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德國的開明專制與普魯士開明君主弗里德里希二世 一、德國開明專制的理論與實踐

  德國的開明專制有兩層基礎，一層是啟蒙運動的觀念，另一層是君主專制的歷史。當然，這兩層基礎都是以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變化為基本前提，這一點在上一章已經談到。

  

  如前述，啟蒙運動在德國的主要參與者大多任職於或親近於邦國和帝國的政府官僚機構，並且，懷有啟蒙思想的大學教授也主要是在國立或邦立大學任教。由此，與在英國和在法國相比，在德國，啟蒙運動更多地得到統治當局的支持和贊助，也更直接地並更成功地促使統治階層實行改革。這種改革的過程表現為開明專制措施的實行。

  在啟蒙運動中，關於國家統治權力的理論由君權神授論（Gottesgnadentum）轉換為社會契約論（Gesellschaftsvertrag des Staatsrechtes）。君權神授論，主張君主的權力來自神，君權僅僅受上帝律法的制約，任何力量都不能對之進行分割，任何人也不能與君主分享，君主的職責是保護臣民及國家的神授秩序。君權神授論是君主專制的主要理論基礎。社會契約論，主張國家的權力來自人民，君主的權力受君主與臣民相互約定的、法律的、責任和義務的約束，能夠分割或分享君權的力量是由貴族——包括世襲貴族、教會貴族和城市貴族——組成的議員機構，或者是基於人民的代表大會。相應地，君主的職責是維護自然法和人權，或者說，是保障臣民的快樂和幸福。社會契約論是開明專制的主要理論基礎。

  在德國，君權基礎在理論上的轉換，部分地在實踐上體現出來。在18世紀中期，隨著普魯士王國的崛起，隨著奧地利帝國與神聖羅馬帝國的分離，啟蒙的或開明的（aufgeklrte）、關於人類進步和合理政府的理想一步一步地與已經形成的君主專制相結合，保障臣民的利益更重於保護臣民的安全，逐漸地成為國家政治的口號。在邦國內實行獨裁統治的專制君主，將啟蒙理論上的人道主義、功利主義乃至自由主義理念，部分地轉換成實際上的政策和措施，從而轉換成開明專制君主（der aufgeklrteabsolutistische Fürst）。在開明專制下，雖然仍然沒有任何政治實體能夠對專制邦君的行為進行有效地制約，但是君主的統治目標已經明確地由強化家族王朝轉化為強國富民。

  又如前述，君主專制在德國與在歐洲其他地方基本相同，都是在克服傳統的等級特權、整合轄區領地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就此而言，如果可以說君主專制是封建等級制的衍生物，那麼也可以說開明專制就是君主集權制的派生品。在君主專制的基礎上，開明君主的權力不僅不受等級議會的束縛，而且也不受宮廷內閣的限制。他的權力範圍不僅涵蓋傳統的行政、立法、司法、財政、外交以及軍事等等統治方面的事務，而且括及現時的教育、宗教、文學、藝術、出版、戲劇等等社會方面的事情。就是說，開明君主仍然是不受限制的統治者。他們與專制君主的不同之處僅僅在於他披上了開明的、也是啟蒙的外衣。

  在德國的啟蒙運動中，專制君主一般都具有正面形象，因為他們通常支持和贊助啟蒙思想家的活動，並且還常常採納帶有啟蒙自由主義觀念的治國建議。許多啟蒙思想家主張以法治國，但法律條文需要通過強有力的集權國王來予以兌現，他們因此而明確地表示擁護開明君主集中權利，並且積極地、至少不拒絕為專制君主服務。與之相對應，許多德意志邦君也明確地表示，要合乎於理性主義和功利主義原則地治理國家，發展經濟，促進教育和推動科研等等，他們也是積極地、至少不拒絕追求開明君主的榮譽。典型的開明君主雖然握有無限制的權利，但是他們往往自稱「國家的第一奴僕」（der erste Diener des Staates）；至少在名義上，他們能夠通過掌有的至高權力，力求以所謂仁慈的、家長式的方式推行較為合理的、進步的政治和社會改革。對於臣民，開明專制君主一般強調義務教育，要求民眾掌握基本的閱讀技能和實用知識，希望自己的臣民成為有文化的，即開明的人民。開明的人民是個人服從共同體的人民；開明專制君主治理的共同體是個人思想自由的價值得到承認的、但這一價值必須服從社會共同利益的共同體。簡言之，作為開明專制君主，其具有的特質和觀念一般符合啟蒙時代的主潮流。他們即使自身不是啟蒙哲學家，但也是哲學的愛好者或一度是啟蒙哲學家的朋友；即使他們不是啟蒙運動者，但也經常地將理性、自然法、平等、自由等等啟蒙概念誦在口中；即使他們自身仍然占有世襲地位或利用家族的王朝權利，仍然以保證專制統治的穩定和加強為最終目的，但也將統治的效果指向共同的福利和臣民的幸福。就是說，開明君主仍然是無所顧忌的專制君主，他所披戴的啟蒙外衣僅僅為其增加了一層責任感和義務感的裝飾。

  總之，開明專制實際上是開明專制君主主持的一次政治兼及社會的改革運動，其改革內容一般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方面，確立集權的官僚機構、明令立法，在專制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地削弱地方的和傳統的貴族權勢等；另一方面，確定國家的教育管理權、破除迷信，限制各類宗教組織在政府和民間的影響力等；第三方面，採取具體措施支持商貿、修橋築路、整治沼澤，鼓勵經濟發展等等。開明專制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臣民的生存環境，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同時滿足了中央政府的需要，增強了國家的實力。當然，專制改革難以突破其自身的局限性。就是說，出於自身的原因，專制改革不可能給予民眾參與國家政治的機會，因而也就不可能觸及社會結構。因此，開明專制改革沒有從根本上為國家實力的可持續性增強打下基礎。

  二、普魯士開明君主弗里德里希二世

  （一）早年的教育和學習

  弗里德里希二世出身於霍亨索倫家族。自1415年族內第一位成為布蘭登堡選帝侯、1701年第一位成為「在普魯士的」國王以來，除了選帝侯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Ⅱ，1413—1471，1440—1471年在位）和這裡所說的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因為沒有兒子而由弟弟繼位以外，三百餘年間，這個家族的續統一直是父業子繼。兄弟間幾乎沒有發生競位之爭，更沒有誘引其他王國或邦國參與王位繼承戰爭。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主要通過聯姻，或者通過主要以姻親為藉口而進行或參與的其他王朝的戰爭，幾百年間，霍亨索倫家族的勢力範圍長期或短期地延及西歐許多重要的地區。從1640年「大選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繼位以後，到1740年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繼位之前，整整一百年間，除了布蘭登堡-普魯士及其所屬的地區以外，這個家族的影響力還或大或小地波及荷蘭、不倫瑞克-呂內堡-沃爾芬畢特、黑森卡塞爾以及瑞典和英國等地。身為這樣一個家族的長子，弗里德里希二世負有與生俱來的倖存下來的年齡最長的男孩繼承和發展家族統治事業的壓力。為了家族的事業，他在青少年時期經受了嚴格的、甚至近乎殘酷的教育，同時也接受了那個時代最先進的啟蒙思想觀念。由此，在幾達半個世紀的統治時期內，他將家族的事業擴展為歐洲霸業，進而為德國的統一和德意志帝國的復興打下了基礎。

  弗里德里希二世是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第三個兒子，兩個哥哥均未活過周歲。他的一個姐姐和四個妹妹分別嫁為拜伊洛特（Bayreuth）、安斯巴赫（Ansbach）、沃爾芬畢特爾（Wolfenbüttel）和史維特（Schwedt）爵侯夫人和瑞典王后，另有一個妹妹成為奎德林堡女修道院院長。親上加親，他的三個弟弟分別娶了沃爾芬畢特爾、黑森卡塞爾和史維特的公主。幼童時期，弗里德里希由他父王的一個法國女傭照料。這位女傭不僅完全不會德語，而且完全聽命於國王的養育旨意。在女傭的看管下，小弗里德里希接受了其父王獨裁的、宗教的教育。據載，從「早餐不能超過七分鐘」，到「叮囑我的兒……要真心喜歡軍人」，直到所學內容和學習方法及至交往人員、遊玩方式等等，父王都為他設置了所言所行的規範。從4歲開始直到24歲，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家庭教師也一直是一位法國人，名叫杜漢·德·楊東（J.D.de Jandun，1685—1746） ，這位法國家庭教師是一個胡格諾流亡者。他是因為勇敢而非因為學識而被國王聘為太子傅。杜漢與小弗里德里希的私人關係相當密切。他擴大了國王為太子確定且審核的教學內容，增加了拉丁文和文學課程，並協助太子建立了一個私密圖書館。

  可以肯定地說，弗里德里希二世接受的是法國教育。他小時候的看護保姆和青少年時期的家庭教師都是法國人，彼此之間講法語。成人以後，包括就任布蘭登堡王朝統治者初期，他更是與法國文化界的領軍人物交往頻繁，深受諸如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哲學家達爾讓爵士（Marquis dArgens，1703—1771）以及神學家、《百科全書》的作者之一J.H.S.福默（J.H.S.Formey，1711—1797）等法國啟蒙思想大師的影響。對於德國文化，弗里德里希更多的是在就任國王之後，邊工作、邊學習而有所了解。除此之外，大致從16歲起，少年弗里德里希私下裡投拜柏林著名的音樂家和長笛手J.J.寬茨（J.J.Quantz，1697—1773）為師，向他學習吹長笛，同時學習作曲。在學習音樂的過程中，弗里德里希結識了比他年長七八歲的H.H.卡特少尉（H.H.von Katte，1704—1730）和英格斯雷本少尉（J.L.von Ingersleben，1703—1757）。特別還認識了比自己小兩歲的、波茨坦教區長老的女兒多洛蒂婭（Doro the a，1714—1762）。幾個年輕人因為愛好音樂和藝術而經常聚在一起，作曲、演奏、討論詩藝和遊玩。當然，這一切都是需要瞞著父親的。按照父王的要求，太子弗里德里希必須專心致志地為了王國統治而學習經濟和軍事理論，學習治國之術。在那個時期的王族中，國王親自或責令某人對王子們進行體罰鞭打和關押禁閉是家常便飯。不專心學習治國策略的弗里德里希沒少挨打。隨著年齡的增長，父王與太子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1730年發生了一件事，這件事可以說標誌著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學習內容開始由文學和藝術轉向軍事和政治。

  1730年初夏，如前章所述，薩克森公爵兼波蘭國王強壯者奧古斯特在蔡特罕舉辦聲勢浩大的兵營檢閱慶典。「在普魯士的」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及其太子弗里德里希得到邀請。此時，太子與朋友卡特少尉商議，計劃乘慶典熱鬧混亂之機，逃離德國，擺脫父王的暴力教育。不幸消息走漏。卡特少尉被當著王子的面砍下了頭顱。少女多洛蒂婭被投進監獄，並六次被拉到廣場上當眾鞭打。少尉英格斯雷本被關在一個要塞的黑洞裡達六個月之久。弗里德里希的其他朋友和年輕的玩伴們幾乎都遭到控告和逮捕。王子本人之所以沒有被處死，只是仰仗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卡爾六世（KarlⅥ，1685—1740）和帝國元帥歐根親王（Prinz Eugen von Savoyen，1663—1736）的書面求情。但是，作為懲戒，弗里德里希的繼位資格被剝奪，並被關進屈斯特林監獄。監禁數月之後，他得到釋放，在當地的戰爭與教區事務部聽差服役，後被召入伍，轉年成為魯坪步兵隊的小隊長。從這個時候開始，弗里德里希一步一步地介入軍事，學習軍隊的和民事的管理工作。1733年，波蘭王位繼承戰爭（Polnischer Thronfolgekrieg）爆發後，他親臨戰場，在歐根親王身邊見習作戰指揮，獲得親王肯定的評價。同一年，弗里德里希接受了父王包辦的、與不倫瑞克-沃爾芬畢特貝佛（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Bevern）公主的婚姻，藉以與國王和解，恢復了繼位太子的身份。

  退出波蘭王位繼承戰爭以後，從1736年起，24歲的弗里德里希與感情不和的新婚妻子居住在離魯坪軍營不遠的萊茵斯貝格宮殿。在這裡，雖然仍然沒有放棄對音樂的愛好，並於1738年創作了他的第一首交響樂，但是，此時的弗里德里希所關心的更多的是治國思想，特別是外交政策的理論和歐洲各國的現實。

  圍繞著與統治相關的各類問題，年輕的王儲與當時思想界的泰斗們或者頻繁通信，或者直接邀請面談，伏爾泰、é.約爾丹（é.Jordan，1700—1745）和H.A.福科（H.A.Fouqué，1698—1774）等人是主要交流對象。弗里德里希與他們交流思想，探討國家理想，並在他們的影響下至少撰寫了兩部政論著作，即1738年的《論歐洲政治集團的現狀》（Betrachtungenüber den gegenwrtigen Zustand Europas）和《反馬基雅維里》（Antimachiavel ，1739年，1740年經伏爾泰審讀後發表）。在後一篇論著中，王儲闡發了與所謂的馬基雅維里主義不同的君主觀，認為君主「不僅應該在公眾場合維護自己完美的聲名，而且在私底下也應該保持正直的品格，制定公正的、人道的政策」，因為君主從屬於國家，是國家「臣民的第一公僕」。顯然，弗里德里希已經將啟蒙運動的理想與普魯士政治的現實結合在一起，試圖將鞏固和擴大國家權力的現實要求，與關懷臣民福利和教養的啟蒙理想聯繫起來。1740年，就在《反馬基雅維里》發表的同一年，父王因痛風導致內臟功能衰竭而去世，28歲的弗里德里希繼任「在普魯士的」國王，是為弗里德里希二世。

  （二）「哲學家國王」

  繼任「在普魯士的」國王以後，弗里德里希又撰寫了兩篇政治論著，一篇是1752年的《政治遺囑》（Politische Testament） ，另一篇是1777年的《統治的形式與統治者的職責》（Regierungsformen und Herrscherpflichten）。其中所闡發的仍然是啟蒙理想與政治現實相結合的觀念。在寫作前者的時候，在1751—1753年間，伏爾泰正客居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波茨坦無憂宮，而後者的寫作背景是在戰場上（七年戰爭， Der Siebenjhrige Krieg）和外交上（瓜分波蘭，Die Teilungen Polens；Polische Teilung）取得勝利之後，考慮自己的王位繼承人的時候。論著中，弗里德里希二世繼續堅持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為此，他陳述了自己在對外事務和對他國關係的思想傾向，陳述了對於王國統治所希望達到的目標，並陳述了自己作為統治者的種種考慮和做法。同時，弗里德里希再次強調君主的權利來自與臣民的契約，強調君主本人就是國家的第一公僕，為全體臣民謀福利是君主的唯一職責等等觀念。由此，他引申出這樣一種結論：預防性戰爭和獲利性戰爭都不僅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君主的責任和義務。也就是說，在特定的情況下，為了保護臣民，為了臣民的利益，君主可以、應該、必須進行戰爭。這是他要像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der Groβe，公元前336—公元前323年在位）那樣「傲然征服新世界」的思想基礎。

  在執政期間，弗里德里希二世還撰寫了四部對後世具有一定影響的歷史著作，即1746—1751年的《布蘭登堡王室歷史回憶錄》（Denkwürdigkeiten zur Geschichte des Hauses Br and enburg）、1742—1743年開始寫作並於1746—1747年修改和續寫的《我之時代的歷史》（Geschichte meiner Zeit）、1764年的《七年戰爭史》（Geschichte des Siebenjhrigen Krieges）和1775年的《回憶錄》（Memoiren）。應該說，國王的歷史著作也是他政治思想的具體闡述。通過敘述布蘭登堡統治家族的和普魯士政權的歷史發展過程，他比較全面地了解和分析了自己所掌握的普魯士王國權利的歷史基礎，一定程度上明確了家族王朝統治的經驗和教訓，並以此為基礎闡發了自己的政治理念。

  概括說，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政治理念就是強國，認為普魯士應該成為歐洲強國。他為此通過在三個方面的表現，形成了他的個人形象。這就是：在軍事方面的軍隊統帥和戰爭理論家、在外交方面的為達目的而不惜失信的外交家和在經濟生活方面的注重實效的決策人。

  在軍事方面，上任伊始，弗里德里希二世就展現了其軍隊統帥和戰爭理論家的形象。

  1740年5月31日，弗里德里希二世宣誓就任「在普魯士的」國王和布蘭登堡選帝侯。上任六個月後，即12月16日，在奪取奧地利的西里西亞的目標下，他宣布戰爭：要求得到布蘭登堡選帝侯應該得到的領土。戰爭中，他指揮若定，為普魯士軍隊造成了「不敗」的神話。統治16年後，即在1756年8月29日，在成為歐洲大國的目標下，弗里德里希二世再次宣布戰爭：征服薩克森，將西里西亞與普魯士的土地聯成一片。在他引發的所謂「七年戰爭」中，面對奧地利、法國和俄羅斯三大歐洲強國，面對瑞典和波蘭-薩克森兩大中等勢力，他身先士卒，至少取得了八次戰役的勝利，並在三次慘敗中帶領普魯士的軍隊絕地反擊，終於使普魯士成為歐洲五大強國之一（當時歐洲的其他四強是：英國、法國、奧地利和俄羅斯，而沒有普魯士）。由於在戰爭中的表現，弗里德里希二世得到了「大帝」的尊稱，並被後人認作世界「偉大將領」之一。

  憑藉實戰經歷，在1745—1748年間，弗里德里希二世寫作了《戰爭總論》（Hauptgrundstz des Krieges）一書，一邊總結戰爭經驗，記錄親身體會，一邊思考戰爭藝術，提出實際可行的戰爭指南。這本書在當時流傳很廣，並直接影響到後來的歐洲戰場。在親自指揮的、兩次大戰的兩大戰役中，即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Dersterreichischer Erbfolgekrieg）的索爾戰役（Schlacht bei Soor，1745年9月30日）和七年戰爭的羅斯巴赫會戰（1757年11月5日）及其稍後在羅伊騰的會戰（1757年12月5日）中，弗里德里希二世創立並實踐了一種所謂的斜形戰列戰術（Echelonformation或Schiefen Schlacht-ordnung） ，分別戰勝了兩倍於己的奧地利軍隊和法奧聯軍，充分展示了他的軍事藝術。不僅使這些戰役成為18世紀歐洲戰爭的經典之作，而且還使他本人成為公認的歐洲第一戰術家。

  在外交方面。與取得戰場勝利的意志相輔相成，也與那個時代的外交風格相一致，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外交家形象可謂無信不義。

  在弗里德里希二世上任後四個多月的時候，即在1740年10月20日，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卡爾六世突然去世。由此，剛上任的弗里德里希二世馬上開始了其旨在使普魯士在歐洲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外交活動。借著歐洲列強圍繞卡爾六世繼承人問題的爭執，為了奪取奧地利的西里西亞，他違背了先王贊同哈布斯堡女性繼承的承諾，支持巴伐利亞的選帝侯繼承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皇位。戰爭打響以後，因為西里西亞很快到手（1742年7月28日） ，弗里德里希便反身成為巴伐利亞選帝侯的最危險的敵人。

  通過七年戰爭確立了大國地位之後，為了減輕俄國和奧地利的威脅，弗里德里希二世又積極地促成了瓜分波蘭的協議（1772年8月5日）。根據這份協議，普魯士得到了波蘭的普魯士，即西普魯士。從此以後，他本人及其繼任者都不再是「在普魯士的」國王（Knig in Preuen） ，而是正式的普魯士國王（Knig von Preuen）。至此，通過外交，弗里德里希二世不僅鞏固了對於西里西亞的占領，終於實現了其曾祖父「大選帝侯」所謂的服從上帝意願的願望，而且奪取了全部普魯士地區，最終完成了自其祖父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Ⅰ， ）開始的普魯士王國（Das Knigreich Preuen）的建立過程。

  在經濟方面。作為經濟生活的注重實效的決策人，有兩件突出的事例可以標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形象。一件是，下令栽種土豆，應對戰荒；另一件是，策劃排乾沼澤，安置移民。

  1756年3月24日，在七年戰爭爆發前夕，弗里德里希二世頒布了一份《土豆諭令》（Circular-Ordre） ，命令所有的普魯士官員都要使自己的附屬農民「理解」性地栽種土豆，同時命令官員們在5月初或者親自出行，或者派出代理人巡視檢查，督促農民們栽種土豆。據載，早在1738年，土豆就經過薩克森進入普魯士，而土豆在薩克森出現（1716年）又是經過了巴伐利亞的上法蘭克尼亞，上法蘭尼亞的雷奧是德國最早栽種土豆的地方（1647年）。弗里德里希二世相信，土豆「富有營養」、「勤快就會有好收成」，並且容易生長，易於防盜，即使有軍隊踐踏也不會顆粒無收。然而，農民們不願栽種這種「來自地獄」的莖根。七年戰爭爆發以後，伴隨著戰爭和饑荒時段的延長，弗里德里希繼續發布栽種土豆的命令，並下令無償地提供土豆種塊。由此，戰爭結束以後，大致從1770年起，土豆的種植面積逐漸擴大，到1800年前後，普魯士的土豆收成約為88.7萬噸，價值達88億塔勒以上。僅在庫爾馬克一地，土豆的收穫量就從1765年的5200噸上升到1801年的10.3萬噸。土豆成為普魯士人的主要食物。直到今天，有人在紀念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時候，仍然會向他獻上土豆花或者獻上形狀美好的土豆。

  自17世紀中葉三十年戰爭結束以後，布蘭登堡普魯士的統治者就開始拓荒擴土，招引移民。「大選帝侯」統治時期，由選帝侯政府出面組織，在哈弗爾河流域、波美拉尼亞和東普魯士地區排乾沼澤，開墾荒地，以優惠條件招引主要是來自法國的移民。「大選帝侯」之後，來自南方的瑞士、普法爾茨、拿騷以及薩爾茨堡等地的移民，陸續地被安置在普魯士的東端，與來自波蘭和立陶宛的移民共同開荒造田，建立村莊和城市。在這個基礎上，在退出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1740—1748）以後的、和七年戰爭結束以來的兩個相對和平的時期，弗里德里希二世分別於1747—1762年和1763—1768年主持治理了奧得河與瓦爾特內策河以及馬格德堡地區的沼澤地，並在晚年經過與不倫瑞克和漢諾瓦公爵的長期談判，成功地把德洛姆嶺沼澤荒地變成了農耕良田（1780—1783年） ，從而吸引了更多的移民。據載，到1786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以前，普魯士的外來移民大約有25萬至30萬。

  總之，弗里德里希二世是他那個時代名符其實的「哲學家國王」（Philosophischer Knig）。這個稱謂不僅指他的政治理念和作為統治者的形象基本符合當時啟蒙思想家理想中的國王條件，而且還指他個人的啟蒙學者氣質和他對於普魯士文化事業的促進措施。

  （三）「頭戴王冠的思想者」

  弗里德里希二世算得上那個時代最富有啟蒙學者氣質的統治者。或者可以說，他是啟蒙時代最有實踐能力的理論家。因此他也被稱為「頭戴王冠的思想者」（Denker auf dem Thron）。這也是他之所以被公認為開明君主的主要理由。例如，在上任的第三天，即在6月3日，弗里德里希二世就採納了諸如托馬西烏斯等啟蒙思想家發出的、取消野蠻酷刑的建議，發布命令，取消刑訊。稍後，他又宣布禁止體罰士兵，要求以人性和知性訓練普魯士官兵的勇氣和膽量。在當時的情況下，國王的做法所表現的應該不僅僅是統治者的仁慈，而更多的是學者意氣。又如，弗里德里希國王將自己定位為「國家的公僕」（Diener des Staates） ，允許臣民直接給他寫信，或者前來拜訪。他反對政府官員面對貧窮階層表露地位和出身的優越感，要求他們心懷國家利益，愛護臣民。這種立場也不僅僅是君王的開明，而更多的是學者風度。再如，這位頭戴王冠的啟蒙君主一直抱著寬容的態度對待宗教和教徒問題。繼任前，他曾經瞞著父王加入了「共濟會」（1738年） ，並在他居住的萊茵斯貝格堡宮主持成立了一個「共濟會」分會。上任後他繼續保護和資助這個分會，使之於1740年9月13日確定了分會章程。在他發兵占領了西里西亞之後，該分會解體，部分會員於1743年另組「共濟會」分會。雖然國王本人沒有親自參加這些分會的活動，但他從來沒有反對的表示。在執政過程中，對於包括猶太人在內的亞伯拉罕信仰體系（Abrahamitische Religionen）中的各派追隨者，他都視之為臣民或民眾而不是教徒或信民。關於弗里德里希二世對待宗教的態度及其政策下面將再次述及。

  作為頭戴王冠的思想者，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力促進王國的文化事業，其突出貢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重建普魯士王家科學院，另一方面，參與設計和建筑波茨坦的無憂宮。1744年，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主持下，早在1700年建立的「布蘭登堡選帝侯科學社」（Kurfürstlich-Br and enburgische Societt der Wissenschaften）與在柏林剛剛建立的「王國文學院」（Nouvelle Socie·te·Litte·raire）合併，建成「普魯士王家科學院」（Kniglich-Preu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聘請法國物理學家和數學家德·莫佩爾蒂（de Maupertuis，1698—1759）為院長。同時制定了章程，採取公開有獎徵答理論和現實問題的辦法，吸引當時歐洲各地的著名學者，進而掀起了學術研究的高潮。對於無憂宮，弗里德里希二世從1744年開始主持在波茨坦霍亨索倫家族的一處葡萄山上建築梯形露台、無憂宮、巴洛克式花園及其他附屬樓閣亭台。1747年，國王舉辦無憂宮落成典禮。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無憂宮是當時歐洲文化界泰斗巨擘的聚會中心。應該承認，通過科學院的設立和無憂宮的建築，弗里德里希二世促進了普魯士精英文化的繁榮發展。除此之外，國王自身的文化修養以及親歷文化活動的言行，也有力並有效地促進了普魯士文化事業的展開。

  身為國王的弗里德里希抱持那個時代崇尚的理性、批判以及進步等思想觀念，善於分析思考，熱衷於著書立說，其著述的內容涉及政治、哲學、文學、藝術、軍事等等許多思想和學科領域。並且，他會多種語言，會法語、英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義大利語，能聽懂拉丁語、希臘語及希伯來語，晚年還學習斯拉夫語。他擅長吹奏長笛，喜歡作曲，曾與當時著名的作曲家塞巴斯蒂安·巴赫（Sebastian Bach，1685—1750）討論作曲及長笛音域等問題（1747年） ，得到巴赫的高度肯定。國王晚年撰寫的《論德意志文學》（über die deutsche Literatur，1780）雖然是站在法國巴黎的視角對德意志文學的觀察，遭到德意志市民知識分子的譴責，但是，這部著作充分顯示了弗里德里希二世豐富的學識和對德意志語言文學繁榮的合理期待。

  可以肯定地說，弗里德里希二世是歐洲開明專制君主的典型（Prototyp）。雖然在執政過程中基本接受啟蒙精神的影響，很少接受道義原則的束縛，但是由於他的統治，普魯士王國進入了一個開明君主專制的時代，並逐漸成為18世紀日耳曼民族中最強盛的國家。就此而言，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他那個時代的腐朽的君王下流坯中間是一條好漢，他在霍亨索倫王朝的歷史中，也高出於他的前任和後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