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法國大革命影響下的德意志 一、法國大革命在德意志思想文化界的反響

  18世紀下半期的德意志在政治上呈現兩大特徵：國家的四分五裂和封建專制主義統治。儘管如此，隨著資本主義因素的增長，其內部已經出現了改革和調整的跡象。德意志兩大邦國，弗里德里希二世領導下的普魯士和瑪麗亞·特蕾西亞、約瑟夫二世領導下的奧地利，都打著「開明專制」的旗號，推出了一系列旨在使自己邦國行政管理現代化和促進經濟發展的改革措施。弗里德里希二世致力於建立法制國家，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稱自己只是國家的「第一公僕」。他還進行了有限度的農業改革，解放王室領地上的農奴，通過實施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來刺激普魯士經濟的發展。瑪麗亞·特蕾西亞和約瑟夫二世則相繼進行了行政司法改革和農村改革，以推進本邦的現代化。但是相關改革並沒有從根本上動搖舊的封建等級社會的基礎。

  請記住𝐛𝐚𝐧𝐱𝐢𝐚𝐛𝐚.𝐜𝐨𝐦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1789年7月14日，法國人民發動起義，攻占巴士底獄，資產階級革命爆發。法國革命「像霹靂一樣擊中了這個叫做德國的混亂世界」。革命中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口號在深受封建等級制度之苦的德意志引發了全社會性的震動。由於經濟資產階級還沒有充分發展起來，以文化資產階級為代表的德意志思想文化界首先對法國革命作出了回應，形成了所謂的「精神革命」。絕大多數文化知識界精英支持法國革命中提出的資產階級政治理想，把專制主義和封建主義在法國的垮台視為自己所宣傳的「啟蒙思想在政治實踐領域的實現」。

  有一部分德國文化界人士甚至直接奔赴法國，感受革命的熱情，形成了所謂的「德意志移民集團」。康佩（Joachim Heinrich Campe，1746—1818）、厄斯納（Konrad Engelbert Oelsner，1764—1828）、賴因哈德（Karl Friedrich Reinhard，1761—1837）、施拉布倫多夫（Gustav von Schlabrendorf，1750—1824）、格奧爾格·福斯特（Georg Forster，1754—1794）等「開明專制」改革的支持者，一時間都變成了「自由的朝聖者」。他們紛紛奔赴巴黎，並且不失時機地將法國革命的消息傳回德國，有的人甚至直接參加當地的革命活動。

  康佩，作為作家和語言學家，在法國大革命爆發後不久，就帶著學生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前往巴黎。他們與法國革命家、自由派貴族代表米拉波伯爵等有聯繫，甚至還參加法國國民議會。1792年8月26日，康佩和著名詩人席勒、克洛普施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裴斯泰洛齊（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等20餘位外國人獲得了法蘭西共和國頒發的榮譽公民證書。

  厄斯納是政治評論家。他不僅親自造訪各類政治集會，甚至成了法國雅各賓俱樂部的外國會員，在1792年以前一直參加雅各賓俱樂部的會議。他不顧德國日益嚴厲的新聞檢查，通過各種形式向國內介紹法國革命的政治形勢。從政治立場上看，厄斯納堅持啟蒙運動的理念，與溫和的吉倫特派較為接近。由於他批評雅各賓專政及其恐怖統治，曾在1793年多次受到短暫性的拘捕。

  賴因哈德出生於符滕堡，曾就學於圖賓根，1791年經法國政治活動家西哀士（Emmanuel Joseph Sieyès，1748—1836）介紹，在巴黎謀得法國外交部的一個秘書職位。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期間，賴因哈德一直為法國政府服務，曾多次出任法國駐外使節，被法國著名國務活動家、外交家塔列朗譽為「圖賓根送給法國的禮物」。

  政治作家施拉布倫多夫出生於什切青，也是法國大革命的熱情支持者。他在革命爆發之前就已經來到法國。他與許多法國革命家和知識分子交往甚密，其中包括著名啟蒙思想家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吉倫特派領袖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de Warville，1754—1793）等人。然而，這位來自德國的作家對法國革命的極端發展持批評態度，以至於在雅各賓派恐怖統治時期成了嫌疑人，險些被處決。

  格奧爾格·福斯特是博物學家、民族學家和旅行作家。在荷蘭、英國等地的旅行使他對這些國家充分發展起來的資產階級自由羨慕不已，並積極探究其原因。他將法國大革命視為啟蒙運動的必然結果。法國大革命爆發不久，他在給其岳父的信中寫道：「看到哲學在人們的腦海中成熟，然後又在國家層面得到實現，實在是太美妙了。」1792年10月屈斯蒂納將軍（Adam-Philippe de Custine，1740—1793）率領法軍占領美因茨後，福斯特即與其他的法國革命支持者一道建立了美因茨雅各賓俱樂部和美因茨共和國。共和國失敗後，福斯特來到巴黎，親身感受法國大革命。

  德國國內也有一批為法國大革命理想而歡呼的思想文化界精英。康德、維蘭德、赫爾德、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1775—1854）、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克洛普施托克、荷爾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rderlin，1770—1843）等，都在第一時間為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激動不已。

  著名作家席勒和大部分德國知識分子一樣，在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初也為資產階級自由、平等理想的付諸實施而歡呼。1792年，席勒因其著名戲劇作品《強盜》歌頌一群反封建的豪俠青年，滲透著反抗壓迫、追求自由的思想，被授予法蘭西共和國榮譽公民。不過，席勒對法國革命的積極立場只維持了很短的一段時間，當法國革命轉向激進的雅各賓派恐怖統治時，他的態度也由支持轉變成了厭惡，進而提出了批評。

  遠在柯尼斯貝格的著名哲學家康德也歡呼法國大革命，認為「1789年法國革命用實例證明了人的道德的新生」。不過，隨著法國革命的激進發展，康德逐漸對之失去了興趣。1798年，他特別提到了對正在進行的法國革命的看法：「我們所看到的正在進行的這一富有教養的民族的革命……充斥著悲慘和兇殘，以至於如果一個有正常思想的人希望有幸第二次來實現這樣的革命的話，也決不會以如此的代價來經歷之。」

  著名詩人和作家維蘭德被稱為法國大革命的「最重要的評論家之一」。他對法國大革命的看法主要集中於其在1774年創辦的《德意志信使》（1790年改為Der Neue Teutsche Merkur，即《新德意志信使》）雜誌中。他希望通過實行立憲君主制來改進德國的政治狀況。1789年法國革命爆發後，維蘭德立即表示，如果法蘭西民族的未來代表們對國王專制權力、大臣們的專橫跋扈以及國家疆界加以適當限制，他將「毫不猶豫地全力」支持這場革命。然而，像其他德國知識分子一樣，當法國革命出現過於激進的傾向時，維蘭德也表達了不同的看法。在他看來，處於分裂狀態的德國與中央集權的法國國情不同，不能採取過於激進的革命方式。他在1793年寫道，法國的形勢已經變得很糟糕。所幸的是，與革命前法國的舊秩序相比，南德諸邦的自由主義政治以及普魯士和奧地利已經開始實行的開明專制負擔更小，財政更穩定，貴族更溫和，無論統治者還是下層民眾，都更尊重法律。這些狀況使德國無需像法國大革命那樣採取過激的社會政治行為。

  著名哲學家、詩人和文學評論家赫爾德起初也為法國大革命的爆發而歡欣鼓舞，公開對法國革命表示同情和支持。1792年以後，隨著法國大革命的日益極端化，赫爾德像席勒一樣，才逐漸對這種大規模的社會政治革命產生了懷疑，改變了自己的看法，轉向對「人性」的探討。

  著名哲學家謝林也對法國革命的理想表示了積極的讚賞。年輕的謝林曾在圖賓根的教會學校里與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荷爾德林等人一起歡呼法國革命關於自由的思想，成立了「共和聯合會」，種下了象徵革命和自由的「自由之樹」。在法國大革命爆發10年後，著名哲學家黑格爾的講座中仍然形容它為「壯美動人的朝陽」。

  著名哲學家費希特最初是法國大革命的一位極其熱烈的擁護者。他將法國革命視為一種道德的進步，一種邁向更加平等和自由的合法行為。1793年他發表《從歐洲君主們那裡討回迄今仍受到壓制的思想自由》（Zurückforderung der Denkfreiheitvon den Fürsten Europens，diesiebisher unterdrückten）和《關於法國革命大眾評價糾正論集》（Beitrge zur Berichtigungder Urteiledes Publikumsüberdie Franzsische Revolution） ，駁斥保守派政論家對法國革命的指責，認為法國革命是合法的，廢除社會等級是「不可轉讓的人權」。法國革命標誌著「黑暗時代已經結束」。他視法國為自己的「精神家園」，甚至鼓吹由法國兼併德國。後來因拿破崙對德國的侵略，費希特才開始對法國大革命及其進程提出批評。

  著名詩人克洛普施托克也是法國大革命的熱情支持者。克洛普施托克在1789年時稱法國大革命是「本世紀最崇高的行為」，甚至號召德意志人仿效法國革命。1792年，法國國民議會授予克洛普施托克榮譽公民稱號。此後，隨著法國大革命走向恐怖統治，克洛普施托克的態度開始轉向，他譴責雅各賓派的恐怖統治像蛇一樣纏繞著法蘭西的軀體。

  此外，詩人兼作家路德維希·蒂克（Ludwig Tieck，1773—1853）、歷史學家約翰內斯·穆勒（Johannes von Müller，1752—1809）等也都為法國革命而歡呼。年輕的路德維希·蒂克寫道：「我向希臘的精靈致敬，我看見它在高盧的天空翱翔，現今無論白天黑夜，我的思想中只有法國。」約翰內斯·穆勒則表示：「巴黎的7月14日是羅馬帝國衰亡以來最好的一天……讓他們垮台吧，那些戰慄的人們，徇私枉法的法官們和高踞王位的暴君們！國王們和樞密大臣們終於認識到他們同樣不過是人，這太好了。」

  當然，在德國思想文化界，並非所有的人都對法國革命的爆發持熱烈歡迎的態度，大文豪歌德即是其中之一。歌德從一開始便對法國革命持一種謹慎的保留態度。他在1824年的一封信中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儘管並不贊同法國的專制制度，卻也無法忍受對法國革命的厭惡。他認為，法國革命呈現出的暴力色彩會打破社會的和諧與合作，因此更希望通過道德教育、藝術和科學的進步來實現社會的和平發展。不過，歌德深刻了解法國革命的歷史意義。這位德國大詩人曾隨魏瑪公爵參加普奧聯軍干涉法國革命。1792年9月20日瓦爾密炮戰（Kanonade von Valmy）中法軍戰勝普奧聯軍後，歌德就曾預言，一個「世界歷史的新時代」開始了。

  也有一小部分政治上保守的德國知識分子從一開始就明確反對法國大革命。他們受到英國政治家、哲學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的影響，堅持保守主義的理念，反對革命。法國大革命爆發後，伯克曾於1790年發表《法國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on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一文，批評革命的思想，認為社會的發展是一個長期緩慢的過程，具有傳統性，國家和社會是有機的成長體，決非可以通過理性和各種理論教條來加以塑造的。現存社會有足夠的力量進行改革調整，無須進行革命。讓伯克沒有料到的是，他的看法在德國保守派知識分子中引起強烈的共鳴，以至於他的文章在德國比在英國更暢銷。

  著名詩人、記者馬蒂亞斯·克勞迪烏斯（Matthias Claudius，1740—1815）是否定法國革命的知識界精英之一。他認為，過於強調啟蒙運動的理想而忽視人的本能，是法國革命的危險所在。康德的學生、政論家弗里德里希·馮·根茨（Friedrich von Genz，1764—1832）是反對法國革命的又一重要人物。正是他在1792年將伯克的文章譯成了德文。法國大革命爆發時，年輕的根茨曾一度為之狂歡，然而，革命的結果很快使他轉入了法國革命的對立面。在他看來，英國循序漸進的憲法主義要比衝動型的法國革命更好。此外，諸如法學家恩斯特·布蘭德斯（Ernst Brandes，1758—1810）和政治家、哲學家奧古斯特·威廉·雷貝格（August Wilhelm Rehberg，1757—1836）等人也都接受了伯克的思想，反對法國革命。布蘭克斯和雷貝格所在的哥廷根大學則成了這種保守主義思想的傳播中心。

  二、法國大革命衝擊下的德意志社會

  誠如德國歷史學家戈洛·曼（Golo Mann，1909—1994）所言，「法國民主革命的衝擊力不可能在紙上劃定的疆界前停頓下來。」法國大革命不僅在德國思想文化界引起強烈迴響，也震撼著整個德意志社會，萊茵蘭和薩克森等地區都出現了下層民眾的騷動和暴動。

  位於萊茵河西岸的一些德意志領地首先受到法國革命的衝擊。這裡的城市市民發起了各種請願和抗議活動，拿騷薩爾布呂肯即是其中之一。1789年8月，法國革命的消息傳到薩爾布呂肯等地，人們紛紛集會和請願，將批評矛頭指向統治者的腐敗。9月19日，薩爾布呂肯的市民和農民聯合向邦君提交了一分集體請願書，表達了對繁重的勞役的不滿。到1793年春天法軍占領該地為止，這種抱怨一直持續不斷。除了請願外，還有各種零星的騷亂發生。首相哈默勒（Johann Friedrich von Hammerer，1745—1822）因腐敗遭到百姓痛恨，人們不僅襲擊其住宅，甚至威脅要將其扔進薩爾河中或絞死，他最後不得不逃離該邦。森林管理員、海關官員和警察也成了人們憤怒攻擊的目標。人們指責官員的免稅特權，要求他們承擔與市民一樣的納稅義務。在手工業者聚居的聖約翰，人們不僅請願表達對過於嚴厲的警察統治的不滿，而且還用起義的方式來反對這種控制。1791年夏天，一群年輕的手工業者因在公共場合鬧事而被警察逮捕，但是隨後大批幫工在行東們的支持下前往警局，迫使警方釋放了被拘留人員。

  法國革命的春雷也震撼著德意志的農村地區，許多地方出現了農民起義和暴動。1789年秋天，在鄰近法國的巴登、普法爾茨和中萊茵地區，都出現了針對貴族和諸侯的農民暴動。其中，又以薩克森農民起義和勞西茨地區農民騷動最為典型。

  在薩克森，受法國革命的影響，位於韋倫的農民於1790年5月開始出現自發性的騷動，直接原因是諸侯的森林保護和狩獵特權造成野生動物泛濫，大量損壞農民莊稼，有些農民所種莊稼的3/4都被動物吃掉。騷動還蔓延到其他地方。7月底開始，位於邁森附近的一些村莊的農民開始拒絕服勞役，並發動了反抗貴族地主的起義。起義迅速擴大到薩克森選帝侯邦的大部分地區，從萊比錫南部到埃爾茨山脈和勞西茨地區，都在農民起義的掃蕩之下。到8月中旬，起義農民已經占領了15個領主法院轄區，範圍覆蓋弗萊貝格、凱姆尼茨和沃爾肯施泰因為中心的周邊地區。在起義所波及地區，農民強迫封建領主宣布放棄各種徭役和租金，或者直接趕跑他們。在邁森，起義者還釋放了被關押的抗爭者並一度打退了政府軍的進攻。直到10月，起義才被鎮壓下去。

  勞西茨地區的農民騷動和起義持續時間更長。1789年和1790年，勞西茨地區出現連續災荒，農作物歉收，下層民眾生活維艱，社會關係極度緊張。在這種情況下，法國革命的消息成為引發農民騷動的導火線。1789年和1790年之交的冬天，施普雷森林和下勞西茨北部的施韋勞赫湖周圍的70多個村莊的農民聯合起來，提出了取消捐稅、廢除勞役、將地產轉為永久租佃權等要求。1790年8月，數以百計的農民開始衝擊領主莊園，發出了「起義」的號召，宣布不再為領主服勞役。1790年底前後，由於統治者採取「文攻武嚇」政策，一方面派出大批軍隊鎮壓，另一方面頒布嚴厲的禁止暴亂的文告，農民騷動才趨於沉寂。1793年與1794年之交，法國雅各賓派無條件取消農民的各項封建義務和人身依附關係的消息傳到勞西茨，恰值政府準備將3月25日的「聖母領報節」（Mari Verkündigung）從工作日移至星期天，為的是不影響農民為領主服勞役。消息傳來，下勞西茨等地的農民非常憤怒，在木匠雅恩·庫斯卡（Jan Cuska）等人的領導下於1794年3月25日發動起義，發出了「這裡要和法國一樣，趕走所有貴族！」的呼聲。起義隊伍一度達到數千人，統治者最後動用龍騎兵才將起義鎮壓下去。

  美因茨共和國是法國革命在德意志的直接產物。法國革命爆發後，普奧兩國一度出兵干涉，試圖恢復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專制統治，但是這一企圖由於1792年9月20日瓦爾密戰役的失敗而破產。隨後，法軍在屈斯蒂納將軍的率領下進行反攻，於9月底進入普法爾茨，10月21日占領美因茨，美因茨選帝侯埃塔爾男爵（Friedrich Karl Joseph von Erthal，1719—1802）棄城逃跑。法軍占領美因茨後，一些信奉「自由、平等、博愛」理想的美因茨人仿照法國雅各賓俱樂部，於10月23日成立了「自由和平等之友社」，此後又在施佩耶爾、沃姆斯等地建立了分部。美因茨雅各賓俱樂部的主要成員包括福斯特等一批美因茨大學的師生、商人，還有擔任警察長的弗蘭茨·康拉德·馬克（Franz Konrad Macké，1756—1844）等政府官員。屈斯蒂納將軍想利用當地人來幫助管理所占領地區，福斯特等德意志雅各賓派因此成為其考慮選用的對象，福斯特等人也想在德國實現法國革命的理想。他們通過傳單、GG、宣言以及遊行宣傳的方式，號召建立共和國。1792年12月，福斯特等人在40個鄉鎮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有3/4的民眾支持以法國為榜樣改造國家秩序。

  1793年初，法國國民議會特派員到達美因茨，與德意志雅各賓派共同準備市政府和制憲大會選舉。2月24日，萊茵河左岸、納爾河以南-130個德意志城鎮和村莊的代表齊聚美因茨，舉行了萊茵德意志國民議會的選舉。3月17日，萊茵德意志國民議會在美因茨的德意志大廈召開，這是德國歷史上第一次通過民主方式召開的議會。次日，大會通過法令，宣布從蘭道到賓根的整個地區「從此構成一個自由、獨立和不可分割的國家，這一國家遵從共同的、建立於自由和平等之上的法律」；「這個國家的唯一合法的統治者，即它的自由的人民通過其代表投票宣布，廢除與德意志皇帝以及德意志帝國的一切聯繫。」法令還宣布廢除諸侯的一切統治權利，並威脅要對過去的邦君以及所有試圖幫助恢復其統治的人處於死刑。美因茨共和國是德國歷史上第一資產階級議會制共和國。

  然而，新建立的美因茨共和國很清楚，在德意志地區，傳統封建勢力極其強大，如果沒有法國的幫助，它是難以長期存在下去的。因此，在1793年3月21日，美因茨共和國提出了加入法國的申請，福斯特等組成代表團前往巴黎。3月30日，法國國民議會接納了美因茨代表的申請。不過，此時普魯士軍隊已經開始進入美因茨共和國境內，並且包圍了美因茨。法軍撤退之後，7月23日，美因茨共和國投降。普軍占領美因茨後，對當地雅各賓派及其親屬進行了迫害和監禁，他們的財產也遭到沒收。這種迫害直到1795年法軍重新進占萊茵河西岸地區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