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大西軍在四川

  第一節　大西軍入川

  到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張獻忠領導的大西軍已經比較穩固地占領了湖廣南部和江西的袁州、吉安兩府。在這些地方派設了官員，建立了政權，形勢相當可觀。可是，就在這時，張獻忠卻毅然決定率領大西軍主力西進四川，在湖廣、江西只留下微不足道的一點地方武裝，實際上等於自行放棄兩省地方。張獻忠為什麼要這樣做？封建史籍上說他是害怕左良玉部官軍，才避而入川的。近年來，某些論著又認為這是流寇主義在大西軍中的表現。筆者以為，張獻忠之所以率部入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同李自成部義軍的關係不好。他決策向四川轉移正是李自成殲滅了孫傳庭部官軍席捲西北地區之時。這時明王朝覆滅的前景已經洞若觀火，大順軍眼看就要著手實現統一全國的大業了。張獻忠非常清楚，他既然不打算併入李自成的大順軍，自己又不甘心向李自成俯首稱臣，那就只有另尋出路。他過去曾經一再進軍四川，對這一帶的地理條件有較深刻的了解。就全國而言，四川偏處一隅，北有秦嶺，東有三峽，都是易守難攻的天險。蜀中又有豐富的人力、物力資源，足可立國圖存。縱觀歷史，大凡天下大亂之際，在四川建立的割據政權一般都能夠維持得比較長久。所謂「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定蜀後定」，正是這種歷史狀況的簡單概括。在大順政權行將統一全國的時候，既然不願意放棄自己的獨立地位，張獻忠毅然放棄長江中游地方，遠離他人的臥榻，就是不難理解的事了。

  再看四川的情況，明朝末年這裡的社會階級矛盾十分尖銳，統治階級的驕奢淫逸同農民的極度貧困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當時人士就曾對四川的社會狀況做了這樣的描述：

  ……即如一服飾也，厭薄縞素，競侈羅綺，僭製造奇，月異歲變；一宴集也，淡泊是鄙，豐厚相尚，邱糟林肉，海錯山珍；一居處也，華堂繡戶，卷雨飛雲，園榭必花木盛植，池亭必魚鳥備觀；一烹宰也，只顧適口，不惜物命，刳臠極殄極虐，炮炙極怪極慘；一田土也，富連阡陌，貧無立錐，侵謀膏腴，占人世業，欺奪孤弱，全我方圓。甚之交易則利己損人，營求則重息撤債，結處則口是心非，刁唆則舌劍唇槍，縱慾則貪刻姦淫，逞奸則陰謀下石，見人得志則嫉忌橫生，聞人不幸則幸災樂禍。又甚至貪官污吏、學霸勢紳、市棍土豪、衙蠹宦仆，貓鼠固結，魚肉善良，傾人之家，破人之產，鬻人之子，騙人之財，壞人之功名，害人之性命，淫占人之妻女，拆散人之婚姻。紳衿棍蠹，莫不萬畝千楹，更錦衣而玉食；鄉農庸販，惟有佃田租屋，且啼飢以號寒。[1]

  崇禎後期，明王朝在四川的統治業已搖搖欲墜，地方性的農民起義和民變風起雲湧。其主要的表現便是：活動於川北和川東地區的搖黃十三家越來越活躍，川西等地以「打衙蠹」為號召的民變又方興未艾。「搖黃十三家」起源於以搖天動、黃龍為首的農民軍。崇禎七年農民軍大舉入川後，有一小部分留在四川同當地群眾結合，逐漸形成了十三支起義隊伍。這十三家的首領是：爭天王袁韜、震天王白蛟龍、整齊王張顯、黑虎混天星王高、逼反王劉維明、奪天王某、闖食王某、爭食王黃鷂子景可勤、二哨楊秉胤、六隊馬超、行十萬呼九思、順虎過天星梁時政、九條龍某等。他們活動於蜀中，很少同外面大規模的農民軍直接配合作戰，類似於河南、山東等地的地方性農民起義。搖黃十三家在前期是得到貧苦民眾支持的，史料記載「無聊窮人，背主黠仆，賊與此輩氣味相投」[2]，因此發展很快。後來由於缺乏正確的綱領口號，有的甚至蛻化變質，直接侵犯到一般群眾的利益。但是，對明王朝來說，他們一直是造反的隊伍，牽制了官軍的力量，破壞了明政府統治的基礎。明四川按察使司僉事張一甲在敘述大西軍和大順軍分別進川「勢如破竹」的原因時，曾經指出，「川非無兵，為搖黃折盡」[3]。崇禎十六年，搖黃十三家的力量發展壯大，控制了川北巴州、通江、儀隴等州縣，「官兵不能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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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衙蠹」的興起表明四川人民同官府的矛盾已經達到白熱化的程度。在明末農民戰爭的感召下，四川人民在崇禎十四年便到處揭竿而起，自發地對吏胥衙役、紳衿子弟、王府爪牙痛加懲處，即所謂「打衙蠹」。此類運動最初是在彭縣爆發的，其他州縣也聞風而動，如雅州「百姓各執槍棒進城，拆毀衙役房屋，打死蠹役數十人。上南州縣，處處皆然，州縣官惟閉署坐」[5]。隨著群眾鬥爭的深入，內容也由「打衙蠹」而擴展為「除五蠹」：「一曰衙蠹，謂州縣吏胥快皂也；二曰府蠹，謂投獻王府、武斷鄉曲者也；三曰豪蠹，謂民間強悍者也；四曰宦蠹，謂縉紳家義男作威者也；五曰學蠹，謂生員之喜事害人者也。」[6]到崇禎十六年，「打衙毒（蠹）之風漸熾，因歲飢，轉掠富戶。凡土官之積厚者皆被其害，如邛州之楊天官，毀其廳堂，掠其財物。如山之富，不待賊（指大西農民軍）而烏有矣」[7]。

  很明顯，人民群眾已經自己起來斬除封建統治階級的爪牙了，他們把矛頭指向了整個官紳地主。四川地方當局開初還加以撫慰勸阻，指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料百姓們根本不聽，亂子越鬧越大，以致不可收拾。官僚們改而動用武力，調軍隊和土司兵對人民群眾的這種自發鬥爭進行血腥鎮壓。山雨欲來風滿樓，這就是大西軍入川時的蜀中形勢。

  張獻忠決策入川後，大西軍就由常德、澧州北上荊州、夷陵。原活動於這一地區的老回回馬守應，由於同李自成有隔閡正處於彷徨無適的境地。張獻忠部義軍到來之時，馬守應已經病重，不久死去。部眾遂加入了大西軍，隨同進川。[8]張獻忠還注意召集荊州、宜都等地的群眾入伍，所以兵勢非常強盛。一六四四年春，大西軍逆江而上，水陸並進。四川官軍的防禦力量相當薄弱，大西軍「越下牢，渡三峽，古稱天險，如蹈無人之境」[9]，於二月間占領萬縣，明總兵曾英率部退守涪州（今涪陵）望州關。

  由於江流湍急，兩岸高山難行，大西軍在行進中隊伍拉得很長，後續部隊一時跟不上來；加之兵員和隨軍家屬人數相當龐大，沿途又都是生產不發達的地區，籌集糧草極不容易。因此前鋒到達萬縣後，滯留了三個月才繼續西進。[10]六月初八日，大西軍攻克涪州，明守道劉齡長逃往綦江。十一日，張獻忠下令分兵兩路進取重慶，水路溯江而上，陸路取道南川縣，約定十八日會合於重慶城下。[11]張獻忠乘坐大船，船上懸掛著「澄清川岳」字樣的黃旗，在重慶附近登岸，同麾下將領觀察了地形。攻城之前，他派人勸說重慶守城官員投降。明守土官員問張獻忠大軍此次入川的意圖何在，使者回答說：「暫取巴蜀為根，然後興師平定天下。歸誠則草木不動，抗拒即老幼不留。」[12]明官僚拒絕投降，獻忠即部署攻城。重慶位於長江和嘉陵江匯合處，三面臨江，是一座易守難攻的山城。大西軍從西面陸路先攻占浮圖關[13]，進抵城下。六月二十日，張獻忠命軍士用火藥炸開通遠門附近的城牆，一舉攻克了重慶。[14]明瑞王朱常浩[15]、四川巡撫陳士奇、重慶知府王行儉、巴縣知縣王錫等都被處死。張獻忠下令把據城抗拒的官軍士卒砍去一隻手，然後釋放。這些人逃竄所過地方，軍民震駭，紛紛瓦解。大西軍稍事休整後，除留下劉廷舉帶著為數不多的軍隊鎮守重慶外，大軍即分水陸兩路向成都進發。

  成都是明蜀王的封地。從洪武年間起，朱椿的後代即憑藉政治勢力，霸占了跨府連縣的腴田沃土，積攢起驚人的財貨，過著驕奢淫逸的糜爛生活。史載第一代蜀王朱椿就霸占大量土地，共建了三百多個王莊，「王膳」一天由一個王莊供應，一年之間才輪換一遍，「故富無與比」[16]。到萬曆年時，王府莊田已經占了利用都江堰水灌溉的十一個州縣土地的十分之七，還不包括蜀府親王、郡王、將軍、中尉的祿米、雜項收入和差徭。末代蜀王朱至澍聽說京師失守、崇禎自盡，竟然異想天開地希望得到四川地方文武官員的支持，先就監國之位，然後黃袍加身。四川巡按御史劉之勃以朱至澍的世系太遠為理由堅決反對，其他一些官員也表示冷淡。朱至澍的皇帝夢做不成，大為惱怒。當大西軍和大順軍分別由湖廣、陝西進川時，地方官感到形勢嚴重，曾請求蜀王出錢募兵。朱至澍懷恨在心，又捨不得出錢，皺起眉頭說：「孤本無蓄，止有承遠殿一座，如可變，請先生賣以充餉。」[17]等到大西軍攻破重慶，瑞王被殺的消息傳來，朱至澍才慌了手腳，打算帶著宮眷財寶逃往雲南。地方官擔心會引起人心渙散，不讓他走。朱至澍無法，只好拿出銀子募人守城，宣布應募者「人給白金五十兩」。但為時已經晚了，「應募率皆游手無賴，方授兵登陴，各懷鏹超堞而去」[18]。

  六七月間，正當大西軍由重慶向成都推進的時候，李自成任命的大順政權四川節度使黎玉田[19]、懷仁伯馬科[20]統兵一萬從漢中入川。當時，李自成已經敗回西安，明知張獻忠部已由湖廣進川。儘管李自成遣軍入川和任命四川地方官員，是在北京期間決定的，這時對付清軍已感到力量不足，本應立即撤回入川軍隊，假意同張獻忠修好，共同抗清。可惜他沒有這樣做，其中原因目前說不清楚。七月，黎玉田、馬科所統大順軍進入川北重鎮保寧（今閬中縣）。

  明王朝在四川的統治已經面臨末日，成都居民「每夜呼曰：闖至矣！明日又呼曰：獻至矣！」[21]惶惶不可終日。八月初五日，大西軍到達成都城下。初九日，破城而入。[22]朱至澍和王妃投井死，新任巡撫龍之光、總兵劉佳胤投水自殺。巡按劉之勃被活捉，張獻忠勸他投降，他卻頑固不化，被處死。張獻忠封蜀世子為太平公，不久也殺掉。

  占領成都以後，張獻忠派出大將分別領兵收取四川各府、州、縣和各土司。大都望風而下，「州縣爭封府庫應偽命」[23]。邛州的生員聽說大西軍占領了省城，自動聚集群眾「伐鼓大噪，索印款賊」[24]。在很短的時間裡，除了遵義（今屬貴州省）和石柱、黎州土司以外，四川地區便大都處於大西政權的管轄之下了。

  第二節　張獻忠在四川建國

  大西軍初進四川時，曾在名義上承認李自成大順政權的正統地位，遵用永昌年號。[25]不久傳來了大順軍被清軍擊敗的消息，李自成派黎玉田和馬科統兵入川，又直接觸犯了張獻忠的利益，使他難以忍受。因此，他先派部將，繼而親統大軍來到川北，一舉擊敗馬科部，把大順軍趕回陝西。張獻忠為了紀念這個勝利，把綿州改為得勝州，派設了地方官員和鎮守將領。川北一戰標誌著張獻忠同李自成兩大農民軍公開決裂。李自成在抗擊清兵尚且自顧不暇的時候，派出軍隊去同張獻忠爭奪四川，儘管他的部隊收取的是大西軍尚未到達的明政府管轄州縣，畢竟有傷和氣。但是，張獻忠卻走得更遠。他在綿州取勝之後，竟然一不做二不休，於十一月間派出軍隊進攻大順政權管轄的陝西漢中府。結果被大順軍漢中守將賀珍擊敗。[26]在全國形勢由於清政府推行民族征服政策而日益惡化的時候，大西軍和大順軍卻兵戎相見，其對雙方的影響都是相當不利的。漢中之戰僅僅過了一個多月，大順軍就在清軍進攻下被迫放棄陝西。李自成固然不能指望得到張獻忠的支援，而在大順政權傾覆之後，大西政權也失去了北面的屏障，直接處於清軍攻勢的威脅之下。

  張獻忠占領成都後，便正式建立政權，初稱大西國王，不久稱帝，定年號為大順。[27]以成都為西京，蜀王府邸為宮殿。其立國措施主要有以下幾項：

  一、設立官職，開科取士

  朝廷設立丞相、六部尚書等官職。以汪兆齡為左丞相，嚴錫命（四川綿州人）為右丞相，政事多裁決於汪兆齡。胡默為吏部尚書，王國麟為戶部尚書[28]，吳繼善為禮部尚書（不久處死，以江鼎鎮代替），龔完敬為兵部尚書[29]，李時英為刑部尚書，王應龍為工部尚書。

  值得注意的是，張獻忠入川初期，很重視延攬四川地方人才。左、右丞相中安排了一個四川人士，六部尚書中王應龍是延安工匠出身，跟隨張獻忠多年的老戰士；胡默和李時英是在湖廣參加張獻忠起義軍的知識分子，共過患難，讓他們掌握用人和刑殺大權比較放心，此外的三部尚書（同丞相一樣各占一半）都是就地取材，任用了四川人或明朝四川降官。川北巡撫也由四川廣元人吳宇英擔任。[30]

  為了爭取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支持，張獻忠在四道各設學官一人，開科取士。命令各州縣起送士人參加科舉，規定若有父兄阻擋子弟赴試，要受到嚴厲懲罰。從當時人士的記載中可以看出，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中心懷疑懼者固不乏人，但多數還是抱有善意或者熱衷功名的，故參加大西政權科舉的人相當踴躍。考試方法改八股為策論。張獻忠親自寫了一篇《萬言策》，「歷評古今帝王，以西楚霸王為第一」[31]，頒發學宮，供士子學習。考試及格的人由吏部分別授官。大西政權的科舉制度，包括了籠絡士子和加意防範的雙重意義。一方面儘量用功名爭取士子，雖然當時管轄範圍不到一省，科舉卻分為入學、中舉、進士三級。一六四五年科試之後不久，「又以為不得真才，仍復設科，是一年兩科舉也。一時舉人、進士固多，而狀元、榜眼同出一州」[32]。另一方面又規定「未取童生不許躲閃，已中者不得寧家，未中者不得在鄉居住。以為秀才在鄉造言生事，並家眷盡驅入城中，十人一結，一家有事，連坐九家」[33]。這些措施，實質上反映了大西政權對地主階級既爭取又控制的態度。

  二、軍制

  大西的軍制，有正規軍和地方武裝之分。正規軍共四十八營，以孫可望為監軍節制文武平東將軍，劉文秀為掛先鋒印撫南將軍，李定國為安西將軍，艾能奇為定北將軍[34]；以王尚禮為提督御營，竇名旺為提督皇城都指揮，王復臣、王自羽為水軍左、右都督。此外，大將尚有張君用、馬元利、馮雙禮、白文選、劉進忠等。上述將領除王尚禮、竇名旺外，都經常統兵分鎮或分巡各州縣。

  為了維護地方治安，大西政權在各州縣還組織了地方武裝，稱為里兵。史料記載，大西政權「有里兵，皇兵名色。按戶口僉派，三丁抽一，皇兵出師，里兵守城」[35]。僅在簡州一地就有「里兵五百人，屬偽都司管轄」[36]，定期進行操練。

  三、肅清內奸，厲行法治

  張獻忠深惡朱明宗室魚肉人民，入川後就下令：「凡王府室支，不分順逆，不分軍民，是朱姓者，盡皆誅殺。」[37]防止了官紳地主利用正統旗幟擁立朱元璋的子孫發動叛亂。為了防範敵探奸細，大西政權實行了嚴格的戶籍制度，如在廣元，「城中居民不論老幼男女，一切入籍，不能遺漏一名」。[38]西京成都的城禁更是十分森嚴：

  四城門不許擅行出入。凡城內出者，先赴兵馬司處投遞手本，上開某街等幾鋪或某坊某人出到某處，左右鄰某人，戶首某人，保結某人，有無家口，約某日回城。如至期不回，先拘左右鄰及戶首斬殺，後拘出城不回之人家口，不拘老少，盡數斬殺。其城外入者，兵馬司盤問明白，填給入票。事畢出城，驗繳原票方行放出。如或有失落原票者，即殺不放。如系本日往還者，則於左頰印一圖書，至晚驗明圖書方行放出。倘或有被汗水摩擦，圖書不明者，亦拘留斬首。[39]

  又派出緝事兵丁，化裝成平民於大街小巷往來巡查，發現有「譏訕新朝」言論者，立即綁赴王尚禮處嚴加懲辦。一天夜間，有個男子絮絮閒談，他的妻子阻止說：「夜深了，你還是張家長李家短說個沒完沒了。」被緝事兵丁聽得，第二天捉將官里去。張獻忠得報後大笑道：「這是說我家長，自成家短，是個良民嘛！」下令給賞釋放。[40]在這種政治空氣下，城中百姓雖不免感到精神緊張，但大西政權肇建之初，敵對勢力尚欲蠢動之時，嚴加警戒也是可以理解的，當然手段過於殘酷了些。

  四、經濟措施

  大西軍在湖廣的時候，曾經宣布過錢糧三年免徵的政策，軍餉等費用都是取之於沒收官府、宗室和官紳地主所得。入川以後有否改變，沒有見到明確的記載。[41]從現有的材料來看，大西政權在四川沒有實行按土地或人口徵收賦稅的政策。幾十萬大軍和各級政權的消費，基本上是依賴沒收和打糧。當時人士傅迪吉和李蕃的著作中，都描述了大西軍出外打糧的情況。明末社會中，家有餘糧的固然主要是地主，可是這種見糧就拿、見豬就殺的政策，必然要侵犯到一般農民的利益。如果說這種做法在流動作戰時期還有它的合理性的話，那麼作為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權，繼續這麼辦就必然走到難以為繼的地步。它不僅不利於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而且必然導致生產的萎縮和停頓。[42]這不能不說是大西政權在四川站不住腳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大順政權相類似，大西政權也曾經「取富戶追贓」[43]。「拘紳衿富室大賈罰餉銀，皆以萬計，少亦數千，不問其力之足否。事甫畢，則又戮之如初。」[44]在雅州「止發土戶（指土司）錢糧助餉，地方尚未殘破」[45]。

  為了便於民間貿易，大西政權鑄造了大順通寶，製作精工，同明末的薄劣惡錢形成鮮明的對照。[46]張獻忠還下令專門鑄造了「西王賞功」錢，分金、銀、銅三品。這種錢顯然是供賞賜有功將士之用。其鑄造的時間大約在入川以後至稱帝以前，至於是否可在市場流通尚不清楚。[47]史料中可以看到不少當地百姓「入營貿易」的記載[48]，說明大西政權是保護商業的。

  五、對西方傳教士的態度

  張獻忠在成都建立政權以後，禮部尚書吳繼善曾推薦明末來川傳布天主教的耶穌會士利類思（義大利人）、安文思（葡萄牙人）「才德兼優」，可備顧問。獻忠依言派禮部官員前往聘請。接談時，獻忠從他們那裡得到了許多聞所未聞的知識，感到非常高興，待以上賓之禮。不久，以二人「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國政治」，賜以「天學國師」徽號，由國庫按月發給銀兩。這兩個耶穌會士通過同張獻忠的接觸，發現他「智識宏深、決斷過人」，「天姿英敏，知足多謀、其才足以治國」[49]。張獻忠抱著很大的興趣向兩位傳教士詢問了西學和西方各國政治制度、風俗人情，兼及天主教教義和「教內事件」，注意吸收當時西方比較先進的自然科學知識。他「問算學之事甚多」，並且「隨同左右辯論，頗有心得」。他還委派傳教士帶領工匠用紅銅造天球、地球和日晷各一座。造成後，張獻忠「視若異寶，飭令將天、地二球排列宮中大殿上。以壯觀瞻」[50]。他多次向傳教士索取天文書和算學書，表明他對西方的科學技術非常關注。

  然而，張獻忠卻不贊成在中國傳播天主教。他很得體地對傳教士們說：「吾深知爾等之教，活而且聖。唯一天主真神，應受朝拜，爾等當朝拜之。然當在歐洲朝拜之。因我等生於中國，亦有我等之敬禮，謹當守之。爾等之天主亦願在爾歐洲享受敬禮，因彼處有多數人敬之故也。天主不願在中國受敬禮，亦不令人尊之敬之，因此地之人心錮閉，隨從其祖宗之教故也。是以爾等教律緊要諸書，爾等宜保存之，並耐心等候吾將全國平服後，即當送爾等還鄉。彼時煩爾等多遣天文學士及天文諸書惠寄來華。」在一位封建社會中出身於社會底層的農民領袖身上，竟然具有這樣明確的區分精華和糟粕的卓識，實在是令人欽佩的。張獻忠尊重傳教士們的科技知識，但對於他們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隱情卻洞若觀火，「謂其借傳教為名，暗行其私意，偵探中國底蘊，報知外國」。從後來公布的西方傳教士超越宗教活動範圍，私自搜集和記錄中國政治、軍事、經濟、地理、風俗、人情等大量情報來看，張獻忠的「智識宏深，決斷過人」誠非虛語。

  六、大西政權封建化的若干跡象

  在四川建立的大西政權，本質上是農民革命政權，受到這個政權沉重打擊的是官紳地主。不過，也有若干跡象表明這個政權正處於向封建政權轉化的途中。張獻忠入成都後，追求生活享受很是令人吃驚，僅后妃就多達三百餘人。[51]這種在生活上的追求，正反映了張獻忠作為一位農民革命領袖，隨著地位的變化而逐漸喪失了原先的樸素作風。由於后妃眾多，太監也就成為必不可少的了。同李自成在西安建國以後的情況一樣，張獻忠也把封建統治階級恭避御諱的做法學了過來，不准人們使用「獻」「忠」二字，犯者嚴懲。連往代碑文上的獻忠字樣也一概鏟掉。史料記載：「近日人家廟宇扁對石碑牌坊上，有犯張獻忠名字，亦皆鑱去。」[52]「獻忠惡人犯其名字，自劍閣棧道抵成都，前人碑版皆鑿之，雖嫌名亦諱，並刊去前代年號，故蜀無完碑。」[53]

  第三節　官紳地主的叛亂和大西政權的加緊鎮壓

  歷來的封建史籍，對大西軍在四川的作為差不多都一言以蔽之曰「屠蜀」，把張獻忠描繪成以四川百姓為敵的凶神惡煞，這是不符合事實的。張獻忠占領四川的本意是以「巴蜀為根」，徐圖向外發展。所以，他在入川初期是相當注意爭取各方面支持的，打擊的對象只限于堅決與大西政權為敵的部分官紳。大西軍進川過程中紀律嚴明，並不隨便殺人。《長壽縣誌》記載，大西軍由涪州進攻重慶途經該縣時，「立誓不妄殺一人」，「邑中得無恙」[54]，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時，由於大順軍已經攻克了北京，明王朝土崩瓦解，四川地方的官僚士紳，除了少數甘心充當朱明王朝殉葬品的人以外，大多數都轉到大西政權方面尋求保護。如史籍所說，「初，成都官吏見獻忠將至，逃避不徨。繼見獻忠稱王，分官任事，以為暴雨之後，雲收霧散，將見太平。又聞獻忠有勇有為，能任國事。於是一班官吏均出任事」[55]。省會以外的府縣，「文臣武將，賣降恐後」[56]。接受大西政權官職的人員雖然缺乏統計材料，但據西方耶穌會士的記載，張獻忠在成都建立政權之初，「在朝之官統計千人」[57]，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是在四川吸收的。儘管這些人還存在不同程度的疑懼，有的甚至心懷叵測，但就大勢而言，大西軍占領四川的初期，各地社會秩序比較穩定，地主豪紳既有攀龍附鳳之心，又懾於大西政權的兵威，階級衝突並不十分尖銳。因此，大西政權採用暴力鎮壓的措施相當有限，殺人並不多。

  直到一六四五年上半年官紳地主的叛亂逐漸嚴重時，大西政權仍然注意約束軍紀，努力做到「兵民守分相安」。這年三月，大西軍驍騎營都督劉進忠還發布了禁約，勒石立碑以示鄭重。禁約碑文主要內容如下：

  ……本府秉公奉法，號令森嚴，務期兵民守分相安，斷不虛假。仰各驛鋪（此處缺數字）約法數章，如有犯者，照約正法，特示。

  一、不許未奉府部明文擅自招兵，擾害地方者，許彼地士民鎖解軍前正法；如容隱不舉，一體連坐。

  一、不許往來差舍並閒散員役擅動鋪遞馬匹兵夫，查出捆打。

  一、不許坐守地方武職擅受民詞，違者參處。

  一、不許假借天兵名色擾害地方，該管地方官查實申報，以憑梟示。

  一、不許無賴棍徒投入營中，擅輒具詞詐告，妄害良民，違者捆打。

  一、不許守□文武官員擅娶本土婦女為妻妾，如違參究。[58]

  這個禁約的發布人劉進忠，後來降清成了農民軍的叛徒，但文告本身仍然反映了大西軍入川前期，對於維護軍紀、穩定社會秩序的重視。

  四川地區的階級矛盾是怎樣激化起來的呢？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張獻忠等大西政權的決策人，雖然採取了安排蜀人做官、開科取士等政治措施爭取當地士紳，但這個政權的基本施政方針卻直接損害了官紳地主的利益，如下令各地「搜求仕宦及起送衛所世職，皆殺之」[59]，以及拘集官僚士紳罰銀充餉。隨著這類農民革命政策的推行，官紳地主才發現張獻忠起義軍雖然「開基立國，而群盜之習毫無悛改」[60]，他們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二是四川地區的官紳地主，本來是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投靠大西政權的。甲申五月，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號，頒詔各地，自封正統。當時北方的局面是清兵同大順軍相對峙，弘光朝廷自知力量單薄不敢問鼎中原，注意力就更多地放在南方。東南各省是弘光朝廷立國的根基，西南除四川外，其他省份仍奉明朝正朔。在這種形勢下，弘光朝廷很自然地要加緊部署顛覆大西政權，致力於建立自己的半壁江山。然而，南京小朝廷自建立之始就患有先天的軟骨病，它既不可能派遣軍隊入川同大西軍正面交鋒，就只好採取任命四川官員，指使他們聯絡策反，把本地的官紳地主勢力組織起來同大西農民軍為敵。明末封建文人黎遂球向弘光朝廷上書言事時，就曾提出過以下的建議：

  又聞獻賊逋竄蜀中，設偽官分為四道，以圖延喘旦夕。……誠得親信之士布置其間，或散為流言以惑其眾，或伺其隙以間之，使之互相殺戮，而潛結蜀中諸士官與夫忠義之士，陰為部署，伏聚高山長林之間，多設旗幟以寒其膽。又潛與之約，能復一城一邑者即以與之。而其中有能斬獻賊之頭來歸者，即舉蜀地爵之。如此，將不煩大兵而蜀可以得，獻賊可滅，其眾且可收之以為用。故縱間之策不可不行……[61]

  一六四四年八月，弘光朝廷任命樊一蘅為川陝總督；舊輔王應熊以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總督川、湖、雲、貴地方，賜尚方劍便宜行事。[62]王應熊是四川巴縣人，樊一蘅是四川宜賓人。南明政權利用他們在本省士紳中的影響，「皆委以恢復之任，號召諸路官兵義旅，響應雲合」[63]。王應熊受任之後，坐鎮遵義、綦江地區，統籌全局。按照他提出的規劃是，依靠貴州的兵力和軍餉，加上敗軍潰卒，地方武裝，由綦江、納溪北上；同時責成雲南巡撫命將出師，沿建昌、畢節一線推進；川陝總督樊一蘅則提兵轉入川北，奪取保寧（今閬中）、順慶（今南充）一帶，從北面牽制大西軍。他還要求朝廷急令湖廣巡撫重占荊州，防止大西軍順江東下；鄖陽撫治則沿大昌、大寧、達州、東鄉一線蠶食川東北地區；偏沅總督和巡撫由東南面扼控四川。這就是王應熊提出的圍剿大西軍的全盤計劃。[64]在他的組織和策動下，四川各地的反革命勢力頓時活躍起來。

  一六四五年春，明總兵曾英擊敗大西軍守將劉廷舉部，占領了重慶。張獻忠派大將劉文秀率領幾萬名戰士反攻重慶，又被曾英部擊退。這個山城重鎮的失守，是張獻忠入川以後，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遭受的第一個重大挫折。此外，明將王祥據有綦江，參將楊展盤踞黎雅，游擊馬應試竊據敘州（宜賓），四川南部成了官紳地主顛覆大西政權的主要基地。在順慶地區（今南充一帶），明舉人鄒簡臣「潛與順慶豪傑倡義，建『中興』赤幟於江滸，數日眾至十餘萬，軍聲大振。賊卷甲遁，恢復順慶十餘城」[65]。川西的松潘副將朱化龍也「斂兵自守」，割據一方。大西政權控制區內的官紳地主則紛紛叛亂，「起義兵斬偽令者所在皆是」[66]；「乃西川人性戇愚，特明順逆，不量勢力，不肯被不義之名，故其所置郡縣賊吏特以兵威迫脅，民勉聽從；兵才他適則群起而殺之」[67]。後來竟弄到這樣的地步：「成都百里外，耰鋤白梃，皆與賊為難。」[68]

  事實說明，南京弘光小朝廷成了四川官紳地主心目中的旗幟，為他們提供了從事反對農民革命的復辟活動所必需的組織系統和精神支柱。這正是四川地區政治局勢發生劇烈變化的重要原因。

  官紳地主的瘋狂反撲，迫使張獻忠加緊了軍事掃蕩。這本來是必要的，然而張獻忠在鎮壓和防範叛亂的過程中卻走得太遠了，往往弄到順逆不分的程度。他看到官紳地主是反對大西政權的主要勢力，而生員們一般多是出身於這個階層，就在大順二年十一月藉口舉行「特科」，命令將各府縣生員一律起送成都，到齊後找了個藉口全部殺光。[69]這就是所謂大慈寺屠戮士子事件，大約殺了五千人。[70]當他不斷得報大西政權的地方官員被反革命勢力捕殺時，又常常遷怒於當地居民，派出軍隊不分良莠濫加屠殺。張獻忠的過激行動，使本來就非常尖銳的階級對抗更加複雜化了，導致大西政權逐漸喪失民心。

  在歷史上身居權力頂點的人物，一旦走上了錯誤的道路是很難迷途知返的，他們往往在謬誤的斜坡上越滑越遠，張獻忠的悲劇正在於此。他甚至發出了「除城盡剿」的命令，分遣軍隊到所屬州縣搜殺百姓[71]，連西京成都也發兵「剿洗」。《聖教入川記》中，載錄了外國傳教士目睹的情況：一六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張獻忠下令除大西政權官員家屬以外，成都「城內居民一律殺絕」。第二天，「各軍人皆奉命認真嚴剿，毫不容情。……各軍分隊把守城門，余軍驅百姓到南門就刑」。「被拘百姓無數集於南門外沙壩橋邊。一見獻忠到來，眾皆跪伏地上，齊聲悲哭求赦云：『大王萬歲！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國法，何故殺無辜百姓？何故畏懼百姓？我等無軍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敵，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眾無辜小民。』云云」。張獻忠聽了，「不獨無哀憐之意，反而厲聲痛罵百姓私通敵人。隨即縱馬躍入人中，任馬亂跳亂蹄，並高聲狂吼：該殺該死之反叛！隨令軍士急速動刑。冤乎痛哉，無罪百姓齊遭慘殺。……錦繡蓉城頓成曠野，無人居住，一片荒涼慘象，非筆舌所能形容」。「獻忠剿洗成都後，旋即傳令曉諭各鄉場鎮村莊之民，均可移居成都城內為京都居民。」張獻忠的過火行為，最後弄得自己越來越孤立，乾脆一把火燒掉成都，打算丟掉四川，另謀出路。

  《紀事略》等書中記載，深受張獻忠信任的左丞相汪兆齡，是促使大西政權推行屠戮政策的主要策劃者。從其他著作敘述張獻忠犧牲以後孫可望、劉文秀、李定國、艾能奇四將軍處死汪兆齡時宣布的罪狀[72]來看，可以互相印證。汪兆齡出身於南直隸桐城縣的官紳地主，混跡於大西軍後巧於逢迎，博得了張獻忠的寵信。他竭力主張血腥屠殺，是出於蓄意破壞呢，還是因為大西軍入川以後四川人在政權中占的比例越來越大，妨礙了他獨攬大權，必欲殺之而後快呢？抑或是迎合張獻忠的偏激思想以保全自己的祿位呢？由於史料缺乏，無從做出準確判斷。但是，他利用張獻忠的憤激情緒，把大西政權為鞏固自身而採取的鎮壓措施推向了反面，造成大西政權在後期樹敵過多，招致最後的慘敗，是要負重要責任的。

  關於張獻忠在四川殺人過多的問題，我們應當看到，這首先是因為官紳地主的瘋狂反撲引起的。把事情說成張獻忠天性好殺、殘忍，是封建統治階級的誣衊。史籍中常常迴避張獻忠在四川前期和後期政策上的變化，而用以偏概全的手法，把後期客觀形勢的改變和主觀判斷上的錯誤而殺人過多，說成一貫如此。比如大西政權的開科取士，其前兩次都是真正的延攬人才，安排官職。只有最後一次才是藉口舉行「特科」，屠殺士子。在許多史籍中故意含糊其詞，光說張獻忠假借科舉，把四川的讀書人殺戮一空，這顯然是違背歷史事實的。有的封建史籍，把張獻忠殺人的情況和數字誇大到極其荒誕的地步，如清初封建文人毛奇齡說，僅從丙戌年（大順三年，1646）正月張獻忠「命四將軍分路草殺」，到五月回成都報告，所殺人數合計竟高達六億九千九百餘萬，此外所殺者尚未計算在內。[73]明後期全國人口數僅六千多萬，毛奇齡撒下彌天大謊，編造張獻忠在四川一省（實際上大西政權當時所能控制的只是成都附近州縣）殺的人數，竟超過全國總人口的十倍以上。這種無恥的夢囈，居然被清朝統治者主持修撰的《欽定明史》所沿襲。在該書卷三〇九《張獻忠傳》里，竟赫然大書，「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有的史籍還繪聲繪色地著意渲染，胡說什麼張獻忠殺人，竟至於「流血若奔濤，聲聞數里。錦江盡赤，河水不流」[74]。這類狺狺狂吠，適足以暴露封建統治者們對起義農民的仇視心理而已，毫無史料價值可言。

  但是，我們也應當正視包括張獻忠在內的大西政權領導人的錯誤。把凡被大西軍所殺的人都說成該殺的，都是農民革命的死敵，不僅違反歷史事實，也不利於從中總結歷史的教訓。除了前述汪兆齡之流的順風吹火以外，張獻忠本人的偏激情緒，也是造成鎮壓擴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現存大西政權所立的張獻忠「聖諭碑」，頗能反映他當時的思想。碑文只有兩句話：「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大順二年二月十三日。」[75]這道「聖諭」，雖不像統治階級捏造的那樣，下面還有七個「殺」字，但它確實明白無誤地反映了張獻忠的變態心理：對封建統治階級的仇恨擴展成了對人的厭惡。張獻忠何嘗不知道「天意從來高難問」，他所說的天只不過是他自己。有的史料記載，「張獻忠常曰：人命在我，我命在天。四方有路，在劫難逃。」[76]在他眼裡，是四川百姓忘恩負義，只有由他這位上天之子來恭行天罰了。[77]張獻忠忘記了，他和部下軍隊吃的是百姓種的糧，穿的是百姓織的布，忘記了他在瑪瑙山戰役之後，正是在川東山區百姓的掩護下，才免於被官軍殲滅，也忘記了正是千千萬萬的百姓跟著他打江山，才把他捧上了皇帝的寶座。張獻忠用自己創造的天與人之對立，代替了現實生活中富與貧的對立，正反映了他在思想上的變化。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個「聖諭碑」，是張獻忠為自己在鎮壓官紳地主叛亂時濫及無辜愚蠢做法的辯護。

  史籍中談到大西軍在四川的舉措時，常常同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銳減連帶論述，這樣做不是有意中傷，便是無知妄說。明清之際，四川人口急劇下降是事實。封建統治階級把這筆帳全都掛在張獻忠名下，是極為不公的。造成四川許多地方荒無人煙、人口銳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明朝軍閥屠戮平民[78]、清軍濫殺無辜、搖黃等武裝蹂躪百姓；張獻忠領導的大西軍肅反無邊，當然也應負一部分責任。但主要原因還是，由於連年兵荒馬亂，生產大面積停頓，人民大批地死於飢餓[79]、相食[80]、虎害[81]、瘟疫[82]，向外逃亡的也不在少數。在批駁封建史籍誣衊大西軍「屠蜀」的時候，還應當指出，直到張獻忠犧牲、大西軍轉入雲貴時，四川遭受的破壞還是比較有限的。此後四川的人口仍在大幅度下降，這是可以列舉材料加以證明的。[83]

  第四節　張獻忠犧牲及大西政權失敗的原因

  從一六四五年起，大西政權所面臨的局勢就逐漸惡化起來。四川各地的反革命勢力囂張一時，大西政權控制的地區逐漸縮小。就全國而言，李自成部義軍建立的大順政權被清軍摧毀了，南明弘光政權也跟著覆亡，民族矛盾已經上升成為國內的主要矛盾。

  清政府為了實現其征服全國的野心，在東南和湖廣地區大舉用兵，企圖鎮壓大順軍餘部和其他漢族士民的抗清鬥爭。而對於張獻忠則一再派人進行招降，妄圖不費一兵一卒便掠定四川。順治二年春，清陝西總督孟喬芳致書大西川北巡撫吳宇英，「令其說張獻忠投降」[84]。同年秋，清湖廣等地總督佟養和也派人「持書與告示往四川招撫張獻忠」[85]。張獻忠對清政府的招降嗤之以鼻，根本不予理會。當他發現吳宇英在廣元暗自組織反革命鄉勇，準備叛投清方時，便斷然派兵平叛，處死了這個反覆無常的官僚。[86]

  於是，清廷改而採用軍事征討和政治招降雙管齊下的方針。順治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多爾袞任命駐防西安內大臣何洛會為定西大將軍，加派左翼固山額真巴顏、右翼固山額真墨爾根、侍衛李國翰等率兵前往陝西，「會剿四川，征討叛逆」[87]。同一天，又頒布了招撫張獻忠的詔書和告四川文武各官兵民人等的諭旨。詔書說：「張獻忠前此擾亂，皆明朝之事。因遠在一隅，未聞朕撫綏招徠之旨，是以歸順稽遲。朕洞見此情，故於遣發大軍之前，特先遣官齎詔招諭。……張獻忠如審識天時，率眾來歸，自當優加擢敘，世世子孫永享富貴，所部將領頭目兵丁人等，各照次第升賞，倘遲延觀望，不早迎降，大軍既至，悔之無及。」諭旨說：「凡文武官員兵民人等，不論原屬流賊或為流賊逼勒投降者，若能歸服我朝，仍准錄用。倘抗拒不服，置之重典，妻子為奴。開誠投順者加升一級，恩及子孫。有擒獻賊渠將佐者，論功優升，永同帶礪……」[88]

  由於當時在陝西漢中等地的孫守法、趙榮貴、賀珍等部仍在堅持抗清鬥爭，牽制了何洛會等統率的清軍，使他們無暇進剿大西軍。順治三年正月，清廷又命肅親王豪格為靖遠大將軍，同多羅衍禧郡王羅洛宏，多羅貝勒尼堪，固山貝子吞齊喀、滿達海等，統率官兵前往四川征討張獻忠。[89]清軍在陝西先後擊破孫守法、趙榮貴、賀珍等部。大順軍劉體純部在這年正月，雖曾一度由河南鄧州攻入陝西商州，終因兵力不敵敗回湖廣。豪格等人在陝西粗定之後，就著手準備入川。

  就在這個關鍵時候，大西軍內部發生了劉進忠叛變事件。[90]劉進忠原是大西軍驍騎營都督，據說其部下四川籍將卒較多。在階級鬥爭日益激化的形勢下，他的一名部將叛投了南明。劉進忠懼怕受到張獻忠的嚴厲懲罰，竟然率部倉皇出逃，先南奔重慶投靠明將曾英；不久又率部北移，同搖黃十三家中的袁韜部合營，自稱新天王。大約在順治三年十月間，他又派部將吳之茂往陝西向豪格投降，接引清軍入川。[91]

  此時，張獻忠正處於內外交困、舉棋不定的境地。八月，他下令放火焚毀成都，帶領大軍轉移，打算丟掉四川另尋出路。[92]九月初八日，到達順慶（今南充）。次日，攻克叛亂分子譙應瑞、馮有慶等人竊據的順慶府城。在這裡屯駐二十餘日後，又引兵移往西充縣境。

  十一月，清軍準備就緒，迅速入川。二十六日在南部縣境從大西軍俘虜口中，得悉張獻忠的大營駐紮在西充縣鳳凰山下。[93]豪格密令昂邦章京鰲拜、固山額真准塔等率領精銳充為先鋒，自己則帶著滿、蒙軍隊隨後進發。清軍「銜枚疾驅，一晝夜行三百里」[94]，於二十七日抵達西充鳳凰山。張獻忠當時擁眾數十萬，不但對於清軍的行動一無所知，而且直到清軍迫近，偵探一再報告清軍已經到來時，張獻忠還是不相信。等到清軍已經近在眼前，張獻忠才帶著少數隨從出營觀察，仍然沒有做任何戰鬥的準備。雙方隔著一條名叫太陽溪的水溝相遇。張獻忠被清兵箭中左胸，當即墜馬而死。關於張獻忠犧牲的情況，當時正在大西軍「皇營」（當作「御營」）中的外國傳教士有以下一段敘述：

  時在西曆一千六百四十七年正月初三日，二位司鐸到皇營欲見獻忠……突有偵探隊某兵飛奔入營向長官報告，謂在營前高山上見有滿洲兵四五人，各騎駿馬，由山谷中迎面而來。獻忠聞報，即時震怒，欲將報信之兵正法。幸被人討保，未能加罪。獻忠未能深信滿兵竟敢至此。殊知滿兵大隊已匿營前大山反面矣。獻忠聞警不疑，以為謠傳。於是提訊昨日某逃官之夫人，歷半小時。又有探兵入營告急，謂滿兵馬隊五人已到營外對面高山矣。獻忠聞警，不問詳細，是否果系滿兵馬隊，隨即騎馬出營。未穿盔甲，亦未攜長槍，除短矛外別無他物，同小卒七八名，並太監一人，奔出營外探聽滿兵虛實。至一小崗上，正探看之際，突然一箭飛來，正中獻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頓時倒地，鮮血長流。獻忠在血上亂滾，痛極而亡。太監見獻忠已亡，先奔回大營，高聲叫道：大王已被射死！聲震各營，一時大亂。各營軍隊不擊自散，各奔一方，各逃性命。[95]

  清軍乘勢衝殺，大西軍由於變生意外，毫無戰鬥準備，被打得大敗，犧牲戰士數萬名，損失騾馬一萬二千餘匹。[96]其餘戰士在孫可望、劉文秀、李定國、艾能奇等大將的率領下急速南撤，經重慶、遵義轉入貴州，後來在雲南建立了著名的四將軍政權。在聯合南明永曆朝廷共同抗清的鬥爭中，大西軍餘部仍然發揮了主導作用。

  張獻忠犧牲了，在他領導下經過浴血奮戰建立起來的大西農民革命政權也被摧毀了。但是，他所開創的事業卻被大西軍將士繼承了下來。以李定國為代表的大西軍餘部，在長達近二十年的抗清鬥爭中立下了豐功偉績，用鮮血寫下了可歌可泣的壯烈詩篇。

  從表面上看，張獻忠的犧牲和四川被清軍占領，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可是這種偶然之中卻寓著必然。大西政權失敗的原因就在於：

  一、張獻忠領導的大西農民軍，畢竟是封建社會中的農民革命武裝，他們不可能超越時代，因而在官紳地主策動的叛亂面前，用地域概念代替了階層區分，把四川官紳的敵對行為，誤認為是「蜀民」的忘恩負義，不加區別地濫加剿殺，結果造成了自己的孤立。在張獻忠施政的後期，出現了一種惡性循環：他越是感到孤立，就越發變得猜疑暴戾；而越是猜疑暴戾又更導致他不分良莠的屠殺，使自己更加孤立。自古以來，任何一支隊伍想要戰勝敵人，必須有兩個基本條件，即自身的團結一致和爭取最低限度的同盟者。大西軍在其後期基本上沒有同盟者，甚至作為大西政權賴以存在的基礎的普通農民，也在其所施行的暴力面前嚇得遠離而去，自身軍隊中的不穩定因素也日益增長。這正是大西軍在四川站不住腳的基本原因。

  二、張獻忠和他的某些助手過分迷信武力，似乎只要掌握了武力，其他都不在話下，無論是糧食、物資、地盤、兵源以至人心都可以輕易地取得。因此，他們不注意恢復社會生產，不重視維護社會安寧。在大西政權統治的後期，四川人民未能得到起碼的安居樂業、休養生息的條件。這固然同官紳地主的叛亂有關，但張獻忠等人在客觀條件允許的範圍內，也並沒有做出多大的努力。一個擁有龐大軍隊的政權，只是建立在社會生產日益萎縮的基礎之上，它的前途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三、大西軍領導人麻痹輕敵，也是導致兵敗國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明末農民戰爭的初期，各支起義軍由於力量遠遜於官軍，為了達到保存自己、相機出擊的目的，一直非常注意偵探敵情，避免行動的盲目性和遭受官軍猝然襲擊。這個優良的傳統保持了相當長的時間。可惜的是，張獻忠（李自成也有類似情況）在自己的軍事力量對官軍占了壓倒性的優勢以後，就逐漸滋長了驕傲情緒。突出地表現為麻痹輕敵，不再兢兢業業，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了。張獻忠、李自成的突然犧牲，都不是由於兵力削弱到連自己的領袖人物都保衛不了。相反，他們在犧牲時都還掌握著幾十萬大軍。只是由於麻痹大意，情況不明時硬充好漢，卒致以身予敵。這種無獨有偶的悲劇，給後世的人們留下了極為沉痛的教訓。

  [1]　歐陽直：《蜀亂》。

  [2]　搖黃十三家的首領，在各種史籍中記載不完全一致，這裡主要是根據費密的《荒書》和李馥榮的《灩澦囊》卷一《搖天動黃龍寇巴蜀》。《灩澦囊》把行十萬呼九思寫作「邢十萬扈九思」，《蜀亂》的作者歐陽直曾經被掠入行十萬營內，說他「綽號行十萬」，當可信。又，《灩澦囊》卷一尚記有奪食王王友進。

  [3]　《國榷》卷一〇三，甲申年十二月癸酉日記。

  [4]　費密：《荒書》。

  [5]　李蕃：《雅安追記》。

  [6]　費密：《荒書》。

  [7]　同3。

  [8]　馬守應原來奉李自成之命攻取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一帶地方。羅、賀事件發生後，他同李自成的關係惡化。李自成主力入陝以後，馬守應統兵「下襲江陵」，迫使自成派駐荊州的守將任光榮、防禦使孟長庚退走，遂據有荊州。十二月，張獻忠來到荊州，「自稱西王，詭慰士民，並授文武官職」，「而所謂馬回回者，當車之臂亦飽於雀腹矣」。馬部隨大西軍入川後，任光榮、孟長庚回到荊州，恢復了當地的大順政權。見康熙二十四年《荊州府志》卷四○，《備遺》。

  [9]　楊鴻基：《蜀難紀實》。見乾隆四十二年《富順縣誌》卷五，《鄉賢》下。

  [10]　關於大西軍在萬縣停頓三個月的原因，《綏寇紀略》卷十說，是「水漲，不得上，留屯者三閱月」；其他史籍也大抵採用這種說法。但大西軍入川為正月、二月，應當是江水枯淺之時。何況，如果大西軍真已經雲集萬縣，那麼長江水域最險要的地段已經順利通過，為什麼反而不能前進了呢？可見，這是出於吳偉業等人的臆想。筆者做的解釋是根據下面幾條史料：光緒六年《巴東縣誌》記載：「十七年二月，張獻忠盡驅荊州民入蜀，男大（女）扶攜，魚貫而進，越數月始畢，餓斃者積屍滿道。」（卷十四，《事變志·寇亂》）康熙三十六年《宜都縣誌》記載：「十七年三月，獻賊入蜀，積屍蔽江而下，臭聞數十里，一月方盡。」（卷十一，《事變志·災祥》）又，康熙五十四年《巫山縣誌》也說：「崇禎甲申春，賊張獻忠盡驅楚民大舉入川。……所擄楚中男婦盡食麥苗草根，死者相枕藉。大江舟楫絡繹不絕，兩月始盡。屍橫遍野，江水皆臭，居民所遺無幾。」這些材料說明：一、由於山陡路險，隊伍拉得很長；二、糧食十分困難，餓死的人很多。

  [11]　同治《涪州志》；光緒元年《南川縣誌》卷六，《兵燹》。

  [12]　李馥榮：《灩澦囊》卷二。

  [13]　浮圖關在今重慶市大坪。

  [14]　道光二十三年《重慶府志》，《輿地誌》卷一，《城池》；乾隆二十五年《巴縣誌》卷二，《城池》。據當時任明朝四川按察使司僉事的張一甲奏報，大西軍攻克重慶的日期為六月二十一日，見《國榷》卷一〇三。

  [15]　瑞王朱常浩原封在陝西漢中府，李自成起義軍入陝時，他逃到四川，借住於重慶府。

  [16]　乾隆八年《雙流縣誌》卷四，《外紀》。

  [17]　《紀事略》，見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甲申紀事》。

  [18]　楊鴻基：《蜀難紀實》。

  [19]　黎玉田原是明朝遼東巡撫，大約和吳三桂同時投降大順政權，被委任為四川節度使。

  [20]　馬科原為明朝總兵，投降大順軍後被封為懷仁伯。

  [21]　彭遵泗：《蜀碧》卷二。又見《綏寇紀略》卷八。

  [22]　《蜀難敘略》記八月初五日大西軍抵成都。《紀事略》說八月初六日大西軍用火藥崩塌城牆，占領成都，所記時日有誤。據《國榷》卷一〇三載，四川按察司僉事張一甲向弘光朝廷的奏報說，大西軍「八月初五日圍城，九日大炮破城」。其他史籍也說攻克成都的日期為八月初九日。

  [23]　光緒《井研縣誌》卷二八，《紀年》二。

  [24]　《蜀難敘略》。

  [25]　同4。

  [26]　《紀事略》等書把大西軍進兵漢中，說成是李定國未取得獻忠同意的擅自行動，甚至說獻忠「恨定國挑釁」。據《蜀難敘略》記載，大西政權曾「于田里起征戍之兵，而排門征運糧人夫，乘有事漢中也」。這顯然不是一個前方將領所能決定的。又，乾隆二十二年《廣元縣誌》記載，順治元年張獻忠「入寇漢中」，二年「還據廣元，於葭萌山下修御營」（卷八，《兵事》附）。看來，漢中之戰是張獻忠親自指揮的。

  [27]　張獻忠稱帝的時間，諸書說法不一。李馥榮《灩澦囊》卷三記：「十月初八日，賊僭位，國號大西，改元大順。」佚名《紀事略》說：「獻忠遂於八月十五日僭位。」吳偉業《綏寇紀略》卷十載：「獻忠以十一月十六日即偽位，稱西王，國號大西，改元大順。」《明史》卷三○九《張獻忠傳》亦從此說。乾隆十二年《遂寧縣誌》卷八記：「甲申十一月十一日，流賊張獻忠僭號成都。」當時四川簡州人士傅迪吉謂，十月初四日，大西軍發兵至簡州招安，「始知獻忠僭位，改元大順元年，國號大西，改成都為西京」（《五馬先生紀年》）。這裡所說的「僭位」不一定是指稱帝，有的是指「僭稱」大西國王。但《紀事略》等書在記獻忠「僭位」之後，緊接著說立劉氏為皇后，並只下令百姓皆「立西朝皇帝萬歲牌位於大門前，供以香花」。顯然是認為獻忠在成都建立政權的時候就已經稱帝。《聖教入川記》根據兩位混跡於大西政權中的西方傳教士的記載，說張獻忠於公曆一六四四年九月五日進入成都之後，「隨即稱王」；到一六四六年二月，「適值陰曆正月」，才在新年佳節之際正式稱帝。諸書說法不一，確切情形尚有待於考證。此外，《崑山王源魯先生遺稿》，殘明前編，《張獻忠屠蜀》條，記張獻忠攻克成都之月「建號大西，又自稱秦王，改元義武」。關於張獻忠稱秦王的問題，孫可望後來要求南明永曆朝廷封秦王，說是「國繼先秦」，又稱張獻忠為「先秦王」，看來必有所本。我們知道，張獻忠早年自稱西營八大王，崇禎十六年在武昌稱大西國王，在四川建立政權時也以大西為國號，那麼秦王的稱號從何而來呢？這可能是李自成在甲申正月於西安建國時，曾經封張獻忠為秦王，所以張獻忠初進川用的是大順政權永昌年號。後來見李自成敗於清軍，未必能成大事，又因馬科統兵進川使雙方矛盾激化，才幹脆稱尊建號的。國號大西是自己的傳統，年號大順，很可能是因為一度奉過大順政權正朔，一下子全改過來會給人以突兀的感覺，所以移花接木地把大順國號借作年號。這只是一種推測，尚須通過發掘史料加以檢核。至於說張獻忠改元義武，只是一種捕風捉影之談。產生這種訛傳的原因，是張獻忠曾收得「義武左營關防」廢印一顆，崇禎十二年在谷城受撫期間他沒有官印，請求總理熊文燦准許他使用這顆關防，熊文燦轉報朝廷後遭到拒絕（見《楊文弱先生集》卷三二）。由於張獻忠一度想用義武作為自己的營號，後來就誤傳為他曾改元義武。

  [28]　王國麟，湖廣人，崇禎十七年任四川彭縣知縣（見嘉慶十八年《彭縣誌》卷二六，《職官》）。他書或作王國寧。

  [29]　龔完敬，四川彭縣人，崇禎十年進士，曾任明臨安府推官（見嘉慶《彭縣誌》卷四二，《外紀》；同書卷二八，《選舉》）。王士禎：《池北偶談》卷三《義王》條記，「蜀綿州鹿頭關龐士元祠，（孫）可望重修，有石坊大書偽銜：柱國太師兵部尚書。凡數百字，猶稱張可望雲」。龔完敬任兵部尚書後不久被處死，是否由孫可望接替，或者孫可望的兵部尚書只是個虛銜，尚須進一步查考。

  [30]　吳宇英曾任明工科給事中。《紀事略》吹捧他「薑桂之性，老而愈辣」，說他「焚偽敕，斬偽使，盡出所藏，招集義勇，扼險以待」。「據神仙峒以抗獻忠」，始終拒絕大西政權的委任，最後被大西軍剿滅。《綏寇紀略》卷十也說：「給事中吳宇英亦以不屈死。」其實根本不是這麼回事。順治二年四月，清陝西總督孟喬芳啟本中說：「有八大王張獻忠偽巡撫吳宇英，系故明朝兵科給事中，據彼處來人說，稱彼有投順之意。臣寫書與彼，令其說張獻忠投降，相機而行。」（《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四八九頁）可見吳宇英確實任過大西政權巡撫職務。

  [31]　《綏寇紀略》卷十。

  [32]　傅迪吉：《五馬先生紀年》。

  [33]　同2。

  [34]　孫可望、劉文秀、李定國、艾能奇都是張獻忠的義子，當時都隨獻忠姓張。史籍中關於他們在四川建國時授予的職位記載不一致，如《紀事略》說：「封義子張可望智勇伯，掛平南監軍印；張文秀封勇義伯，掛平南先鋒印；張能奇掛平南將軍印；張定國為前軍都督；張君用為右軍都督；馬元利為左軍都督；馮雙禮為後軍都督；其餘賊將俱各封賞有差。」《灩澦囊》卷三，記獻忠封孫可望、劉文秀、李定國、艾能奇為「平東、撫南、安西、定北四偽王，其次封偽將軍，設鷹揚、龍韜、虎韜、豹韜諸偽宿衛，分四十八營」。這裡是根據歐陽直《蜀亂》的記載。

  [35]　嘉慶十八年《峨眉縣誌》卷九，《藝文》，張宏畉《邑志紀聞》。

  [36]　《五馬先生紀年》。

  [37]　《紀事略》。又，沈荀蔚《蜀難敘略》記：甲申年，「十月，逆令各郡縣起送王府宗室暨家口數萬人，皆殺之」。費密《荒書》也說：「遣賊兵捕蜀王府宗室，凡匿深山窮谷者無不畢獲，殺之。」

  [38]　乾隆二十二年《廣元縣誌》卷八，《兵事》附。

  [39]　《紀事略》。

  [40]　《灩澦囊》卷三。原文是：「街民張成恩道鄰人閨門，其妻止之曰：『夜深矣，尚說張家長，李家短何為？』賊詗知，侵晨執見獻忠，問之，民以實對。獻忠曰：『我家長，他家短，是良民也。』賞而釋之。」《綏寇紀略》卷十記最後一句話作：「獻忠笑曰：此我家勝自成之讖也。釋之。」

  [41]　《綏寇紀略》卷十，記張獻忠曾經「聲言邊郡新附，免其三年租賦」，似乎是針對土司而言。《紀事略》說大西軍占領成都後，汪兆齡曾條陳治安之策，其中「治蜀民之策」內有「定賦稅各項事宜」；後面又說孫可望建議「輕徭薄賦，以恩止殺，另頒新政，與民更始」。馬元利部將後來還說：「蜀川千百萬生靈，挽糧輸賦，供給三載，未見負嵎梗化。」好像大西政權在四川期間一直實施了賦稅制度。但是，《紀事略》這本書多有誇誕不實之處，所言未必可信。此事尚待深入研究。

  [42]　傅迪吉在《五馬先生紀年》里，曾敘述當地農民不願意下秧，他歸之於「懶惰」。不過他沒有解釋四川的農民曆來非常勤快，為什麼這時突然變得懶惰起來。真正的原因，是大西軍隨意打糧和地方不安定，造成了農民無心從事生產。

  [43]　嘉慶十八年《什邡縣誌》卷三八，《人物》。

  [44]　《蜀難敘略》。

  [45]　《雅安追記》。

  [46]　至今見於文獻和實物的大順通寶有兩種：一種背面無字，略小；另一種背面孔穿下有「工」字，略大。

  [47]　見丁福保撰《古錢大辭典》下編《補遺》，第五一九頁，圖版上編《補遺》，第四一一頁，《拾遺》上編圖版，第八頁；袁庭棟著《張獻忠傳論》所附圖版，也有西王賞功銅幣拓片。這種賞功錢至今只發現於四川，在湖北、湖南和江西還沒有見到發現的報導。錢上用「西王」二字，推測當在入川初期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