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永曆朝廷的覆亡

  第一節　永曆帝流亡緬甸

  1659年（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閏正月二十五日（丙子），朱由榔和小朝廷的文武官員在平陽侯靳統武護衛下，由永昌府（今雲南保山市）退到盞達土司，第二天行至布嶺，距離中緬邊境已經不遠了。馬吉翔認為只要進入緬甸國境就可以保住身家安全，同他的弟弟馬雄飛、女婿楊在秘密商議道：「我等百千謀議，方得車駕幸緬。今從官相隨又已至此。萬一得有寧宇（？），上意必悔不早入蜀；在廷又欲持文墨以議我弟兄。今護衛平陽侯右協孫崇雅與我極為同心。莫若先示以意，使之妄傳追逼，則乘輿今夜必兼程入關。伺夜半昏黑，車駕一過關，便將從官盡劫，則東奔西竄，流離萬狀，必無有隨駕者矣。」三人議定後即往告知孫崇雅。孫是靳統武的部將，本已感到前途黯淡，又有馬吉翔的慫恿，乘機發一筆國難財，何樂而不為？於是在這天晚上縱兵大肆擄掠。在夜色籠罩之下亂兵搶劫，連永曆皇帝也未能倖免，光著腳上不了山，直到天威營等兵趕到，才在深夜竄到銅鐵關（指銅壁關和鐵壁關），隨行的文武官員在流離當中又遭搶劫，苦不堪言；不少將士也在混亂當中若鳥獸散。二十六日白天到曩本河，距緬關十里。黔國公沐天波先派人去通知守關緬兵。由於歷史的原因，明朝鎮守雲南的沐國公是緬甸當局熟知的人物，守關緬兵紛紛下馬以禮相待。當他們得知隨永曆帝避難緬甸的文武有近兩千人馬，要求「必盡釋甲仗，始許入關」。永曆帝同意，「一時衛士、中官盡解弓刀盔甲，器械山積關前，皆赤手隨駕去」[1]。這一舉動曾經遭到一些忠於明室的人士的指責，認為自動解除武裝是「墮緬人計」，「向使馬吉翔、孫崇雅不暮夜兼程，則車駕入緬，護兵不散，猶易於出險而會兩藩（指晉王李定國、鞏昌王白文選），緬人不敢拘執，況敢獻清乎？」[2]就當時形勢而言，緬甸是個比較弱小的國家，其當局接受南明皇帝入境避難而要求解除隨行人員武裝無可非議。問題在於朱由榔貪生怕死，在李定國等人還在雲南西部邊境地區組織兵力抗擊清軍時，就在馬吉翔之流攛掇下流入外邦，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以為這樣清朝就可以放過他們，從而苟且偷安。

  永曆帝入緬及敗亡圖

  作為實權人物的李定國在兵力不足以保衛昆明時，對朝廷的去向可能做了不正確的決策。他沒有堅持取道建昌入據四川，即便形勢危急還可以順長江而下同據守夔東的抗清義師會合，而贊成了馬吉翔等人向中緬邊境撤退的錯誤主張。然而，決策西撤併不等於同意流亡緬甸。事實上他自己當時沒有入緬，由他指派的護駕隊伍靳統武所轄兵員也只是到關為止，沒有跟隨永曆朝廷進入緬甸。當他接到靳統武的報告，緬甸當局禁止南明軍隊入境，永曆帝下令隨行人員自動解除武裝後，「慮緬情叵測」，派高允臣趕去，企圖追回永曆帝和隨行人員，不料，高允臣一入緬境即遭到緬方殺害[3]。從後來的情況看，李定國同白文選等一再出兵緬甸想把永曆帝迎接回來，表明朱由榔的流亡緬甸根本未徵得李定國、白文選等最高將領的同意。從復明事業來看，永曆帝慌不擇路地進入外邦避難，標誌著旗幟半倒，給各地的復明志士在心理上蒙上了一層濃厚的陰影。對李定國、白文選等人來說，既要在窮山僻壤的邊境地區繼續抗擊清軍，又要擔心在緬甸的永曆帝的安全，弄得顧此失彼，心力交瘁。

  朱由榔、沐天波和其他朝廷隨行人員在順治十六年閏正月二十六日進入緬甸以後，二十九日到蠻莫，當地緬甸土官思線前來迎接，永曆帝賜給了金牌、緞帛厚禮[4]。當時，黔國公沐天波、華亭侯王惟華、東宮典璽太監李崇實三人頭腦還比較清醒，他們認為把朝廷命運完全置於緬甸保護之下，萬一緬甸當局態度發生變化，將帶來難以預料的後果。因此，經過商議後共同提出建議：「此地屬緬邊，尚未深入。我等若將文武將士一半隨大駕（指朱由榔）入緬，以一半導太子入茶山調度各營，即上在緬地亦有外援可恃。不然，深入夷穴，音耗內外不通，終於生困。」永曆帝覺得這個建議有道理，可以考慮；可是，中宮王氏卻捨不得愛子遠離身邊，堅持不肯[5]。朱由榔唯恐清軍跟蹤而來，自身難保，離開蠻莫時即諭土官思線砍倒樹木，阻塞道路。思線既得此諭，就在車駕啟行後，對關內外山箐搜括三天，碰上倉皇追駕的明朝官員一律加以拘捕，抄沒隨身財物，身強力壯者殺害於關前溝下，老弱者散給各土寨令其舂米，被折磨而死的即投入江中，銷屍滅蹤。三十日，行至河邊（約為八莫，靠伊洛瓦底江）。二月初二日，緬甸國王派了四艘客船來迎接。由於船隻狹小，永曆帝挑選隨從官員六百四十六人扈從三宮由水道南下，其中有的官員還是自己出資雇買船隻隨行；剩下的九百多人由總兵潘世榮保護岷王世子等騎馬走陸路，其中有文書房太監江國泰、劉九皋、劉衡、段然忠、翟國禎等十四人，文官朱蘊金等，武官溫如珍、范存禮、姜承德、向鼎忠、高升、季大勝、謝安祚等。

  永曆帝聞風喪膽、自亂陣腳從他即位以來已成司空見慣。逃入緬甸時，李定國還在組織磨盤山戰役，清軍不可能直接威脅到小朝廷的安全。然而，二月初四日馬吉翔、李國泰擁簇著永曆帝登上緬甸客船，不僅隨從文武官還有不少人船隻沒有著落，連太后和東宮都沒人料理。永曆帝坐船開行後，太后大怒，說道：「皇帝此時未至顛沛，即不顧親娘耶？」朱由榔等才停泊了兩天，到初六日水路人員草草準備就緒，陸續開船南下。一路上緬甸寨民供應物品，十八日船到井梗（地近當時緬甸都城阿瓦，今曼德勒）。二十四日，緬甸國王請永曆帝派兩位大臣過舟講話。朱由榔派中府都督馬雄飛（馬吉翔之弟）、御史鄔昌琦前往「宣諭南幸之意」[6]。儘管永曆朝廷仍以宗主國自居，事實上卻是逃難而來，這點緬甸君臣自然非常清楚。為了避免禮節上難以處理得當，緬甸國王拒絕接見使者，只派漢人通事居間傳達信息。通事拿出明神宗時頒給緬甸的敕書同馬雄飛、郭昌琦帶來的永曆敕書相核對，發現所蓋玉璽大小稍有出入，因此對永曆朝廷的正統地位產生懷疑[7]。幸虧沐天波攜有歷代相傳的征南將軍印是明代同西南沿邊土司和接壤國家往來文書中經常使用，緬甸當局對比之後才解除了疑惑，允許永曆帝和他的隨行人員暫時居留境內。

  由潘世榮帶領取陸路南行的明朝官員士卒在三月十七日就到達了緬都阿瓦城隔河對岸處。由於人馬雜沓，引起緬甸國王的不安，他說：「此等非避亂，乃是陰圖我國耳！」派出兵丁加以包圍，強行把這批南明人員不分男女老幼分別安插於附近各村民家看管，一家一人，禁止往來。這批南明人士頃刻之間妻離子散，家產盪盡，失去了人身自由。通政使朱蘊金、中軍姜成德被迫自縊。[8]

  五月初七日，緬甸當局才把永曆帝及其隨從由井梗移到原陸路人馬到達的阿瓦城隔河相望的地方，用竹子圍造了一座城，裡面建草房十間作為永曆帝的住所，其他隨行官員人等自行構房居住。

  朱由榔和他的隨從人員在緬都阿瓦城郊居住下來以後，同國內（包括邊境地區）的抗清實力之間已經很難保持聯繫，所謂「朝廷」「正朔」不過虛有其名。緬甸當局雖然允許他們入境避難，卻始終沒有給予正式的官方接待。儘管緬甸國王住在阿瓦城中，流亡入緬的永曆君臣住於阿瓦城外，隔河相望，近在咫尺，各種文獻卻表明，兩人從來沒有見過面。

  開初，緬甸當局還給予一些物資幫助，即所謂「進貢頗厚」。永曆帝也還攜帶了一點積儲，有意回贈一份厚禮，用明朝習慣的說法是居高臨下的「賞賜」。緬甸官員表示「未得王命，不敢行禮」[9]，意思是不願對明朝皇帝行藩臣禮。朱由榔既無實力，也只好聽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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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曆朝廷暫時得到安置，多數文武官員毫無失國憂君之念，繼續過著苟且偷安、苦中作樂的生活。據記載，當地的緬甸居民紛紛來到永曆君臣住地進行貿易，這本無可非議，許多南明官員卻不顧國體，「短衣跣足，混入緬婦，席地坐笑」[10]。一些緬甸人士也鄙夷這種醜陋行徑，私下說道：「天朝大臣如此嬉戲無度，天下安得不亡？」[11]一位通事也說：「我看這幾多老爺越發不像個興王圖霸的人。」[12]永曆帝為了維護小朝廷的安全和體統，決定派官員輪流巡夜，奉派官員即乘機「張燈高飲，徹夜歌號」[13]。這年八月間，朱由榔左腳患病，晝夜呻吟。馬吉翔、李國泰於中秋節晚上會飲於皇親王維恭家內，維恭家有廣東女戲子黎應祥，吉翔、國泰命她歌曲侑酒，黎應祥流著眼淚說：「上宮禁咫尺，玉體違和，此何等時，乃欲行樂。應祥雖小人，不敢應命。」王維恭竟然拿起棍子就打。朱由榔聽到哄鬧哭泣之聲，派人傳旨道：「皇親即目中無朕，亦當念母死新喪，不宜聞樂。」[14]王維恭等人才暫時收斂。此外，綏寧伯蒲纓、太監楊國明等大開賭場，日夜呼么喝六，一片喧譁。永曆帝大怒，命錦衣衛士前往拆毀賭場，諸臣賭興正濃，哪管什麼皇帝聖旨，換個地方重開賭場，喧嘯如故。

  八月十三日，緬甸國王派人來請黔國公沐天波過江參加十五日的緬歷年節。沐天波攜帶永曆帝原擬贈送的禮品過江後，緬甸君臣不准他穿戴明朝衣冠，強迫他換上民族服裝同緬屬小邦使者一道以臣禮至緬王金殿前朝見。按明朝二百多年的慣例，鎮守雲南的黔國公沐氏代表明帝國管轄雲南土司並處理周邊藩屬國家的往來事務，體統非常尊貴。這時卻倒了過來，要光著腳身穿民族服裝向緬王稱臣，心中苦惱可想而知。禮畢回來後，沐天波對朝廷諸臣說：「三月在井亘（吉梗）時不用吾言，以至今日進退維谷。我若不屈，則車駕已在虎穴。嗟乎，嗟乎，誰使我至此耶？」說完大哭起來。禮部侍郎楊在、行人任國璽還上疏劾奏沐天波失體辱國，永曆帝只好留中不報。

  到九月間，馬吉翔、李國泰對永曆帝訴說廷臣和隨從人員生活困難，有的人已經沒糧下鍋，意思是要朱由榔拿出「內帑」（這時流亡他國，自然不可能有任何財政收入）來救濟。朱由榔本來就沒有多少家產，這時屢經劫難，已經捉襟見肘，一怒之下把黃金製造的國璽扔到地上，讓他們鑿碎分給群臣[15]。典璽太監李國用叩頭道：「臣萬死不敢碎此寶！」馬吉翔、李國泰卻毫無顧忌，當即將國璽鑿碎，分給各臣數錢至一二兩不等。這件事充分說明隨永曆帝入緬的多數官員已如行屍走肉，毫無共赴國難之意。不久，緬甸政府送來一批新收的稻穀，朱由榔指示分給窮困的隨行官員。馬吉翔卻視若己物，分給同自己交情密切的人員，引起小朝廷內部極大不滿。護衛總兵鄧凱大呼道：「時勢至此，尚敢蒙蔽上聽。升斗之惠，不給從官，良心何在？」馬吉翔命手下人把鄧凱打翻在地，傷足不能行走。[16]

  第二節　清方對西南明軍的剿撫政策

  清軍占領包括貴陽、昆明在內的黔、滇兩省腹心地區以後，南明永曆朝廷已經出現瓦解的形勢。然而，這種局面的形成並不是南明軍隊受到毀滅性打擊的結果，而是永曆朝廷決策失誤所致。從當時的戰局來考察，清軍三路迅速推進，南明軍隊節節敗退，長期經營的大片土地被清軍占領，明軍在阻擊過程中雖然損失了一些兵將，但並沒有發生大量主力被清軍殲滅的情況。這就說明，明軍的全線失利主要是戰略部署不當。永曆帝倉皇逃入緬甸，李定國在磨盤山戰役後領兵轉入滇南邊境地區，散處西南各地的南明文官武將實際上失去了領導核心，他們既缺乏統一部署，只好自尋出路。

  清軍入滇以後，多尼、趙布泰、吳三桂、線國安的龐大兵力集中於雲南，羅托的軍隊駐守貴陽，加上原屬經略洪承疇、吳三桂的部分軍隊留守交通要道，南明戰敗後分駐各地的軍隊不僅很難組織反攻，而且多處於邊境窮荒之地，條件異常艱苦。

  相對而言，在吳三桂軍由貴州進入雲南以後，四川的清軍防禦力量是相當單薄的。李定國在放棄昆明時決策向滇西撤退，沒有帶領主力由建昌入川，是一個重大失策。在這以後，四川大部分地區有半年左右時間仍然在明軍控制之下。1659年（順治十六年）七月十一日，清四川巡撫高民瞻依據川陝總督李國英的指示，派出軍隊由保寧出發，先後收取灌縣、綿竹、什邡、漢州、簡州等地，二十六日進抵成都，守城的明朝總兵劉耀、楊有才、曹昌祚、陳安國、趙友鄢等雜牌軍隊自動撤退，清軍就在當天進入「滿城荊棘」的省會成都[17]。

  上文已提及早在這年閏三月間，明慶陽王馮雙禮率領進入四川建昌的軍隊，由於部將狄三品等叛變，活捉馮雙禮向清方投降[18]。九月，清「川陝總督李國英疏報，收復嘉定一路，招降偽將軍楊國明、總兵武國用，各州縣偽官皆繳印投誠」[19]，「蘆山偽武義將軍杜學率所部偽官六十餘員，兵二千餘名繳印投誠」。[20]十月，「四川巡撫高民瞻奏報：偽侯郝成裔、偽伯陳建等謀誅首逆高承恩獻土投誠，及偽文武官八十員各繳印札來歸，川南底定。」[21]這些事實說明當時四川省內的明朝軍隊為數尚多，控制的地區也相當可觀，主要是因為永曆朝廷和李定國統率的主力向滇西撤退，節制無人，才在清方招降下自行瓦解。如果李定國決策奉永曆帝由建昌入川，以嘉定、敘府一帶為基地，北取成都平原，東攻重慶與夔東十三家會合，只留少數兵力在雲南邊境聯絡土司牽制清軍，清朝在新定的雲南、貴州兩省必留重兵鎮守，在戰略上極易造成被動。即使清方雲貴主力回師四川，明軍作戰不利，順江而下同鄭成功、張煌言會師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除了四川地區淪入清方之手外，分散在雲南邊遠地方的不少明朝將領也由於群龍無首，同主力聯絡不上，對前途悲觀失望，紛紛投降清朝。其中如敘國公馬惟興、淮國公馬寶、將軍塔新策、漢陽王馬進忠的兒子馬自德、公安伯李如碧、宜川伯高啟隆等帶領兵馬六七千人撤到滇西北鶴慶、劍川、麗江、蘭州（今雲南省蘭坪縣東南）一帶，先後向清朝投降[22]。懷仁侯吳子聖於十二月初一日在永昌府（今雲南保山）投降[23]。此外，降清的還有岐山侯王會，總兵楊成、趙武、史文、鄧望功等率眾四千一百餘人，楊武伯廖魚領兵六百名；文官有東閣大學士張佐宸、戶部尚書龔彝、兵部尚書孫順、侍郎萬年策、大理寺少卿劉泌、兵科都給事中胡顯等[24]；宗室勛戚有岷藩朱企鋘、皇親武靖侯王國璽等[25]。次年（順治十七年）正月，明徵蠻後將軍楊武收得染瘴身死的廣昌侯高文貴（即參加磨盤山戰役的明軍三將領之一）部卒三千餘人向清軍投降；五月，咸寧侯祁三升率領孟津伯魏勇之子魏君重、總兵王有功等兵員七千九百餘人、馬一千三百餘匹、象三隻降清[26]。這年七月，吳三桂奏請朝廷批准，把投降明軍分作十營，以馬寶、李如碧、高啟隆、劉之復、塔新策、王會、劉偁、馬惟興、吳子聖、楊威為十營總兵[27]。從雲南邊境地區入降的明軍兵員總數大約在三萬名以上，其中不少擁有相當多的馬匹、器械，能征慣戰的將領也頗不乏人。何況，撤退到邊荒地區之後，因染瘴病死，缺糧餓死，在混亂中逃散的官兵肯定不在少數。如果加上跟隨李定國、白文選轉往滇緬邊境的主力，南明統帥如果能夠指揮得當，在清軍三路進軍時集中兵力殲滅其中一路，整個戰局絕不至於這樣混亂不堪，一敗塗地。聯繫到給予追擊清軍以沉重打擊的磨盤山戰役，李定國部署的只是竇名望、高文貴、王璽三將，兵員據一種記載說是六千餘人[28]，由此可見，撤退時缺乏統一部署，各部失去聯繫，是南明軍隊瓦解的重要原因。

  作為全軍主帥的李定國在磨盤山戰役以後，率領部分軍隊向南撤退，崎嶇於雲南邊境地區。他曾經在車裡（今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停留了一段時間，又轉移到孟艮（在今緬甸景棟一帶）。由於整個局勢惡化，內部軍心不穩，李定國既指揮不了散處四川、雲南的明軍，又要防止隨從文官武將的變節。1660年（順治十七年、永曆十四年）六月間，廣國公賀九義被他下令亂棍打死。原因是賀九義的妻子被清軍俘獲，清方乘機寫信要挾賀九義投降，賀九義尚在猶豫之中，沒有向李定國報告。李定國得知此事後，判斷賀是心懷兩端，決定立即將其處死。賀九義原是孫可望的部將，他從廣西南寧帶來的近萬名兵馬又是一支實力比較強的從伍，定國對他懷有戒心，為了防止賀九義率部降清，就採取了這一斷然措施。賀九義被杖殺後，他的部下深為不滿，「賀營官兵鼓譟逃出」[29]。李定國又擔心逃出的官兵可能充當清軍嚮導，潛來襲擊，於是，「於九月初五、六兩日將孟艮城裡房子盡燒，孟艮彝人少壯者擄去，弱幼小的殺了。初七日，撤營走景邁、景線，奔偽鞏昌王白文選一處……合營走木邦緬甸」[30]。被李定國杖死的還有他的親信文官吏部侍郎金維新。金維新有《西行永昌旅次題墨牡丹》詩云：「繁華頓謝三春景，尺幅長留冰雪天。玉宇瓊樓都似夢，郵亭攬筆意悽然。」[31]吐露了他隨軍西撤至保山時意氣消沉，但被杖死的確切原因則不清楚[32]。

  第三節　清軍入滇後荼毒百姓和元江府那嵩等人的抗清

  順治十六年閏三月下旬，清軍分路追剿南明軍隊，所過之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洪承疇在三月間到達昆明，在四十多天裡依據各道、府、州、縣、衛、所的報告，給清廷寫了一份奏疏說：

  除各土府外，其迤東之雲南府以及臨安、曲靖、澂江、尋甸各府與迤西之楚雄、武安、姚安、大理、永昌各府，無處不遭兵火，無人不遇劫掠。如衣糧財物頭畜俱被搶盡，已不待言；更將男婦大小人口概行擄掠，致令軍民父母、兄弟、夫妻、子女分離拆散，慘不堪言。所存老弱殘廢又被捉拿弔拷燒烙，勒要窖糧窖銀，房地為之翻盡，廬舍為之焚拆，以致人無完衣，體無完膚，家無全口，搶天呼地，莫可控訴。見今省城糧米照湖南新官倉斗每斗增價至一兩三錢有餘，每石價至一十三兩有餘；若照雲南舊用大斗一石約有新倉斗二石，價至二十六兩，猶無處尋買。軍民飢餓，道死無虛日。其在永昌一帶地方更為慘烈，被殺死、拷烙死者堆滿道路，周圍數百餘里杳無人煙。真使賈生無從痛哭，鄭圖不能盡繪。職不知滇民何至如此其極也。[33]

  洪承疇描寫上述雲南慘況採取了「沒頭狀紙」筆法，但顯然說的是滿洲八旗兵和其他清軍一手炮製了這一系列暴行。同年十一月清雲南巡撫林天擎劾奏「廣西提督線國安隨大軍進剿雲南迤西地方，大肆搶掠。及奉旨回粵，姦淫殺戮，暴虐更慘。乞立賜處分。得旨：線國安荼毒雲南地方，搶殺淫掠，情罪重大，著議政王、貝勒、大臣速行嚴察密議具奏」[34]。洪承疇、林天擎不敢直接指斥滿洲八旗兵將，彭而述私下著作中倒是透露了一些他所見到的情況。在《邵兵紀事》一文里記載了清征南將軍趙布泰的驕橫奢侈（趙布泰，鰲拜之兄，或寫作卓布泰，彭而述寫作邵），說他「有弟方貴重，位上卿，舉朝側目」。

  彭而述作為監司自稱活了五十三歲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窮於應付的差使，文章結尾嘆息道：「噫，衡苦我乎！衡之苦不可言矣！」[35]他寫的往返湖南和雲南的日記里也一再描述了滿洲貴族軍隊或使者過境時的氣焰囂張，如順治十六年六月「丁酉，曉晴，飛檄昆明縣令掃除公廨以待。是夜鼓初下，使者至一里外，喝聲如雷，人馬羽箭奔騰而來，主人刲羊豕無算，霍霍震鄰。余居草屋，離數弓地，永夜喧聒不成寐」[36]。

  清朝統治者恬不知恥地把進軍雲貴說成是「救民於水火」，完全是顛倒黑白。順治十七年三月初八日經略洪承疇題本中說：「三月初五日，又准雲貴總督臣趙廷臣手札，內開：雲南近狀大不如上年。每市斗米一石實賣至二十五六兩，沿途窮民有死於道途溝澗，死於寺廟破屋，死於山路田野，死於旁溪曲徑，甚有母食其女，子棄其父，慘不忍言。」[37]相形之下，雲南在大西軍和永曆朝廷治理下連年豐收，「大熟」「大有」「百姓豐足」之類的記載不絕於書，直到1656年（順治十三年）仍是「是歲秋成大有，民食有餘」。1658年（順治十五年）元旦，清軍入滇前夕雲南「兵民忙忙過歲，戊戌元宵仍放燈火花炮，甚似太平」[38]。由此可見，雲南社會生產受到嚴重破壞，百姓遭難，完全是以征服者自居的清軍任情搜刮所造成的。

  清軍入滇後，大肆奸淫擄掠，引起了雲南各族百姓的極大反感。沅江府土知府那嵩忠於明室，實力較強，一直以保護地方、抗擊清軍為己任。永曆帝退往緬甸時，特命加升那嵩總督部院銜，巡撫雲南；元江知府一職由其子那燾襲任，又加那嵩之弟那侖為佐明將軍，那嵩為懷明將軍[39]。黔國公沐天波也以次子沐忠亮入贅為那嵩之婿。這些措施表明永曆朝廷希望那嵩能夠聯絡雲南各地土司配合李定國等部共同抗清，恢復雲南。那嵩父子不負所望，他們趁人心未定之時，與總兵孫應科、賴世勛等秘密聯絡降清總兵高應鳳[40]、延長伯朱養恩以及石屏總兵許名臣、土官龍讚揚（或作龍贊陽，是龍在田的從孫）等迤東土司。到這年七月，那嵩認為聯絡已定，公開反清復明。清安遠靖寇大將軍信郡王多尼、平西大將軍平西王吳三桂在九月初已向清廷報告：「沅江土知府那嵩、那燾父子主盟，勾連各土司歃血鑽刀，真正作叛，若不剿除，則地方震動。且李定國將子妻送往沅江府為質，將金銀財物抬送沅江土官，叫沅江並普洱土官由臨安出兵，候大兵出邊進剿，就來搶雲南（指當時的雲南府，即今昆明市）。」[41]九月，許名臣領兵攻克石屏州[42]，那嵩等人也分兵進攻蒙自等地，一時昆明以南迤東各地紛紛響應。當時，清軍占領了雲南主要地區，但統治並不穩固。不僅李定國、白文選等南明主力尚在，一些邊遠地區仍在明朝將領占領之下。經略洪承疇、平西王吳三桂、信郡王多尼等唯恐元江舉事將在各地引起連鎖反應，決定集中兵力迅速平定元江。他們經過會商後，決定由多尼和固山額真宜爾德帶領在滇滿軍一半留守昆明，固山額真卓羅帶領另一半滿軍同吳三桂部於九月二十一日由昆明出發，經通海縣往征元江[43]。二十六日，清軍進抵曲江驛，許名臣和龍讚揚撤回元江。十月初一日，清軍重占石屏州；初九日到達元江，憑藉優勢兵力將該城包圍。那嵩雖曾派兵出城劫營，被清軍擊退。吳三桂命降將楊威到城下喊話，聲稱那嵩只要將高應鳳、許名臣縛獻，就可以仍舊當元江府土知府。許名臣見清軍勢大難敵，要求那嵩接受清方要求把自己交給清軍處置，換取元江軍民的安全。那嵩毅然回答道：「吾三人共事，豈以生死易心乎？」拒絕了吳三桂的要求。吳三桂見那嵩矢志不移，又寫信用箭射入明軍營中，號召元江軍民捆綁那嵩出降，否則屠城。那嵩針鋒相對地射書城外，「備列三桂入關以來罪狀，且署其銜曰：山海關總兵吳三桂開拆」[44]。吳三桂惱羞成怒，揮軍奮力強攻，元江城破。那嵩、那燾父子合家登樓自焚，那?、許名臣等自殺，高應鳳、孫應斗等被俘[45]。

  那嵩、高應鳳、許名臣等人在元江領導的抗清雖然是響應李定國的號召而發動的，在具體行動上卻沒有同定國商量。起事前，高應鳳曾建議派人約李定國移兵北上永昌府，等吳三桂主力西進時，迤東各路義軍乘虛直搗昆明，使吳三桂等部清軍腹背受敵，可收全勝。這一合理建議未被那嵩採納。元江起事時，李定國部駐於孟艮，遭到當地土司的堵截，為了使自己有個立足之地，他被迫把兵力用於平定地方。元江反清的消息傳來時，他深為惋惜，頓足嘆息說：「何不稍待耶！」[46]元江地區的反清鬥爭由於孤立無援遂告失敗[47]。那嵩、許名臣等人的起事，是在整個形勢逆轉，許多明軍將領先後倒戈降清的情況下進行的。他們面對強敵奮勇拼搏至死不悔的鬥爭精神實在難能可貴。

  第四節　兩廣抗清義師的被摧毀

  李定國在1653—1654年（順治十年至十一年）以廣西為根據地，聯絡兩廣義師，竭力邀請鄭成功親率主力實現東西合擊，收復廣東。這個事關全局的戰略計劃由於鄭成功消極應付，終於功敗垂成。到1656年，李定國帶領主力赴貴州安龍把永曆皇帝迎往昆明，留駐廣西的明軍只剩下鎮守南寧大將賀九義部。當時，永曆朝廷同東南抗清勢力的聯繫主要是通過廣東沿海（廉州、欽州後劃歸廣西）的義師，李定國主力轉入雲南，兩廣局勢因而逆轉，同東南抗清勢力的聯繫也必然削弱。李定國自然明白形勢的嚴峻，但是他為了挽救南明危局，把永曆帝護送入滇，內心是希望秦王孫可望能改弦易轍，俯就臣節，內部安定之後再分路出師。然而，孫可望自以為兵多勢眾，毫無改悔之意，滇、黔隱成敵國的局面使李定國無暇他顧。等到孫可望公開發動內戰，兵敗降清後，李定國正著手整頓雲南、貴州、四川事宜之際，清朝已部署大規模進攻。永曆朝廷一直處於左支右絀的境地，再也沒有力量經營兩廣了。在失去了主力支援的情況下，兩廣各地復明義師於艱難竭蹶之中各自為戰，最後都被占絕對優勢的清軍擊敗。

  1658年（順治十五年）冬，賀九義奉李定國的命令率部放棄南寧，返回雲南。清朝兩廣當局乘機向南寧、太平、思恩推進。順治十六年三月初四日清軍由潯州出發，二十七日占領南寧。南寧陷落後，南明將軍陳奇策、羅全斌、閣部郭之奇等仍據守上思州（今廣西上思）、太平（今廣西大新縣南）、江州所屬土司。閏三月初七日，清廣東總兵栗養志攻占上思州，明凌海將軍陳奇策帶領殘部數千人逃往灘寧寨。次日，栗部追至該地，擊敗明軍，陳奇策被活捉[55]。到這年十一月，清方偵報得知羅全斌藏於忠州（這是廣西南寧府下屬的忠州，今廢，約在現地名「舊城」處，與四川忠州非一地），總兵蔡琦藏於龍州，將軍周文龍藏于田州（今廣西田陽），閣部郭之奇、總兵閻永德、光澤王等人避入交趾，「伏莽棋布，指不勝屈」[56]。清兩廣當局因為廣西官兵主力已在提督線國安率領下奉命進軍雲南，兵力不敷分配，移檄「諄諄以招撫為先」，栗養志依計而行，選拔「知事能言之官分途招徠」。於是，明威海將軍羅全斌和部下兵將紛紛出降，南寧府和太平府的明朝官員也大批具文歸順，其中包括龍州、下石西州（地近憑祥）、憑祥、思陵州（今廢）等與安南接境的州縣[57]。安南當局曾經同永曆朝廷保持聯繫，後來看到清朝對中國的統治已趨穩固，在政策上做出調整，由支持南明政權改為支持清朝[58]。這樣，永曆朝廷李定國等同東南沿海的鄭成功、張煌言等聯絡的陸上—海路交通完全被切斷，這以後鄭成功、張煌言得到的行在消息大抵都是從清方「捷報」和有限的秘密使者口信中獲悉。東、西聯絡的隔絕從下面這個例子可以明顯地看出：永曆十二年（順治十五年，1658）正月，永曆帝派漳平伯周金湯（字憲洙）、職方司黃事忠（字臣以）由廣東龍門（今屬廣西防城）乘船航海到達廈門，封鄭成功為延平王，同時晉升東南沿海堅持抗清的文武官員爵職。鄭成功等派左副都御史徐孚遠、總兵張自新（字衡宇，掛都督銜）攜帶大批官、私文書赴昆明復命。途經安南時遇阻，徐孚遠被迫返回，張自新、黃事忠（周金湯似在這以前返回廣東）從間道入廣西[59]，在思忠府（恐系思明府，地近今廣西憑祥）被清軍栗養志部擒獲，攜帶的大批奏疏、書信等文件全部落入清方之手[60]。

  清軍占領廣西以後，在廣東沿海地區堅持抗清的義師完全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先後被清軍剿滅。其中最著名的是大學士郭之奇、總督連城璧聯絡的王興部、鄧耀部和李常榮部。

  到1658年（順治十五年）七月，清平南王尚可喜趁明永曆朝廷節節潰敗，決定摧毀文村抗清基地，拔除忠於明室的廣東據點。由於「王興所踞地極險阻」，「羊腸鳥道，曲屈叢雜，刺竹與陂塘相間，騎不得馳突，短兵接戰，數步一折，多歧而易伏，皆失其所長」[62]。尚可喜乃採取長期圍困方針，徵調水陸兵和民夫約十萬之眾，挖掘深溝，築造高壘，切斷文村同外界的聯繫。圍困至次年（1659，順治十六年）夏秋之間，文村糧食告罄，寨內買一升米要兩千文錢（約合白銀二兩，即一石米價二百兩），一隻老鼠也索價一百文。王興下令允許寨中兵民出寨自謀生路，然而多數人卻寧願忍飢挨餓，不肯離去。這年八月，尚可喜又派使者前來招降，首先稱讚了王興的品德和才能，表示如果他能以事明之心轉而仕清當委以重任。王興知道文村外無救兵，內無糧食，陷落已迫在眉睫，對他的弟弟說：「城可恃而食不支，天也。我終不降。弟善撫諸孤以續先祀，我死且不朽。」[63]他一面命人製造了一口巨大的棺材，決心殺身成仁；一面叫自己的五個兒子護送年老的母親帶著永曆朝廷頒給的敕書、印信、令箭前往清軍大營謁見尚可喜，目的是保護部下將士和百姓的生命安全。尚可喜以為王興真心投降，非常高興，又派使者前來致意；王興避而不見。八月十七日夜間，王興宴請所部文武官員和依附人士，宣布已經同清政府達成協議，讓大家各奔前程，自作主張。席散，王興先讓妻子張氏和十五個妾自縊，接著點燃了事先準備好的火藥，葬身於烈焰之中[64]。明唐王朱聿釤也服毒而死；總督連城璧因在外招兵未罹其難，文村陷落後他拒絕接受清朝官職返回故鄉（江西金溪）隱居。在文村戰役中，明漳平伯周金湯被俘，總兵李常榮則向清方投降[65]。

  文村抗清基地覆滅以後，廣東清軍轉而進攻據守龍門（今屬廣西防城）的鄧耀部明軍。1660年（順治十七年）二月，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和兩廣總督、廣東巡撫會商，決定委派韶州副將張瑋暫管高雷廉鎮務，總統陸師（時栗養志已革職），會合廣州、肇慶、高州、瓊州、雷州水師和平藩、督標、撫標抽調的官兵大舉進攻。四月二十七日攻克龍門，鄧耀率領殘兵敗卒逃入安南[66]。不料，安南不容其存身，「發兵逆擊，殺溺賊眾無算」，鄧耀走投無路，削髮為僧躲藏在廣西，被清政府查獲，遇難[67]。此外，永曆朝廷的武英殿大學士兼禮、兵二部尚書郭之奇原來負責聯絡廣東、廣西抗清義師，在兩廣沿邊地區被清軍占領以後，流亡安南。清政府多次發出檄文招降，郭之奇均不為所動。1661年（順治十八年）八月，郭之奇被安南當局獻給清方，他矢志不屈，於次年（康熙元年）八月在桂林遇難[68]。

  第五節　李定國、白文選的竭蹶救亡

  永曆帝進入緬甸，李定國在磨盤山戰役中失敗後引兵沿邊境南撤，互相間的聯繫逐漸削弱。受李定國派遣負有保護永曆皇帝和朝臣、家屬責任的靳統武、梁傑等將領眼看朱由榔和隨從已經進入緬甸境內，並且接受了緬方解除武裝的要求，他們既不敢阻止皇帝的行動，又不願自動解除武裝流亡異邦，因此，靳統武等也帶領部下兵將由銅壁關追隨李定國部主力向南撤退。

  閏正月二十九日，鞏昌王白文選領兵由雪山平夷攀崖附木來到隴川。二月十五日，同李定國軍相會於木邦。兩人都認為雲南內地雖然被清軍占領，但散處在雲、貴、川的兵力還有不少。永曆朝廷的逃入緬甸，對諸將的堅持抗清必將在心理上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因此，他們感到當務之急是把永曆帝從緬甸接回國內。經過商議以後，由白文選先領兵進至磨整、雍會，這裡已是緬境地區。由於天氣炎熱，白文選命令部下卸甲解鞍，在樹蔭下休息，派出兩名使者找尋緬甸地方官通知這次明軍入緬只是為了接回永曆皇帝。不料使者在途中被緬人殺害。白文選又派十名騎兵前往說明情由，又遭到緬兵擊殺。當時緬甸官員有一種錯覺，以為南明皇帝入境避難，明朝的軍隊大概剩下的不過是一些散兵游勇，已經不堪一擊。他們看到白文選軍中有不少馬匹，就派出一二百騎闖入明軍營中搶馬。白文選大為震怒，下令整頓兵馬，立即反擊。緬方搶馬的士卒被文選部下兵將追到河邊，紛紛溺水而死。緬軍主力（據文獻說有「數十萬」，可能失之誇張）在江對岸列陣，準備迎戰。白文選命令部下士卒砍伐樹木編造筏排，渡江作戰。緬軍自恃人多勢眾，對南明軍隊看不上眼，主事大臣變牙簡說：「漢人無狀，然亦不多，須俟其盡渡，然後扼而盡殲諸江中可也。」[69]文選兵坐在木筏上魚貫而渡，剛渡過一百多騎兵，文選在對岸下令吹起號角，百騎一鼓而前，緬軍抵敵不住，陣勢大亂。明軍占領灘頭前進基地後，文選主力陸續渡河，全面進攻，緬軍大敗，被殺傷兵據說在萬人以上。緬甸當局這才知道明軍強勁，收兵入城據守。白文選意欲攻城，又擔心城內的永曆帝的安全，不敢莽撞行事。緬甸官員質問朱由榔：「爾到我家避難，云何殺我地方？」永曆帝並不知道白文選率兵前來接駕的詳情，回答道：「既是我家兵馬，得敕諭自然退去。」[70]隨即派官員齎帶敕令命明將退兵。緬甸當局唯恐永曆使臣同白文選見面後，各自了解對方情形和緬甸態度，不讓永曆官員出城，而自行派人將敕文送至白文選營。文選叩頭接受敕文，當天就下令退兵。

  四月間，明將廣昌侯高文貴、懷仁侯吳子聖也率領一支兵馬入緬迎駕，但他們所取的道路同白文選不一樣，大致上就是永曆帝入緬的路線。高文貴、吳子聖的軍隊遭到緬甸當局阻止，他們自以為並沒有侵占緬甸領土的意思，不過接出永曆君臣罷了。於是，決心動武，殺入蠻莫。緬軍抵敵不住，又逼迫永曆帝發敕諭責令高、吳退兵。朱由榔一味遷就，派吏部郎楊生芳、錦衣衛丁調鼎前往敕令二將退兵。高文貴、吳子聖接到諭旨後被迫從布嶺退兵；文貴憂憤於心，不久病死；而楊生芳、丁調鼎回到流亡小朝廷後，竟以退兵有功，「升秩有差」[71]。永曆皇帝甚至在馬吉翔和太監李國泰的慫恿下發出敕令給緬甸各守關隘官員說：「朕已航閩，後有各營官兵來，可奮力剿殲」，藉以換取緬甸當局的歡心[72]。

  當時，李定國、白文選部活動於滇緬邊境一帶，同據守福建海島的鄭成功、張煌言部等擁明勢力還斷斷續續保持著秘密聯繫[73]，當然知道永曆帝仍在緬甸，並未「航閩」。因此，仍然不斷地派遣使者甚至出兵迎接永曆君臣。1660年（順治十七年、永曆十四年），白文選率領兵馬一直推進到緬甸都城阿瓦附近，九月間永曆朝廷收到晉王李定國迎駕疏和致廷臣書，其中寫道：「前此三十餘疏，未知得達否？今此緬王相約，何地交遞？而諸公只顧在內安樂，全不關切出險一事，奈何？奈何？」[74]緬甸當局又要求永曆帝發敕書退兵，明軍等候多日，不得要領，只好拔營而回。

  1661年（順治十八年、永曆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鞏昌王白文選托緬甸人秘密送上奏疏說：「臣所以不敢連破緬者，恐緬未破而害先及於皇上爾！為今之計，令多方委蛇，使緬送駕出來為穩著。」朱由榔當時在緬甸的日子已經相當不好過了，在璽書中懇切地盼望李定國、白文選能夠迎駕成功。過了五六天，緬甸百姓傳說白文選已經在七十里外搭浮橋準備渡江來救出永曆君臣。不料幾天以後消息傳來緬軍已把浮橋篾纜砍斷，明軍無法渡河，最後一次挽救永曆朝廷的入緬軍事行動以失敗告終。這年三月間，沐天波見緬甸當局派兵看守永曆君臣，知道情況不妙，同原屬晉王的總兵王啟隆商議，歃血定謀組織敢死志士數十人殺掉馬吉翔、李國泰，保護太子突圍投奔李定國、白文選的隊伍。這一密謀很快被馬吉翔、李國泰察覺，他們謊奏永曆帝說，沐天波、王啟隆私下勾結緬甸準備謀害皇室。朱由榔沒有弄清情況，就下令把沐天波的家丁李成、王啟隆的家丁何愛各付其主立即處死。沐天波、王啟隆雖未因此遇害，他們為了挽救明室的最後一片苦心卻化作了泡影。

  在這以後，還有黎維祚充當在緬的永曆帝與在邊境地區的李定國等營的秘密使者，做迎駕出緬的最後努力。黎維祚曾經任職永曆朝廷，朱由榔進入緬甸以後，諸將分別率領部下士眾轉入邊境土司管轄區。在勢同瓦解的情況下，黎維祚遍走各營，勸以大義，殘存各藩鎮都為他所感動，具表迎駕。黎維祚把諸將迎鑾表文藏在挖空的木棒之中，於1661年（順治十八年）九月十八日到達孟艮府，面呈晉王李定國。定國深表贊同，十月初六日發給令諭一道，其中云：「今皇上入緬，勢已危急，若能走通聲息，懋建奇功，決不負若。當即為若轉奏。」維祚隨即赴緬，歷盡艱辛到達阿瓦城，因緬人防範甚嚴，不能面見，托人轉呈永曆帝。朱由榔閱疏後，十月十五日給敕書云：「皇帝密敕瀝膽將軍黎維祚，據晉藩奏，爾忠肝貫日，義膽渾身，穿虎豹，趨辰極，烈風勁草，殊軫朕懷。茲授爾瀝膽將軍督理滇黔楚蜀，遍歷諸勛將士，山林隱逸等，謹慎圖防，枕戈以俟。候晉、鞏兩藩舉師，四路策應，旦夕是圖，勿遲勿忽。」另外還給予空白敕書百道、印三顆。黎維祚把敕印藏在小船底部夾板之內，船上設置神像，敲擊鉦鑼而行。到達孟艮後，定國大喜，命他轉報各營將領。聯絡初定，黎又於十一月動身入緬復命。行至騰越，緬方已經把永曆帝獻給清軍。黎維祚痛心疾首，在得到清將允許後入見永曆。朱由榔對他大哭，維祚淚流滿面地說：「事今至此，臣惟疾奔告諸營整兵於要道接駕。」他的意思是估計吳三桂、愛星阿等人將把永曆帝押送北京獻俘，計劃聯絡忠於明室的將領於途中救出。朱由榔說：「兒子，爾可致意十三家等，若能救我出，我只願修行去。」哽咽不能言。「手剪御衣一片，密寫敕付即行。」黎維祚「晝夜兼程抵荊侯營，謀共於貴州偏橋劫駕」。不料清方也考慮到路途遙遠，地方不靖，決定將朱由榔父子在昆明處死。黎維祚計劃落空，佯狂而遁。這件事在陳起相《瀝膽遺事》一文里有比較詳細的記載[75]。

  第六節　清廷向緬甸施加壓力和「咒水之難」

  占領昆明和雲南大部分地區以後，清廷和前線統軍大帥在順治十六年五六月間反覆研究是否出兵緬甸捉回永曆帝朱由榔。由於路途艱險，雲南地方破壞很大，籌集糧草非常困難，滿洲兵將又不適應當地氣候，寧南靖寇大將軍羅托、安遠靖寇大將軍多尼、征南將軍趙布泰等都不願擔此重任，希望早日班師回京休息。因此，清廷兵部會商的意見是由多尼下固山額真宜爾德留鎮省會昆明，讓平西王吳三桂為統帥，以漢軍和綠營兵為主，會同固山額真卓羅帶領的少數滿洲兵一道進軍緬甸。六月初二日經清廷批准，命經略洪承疇部署具體進軍事宜。

  洪承疇接到朝廷諭旨後，深感困惑。他上疏報告糧餉、兵力不敷，雲南地方「蹂躪至極，兵火殘黎，朝不保夕。糧米騰貴，買備無出，軍民飢斃載道，慘難見聞」[76]。何況，李定國等「逃竄猛猛、孟艮等處」，「而各路土司、偽營殘兵各私受定國偽札、偽印，歃血立盟，伺隙起釁，已屢見告。茲若一聞大兵西追，勢必共思狂逞，避實突虛，以復竄內地。彼時追剿大兵相隔已遠，不能回顧，而雲南大兵又以駐紮省城，未能遠追，倘致巨逆竄逸，所關匪小」。因此，他建議本年內不出兵緬甸，待明年（順治十七年）秋收以後八、九月間進兵。至於兵將的安排，洪承疇建議只留部分精銳滿兵由卓羅統領駐紮省城，吳三桂的軍隊則分駐於迤西永昌、順寧、雲州、景東各要害處所，做好穩定雲南地方的工作。這就是他針對當時雲南情況制定的基本方針：「須先有內安之計，乃可為外剿之圖。」[77]

  清政府為了彌補自己在兵力、物力、財力上的不足，還企圖通過緬甸當局和雲南邊境土司之手不戰而勝。1659年（順治十六年）九月，洪承疇奉清朝「皇帝特諭」致書緬甸軍民宣慰使司和蠻莫宣撫司，要他們主動交出朱由榔、沐天波和李定國。兩件書信的措辭頗多類似之處，前半段均云：

  照得明運告終，草寇蜂起，逆賊張獻忠流毒楚、豫、粵、蜀，屠戮幾無噍類，實為禍首。旋致闖賊李自成同時煽亂，破壞明室。我皇上原欲與故明講和，相安無事。惟因明祚淪亡，生民塗炭，不忍置之膜外，乃順天應人，殲滅群凶，復故明之仇，雪普天之恨。不兩年間，統一區宇，臣服中外，殊方絕俗，罔不慕義向風，梯航稽首。惟獻賊遺孽李定國自知罪惡滔天，神人共憤，鼠竄雲南，假借永曆偽號，蠱惑愚民。不知定國既已破壞明朝全盛之天下，安肯復扶明朝疏遠之宗支，不過挾制以自專，實圖乘釁而自立，橫肆暴虐，荼毒生靈，漢土民人，肝腦塗地，實難堪命。……倘或不審時勢，有昧事機，匿留中國罪人，不惟自貽虎狼吞噬之患，我大兵除惡務盡，勢必尋蹤追剿，直搗區藪，彼時玉石難分，後悔無及。[78]

  在給緬甸當局的信中有一段說：「至聞永曆隨沐天波避入緬境，想永曆為故明宗枝，群逆破壞明室，義不共天，乃為其挾制簸弄，勢非得已。今我皇上除李自成、張獻忠、李定國，為明復不世之仇，永曆若知感德，及時歸命，必荷皇恩，彷古三恪，受福無窮。若永曆與天波執迷不悟，該宣慰司歷事中朝，明權達變，審順逆之機，早為送出，當照擒逆之功，不靳封賞。不然留匿一人，累及合屬疆土，智者必不為也。」[79]給蠻莫土司札中則云：「凡土司有能擒縛定國解獻軍前，則奇功偉績，本閣部立奏上聞，必蒙皇上優加升賞，傳之子孫。」[80]

  洪承疇採取的措施，逐步鞏固了清朝對西南的統治，為最終結束永曆政權奠定了基礎。他本人則因老病昏花，於順治十六年十月間經清廷批准解除了經略職務，動身返回北京調理[81]。

  1660年（順治十七年、永曆十四年），清廷命吳三桂留鎮雲南，總管該省軍民事務[82]。吳三桂大權在握，一心想繼承明代沐氏家族世鎮雲南的地位。據說，他在經略洪承疇回朝復命之前曾經請教「自固之策」，承疇回答道：「不可使滇一日無事也。」「三桂頓首受教」[83]。吳三桂既以「雲南王」自居，就極力主張用兵掃滅逃入緬甸的永曆帝和南明在雲南一帶的殘餘勢力。清廷本意認為永曆帝逃入緬甸，李定國、白文選等避入邊境土司，不過是爝火餘燼，無妨大局，可以任其自生自滅。特別是連年用兵，財政困難（在順治十八年甚至背棄諾言重新徵收明末加派的「三餉」），要想出動大批軍隊征討邊遠地區，兵員、糧餉都難以為繼，因此並不熱心。吳三桂出於自身利益考慮，一再上疏力主用兵。順治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奏本充分表達了他的意圖，疏中說：

  臣三桂請進緬，奉旨一則曰：「若勢有不可行，慎勿強行。」再則曰：「斟酌而行。」臣竊以為逆渠李定國挾永曆逃命出邊，是滇土雖收，而滇局未結，邊患一日不息，兵馬一日不寧。軍費益繁，睿慮益切。臣荷恩深重，叨列維藩，職守謂何？忍以此貽憂君父。顧臣向請暫停進緬者，蓋謂南服新經開闢，人心向背難知，糧草不充，事多牽繫，在當日內重而外輕也。乃拜疏之後，果有元江之事，土司遍地動搖，仗我皇上威靈，一舉掃蕩，由此蓄謀觀望之輩始知逆天之法難逃，人心稍覺帖然。然逆渠在邊，終為隱禍。在今日內緩而外急也。臣恭承上諭，一則曰：若勢不可行，慎勿強行。再則曰：務必籌畫斟酌而行。大哉天語，詳慎備至，臣智慮粗疏，言無可采。惟是再三籌斟，竊以為邊孽不殄，實有三患二難，臣請畢陳其說。夫永曆在緬，而偽王李定國、白文選、偽公侯賀九儀、祁三升等分住三宣、六慰、孟艮一帶，借永曆以惑眾心，儻不乘此天威震赫之時，大舉入緬，以盡根株，萬一此輩立定腳根，整敗亡之眾，窺我邊防，奮思一逞，比及大兵到時彼已退藏，兵撤復至，迭擾無休，此其患在門戶也。土司反覆無定，惟利是趨，有如我兵不動，逆黨假永曆以號召內外諸蠻，餌以高爵重祿，萬一如前日元江之事，一被煽惑，遍地蜂起，此其患在肘腋也。投誠官兵雖已次第安插，然革面恐未革心，永曆在緬，於中豈無繫念？萬一邊關有警，若輩生心，此其患在腠理也。今滇中兵馬雲集，糧草問之民間，無論各省銀兩起解愆期，難以接濟，有銀到滇召買不一而足，民室苦於懸磐，市中米價日增，公私交困，措餉之難如此也；凡召買糧草，民間須搬運交納，如此年年召買，歲歲輸將，民力盡用官糧，耕作半荒於南畝，人無生趣，勢必逃亡，培養之難又如此也。臣徹底打算，惟有及時進兵，早收全局，誠使外孽一淨，則邊境無伺隙之患，土司無簧惑之端，降人無觀望之志。地方稍得蘇息，民力稍可寬紓。一舉而數利存焉。竊謂救時之方，計在於此。謂臣言可采，敕行臣等遵奉行事。臣擬今歲八月間同固山額真卓羅統兵到邊養馬，待霜降瘴息，大舉出邊，直進緬國。明年二月，百草萌芽，即須旋師還境。……

  吳三桂在疏中還具體講述了計劃進軍所需要的兵員和輔助人員，總數為「通計大兵、綠旗兵、投誠兵、土司倮?及四項苦特勒約共十萬餘口」，兵餉總額「大約此舉共得銀二百二三十萬餘兩，乃可以告成事，雖所費如此，然一勞永逸宜無不可也」[84]。這件有名的「三患二難」疏是吳三桂借清廷之箸為自己謀劃，說服清廷決策進軍邊境，迫使緬甸國王送出永曆帝。後來，吳三桂等發動三藩之變時，清廷打出的一張王牌正是把吳三桂這件奏疏內容公之於眾，使吳三桂難以擁立一位朱明宗室為傀儡號召天下，在政治上處於被動地位。這倒是吳三桂始料所不及的，也說明他本意不過是想在清廷統治下保有在雲南的世襲地位而已。就當時的形勢分析，吳三桂主張的「一勞永逸」確實符合清朝統治的穩定，只要永曆帝及其太子尚存，西南邊境、東南沿海、夔東山區的抗清武裝以及清統治區內的復明勢力在心理上就有所歸依，還存在一線復興希望。

  四月三十日，清廷經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後，同意吳三桂相應進剿，由戶部撥給兵餉三百三十萬兩。為了慎重起見，順治帝派學士麻勒吉、侍郎石圖前往雲南，同吳三桂面商機宜[85]。到這年八月十八日清廷終於決定採納吳三桂的意見，任命內大臣、一等公愛星阿為定西將軍，率領八旗兵由北京前往雲南，會同吳三桂進兵緬甸捉拿永曆帝，同時徹底摧毀西南邊陲的抗清勢力[86]。

  緬甸當局態度的轉變，也給清廷以可乘之機。朱由榔帶領隨從進入緬甸時，他們對南明朝廷多少持有善意。後來看到清朝的統治已經基本穩定，不願因為收留南明流亡政權開罪於中國的實際統治者。李定國、白文選一再進兵緬甸救主，弄成雙方兵戎相見，緬甸當局從維護本國利益出發，決定轉而配合清兵，消滅殘明勢力，以便保境安民。1661年（順治十八年）正月初六日，緬甸國王莽達喇派遣使者來到雲南，提出以交出永曆帝為條件請清軍合攻李定國、白文選部明軍。吳三桂認為「雖機會甚佳，而時序已過」，不便出動大軍，玩弄策略，只命永昌、大理守邊兵至境上「大張旗鼓，號作先鋒」，虛張聲勢藉以牽制緬甸當局不要把永曆帝送交李定國、白文選軍[87]。

  1661年（順治十八年、永曆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緬甸國王的弟弟莽白在廷臣支持下發動宮廷政變，處死老國王，自立為王[88]。新王派使者來向永曆帝索取賀禮，這時永曆朝廷漂泊異邦已經一年多了，坐吃山空，經費上業已陷入窘境，拿不出多少像樣的賀禮。但是緬甸當局的意圖顯然不是為了得到財物，而是借僅僅具有象徵意義的明朝皇帝致賀來增強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永曆君臣「以其事不正，遂不遣賀」[89]。南明流亡政府的這種強硬態度使原已不佳的與緬方關係更形惡化。七月初六日，緬甸大臣來訪，當面責備道「我已勞苦三載，老皇帝及大臣輩亦宜重謝我。前年五月，我王欲殺你們，我力保不肯。毫不知恩報恩」[90]，說完懷恨而去。十六日，緬甸國王決定剷除永曆隨行官員，派人通知永曆廷臣過江議事。鑑於雙方關係緊張，文武官員心懷疑懼都不敢去。十八日，緬甸使者又來說：「此行無他故，我王恐爾等立心不臧，欲爾去吃咒水盟誓。爾等亦便於貿易。不然斷絕往來，並日用亦艱矣。」[91]永曆廷臣明知其中有詐，即由世鎮雲南的黔國公沐天波答覆道：「爾宣慰司原是我中國封的地方。今我君臣到來，是天朝上邦。你國王該在此應答，才是你下邦之理，如何反將我君臣困在這裡。……今又如何行此奸計？爾去告與爾國王，就說我天朝皇帝，不過是天命所使，今已行到無生之地，豈受爾土人之欺？今日我君臣雖在勢窮，諒爾國王不敢無禮。任爾國兵百萬，象有千條，我君臣不過隨天命一死而已。但我君臣死後，自有人來與爾國王算帳。」[92]在緬方堅持下，大學士文安侯馬吉翔、太監李國泰等提出要由黔國公沐天波一同前往，方能放心。沐氏為明、清及西南邊境各邦國、土司重視的人物，馬吉翔等認為有沐天波在場，不致變生意外。緬甸當局為實現計劃勉強同意。次日黎明，馬吉翔等傳集大小官員渡河前往者梗之睹波焰塔準備飲咒水盟誓，僅留內官十三人和跛足總兵鄧凱看守「行宮」。上午，文武官員到達塔下即被緬兵三千人團團圍定。緬方指揮官員命人將沐天波拖出包圍圈，沐天波知道變生肘腋，奪取衛士的刀奮起反抗，殺緬兵九人；總兵魏豹、王升、王啟隆也抓起柴棒還擊，終因寡不敵眾，都被殺害[93]。其他被騙來吃咒水的官員人等全部遇難，其中包括松滋王、馬吉翔、馬雄飛、王維恭、蒲纓、鄧士廉、楊在、鄔昌琦、任國璽、鄧居詔、王祖望、楊生芳、裴廷謨、潘璜、齊應巽，總兵王自金、陳謙、龔勛、吳承爵，總兵改授通判安朝柱，錦衣衛掌衛事任子信，僉書張拱極、丁調鼎、劉相、宋宗宰、劉廣銀、宋國柱等，內官李國泰、李茂芳、沈猶龍、李崇貴、楊強益等，吉王府官張伯宗等數十名官員[94]。緬軍謀殺明室扈從人員後，隨即蜂擁突入永曆君臣住所搜掠財物、女子。朱由榔驚慌失措，倉促中決定同中宮皇后自縊。侍衛總兵鄧凱規勸道：「太后年老，飄落異域。皇上失社稷已不忠，今棄太后又不孝，何以見高皇帝於地下？」永曆帝才放棄了自盡的打算[95]。緬兵把永曆帝、太后、皇后、太子等二十五人集中於一所小屋內，對其餘人員及扈從官員家屬濫加侮辱。永曆帝的劉、楊二貴人，吉王與妃妾等百餘人大都自縊而死。緬兵搜刮已盡時，緬甸大臣才在通事導引下來到，喝令緬兵：「王有令在此，不可傷皇帝及沐國公。」[96]可是，沐天波已經在「吃咒水」時被擊殺。

  當時永曆朝廷住地一片狼藉，屍橫滿地，觸目驚心。緬甸官員請朱由榔等移往別處暫住；沐天波屋內尚有內官、婦女二百餘人也聚作一處，「母哭其子，妻哭其夫，女哭其父，驚聞數十里」[97]。經過這樣一番徹底的洗劫，倖存人員已無法生活，附近緬甸寺廟的僧眾送來飲食，才得以苟延殘喘。二十一日，緬方把永曆君臣原住地清理以後，又請他們移回居住，給予糧米器物。二十五日，又送來鋪蓋、銀、布等物，傳言：「緬王實無此意，蓋以晉、鞏兩藩殺害地方，緬民恨入骨髓，因而報仇爾。」[98]這只是在清兵到來以前，為防止永曆帝自盡而編造的敷衍之詞。因為李定國、白文選引兵入緬目的是接出永曆君臣，緬甸當局發兵阻擋，雙方才互有殺傷。不過，緬甸當局拒絕把永曆君臣送往李、白軍中，必然是考慮到了中國當時的局勢，清朝統治業已基本穩固，南明殘存軍隊恢復中原無望，勢必長期盤踞或轉戰中緬接境地區，把永曆帝掌握在自己手中或引渡給清方，對於遏制南明軍隊在緬甸境內活動更為有利。所以，在明清交替之際中緬關係上出現的一些問題應該受到指責的不是緬甸當局，而是永曆朝廷的決策流亡緬甸。

  經過這番咒水之難，朱由榔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小朝廷實際不存在了，只有內地和沿邊的一些復明勢力仍然遙奉這位顧影自憐的天子。他受不了這個打擊，病了一場，稍好一點時太后又病了。十一月十八日，朱由榔對總兵鄧凱說：「太后復病，天意若不可挽回，韃子來殺朕，使太后骸骨得歸故土。當日朕為奸臣所誤，未將白文選封親王，馬寶封郡王，以致功臣隳心，悔將何及？」[99]這表明他對前途已經完全失望，剩下的只是悔恨與惆悵。

  第七節　永曆帝被俘殺

  順治十七年（1660）八月，在平西王吳三桂的請求下，清廷決定出兵緬甸，迫使緬方交出明永曆皇帝，並且摧毀在雲南邊境地區繼續抗清的李定國軍。內大臣、一等公愛星阿被任為定西將軍，率領滿洲兵馬赴滇，同吳三桂一道負責進軍事宜。敕書中說：「茲以逆賊李定國已經敗竄，怙惡不悛，宜盡根株，以安疆圉。特命爾愛星阿為定西將軍，統兵同平西王吳三桂相機征討。凡事與都統卓羅、鄂爾泰、孫塔、署護軍統領畢立克圖、護軍統領費雅思哈等會議而行。如進剿，則令卓羅守城……」[100]次年（1661）四月，愛星阿軍至貴陽，餵馬十天後向雲南進發[101]。八月二十四日，吳三桂、愛星阿部署滿、漢兵由昆明分兩路西進。十一月初九日，吳三桂所遣總兵馬寧、副都統石國柱以及降將祁三升、馬寶、高啟隆、馬惟興等由姚關推進到木邦[102]。吳三桂、愛星阿致書緬甸國王，要求交出永曆君臣。清方記載中說：「偽晉王李定國先奔景線，偽鞏昌王白文選遁據錫波，憑江為險。官兵自木邦晝夜行三百餘里，臨江造筏將渡。白文選復奔茶山。吳三桂、愛星阿遣總兵官馬寧等率偏師追之，自領大軍直趨緬城。先遣人傳諭緬酋，令執送偽永曆朱由榔，否則兵臨城下，後悔無及。」[103]

  永曆帝得到清軍進入緬境的消息後，給吳三桂寫了下面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