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和痛苦是天才的共性

  1492年，格竹子事件發生後不久，王陽明在浙江的鄉試中脫穎而出。據他的同學們說，王陽明幾乎沒有費什麼勁就金榜題名，所以當1493年北京會試時，人人都認為王陽明會毫無意外地重演鄉試的榮耀，令人大感詫異的是，他居然落榜了。

  王陽明心情必定是沉重的，但他未掛礙於心。他的朋友們來安慰他，他只是笑笑說，我並未哀傷，我只是為不能考中做官為國家效力而遺憾。他父親的朋友、大學士李東陽就起鬨說，為國家出力也不在乎一天兩天，當然也不在乎一年兩年，三年後，你必高中狀元，何不現在寫個《來科狀元賦》？

  王陽明在詩詞文章上向來是毫不謙虛的，聽到李東陽這麼一說，就提起筆來，文思泉湧，很快完成一篇賦。在場的人深為嘆服，但有醋罈子看著這篇文章對別人小聲說，此人口氣如此大，自負之氣躍然紙上，將來真得勢，他眼裡還會有我們？

  實際上，王陽明在那時眼裡就已經沒有了很多人。他在1493年的會試中名落孫山，並非是運氣不佳，而是他並未用心於八股文。鄉試過關後，他開始鑽研道家養生術和佛家思想。他對自己說，經略四方，沒有平台；鑽研朱熹理學，沒有訣竅，倒不如另闢蹊徑，去道教和佛家中尋找成為聖賢的密碼。

  然而這一密碼，他只找了一年，1493年會試敗北後，他放棄道教和佛家，開始精研辭章之學。和那些欲以詩歌文章獲取名利的人不同，他是希望通過辭章為萬民立心，立下千古之言。這種鑽研是虔誠的，他在北京的家中讀古代那些偉大文學家們的著作，他和北京城中那些文學家們建下深厚友誼，彼此切磋文學的真諦，日夜苦讀，以至於累到吐血，搞得他父親每天夜晚必須強迫他休息才算完。1494年，王陽明離開北京回到浙江餘姚，熱情地組織了龍泉詩社，每天的生活都在和文章詩歌打交道，他發誓要走通這條路，把自己送上聖賢的聖壇。

  在辭章之學上，王陽明取得了燦爛的成就，他被當時的文學界譽為天才。可不知什麼時候，他突然解散了龍泉詩社，重新拾起了久違的軍事。

  讓他做出這一「吃回頭草」舉動的是一個叫許璋的居士。許璋當時在浙江餘姚附近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一舉一動都流露出傳奇人物的特徵。他喜歡穿白衣，喜歡站在茫茫一片綠的森林中，人們一眼就能發現他。據說，許璋曾經也是理學高手，拜過陳白沙為師，不過和王陽明一樣，他也琢磨不透朱熹理學的真諦，所以拋棄理學，鑽研軍事和奇幻法術。他有兩個讓人欽佩的地方，一是占卜：他能掐會算，有在世劉伯溫的美譽。他曾準確地預言了朱宸濠的造反，又準確地預言了明帝國十一任皇帝朱厚熜（明世宗）的繼位（朱厚熜是以非太子身份登基的）。另一成就是在軍事理論上，他用多年時間吃透了諸葛亮兵法和奇門遁甲中的兵法部分，後來他把這些兵法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了王陽明。

  王陽明得知山中有這樣一位奇人後，就急忙去拜訪。二人交談，當許璋發現了王陽明的宏圖大志和他正在鑽研的辭章之學後，誇張地大搖其頭。

  他說：「辭章是小技，小技不能成大業，何況是聖賢。」

  王陽明驚異地問：「那該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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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璋說：「建功立業是聖賢的不二法門，你如果真是胸藏韜略、有經略天下之志，還愁沒有機會施展？所以，應該努力提升軍事能力。」

  王陽明於是扔了辭章經典，死心塌地地跟許璋學習兵法。他悟性好，有底子，而且用心，很快就得到了許璋的真傳。在許璋的引導下，王陽明的軍事理論逐漸成熟，王陽明「經略四方」的志向死灰復燃。

  1495年，他回到北京，準備第二年的會試。可人人都注意到，他根本沒有準備。他在那段時間最喜歡做的一件事就是和人家大談用兵之道。每當宴會結束時，他就用果核在桌子上排兵布陣。他說起來頭頭是道，很多陣形都是那些久經沙場的將軍們聞所未聞的。或許出於嫉妒，或許他們真的這樣認為，他們對王陽明說，戰場情況瞬息萬變，而你這戰陣卻是一成不變的，難免膠柱鼓瑟，削足適履。

  王陽明叫起來，把其中幾個果核略一改變方位，說：「你看，只需要動一下，就是另外的陣形，怎麼說是一成不變呢？」

  有人譏笑起來：「你覺得擺個標新立異的陣形就能克敵制勝？」

  王陽明嚴肅地回答：「當然不是。」

  「那是什麼？」

  「攻心！」王陽明自信地回答，「虛虛實實，讓敵人的心慌亂，動起來沒有章法，我們就能趁勢而入，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的勝利。」

  這是王陽明日後用兵的訣竅，那些愚人是不會懂的，所以那些人只好攻擊他神經中最脆弱的一環：「請問，你有機會上戰場嗎？」

  王陽明啞口無言，於是很多人在背後竊笑說：「還是先過了會試這關再說其他的吧。」

  王陽明大失所望，他本來不是個輕易受到別人影響的人。但多年以來，他的理想始終無法實現，這不由讓他灰心喪氣。1496年，他在會試中再度名落孫山。有人在發榜現場未見到自己的名字而號啕大哭，王陽明卻無動於衷。大家以為他是傷心過度，於是都來安慰他。

  他的臉上掠過一絲滄桑的笑，說：「你們都以落第為恥，我卻以落第動心為恥。」恐怕只有王陽明這樣的人，才能說出這樣有境界的話來。他的確能對落第而不動心，但對不能實現聖賢理想，他卻無法做到不動心。

  1498年，二十六歲的他又回到了朱熹理學這座高山面前。這一年，距他格竹子已過去了六年，踞他拜訪婁諒已過去了九年。或許是命運的安排，有一天他在不經意翻看理學經典時看到了朱熹給趙惇（宋光宗）的一封信。信中有句話如是說：「虔誠的堅持唯一志向，是讀書之本；循序漸進，是讀書的方法（『居敬持志，為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為讀書之法』）。」

  王陽明像是被雷劈到了一樣，這句話恰好戳中了他多年來的毛病：始終不能堅持唯一志向，而是在各個領域間跳來跳去，也沒有循序漸進地去研究一個領域，所以什麼成果都沒有獲得。

  他如同在沙漠中一腳踩到了噴泉，興奮得狂呼起來，他以為自己終於找到了通往朱熹理學的鑰匙，他開始重新認真地鑽研朱熹的「格物致知」，恨不能要把印在紙張上的朱熹思想生吞進肚子裡。但是無論他如何鑽研，依然無法從「格物」中「致知」。最令他沮喪的是，他無法確證到底是朱熹錯了，還是自己智慧不夠。他一會兒堅信朱熹的格物致知是錯的，一會兒又認為自己智慧有限。最後他心灰意冷地說了這樣一句話：「聖賢大概是命中注定的，而我很不幸，未被註定。」

  《金枝》的作者弗雷澤說，當人類的思維之舟「從其停泊處被砍斷纜繩而顛簸在懷疑和不確定的艱難之海」時，他們會感到痛苦和困惑，只有一種方式可以抹平這種痛苦，消除這種困惑，那就是，思維之船必須重新進入一種「新的信仰體系和實踐的體系中」。

  王陽明的思維之船在1492年格竹子事件和1498年採用循序漸進讀書法後，已經從停泊處漂了出去。他其實一直「顛簸在懷疑和不確定的艱難之海」中，幾乎是左衝右突、上躥下跳，但仍不能磨平那種成聖無望的痛苦，而「新的信仰體系和實踐的體系」離他還有很遠，他看不到，甚至連幻想都幻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