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今天的德國地處中歐，中歐地區地貌形態多姿多彩，平原、低地、丘陵以及高原錯落有致，大小湖泊星羅棋布，自南向北的萊茵河以及自西向東的多瑙河縱橫交錯，多條蜿蜒的支流不僅滋潤著廣袤的平原和丘陵，而且還構成了得天獨厚的水系網絡。隨著第四季冰川期的結束以及氣候的變暖，吸引了外來人口遷徙至此，開啟了中歐地區的農耕拉坦諾文化。公元前5世紀與公元前4世紀之交，受亞歐大陸匈奴人遷徙的擠壓，日耳曼人從西里西亞沿多瑙河逆流而上，逐漸地在萊茵河右岸以及波羅的海沿岸定居下來，形成了日耳曼人的文化。公元前2世紀上半葉，在義大利半島的羅馬人越過阿爾卑斯山進入中歐，以萊茵河為界在其西岸設立了大高盧行省，把東岸視為大日耳曼行省。羅馬人按照自己的行政機制統治和管理著大高盧行省，推行羅馬化，將其劃分了多個行省，建立了元老院和總督制；改變了原有的經濟結構，通過土地制度在社會中劃分了公民和非自由人的界限，確立了奴隸制，為治理社會實施羅馬人的習慣法。

  3世紀以後羅馬帝國窮兵黷武對外擴張加劇了社會矛盾，同時也引發了帝國的全面危機。萊茵河右岸的日耳曼人則因為受匈奴人西遷的擠壓越過萊茵河、多瑙河開始了持續幾個世紀的民族大遷徙，為搖搖欲墜的羅馬帝國壓上最後一根稻草，加速了羅馬帝國的覆滅。日耳曼人在羅馬帝國的廢墟上建立了多個部落王國，為在中歐和西歐地區創建一個新的時代打開了大門。創立這個新時代的是法蘭克王國。法蘭克人用軍事力量在高盧地區站住了腳，通過皈依基督教緩和了與羅馬貴族以及當地居民的矛盾和衝突。法蘭克人在高盧地區實行自身的行政制度，建立以扈從制為基礎的政治統治模式，保留馬爾克的社會組織機制，但在經濟結構上則採納羅馬的大地產制，在延續日耳曼人習慣法的同時也吸收羅馬法的要素和法律原則。日耳曼人的社會因素與羅馬人的經濟模式通過查理·馬特的采邑制改革，構建出中世紀西歐特有的封建制度。

  記住全網最快小説站𝐛𝐚𝐧𝐱𝐢𝐚𝐛𝐚.𝐜𝐨𝐦

  西歐的封建制度開始於法蘭克王國，土地分封制度把原有的軍事貴族轉化為土地貴族。為加強羅馬人與日耳曼人的融合強化社會的基督教化，一方面，法蘭克的君王接受並實踐基督教教會提出的「君權神授」的神學政治理論，另一方面，給予教會和修道院大量的土地以及經濟特許權和司法審判權，培植出同樣以土地為基礎的教會貴族。教俗貴族是封建政治體制中的兩大政治支柱。6世紀以後開始的大拓荒運動加速恢復農業生產，同時也最終確立莊園制，莊園制的經營方式改變了羅馬帝國時期的經濟關係。

  社會經濟的增長增強法蘭克王國的國力，在加洛林王朝時期成功抵禦阿拉伯人的入侵，同時也刺激了君王對外擴張、恢復羅馬大帝國的野心，並最終促成羅馬教皇為法蘭克的國王查理戴上羅馬帝國的皇冠，進一步實踐「君權神授」的神學政治，查理大帝創辦的宮廷學校這一教育體制培養了需要的人才。加洛林的文藝復興恢復古希臘流傳下來的自由七藝，確立拉丁語在整個西歐社會中為官方語言，保證教會對教育和文化的壟斷，中世紀的西歐有了以拉丁語為語言基礎的統一的基督教文化。

  法蘭克王（帝）國因繼承法的習俗導致其多次分分合合，最終通過《凡爾登條約》分解為東西兩個法蘭克王國，又因各自的政治環境和經濟條件有著不同的發展途徑。東法蘭克地區是查理大帝後征服的地區，日耳曼人世族家族的勢力比較大，這些家族或通過武力或通過聯姻兼併領地，在王國內形成實力雄厚的五大公國。在東法蘭克地區，日耳曼人社會因素的影響存留得比較長久，封建化的程度較弱於西法蘭克地區，采邑制和莊園制的發展程度也都不如西法蘭克王國，相對西部地區而言社會中的依附者也有限。9世紀末，匈牙利人試圖入侵東法蘭克王國，五大公國的公爵們為抵禦外敵聯合起來，在他們中間推舉出一位國王，這標誌著德意志王國的誕生。

  德意志王國從誕生時起就確立了國王選舉制的政治傳統，國王選舉制在此後的歷史進程中極大地限制了王權的集權；另一方面，為了防止王國的分裂，廢除法蘭克人由諸子分治的王位繼承習俗。作為德意志王國歷史上第一個唯一的王位繼承人，奧托在初登王位時就表現出重建羅馬大帝國的雄圖壯志，把對外擴張作為其施政的一個重要方針，在所擴張地區推行政教二元的施政措施，同時與羅馬教會建立和睦的關係，用武力出兵義大利保衛教皇的安全換取了教皇為其加冕為德意志的皇帝。奧托大帝的繼任者們繼承他的義大利政策，但卻忽略了在德意志本土的統治，德意志的教俗貴族乘機增強自身政治勢力，他們掌握領地內的司法和經濟大權，這就為薩利爾家族的改朝提供了政治契機。

  德意志王國的領地制保留了日耳曼人馬爾克的社會機制，農民大多以馬爾克的形式組織起來從事農業生產，地租的形態決定他們是自由農民還是非自由農民的法律地位。10世紀末期開始的第二次大拓荒運動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同時也刺激了手工業和商業的活躍。手工業和商業是中世紀城市復甦的經濟基礎，市場是城市的經濟中心，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享有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中歐地區四通八達的水系網絡為遠程貿易的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交通運輸條件，促進城市的快速發展。13世紀的德意志與西歐其他地區一樣，在常態的拓荒運動的帶動下，農業生產以及對土地的經營方式都有革命性的進步，也活躍城市的經濟，大小城市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城市中生活著自由的市民，他們自願組成自治的行會，訂立契約和規則，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城市的自治。城市的市場是連接城鄉之間的重要經濟橋樑，農產品進入商品流通軌道後改變了農業的經營方式，不僅地租的形態有所變化，而且促進農業專門生產區的形成，城市成為區域性經濟的中心。

  奧托時期開始的經濟復甦帶動文化和藝術的繁榮，社會的基督教化進一步加強，修道院開辦的學校吸收世俗貴族子弟接受古典文化教育，教堂建築形成自己的風格和特點。自奧托大帝時期起，教會和修道院就是德意志王室施政的一大政治支柱，君王在給予修道院和教會特許權的同時，也牢牢地掌控對修道院院長和主教及大主教的授職權。薩利爾王朝不僅延續了這一教會政策，而且還把這一政策延伸到羅馬教會，染指教皇的任免。為此，薩利爾王朝的君主們積極支持修道院和羅馬教會的改革。然而，羅馬教會通過改革提升其宗教權威，不甘受世俗君權的擺布，激化羅馬教會與德意志皇帝之間的矛盾，釀成公開的對峙，引發對主教授職權的爭鬥。羅馬教會與德意志反皇帝的貴族們聯合起來，以對君王處以絕罰、另立新王的策略，迫使德意志皇帝不得不妥協，走上卡諾薩之路。

  主教授職權之爭改變了德意志政治力量的格局，也改變了皇權和教權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增強貴族在其領地的權勢以及對帝國事務的影響力。與羅馬教會之間的關係極大地限制了德意志君主的集權，與教皇妥協簽訂的《沃爾姆斯協議》不僅沒有改善政教之間的緊張關係，反而加劇了君權與諸侯之間的對立。諸侯利用選舉國王的權利推舉對各自有利的國王候選人，導致王位更替的亂象不斷，甚至為英、法國王覬覦德意志的王位提供了機會。施陶芬王朝依靠新的政治力量，重新劃分帝國內的公爵和伯爵領地，將其封授給皇帝的支持者，給予他們各種特許權，改變貴族社會的結構。諸侯獲得的新的特許權成為邦國制形成的政治保證。邦國制是德意志王（皇）權走向集權的一個重要障礙，加劇了德意志在政治上的分裂，邦君諸侯為了自身的利益經常與教皇以及英法國王結盟，一再選舉對立派國王進行抗衡，多次出現兩王並立的政治局面，甚至出現無政府的「大空位」時期。為克服政治局面的這種混亂，德意志的大諸侯們相互妥協達成一致，確立了七大選侯制度。然而，選侯制度不僅沒有避免兩王並立的現象，反而更加劇德意志政治上的分裂，選侯的政治勢力更強大。邦國制延緩了德意志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進程。

  政治上分裂的邦國製造成多個政治中心，對經濟結構的建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市民階層因為在經濟上起到的主導性地位提升其政治上的影響。然而，邦國制的確立為商業活動設下了重重障礙，首先是關卡林立，其次是缺少統一的貨幣體系。為了克服政治分裂造成的不利因素，有著商業往來的城市聯合起來結為城市同盟，其中最具代表的是漢薩城市。城市同盟並沒有消除統一市場的障礙，反而更加劇了帝國在政治上的分裂，成為邦國制政體不應被忽略的一個經濟基礎。

  在西歐大拓荒運動中延續了2個世紀之久的東進運動不僅開墾了東部的荒原，同時也對德意志的農業結構的演變產生巨大的影響，土地的經營方式有了很大的改變，為北海和波羅的海沿岸新形成的貿易區創造了必要的先決條件。德意志的封建主為吸引當地的農民在東部地區拓墾，給予他們拓荒自由民的身份，此後又因為土地的持有權和用益權的改變使兩者之間的法律身份越來越模糊。貨幣地租鬆動了農民原有的人身依附關係，莊園制因此而解體，租賃土地的邁爾（Meier或Maier，拉丁語為Maior或villicius，意為管理人、承租人）成為新的富裕農民。14世紀中葉，肆虐西歐的黑死病為德意志帶來毀滅性的災難，人口大量死亡，農業和手工業生產幾乎停滯。黑死病之後，農業經濟結構發生了巨變，土地所有權大轉移，莊園制徹底瓦解。黑死病之後農業的巨變加速了農產品進入國際貿易的領域，糧食的國際貿易刺激了大地產的發展，在德意志帝國的東部地區出現了「二期農奴制」，農民的徭役和賦稅加重，激化了農村中的社會矛盾。在胡斯戰爭的影響下，農民的反抗越演越烈，並自發組織起了帶子鞋會。各地先後爆發的農民反抗最終釀成了農民戰爭的熊熊烈火。

  農業結構和經營方式的變化對城市經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農業生產為手工業提供的原材料是推行包買商制度的先決條件，包買商制度在城市中培植了一個富有的市民群體，富裕市民擴大其經營範圍，有了最初的大貿易商行。在這些富裕市民中一枝獨秀的是富格爾家族，他們不僅經營商業而且還從事銀行業，涉足採礦業、紡織業等實體經濟，同時還贊助德意志的文藝復興。城市是西歐中世紀兩次文藝復興的棲息地，異端運動的興起、對古典經典的翻譯、羅馬法的研究以及經院哲學的爭辯打破了中世紀在意識形態以及宗教信仰上的各種禁忌。中世紀的大學為社會培養出法學、宗教和政治等各領域的精英，在大學中湧現出一大批人文主義學者，他們根據自己在社會中的實踐提出新的宗教觀念和政治理論，在他們的推動下，德意志帝國進行了邁向政治現代化的帝國改革，為馬丁·路德開啟的宗教改革運動做了思想和政治上的準備。

  德意志中世紀歷史的軌跡有著自身發展的特點，無法建立統一政治體制的邦國制雖然阻礙了德意志走上君主立憲制的道路，延緩了國家現代化的步伐，但此後在這種政治體制和社會條件下發生的宗教改革運動卻對近代西歐的歷史進程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本卷作者 王亞平

  2016年12月於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