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拒借洋兵

  李鴻章抵達上海後，上海的洋人們來找李鴻章，李鴻章趁勢請他們檢閱淮軍。當時的淮軍，兵餉不足，而且在亂世摸爬滾打了多年，衣衫襤褸，渾身流淌著二流子氣質。洋人們看完，就愁眉苦臉，偷偷對人說：「這簡直就是你們中國的第一大幫丐幫，怎麼可能守得住上海？」

  有人把洋人的擔憂告訴李鴻章，李鴻章「呸」地吐口痰到地上說：「別聽他們危言聳聽，他們這樣說是想讓咱們『借師助剿』，曾公說過，死都不會靠他們這群洋人。不過，」李鴻章轉動眼珠說，「他們的槍炮可真夠勁的，你問問他們，是否能賣給我們一些？」

  李鴻章說曾國藩死都不會「借師助剿」，字字都是真的。所謂「借師助剿」，是當時清政府流行的一種想法，就是藉助洋人的兵力來對付太平軍。

  其實，「借師助剿」的論調存在許久了。早在曾國藩困守祁門，英法聯軍進北京時，有洋人就曾向清政府提議，俺們可以用先進武器幫你們打洪秀全。清政府的老人們圍在桌子前商議，商議了多日，也沒有結果。他們突然想到，這種事遠在南方戰場的頂樑柱曾國藩最有發言權，於是讓曾國藩發表意見。

  

  曾國藩當時的處境萬分艱難，如果讓洋人助攻太平軍，先不說輸贏，至少能把圍困祁門的太平軍兵力分出一些去。可縱然如此，曾國藩深思熟慮了幾天後，給出的答案仍是：外夷的軍隊不可用！為什麼，他說，自古外夷幫助中國消滅敵人後，都有意外要求。就是說，藉助外夷，成本太高，超乎想像。

  他還自信地認為，湘軍水軍已控制了大部分長江江面，清政府部隊的單薄在陸而不在水，太平軍能夠縱橫南中國，也是在陸不在水。湘軍陸軍不可能進兵天京，就算洋人的戰艦由海口沿長江上行，也不能收夾擊之效。也就是說，洋人無用。

  不要認為曾國藩是個正兒八經的民族主義者，其實他是個實用主義者，正如儒家教導他的那樣「無可無不可」，絕不會用死規矩把自己限制死。洋人要借兵給他，他不同意，可對于洋商從南到北代運漕米，曾國藩滿口答應。

  他對中央政府說：「對外人借兵給咱們的事，要感謝他們的好意，但對他們出兵，咱們應委婉地拒絕。可是他們要代我們運送漕米，我是大力贊成的，咱們應該鼓勵他們，讓他們發更大的光和熱。」

  信的最後，曾國藩說：「我和左宗棠、李鴻章商量的結果就是如此。不過，縱然要他們代運漕米，咱們也不能一勞永逸。洋人的先進技術，咱們只要有機會，必須要學習啊。」

  這就是曾國藩、左宗棠等人的遠見，在那種自身安危都受到考驗之時，竟能想到如此深遠的計劃，曾、左二人實在有過人之處，也足以證明，後來二人倡導洋務運動，不是頭腦發熱，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

  當時的江蘇巡撫薛煥與浙江巡撫王有齡對曾國藩「自以為是」的論調大為不滿，王有齡對中央政府說，「曾國藩在祁門被困成了鱉，竟然還大言不慚地說洋人無用，實在是死鴨子嘴硬，不藉助洋人，他曾國藩根本就對付不了長毛賊。」薛煥更是氣沖斗牛，對中央政府說，「曾國藩這是掩耳盜鈴，說不藉助洋人，可上海現在就是靠洋人在守衛，一批不遠萬里來的美國人還自動自發組織了『洋槍隊』，幫助我們打擊長毛。」

  二人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們脆弱的內心認定純靠自己的力量根本對付不了長毛，而曾國藩雖身處逆境，卻內心強大，再加上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使他有著不同於王、薛二人不同的聲音。

  價值觀決定人生觀，這話一點都沒錯。

  清政府對曾國藩和王、薛二人進行綜合評論後，覺得曾國藩正確，王、薛二人是膽小鬼。豈止王、薛二人是膽小鬼，當時在南中國受到侵害的所有中國上層社會都這樣想。上海方面的士紳在未去請曾國藩出兵前，就大肆鼓吹應該請洋人來保衛上海，並請中央政府向洋人「借師助剿」，收復被太平軍占領的蘇州、常州等地。

  中央政府再問曾國藩的意見，當時他已從祁門出來，正在圍攻安慶，勝利指日可待，所以底氣更足。他對上海那群士紳說：「幾個洋人拿幾條槍保衛上海，這可以，但讓他們進攻蘇州、常州，簡直是滑稽可笑。上海是通商口岸，也有他們洋人的利益，他們保衛上海，理所應當。可蘇州、常州等地不是通商口岸，沒有他們的利益，他們來這裡，能有什麼責任心？！」

  上海士紳們垂頭喪氣，曾國藩後來又去信對他們說，既然讓人家保衛上海，就該以誠相待，不可猜疑，尤其不可自傲自卑，能得其心，就能得其力。

  以「誠」待人是理學家的殺手鐧，曾國藩主張在外交上也應該如此，這是他終生的人生信條。

  薛煥氣得鼻子都歪了，正遇到太平軍猛攻上海，洋人們也守得很艱難，薛煥再提「借師助剿」。曾國藩也沒好氣，對中央政府說，「誰不想儘快消滅長毛，洋兵如果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天兵天將，那咱們不用就是傻子。可這些人狼子野心，不成功還好，一旦成功，所要求必然超出我們的想像力，到那時候我們給還是不給，給的話，必是貽害國家，不給，就得開戰，誰能保證打贏？這不是前門驅逐了狼，後門來了虎嗎？！」

  「借師助剿」的論調一時沉入谷底，李鴻章抵達上海後不久，又一波「借師助剿」論興風作浪。提出這一老掉牙論調的人是三口大臣崇厚，他玩了個花招，說洋人不可信，但印度人可信，大家都是受洋人欺辱過的。我們可以借英國殖民地的印度兵來中國，幫助我們打長毛。

  曾國藩忍無可忍，怒斥荒唐：第一，借師助剿是大錯特錯，只圖眼前痛快，不想將來的危險。這些人鼠目寸光，應該都拉出去不經任何審訊就斬首示眾；第二，他曾國藩三番五次地擺明了自己的主張，可還是有人三番五次地提「借師助剿」，拿他曾國藩的話當放屁，簡直無法容忍！

  他聯合左宗棠、李鴻章向中央政府上了一道很不客氣的奏章，專談此事。他說，經過縝密的調查後，我們得出結論，英國人調印度兵來助剿這件事是子虛烏有，英國人在印度都手忙腳亂，怎麼可能有精力調人來中國？縱然英國在中國的地方官想從印度調兵，在他們那種政體下，必須經過議會通過才可進行。崇厚腦子裡都是糨糊，不知他是被某些別有用心的英國人忽悠了，還是他做夢夢到的，竟然異想天開，這種人的智慧不足以擔任官職，皇上應慎重考慮他的去留。

  最後，他又說了不借洋兵的另外理由，可謂擲地有聲：長毛匪原本是中國良民，縱然為匪，失去良知本體，也是吾中國國民，自有我中國管，豈要外人來？況且，今日之形勢，長毛匪已是窮途末路，我輩自有能力結果他們。即使他們仍氣焰萬丈，這也是我們自家的事，中華之難，中華當之！

  「中華之難，中華當之」和漢朝人的那句「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同樣氣勢如虹。

  曾國藩說了這麼多情緒化的話後，筆鋒一轉：「如果政府真聽了那些不開竅的人的話，借師助剿，那湘軍絕不會配合進攻。湘軍不配合，洋兵人少，能攻城但沒有人力守城，最後肯定是白玩一場。」

  慈禧看到奏章的最後，想要發怒，但終於忍下來。雖然對曾國藩很有意見，但她還算清醒，絕對不能借師助剿。

  曾國藩四拒借洋兵，終於使得洋人沒有進入中國軍事領域，至少在這一程度上看，它保全了中國的軍事主權。

  為了不讓洋兵參與中國事宜，曾國藩可謂煞費苦心，甚至不惜一切代價。

  這一思想付諸實踐最具典型的是阿思本艦隊事件。阿思本艦隊事件是這樣的，1860年，英法聯軍進了北京，火燒了圓明園，同治和慈禧回京後，負責和英法聯軍和議的奕訢說，這群鳥人能如此輕鬆地進了咱們帝國的心臟，就是因為船堅炮利。我看這很好辦，只要咱們花錢買一支艦隊就可以了。

  很多人都說奕訢是當時的高瞻遠矚者，但這件事證明了他的平庸。不從制度上改革，全去表面武器上裝潢，這和一個肺癆患者看到拳擊高手天下無敵，認定是拳擊手套的強大的思維模式一樣。

  奇異的是，奕訢的看法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贊同，曾國藩也暫時同意，不過他比奕訢走得更遠一點，他希望能有自己的船廠，而不是全靠購買別人的戰艦。

  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奕訢和洋人們交流、談判，最終確定每艘戰艦數十萬兩白銀。曾國藩得知消息後，大呼太貴。但他又不好阻撓這件事，因為開始時他是同意的。於是他掉頭重新拿出自己的主張：此時購買戰艦無非是為了對付長毛匪，可我早就說過，長毛匪的長處在陸而不在水，洋人的戰艦都是橫行於遼闊的大海，咱們和長毛匪交戰的地方沒有大海，要那麼多戰艦做什麼？

  奕訢頭痛不已，問曾國藩，請把話說清楚點，我最近公務太多，腦袋都要炸了，你想要表達什麼？

  曾國藩拿出自己的想法，戰艦必須要買，買戰艦不是目的，買來後研究它，然後咱們來自己製造，一來省錢；二來可以不必仰洋人鼻息。當有一天，中國人見到戰艦不會大呼小叫，咱們就真的強大起來了，就可以和洋人分庭抗禮了。

  奕訢頭更疼了，他想不了那麼遠，按他和慈禧的想法，買一支艦隊回來，消滅太平天國，這就是直接目的。可曾國藩又談什麼自己製造戰艦，這就超出了他的想像。經過多日的模糊的思考後，他同意了曾國藩的想法，不過，還是違背了曾國藩的意思，購買了一支小型艦隊。

  這支艦隊包括三艘中號軍艦、四艘小號軍艦、躉船（無動力裝置的矩形平底船，通常固定在岸邊，用於裝卸貨物或供士兵上下使用）一艘，又購買了大批武器彈藥，一共花費白銀六十五萬兩。

  聞聽此事，曾國藩拍著大腿對人說：「幾艘破船就值這麼多，要是自己建造，何至花這麼多冤枉錢？」

  雖然如此說，他還是漸漸樂觀起來。當時胡林翼仍在世，他和胡林翼商量說：「這些戰艦一到，每艘戰艦留下三四個洋人，至於士兵，都用咱們湘軍的，炮位也用湘軍，哈哈。」

  人生法則之一，就是發生的事永遠是你預想不到的。就在曾國藩躊躇滿志時，情況發生變化。變化來自二道販子、英國總稅務司司長李泰國，他是英國人，但因為總和中國人打交道，覺得中國人名字很酷，所以給自己起了個中國名字。他把這件事想得特別美好，也特別長遠。清政府把錢交給他，購買了戰艦後，李泰國閣下竟然私自聘請英國水軍上校阿思本為這支戰艦的司令。這還不算，他還招募了六百多英國水軍官兵，準備艦上全用英國人。

  這就是所謂的阿思本艦隊，隨之而來的就是阿思本艦隊事件的爆發。

  如果事情只到此為止，也不算什麼。一個艦隊的司令和士兵是外國人，並不代表艦隊的歸屬權也是外國人。可隨之發生的事讓清政府和曾國藩驚駭萬分。

  戰艦未到中國時，李泰國搖搖晃晃地進了北京城，和奕訢等人寒暄一陣後，就從皮包里拿出幾張紙，上面既有英文也有漢文。奕訢莫名其妙地問：「這是什麼？」

  李泰國晃蕩著肥頭說：「看了就知。」

  奕訢就看，這是份合同，雙方簽訂人不是他李泰國和奕訢，而是他李泰國和阿思本。奕訢才看到第二條就大吃一驚，看完最後一條後，簡直要跳起來痛揍李泰國一頓。

  這份合同的大致內容是，阿思本是這個艦隊的司令，而他李泰國是司令的司令。阿思本有權決定中國以後的水軍規模和戰艦樣式，並且這支艦隊要掛外國軍旗，至於中國清政府的龍旗，隨便找個地方畫幾隻蚯蚓就可以了。

  這個合同告訴清政府一件事：你們出錢買的艦隊不屬於你們，不但這支艦隊不屬於你們，以後你們的海軍也不屬於你們。

  若是幾十年前，中國人早就抽出腰間的鐵片子，把李泰國一刀兩斷了。可因為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中國人對英國人已畏懼如虎。奕訢一面擦拭汗水，一面向李泰國表示，這事他做不了主，要請示慈禧太后。

  李泰國在椅子上微笑著點頭，意志堅定，自信十足地說：「讓你們的女皇看看也無妨。」

  偉大的女皇慈禧看了，要跳起來，卻終於忍住，隔著帘子問奕訢：「南方那群人怎麼看？」

  這當然指的是曾國藩的湘系集團，此時，他們是中華民族的頂樑柱。奕訢輕輕地說：「已經把此事傳去南方了。」

  慈禧再問：「你覺得他們會怎麼看？」

  奕訢想了一下：「他們聽您的。」

  「是嗎？」慈禧笑了，瞬間收了笑容，蹦出三個字，「聽個屁。」

  慈禧可謂未卜先知。曾國藩得知此事後，萬分激動，寫了封情緒極為激烈的奏章，希望中央政府死都不要答應這件事，即使那些錢一毛都要不回來，也不可答應。

  他的奏章在路上時，奕訢等老人們已在制定新的合同，這份合同只輕描淡寫地改了一句話：阿思本的司令職務應由清政府授予，艦隊的最高指揮官應是中國人，而非任何外國人。

  消息再傳到安慶時，曾國藩簡直要暴跳如雷了。

  恥辱！他的腦海里只有這兩個字，但焦躁地轉了幾圈後，他突然猛地意識到另外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很嚴重，讓他冷汗直冒。

  中央政府那群人縱然被英國人的兩次戰爭嚇破膽，也不至於害怕到這種程度，花了那麼多錢，只買個總司令任命的權力？

  這件事如果換個角度考慮，如果阿思本帶著他的艦隊來南方，由於他的任命是出自中央政府，是不是就說明他代表的是中央政府？等於說，中央政府派了支艦隊搶他的勝利果實來了？！

  曾國藩一屁股坐進椅子裡，腦里亂成一鍋粥。由此看來，中央政府還是對他大大不信任啊。如果他這個時候還堅決抵制這支艦隊，那豈不更是給了中央政府一個印象，他曾國藩想獨攬南中國？！

  可問題是，由於深諳傳統文化，曾國藩在安慶的這段時間已儘量收縮自己的權勢，低調得讓人嘆為觀止，他只是希望北京朝堂帘子後面那位對自己的猜忌減少一點，維持好和中央政府的關係。

  倘若這種思路在他頭腦中占據上風，那他的行動應該是，完全同意中央政府的決策，並沐浴更衣，焚香禱告、敲鑼打鼓歡迎阿思本艦隊。然而，對這支艦隊的歸屬權所產生的對國家未來的擔憂，讓他不懼猜忌，毅然決然地上奏中央政府說：「咱們出了錢，就該讓咱們的官員全權指揮，絕不可讓洋人把持這支艦隊。如果洋人非要把持，那乾脆將這些戰艦賞給各國，付出的錢，咱們也不要了，就當餵李泰國這隻狗了。」

  這番話鏗鏘有力，奕訢和慈禧都受到震動，這就是花錢買未來，非有高瞻遠矚的人不能做出。

  慈禧問奕訢：「你說該怎麼辦？」

  奕訢不能說曾國藩勢力大，此時不好得罪，於是說：「曾國藩說得很有道理。」

  慈禧說：「那你就硬著頭皮去交涉吧，你有幾十萬兩白銀做靠山，應該是底氣十足吧。」

  奕訢的確底氣十足，阿思本更是底氣十足，聲稱奕訢和李泰國訂立的章程，他絕不同意。如果非要如此，他就將艦隊解散。

  奕訢還抱著幻想，對阿思本說：「艦隊是我們花錢購買來的，你要走就走，把船留下。」

  阿思本向來是強盜思維，他說：「船是我開來的，你們不讓我獨斷，那我就要把它開回英國，有本事，你們派人去把它開回來。」

  奕訢沒有這個本事，給曾國藩去信詢問對策。曾國藩這回頭腦冷靜下來，畢竟是那麼大一筆錢，不能無緣故就真的賞給洋人。他出了個主意，阿思本可以把艦隊開走，但大清政府是出了錢的，所以委託阿思本把船變賣，變賣之後的錢應該歸還清政府。

  阿思本覺得這是個賺錢的大好機會，樂不可支。為了利益最大化，他聲稱我們這次來中國，花費頗多，往返費用你們要給報銷。

  曾國藩和奕訢不必商量，他們要的就是這結果，立即同意。於是，阿思本虛報帳目，又把銷售戰艦的價格一壓再壓，最後，清政府損失了近四十萬兩白銀，終於取締了阿思本艦隊。

  「阿思本艦隊事件」讓清政府的一些激進分子大為惱火，無緣無故浪費了這麼多錢，居然什麼都沒有得到。縱然是擁有猴子智慧的人也不會做出這樣的事。他們在慈禧面前指責奕訢和曾國藩，慈禧只是異常平靜地聽著，最後才說，這件事以後就不要提了，誰提我就懲治誰。

  當北京紫禁城裡的那些迂腐官員正談論失去的金錢時，曾國藩卻在安慶城中愁眉不展。他意識到，阿思本戰艦事件就是因為中國人沒有自己的造船廠，自然也沒有駕駛員。要想解決這一困境，必須要建造自己的造船廠和培養自己的船員。

  當然，這不是他緊迫的任務。在1862年，曾國藩最緊迫的任務就是解決太平天國首都天京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