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耶穌會的成立與特倫托大公會議的召開 一、耶穌會的成立

  耶穌會，又名「耶穌連隊」，是一個強調虔修生活和社會服務的天主教修會組織，創建於1534年，其首倡者和早期領導人為西班牙貴族伊納爵·羅佩茲·德·羅耀拉。

  羅耀拉出身於西班牙吉普斯夸省（Guipúzcoa）羅耀拉城堡一個貴族家庭。青年時代曾在軍隊服役，1521年參戰時負傷。養傷期間，閱讀了《耶穌生平》和《聖徒傳》等書，深受感動，決心拋棄世俗慾念，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上帝。此後，羅耀拉脫下華貴服裝，效仿聖徒苦行，過乞丐生活。為了彌補自己知識的不足，羅耀拉不顧年齡已大，在32歲時，前往巴塞隆納拉丁文法學校，從頭開始學習，其後又進阿拉卡拉（Alcala）大學深造，最後就讀於巴黎大學，學識大增。1530—1534年，羅耀拉編寫了《神操》一書，並聯合幾位志趣相投的同學創辦了「耶穌會」，宣誓過貧窮、貞潔的生活，絕對忠誠地為教皇服務，聽教皇差遣。

  1539年10月，羅耀拉等人到達羅馬，其改進教會的計劃和效忠教皇的誠心受到教皇保羅三世的欣賞。1540年9月27日，保羅三世正式批准「耶穌會」成立，並且使該會直接隸屬於教皇管理、服從教皇命令。1541年4月，羅耀拉出任耶穌會首任「總管」（或稱「將軍」）。

  耶穌會初建時的目的是到耶路撒冷朝聖，後逐漸擴大計劃，提出「一切為了上帝更大的榮耀」（ad majorem dei gloriam）口號，並以反對「異端」，傳播天主教義，重樹教皇的絕對權威，重振羅馬教會為宗旨，廣招會士，嚴加培訓，積極進行反宗教改革活動。

  耶穌會仿效軍隊編制，組織嚴密，紀律森嚴，但又機動靈活，知所變通。它把全世界劃分為許多教省，省下設傳教區，一個省區可以包括幾個國家。最高領導是「總管」，中間是教省會長，其下設會長和院長。「總管」為終身制，常駐羅馬，有權指揮所有成員的活動，決定每個成員的升遷，權力巨大，故有「黑衣教皇」之稱。教省會長任期三年，領導當地的耶穌會活動。各省會士外出傳教，即在當地建立歸該省管轄之傳教區。會內實行層層控制，會士之間相互監督，並強調絕對服從長上。會長的下屬每周匯報一次組織活動情況和成員思想動態，會長每月向「總管」作一次書面匯報。此外，總管還向各地派出巡閱使，直接監控各地會士的行蹤。會士除應遵守會規外，尚須按照羅耀拉所著《神操》的要求，完全聽憑長上以天主的名義隨意調遣，不得違命。《耶穌會章程》第六部分第一章第一節要求：「每一個成員應勉勵自己完全順服天主通過他的長上實行的統治，聽從長上的指揮，如同自己是一具死屍那樣，可以任意擺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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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會的成員都是神父，非神父不能成為成員。耶穌會在選擇成員時要求非常高，審查也非常嚴格。申請人不但要有神學的畢業證書，而且還要有另一項課程的大學畢業文憑。在入會之前需經過多年的考驗，正式入會時，除了發絕財、絕色、絕意三大誓願外，還要發第四願，即無條件地絕對效忠教皇。按照耶穌會的教導，教皇高踞一切世俗君主之上；教皇是牧人，世俗君主只是牧人用來守護羊群的牧羊狗。教會必須順服教皇的判斷，遵照教皇的指示辦事。凡教皇指示的便是善，凡教皇禁止的便是惡。除此之外，會士還應仿效福音書所載耶穌在曠野中苦修40天的事跡，每年獨自潛修40天「大避靜」。在這40天中，無論居何職位者均須擺脫會務，根據《神操》內容默思祈禱。另有「小避靜」，期限為3天或7—8天不等；按月行者則稱「月省」。

  為了發展組織，耶穌會專門在羅馬設立訓練中心，物色14、15歲的少年接受長達17—19年的宗教灌輸，切實養成「為別人生活」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態度，為了主的榮耀，隨時準備到世界各地傳教。

  會士不穿統一的制服，但一般在自己的名字後面加上SJ的字母。他們出入宮廷，結交權貴，做政界要人的懺悔神父。他們也積極從事辦學施教等工作，掌握知識分子，吸引廣大青年。按照會規，只要是為了天主教會的利益，任何手段，甚至暗殺、放毒、收買、背信棄義等都可採用，任何醜惡罪行都可赦免。

  正是通過上列卓有成效的組織和教育工作，耶穌會得到了迅速發展，到1556年聖羅耀拉去世時，其會士已遍布全世界。

  在神聖羅馬帝國境內，耶穌會士的一項重要任務便是進行反宗教改革活動。而此項運動的首腦和靈魂則是德意志耶穌會士彼得·卡尼西烏斯（Peter Canisius，1521—1597）。

  卡尼西烏斯出生於科倫大主教轄區內的尼姆韋根，是該市市長的兒子，他的生日恰好為皇帝卡爾五世發布對馬丁·路德的帝國放逐令那一天。1543年5月8日，也就是在他22歲生日的那一天，卡尼西烏斯加入了耶穌會，他是該會的第八名成員，也是該會第一位德意志人。在以後的歲月里，彼得·卡尼西烏斯幾乎徒步走遍了神聖羅馬帝國全境，廣設學院，悉心培養年輕一代的耶穌會士，積極向帝國統治者宣傳天主教的好處，甚至慫恿巴伐利亞公爵阿爾布雷希特五世以武力消滅巴伐利亞境內福音教勢力。

  自1551年起，卡尼西烏斯遷居，維也納並以此地為其活動中心。他在1554至1555年間擔任維也納主教管區行政長官。1556年2月，卡尼西烏斯在施泰凡大教堂布道，聽眾甚多。其後，路德教禮拜儀式在維也納市民私人家庭和市政廳被厲行廢止。

  作為耶穌會德意志教團的最高首領，卡尼西烏斯為天主教在神聖羅馬帝國多地的復辟，亦即所謂的「重新天主教化」，立下了汗馬功勞。

  卡尼西烏斯寫作的教義問答是對馬丁路德著作的回應，屬於第一部天主教的同類著作，1555年以《基督教教義大全》（Summa doctrinaechristianae）的書名出版，到其去世之時已再版200餘次，並在1591年被奧格斯堡主教、戈明根（Gemmingen）的約翰·奧托（Johann Otto，1545—1598）用作學校教科書。

  卡尼西烏斯雖然堅決反對宗教改革，但他對於宗教改革家和宗教改革主張極表尊重之意，從不妄言指責他們是異教徒，也不污衊其學說為邪說，而是口口聲聲稱道「福音教師」和「新學說」，對於天主教會的弊端他則予以大膽揭露和抨擊，這就使他贏得了廣泛的尊敬和聲譽。無論皇帝費迪南一世還是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1502—1585）都對他信賴有加。

  二、特倫托大公會議的召開

  特倫托大公會議（Konzil von Trient）即第19屆全體基督教徒代表會議，於1545年3月15日正式召開，中經兩次休會，於1563年12月閉幕，歷時18年，實際開會時間約為4年3個月。

  自16世紀30年代起，與反宗教改革運動同時，在天主教會內部也生成了一股自我更新的力量，不斷敦促教皇召開宗教會議，糾正教會弊病，消除教義上的爭議。教皇哈德里安六世是第一位認真傾聽教會改革要求的天主教會高層領導，他對先前教皇的政策提出了批評，認為教會的弊端已經嚴重到這樣的程度，即受其玷污者已經「嗅不出原罪的臭味了」。只是因為在位時間很短，並未採取具體改革措施。教皇克雷芒七世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卡爾五世關係較差，雖在卡爾五世的敦促下屢次口頭答應召開宗教會議，但卻遲遲不予以兌現。與克雷芒七世不同，教皇保羅三世比較重視與皇帝的合作關係，也具有改革思想，故在上台後不久就宣布將於1537年5月23日在曼圖亞（Mantua）召開宗教會議。神聖羅馬帝國的福音教諸侯雖然支持召開大公會議，但卻主張在帝國境內開會。他們擔心在境外受到天主教勢力的攻擊，甚至會被當作異端而受到嚴懲。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希望從皇帝與福音教信徒的衝突中牟利，千方百計阻撓開會。由於開會地點不能確定，也由於義大利戰爭重新爆發，召開大公會議一事遂一拖再拖。直到1544年1月《克雷皮和約》簽訂後，卡爾五世才與保羅三世商定，在阿爾卑斯山以南義大利境內的帝國城市特倫托（Trient）召開大公會議。

  皇帝和教皇期望通過特倫托大公會議，在天主教會內部實施一些必要的改革，並在福音教派和天主教派之間進行一次自由討論，消除教義上的分歧，達成共識，但在開始的時候卻遭到多方面的反對。神聖羅馬帝國絕大多數福音教諸侯拒絕參加會議。他們認為福音教徒在此次大公會議上肯定會遭到譴責，皇帝也肯定會採取對福音教徒不利的行動。福音教徒只聽從上帝之道，不接受現存教會法規的裁決，也不承認任何宗教法庭，哪怕是基督教的最高法庭，同意參加會議就等於承認教皇是信仰問題的法官，也會導致對信仰的否定。他們聲稱，他們所期盼的大公會議應當是由《聖經》決定的、「基督教」的、「自由」的，不應當是承襲「教會習慣做法」的、由教皇主宰的。只有少數人對皇帝抱有幻想，希望在他的幫助下，通過大公會議，對福音教作出公正合理的評價。

  而在參加會議的絕大多數天主教高級神職人員中，反對宗教改革的傾向也十分突出。他們不想對天主教會的教義和禮拜儀式作任何變動，反而重申這些教義的正確性，譴責一切與之相違背的言行。他們拒絕福音教徒宣揚的「聖經原則」和「因（唯）信稱義」學說，繼續捍衛天主教會傳統的權威和「人神合作」（Cooperatio hominis cum deo）說，強調信仰和善功兩相結合的重要性。他們也反對教徒餅酒同領的聖餐禮、普遍教士論和准許教士結婚的主張，反對在舉行禮拜儀式時使用民族語言的做法，堅持七種聖禮和實體轉化論等禮拜儀式及天主教傳統教義。拉丁文聖經被提升為聖經傳世本中的正式文本，解說這部聖經也必須完全按照天主教會的傳統進行，不能摻雜一絲一毫福音教的內容，這就排除了任何妥協的可能性。

  由於天主教保守勢力在會議中占據了主導地位，特倫托大公會議的第一階段（1545—1547，1547—1549）呈現明顯的反宗教改革態勢。

  在這一階段，大約有100位有投票資格的高級教士（Prlaten）和同樣多的神學家（Theologen）參加了會議，來自除波蘭和匈牙利之外的所有其他歐洲天主教國家，但大多數來自義大利。神聖羅馬帝國的主教們也沒有參加，他們同福音教諸侯一樣控制了自己轄區的教會，不再承認教皇對於教會的普遍統治權。只有個別仍然效忠於教皇的帝國教會諸侯，例如特里爾大主教約翰·路德維希·馮·哈根（Johann Ludwig von Hagen，1492—1547）和奧格斯堡主教奧托·特魯赫澤斯·馮·瓦爾德堡（Otto Truchsess von Waldburg，1514—1573）派遣了代表參加，但僅有建議權，也只參加了第一階段的會議。

  會議進行期間，卡爾五世夥同薩克森公爵莫里斯在米爾堡全殲福音教徒軍隊，權勢陡然提升。羅馬教皇保羅三世大為恐慌，遂以特倫托爆發瘟疫為理由，執意在1547年將會議南遷到波倫納進行，但為了避免觸怒皇帝，參加會議人員在波倫納只討論問題，不作官方決議。即使如此，卡爾五世還是向教皇提出了嚴正抗議，鑒此，大公會議在繼續舉行了兩次後，便於1549年9月宣布中止。在波倫納召開的兩次會議雖然規模較小，時間較短，但對整個大公會議來說是具有指導意義的；從後來的許多決議來看，基本問題已在這裡得到詳細討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