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大學教育、經院哲學和人文主義 一、大學教育

  自西羅馬帝國滅亡以來，希臘、羅馬古典文化迅速衰落，其文化教育機構幾乎蕩然無存，天主教會成為「日耳曼人的真正教師」，修道院學校、大主教區學校和教區學校散布於中西歐各地。教會學校以培養教士和修士為主，俗人教育明顯落後，直到10世紀末，包括君王和貴族在內的絕大多數俗人都是文盲，既不能讀書或讀《聖經》，亦難以明白那些較複雜深奧的教義。

  自11世紀起，隨著城市的復興和市民階層的興起，世俗教育開始發展起來。不少城市的市政當局在教會學校之外設置了完全由其資助並管理的市立學校，甚至掀起了興建「大學校」（大學的雛形）的運動。受其影響，教會也加強了舉辦普通學校工作，1189年，第三次拉特蘭（Lateran）大教堂會議甚至作出讓俗人和教士一起免費接受教育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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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世紀以降，隨著國家建設的大規模開展，歐洲各國君主也開始興辦學校。學校教育迅速發展，不僅學校數目大幅度增加，學校形式也日益多樣化了。

  15世紀末、16世紀初，國王、諸侯與市民競相辦學，學校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出現了新的發展勢頭。雖然經院哲學仍占主導地位，但新學問和新思潮已蓬勃興起，人文主義得以廣泛傳播，成為宗教和社會改革的重要推動力量。

  自羅馬人國王、盧森堡（Luxemburg）家族的卡爾四世1348年創辦布拉格大學起，到薩克森選侯智者弗里德里希創辦維登貝格大學，150餘年間，神聖羅馬帝國境內共有19所大學先後誕生，它們是：布拉格大學（建於1348）、維也納大學（建於1365或1384）、海德爾貝格（Heidelberg）大學（建於1386）、科隆大學（建於1388）、埃爾福特大學（建於1389）、維爾茨堡大學（建於1402）、萊比錫大學（建於1409）、羅斯托克大學（建於1419）、克拉科夫大學（建於1420）、魯汶大學（建於1425）、格賴夫斯瓦爾德（Greifswald）大學（建於1456）、布賴斯郜的弗賴堡大學（建於1457）、巴塞爾大學（建於1459）、因戈爾施塔特（Ingolstadt）大學（建於1472）、特里爾大學（建於1473）、美因茲大學（建於1476）、圖賓根大學（建於1477）、奧得河畔法蘭克福（Frankfurt am Oder）大學（建於1498）和維登貝格大學（建於1502）等。

  這些大學大都按照巴黎大學的模式創辦，並且得到了教皇的授權。其創辦者包括羅馬人國王或皇帝（創辦布拉格大學和維也納大學）、城市市政當局（創辦科倫大學、埃爾福特大學、格賴夫斯瓦爾德大學和特里爾大學）和邦國統治者（創辦海德爾貝格大學、萊比錫大學、圖賓根大學和維登貝格大學等）等，但在許多情況下，是城市市政當局在當地統治者的大力資助下創辦和經營的。據統計，1500年前後，德語區大學（不包括維也納大學和布拉格大學）的在校生總數約有3000—4000人。若按人口比例計算，這個規模可謂是比較大的。

  在教學方面，這些大學最初幾乎完全由神職人員所壟斷，與修道院別無二致；校長一般是由當地教區副主教兼任，教士擔任教師。學生大都是在職的或者預備的神職人員，他們同教師一樣，都是享受「教士待遇」的人。一般設文、神、法、醫四個學院，其中文學院為預科性質，其教學科目主要是大為修改過的古代「七藝」。神學院長期占主導地位，教會的語言——拉丁語是大學的通用語言，教會的教義——基督教教義是大學教學的主要內容。義大利神學家彼得·倫巴德（Peter Lombard，1100—1160）在12世紀上半葉編纂的神學專著《四部語錄》（Libri Quattuor Sententiarum），則是最基本的神學教科書。

  上課的時候，教師們一般按照固定的時間表講課，講課方式主要是讀標準的教材，學生們則忙於做筆記。課本不是人人都有的，因為新印刷術剛剛發明，15世紀末才發展成主要工業。定期和不定期的辨論是課堂講授的一種補充，目的在於檢驗學生是否能夠靈活地運用所學的知識。辯論會上，老師先提出某些「論點」，論辯人要根據公認的原則，迅速揭發對方邏輯上的謬誤，並進行駁斥和反駁斥。實際上，每個學生入學的時候，都會被指派一名文學碩士做他的專任導師，學習5—7年後，順利通過所有考試，才能獲得學士、碩士或者博士等學位。起初，學位只在大學內部有用，表示某人具備了教學資格，後來才逐漸被當成擔任牧師、官吏、教師等較高級職務的必要條件。不過，許多學生只修完文學院的課程就不再學習，還有很多人連學士學位都沒有拿到便離開了大學。

  歷任教皇和帝國皇帝為了贏得「精英」們支持，大都站在了大學這一邊。大學享有相當大的自治權，學校里的師生和其他工作人員可以免除多種稅賦和徭役；他們也不受普通法庭的傳喚，而由大學自己的司法審判機構獨立處置。除此之外，大學也因基督教的普世性而具有較高程度的國際化特徵；大學的師生可以在歐洲各國自由地訪學和求學。大學的師生還分別組織同鄉會等社團，並且得到了當局的支持。一些貧困學生也經常組建漫遊隊伍，跨城市、跨國家地到各大學學習，「既輕鬆愉快而無憂無慮，又赤貧如洗而果敢無畏」。

  至15世紀50—60年代，隨著社會上對法學和醫學畢業生需求的增加、人文主義教育思想和方法的傳入，神學開始衰落，法學和醫學的地位大為提升，新學問受到追捧。不少大學開始設立希臘文教授的職位，聘用具有人文主義思想的雄辯家和詩人，將古代作家的詩歌和修辭列為必修科目和考試科目，用古典拉丁文代替中世紀的拉丁文。在部分大學，人文主義者甚至占據了上風。七藝概念逐漸消亡，學科得到了進一步細化：文法分為文法、文學、歷史等；幾何學分為幾何學和地理學；天文學分為天文學和力學。哲學雖然繼續以神學為導向，但在大多數大學中唯名論得到了廣泛傳播。它一方面堅持主要從認識論上加以論證的理性和啟示的分離，另一方面則力圖把世俗科學與具體經歷結合起來，不僅使自然科學逐漸擺脫了神學的桎梏，同時也為近代經驗哲學的發展提供了巨大推動力。

  二、經院哲學

  從基督教神學角度來看，在西方中世紀歷史上，奧古斯丁主義與佩拉糾主義是兩大主要且相互對立的學說。佩拉糾主義的精神，可以總結為「借功德得救」，而奧古斯丁則是主張「借恩典得救」。

  奧里留·奧古斯丁是古羅馬帝國時期著名的神學家和哲學家。他強調人類本性的墮落和邪惡以及罪惡的自發性，認為罪惡的產生並非來自上帝的創造，而是在於人濫用了上帝賦予人的自由意志，用「對自己的愛」取代了「對神的愛」。亞當違背上帝的誡命，是代表全人類犯罪。所有的人都生於原罪當中，都受到罪的污染，不能自救。要獲得拯救必須靠上帝的恩典。基於對墮落人類的愛，上帝釆取主動，展開拯救的過程。上帝在耶穌基督的個人中，進入人類的處境，藉此施行拯救。上帝的恩典使人重新獲得善良意志，並最終得到拯救。救贖只可能是神聖的禮物。不是人自己可以成就的事情，而是一些為人成就的事情。但是上帝只將他恩典作為禮物贈賜給某些人，只有為上帝「預先揀選」的人才可以得救。

  佩拉糾（Pelagius，360—420）是與奧古斯丁同時代的不列顛修道士神學家。他否認基督教的原罪說，認為人性不是在罪中形成的，意志根本不受有罪光景及其喜好的捆綁。亞當僅僅是一個壞榜樣，不是人性不純的源頭。亞當之後的耶穌則是一位好榜樣，只要跟從耶穌，自由地行善，人性就會得以改良。個別的人是有能力拯救自己的。他們不是被罪所困，而是可以成就一切藉此得救的事情。得救並非人的新生而是道德和社會的改良，是借著好行為來賺取的事情。上帝的恩典並不高於人的本性，而是臨在於人的本性之中，是人類本性的一種能力，每個人都擁有做對的事、遵守誡命以及贏得拯救的能力。得救是一種獎勵，是人類自由地行善的結果。

  奧古斯丁主義和佩拉糾主義都屬於極端見解。418年的迦太基（Carthage）大公會議和431年的以弗所（Ephesus）定佩拉糾派為異端，但也沒有完全接納奧古斯丁的教義系統。然而，在人的得救問題上，與充滿宿命論特色的「神恩獨作論」相比，「善功得救論」似乎更能滿足芸芸眾生的精神需求。因此，在中世紀相當長的時間裡，佩拉糾主義或半佩拉糾主義被人廣泛接受。人們普遍相信人的本性為善，有可能得到改良。雖然承認人類承繼了亞當的罪，但又相信人的自由意志並沒有完全毀壞。雖然承認自由意志是軟弱的，若無恩典的幫助不能獲得救恩，但又相信人的意志借著留給它的自由，能夠逐步接近上帝。在人的拯救方面，上帝的恩典必須與人的自由意志合作。中世紀的教會恰恰是以這種「神人合作論」為依據來論證自己的作用並樹立自己的權威的。

  而在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家和拉丁語學者當中，經院哲學是普遍流行的思想方法和論證方法。這個方法主要涉及一種從亞里士多德邏輯學著作中產生的、通過理論思考來澄清問題的程序。經院哲學家在考察某個觀點時，先把支持和反對的意見一一陳列出來，然後再指出哪種意見正確，並加以論證。如果各種觀點相互對立，那就要證明哪種觀點是邏輯紊亂或者概念不清楚的結果，說明它與顯而易見的或者早已被證明了的事實不符。經院哲學家普遍相信，產生於一般原則的理論知識是最可靠的，與一般原則對立的現象僅僅是表面的或者是由誤解造成的；普遍適用的原則絕對無誤，而觀察可能出錯，使人上當受騙。

  義大利多明我會修士阿奎那（Aquino）的托馬斯（Tommaso，大約1225—1274）是歐洲中世紀經院哲學的主要代表，他以維護天主教正統信仰為宗旨，竭力依據理性原則來論證基督教神學信條的正確性，論證神的存在、神的本性及屬性問題，反對基督教異端思想。阿奎那還極力調和亞里士多德哲學與基督教信仰之間的關係，把亞里士多德關於潛能與現實、形式和質料的學說，改造為基督教神學中的目的論，宣稱一切都是神意的安排。同時，阿奎那的托馬斯主張溫和的實在論，認為共相併非單獨潛在的物體，而是存在於個別之中，但共相先於物體。他承認世界的統一性、感官為知識來源，認為理性雖從屬於信仰，但有其自身的領域。他還從形上學角度論述物體本性的相似，認為神按照萬物本性一致觀念創造出的同一種屬的物，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宗教儀式直接來自於上帝，通過聖儀就能接受上帝的仁慈，這就完成了理性與信仰的調和統一，確保了一種適合於天主教信仰要求的亞里士多德主義的勝利。

  以阿奎那的托馬斯為主要代表的經院哲學研究方法在13世紀完全成熟，並且在以後相當長的時間裡一直在西方教育界和思想界占主導地位。但到14世紀，神學與哲學日益分離，傳統的形上學被歸入信仰領域，邏輯與分析成為哲學的主流。阿奎那的托馬斯龐大的神學—哲學體系，逐漸被哲學家的專題分析與邏輯論證取代。15世紀時，除了科倫大學和因戈爾施塔特大學等少數保守主義高校外，托馬斯主義到處都被蘇格蘭方濟格會修士約翰·鄧斯·司各脫（John Duns Scotus，1263或1266—1308）和英格蘭方濟格會修士奧卡姆的威廉（Wiliam of Occam，大約1288—1347，另一說：1285—1349）等人反對哲學理性主義的較新觀點所取代。

  司各脫認為思維的基本對象是存在，人的知識有賴於感官經驗，而上帝是無限、全智、全能、全善的，人不能夠憑藉理性來認識上帝，更不能對上帝的存在進行理性論證，只能憑信仰推論而確立。司各脫雖然承認宗教儀式的作用，但更強調上帝的意志的作用；他使理性擺脫了信仰，為信仰和理性的分離鋪平了道路。

  奧卡姆的威廉進一步強調理性與信仰分離的觀點，並且完成了信仰與理性分離之理論的論證。他強調理性和信仰是兩個互不聯繫的領域，世界是由個別物體組成的，對世界的知識只能來自直接觀察和對已知真理的演繹；上帝的全能與絕對自由屬於信仰範疇，不能用理性加以論證。共相不是客觀存在的實體，宗教儀式只在上帝的旨意下才起作用，人的靈魂得救主要依靠的是信仰而不是儀式。每個人都不能確切知道他的靈魂是否能夠得救，因為人無從知曉上帝的安排。只有依靠對上帝的信仰，相信上帝會拯救他，才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奧卡姆的威廉雖與阿奎那的托馬斯同樣從神學出發，用哲學闡述基督教教義，但他強調經驗，貶低形上學；他的思想成為以後經驗主義思潮的先導，也對質疑中世紀基督教信仰的懷疑主義思潮產生了很大促進作用。巴黎大學文學院兩次明令取締奧卡姆的威廉的學說，但傳習其學說的人卻日益增多。在他的影響下形成的哲學派別，當時被稱為「新路派」（via moderna），與全歐各主要大學中主張實在論的舊經院哲學相抗衡，使中世紀經院哲學逐漸瓦解。奧卡姆主義對上帝至高無上的權威的鼓吹，激勵著許多思想家以極端的形式重新復活奧古斯丁的先定論，以上帝的權威否定教會的權威。

  通過圖賓根大學教授加布里埃爾·比爾（Gabriel Biel，1415—1495）的闡釋，奧卡姆主義在神聖羅馬帝國廣泛傳播開來，不僅導致懷疑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形成，也對馬丁·路德和讓·加爾文等宗教改革家反傳統的福音教理論的形成起了巨大推動作用。

  三、人文主義

  自15世紀下半葉起，隨著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的傳播，人文主義在神聖羅馬帝國各地也普遍興起，人文主義者大量湧現。

  人文主義是在14—15世紀起源於義大利的一股思潮，它強調人的尊嚴和價值，要求以普遍的人性取代純粹的教會屬性。人文主義者首先是指那些致力於「人文研究」（studia humanitatis）的人，也就是說那些從事語法、修辭、歷史、詩歌和道德哲學這五門學科研究的人。按照人文主義者的理解，這些學科最適宜於完善人格和豐富人性。這種以人文學科（humaniora）為導向並且具有明確宣傳目的的觀點同時包含有這樣一種歷史觀，即古代人的人文研究堪稱典範，現在所要做的僅僅是重新發現這一典範，並使之發揚光大。因此，人文主義者廣泛搜集整理原始資料，努力發掘利用可以借鑑的東西。這樣一來，古代人生活理想的核心內容逐漸呈現出來，人文主義者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也逐漸擴展到政治和司法領域，其社會意義和影響也不斷擴大。

  在神聖羅馬帝國，文藝復興人文主義主要是一場教育運動，人文主義者特別要求改革完全沉浸在天主教會傳統的教育制度。他們試圖通過研究古希臘羅馬時代的經典作品，復興古典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教化人類，完善道德。

  較早接觸和接受人文主義思想的主要是一些曾到義大利留學或在國內聽到義大利學者講學的大學生。即使是到波倫納、帕多瓦和帕維亞（Pavia）學習法學和醫學的德意志學生，也會附帶從事人文研究。而彼得·魯德爾（Peter Luder，約1415—1474）是第一位在神聖羅馬帝國高等學府宣傳人文主義的德意志學者。雅克布·溫費林（Jakob Wimpheling，1450—1528）則是熱心倡導教育改革的人文主義者；他曾在弗賴堡大學、埃爾福特大學和海德爾貝格大學學習，1471年在海德爾貝格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同年留校任教，並在1481—1482年擔任文學院院長。

  自1516年起，人文主義文學研究在德意志大學中迅速發展。在不少大學中，人文主義者拉幫結夥，形成一個個立志「做新學問」的學術圈子。擁有古典名著手稿，並且具有理解和解釋能力的學者召集或多或少的「文學」青年簇擁在自己身邊，一方面對舊式文法學校和大學極盡嘲諷謾罵之能事，另一方面則對古典作家和古典文學大唱讚歌，認為單憑「新學問」就足以造就誠實高尚的人。諸如經院哲學等「舊事物」即使曾經倍受尊崇也被棄之如敝屣。

  新學問也受到國王、皇帝及其他德意志諸侯的欣賞和贊助。他們或者本人就有志獻身於文學和藝術，或者出於博得聲譽而鼓勵學者們的研究。1487年，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曾授予德意志「頭號人文主義者」（Erzhumanist）康拉德·策爾蒂斯（Conrad Celtis，1459—1508）「桂冠詩人」（poetalaureatus）稱號。根據策爾蒂斯的倡議，羅馬人國王馬克西米連一世於1501年在維也納大學創辦了「詩人和數學家學院」（Collegiumpoetarum et ma the maticorum）；策爾蒂斯膺任學院院長，並將該學院建成了堪與原有文學院媲美的維也納大學「第五學院」。在海德爾貝格，沃姆斯主教約翰·馮·達爾貝格（Johann von Dalberg，1455—1503）同樣熱心贊助人文主義者各項活動。

  正是因為上流社會對人文主義的支持和鼓勵，一些出身寒微的知識分子便把人文主義用作社會升遷手段了。諸如庫薩的尼克勞斯、魯德爾和策爾蒂斯等人，都是從社會下層一躍而為著名學者的。人文主義教育成為一個社會流動渠道。一些人文主義者憑藉其卓越的素養而榮登國王、皇帝或諸侯行政管理部門的領導層。人文主義者約翰內斯·庫斯皮尼安（Johannes Cuspinian，1473—1529）是一位受過全面教育的人，擁有醫學博士、歷史學家、地理學家、修辭學和詩學教授等多種稱號。馬西米連一世不僅封他為「桂冠詩人」，還委任他為私人顧問和外交官。

  儘管如此，人文主義的「正規場域」還是城市—市民社會。在早已發家致富的城市上層當中，人文主義最具吸引力。紐倫貝格的威利巴爾德·匹克海默爾（Willibald Pirckheimer，1470—1530）和奧格斯堡的康拉德·波伊廷格（Conrad Peutinger，1465—1547）就是市民上層人文主義者的典型。匹克海默爾曾出任紐倫貝格的首席市政官、外交官和軍隊首領；波伊廷格則是奧格斯堡市政廳法律顧問，在帝國等級會議上代表奧格斯堡的商業利益，除此之外，他還是當時經濟事務的敏銳分析家。與此同時，人文主義者也建立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小團體和教育機構，並在他們所在城市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發揮著重大影響，如在紐倫貝格有以匹克海默爾為首的人文主義者團體，在奧格斯堡有以波伊廷格為首的人文主義者團體。在維也納，策爾蒂斯去世後，庫斯皮尼安便成為當地人文主義者無可爭議的首領了。印書商約翰·阿默巴赫則在巴塞爾人文主義者圈子裡享有盛譽。比阿圖斯·雷納努斯（Beatus Rhenanus，1485—1547）是阿爾薩斯人文主義者的突出代表。

  為了對抗義大利人文主義者對阿爾比斯山以北「野蠻人」的蔑視和法國對神聖羅馬帝國領土的蠶食，德意志人文主義者極力強調本民族的歷史文化成就，積極鼓吹所謂的「帝國愛國主義」。康拉德·策爾蒂斯發現了一幅年代久遠的羅馬地圖，並視之為古羅馬時代地圖的一個複本；它以羅馬城為中心，描繪了多條從羅馬城伸展出來，或者說通向羅馬城的道路，展現了條條大路通羅馬的寓意。該地圖後來為波伊廷格所收藏，成為舉世聞名的「波伊廷格古地圖」（Tabula Peutingeriana）。策爾蒂斯還於1455年在魯汶的一個修道院中發現了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所著《日耳曼尼亞志》（Germanis）手稿，並將它付梓出版。他在《四愛書》（Quattuor Libri A morum）中所寫的半自傳體詩歌已經包含有描寫德意志地理、抒發愛國熱情的段落，後來又計劃寫作一部大型的《日耳曼圖說》（Germaniailustrata），力圖通過描述神聖羅馬帝國的地理和歷史，強化德意志民族的自我意識，但僅完成了開頭部分。雅克布·溫費林寫作了近百本書，也以飽滿的愛國熱情創作了大量德意志詩歌，並援引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志》，極力證明阿爾薩斯自古以來就是德意志人的領土。而在另一部歷史著作《日耳曼記事》（Epitone Rerum Germanicarum）中，溫費林極力聲稱德意志人在智力上決不比法蘭西人和瑞士人低下。上德意志帝國城市的人文主義者團體從一開始就把歷史編纂視為其工作重點之一。比阿圖斯·雷納努斯搜集大量史料，編寫了一部名為《日耳曼國家史冊》（Rerum Germanicarum libritres，1531）的著作。約翰內斯·阿文提努斯（Johannes Aventinus，1477—1534）先是用拉丁文寫作了直至1460年的巴伐利亞編年史（Annales ducum Boiariae，1516—1522年寫作，1554年出版），後來又用德文轉寫此書（Baierische Chronik，大約1526—1533年寫作，1556年出版）。約翰內斯·特里特繆斯（Johannes Tri the mius，1462—1516）是斯蓬海姆（Sponheim）的本篤會修道院院長，為了美化自己所在修會的歷史，他甚至不惜偽造史料。

  在收藏、研究和翻譯古代手稿的過程中，德意志人文主義者在古今之間進行一番對比，並從中發展了一種批判當代教會的態度，要求對教會進行改革。約翰·羅伊希林（Johann Reichlin，1455—1522）在1496用拉丁文寫作喜劇《瑟吉烏斯諷喻》（Satire Sergius），鞭撻教皇、僧侶的愚昧和宗教的虛偽。鹿特丹的伊拉斯謨在1519年發表用拉丁文寫作的《愚人頌》（Encomiummori），描寫一個名為「愚蠢」的女人，她在台上發表演說，竭力誇耀自己的愚蠢，聲稱，如果所有人的思想、行為、要求，不歸結於愚蠢，不是以自私自利、自欺欺人、傲慢虛榮、沽名釣譽的面目出現，那這個世界就根本不會存在。烏爾利希·馮·胡登則寫作小冊子《瓦迪斯庫斯或羅馬的三位一體》（Vadiscus sive Trias Romana），不僅大膽揭露了教皇的腐化墮落，還堅決反對羅馬教皇橫徵暴斂、肆意剝削壓迫德意志人的罪惡行徑。

  然而，所謂的「反基督教轉折」是談不上的。沒有一位德意志人文主義者從其對教會的批判中引申出改造世界的革命性結論，更不用說形成一種改造世界的共同意識了。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來解決基督教的和古典—異教的教育世界的緊張關係。康拉德·策爾蒂斯的宗教觀十分膚淺，幾乎是一種不加掩飾的異教思想；溫費林堪稱一位「經院哲學」人文主義者，過分迷信宗教理性主義；康拉德·穆提安（Konrad Mutian，1470—1526）則更重視現實生活，儘量避免經常與現實生活發生矛盾的思想觀念；博學多識的匹克海默爾強調信仰與知識「雙重真理」論，同樣不願對宗教問題作深入探究。絕大多數人文主義者未對西方傳統的基督教提出質疑；除了極個別的例外，例如胡登激烈的反教會鬥爭，他們只是希望在人文主義的基礎上進行教會改革，將人文主義與基督教綜合起來。他們所喚起的批判和改革運動雖然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但與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那種使徒般的領導相比，仍然是十分遜色的。

  四、羅伊希林、伊拉斯謨和胡登

  約翰·羅伊希林、鹿特丹的伊拉斯謨和烏爾利希·馮·胡登是15—16世紀神聖羅馬帝國影響最大的人文主義者。

  （一）羅伊希林

  羅伊希林是古希臘語和拉丁語研究專家、新拉丁語詩人、對話作家和戲劇家、德意志第一位著名的學習希伯來語言文字的非猶太人希伯來學者。他在1455年1月29日出生於普福爾茨海姆（Pforzheim）的一個修道院管理員家庭中，父親為格奧爾格·羅伊希林（Georg Reuchlin），母親為伊麗薩·艾莉娜·艾克（Elissa Erinna Eck）。在讀完普福爾茨海姆聖施泰凡多明我修道院拉丁文學校後，小羅伊希林年僅15歲就進入弗賴堡大學深造，學習語法、哲學和邏輯學。1473年，羅伊希林以教師身份陪同巴登馬克伯爵的一個兒子到巴黎上大學，他本人則成為著名天主教神學家約翰內斯·赫尹琳（Johannes Heynlin，大約1430—1496）的學生。1474年，羅伊希林轉入巴塞爾大學，學習自由藝術，1477年獲得文科碩士學位。他的第一部著作拉丁文詞典也得以出版發行。

  此後，羅伊希林又在奧爾良（Orléans）學習希臘語和法學，獲得法學碩士學位。1481年到斯圖加特（Stuttgart）宮廷擔任符滕姆貝格伯爵埃伯哈德的顧問和發言人，1483年又到義大利羅馬和佛羅倫斯訪學，師從義大利人文主義者和詩人波利蒂安（Politian，1454—1494）等名流，1484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

  羅伊希林還特別喜愛希伯來語，曾師從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的猶太醫生雅克布·本·葉馳爾·羅安斯（Jacob ben Jechiel Loans，？—1506年）學習這一古老的東方語言。他也通過語言研究，把有關聖經的闡釋提升到一種學術高度，並在發表於1494年的小冊子《論奇妙的語言》（Deverbo mirifico）中，闡述了一種奇特的神秘通神論：「上帝是愛；人則是希望；這兩者之間的紐帶就是信仰。……上帝與人結合得如此之緊密，以致有人性的上帝和敬上帝的人可看成是同一物。」

  1492年，羅伊希林被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封為貴族。符滕姆貝格公爵烏爾利希殺害漢斯·馮·胡登（Hans von Hutten，1477—1515）一事迫使他離開斯圖加特，到海德爾貝格尋求沃姆斯主教約翰·馮·達爾貝格的庇護。1496—1497年，他在海德爾貝格創作了戲劇《瑟吉烏斯》（Sergius）和《排戲或者漢諾》（Scaenica Progymnasmata（Henno））；後者是一部類似法蘭西鬧劇的作品，它諷刺了法官的昏庸。這部戲給作者帶來了聲譽，成為人文主義戲劇的典範，被紐倫貝格工匠藝人漢斯·薩克斯（Hans Sachs，1494—1576）改編為《狂歡節夜戲》（Fastnachtsspiel）。1498年，在接受普法爾茨選侯菲利普（Philipp，1448—1508）的委託第三次到義大利出差時，他購置了大量希伯來文和希臘文圖書，並與出版商阿爾杜斯·馬努蒂烏斯（Aldus Manutius，1449—1515）建立了聯繫，也對義大利即興喜劇進行了研究。返回斯圖加特後，他一方面以律師和施瓦本同盟法官的身份從事活動，另一方面也積極倡導古典語言研究。他在1506年出版《基礎希伯來語》（De Rudimentis Hebraicis），把語法和詞典合在一起，是這類書中最早的一部。1515年，羅伊希林在萊比錫大學創設了帝國第一個古希臘語教授席位。自1516年起，羅伊希林也與奧古斯丁修會建立了聯繫密切，並被祝聖為神父。1520年，為了逃避戰爭和瘟疫，羅伊希林前往因戈爾施塔特，被聘為因戈爾施塔特大學的首任希臘文和希伯來文教授，只是未過多久他便掛職離去，重返圖賓根大學。

  羅伊希林深信希伯來語不僅是最古老，而且是最神聖的語言。上帝曾用這一語言講話。上帝不僅在希伯來文聖經中顯聖，而且還通過天使和其他神聖使者，將一種曾為亞當、諾亞和基督教「教父」們所理解的深奧智慧，保存在聖經以外的古希伯來文著作里。然而，科倫多明我會修士卻為了使猶太人改信基督教，力主沒收和查禁除聖經舊約以外的所有希伯來文書籍。他們還在1509年從教皇那裡爭取到了一份嚴禁傳播希伯來文書籍的教令，並委託已經改信基督教的猶太人約翰·普菲費爾科恩（Johann Pfefferkorn，1469—1522）加以執行。羅伊希林遂在1511年發表《眼底鏡》（Augenspiegel）一書，公開與積極推行教皇禁令的普菲費爾科恩進行對抗，並由此開始了一場持續多年的論戰。

  科倫大學和埃爾福特大學的神學家要求查禁《眼底鏡》，教皇利奧十世也準備在羅馬開始一場異端審訊。對於人文主義者來說，羅伊希林事件並非一個孤立、簡單的個案，對羅伊希林的異端審訊實際上涉及整個人文主義運動的生死存亡。如果羅伊希林被判為異教徒，那此後的任何新思想都會以不同的藉口被判為異端。於是許多人文主義者聯合起來，發表了大量支持羅伊希林抗議教會的書信。羅伊希林在1514年把這些書信、聲明匯集成冊，冠以《著名人士書簡》（Clarorum Virorum）之名出版。1517年又出版《論猶太神秘主義藝術》（De arte cabbalistica），進一步表達了他對猶太思想文化非凡的寬容態度。

  羅伊希林的支持者則在1515和1517年編纂出版了上、下兩部《蒙昧者書簡》（Epistolaeobscurorum virorum）。上部的主要作者是克羅圖斯·魯比亞努斯（Crotus Rubianus，大約1480—1539以後），下部的主要作者是烏爾利希·馮·胡登。兩部書的作者裝扮成不學無術的蒙昧者，以經院學者或教士的身份，用誇張而拙劣的拉丁文和嘲諷的口吻，從神聖羅馬帝國和羅馬等地給科倫的多明我會修士（Dominikaner）、神學家奧爾特維努斯·格拉蒂烏斯（Ortvinus Gratius，1481—1542）寫信，表面上是「指控」新興的人文主義者對神的不敬和褻瀆，實際上是揭露和抨擊天主教會的腐敗以及經院學者和神學家的思想褊狹。例如有一封信「檢舉」一個學生在喝酒時竟說聖衣是一塊破布，羅馬教會的贖罪券只配賣給鄉巴佬，僧侶們只能去欺騙婦女和兒童，所有的神學家都是魔鬼，宗教裁判所的法官是大混蛋等。還有一封信講述道，寫信者想當教士，但卻愛上了一個女子，害了不治的相思病，不得不向格拉蒂烏斯求教，因為格拉蒂烏斯說過，他寫有一本可以博取任何女人歡心的小冊子。

  《蒙昧者書簡》在宗教改革爆發前夕和宗教改革初年得以廣泛流傳，對於廣大民眾的反教會鬥爭發揮了不小的推動作用。

  （二）伊拉斯謨

  比羅伊希林影響更大的人文主義者是伊拉斯謨，他不僅在神聖羅馬帝國而且在整個歐洲都享有盛名；他也不只是一位人文主義者、神學家、哲學家、語言學家和大量作品的作家，而且還是傑出的文本考據家、語法學家、聖經新約和教父著作的編輯出版者。伊拉斯謨對聖經新約的校勘為宗教改革奠定了堅實基礎。

  伊拉斯謨大約在1465至1469年間出生於鹿特丹（Rotterdam）；父親是荷蘭南部豪達（Gouda）地方的神甫羅特格爾·格拉德（Rotger Gerard），母親是一位醫生的女兒，他們未婚先育，伊拉斯謨因此屬於私生子。1478—1485年，伊拉斯謨就讀於共同生活兄弟會在德文特創辦的寄宿學校，曾受該校校長亞歷山大·黑吉烏斯的親自指導，與現代虔信運動有過密切接觸。伊拉斯謨雖然很快就放棄了黑吉烏斯所堅持的許多觀點，對神秘主義也漠不關心，但就其對恢復聖經原貌這一點的堅持來說，他並沒有完全放棄現代虔信的基本立場。

  1484年，伊拉斯謨的父親去世，他的監護人把他送到奧古斯丁修道院，希圖他自謀其食，省得連累別人。伊拉斯謨天資聰慧，在修道院裡閱讀了大量古典著作，學識大增，1492年被祝聖為神父。1493年，伊拉斯謨離開修道院，供職於康布雷（Cambrai）主教，同時擔任來自呂貝克諾特霍夫（North of f）的海因里希（Heinrich）和克里斯蒂安（Christian）兩兄弟的家庭教師。

  1499年10月，應好友蒙喬伊（Mountjoy）勳爵之邀，伊拉斯謨赴英國作短暫訪問，成為由戴安·科利特（Dean Colet）領導、以托馬斯·林納克（Thomas Linacre）和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1478—1535年）等人為成員的人文主義團體的一員。後來，他又遊歷歐洲，結交達官貴人，研究人文主義新學問，1503年發表《基督教戰士手冊》（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1505年又在巴黎刊印了瓦拉著《聖經新約集注》。

  1506—1509年，伊拉斯謨在義大利深造，專事文本研究，在都靈（Turin）獲得神學博士學位，後又獲得帝國男爵頭銜。他在威尼斯認識了出版商阿爾杜斯·馬努蒂烏斯，並將自己的部分著作交付後者印刷出版。1510年，伊拉斯謨返回英國，在劍橋大學教授希臘文，次年又獲得阿爾丁頓（Aldington）神甫之職。在以後的幾年裡，他繼續在英國、勃艮第和巴塞爾三地之間穿梭，也曾在位於魯汶（Lwen）的勃艮第宮廷做過卡爾，即後來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卡爾五世的私人教師。1516年，伊拉斯謨刊印附有拉丁文翻譯和注釋的希臘文《新約聖經》校勘本並稱之為《新工具》（Novum Instrumentum omne），1518年發表談論教育和苦修的手冊，1519年發表《愚人頌》。晚年，伊拉斯謨旅居巴塞爾，與約翰·佛羅本合作印刷出版他的著作。1536年7月12日在巴塞爾去世。

  伊拉斯謨雖然身為天主教神甫，但他十分厭惡種種繁瑣儀式和陳規陋習，痛恨雜有猶太教和民間宗教觀念的「異端邪說」，既反對充滿巧妙詭辯的經院神學和把宗教僅僅看作儀式的觀點，也反對把教會和教士視為人與上帝之間的中介的中世紀思想。他把教皇、主教、神學家、教士和普通教徒都說成是「傻瓜」，大張旗鼓地批評教階制、修士會和民眾的宗教生活，嘲笑經常奔走於羅馬、康普斯泰拉，或耶路撒冷的朝聖者，說他們冒險長途跋涉所浪費的錢不如用來賑濟饑民和給赤身露體者做衣服穿更好。他還奚落那些購買贖罪券的人，說他們用滴漏按世紀、年、月和日準確無誤地計算出在煉獄滌罪的時間，用虛假的寬恕給自己吃定心丸。

  伊拉斯謨重視真正的虔誠，推崇原始的「基督教哲學」，堅信基督教首先是某種實際事物，應與人類的普通生活發生關係，基督教意味著救世主在他塵世生活中表現出的仁愛、謙恭、貞潔、尊嚴等各種美德。他倡導宗教改革，並且認為真正的宗教改革「就是要在拋棄它原有的許多表面形式的同時，重整道德」，回到真正發自內心的敬重和以基督為榜樣的早期基督教徒那種比較純潔的宗教信仰上去。他也相信，經過諷刺、公眾意見的影響和政府當局的措施，政界和教會中的一切突出的弊端即使不能自行消散，也會被剷除殆盡。

  伊拉斯謨把瓦拉對聖經新約的評論發展了一步，開創了對於早期基督教作家的批判研究。他把「神聖的文學」（sacrae litterae）當作一種新型語言學神學來經營，按照義大利人文主義者波利蒂安及其門徒提出的刊印古典著作的原則，對聖經文字進行評註，力圖去掉所有附加在聖經上的粗野內容而恢復其本來面目，使人讀懂基督親自講過的和保羅在布道中說過的原話，將「真正的基督教」介紹給人，用早期基督教的精神陶冶人的宗教感情。而伊拉斯謨的真正成就在於他作為一位原文書籍編輯人的工作。他對比由希臘流亡者從伊斯坦堡帶來的比較接近於新約原文的希臘文手稿，發現中世紀天主教會所使用的拉丁文聖經新約與希臘文聖經新約差別很大，無論在內容上還是文字上都錯誤百出。經過考訂、增刪、評釋，他在1516年出版了較為精確的希臘文聖經新約，並附有自己的拉丁文譯本。對於伊拉斯謨來說，一旦早期基督教作家，特別是《新約聖經》有了確切無誤的定本，一切宗教爭論都會煙消雲散，因為有了這樣一種可靠的、不含有模糊字句和增添篡改之處的真本，所有對基督教真正意義的誤解都可以予以避免。

  伊拉斯謨創立的基督教人文主義或聖經人文主義在1500—1520年廣為流行，成為義大利以外人文主義的最重要潮流，為宗教改革運動的興起開闢了道路。然而伊拉斯謨只滿足於培養一小批精神貴族，「完全和頑固不化地討厭一切可稱為革命的運動」，堅決反對與羅馬教廷斷絕關係，極力維護教會的統一。他強調理性，反對宿命論，最終在自由意志問題上與路德發生激烈爭論，雖然繼續受到茨溫利、加爾文等宗教改革家的尊敬，但卻被馬丁·路德徹底唾棄了。

  （三）胡登

  胡登是一位「粗魯的弗蘭肯貴族，它由於命運的捉弄而成為一位學者、一位人文主義者、一位愛國者和一位走自己道路的宗教改革者」。

  1488年4月21日，胡登出生於圖林根富爾達（Fulda）附近施台克爾貝格（Steckelberg）的一個古老的貴族家庭。因為身體孱弱，11歲時就被他父親送進富爾達多明我修道院。然而，胡登憎惡經院神學，一心想當學者和作家。1506年，他逃出修道院，先在法蘭克福大學註冊，後來又轉入萊比錫大學學習，與一些人文主義者有所接觸。1508年，胡登因生活放浪，染上梅毒，不得不離開萊比錫，沒有明確目標地到處漫遊。1511年，他因為發表了一本關於詩藝的小冊子而名聲大振，被世人譽為傑出的拉丁文作家。1512年，胡登前往義大利學習法律，但義大利戰爭的爆發切斷了他的來自家鄉的經費資助，不得不通過參加僱傭軍，借薪餉返回帝國。

  1514年，胡登在美因茲首次見到伊拉斯謨，並將《蒙昧者書簡》的手稿交給他審閱，但伊拉斯謨的反應十分冷淡。

  1515年，胡登再次前往義大利，試圖繼續其學業，但他痛恨教會的腐敗墮落及其對德意志人的剝削壓迫，發表《瓦迪斯庫斯或羅馬的三位一體》，激烈攻擊羅馬教皇的「強力、狡猾和假裝神聖」，熱切呼籲德意志「民族」，團結起來，聯合開展反羅馬的武裝鬥爭，「保護地方教會的權利、牧師主教的自由選舉和德意志人的覺醒」。1517年，胡登返回帝國，沒有取得任何學位，但卻被皇帝馬克西米連一世封為「詩王」。胡登也把馬克西米連看作一位理想的統治者，主張在支持改革的皇帝的領導下建立一個統一、強大的帝國。在《致虛構的義大利皇帝馬克西米連》（Epistola ad Maxilianum Csarem Italifictitia）一文中，胡登明確要求諸侯服從皇帝的領導，建立一支強大的帝國軍隊並由帝國國庫支付費用，軍官全由騎士充當，士兵則由農民構成。

  作為一名騎士人文主義者，胡登具有比較強烈的政治覺悟和民族意識。他敢愛敢恨，也曾積極參加過反對教會諸侯的騎士暴動，但其思想觀念仍屬於舊時代，他所主張的帝國改革純屬封建浪漫主義的「海市蜃樓」，是根本無法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