩特也呼籲「消滅所有惡魔般的法國人」，直言不諱地表示：「我無一例外地痛恨所有的法國人」，「我要讓我的兒子記住這一仇恨……我的整個一生都將奉獻於此：在德意志人心中紮下對這一民族的蔑視和仇恨。」為此，這位詩人甚至提出了全民皆兵，反抗法國侵略者的主張。體操之父雅恩也宣布：「德國需要一場獨當一面的戰爭……一場反對法國人的武力自衛戰爭，以充分發展德意志的民族性。」約瑟夫·馮·格雷斯（Joseph von Grres，1776—1848）則形容法國是十足的「惡魔」，宣稱一場反對法國的戰爭將給德意志民族帶來翹首以盼的統一。換言之，反法戰爭是建立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墊腳石。在一些學者眼中，正是基於這種思想，以施塔迪翁領導的奧地利反拿破崙戰爭為核心的一系列起義，包括霍費爾在蒂羅爾的起義和席爾等在北德意志地區發動的起義等，就成了「第一次德意志民族主義運動」的開端。

  一些反法的愛國主義團體和組織也應運而生。其中有柏林出版商格奧爾格·安德里亞斯·賴默爾（Georg Andreas Reimer，1776—1842）在家中定期召集的愛國者團體，1810年由弗里德里希·弗里森（Friedrich Friesen，1784—1814）和雅恩組織的「德意志同盟」，1811年由阿希姆·馮·阿尼姆（Achim von Arnim，1781—1831）和亞當·穆勒在柏林成立的「宴席社團」。還有兩個全德性聯合組織：一是1808年在柯尼斯堡成立的秘密反拿破崙組織「倡導公德社團」，也稱「道德聯盟」。二是雅恩於1811年在柏林城外的哈森海德建立的第一個全德性愛國青年組織「體操運動」。該組織宗旨在於，通過鍛鍊體格這種新的社會生活方式來參與德意志民族運動。

  德意志統治階層最高集團也打出了德意志民族的大旗，以獲取支持。1809年奧地利反對拿破崙的戰爭雖然失敗，但已經具有「民族解放戰爭」的精神蘊藏其中。卡爾大公在1809年4月發表的《致德意志民族》（An die deutsche Nation）的呼籲中寫道：「我們的事就是德國的事。擁有奧地利的德國才是獨立和幸福的；只有得到奧地利的支持，德國才能再次回到既獨立又幸福的狀態。」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也成了德國民族主義運動的推動者。1813年春，他發表《致我的人民》（An mein Volk） ，號召德國人民掀起反抗拿破崙統治的戰爭，宣布鬥爭的目標就是建立德國人民所期望的德意志國家。

  可見，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特別是拿破崙在德意志的統治，已經全面激活了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識，預示著一場大規模的反對拿破崙統治的民族風暴即將來臨。

  二、第六次聯盟戰爭與德意志的解放

  第六次聯盟戰爭（Sechster Koalitionskrieg，1812—1814）起因於法俄兩國為爭霸歐洲大陸而引發的矛盾，主要包括拿破崙遠征俄國失敗和德意志解放戰爭兩大內容。新的反法聯盟是在拿破崙遠征俄國及其失敗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在此期間，瑞典、英國、普魯士、奧地利和一些德意志小邦先後加入對法作戰，結成了新的反對法國霸權的戰爭聯盟。

  （一）拿破崙遠征俄國及其失敗

  正當德意志各邦展開改革以求「新生」和反法民族主義情緒不斷上升之際，歐洲政治形勢出現了新的重大變化。一方面，經過第五次聯盟戰爭，拿破崙徹底摧毀了奧地利的抗爭意志，在歐洲大陸的統治達到巔峰狀態。他還通過政治聯姻方式進一步確認自己統治的正統性，鞏固自己的地位，在1810年4月與歐洲最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聯姻，娶奧地利公主瑪麗·路易莎為妻。次年，新的皇位繼承人誕生，拿破崙賜以羅馬王稱號。但是在另一方面，這一通過戰爭建立起來的帝國已經潛伏著嚴重危機。這種危機不僅表現為伊比利亞半島的西班牙、葡萄牙的反法民族起義風起雲湧和德意志反抗異族統治的民族主義情緒不斷高漲，還特別表現在法俄兩國矛盾的日益激化。

  法俄關係的惡化首先表現在波蘭問題上。1807年簽訂《提爾西特和約》時，拿破崙為了削弱普魯士和抑制俄國，試圖恢復波蘭。但這一計劃遭到亞歷山大一世的反對，他擔心因此危及瓜分得來的波蘭領土。最後，拿破崙妥協，只在普魯士瓜分到的波蘭地區建立了華沙公國，迴避使用波蘭國名。1809年第五次聯盟戰爭結束後，拿破崙不顧俄國的反對，又把奧地利在瓜分波蘭中得到的加里西亞併入華沙公國。此外，他曾想通過聯姻方式加強法俄兩國在《提爾西特和約》中開始的聯盟關係，向亞歷山大一世的妹妹卡塔琳娜·帕芙羅芙娜（Katharina Pawlowna Romanowa，1788—1819）提出了求婚，但遭到拒絕。拿破崙因此感到不滿。他不僅沒有批准沙皇與法國大使在1810年1月簽訂的規定永遠不得重建波蘭的條約，反而答應波蘭貴族恢復1772年的波蘭疆界，從而直接威脅到俄國的既得利益。

  法俄兩國在德意志問題上的矛盾也日益凸顯。亞歷山大一世不能容忍拿破崙統治萊茵邦聯，更不能容忍他操控普魯士和奧地利。因此俄國雖然在《提爾西特和約》中不得不與強勢的法國結盟，卻同時保持著與反法聯盟的友誼。亞歷山大一世甚至還鼓勵普魯士等待覆仇時機，要求拿破崙從普魯士撤軍，鼓動奧地利舉兵反法。1809年奧地利起兵反法時，作為法國盟國的俄國只是象徵性地擺了一下姿態，而沒有實際行動。所有這些都使拿破崙大為不滿，他因此在1810年12月兼併了與沙皇有親緣關係的奧爾登堡大公國，以為報復。亞歷山大一世為此非常惱怒。

  東方問題也是法俄兩國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自彼得一世（PeterⅠder Groβe，1672—1725）以來，奪取土耳其的歐洲部分一直是俄國所追求的目標，而拿破崙也想把巴爾幹地區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他不僅鼓動土耳其反對俄國，而且阻止多瑙河兩公國摩爾多瓦和瓦拉幾亞併入俄國。俄國因此非常不滿。

  兩國圍繞大陸封鎖的鬥爭也日趨激烈。根據《提爾西特和約》，俄國接受拿破崙的大陸封鎖體系。然而拿破崙在實行大陸封鎖時，採取了內外有別的政策。他一方面允許法國商人與英國進行貿易，另一方面卻要求俄國沒收那些裝有英國貨物駛入俄國港口的中立國船隻。更重要的是，大陸封鎖給俄國經濟帶來了極大損害。根據大陸封鎖令，俄國不得向英國出口穀物、木材、亞麻等產品，也不得從英國進口紡織品、咖啡、茶葉、菸草、蔗糖等產品。依賴進出口貿易的俄國企業因此陷於破產境地，俄國國家財政稅收受到嚴重影響。因此，1810年以後俄國方面的封鎖已經形同虛設。1810年底，俄國正式表示脫離大陸封鎖體系。此後，大量源自英國及其殖民地的商品湧入俄國，又從俄國轉運到歐洲其他國家，大陸封鎖體系趨於瓦解。此外，為了保持貿易平衡，俄國還於12月31日宣布禁止進口奢侈品，使許多向俄國出口絲綢、葡萄酒和香水的法國企業受到重創。法俄之間的矛盾已經無法調和。

  1811年，法俄兩國都開始從軍事方面準備戰爭。拿破崙不僅在國內徵集和訓練新兵，而且不斷徵集和擴充受其控制的包括德意志各邦在內的其他國家的軍隊。到1812年初，法國徵集的軍隊已達到60多萬人。亞歷山大一世也深知與法國的衝突不可避免，故而大力進行軍事準備。俄軍不僅在里加和基輔等地大量建設防禦工事，而且快速擴充兵員。到1812年5月，俄軍總兵力已經達到43萬人。

  在這場即將到來的戰爭中，德意志各邦，特別是普魯士和奧地利兩大邦國成為法俄拉攏的對象。

  亞歷山大一世先是通過許諾把挪威給予瑞典而將後者拉到自己的一邊，然後又轉而拉攏普魯士和奧地利。1811年2月底，他致信普王和奧皇，向他們透露了準備與法國開戰的計劃。普王也有意謀求俄國的支持，派沙恩霍斯特前往聖彼得堡，於10月17日簽訂了俄普聯盟協定。根據該協定，如果普魯士遭到法國攻擊，普軍將後撤到俄國領土上，與俄軍聯合作戰。此後沙恩霍斯特又受託前往維也納，打探奧地利對結成反法聯盟的態度。但是1809年10月接替施塔迪翁出任首相的梅特涅認為，此時法國過於強大，必須與法國友好相處，以保證奧地利的安全，因此在1811年12月拒絕了普魯士的結盟建議。他甚至多次勸告沙皇避免對法戰爭。

  普奧兩國也成為拿破崙竭力拉攏的對象。不過，與亞歷山大一世不同，這位如日中天的法國皇帝採取的是不可一世的威脅手段。他迫使普魯士於1812年2月下旬簽訂了聯盟條約。根據該條約，普魯士不僅允許法國軍隊駐紮境內，為法軍提供給養，而且要派兵參加征俄大軍。3月，被法軍嚇怕了的普王批准了條約。一些普魯士軍隊中主張對法作戰的將領因失望而辭職或出逃：沙恩霍斯特引退，格奈澤瑙出使倫敦，博伊恩和克勞塞維茨等人逃往俄國。施泰因也應亞歷山大一世的邀請去了俄國。奧地利則於1812年3月與法國簽訂了同盟條約，答應出兵3萬參加遠征俄國。

  雖然普奧兩國迫於拿破崙的壓力而不得不與法國結盟，但它們都不想得罪俄國。普王在與法國簽訂同盟條約的同時，明確告訴俄方，一旦戰爭爆發，普魯士只會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與俄國交惡，因為普魯士還期待著有朝一日與俄國結盟。奧地利也明確向沙皇表示，奧地利對俄國作戰只是形式上的，「在任何情況下決不增派援軍」。兩國甚至在6月簽訂了秘密協定。梅特涅的這種兩面派手法保證了奧地利的安全，同時也為其日後留下了選擇空間。

  有趣的是，戰爭開始後，雙方陣營中都有德意志因素在起作用。

  1812年春天，拿破崙遠征俄國的備戰工作完成。2月法軍占領了波羅的海沿岸瑞典所屬前波莫瑞和呂根島。3月28日，法軍進入柏林。5月下旬，拿破崙到達德勒斯登，在此舉行了包括奧皇、普王和眾多附庸國君主在內的君主會議，決定發動對俄國的遠征。

  6月24日，拿破崙率領的龐大軍團渡過涅曼河，開始了俄羅斯遠征。在這次遠征俄國的戰爭中，法國方面投入軍力達70萬人以上，其中61萬多人在戰爭過程中相繼越過邊界。這是一支龐雜的大軍，除了法軍外，還有波蘭人、荷蘭人、比利時人、義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等。

  需要指出的是，來自德意志各邦的軍隊占據了拿破崙遠征俄國軍團的1/3。萊茵邦聯各成員提供了10萬以上的兵員，其中巴伐利亞提供3萬多人，威斯特伐利亞提供2.7萬人，小邦紹姆堡利帕提供的兵員僅150人。除了巴伐利亞、威斯特伐利亞和薩克森等邦的軍隊組成自己的軍團外，其他小邦的軍隊直接編入法軍。奧地利和普魯士則分別提供3萬人和2萬人參加遠征俄國。

  從整個戰略布局看，拿破崙率領的主力部隊在中間，主攻維爾紐斯和斯摩棱斯克方向；麥克唐納元帥（étienne Jacques Joseph Alex and re Macdonald，1765—1840）率領一支包括普軍在內的軍團從北側推進；施瓦岑貝格侯爵（Karl Philipp Fürstzu Schwarzenberg，1771—1820）率領的奧軍從南側呼應，負責監視俄軍。拿破崙企圖速戰速決，儘快與俄軍主力決戰，給予其毀滅性打擊，結束戰爭。

  俄國的軍事準備不如法國。俄軍總兵力只有40多萬人，而且分散駐紮。其優勢在於：國土廣袤，可以爭取時間，以逸待勞；冬天寒冷，不利於勞師遠征的敵人作戰。更重要的是，這裡聚集了來自德意志的許多反法志士，包括施泰因等人，他們成為沙皇反對法國入侵的重要顧問。此外，在奧爾登堡公爵彼得·弗里德里希·路德維希（Peter Friedrich Ludwig von Oldenburg，1755—1829）的鼓動下和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指示下，包括阿恩特、克勞塞維茨等在內的一批德意志反法自由鬥士於1812年組成了「俄德軍團」。在戰略方面，面對優勢的法軍，俄軍接受了流亡的普魯士將軍法爾（Karl Ludwig August Friedrich von Phull，1757—1826）的建議，採取以空間換時間的策略，大舉後撤，避免決戰，堅壁清野，使敵人在追擊中精疲力竭，消耗實力。

  法軍進入俄國之後，俄軍總司令巴克萊（Barclay de Tolly，1761—1818）為避開拿破崙大軍的銳氣，採取了後退避免決戰的策略。俄軍接連撤出維爾紐斯、德里薩、維特布斯克等地。8月17日俄軍在斯摩棱斯克與法軍展開血戰，然後主動撤出該城，繼續撤退。由於沒有決戰就放棄斯摩棱斯克並焚毀該城，亞歷山大一世為平息不滿，解除了巴克萊的職務，67歲的庫圖佐夫接替俄軍總司令之職。庫圖佐夫繼續巴克萊的撤退策略。9月4日俄軍退至博羅迪諾，次日法軍也趕到該地。9月7日，雙方軍隊在此激戰，即著名的博羅迪諾戰役（Schlacht von Borodino）。在這一戰役中，雙方損失巨大，法軍損失3萬人，俄軍損失5萬人。此後，庫圖佐夫為保存實力，決定放棄莫斯科。9月14日拿破崙率領法軍進入已經撤離一空和被燒毀的莫斯科城。

  拿破崙原本以為占領俄國首都就會迫使俄國議和，但是俄國拖延不予答覆，以致法軍在莫斯科停留了一個多月。由於嚴冬來臨，給養不濟，加之俄國軍民的打擊，法軍最終不得不於10月19日從莫斯科撤退。沿途之上，由於嚴寒、飢餓和疫病侵襲，加之俄軍正規軍、哥薩克騎兵和游擊隊的追擊，當法軍渡過別列津納河逃出俄軍包圍圈，於12月底抵達涅曼河時，60萬大軍已經只剩下2萬餘人。拿破崙本人則丟下軍隊，先行返回法國，準備重新組織軍隊。

  參加拿破崙征俄大軍的德意志各邦軍隊，特別是萊茵邦聯的軍隊，損失極其慘重。巴伐利亞3萬士兵參加遠征，到12月中旬只剩下68人；2.7萬名威斯特伐利亞軍隊只有800人返回故里；符滕堡派出的軍隊只有380多人踏上歸途；到12月底，巴登派出的7000名軍隊只剩下40名可作戰人員和100名病號；薩克森騎兵旅在博羅迪諾戰役中幾乎完全被消滅，只有55人生還；梅克倫堡派出2000名軍隊，僅有59人生還。只有作為支援軍團的普軍和奧軍損失相對較小。2萬人的普軍還剩下1.5萬人。奧軍則從出發時的3萬人減少到了2萬人。

  （二）德意志解放戰爭；拿破崙帝國的垮台

  拿破崙在俄國的軍事失敗成為雄霸一時的拿破崙帝國走向終結的轉折點，也是歐洲大陸政治格局的轉折點，為德意志的解放提供了機遇。

  實際上，在拿破崙征俄大軍撤出俄國後，已經筋疲力盡的庫圖佐夫並沒有越界追擊。他認為俄國無需再繼續戰爭。但是亞歷山大一世在施泰因的鼓動下，決定繼續向潰退的法軍進攻。他們還號召德國人民奮起反抗，要求德意志各邦諸侯反正，否則將被廢黜。

  在德意志各邦中，普魯士首先打出了解放的大旗。早在1812年11月，俄軍將領保盧茨（Philipp Marquis Paulucci，1779—1849）就已經與率領普軍支援軍團的約克將軍聯繫，敦促其參與對法作戰。12月，約克將軍率領的普軍與麥克唐納元帥的法軍被俄軍切開。於是這位早有反法之心的普魯士將軍在未經普王授權的情況下，於12月30日和以克勞塞維茨為顧問的俄國將軍迪比奇（Hans Karl Friedrich Anton Graf von Diebitsch-Sabalkanski，1785—1831）在陶羅根附近帕舍侖村的磨坊簽訂「陶羅根協定」（Konvention von Tauroggen） ，宣布普軍停火中立，並允許俄軍進入東普魯士追擊敵人。克勞塞維茨稱這一行為是「歷史上最勇敢的舉動」，它成為隨之而來的德意志解放戰爭（Deutscher Befreiungskrieg）的發端。在陶羅根協定之後，作為沙皇顧問的施泰因以沙皇代表的身份到達東普魯士，於1813年2月5日在柯尼斯堡召集等級議會，建立了臨時行政管理機構，組建民兵和自由射手，形成了全民皆兵的局面。

  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起初對於約克的擅自主張頗為不滿。他在獲悉約克簽訂陶羅根協定的消息後，以違背命令為由，宣布協定無效，並免去約克的職務。只是相關指令並沒有真正落實。此外，他也對施泰因在東普魯士的作為表示不滿，擔心反拿破崙的起義會歸於失敗。然而，受拿破崙在俄國慘敗的消息的鼓勵和阿恩特詩歌的感染，此時一股愛國主義的熱流已經席捲普魯士各省，德意志民族解放運動已經不可遏制。

  面對上述形勢，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才聽從哈登貝格的意見，於1813年1月22日從法國控制下的柏林來到布雷斯勞。2月3日，普王號召建立志願狙擊軍團。2月9日，在沙恩霍斯特的敦促下，普王又宣布，整個戰爭期間取消17歲到24歲男子的免役待遇，實行普遍義務兵役制，通過解放戰爭實現普魯士和德意志的自由和權利。同時，他派遣克內澤貝克（Karl Friedrich von dem Knesebeck，1768—1848）前往俄軍大本營拜見沙皇，商討聯盟問題。起初，雙方在領土問題上無法達成協議。普魯士要求恢復1806年時的邊界，而亞歷山大希望得到原先普魯士占有的波蘭領土，只答應給普魯士等量的領土。最後，施泰因受沙皇委託前往布雷斯勞，說服普王讓步。2月27日和28日，俄普兩國分別在布雷斯勞和俄軍最高司令官庫圖佐夫的卡利施大本營簽訂同盟條約，普魯士結束了搖擺不定的立場，最終站到了俄國一邊。根據《卡利施條約》（Vertrag von Kalisch） ，俄國出兵15萬，普魯士出兵8萬，共同對法國作戰。3月10日是王后路易莎的生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專門設立了「鐵十字」勳章，用於獎賞獻身解放戰爭者。3月15日沙皇到達布雷斯勞。3月16日普魯士正式向法國宣戰。

  3月17日，普王發表由國務顧問希佩爾（Theodor Gottlieb von Hippel，1775—1843）起草的《致我的人民》書，號召普魯士和德意志人起來進行一場反對拿破崙統治的解放戰爭，宣稱這是「最後的決定性的鬥爭」，關乎「我們的生存、獨立和福祉」。普王還命令實行普遍義務兵役制，組建民兵和戰時後備軍。普王的號召被視為德意志解放戰爭開始的標誌。與普王3月17日的號召相呼應，俄軍總司令庫圖佐夫也以沙皇的名義於3月25日發表《卡利施宣言》（Proklamation von Kalisch），號召每一個有尊嚴的德意志人參加俄國和普魯士的解放計劃，將德國從「異族壓迫下解放出來」，由德意志各邦諸侯和人民作主，制定一部具有「德意志民族固有精神的」德國憲法。

  雖然普魯士對法宣戰是拿破崙在俄國戰場失敗的結果，普王在選擇與俄國結盟時也猶豫再三，而且扮演的只是配角，但是就其影響而言無疑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它實際上將普魯士國王放到了德意志民族反對拿破崙統治的解放戰爭的領袖位置上，從而有利於提升普魯士的政治和軍事地位。由普魯士開始的解放戰爭立即在德國掀起一股愛國主義的熱潮，人們表現出一種極大的興奮和獻身精神。許多德國人踴躍組建志願軍團，投身反抗拿破崙統治的行列，其中以呂措夫軍團（Lützowsches Freikorps）最為著名。

  在國際上，1813年3月3日瑞典與英國結成聯盟，3月23日瑞典向法國宣戰。4月英國與普魯士、俄國簽訂條約，向兩國提供補助金。第六次反法聯盟形成。只有奧地利仍處於搖擺不定的狀態。梅特涅既懼怕拿破崙捲土重來的力量，又擔心俄國力量過於強大，害怕出現「前門驅狼，後門進虎」的局面，因此他寧願繼續觀望。

  雖然新的反法聯盟已經形成，但是該聯盟在1813年春季所面臨的形勢依然很嚴峻。儘管英國、瑞典已經加入聯盟，但是在戰場上暫時仍只有俄、普兩國對付拿破崙。拿破崙在1813年春天迅速重新組建了一支35萬人的軍隊，通過法蘭克福向薩克森進軍，他還命令與法國結盟的相關德意志邦國派出軍隊同行。而當時俄國派往第一線的兵力只有7萬人左右，普魯士經過動員徵召，正規軍達到12萬餘人，另有約15萬後備民兵。因此，拿破崙在軍隊規模上仍處於優勢。面對法軍的優勢兵力，聯軍最高指揮官庫圖佐夫並沒有採納沙恩霍斯特提出的迅速縱深進擊德國的建議，而是緩慢地經過薩克森，向圖林根進發。

  1813年4月初，得到加強的法軍在易北河下游和中游地區迎擊俄普聯軍。4月2日和5日，兩軍分別在呂內堡和繆爾凱恩展開血戰。4月底，接替庫圖佐夫（已經去世）的俄軍總司令維特根施泰因侯爵率領俄普聯軍9萬人到達圖林根東部的萊比錫地區，與拿破崙率領的12萬大軍相遇。5月2日，雙方軍隊在呂岑附近爆發格羅斯格爾申會戰（Schlachtbei Groβgrschen） ，結果聯軍失敗，被迫撤出薩克森，退到施普雷河右岸布防。沙恩霍斯特在這一戰役中腿部受傷，不久去世。薩克森國王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Friedrich AugustⅠ，1750—1827）也因此又站到了法國一邊。5月20—21日，雙方軍隊又在包岑展開激戰，法軍雖然遭受重大傷亡，仍取得勝利，俄普聯軍則再次遭到重創，被迫繼續向西里西亞後撤。

  然而，就在這時，拿破崙犯了一個「最嚴重的錯誤」。他沒有乘勝追擊，而是向聯軍提出了停火的建議。6月1日雙方臨時停火36小時，6月4日雙方簽訂了《普萊斯維茨停戰協定》（Waffenstilstand von Pleiswitz） ，又稱《波伊施維茨停戰協定》（Waffenstilst and von Poischwitz），規定正式停火至7月26日。後來停火期限又延長至8月10日。他想藉此機會加強自己的軍力，卻同時給了對手以喘息之機。實際上，此時拿破崙手中尚有10萬兵力，而聯軍已經只有6.5萬人。

  在停戰期間，雙方都積極備戰，但聯軍受益明顯多於法軍。俄普兩國不僅在失敗和驚恐中穩住了陣腳，而且進一步擴大了反法聯盟的力量。6月14日，普魯士與英國簽訂《賴興巴赫協定》（Konvention von Reichenbach） ，規定英國從財政和軍事上支持解放被法國占領的普魯士和漢諾瓦。奧地利也加入到反法聯盟行列。拿破崙原本想把保持中立的奧地利拉入自己的陣營，他甚至提出由皇后瑪麗·路易莎擔任攝政，以討好奧地利。但是梅特涅的目標是，在歐洲大陸構建一種均勢，既不想法國也不想俄國過於強大。同時他也想扮演調停者的角色，以強化奧地利的政治地位。6月27日，俄普奧三個大陸強國簽訂《賴興巴赫條約》（Vertrag von Reichenbach） ，確定了對法國媾和的條件，並由奧地利以最後通牒的方式通知拿破崙：解散華沙公國；伊利里亞歸還奧地利；恢復漢薩同盟各城市的獨立地位；重建普魯士，法軍從普魯士各要塞撤出。若法國拒絕上述條件，奧地利將出兵15萬參加對法戰爭。隨後梅特涅以調停人身份到德勒斯登會見拿破崙，稱奧地利在強制調停，若調停被拒絕，奧地利將加入聯軍方面作戰。但是拿破崙拒絕了奧地利的調停。8月11日，奧地利向法國宣戰。聯軍力量因此大大加強。

  面對餘威猶在的軍事天才拿破崙，多次遭到失敗的聯軍也開始改變戰略。6月12日，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和瑞典王儲貝爾納多特（Jean-Baptiste Bernadotte，1763—1844）共同制訂了「特拉亨貝格戰爭計劃」（Trachenberg-Plan；Trachenberger Kriegplan）。該計劃是聽取了曾經是法軍元帥的貝爾納多特和奧軍總參謀長拉德茨基（Josef Wenzel Radetzky von Radetz，1766—1858）的意見後形成的。根據該計劃，聯軍分成相互照應的三支隊伍，它們分別是：施瓦岑貝格率領的主力部隊波希米亞方面軍，共25萬餘人（奧軍12.7萬人，俄軍8.2萬人，普軍4.5萬人） ；布呂歇爾將軍率領的西里西亞方面軍，共10萬餘人（俄軍6.6萬人，普軍3.8萬人） ；貝爾納多特率領的北方軍，共12萬多人（普軍7.3萬人，俄軍2.9萬人，瑞軍2.3萬人）。戰爭原則是，敵進我退，有計劃地迴避拿破崙，只與其下屬交戰，以避敵軍鋒芒。最後目標是，三支隊伍匯合，與法軍進行決戰。

  8月15日，布呂歇爾首先在包博爾河畔向法軍發起進攻，揭開了1813年秋季戰役的序幕。拿破崙試圖通過迅速有力的決戰挫敗新的反法聯盟。因此他立即趕來迎擊，但是布呂歇爾卻迅速撤出了戰鬥。此後，他轉而向德勒斯登進發，迎擊施瓦岑貝格。8月26日和27日的德勒斯登戰役（Schlacht von Dresden）中，拿破崙取得了對聯軍的勝利。然而其他各路法軍卻紛紛被聯軍打敗。8月26日麥克唐納元帥在卡茨巴赫被布呂歇爾打敗，8月30日旺達姆將軍（Dominique Joseph Vandamme，1771—1830）在庫爾姆被克萊斯特（Friedrich von Kleist，1762—1823）打敗，9月6日奈伊統率的法軍在登內維茨被比洛（Friedrich Wilhelm Freiherrvon Bülow，Grafvon Dennewitz，1755—1816）打敗。法軍開始陷於被動。

  與拿破崙的不利形勢相反，反法聯盟由於勝利而進一步得到鞏固和壯大。9月9日，哈登貝格、梅特涅和俄國國務秘書涅謝爾羅傑（Karl Robert Graf von Nesselrode，1780—1862）在泰普利茨簽訂普奧和普俄雙邊條約，即所謂的《泰普利茨同盟條約》（Allianzvertrge von Teplitz）。該條約規定：要在歐洲「重建合理的力量均衡」；將根據1805年的狀況重建普魯士、奧地利、漢諾瓦和北德各邦；解散萊茵邦聯。10月3日，英奧兩國也在泰普利茨簽訂同盟條約。10月8日，由於梅特涅的鼓動，巴伐利亞的弗雷德伯爵（Karl Philipp Graf von Wrede，1767—1838）與奧地利的羅伊斯侯爵（Fürst HeinrichⅩⅤzu Reuβ，1751—1825）簽訂《里德條約》（Vertrag von Ried） ，據此，巴伐利亞的主權和領土得到保證；巴伐利亞脫離萊茵邦聯，轉而加入反法聯盟，出兵參加對拿破崙的戰爭。《里德條約》是對拿破崙極其沉重的打擊，它不僅在面臨決戰之際削弱了法軍力量，而且為其他萊茵邦聯成員樹立了仿效的榜樣。

  與此同時，一場決定性的會戰已經在萊比錫悄然準備著。由於法軍在8月和9月遭到一系列的軍事失敗，而且又無法找到敵人決戰，加上補給困難和部隊減員迅速，拿破崙不得不從德勒斯登後撤，於10月14日到達萊比錫附近集結。聯軍則遵循已有計劃，由貝爾納多特從北面，施瓦岑貝格從南面，分頭進擊萊比錫。這時，拿破崙在萊比錫周圍的軍隊只有16萬人，而聯軍則有32萬人，占有明顯優勢。

  10月16日，決定歐洲和德意志命運的萊比錫民族大會戰（Vlkerschlachtbei Leipzig）在萊比錫周圍展開。從陣勢上看，在這一戰役中，歐洲大陸上所有的統治者幾乎悉數登場，包括三位皇帝、三位國王、兩位王儲和眾多的親王和諸侯。清晨，施瓦岑貝格的聯軍主力首先在城南的瓦豪發起進攻。拿破崙因等待麥克唐納的援軍，沒有進行決定性的進攻。在北面，布呂歇爾屬下的約克軍團向馬爾蒙（Auguste de Marmont，Duc de Raguse，1774—1852）率領的法國軍團發起進攻，並將敵人趕出了默凱恩。與此同時，貝爾納多特的北方軍和俄奧兩國的支援部隊正在趕來。面對這一不利局面，拿破崙於17日向聯軍提出停火建議，以爭取時間，同時將他的部隊轉入防禦陣地。但是，聯軍沒有接受拿破崙的建議，並於18日發起進攻。此後，雖然拿破崙打退了波希米亞方面軍的進攻，西里西亞方面軍和北方軍卻在萊比錫北面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諾曼伯爵（Karl Graf von Normann-Ehrenfels，1784—1822）率領的薩克森軍隊和符滕堡軍隊陣前倒戈，更加速了法軍的失敗。最後，法軍被迫退入萊比錫城內。18日夜間直到19日，法軍開始撤退。19日中午，當比洛率軍攻克萊比錫時，城內已經只有法軍丟下的2萬傷兵和病號。在這場戰役中，雙方都遭受了重大損失，其中，聯軍傷亡5萬多人，法軍死傷6萬人。聯軍之所以在該戰役中能夠取得勝利，一是大的戰略格局非常有利，二是在兵力上擁有絕對優勢。

  萊比錫戰役標誌著拿破崙在德意志的統治開始崩潰。戰役結束後，這位法國皇帝帶著8萬殘兵敗將一路向西狂奔，經愛爾福特等地，抵達美因河。10月30—31日，拿破崙在哈瑙擊敗了準備攔截他的弗雷德將軍指揮的巴伐利亞和奧地利軍隊，11月1日在美因茨渡過萊茵河，回到法國境內。曾經加入法國方面作戰的各德意志邦國也紛紛倒戈或瓦解。在得到梅特涅給予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保證後，符滕堡、巴登、黑森-達姆施塔特和拿騷等萊茵邦聯成員立即效仿巴伐利亞，投入聯盟一邊。威斯特伐利亞、貝格和法蘭克福等法國扶植起來的邦國則解體，其所屬領土，一部分由原先被趕走的諸侯占領，一部分由施泰因領導的中央委員會管理。到1813年底，萊茵河東岸的德意志地區已經基本解放。

  在聯軍節節勝利的形勢下，聯軍內部就是否越過萊茵河進攻法國出現了分歧。梅特涅擔心過於強大的俄國會危及奧地利的利益，企圖與拿破崙妥協，以便保留一個強大的法國與俄國抗衡；同時他也和德意志各邦的統治者一樣，一方面需要動員人民積極參加反對拿破崙的戰爭，為「自由」和「解放」而鬥爭，另一方面又要抑制因此鼓動起來的臣民們的民族激情。因此，他力主議和。普王實際上也傾向於放棄早在1795年就已經割讓出去的萊茵河西岸地區。只有沙皇力主把戰爭推進到法國。11月召開的法蘭克福和平會議上，根據梅特涅的建議，反法聯盟提出在保留萊茵河、阿爾卑斯山和庇里牛斯山為法國「天然疆界」的基礎上與法國和談，但遭到拿破崙的拒絕。

  1814年1月，聯軍兵分三路越過萊茵河，進入法國境內。施瓦岑貝格的主力軍團在巴塞爾渡過萊茵河，占領朗格勒高地；布呂歇爾的軍隊則於除夕之夜在考布渡過中萊茵，進入香檳地區；北方軍的一部由貝爾納多特率領對丹麥作戰，另一部則在比洛的率領下經比利時進入法國北部。此後，戰爭雙方互有勝負。布呂歇爾於2月1日在拉羅特埃爾取得了對拿破崙的一次重大勝利，但在2月10—14日的尚波貝爾、蒙米賴和沃尚等戰役中被法軍打敗。施瓦岑貝格則於2月27日在奧布河畔巴爾打敗了法軍。3月7日拿破崙在克拉納戰役（Schlacht bei Craonne）中打敗了俄軍，卻在9—10日的拉昂戰役（Schlacht bei Laon）中被俄軍打敗。

  在此期間，聯盟內部再次出現分歧。梅特涅主張暫停軍事行動，進行和談。沙皇主張堅決進行戰爭，推翻拿破崙，除去其最可怕的對手。他的主張得到英國外交大臣卡斯爾雷（Henry Robert Stewart Viscound Castlereagh，1769—1822）的支持。3月1日，聯盟在肖蒙召開會議，協調立場。3月9日英、奧、俄、普四國簽訂《肖蒙條約》（Vertrag von Chaumont） ，重申不單獨與法國媾和，法國必須退回到1792年以前的疆界，恢復波旁王朝在法國的統治，要在民族獨立和均勢的基礎上重建歐洲和平。

  此後，聯軍迅速向巴黎推進。3月21—22日，聯軍在奧布河畔阿爾西戰勝拿破崙。3月25日聯軍又在打敗了馬爾蒙和莫蒂埃（édouard Mortier，1768—1835）率領的防守巴黎的法軍。3月30日普軍和俄軍分別從北面和東面攻入巴黎。31日亞歷山大一世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進入巴黎。4月6日拿破崙不得不在楓丹白露宣布退位。4月11日，拿破崙與奧、俄、普等國簽訂《楓丹白露條約》（Vertragvon Fontainebleau） ，拿破崙及其繼承人放棄法國和義大利的王位，但是他獲得地中海上的厄爾巴島（Elba）作為終身居住地，並享受君主權力；皇后瑪麗·路易莎獲得義大利的帕爾馬公國；其子將繼承母親的遺產和帕爾馬公爵頭銜。法王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羅旺斯伯爵（Graf von Provence）回國登位，即路易十八（LudwigⅩⅤⅢ，1755—1824，1814—1824年在位）。第六次聯盟戰爭結束。

  5月9日，反法聯盟與法國開始和平談判。由於法國外交大臣塔列朗利用反法聯盟的分歧，取得了亞歷山大一世的支持，加之聯盟各國政治家不願讓復辟的波旁王朝承擔過重的壓力，雙方於5月30日簽訂了對法國相當寬容的《第一巴黎和約》（Erster Pariser Frieden）：法國保持1792年1月1日前的疆界；荷蘭、瑞士、德意志各邦恢復獨立；英國歸還戰時獲得的除模里西斯、馬爾他、多巴哥和聖露西亞外的大部分法國殖民地；訂約各方在兩個月內赴維也納，討論補充和完善該和約的各項安排。和約既沒有要求戰爭賠款，也沒有要求歸還拿破崙從被征服國家掠奪來的藝術品。

  《第一巴黎和約》對德意志問題的處置明顯違背了德國人民的民族願望。德意志各邦除了從拿破崙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外，在領土問題上根本就不像勝利者。萊茵河西岸等許多原先屬於德意志的地區仍處於法國統治之下。所有這些問題，都有待於即將召開的維也納會議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