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孫可望部署的湘、桂、川全面反攻
2024-10-09 05:02:32
作者： 顧誠
第一節 孫可望、李定國收復湖南戰役
從順治七年底到順治八年初，孫可望基本上完成了對永曆朝廷殘存武裝的收編工作。南明政權及其軍隊實際上已經形成以原大西軍為主的抗清實體。在這以後，永曆皇帝只是作為用以號召遠近的一面抗清旗幟，復明恢漢運動的領導權卻掌握在孫可望等原大西軍領導人手中。由於孫可望等人已經遵用永曆正朔，在他們指揮下的軍隊又包括了一些原南明參與「會盟」的各種武裝，在下面的敘述中不再使用「大西軍」一詞，一律改稱明軍。但是，必須指出，正是由於原大西軍的聯明抗清，才使業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永曆朝廷增添了活力，漢族和西南少數民族在反對滿洲貴族推行的民族征服、壓迫政策的鬥爭中大展雄風，南明歷史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
孫可望在接管了貴州全省後，軍事部署是由他自己和李定國東攻湖廣，劉文秀等進軍四川。
1651年（順治八年、永曆五年）四月，孫可望派馮雙禮等率領馬兵一萬餘名、步兵數萬、戰象十餘只，大舉由黔入湘：一路由銅仁、麻陽，一路由平溪、便水，一路由大小梭羅，合攻沅州（今湖南芷江）。清沅州守軍三營合計只有三千士卒，退入城中，被「圍如鐵桶」[1]。四月十五日，馮雙禮命令明軍奮勇攻城，當天就占領了沅州，活捉清將鄭一統、知州柴宮桂[2]。馮雙禮等攻克沅州後，移兵上攻辰州（府治在沅陵），因清朝辰常總兵徐勇防守甚嚴，未能得手。清廷委任的掛剿撫湖南將軍印續順公沈永忠領兵二萬，竭力支撐，雙方在一段時間裡呈僵持狀態。到1652年（順治九年、永曆六年）四月，李定國率部由貴州進入湖南，會合馮雙禮部於五月中旬進攻靖州。清續順公沈永忠派總兵張國柱領兵八千名往援，在靖州陷入明軍重圍。經過短暫的交戰，清軍大敗，損失官兵五千一百六十三名（其中滿洲兵一百零三名）、戰馬八百零九匹，幾乎全軍覆沒，張國柱率殘部於二十二日「踉蹌奔回」[3]。明軍趁勝攻克靖州、武岡州[4]。
沈永忠在李定國、馮雙禮等部明軍的凌厲攻勢下，難以招架，派使者前往廣西桂林請求定南王孔有德火速派兵來援。孔有德因部下兵馬分駐廣西各地，又同沈永忠有嫌隙，接到告急信後說「我舊年借支衡、永錢糧，沈公出疏參我。今日地方有事，向我告援，我三鎮分駐各府，如何借發？設警逼我境，自有區處」[5]，拒絕出兵相救。
沈永忠求援無望，被迫帶著麾下清軍自寶慶北遁[6]，六月初二日退至省會長沙，仍然立腳不住，在湘潭接到清廷「不可浪戰，移師保守」的密旨，就在八月初六日放棄長沙，一直逃到岳州[7]。清朝在湖南設置的許多道、府、州、縣官也隨軍狼狽北竄，其中有分巡上湖南道張兆羆、分巡下湖南道郭萬象、寶慶知府馮桓、永州知府李策鼎、衡州府署印同知趙廷標、長沙知府張弘猷、郴州知州楊士英、道州知州張學仁、茶陵知州蕭漢英、署武岡州事趙繼登，以及新化、城步、新寧、零陵、祁陽、東安、寧遠、永明、江華、衡陽、衡山、常寧、安仁、宜章、桂陽、攸縣、長沙、善化、寧鄉、益陽、湘鄉、桃源、邵陽、瀏陽、酃縣知縣和署印官共三十五名。這樣，除岳州、常德尚在清軍控制下以外，只剩下徐勇一鎮孤零零地據守辰州（府治在沅陵）負隅頑抗[8]。後來，清兵科都給事中魏裔介劾奏「續順公沈永忠身為大帥，手握重兵，當孫逆攻圍辰、永諸郡，一籌莫展，望風宵遁。乞亟賜罷斥，免誤封疆」[9]。由此可見，原大西軍聯明抗清後，初試鋒芒就旗開得勝，收復了湖南大部分州縣。
第二節 李定國桂林大捷
李定國揮軍入湘，收復大批州縣的時候，清湖南文武官員已在續順公沈永忠率領下逃往岳州。清定南王孔有德部與湖廣清軍相距甚遠，後方已形成嚴重的威脅。然而，孔有德自視甚高，除了在五月二十七日派部將孫龍、李養性防守全州以外，並沒有把分鎮南寧、柳州、梧州等地的駐軍抽回，繼續分兵把口，一心做他的廣西王。當時奉使廣西的著名文人施閏章描寫他在桂林拜謁定南王的情況：孔有德「具言其生平及粵西用兵曲折」，「王顧盼叱吒自豪，言出皆諾，無能後」[10]，驕橫之狀，躍然紙上。
六月間，李定國率領精銳兵馬由武岡、新寧直攻全州，二十八日殲滅全州清軍，守將孫龍、李養性被擊斃[11]。孔有德聞報大驚，第二天親自帶領桂林留守軍隊前往興安縣嚴關，企圖扼險拒守，被定國軍擊敗，「浮屍蔽江下」[12]；當日傍晚狼狽奔回桂林，下令緊閉城門。六月三十日午後，明軍進抵桂林城郊。孔有德見定國軍威甚壯，知道僅憑身邊有限兵力難以守住桂林，於七月初二日飛檄鎮守南寧的提督線國安、鎮守梧州一帶的左翼總兵馬雄、鎮守柳州一帶的右翼總兵全節放棄地方，領兵回援省會。同一天，李定國大軍即將桂林包圍得水泄不通。明朝降將王允成當時正在孔有德藩下，他過去同馬進忠關係良好，人稱「王、馬」。馬進忠隨李定國參加桂林戰役，在城下喊話要王允成反正。王允成不敢答應，報告了孔有德。有德自知城中兵力單薄，必破無疑，考慮再三，對王允成說：「汝姑出應之，觀彼何所云以報我。」王允成即登上城頭，同馬進忠接洽歸順事宜。據王允成後來說，孔有德實際上有投降的企圖，因受部將挾制錯過了時機[13]。初四日中午，明軍攻破武勝門，一擁而進，清軍抵敵不住，孔有德悵然失色，悲嘆道：「已矣！」在王府（即明靖江王府）內自殺，死前命隨從將其所居後殿以及掠得的珍寶付之一炬[14]。其妻白氏自縊前把兒子孔庭訓託付給侍衛白雲龍，囑咐道：「苟得免，度為沙彌。勿效乃父做賊一生，下場有今日耳。」[15]孔庭訓被明軍查獲，幾年後由李定國下令處斬[16]；他的妹妹孔四貞乘亂逃出。桂林城裡的明朝降臣原慶國公陳邦傅、其子文水伯陳曾禹、清廣西巡按王荃可、署布政使張星光都被活捉[17]。接著，明軍南下平樂，殺清府江道周令緒，擒平樂知府尹明廷等[18]；收復柳州，俘清右江道金漢蕙[19]。在一段時間裡，李定國親自坐鎮桂林，派出軍隊收復廣西各府縣，他委任總兵徐天佑為廣西巡撫[20]，並且設置了「布、按、有司」各官[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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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二日，李定國派人把「偽慶國公陳邦傅父子二人」和清廣西巡按王荃可、署布政使張星光解赴貴陽。九月初二日，秦王孫可望下令把陳邦傅父子押赴市曹剝皮，王荃可、張星光處斬[22]。然後將剝皮揎草的陳邦傅屍體送往安龍等地示眾，「大書於牌曰：逆犯陳邦傅先經肆劫皇槓，摽掠宮人，罪已漏網。不思建功贖罪，輒行背主反叛。今已拿獲，解赴軍前，立將邦傅父子剝皮，傳示滇、黔，云云」[23]。這種處理方式在安龍的永曆朝廷內引發了一件流傳頗廣的逸事：御史李如月上疏劾奏秦王「擅殺勳爵，僭竊之奸同於莽、操，請除國患；兼敕邦傅罪狀，加以惡諡，用懲奸凶」[24]。永曆帝既畏懼孫可望的專橫，也覺得李如月的奏疏是非不明，便以小臣妄言為名廷杖四十，奏疏留中不發，用意是加以保全。不料李如月性格倔強，偏要太歲頭上動土，自己把奏疏另抄一份，封面上寫「大明山東道御史揭帖」，遞交孫可望派駐安龍的總提塘張應科。孫可望得報後，立即派人到安龍請命將李如月按處置陳邦傅例剝皮揎草。李如月臨刑時大罵不屈。這件事後來被一些封建文人大加渲染，把李如月吹捧為忠臣義士。就事情本身而言，陳邦傅在南明時位居慶國公，跋扈殃民；降清時劫駕未成，又誘殺宣國公焦璉，是個典型的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孫可望將他處死，無可非議。李如月把早已降清的陳邦傅仍稱為「勛臣」，這不僅是昏庸，而是同他以及南明許多官僚一直把原大順、大西軍視之為「賊」，而對降清的明朝舊官藕斷絲連的階級偏見一脈相承。不過，孫可望命人把這樣一個迂腐冥頑小官處以極刑，手段又如此殘酷，難免授人以口實。
李定國占領桂林以後，清定南王藩下提督線國安、總兵馬雄、全節帶領府、州、縣官先後竄往同廣東接境的梧州。其中以右翼總兵全節最為狼狽，他本人於七月十六日逃到梧州，「其兵馬盡行嘩散」[25]，左營副將何九成在途中受傷而斃；右營副將鄭元勛和中軍游擊蔡斌帶領兵馬往桂林投誠；後營副將沈邦清被擊斃[26]。八月，李定國乘勝揮軍進攻梧州，線國安、馬雄、全節不敢迎戰，逃入廣東乞憐於平南王尚可喜。這月十五日，明軍收復梧州，廣西全省均告平定[27]。清朝鎮守廣東的平南、靖南二藩得到孔有德城陷自盡的消息，極為恐慌，急忙命令同廣西接境的「州縣文武官員如賊果薄城，即便相機護印入肇（慶），以固根本」。廣東德慶州屬開建縣（在今封開縣東北）協守副將謝繼元當即率領部下棄城逃到肇慶[28]。這說明廣東清朝當局已成驚弓之鳥，有意放棄肇慶以西的州縣。由於李定國很快率領主力北上湖南，不僅未能乘勝進軍廣東，連廣西的局勢也遠沒有穩固。這年九月間，清軍重新占領梧州；十月，派官進駐開建。
李定國收復廣西全省，功績巨大，在南明史上堪稱空前。它同1648年江西、廣東反正來歸大不一樣，是力殲強敵大獲全勝的輝煌戰果。以前廣西雖曾處於永曆朝廷管轄之下，瞿式耜、陳邦傅以及忠貞營等卻各自為政，不可能把廣西經營成堅固的抗清基地。李定國軍以雷霆萬鈞之勢，一舉攻克桂林，使廣西、廣東清軍聞風喪膽，本來可以先行穩定廣西，相機收取廣東部分地方，擴大南明控制區。可是，孫可望得知清敬謹親王尼堪軍即將進入湖南，竟下令調李定國部由桂入湘迎戰。這一決策固然成就了李定國衡陽大捷，但從戰略上看，孫可望本應留下一部分軍隊牽制辰州守敵徐勇，自己同白文選、馮雙禮等大將率領主力入湘迎戰尼堪。即使需要李定國出兵會戰，梧州重鎮也應留下足夠的兵力防守。聯繫到下文所述清廷誡諭尚可喜、耿繼茂等切勿輕易出兵廣西，可以看出孫可望在軍事部署上的失算。
十月三十日，李定國親自統領兵馬進抵衡陽[29]。定國主力北上後，留在廣西的兵力非常單薄，清平南王尚可喜趁機令線國安、馬雄、全節挑選甲兵會同廣東水師副將強世爵等從廣東封川出發，水、陸並進，於九月初五日重占梧州[30]，由馬雄鎮守該地。十一月二十八日，徐天佑率部撤往柳州[31]，桂林僅有明朝宗室安西將軍朱喜三留守。清軍乘虛而進，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平樂擊敗明義寧伯龍韜、總兵廖鳳部，占領該城[32]。次年（1653）正月十五日清軍占領陽朔，朱喜三部下只有一千多雜牌軍隊，抵擋不住清朝正規軍。十九日，清軍重占桂林[33]，線國安、全節和新任廣西巡撫陳維新盤踞該地。四月間，明將胡一青曾率軍來攻桂林，被線國安等擊退[34]。七月二十一日，李定國雖曾再次進攻桂林，卻未能奏捷[35]。
第三節 李定國衡陽大捷
李定國等部明軍連續攻克湖南大批州縣的消息傳到北京，順治皇帝大為震驚。七月十八日他派敬謹親王尼堪為定遠大將軍，統八旗精兵南下[36]，二十日離開北京，原定計劃是經湖南進入貴州，同吳三桂、李國翰所統四川清軍合攻貴陽[37]。孔有德兵敗身死的噩耗傳來，清廷於八月初五日急令尼堪改變進軍方向，先占湖南寶慶府（府治在今湖南邵陽市），然後進軍廣西[38]。清定南、平南、靖南三藩中孔有德兵力最強，桂林失守後，定藩兵馬逃入廣東，順治帝唯恐廣東有失，特發專敕告誡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切毋憤恨，輕赴廣西；倘賊犯廣東，爾等宜圖萬全為上計。」等候定遠大將軍尼堪軍至廣西後，兩藩兵力聽從尼堪指揮[39]。
十一月十九日，尼堪軍至湘潭縣；明將馬進忠引部眾退往寶慶。二十一日，尼堪自湘潭啟程，次日進至距離衡州府（今衡陽市）三十餘里處。李定國派出部將領兵一千八百名佯抵一陣，隨即後撤。尼堪驕心自用，以為明軍不堪一擊，即於二十二日夜「兼程前進」，次日天色未明到達衡州府，與李定國大軍相遇[40]。定國見尼堪輕進寡謀，決定以計取勝，事先埋伏重兵，命令前線將士對陣時稍一接觸即裝出兵力不敵的樣子，主動後撤。尼堪「乘勝」追擊二十餘里，陷入埋伏。定國一聲令下，全軍出擊，殺聲震天，勢如潮湧；清軍倉皇失措，迅速被明軍擊敗，主帥尼堪也在混戰中當場斃命[41]。同時被明軍擊殺的還有一等伯程尼和尼堪隨身護衛多人[42]。定國軍士割取尼堪首級獻功，「東珠璀璨嵌兜鍪，千金竟購大王頭」[43]，全軍歡聲雷動。清軍不敢再戰，在多羅貝勒屯齊（或譯作吞齊）的率領下垂頭喪氣退往長沙。
李定國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指揮攻城、野戰都取得了輝煌的戰績。他用兵機動靈活，英勇果斷，顯示出卓越的軍事才華。時人張怡根據李定國委任的桂林知縣李楚章的話說，「公用兵如神，有小諸葛之稱。紀律嚴明，秋毫無犯，所至人爭歸之。軍中室家老弱各為一營，皆有職事，凡士伍破衣敝絮，皆送入後營，紉織為襯甲、快鞋之用，無棄遺者」[44]。陳聶恆也記載，「定國智勇冠其曹，且嚴紀律，民皆安之。或傳定國兵當以夜至，比曉則已過盡矣。故所至有功」[45]。清軍統帥定南王孔有德、敬謹親王尼堪的相繼敗亡，對於明清雙方都是震動朝野的大事。就其影響而言，桂林、衡陽大捷遠遠超過了戰役本身。攻克桂林之後，李定國趁勢收復廣西全省，清朝官員「號天大慟；自國家開創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辱者也」[46]。尼堪貴為親王，統率滿洲八旗精銳出征，竟然兵敗身死，更是出乎清廷意料，連順治皇帝也悲嘆：「我朝用兵，從無此失。」[47]跟隨尼堪出征的貝勒吞齊（即屯齊）、巴思漢，貝子扎喀納、穆爾佑，固山額真韓岱、伊爾德、阿喇善等高級將領後來都受到革爵、革職等嚴厲處分[48]。
自從明朝末年以來，文官武將一提到清軍無不談虎色變，依附清廷的漢族官僚每遇軍情緊急往往請求朝廷派遣「真正滿洲」參戰，如順治六年湖廣辰常總兵徐勇在題本中說：「總之，逆賊畏滿兵，而不怯南兵，南兵如雲，何如滿旗一旅也。」[49]滿洲貴族也自視為天之驕子，所向無敵。李定國揮軍轉戰千里，連殺清朝二王，特別是擊斃了貴為親王的滿洲勁旅主帥尼堪，打破了清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其心理上的作用不可低估。就清方而言，兵力上的損失可能還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神情沮喪。清廣西巡撫王一品因患病回京，倖免於桂林之厄。順治十一年他已痊癒，吏部仍推薦他復任廣西巡撫，王一品如臨深淵，規避不前，行賄托人題免，發覺之後被清廷處以絞刑[50]。談遷也記載，順治十年有三個人赴吏部謁選，探籌（即抽籤決定補用何地何官缺）得廣西，「悸懼卻不能手」[51]。另一方面，忠於明室的官紳百姓卻為之精神振奮，重新燃燒起復興的希望。人們常常引用黃宗羲的一段話：「逮夫李定國桂林、衡州之捷，兩蹶名王，天下震動，此萬曆以來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敗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屈原所以呵筆而問天也！」[52]他寫這段話是在事過境遷之後發出的無限感慨，但我們不難想像他和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人在聽到桂林、衡州大捷時那種欣喜欲狂、奔走相告的情景。當時在長江下游從事秘密復明事業的顧炎武聞訊之後賦詩云：「廿載吳橋賊（崇禎四年孔有德等在吳橋縣叛變，故稱吳橋賊），於今伏斧砧。國威方一震，兵勢已遙臨。張楚三軍令，尊周四海心。書生籌往略，不覺淚痕深。」又云：「傳聞西極馬，新已下湘東。……不有真王禮，誰收一戰功。」[53]顧炎武不僅為原大西軍聯明抗清取得輝煌勝利感動得泣下滿襟，還明確地批判了永曆朝廷部分官員反對封孫可望為秦王。張怡則對孫、李矛盾激化，導致大局逆轉，深表惋惜，寫道：「使無此內釁，大功成矣。」[54]
1652年李定國在湘、桂戰場上的勝利，對當地和附近具有復明情緒的紳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許多退入山區的明朝殘兵敗將和隱居鄉間的官紳都聞風雲集，共襄盛舉。如安定伯馬寶順治八年仍在廣東堅持抗清，李定國大軍收復廣西後，他立即出兵配合，攻克陽山、連州、連山等州縣，活捉清連陽副將茅生蕙、游擊馬泗汗、守備白守富。後奉李定國之命率部入湖南，茅生蕙等人均於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在衡州處斬，「首級懸掛南門」[55]。此外，如胡一青、趙印選、陳邦傅舊部彰武將軍袁來朝、曹志建部總兵歐正福等都曾「依附李定國、恃險狂逞」[56]。當時在桂林的瞿昌文記載，廣西「八郡中節義大臣，避腥膻於深箐窮谷間，轉徙困頓，全發以待時，始終不改其守者，皆府君（指瞿式耜）素所薦拔之士，至是咸幸更生，而山藪野澤之哀鴻，亦莫不相慶復見漢官威儀也」[57]。永曆朝廷兵部尚書劉遠生、中書舍人管嗣裘、兵部主事朱昌時等人都從瑤族山區出來參見李定國，共商機務，協守桂林[58]。原廣西巡按吳德操也應定國之命出任於梧州，「坐門樓，稽出入」[59]，廣西全省都安官設吏。湖南的明朝鄉紳也紛紛出見，就連自弘光時期已經杜門不出的大臣周堪賡（崇禎時任工部侍郎，弘光初立授以戶部尚書，未到任）、郭都賢（崇禎時任江西巡撫，永曆帝授以兵部尚書，未就職）等一大批官紳都認為中興有望，應邀到衡山謁見李定國[60]。郭都賢在《自敘》中寫道：「壬辰（順治九年）恢復湖南，微有贊襄之力。」[61]只是由於不久形勢逆轉，參與反清復明的官紳為了保全身家性命，不僅銷毀有關文書，在自己後來的著作中也竭力加以掩蓋，給後人研究這段時期的紳民動向造成了困難。
李定國在衡州大捷前後，活動於湘、贛邊境羅霄山脈一帶以劉京、李文斌為首的抗清武裝備受鼓舞，他們一面高舉復明的旗幟號召當地百姓收復失地；一面同李定國聯繫，請求派兵支援。定國當時正同清軍主力周旋於湖南，只派了為數不多的軍隊配合劉京等部進攻江西吉安府屬州縣。據《衡州府志》記載，「定國旋自粵入永，次衡，駐兵四月余。遣其將張勝攻湘陰，高必貴掠江西之永新」[62]。十一月初一日，高文貴部攻克永新[63]，接著在劉京等地方義師引導下收復安福[64]、永寧（今江西井岡山市）、龍泉（今江西遂川縣）三縣。清駐防安福游擊張曾顯「全軍被圍，盡為賊執去」，張曾顯被押解到衡州，李定國下令將其斬首[65]。清江西巡撫蔡士英在題本中說：「該臣看得，逆賊乘犯湖南之勢，驅其象馬，大股而來，其志意頗為不小。又兼土寇劉京歷年為江省巨害，潛相勾引，習熟路徑。……是以狡賊先設疑兵於袁州插嶺關，勢欲進窺；而陰以大隊突犯吉安，以致永新、安福、永寧、龍泉等處相繼淪陷，縣令、防將兩被執去，更眈眈于吉安府城，思圖併力極攻。」[66]正當劉京等圍攻吉安府城（今吉安市）時，清江西巡撫蔡士英向江南總督馬國柱告急，抽調援兵入贛會同江西提督劉光弼、南贛總兵胡有升所部兵馬火速趕赴吉安。由於李定國部主力未能入贛，劉京等部抵敵不住清朝優勢兵力，十一月初一日李文斌兵敗被擒[67]。定國為集中兵力迎戰尼堪，無暇東顧，永新等縣駐軍「起營退轉湖南」，十一月二十三日最後一批精兵撤離永新開往湖南[68]。清軍於二十五日進入永新，安福、永寧、龍泉也先後被清軍奪回[69]。到1653年（順治十年）七月二十七日，劉京在同清軍交戰中被俘[70]，贛西的抗清運動被鎮壓下去。
第四節 劉文秀進攻保寧之戰
到1651年（順治八年、永曆五年），孫可望部署的南明軍隊已經控制了貴州全省，前鋒進入湖南西部和四川南部。針對這一形勢，清廷除了加強湖廣的防務外，派遣平西王吳三桂、定西將軍固山額真李國翰帶領所部兵馬由陝西漢中入川。1652年二月初七日吳、李二部到達保寧（今四川閬中）[71]。十二日南下，二十二日推進到成都。奉孫可望之命守衛成都的總兵林時泰不戰而降。由於林時泰曾經投降過清朝，後來又在潼川反清歸明，吳三桂認為他是反覆無常、奉有明旨緝捕的「欽犯」，下令把他斬首示眾。占領成都以後，吳三桂坐鎮該城，由李國翰統兵於二十四日收取眉州，二十五日占領嘉定（今四川樂山市），活捉明總兵龍名揚（倮?族，原為雲南臨安府石屏州宣慰司土官）[72]。三月，吳三桂、李國翰調集梅勒章京葛朝忠、白含真、佟師聖，夔州總兵盧光祖，左路總兵陳德，永寧總兵柏永馥等往攻重慶，初五日占領合州，分水陸二路進逼重慶。明軍守將盧明臣因兵力單薄，於十四日放棄重慶。四月下旬，吳三桂等派遣另一支由甲喇章京楊正泰、郭雲龍、右路總兵南一魁、敘州總兵馬化豹帶領的清軍進攻敘州，明守將王復臣、白文選主動撤退到永寧（今敘永）[73]。至此，清軍除了原先控制的保寧地區外，已奪得成都、重慶、敘州、馬湖、邛州、雅州、嘉定、眉州等府縣，清政府認為「全蜀漸次底定」，應當講求「善後」之策了[74]。
正在這時，孫可望從全局著眼，唯恐清軍在四川站穩腳跟後，南犯貴州，遂派撫南王劉文秀統領援兵四五萬人三路入川，由建昌、敘永、彭水展開全面反攻[75]。八月初九日，明軍攻克敘府，據守該城的清兵「全軍覆沒，南總兵（南一魁）不知下落，馬總兵（馬化豹）隻身逃回，甲喇、牛錄死難者數十餘人」[76]。與此同時，明軍大將白文選也率部反攻重慶。吳三桂、李國翰見明軍勢大，於八月十九日在夾江縣同四川巡撫李國英緊急會商，決定全師「北撤，以保萬全」[77]。駐守重慶的清軍將領梅勒章京葛朝忠、佟師聖、白含真、鑲紅旗章京尹得才，總兵柏永馥、陳德、盧光祖於八月二十四日接到吳三桂的撤退命令，二十五日渡江北還。同一天，明軍收復重慶，隨即派兵尾追清軍，在距離重慶一百二十里的停溪將清軍包圍，用火器四面圍攻。二十八日，清軍大敗，梅勒章京白含真被活捉[78]，永寧總兵柏永馥帶著殘兵敗卒逃到保寧時，部下「兵支離削弱，才得百人」[79]。
九月十一日，吳三桂等退至綿州，接著又退到廣元。清朝在四川的臨時省會保寧只有巡按御史郝浴和總兵嚴自明部下一百多名士卒[80]。吳三桂、李國翰和隨軍南下的四川巡撫李國英在兵敗如山倒的形勢下，已有放棄四川，退入陝西漢中的打算。由於郝浴的堅持，李國英、吳三桂、李國翰終於決定回守保寧，在十九日統兵進入該城[81]。清軍在撤退過程中，遭到撫南王劉文秀、討虜將軍王復臣的追擊，損失頗大。史載：「劉文秀之入蜀也，善撫恤軍士。蜀人聞大軍至，多響應。於是，重慶、敘州諸府縣次第皆復。吳三桂迎戰輒敗，斂軍以奔，趨保保寧。」[82]
李國英的兒子李雯則持另一種說法：
雯聞是年敘府失陷，重慶不守，吳三桂遁還。未至保寧三十里地名圓山子，有路通秦。三桂欲拉先公從此路徑還漢中。先公曰：「王乃客兵，可以還漢；巡撫乃守土之臣，當與保寧共存亡。王自回漢，巡撫當星夜回保料理守具。」遂辭三桂及固山額真拔營回保。奈固山額真語三桂曰：「我等統領大兵恢川不得，若棄了保寧，丟了巡撫，我朝法度王所素知，復將何辭以對朝廷耶？」三桂乃悟，飛使追回先公，語之曰：「我欲去守保寧，巡撫可有糧麼？」先公曰：「保寧糧雖無多，尚夠兵馬五個月支用。」三桂乃率師同先公於九月十九日至保寧。……[87]
吳三桂初欲遁還漢中，繼乃不得已而守保寧。雖一鼓滅賊，所謂置之死地人自為戰者，真乃朝廷洪福。其實三桂中情畏怯之甚也。……至按臣郝浴身經圍城，目睹戰陣，書生從未見兵，痛定尤復思痛，遂謂保寧兵單難守，請今文武各官盡同王師回漢，此則明明棄蜀矣。不知蜀雖荒殘，若賊得之，守其要隘，耕其曠土，濟以奸詐，招致群醜，不惟數萬之師難以進克，即秦中、漢南恐亦歲無寧日矣。[88]
這些記載在某些具體情節上存在分歧，但郝浴上疏的時候，吳三桂貴為藩王，李國翰是清廷親信重臣，李國英是現任四川巡撫，他疏中說曾經七次行文請求三人領兵回守保寧，當屬事實。不過，郝浴「不死於賊，必死於法」一語顯然是給李國英信中的話，李國英作為巡撫有守土之責，而吳三桂、李國翰是「客兵」，可進可退，他們原來的意圖是帶著李國英部一道退入漢中。郝浴既以封疆之責要求李國英回兵保守，自然也請求吳三桂、李國翰統率大軍協守。李國英既迫於郝浴的責難拒絕隨吳三桂、李國翰撤入漢中，吳、李受道義上的牽制（三桂、國翰部若撤回陝西，保寧必破無疑，即如李國翰所說「棄了保寧，丟了巡撫」，在清廷面前不好交代），才勉強決定回守保寧。《清史稿·郝浴傳》把「不死於賊，必死於法」一語直接掛到吳三桂頭上，同吳三桂後來發動三藩之亂，成為清朝的逆臣有關。事實上當時清廷以保存實力為原則，有意讓吳三桂、李國翰退守漢中。1652年（順治九年）十月，清廷先派固山額真庫魯克達爾漢阿賴率官屬兵丁駐防西安，又調原定往征廣東的護軍統領阿爾津為安西將軍，同固山額真馬喇希鎮守漢中，敕諭中寫道：「今逆賊侵犯四川，黎元惶憂，深厪朕懷，用以爾阿爾津為安西將軍，同馬喇希總統將士，前赴平西王吳三桂、定西將軍墨爾根侍衛李國翰處，駐札漢中，保固地方，整頓兵馬。賊若入犯，會同平西王、墨爾根侍衛相機剿除。其進征四川事宜，著候明旨。」[89]可見，清廷已經以確保陝西為目標，四川被置之度外了。
劉文秀在攻克敘州，追敗清重慶守敵之後，一路上所向無敵，產生了驕傲輕敵思想。他只看到吳三桂等望風逃竄這一動向，卻沒有看到入川清軍主力基本完整，仍有相當的戰鬥力。進抵保寧城郊後，劉文秀缺乏大將應有的持重態度，在沒有充分把握的情況下，決定強行全面攻城，這在策略上是犯了重大錯誤的。因為清軍所占只是保寧一座孤城，四川全境已大抵收復。保寧城三面環水，西、南二面臨嘉陵江，東面為東河，江河對岸是連綿不斷的山脈。明軍占領了城外各山頭，憑藉「長技在鳥銃，銃之勝勢在高山，延山放銃，據險憑城，不謂不張」[90]。劉文秀本應利用地利派重兵扼守保寧東、南、西三面，隨時提防清軍出城渡河反擊；另派少數兵力渡河進至保寧城北騷擾該城與陝西漢中的交通供應線。在完成這一軍事部署的同時，把經營四川提上議事日程。為了說明問題，先談一下四川各地的情況。自從明末戰亂以來，四川大部分地區凋敝荒涼，特別是自然條件最好的成都平原幾乎沒有人煙，只要經營得法，完全可以建設成南明重要的復興基地。郝浴在這年給清廷的奏疏中就說過：「成都地大且要，灌口（指都江堰）一瀉，襟帶三十州縣，開耕一年定抵秦運三年。錦城之外，竹木成林，結茅為廬，千百間可立就。錦江之魚，岸上求之，蕃於雞豚，收川資本卷在此中矣。」[91]「嘉定（今樂山）據敘（今宜賓）、重（慶）上游，民較三川差多，見饒鹽茶。」這些地方都已由劉文秀所統大軍收復。清軍據守的保寧，人口和耕地卻很少。郝浴自順治八年十一月到任經過調查，次年奏報說：保（寧）、順（慶）、潼（川）、龍（安）四府州「所墾熟田止二百三十五頃，不及別省中縣十分之一」；「三府一州二十九縣，共得九千三百五十餘口，數不及別省半縣，而滿、漢官兵數倍之。」駐於保寧的清四川「司、道、府、州等官員」連薪俸也拿不到，「惟各令丁奴墾荒自贍」[92]。清軍退守保寧時，順慶、潼川、綿州等地均為明軍所收復，清方控制的耕地、人口更是少得可憐。保寧城中儲積的一些軍糧幾乎全是由陝西漢中歷盡艱辛轉運來的，勢必不能持久。順治十二年五月清朝一件奏疏中還說：「夫沃野千里原指成都而言，其東南俱財賦所出。今歸我版圖者止山多田瘠、出產寡薄之川北一隅，而東南有食可以養兵之地皆為賊所盤踞」[93]，頗能說明當時四川的經濟情況有利於明，不利於清。
劉文秀既然已經把清軍堵扼於保寧一隅之地，收復了四川絕大部分地區，軍聲大振；心懷去志的吳三桂等能守住保寧即已自慶，發動反攻的可能性極小。在這種情形下，劉文秀完全可以暫緩直攻保寧，而在加強對該城清軍戒備的同時，採取有力措施經營四川，設官安民，招集流亡，聯絡土司，加緊屯田，漸興文教，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就軍事而言，收復重慶之後劉文秀同夔東十三家抗清武裝已經連成一片，可以動用的兵力大大增加，在適當時機會同作戰，不僅收復保寧易如反掌，繼續北上陝西漢中或東下湖北，前景必甚可觀。總之，劉文秀並沒有認識到他的主力直逼保寧城郊之時，恢復四川的戰役已經取得輝煌戰果，因為穩定了四川局勢，經營得法，社會生產逐漸恢復，就可以大大加強南明政權人力、物力和戰略上的有利地位，貴州、雲南已遠離前線，長期侷促於川東鄂西貧瘠山區的夔東抗清武裝只要劉文秀以大局為重，加意聯絡，也必將大有作為[94]。
然而，劉文秀計不出此。他的意圖不僅要乘勝收復保寧，而且要把四川境內的清軍殺得片甲不留。十月初二日他率領大將王復臣、王自奇、李本高、祁三升、關友才、張光璧等[95]五萬餘兵馬迫近保寧。劉文秀下令搭造浮橋濟師，主力部署在保寧城北面。攻城以前，他甚至抽調一部分軍隊「北塞葭萌關，東塞梁山關」[96]，防止攻克保寧後清軍突圍竄入陝西。時人韓國相記載：「是時有南府劉文秀者統兵四萬餘，追清兵來屯保寧梁山關，聲勢大振。自以為戰必勝，攻必克關。而清兵心膽墮地，主走劍閣出七盤，而已置四川於不問。」[97]這就是說，劉文秀志在全殲吳三桂、李國翰、李國英所部清軍，改變了三面據險、俯扼清軍的態勢，使自己的主力置於保寧城北敵守重鎮，東、西背水的危境，在兵法上違背了「圍師必缺」的原則。吳三桂等眼看已經沒有退路，唯有困獸猶鬥、背城一戰才可絕處逢生。滅虜將軍王復臣對這種部署深為憂慮，向劉文秀建議集中兵力攻打保寧城的薄弱部，破城以後吳三桂等部清軍雖不能全殲，但必然逃往陝西，四川全省可以平定；而包圍全城，分兵把口勢必暴露出己方弱點，給清軍以可乘之機。這一正確意見遭到劉文秀斷然拒絕，從而導致了保寧戰役的慘敗。
保寧戰役的經過是：十月初八日明軍主力齊集保寧城北，劉文秀登上東北山頭指揮攻城。吳三桂通過偵察得知攻城明軍中張先璧部戰鬥力最弱，決定集中兵力先打張軍[98]。李國英為迷惑明軍，命部下綠營兵改打八旗正兵旗[99]。十月十一日黎明，劉文秀麾軍攻城，兵馬「蔽山而下，炮聲震天」，「南自江岸，北至沙溝子，橫列十五里，前列戰象，次用火炮、鳥銃、挨牌、扁刀、弓箭、長槍，層疊里許，蜂擁攻城」[100]。辰時，吳三桂率部開門出城，直攻張先璧軍。張部抵敵不住，紛紛逃竄，敗兵把王復臣等部的軍隊沖得亂成一團。清軍趁勢鼓勇奮擊，明軍陣勢已亂，立腳不住，這天中午即已全面崩潰。撤退時由於浮橋被砍斷，致使大批將士無法過江，被清軍追殺或落水而死[101]。明滅虜將軍王復臣，總兵姚之貞、張先軫、王繼業、楊春普等被清軍擒殺，損失士卒大半、戰象三隻、馬騾兩千三百餘匹，劉文秀的撫南王金印也被清軍繳獲[102]。
吳三桂於險勝之餘，嘆息道：「生平未嘗見如此勁敵，特欠一著耳。」[103]這年十一月，清廷收到吳三桂、李國翰等人的捷報，才鬆了一口氣，除下詔頒賞外，於十二月將阿爾津由定西將軍改為定南將軍，同固山額真馬喇希統率將士「往征湖廣」[104]。
劉文秀率領殘兵敗卒返回貴州，孫可望深為不滿，下令解除他的兵權，發回昆明閒住；張先璧被亂棍打死。
第五節 孫可望逼走李定國和寶慶之敗
當李定國駐軍衡陽的時候，孫可望在1652年（順治九年、永曆六年）十一月初一日親自由貴州來到湖南沅州（今芷江）。他派大將白文選統領馬、步兵五萬餘名進攻辰州。二十一日，明軍分水、陸二路進抵辰州城下，把該城四面包圍。清辰常總兵徐勇命副將張鵬星領兵出戰，被明軍炮火擊斃。徐勇仍然妄圖據城頑抗。次日，白文選以大象為前驅，突破東門，大隊兵馬沖入城內，徐勇在混戰中被亂刀砍死[105]，清分守辰常道劉升祚、辰州知府王任杞[106]等文武官員也被俘處斬。孫可望決定「改沅州為黔興府，以州治興沅縣附郭，領一州九縣：曰靖州、曰興沅、曰黔陽、曰麻陽、曰通道、曰平溪」[107]，並把該府改隸貴州省[108]。
就當時明、清雙方在湖南的態勢而言，十一月二十二日孫可望親自指揮的軍隊攻克了辰州，次日李定國軍在衡陽擊斃清軍統帥尼堪，應當是孫、李會師全殲入湘清八旗兵進而擴大戰果的大好時機。時人丁大任說：
壬辰（1652，順治九年），可望略湖南，自晏衡州府城樓觀兵。清朝損兵以萬計，王公、文、武無不奔竄，而敬謹王不免焉。而辰州府，武岡、沅、靖三州並十縣尚為所據。其行兵有五要：一不殺人，二不放火，三不姦淫，四不宰耕牛，五不搶財貨。有一於此，軍法無赦。有象陣，馬見之驚逸。用羅羅，能跣戰，不畏矢，執標槍大刀，常以少勝眾。……楚人曰：孫、李二將有五伯之假仁假義、王莽之謙恭下士。而永曆之為君，遠過乎劉禪，近勝於弘光，奄有雲、貴並廣西、四川、湖廣各半省，五府六部三衙門，春秋兩榜，隱成一小朝廷。[109]
在清軍接連遭受重大挫折，主帥陣亡，士氣沮喪之際，孫可望作為南明的最高實權人物不僅沒有抓住戰機，部署決戰，反而嫉賢妒能，導致內部矛盾激化。探討南明的歷史，有一個基本論點是可以通過大量事實證明的，這就是在力量對比上，南明的兵力和潛在力量（包括清統治區內的復明勢力）並不遜於清方。其所以屢戰屢敗，喪師失地，根本原因在於各種抗清勢力之間矛盾重重，互相拆台，甚至自相火併，使兵力相當有限的滿洲貴族坐收漁翁之利。1650年到1651年，孫可望憑藉在雲南休整之後建立起來的精銳之師為核心，通過「會盟」等形式把南明割據自雄的殘存兵力加以改編，同時在實際上掌握了永曆朝廷的大權，這對於消除內部腐敗紛爭，建立一支足以同清方抗衡的軍事力量和後方基地是一個重大貢獻。然而，孫可望器小易盈，缺乏統籌全局、妥善處理內部關係的胸襟。1651年（永曆五年、順治八年）二月，他自稱「國主」[110]，不僅在實際上，而且在名義上把軍國大權集中於一身。在他看來，可能危及自己「國主」權威的人有三個，即永曆帝朱由榔和原在大西軍中地位相仿的安西王李定國、撫南王劉文秀。而他最忌諱的就是手握重兵並在原大西軍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李定國、劉文秀同仍保有皇帝虛名的朱由榔之間建立比較密切的關係。據史書記載，李定國攻克桂林以後，儘管在獻俘等事宜上都尊重他這位身居貴陽的「國主」，但孫可望僅因李定國對在安龍的永曆朝廷送去了一份報捷奏疏，就大為不滿。保寧戰役之後，孫可望乘機解除了劉文秀的兵權，發往雲南閒住。這一舉措已經表現了孫可望的私心自用，正確的做法本應抽調兵將補充劉文秀部，讓他繼續經營四川。劉文秀被撤職，不僅他本人心灰意懶，在原大西軍部分將領中也引起憤慨不平。
更嚴重的是，在李定國連殲清朝二王，復地千里，軍威大振之時，孫可望嫉妒之心有增無減。李定國攻克桂林之後送到貴陽的繳獲物品只有清廷賜給孔有德的定南王金印、金冊和人參數捆，沒有多少金銀財寶。孫可望聽信小人之言認定李定國不是私自藏匿就是分賞將士示恩於下。到李定國軍在衡陽戰役擊斃尼堪的消息傳來，竟有功高震主之嫌，孫可望已經容不下他了。不少南明史籍記載，當李定國部署衡陽戰役的時候，原議由馬進忠、馮雙禮移軍白杲市，定國主力駐于衡州，等待尼堪大軍過衡山縣，馬、馮二部抄至敵後，同定國部南北合擊，一舉全殲尼堪所統清軍。孫可望得知這一部署，唯恐定國大功告成，密令馮雙禮退師寶慶，馬進忠也隨之而走。由於孫可望的拆台，李定國雖擊斃了清軍主帥尼堪，卻因兵單勢孤，在十二月間放棄了衡州[111]。衡州戰役以後，孫可望又密謀定計以召開軍事會議為名，只待定國到來即行拘捕，至於定國所統軍隊則轉交馮雙禮指揮。如果說孫可望解除劉文秀的兵權還多少體現了賞功罰敗的原則，謀害戰功卓越的李定國肯定極不得人心。因此，一些知道內幕的人趕往定國軍中告密，勸他絕勿前來赴會。由於這件事在原大西軍中屬於領導層的核心機密，史籍中關於開會地點和具體情節難免有出入。王夫之記載：
可望馳召定國返武岡會議，三晝夜書七至。定國不得已西行，將見可望。至紫陽渡，劉文秀之子密遣人走報定國，言可望俟其至即收殺之。定國大驚，遽引兵東走，縛筏為橋，渡湘水，渡已，橋絕。可望追兵趨永州，遂自永明走平樂……[112]
計六奇記載：
可望封定國為西寧王，馮雙禮興國侯，差楊惺先往封。至衡州，李定國曰：「封賞出自天子，今以王封王，可乎？」遂不受封。可望慮定國功大權重難制，楚粵人心歸之，因為書召之。不至。十月，可望出兵至沅江，命張虎督兵復辰州，連書催定國至靖州相會，意欲圖之。定國心腹人龔彝至沅州，見可望，探知其意，密書報定國，令勿來，來必不免。癸巳（1653）正月，定國行至武岡州，見書，嘆曰：「本欲共圖恢復，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大功乎？」因率所部走廣西。[113]
李定國本希望孫可望率部由辰州東進，同己部合擊湖南清軍（尼堪被擊斃後，入湘八旗兵由貝勒屯齊統領），若能全殲該軍，勢必使滿洲八旗實力大損，遠近聞風喪膽；然後會合夔東十三家兵力北取湖北，東攻江西，很可能形成勢如破竹的局面。當他得知孫可望置大局於不顧，蓄意謀害自己的時候，不勝憤慨，對部下將領說：「不幸少陷軍中，備嘗險艱，思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斬名王、奏大捷，而猜忌四起。且我與撫南弟（指劉文秀）同起雲南，一旦生誤，輒遭廢棄。忌我，當必尤甚。我妻子俱在雲南，我豈得已而奔哉！」[114]1653年（永曆七年、順治十年）二月下旬，李定國率領所部四五萬兵馬放棄永州，經永明越龍虎關撤入廣西[115]，從此避免同孫可望見面。二十年左右情同手足的兄弟情誼被孫可望一筆勾銷了，原大西軍領導集團之間的裂痕使聯明抗清以來前所未有的復興良機變成曇花一現。
古語說：師克在和。孫可望逼走李定國很快就自食惡果。當時孫可望正親統大軍由靖州經武岡進至寶慶（今湖南邵陽），部下有大將白文選、馮雙禮等，總兵力據清方記載為十萬。三月初六日，清定遠大將軍屯齊帶領滿漢主力由永州北上寶慶，十五日駐於岔路口，距明軍白文選、馮雙禮、馬進忠營地周家鋪三十里。次日，清軍進至周家鋪，由於明軍營於山頂，地勢險要，又遇上天雨，雙方列陣相峙。這天晚上孫可望率親軍由寶慶府來增援。十七日，明軍下山向清軍發起全面進攻，清軍分路迎擊，雙方展開激戰。結果孫可望所統明軍戰敗，傷亡頗眾，被清軍繳獲馬七百餘匹，象一頭，清軍乘勝占領寶慶府[116]。但是，清軍在這次戰役中也付出了很大代價，正黃旗兩名蒙古梅勒章京韋征、武京都在激戰中陣亡[117]。
1652—1653年（順治九年至十年）春，以原大西軍為主力的抗清運動很值得總結，正如吳三桂、李國翰在保寧擊敗劉文秀後沒有力量乘勝南下一樣，屯齊部清軍在寶慶戰役獲勝後也未能占領整個湖南，而是同明軍長期相持于靖州、武岡一線。這就證明：一、滿洲八旗和它的附庸軍並不占絕對優勢，戰爭的勝負同雙方的內部團結和組織指揮有密切關係；二、以孫可望為首的原大西軍首領人物通過治理雲、貴，接管永曆朝廷的實際權力，避免了這個朝廷內部無休止的紛爭，創造了一致對清的局面，是戰役前期取得重大成果的主要原因；三、戰局的惡化部分同劉文秀指揮失誤有關，保寧戰役受挫固然造成較大損失，還不致影響全局。真正斷送復明運動良機的是孫可望個人野心惡性膨脹，舉動乖張，先誤於調令李定國全軍入湘，以致退入廣東的清軍乘虛而入，重占梧州、桂林，使剛剛收復的廣西未能穩定；接著又逼走李定國，導致復湘之舉功敗垂成。
[1] 清湖廣總督祖澤遠「為飛報緊急賊情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七冊，A17—148號。
[2] 順治八年五月清偏沅巡撫金廷獻「為飛報賊情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三冊，A13—26號：同書A13—28號金廷獻揭帖中說攻克沅州的明軍是「偽秦王下洪將軍（當為馮將軍之訛）、陳將軍等賊，從貴州抄銅仁小路由細米溪、五朗溪一路而來」；又見清續順公沈永忠題本，收入《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一七〇至一七一頁。
[3] 《明清史料》丙編，第九本，第八二八頁，吏部尚書朱馬喇等題本。
[4] 順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兵部尚書噶達洪等題本中說：馮雙禮「探知辰州有備，即合偽西府於五月內連破靖、武二州。」見《明清檔案》第二十一冊，A21—60號。據順治十年五月湖廣四川總督祖澤遠揭帖，「查得靖州之失，順治九年五月十八日事也」。其中並說到清靖州知州沈一恆被明軍處死。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〇六頁。
[5] 瞿昌文《粵行紀事》卷三。
[6] 康熙二十四年《寶慶府志》卷二十一《武備志·兵紀》云：順治九年「六月，府城復陷，續順公還」。
[7] 《明清檔案》第二十五冊，A25—15號，經略大學士洪承疇「為王師已入湖南，城池指日恢復，仰祈早定功罪以肅法紀，以勵後效事」奏疏。
[8] 前引《明清檔案》第二十一冊，A21—60號，兵部尚書噶達洪等題本說：李定國、馮雙禮「六月內復下衡（州）、永（州）、寶（慶）、長（沙）四府，湖南一帶僅存辰（州）、常（德）二郡而已」。
[9] 《清世祖實錄》卷八十二。
[10] 施閏章《使廣西記》，見《施愚山文集》。
[11] 順治十年七月廣西巡撫陳維新「為詳查失陷緣由以憑具題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七冊，A17—123號；同件又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三本，第三〇〇頁。時在桂林的瞿昌文於《粵行紀事》中記二十七日李養性在雙橋戰歿，誤記一日，但《虞山集》卷十下所收文中又說「六月二十八日，王師入粵境，盡殲李養性之眾，只蹄片甲不返」，與清方奏報相符。
[12] 前引施閏章《使廣西記》。
[13] 王夫之《永曆實錄》卷九《王允成傳》。《明清史料》丙編，第九本，第八七四至八七五頁《定南王下死難各官情由》揭帖中也說王允成於「圍城之日射箭傳書於賊，登陴示路。城破，撥賊保護其家」。
[14] 順治九年七月清廣東巡撫李棲鳳「為飛報緊急賊情懇啟發兵救援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五冊，A15—35號。前引順治十年七月廣西巡撫陳維新揭帖云：「至初四日辰時，賊從山上攀附絡繹入城，定南王見城已不能守，回王府手刃宮眷數十人，親將住室發火，自刎被焚，骸骨化為灰燼。」
[15] 南沙三餘氏《南明野史》卷下《永曆皇帝紀》。彭而述順治七年前曾在孔有德麾下，一度被委任為貴州巡撫，三年後他寫了《聞定南戰死》詩，其中描寫孔有德兵敗自殺的情況稍有不同，見《讀史亭詩集》卷四。
[16] 《清世祖實錄》卷一二五載，清廷後來得到報告孔庭訓在順治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被李定國處死。參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五本，第四八一頁，順治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定南王女孔四貞揭帖。按，孔庭訓在諸書中常寫作「孔廷訓」「孔定訓」，當以其妹孔四貞奏疏為準。
[17] 順治十年七月廣西巡撫陳維新「為查明大巡殉難根因以憑具題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七冊，A17—122號；同件又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〇一頁。按，清廣西巡撫王一品在三月間告歸，得免。
[18] 嘉慶十年《平樂府志》卷十八《宦績》。
[19] 談遷《北游錄》紀聞下《金漢蕙》條。該書又雲，金漢蕙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被殺于衡州城外。
[20] 雷亮功《桂林田海記》。順治九年七月廣西左翼總兵馬雄稟帖中也說「賊已定徐總兵提兵坐鎮」。
[21] 《虞山集》卷十下。
[22] 前引順治十年七月廣西巡撫陳維新揭帖。
[23] 南沙三餘氏《南明野史》卷下。
[24] 這件事在南明史籍中記載甚多，但據當時正在安龍永曆朝廷中任職的汪蛟所述有出入。汪氏言，李如月請「加惡諡，可望不察，以請諡為恤典，與已忤。請以誅邦傅法誅之」。未言及李如月劾奏孫可望事，見錢秉鐙《藏山閣文存》卷三《汪辰初文集序》。
[25] 《明清史科》丙編，第九本，第八一三頁，廣西左翼總兵馬雄稟帖。
[26] 《明清史料》丙編，第九本，第八七四頁，「定南王下死難各官情由殘揭帖」。
[27] 同治十一年《蒼梧縣誌》卷十八《外傳紀事下·本朝》記：「九年秋八月，明兵過陷梧州，知府沈綸不屈死，文武官東下。九月乃回。」又云：「李定國兵陷梧州，大掠數日而去。時提鎮馬雄出兵堵御，屢敗。文武官議以桂（林）、平（樂）皆陷，恐梧州孤城難守，乃具舟斂老營避江中。十五日，賊奄至，我兵御之，又敗，乃聯舟東下，至九月杪始回。」
[28] 兩廣總督李率泰揭帖殘件（順治十一年九月到），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四四頁。
[29] 陶汝鼐《自訂年譜》云：「十月晦日，李定國出粵西，復衡陽。」見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卷三十。
[30] 順治九年十月初四日平南王尚可喜「為飛報大捷事」揭帖，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一八四頁。
[31] 順治十年正月十九日平、靖二王「為解報桂林情形事」揭帖，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一八七頁。雷亮功《桂林田海記》說，徐天佑是奉李定國之命暫退柳州，騰空城池，誘使退入廣東的清軍進來，再行殲滅。徐天佑即將桂林焚毀，撤往柳州。
[32] 順治十年正月十九日平、靖南王「為飛報大捷事」揭帖，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一八八至一八九頁。
[33] 《明清史料》丙編，第九本，第八三五頁《平南王殘揭帖》，原件無年月，參考其他文件可定為順治十年正月事。
[34] 光緒三十年《臨桂縣誌》卷十八《前事志》引舊志。
[35] 《明清史料》丙編，第九本，第八五五頁《兵部尚書噶達洪等題本殘件》。光緒《臨桂縣誌》記李定國再攻桂林在是年八月，當以檔案為準。
[36] 《敕諭敬謹親王稿》，見《明清檔案》第十四冊，A14—177號、A14—178號。177號（又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三本，第二九四頁）上有「順治九年七月十八日用寶」字樣。尼堪所統兵馬數不詳，但順治帝敕諭中說他所統為「精銳兵將」，見《清世祖實錄》卷六十五。
[37] 順治九年七月十八日清帝給平西王吳三桂敕諭中說：「今敬謹親王充定遠大將軍統大兵於本年七月二十日出都。」《明清史料》甲編，第三本，第二九三頁；又見《清世祖實錄》卷六十六。
[38] 《清世祖實錄》卷六十七。
[39] 順治九年十月初四日平、靖二王「為欽奉聖諭恭陳謝悃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五冊，A15—117號，參見《清世祖實錄》卷六十七。
[40] 以上日期均據順治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等謹題為塘報事」，原件藏第一檔案館。
[41] 乾隆二十六年《衡陽縣誌》記載，順治九年敬謹親王尼堪「督滿、漢兵至，與定國接戰於城北香水巷、草場，轉戰於演武亭」，尼堪戰敗被殺。見該書卷六《忠節》，卷十《祥異·兵燹》。縣誌云：「時為十一月二十四日也。」據《清世祖實錄》卷七十應為二十三日。尼堪陣亡的具體情況諸書記載互歧，《滇緬錄》云為明軍交槍擊斃。
[42] 《清世祖實錄》僅記程尼陣亡，未明說在何次戰役中，此據《八旗通志》卷一六三《程尼傳》。其他陣亡者參見同書卷二二二、二二五、二二六有關部分。
[43] 彭而述《讀史亭詩集》卷八《四戰歌·草場》。按，彭而述曾任清上湖南分守道，後來又多次往來湖南，對戰役經過了解甚詳，其題為《草場》，當即尼堪陣亡地名。
[45] 陳聶恆《邊州聞見錄》卷十《李定國》條。
[46] 順治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吏部尚書固山額真朱馬喇等題本，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九本，第八二五頁。
[47] 《清世祖實錄》卷七十九。
[48] 《清世祖實錄》卷八十六。
[49] 見《明清史料》丙編，第八本，第七六五頁。
[50] 《清世祖實錄》卷八十七。
[51] 談遷《北游錄·紀郵上》。
[52] 黃宗羲《永曆紀年》，見《行朝錄》卷五。
[53] 《顧亭林詩集匯注》卷二《傳聞》。
[55] 順治十一年四月廣東巡撫李棲鳳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三八至三四〇頁。
[56] 順治十三年六月廣西巡撫於時躍揭帖、經略洪承疇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九五頁，第三九六至三九八頁。
[57] 《虞山集》卷十下。
[58] 王夫之《永曆實錄》卷十四、卷十七。
[59] 錢秉鐙《吳廷尉鑒在傳》，見《藏山閣文存》卷五。
[60] 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卷三十《密庵先生陶汝鼐》記，順治九年李定國大軍至衡陽時，「湘潭石見五（名開雲）銜命敦促，不得已與周司農（即周堪賡）、郭司馬（即郭都賢）並出見，至南嶽謁廟而還」。陶汝鼐後來身陷清朝囹圄，為了保命，竭力把自己參加復明活動說成是被迫的。
[61] 陶汝鼐《密庵先生遺集》附《年譜》引《益陽縣誌》文。
[62] 乾隆二十八年《衡州府志》卷二十九《兵燹》。按，此處高必貴疑為高文貴。
[63] 江西巡撫郎廷佐「為查明失守情形」等事題本殘件說，「順治九年十一月初一日，有象寇數萬驟至永新山邑」，永新營兵僅二百餘名，「寡不敵眾，是以被賊圍陷」。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二七八至二八○頁。按，「象寇數萬」當為誇張之詞。
[64] 康熙五十二年《安福縣誌》卷一《疆域志·祥異》記：「九年壬辰，劉京、倪端倚山作亂，引滇兵入城，劫殺無算。」
[65] 《明清史料》丙編，第九本，第八八一至八八二頁江西永新等縣失陷案殘件。
[66] 蔡士英《撫江集》卷一，順治九年十二月初四日「為恭報連恢二邑仰慰聖懷事」題本。按，《吉安府志》所載與清方當局奏疏略異，其文云：「八年辛卯（當為九年壬辰），明劉文煌復永新、安福。吉安守將羅某攻之，拔其城，並獲文煌。」注文中說劉文煌是江西泰和人，原隨郭維經起兵抗清。李定國派偏師由湖南入江西時，他乘勢收復永新、安福二縣，正想向吉安進軍，恰逢定國的軍隊撤退，清「吉安守將羅某合各府兵圍之，糧盡被俘，死難南昌會城」。羅某指清吉安營參將羅映坮。
[67] 《撫江集》卷一，順治九年十一月初七日「題為報擒賊首洗巢大捷事」。
[68] 順治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江西巡按張嘉題本，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九本，第八三○頁。
[69] 胡有升《鎮虔奏疏》卷下，順治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恭報援剿吉安並恢復龍泉凱捷疏」云：清軍十一月二十日收復安福縣，二十五日收復永新縣，十二月初六日收復龍泉縣。蔡士英《撫江集》卷一，順治九年十二月初四日「為恭報連恢二邑仰慰聖鑒事」題本中說：十一月二十八日江西提督劉光弼報恢復安福，十二月初一日又報收復永新。日期的差異原因是蔡士英根據的是劉光弼塘報時間。
[70] 蔡士英《撫江集》卷五。
[71] 李國英《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八，順治九年三月初七日題本；同年二月初八日題本。又見《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一冊（上）。
[72] 同上。按，龍名揚在《選編》中誤排為龍名楊。
[73] 順治九年八月十五日四川巡撫李國英「為再報東南大捷，仰慰聖懷事」題本，見《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八；又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二本，第二九五頁；《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一冊（上），第二三五至二三六頁。按，此件最準確者為影印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五冊，A15—59號。《奏議》本在文字上已做刪改，《選編》所收並非檔案原件，而是從《奏議》轉錄。
[74] 順治九年八月十五日四川巡撫李國英「為全蜀漸次底定事」題本，見前引《奏議》卷八。
[75] 《清史列傳》卷七十八《盧光祖傳》。
[76] 郝浴《中山奏議》卷一《再報封疆大計疏》。按，李國英奏疏中說馬化豹身帶槍傷逃回。
[77] 順治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李國英「為塘報滇賊入犯事」密奏本，見《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八。
[78] 李國英《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八；郝浴《中山奏議》卷一《再報封疆大計疏》。
[79] 《中山奏議》卷一《按蜀疏》。
[80] 《中山奏議》卷一《飛報封疆大計疏》。
[81] 順治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四川巡撫李國英「為緊急賊情事」密奏本，見《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八，參見《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一冊（上），第二三七至二三八頁。
[82] 黃宗羲《永曆紀年》。
[83] 《清史稿》卷二百七十《郝浴傳》。按：吳三桂等統率的軍隊九月十一日至綿州，同月十九日至保寧，傳中所謂「逾月，三桂乃赴援」，不確。此戰役為劉文秀指揮，孫可望並未親至四川，傳雲可望「蒲城」「引去」，亦誤。
[84] 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一。按，是時劉文秀尚未封蜀王。
[85] 郝浴《中山奏議》卷一《再報封疆大計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