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金聲桓、李成棟的反清歸明

  第一節　金聲桓、王得仁領導的江西反正

  金聲桓原來是明寧南侯左良玉的部將，明朝滅亡時升至總兵官。1645年四五月間，清英親王阿濟格大軍追剿李自成部進至九江一帶，左良玉病死，部將隨良玉之子左夢庚在東流縣（今安徽東至縣）境降清。阿濟格令左夢庚帶領麾下將領往北京朝見，金聲桓唯恐失去兵權，要求率領所部兵馬收取江西，為清朝開疆拓地，得到阿濟格同意，授予提督江西全省軍務總兵官的官銜。和金聲桓同行的有原大順軍將領王體中部。王體中原在大順軍鎮守德安的大將白旺部下，1645年五月初李自成突然遇難，大順軍內部發生混亂，王體中乘機殺害了白旺，率領部眾向阿濟格投降[1]，被授予副總兵官職。

  五月下旬，金、王到達九江，派人持牌前往南昌，聲稱滿洲大兵馬步二十餘萬旦夕將至，只有迅速歸降才可免遭屠城。南明江西巡撫鄺昭嚇得面色如土，解印而逃；其他官員和部分紳士也一鬨而散，省城南昌轉瞬之間陷入無政府狀態。六月初四日，南昌士民推出的一些代表到達九江迎接「金督鎮」。十九日，金聲桓、王體中乘船溯贛江到達南昌，在岸邊受到幾十名生員的歡迎。進城以後，金聲桓部駐於西城，王體中部駐於東城[2]。金聲桓倚仗王體中的兵力收取了南昌附近州縣，然而他對王體中的驍勇善戰、兵力強勁卻深懷戒心，時刻尋找機會吞併王部兵馬。閏六月，清廷下達的剃髮令傳到了江西，金聲桓即率部遵令剃頭。七月二十一日，王體中領兵從撫州回到南昌，堅決拒絕剃頭。金聲桓認為這是除掉王體中的最好時機，私下籠絡了王體中標下游擊王得仁（綽號王雜毛），於七月三十日假稱議事把王體中刺殺。事件發生後，王部兵校大為憤慨，「擁至轅門，喊殺震天」[3]。金聲桓督兵巷戰，經過兩天交鋒，王部因首領被殺和王得仁的招誘，終于歸附了金聲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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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王二部既合，攻克明永寧王朱慈炎所據的撫州，追殺慈炎；收取吉安，並將逃往該地的明巡撫鄺昭押送武昌[4]，接著又占領廣昌等府。八月二十五日派部將何鳴陛、蓋遇時等進攻袁州（府治在宜春縣），擊敗明將黃朝宣部五千餘人，占領袁州。至此，江西十三個府除贛州、南安外都被清方控制[5]。金、王自以為不費滿洲一兵一卒，而占州據縣，能博得清廷的特殊封賞。不料清廷毫無作興之意，在平定江西大部分地區之後，僅委任金聲桓為鎮守江西等地總兵官[6]，王得仁屈居副將。順治三年（1646），金聲桓請求清廷另頒敕書，授予他「節制文武」「便宜行事」的權力。同年五月清廷發兵部議奏，結果是駁回了他的要求，只將他的官銜由鎮守江西等地總兵官改為提督江西軍務總兵官，並且規定「剿撫機宜事關重大者，該鎮應與撫、按同心商略，並聽內院洪督臣裁行」[7]。朝命下達後，金聲桓大失所望，內心裡埋怨清朝刻薄寡恩。特別是金聲桓、王得仁在收取江西郡縣時憑藉武力勒索了一批金銀財寶，成了暴發戶；清廷新任命的江西巡撫章於天、巡按董學成看得眼紅，危言聳聽，脅迫他們獻上錢財[8]。權力和金錢之爭，使金聲桓、王得仁對清廷的不滿日益增長。

  就南明而言，由於自己兵力不足、疆土日蹙，也力圖高懸爵賞策動降清將領幡然來歸。早在隆武二年（1646）春天，督師閣部黃道周準備由福建進入江西時，就先後三次寫信給金聲桓，勸他改弦易轍，建不世之功[9]。當時，金聲桓等還在得意之時，黃道周的兵力非常有限，招降沒有起到什麼效果。據守贛州的南明督師萬元吉在崇禎後期曾任督師閣部楊嗣昌的主要謀士，同左良玉部將領有較多接觸。他憑藉過去的老關係，派密使帶著親筆信件規勸金聲桓反清。金聲桓雖然不寫回信，卻接待了使者，私下殷切訊問萬督師的情況，秘密放回[10]。不久，黃道周、萬元吉先後兵敗身死，金聲桓自然不敢輕舉妄動。但隆武朝廷大臣親自致書勸說，許以高官顯爵，對金聲桓等人肯定具有一定的誘惑力。何況南昌的一些明朝遺老耆舊還不時給金聲桓傳遞一些真假莫辨的消息，如隆武帝、楊廷麟、萬元吉尚在人間，「隆武屢有手詔，許公能以江西歸明者，即舉江西封公，亦嘗達一二乎？」[11]

  與此同時，金、王和清廷委派的江西撫、按之間的矛盾也在加深。「七月，得仁提兵如建昌，章於天差官票追其餉三十萬。得仁大怒，槌案大呼曰：『我王流賊也，大明崇禎皇帝為我逼死，汝不知耶！語汝官，無餉可得，槓則有之。』聲如嘶吼，目睛皆出，敲其差官三十槓曰：『寄章於天，此三十萬餉銀也！』聲桓聞之，謂其客曰：『王家兒急矣！』……」[12]江西巡撫章於天、巡按董學成對金聲桓、王得仁暗中同南明勢力的來往已經秘有所聞，加緊搜集證據上報清廷。

  1648年（順治五年、永曆二年）正月二十七日，金聲桓、王得仁先發制人，擒殺巡按董學成、布政使遲變龍、湖東道成大業[13]，宣布反清復明，「文、武強半從賊」[14]，「盡棄頂帶而換冠裳」[15]，少數不願追隨反清的官員均被捕殺，只有江西掌印都司柳同春拋下妻兒家屬，縋城而出，喬扮和尚，星夜逃往南京報告江西發生了重大事變，後來又為南下的清將譚泰提供地理圖，在進攻南昌及其附近州縣中起了不小的作用[16]。當時，清江西巡撫章於天正出巡瑞州，王得仁「遣人邀擒章於天於江中」[17]，於天貪生怕死，願為金、王效勞，出任兵部尚書[18]，負責製造炮車[19]。

  金聲桓、王得仁起事時，還不知道永曆帝即位的消息，因此在發布的安民告示上署隆武四年，文中有「勞苦功高，不惟無寸功之見錄，反受有司之百凌。血氣難平，不得已效命原主」等語[20]。金聲桓自稱豫國公，王得仁稱建武侯。明弘光朝大學士姜曰廣是江西新建（今屬南昌市）人，罷官後居住在本縣浠湖裡，金聲桓、王得仁認為他是先朝重臣，把他迎接到南昌城中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的名義號召遠近[21]。另有明朝舊官劉思賚、余應桂也列名其間，官銜不詳[22]。金、王自行任命文武官員，以黃人龍為總督川、陝、山東、山西、河南五省兵部侍郎，金聲桓的中軍官宋奎光為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得仁的妻弟黃天雷為兵部侍郎、錦衣衛同知；至於江西地方官則以王得仁幕中書記陳芳為江西巡撫，金聲桓的幕府書記吳尊周為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其他司道官也大抵是兩家的幕客[23]。

  不久，他們得知隆武帝已經遇難、桂王朱由榔即位為帝，於是文書告示改署永曆二年，派幕客雷德復為密使裝扮成和尚，攜帶佛經一部內藏給永曆朝廷的奏疏，前往廣西行在報告反正情況。永曆朝廷下詔封金聲桓為昌國公，王得仁為繁昌侯。金聲桓提出自己已經用豫國公名義發布文告，改封昌國公不妥；經朝廷同意聲桓仍封豫國公、得仁建武侯[24]。江西絕大多數府縣都聞風而動，紛紛樹起了反清復明的旗幟。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吉安府守將劉一鵬、李士元率部歸附金聲桓[25]；饒州守將潘永禧，袁州守將湯執中、蓋遇時也據城反正[26]。其他府縣如後來清江西巡撫朱延慶所說：「江西變亂之時，全省已無堅城。」[27]只有清南贛等地巡撫劉武元和南贛總兵胡有升、副將楊遇明、高進庫等據守以贛州為中心的贛南地區和參將康時升等扼守的廣昌府（府治在上饒）仍然在清方控制之下[28]。

  金聲桓、王得仁起事前後，曾經派遣密使策動其他降清將領一道反戈，共襄盛舉。據劉武元、胡有升報告，金、王「遣使遺書，希圖煽惑，不啻數十餘次」[29]。遣密使致書河南開歸（開封、歸德）總兵高第（明亡時任山海關總兵）「約期舉兵」，高第「執其使以聞」[30]。又致書清署長沙總兵徐勇（徐勇和金聲桓曾在左良玉麾下任總兵），要他起兵響應，使者被徐勇殺害[31]。策反工作雖未能全部如願，但對於廣東提督李成棟的決策反清顯然起了重大影響。

  反清之後，擺在金聲桓、王得仁面前的任務是向何方進兵。開初，金、王的決策是北上拿下九江，然後順江而下進攻南京。二月初，王得仁領兵進抵九江，清鎮守九江總兵冷允登帶領部下士卒五千名開城響應，接著占領湖口[32]、彭澤[33]。清九江知府吳士奇等地方官都來歸附，王得仁命部將吳高接管九江府防務[34]。幕客胡澹提出了奇襲南京的建議：「乘破竹之勢，以清兵旗號服色順流而下，揚言章撫院（指章於天）請救者，江南（指南京）必開門納君，其將吏文武可以立擒。遂更旗幟，播年號，祭告陵寢（指明孝陵），騰檄山東，中原必聞風響應，大河南北，西及山、陝，其誰得而為清有也？」[35]王得仁很重視這個建議，一面派兵入長江，收取九江上下游地方，一面派使者回南昌請示金聲桓。

  王得仁的軍隊占領九江一帶以後，地處長江中游的湖北、安徽許多地方的復明勢力迅速響應，一時風起雲湧，形勢頗為可觀。在湖廣方面，二月二十八日王得仁部下一支軍隊乘船五百餘艘，直抵蘄州城下，陸路馬步軍五千餘人也進攻南門。因清兵固守，未攻下蘄州[36]，但王得仁軍已占領黃梅、廣濟等縣，派設了文武官員[37]。蘄水縣境復明勢力也很活躍，該縣縣誌記載，「（順治）五年戊子，江西金逆叛兵抵九江。蘄、黃、英、羅各山寨誤聽之。聯結雄長，亘數百里。蘄東北一帶亦為所愚，攻城掠野幾一年許，民用逃竄。己丑夏，督撫遲及柯率師招安之。尋又變，大兵復進，又招安，然婦女廬室之分離擾亂甚矣」[38]。《麻城縣誌》記載：「順治五年，江西金聲桓據省城反，風聞江北，周承謨等因從北鄉倡亂，連延東南山以及英、霍山谷，揭竿嘯聚。知縣徐鼎請兵討平之。」[39]後來清湖廣四川總督羅繡錦在一件奏疏中說：「江右金逆自順治五年二月內稱兵告叛，而黃屬地方除黃陂外揭竿響應者無地非賊矣。各縣皆堅壁御賊，彼其時期於城守無虞幸也，賦稅之徵豈能問乎？」疏中還具體指出了蘄州、麻城、羅田、蘄水、黃梅、廣濟、黃岡、黃安各州縣在順治五、六兩年都為「土賊盤踞，田地拋荒」[40]。甚至在省會武昌西北面的孝感縣反抗勢力也大為高漲，地方官員惶惶不可終日。《孝感縣誌》記載：「順治五六年時，邑盜賊大起，在途人必讓路，客會坐必絕席，有犯則醵金出之，首告則官必楚之。盜得氣甚，乃作韻語宣言於邑曰：『弟兄一千七，天下無人敵。有人來犯我，一個一兩一。』」[41]真可謂意氣風發。有的史書記載清湖廣總督羅繡錦唯恐金、王義師進攻武昌，不得不採取緩兵之計，派人致信說：「人心未死，誰無漢思？公創舉非常，為天下倡，天下咸引領企足，日夜望公至。但贛州東西要害，山川上游，公欲通粵，則贛介其中；公欲他出，則贛乘其後，計莫若先下贛，贛下則楚地可傳檄定矣。」[42]清廷接到江西起事的報告之後，立即命令進至湖南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率部退回漢陽。孔有德見人心不穩，為了防止內變，竟然把在湖南降清的原明安國公劉承胤、偏沅巡撫傅上瑞等人全部殺掉[43]。這些事實說明當時清朝對湖廣的統治還不穩固，防守兵力相當有限。

  九江以東的安徽部分州縣情況也很類似。溫睿臨記載：「戊子春正月，江西金聲桓來歸，九江以東，望風趨附。」太湖（安徽縣名）、宿松、潛山、英山一帶的反清勢力相繼而起，各立山寨，奉南明永曆朝廷的正朔。這年二月十四日，各山寨義軍共立明寧藩後裔朱統錡為石城王，居於潛山飛旗寨，「以永曆紀年造作符印，以次拜官，自郡縣、監司、撫按、科道、部院、總鎮之屬咸備。他寨未有謁者以兵降之。其授部院職者有傅夢弼、傅謙之、桂蟾、義堂和尚之屬，皆佐統錡，在諸寨為飛旗外衛。於是，統錡撫有二十四寨，因聯絡蘄黃四十八寨，其來謁者，各受職有差」[44]。《太湖縣誌》記：「時金逆突起，大江以南望風披靡。皖屬安危在呼吸間。……宿邑（指宿松縣）已署偽官，本縣城空，官民俱棄不守。」清操江都御史李日芃急忙移鎮安慶，由於順江東下的明軍不多，在小孤山被清軍擊敗[45]。潛山縣百姓因受清政府高額榨取，這時也乘機而起，史載順治五年十月潛山縣有所謂「十畝賊」，「土賊余公亮」，糧里也，因知縣胡繩祖加田畝過額，十月初一日嘯眾千人據英窠寨為亂，名十畝賊。時監生胡經文屢蓄不軌，事覺，久逃他郡，至是亦據舒界橫山寨應之。十二月二十三日，英窠數百人掠縣市。將官李之培領兵百人往御，莫支。自是，天堂、埭口二十餘寨俱陸續相繼立矣。[46]據清方檔案：「惟英窠一寨山勢最險，賊兵最強。各寨倚英窠為主，英窠借各寨為援。」直到次年（1649）六月，清軍在總兵卜從善督戰下才攻破該寨[47]。《桐城縣誌》記載：「五年戊子春三月，土賊范大、范二起桐白雲寨。次年春二月，鎮將卜從善等撫之。」[48]建德縣鄉宦胡士昌公然網巾大袖，口稱大事已就，勸知縣速為迎順，以至「人心洶洶，咸無固志」。胡士昌雖然被清政府擒殺，但他的行動顯然反映了當時安徽民心的動向[49]。廬州府朱國材化名馮弘圖，「假稱史閣部（可法）」名義起兵，先攻克巢縣，接著又聯合無為州鄉宦吳光宇、生員沈士簡、吳乾生等人，於順治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夜間裡應外合，攻克無為州。二月初六日，朱國材在同來援清軍交戰時被擒殺[50]。

  江西反正之後很短時間裡，湖北、安徽反清浪潮的高漲，說明金聲桓、王得仁以主力出兵北上，在長江中下游會合各地義師共圖恢復是唯一正確的方針。儘管由於柳同春逃往南京告警，清方已有戒備，不可能假冒清兵旗號偷襲南京，但是，金、王主力北進可以同武昌至南京之間的廣闊地區內復明勢力連成一片，對清朝對南方的統治必然構成極大的威脅，清廷由北京遣發的援軍也不可能順利進入江西。

  清廷在接到江西叛變和湖廣、南京的告急文書後，深知江南兵力有限，迅速採取對策，調兵遣將。三月十五日，攝政王多爾袞派正黃旗滿洲固山額真譚泰為征南大將軍，同鑲白旗滿洲固山額真何洛會、降將劉良佐帶領滿、漢、蒙兵馬從北京趕赴江西，鎮壓金聲桓、王得仁起義[51]。同時，命固山額真朱馬喇、江南總督馬國柱領兵由江寧（南京）溯江而上，在安慶府（今安徽省安慶市）同譚泰軍會合[52]。為了防止反正的明軍占領湖北，又命令正在湖南作戰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率部撤回漢陽地區。戰局的這一變化，對南明無疑非常有利。

  然而，永曆朝廷虛有其名，無人統籌全局做出相應的決策，各地實力派自行其是。江西的金聲桓、湖南的何騰蛟都缺乏戰略眼光，沒有抓住有利時機，互相配合，趕在清廷援軍到達以前迅速收復失地，擴大轄區和政治影響。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江西反正後緊接而來的是李成棟的叛清歸明（見下節），龜縮於贛州等少數城池的清軍只能固守待援或觀風察勢，不足以對反正明軍構成重大威脅。王得仁部前鋒在二月間已經占領了廣濟、黃梅、湖口、彭澤，控制了九江東西航道，如果金聲桓率領主力接應，既可以扼守廣濟阻擊湖廣來犯之敵，順長江東下攻取安徽、江蘇；也可以扼守彭澤小孤山一帶，阻擊由南京而來之敵，搶在孔有德等三王未返漢陽之前（三王兵在四月間才由湖南撤到漢陽）進攻該地。可是，王得仁的使者到達南昌後，金聲桓召集親信官幕商討大舉出兵東下南京的方案，參加會議的人多數都表示贊成，說：「此上策也。若西取武漢，連衡鄖襄，與湖南何氏（指何騰蛟）鼎足相投，此為中策。萬一不然，攻城破邑，所過不留，重為流寇，此出下策。雖然，審能如是，竟亦不失中策。待永曆帥六師，堂堂正正而後北伐，清兵猝至，嬰城自守，則無策也。」[53]「總督」黃人龍卻力排眾議，斷言「三策皆非也。不聞寧王之事乎？贛州高氏（指高進庫）在彼」。金聲桓一介武夫不知史事，愕然詢問詳情，人龍說：「昔者明有寧王名曰宸濠，反於江西，以不備贛州故，為贛州巡撫王守仁所擒也。」[54]黃人龍的危言聳聽使金聲桓頓時改變了主意，決策調回王得仁軍，並在三月上旬親自率領主力南下進攻贛州[55]。三月二十三日，清江寧（今南京）同知趙廷臣派船到江西彭澤偵探，發現金、王所設官員已經撤退，只在小姑山（即小孤山）兩岸留有少數軍隊布防[56]。這一關係匪淺的決策無疑犯下嚴重錯誤。當年寧王朱宸濠起兵時的情形與此時並不一樣。首先，宸濠是以明朝藩王的身份以南昌一城之地反叛朝廷；金聲桓則是反清歸明，南明力量雖弱畢竟還有一隅之地和相當的政治影響。其次，劉武元、胡有升、高進庫等人很難同王守仁類比，他們原先是明朝中級武將或臣民，既可以投機降清也可以投機歸明。特別是金聲桓、王得仁反清兩個多月後，廣東李成棟也加入了反清復明的行列，整個兩廣各府縣都轉入南明之手，南贛巡撫、總兵兼轄的湖南郴州、桂陽又處於南明督師何騰蛟控制之下，劉武元等僅以一鎮兵力根本不可能離開巢穴贛州北攻南昌；何況王守仁起兵平定宸濠時得到了吉安知府伍文定的大力支持，而這時地處江西中部的吉安重鎮已倒向金聲桓。稍假時日，贛州孤城很可能自動倒戈。正如錢秉鐙《盱江感事》詩中所云：「中興時異承平計，誤擬文成據上游。」[57]戰略決策上的重大失誤導致了慘敗。

  三月十六日，金聲桓親自統領大軍「二十餘萬水陸並進，直犯贛界」，十九日進抵贛州城下。攻城之前曾多次進行招降，對高進庫等將領許以加封官爵。這裡順便說一下，南明人士所撰史著中常常過分誇大了高進庫的作用，把他說成據守贛州的清軍主將。其實，當時在贛州的有南贛巡撫劉武元（此人原為明朝參將，在遼東降清）、南贛總兵胡有升下轄五營，每營一千名，協守將領高進庫、徐啟仁二營，每營兵額也是一千名[58]，總共不過七千兵馬。金聲桓兵臨城下時，李成棟尚未反清（成棟易幟在四月十五日，距金聲桓進攻贛州不到一個月），劉武元、胡有升不僅沒有感到後顧之憂，還派急使要求佟養甲、李成棟出兵相救。金聲桓的招降只收到部分效果，贛州右協副將徐啟仁在雙方交戰於城外時，就「暗通逆賊，賣陣回營」。總兵胡有升見兵力不敵，數十次下令全軍入城憑險扼守，徐啟仁卻帶領部下一千名兵馬奔回原駐地南安府，連同府內的道、府文官舉城投順了金聲桓[59]；鎮守南雄的雄韶協將李養臣也跟著投降[60]。贛州雖然成了一座孤城，但該城三面臨水，地勢險要，城牆堅固，是易守難攻的重鎮。劉武元、胡有升督促部將高進庫、劉伯祿、楊遇明、賈熊等奮力頑抗，雙方相持不下。閏四月初一日，王得仁又帶領由九江回師的兵力號稱十餘萬來到贛州，同金聲桓一道繼續猛攻。閏四月二十二日，贛州清軍突然出城反擊，王得仁中炮負傷。這以後，金、王「重挖深濠，重築營城，層層圍困，意在不克不休。我兵內絕糧草，外無救兵……勢難久待」。城內米價高達四十五兩銀子一石[61]，南贛總兵胡有升見士卒飢餒不堪，被迫「將自備戰馬初則變價以犒兵，繼則活宰以充飢」[62]，贛州已危在旦夕。

  然而，贛州城下曠日持久的戰役對金聲桓、王得仁是非常不利的。清方的奏報對金聲桓、王得仁統率的兵力數字肯定有所誇大，但是金聲桓指揮圍困贛州的兵馬肯定超過城內清軍，王得仁的率部增援不僅毫無必要，而且造成了贛北防守力量嚴重不足。就在金、王大軍頓兵於贛州城下的時候，清廷派遣的征南大將軍譚泰帶領滿、漢軍隊已經迫近江西。閏四月下旬，清軍進至東流縣，兵分兩路，譚泰部攻九江，何洛會部攻饒州府。同月底，奉金聲桓、王得仁之命鎮守九江的明將吳高棄城而逃。五月初一日，清兩廣援剿副總兵楊捷占領江西門戶九江[63]。何洛會軍也在閏四月三十日攻克饒州府。五月初七日，清軍前鋒進入南昌府境[64]。消息傳來，金、王為救老巢不得不下令全軍撤退，回保南昌。劉武元、胡有升乘機命令部將於五月初九日開城出擊；金、王無心戀戰，後衛部隊損兵折將，狼狽撤退。五月十九日，金聲桓、王得仁引軍返回南昌。六月初三日，王得仁領精兵出城迎戰南下清軍，在七里街被清軍擊敗，退回南昌。譚泰乘勝揮軍前進，在七月初十日包圍了南昌[65]，分兵四出，掃除外圍，切斷省會同其他州縣的聯繫。清軍大肆搶掠，驅迫數以十萬計的附近鄉民挖掘壕溝，深廣各二丈；在贛江上構造浮橋三座。抓來的民夫每天只給粥一餐，「溽暑督工不停晷，上曝旁蒸，死者無慮十餘萬」；「婦女各旗分取之，同營者迭嬲無晝夜」。八月初九日左右，挖壕工程完畢，「所掠男女一併斤賣」，南昌「附郭東西周回數十裡間，田禾、山木、廬舍、邱墓一望殆盡矣」[66]。

  南昌城裡的金聲桓、王得仁除了固守城池，等待援兵以外，多次親自帶領兵馬出城向據守壕溝的清軍發起衝擊，但都被擊退。徐世溥在《江變紀略》中不知出於什麼動機，竭力醜化金、王。在他筆下，金聲桓是「面色如土，嚄恨而已。諸將裨稟問，百不一應。惟日責姜太保（指姜曰廣）令其遣客間道出城，號召四鄉起義」；王得仁則在危城之中，「方娶武都司女為繼室，錦綺金寶，筐篚萬千，以為聘幣。親迎之日，繡旆帷燈，香燎歷亂，鼓樂前後導從溢街巷」[67]。實際上，依據清方檔案，從八月初九日到十月二十六日，南昌明軍選擇不同方向開城出戰至少有九次，其中王得仁帶領衝鋒三次，金聲桓帶領衝鋒的有兩次，金、王共同指揮的一次，不詳指揮者的兩次，由劉總兵（劉一鵬）帶領的一次[68]。這就足以證明金聲桓、王得仁在戰略戰術上雖不怎麼高明，但勇於拼搏則毫無疑問。清方以八旗勁旅為主的大批軍隊頓兵堅城之下達數月之久，一等梅勒章京覺羅顧納岱在攻南昌府城時「中炮陣亡」[69]，說明金聲桓、王得仁指揮的官兵作戰非常英勇。

  南昌城被圍困日久，糧食薪柴均告匱乏。城中米價先漲到一石要六十兩銀子，後來更高達六百兩，最後是斷糶，「殺人而食」，拆屋而炊。城中軍民處境十分艱難，不少人為了不致餓死，從圍城中逃出。不料清軍主帥譚泰早已拿定主意，不管是來降官兵，還是逃出難民，一律屠殺。據清方報告：順治五年九月三十日「省城各門投出百姓有三四十者，有五七十者，有百餘者，俱出投降。拿到譚固山面前審畢，發與眾家男婦不留，俱殺訖。十月初一日，省城百姓從四門投出男婦共有三百餘名，譚固山審問，據說城內絕糧半月有餘，米賣銀八錢一升，糠賣銀二錢一升，老鼠一個賣銀二錢，人吃人，不能支捱；審畢發出分殺訖」。初二日，「賊偽王副將乘城內火起，帶領賊兵並家眷五百餘名，剃髮押甲投出，譚固山止留十一員名，余賊分殺訖。初三日午時，有賊將一員領賊兵一百二十名攜帶大獨眼槍四桿、三眼槍四桿、鳥槍七桿、火藥三桶，投在廂紅旗下；火藥、火器留用，賊官賊兵俱殺訖。本日未時，城內投出百姓男婦七十餘名，男人分殺，婦女分留……」[70]這就是滿洲貴族「仁義之師」的本來面目！

  遷延到1649年（順治六年、永曆三年）正月十八日，清軍發動猛攻，十九日午後蒙古兵豎雲梯登上城牆，南昌失守。金聲桓身中二箭，投入帥府荷花池內自盡，大學士姜曰廣在偰家池投水而死[71]，「王得仁突圍至德勝門，兵塞不能前，三出三入，擊殺數百人，被執，支解」[72]。刑前，譚泰派人審問王得仁為何叛清，得仁回答道：「一念之差。」[73]逃往南京報信的江西都司柳同春質問道：「你為什麼把我妻子殺了？」王得仁坦然回答：「是，然是該殺的。聽見說你去請大兵，故此殺了。」[74]應對中頗露豪爽之氣。

  堅持了將近一年的金聲桓、王得仁反清鬥爭遭到血腥鎮壓。譚泰、何洛會奏報平定江西捷音中說：「南昌、九江、南康、瑞州、臨江、袁州等府地方俱平，獲金銀、騾馬、船隻、珠、珀、珊瑚、玉帛、貂裘等物無算。」[75]江西百姓遭受了一次浩劫，滿洲貴族及其幫凶們又發了一大筆橫財。

  金聲桓、王得仁領導的江西反清在南明史上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事件。不到兩個月廣東又發生李成棟反正，本已走到山窮水盡的永曆朝廷轉眼之間頓覺柳暗花明，中興有望了。然而，南明當局的腐敗無能卻表現得淋漓盡致。江西反正後，清廷唯恐九江上游失守，在1648年四月就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兵馬撤回武昌、漢口，留守湖南的兵力非常薄弱。南明當國大臣在湖南戰場上毫不積極，坐失事機。督師閣部何騰蛟在五月間收復廣西全州，拖到十一月初一日才攻下湖南永州，接著又同堵胤錫、李赤心部為爭奪恢復湖南功績大鬧矛盾。與何騰蛟氣脈相通的留守大學士瞿式耜在1648年十一月的一件奏疏中說：「該臣等看得，逆虜之大隊力攻江西也，以首倡反正之故；而我國家之光復中興也，亦惟江西勝敗是視。臣等每常拊心祝天曰：『祖宗其庶幾鑒金、王兩勛鎮以殄滅此羯虜乎！』而果然矣。」[76]從表面上看，瞿式耜、何騰蛟也知道江西戰役是南明能否中興的一個關鍵，可是瞿式耜的奏疏是根據何騰蛟十月底的塘報，塘報中雖然提到南昌在「八月初十日城內糧盡，城外虜炮千門，晝夜攻打，幾破兩門」，接著就說十一日金、王背城大戰，清兵潰亂，「自相披靡，折虜萬級，獲虜馬萬匹，虜眾風鶴，大黃船萬隻自棄江干，奔下江口去，會城遂定」。「今金、王日發前鋒劉一鵬領兵四萬，入楚會師，聽督師調度，火牌直抵酃縣。贛州高虜（指高進庫）聞知李成棟兵十萬到南雄，已於九月二十八日竄入興國、雩都山谷一帶，吉、贛各官已定，兩府伏平。」這一系列江西「奇捷」的假情報肯定出自何騰蛟的編造，說明其人虛誇爭功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程度。南昌城被圍困得人吃人，守軍望援，度日如年；永曆朝廷重臣卻謊報奇捷，「不勝雀躍」，準備「告廟策勛」，這大概就是瞿式耜疏中所說的「人謀既臧」[77]。

  湖南的何騰蛟既然謊報江西南昌、吉安、贛州均已取得大捷，自然無須出兵救援；廣東的李成棟雖然曾經兩次進攻贛州，但據當時正在江西的錢秉鐙分析，李成棟本來可以引兵直下南昌，解金、王之圍，合擊譚泰部清軍，但他另有自己的打算。錢氏說：「然吾觀粵東之師，志在得贛（指贛州），非真有救南昌之志也。彼反正初心，以同事者（指佟養甲）攘其功而位踞其上，己反俯聽節制，以此怏怏而反，既得其位而全省皆為所有，志願足矣。豈知因時舉事為國家收李、郭之勛哉！其志在圖贛，特借救南昌為名，實欲自廣其土地而已。未嘗念江西亡則粵與俱亡，而救江西為自救之計也。」[78]南明朝廷內部矛盾重重，湖南、廣東實權人物只顧自己眼前私利，根本談不上互相配合作戰。1648—1649年江西之役最值得總結的是：清廷不論怎麼落後、野蠻，畢竟像個政府，能夠統籌全局，令行禁止。而南明政權歷來是派系紛爭，各實力集團或互相拆台，或坐觀敗亡，朝廷是個空架子，缺乏起碼的權威。歷來的史家都把清勝明敗歸因於清兵強勁無敵，這種觀點不過是清朝統治穩固以後「欽定」的翻版。上文指出為清廷收取江西的是金聲桓、王得仁等漢族軍隊；金、王反清之後引兵南攻贛州在戰略上犯了致命的錯誤。然而，清朝湖廣、江南都沒有足夠的力量出兵援贛，清廷被迫由北京派譚泰、何洛會兩個固山額真領兵迢迢數千里走了兩個多月（三月至五月間有四月和閏四月）才趕到江西，使金、王攻贛之役功敗垂成。反觀南明，南昌從1648年七月被圍到1649年正月城陷，長達六個月，沒有得到南明其他軍隊的任何支援。這就證明，清軍作戰能力相當有限，南明各派勢力的互相拆台才是導致自身瓦解的真正原因。

  三月間，南昌城陷，清軍屠城。[79]金聲桓等殉難的消息報至行在肇慶，永曆帝贈金聲桓為豫章王，諡忠烈；王得仁贈建國公，諡武烈；[80]姜曰廣贈進賢伯，諡文愍[81]。

  在金、王反正之時，崇禎朝兵部左侍郎余應桂、生員吳江也在南康府起兵，攻克都昌、湖口、星子等縣。吳江自稱巡撫，余應桂稱兵部尚書。清軍入贛時，首當其衝，先後覆敗，吳江、余應桂都被殺害[82]。

  第二節　李成棟以廣東全省反正

  1648年（順治五年、永曆二年）四月[83]，清兩廣提督李成棟反清復明，這是繼金聲桓、王得仁江西反清之後又一件震動全國的大事。李成棟曾經參加明末農民起義，綽號「李訶子」[84]，長期跟隨李自成的部將高傑（綽號「翻山鷂」），後來隨高傑投降明政府，弘光時任徐州總兵。1645年高傑在睢州被許定國刺殺，清兵南下時，李成棟奉高傑的妻子邢氏投降了清朝。在清廷進兵江南的過程中，李成棟奉命率部沿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一線進攻，為清方收取了大片疆土。特別是在清方第一次進攻廣東和廣西部分州縣的戰役中，李成棟起了關鍵作用。他自以為功勳卓著，兩廣總督一職非己莫屬。不料清廷在任用漢人官職上總是優先選用所謂遼人。同李成棟一道從福建入廣的漢軍總兵佟養甲屬於遼陽世家，這個家族自明初以來不少人擔任過衛所軍職。努爾哈赤進攻撫順時，他的同族兄弟佟養正叛變投降，佟氏家族因此遭到明政府的嚴厲迫害，一部分在遼陽被殺，一部分押進山海關內拘禁。佟養甲的父親佟進被押進關內受冤而死，養甲為避禍計改姓名為董源投入左良玉幕下謀得一個督理鹽餉的差使。1645年清軍南下，他投靠清朝，恢復姓名，立即受到滿洲貴族的信任[85]。占領廣州以後，儘管他沒有多少軍隊，也沒有多大戰功，卻被任命為兩廣總督兼廣東巡撫[86]，李成棟只被任命為兩廣提督，不僅無權過問地方政務，而且在軍事行動上還要接受佟養甲的調度和節制，兩人原先的同僚地位變成了上下級關係[87]。清廷重用「遼人」而做出的不公平的待遇，對於野心勃勃的李成棟是難以忍受的，內心的不滿逐漸積累起來。到1648年正月江西提督金聲桓、副將王得仁反清歸明的消息傳來時，李成棟認為時機成熟，決定反正易幟。四月十五日，他在廣州發動兵變，剪辮改裝，用永曆年號發布告示，宣布反清歸明；總督佟養甲倉皇失措，被迫剪辮，違心地附和反正[88]。廣東全省都在李成棟的部將控制之下，各州縣官員望風歸附。廣西巡撫耿獻忠也在梧州同梧州總兵楊有光、蒼梧道陳軾率部反正，並且立即派使者進入南明轄區報告兩廣反清歸明，接著李成棟的使者帶來了正式賀表和奏疏。當時，永曆朝廷正處於艱難窘迫之中，廣東全省和廣西已失府州的突然反正簡直是喜從天降，開初都不敢相信，經過幾天的探聽，特別是原已降清的廣西巡撫曹燁、高雷巡撫洪天擢等人前來朝見，說明原委，永曆君臣才解除了疑慮，頓時一片歡騰，收拾逃難行裝，準備重整河山了。

  李成棟決策反清歸明經過一段密謀策劃，內幕情況在南明史籍中記載分歧。促成他決心反正的原因除了上面說過的清廷歧視政策以外，還有三個原因：一是張家玉、陳子壯、陳邦彥等人的誓死抗清，殺身成仁，使他這位明朝降將不能無動於衷，儘管他親自鎮壓了這些起義，但良心並未完全泯沒；二是在廣東的一部分原明朝官紳如大學士何吾騶、吏科都給事中袁彭年等人心不忘明，當他們察覺李成棟同佟養甲（實際上是同清廷）有矛盾時，立即抓住機會暗中策動李成棟反正；三是成棟愛妾趙氏以死相激成為反正的導火線。下面就史料分歧較大的後兩點做必要的闡述。

  何吾騶、袁彭年等人的幕後策劃和參與密謀確有其事。何吾騶，香山縣人，崇禎年間已入閣任大學士，隆武時繼黃道周為首輔，兵敗之後逃回廣東。許多史籍說他參加了紹武政權，未必可信。瞿式耜記載醞釀擁立桂藩時，兩廣總督丁魁楚還在動搖觀望，直到收到何吾騶的信後才拿定主意，可見何吾騶是主張擁立朱由榔的[89]。清軍入廣以後，何吾騶雖然沒有起兵抗清，但他並沒有出仕清朝，而是以在野的身份暗中展開策反工作，「密通書於故吏潘曾緯、洪天擢，相機說成棟舉事」[90]。到李成棟反正前夕，他才親自出面，和另一位原任明朝大學士黃士俊應李成棟的邀請「就議密室」。成棟表達了自己決心反正的意向時，「公（指何吾騶）亟相率下拜，曰：『公言及此，我太祖高皇帝之靈，宗廟社稷之福也！』於是督公（指李成棟）下令歸版籍，迎乘輿，以端州為行在所」[91]。由此可知，何吾騶作為兩朝元老，在策動和贊決李成棟反正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袁彭年曾在崇禎、弘光朝任職推官、給事中，隆武時任吏科都給事中。清兵入閩後投降，任清廣東學道；順治四年五月因廣東布政使耿獻忠升任廣西巡撫，袁彭年由佟養甲題請補授廣東布政使[92]。按明、清定製，布政使掌管一省行政、財政，袁彭年即利用這一權力成為李成棟密謀反正的核心人物之一。據記載，李成棟曾「同署藩司袁彭年、養子李元胤登樓去梯，相謂曰：吾輩因國難去順歸清，然每念之，自少康至今三千餘年矣，正統之朝雖有敗，必有繼起而興者。本朝深仁厚澤，遠過唐宋。先帝之變，遐荒共憫焉。今金將軍聲桓所向無前，焦將軍璉以二矢復粵七郡，陳將軍邦傅雖有降書而不解甲，天時人事，殆可知也。又聞新天子在粵西，遣人瞻仰，龍表酷似神祖，將相交和，神人共戴。若引兵輔之，事成則易以封侯，事敗亦不失為忠義」[93]。永曆三年五月南明朝廷賜給左都御史袁彭年的誥命中有這樣的句子：「以風波僅存之身，遘鼎璽屢遷之際。矢丹心而貫日，運神臂以擎天。去梯密畫，時帝聞之；給印沉幾，無卿比者」[94]，明確肯定了袁彭年參與李成棟反正密謀的功績。其他史籍也記載了袁彭年同李成棟勾結，謊稱府庫空虛，不發軍餉，為李成棟製造兵變的情況[95]。南明一些史籍堅決否認何吾騶、袁彭年等人參與李成棟反正，是出於派系鬥爭的需要。那些一直跟隨永曆帝的朝臣唯恐廣東反正來歸的官紳將在改組的朝廷中占據重要職位，阻礙自己進身之階。他們既不敢指斥手握重兵的李成棟等「東勛」，就竭力抹殺參與反正的文官的作用。如時任永曆朝廷廣西巡撫的魯可藻就斷言：「若諸文官，絕無預聞反正者。」[96]他特別針對金堡推崇袁彭年在反正文官中功居第一的說法批駁道：「袁彭年實未一預。」[97]行人司行人王夫之因為同以袁彭年為首的「五虎」沆瀣一氣，在所著《永曆實錄》中肯定了袁彭年參與反正密謀，而對何吾騶則恣意貶斥，如說「吾騶降清，思以文望動人，得復大用，乃撰□□□史，稱述功德，內書：『楚賊何騰蛟遣張先璧入寇。』鏤板行於嶺外」[98]。甚至說「吾騶富甲東南，銷銀為小山，高廣丈余，凡十餘所，露置宅院隙地。成棟兵初至，欲鑿取之，不能動」[99]，這簡直近乎天方夜譚了。古語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何吾騶始終為明，袁彭年大節有虧，就策動李成棟反清歸明而言，事實俱在，不容否認。

  關於李成棟的愛妾以自刎激發成棟反清復明事，在南明史籍中也是一個記載很多而眾說紛紜的問題。錢秉鐙不相信這種說法，在所著書中寫道：「或云：成棟取兩廣，收印信數千顆，獨取總督印密藏之。一愛妾揣知其意，勸舉事。成棟拊幾曰：『如松江百口何？』成棟松江人，時孥帑在焉。姬曰：『丈夫不能割愛乎？請先死君前，以成君志。』遂自刎。成棟哭曰：『我乃不及一婦人！』乃與袁彭年、張調鼎謀，輦金賂要人，以取孥帑之在松江者。將發而金聲桓以南昌變。……」接著，錢秉鐙聲稱：「然予所聞於反正諸公者，實不然也。」[100]

  錢氏史筆遠較王夫之、蒙正發等人正派，儘量忠於事實，但是這件事他沒有弄清楚。李成棟並不是松江人，他的家屬卻因為他曾任清朝松江總兵而留在該地。順治四年（1647）五月兩廣總督佟養甲給清廷的題本揭帖中說：「職查提督臣李成棟既須在粵鎮守地方，而家眷尚寄松江。即杜永和等家屬亦果見居松江。各官眷丁在彼支給餉銀，而在此所費亦復不減。不如搬取以歸一處，既免疊支之費，又使勠力戎行者室家完聚，而無內顧之憂。」[101]大概經清廷批准之後，李成棟等人即派官役前往松江迎接家屬，取道長江、贛江入粵，途經南昌時金聲桓、王得仁已經反清。李成棟的家屬目睹了江西反清勢力的高揚；金聲桓反正之後曾經寫信策反李成棟，自然也很可能趁機做些勸說工作[102]。李成棟的愛妾趙氏到達廣州時，成棟正在密謀策劃反清歸明，趙夫人不知內情，私下慫恿成棟舉兵響應江西。李成棟唯恐走漏消息，厲聲斥責趙夫人胡言亂語。於是，演出了一場死諫的悲壯劇。時人鄺露作《趙夫人歌》記其事，後記中說：「永曆二年閏三月十五日，東粵始復冠裳。廿有五日，過謁何夫子（即明大學士何吾騶），見其述忠媛趙夫人事甚悉，率爾漫賦。」歌序中說：「夫人神明之胤，食氏廣陵，敦說詩雅，明古今治亂之數；歌舞獨步一時，非天朝將相，莫幣蹇脩。時督院李公，鎮撫三吳，感夷吾白水之辨，雜佩以要之，素琴以友之，不啻青鳥翡翠之婉孌矣。毋幾何，兩都淪陷，公服受事，系粵宅交，潛運忠謨，效狄梁公反周為唐故事。幾會輻輳，乃遣使迎夫人。夫人至，脫珈捐珮，揚衡古烈，勸公迎駕邕、宜（指廣西南寧一帶），為諸侯帥。言泛長江，過彭蠡，謳吟思漢，不謀同聲。天下脫有微風，義旗將集君所矣。公籌畫已定，不肯少泄。翌日，設醴壽公，跽申前請。公懼壁間有人，叱曰：軍國大事，出於司馬，牝雞之晨，將就磔矣。夫人謝罪歸院，卒以尸諫，血書藏於衵服。浹旬之間，西迓乘輿，復我漢官，如運諸掌。香山何夫子傳記其事，命露作歌。蓋王化始於閨門，俟採風者擇焉。」[103]李成棟反正十天之內就有何吾騶為趙夫人作傳，又命門人鄺露作歌，可見確有其事[104]。

  廣東反正之後，永曆帝下詔封李成棟為廣昌侯，佟養甲為襄平伯，升耿獻忠為兵部尚書。不久，又晉封成棟為惠國公[105]。成棟派使者迎請永曆帝移蹕廣東，他的初意是以廣州為行在，大學士瞿式耜等認為朝廷若遷至廣州，勢必為反正官員操縱，表示強烈反對，最後才決定以永曆帝即位的肇慶為行在。1648年（永曆二年、順治五年）六月初十日，朱由榔由廣西南寧啟程，前往肇慶[106]。李成棟先派養子李元胤到梧州迎接。八月初一日，朱由榔乘船到達肇慶，李成棟郊迎朝見，在行宮中預先準備白銀一萬兩，供永曆帝賞賜之用。

  李成棟反正初期，對永曆帝相當虔誠，頗能尊重朝廷，恪守臣節。儘管廣東全省和廣西梧州等地是由於他反正而歸入南明版圖，他卻主張地方官員應該由朝廷任免，囑咐布、按二司說：「皇上到，造冊一本送部，或用，或不用，或更調，聽部為之。」[107]可是，沒有過多久，李成棟就發現永曆朝廷從上到下竊權弄私，幾無功過是非可言。拿封爵來說，朝廷因他反正功高封為公爵，據守廣西一隅的思恩侯陳邦傅立即攀比，自稱「扈駕」有功，要挾朝廷加封，永曆帝竟然同意封為慶國公。權臣文安侯馬吉翔為了顯示自己可以左右朝政，對成棟說：「上念貴標諸鎮將從公反正，功不可泯，尚未頒爵賞。煩疏姓名，以便上聞。」李成棟開了個名單給他，馬吉翔當著他的面繕寫奏疏封進，不一會兒，永曆帝就依吉翔所擬詔封杜永和為江寧伯、閻可義為武陟伯、張月為博興伯、董方策為宣平伯、羅成耀為寶豐伯、郝尚久為新泰伯、黃應傑為奉化伯、楊大甫為樂安伯、張道瀛為鎮安伯，范承恩、楊有光、葉承恩、馬寶為都督同知。李成棟對馬吉翔的威福自操深感不滿，回到住所嘆息道：「人言馬皇帝，豈不信哉！懋賞不典也，五等顯秩也，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乃於一座之頃，呼吸如意，何其神也？我棄老母、幼子為此舉，惟望中興有成，庶不虛負，今見權奸如此，寧有濟哉！」[108]至於用人行政、兵馬錢糧等問題，由於廣東的反正，既擴大了來源，也增加了摩擦。

  佟養甲的參與反正本來就是被迫的，永曆朝廷雖然封他為襄平伯，掛了一個管理中軍都督府事的空銜，實權完全落入李成棟的手裡。他不甘寂寞，上疏永曆朝廷說：「疑臣則殺之，不疑則任之，何能鬱郁居此？」朝廷只是「優詔」應付，不給他任何實際職務[109]。佟養甲既懷念清廷的寵信，又明知在永曆朝廷內備受猜忌，就暗中派人遞表給清廷說明兩廣事變的情況，同時請派兵南下，自己充當內應。不料使者在路上被李成棟部卒查獲。成棟養子李元胤當時擔任錦衣衛都督同知提督禁旅，密奏永曆帝以祭祀興陵（即朱由榔之父老桂王朱常瀛墓）為名派佟養甲前往梧州，預先在佟的座船必經之處設下伏兵，擒殺養甲[110]。隨即把佟養甲的親信全部處斬，以清內患。

  第三節　李成棟的進攻贛州和敗亡

  江西和兩廣的相繼反正，驟然改變了明清相持的格局。永曆朝廷的無能突出地表現在缺乏全局戰略眼光，把時間都耗費在移蹕和加官晉爵等不急之務上，仿佛從此可以結束四處奔走的逃難生涯，靜聽各勛捷報了。李成棟反正之時如果立即出師北上，可以趕上金聲桓、王得仁攻取贛州之役，贛州清軍當時已彈盡糧絕，必下無疑。然後合兵北上，迎擊譚泰、何洛會清軍，取勝的把握要大得多。五月，金聲桓、王得仁被迫解贛州之圍回救南昌，江西的形勢明顯惡化。要想扭轉戰局，關鍵在於李成棟北上江西，與金、王所部內外夾攻，擊破清軍，收復全省。八月，成棟在廣州教場點兵撥將，親自統率大軍直趨南雄。「旌旗器仗焜耀一時，所攜糧餉、弓刀、銃炮、火藥等不可計數。其氣壯，意在必得。」[111]出兵前後，李成棟多次致信清朝贛州守將，進行招降。劉武元、胡有升、高進庫等人採取緩兵之計，不斷派使者回信表示願意反正，藉以麻痹李成棟；實際上卻乘金聲桓、王得仁退後，贛州圍解，廣東明軍未到之時在附近鄉村搜括糧食，加固城防工事。錢秉鐙在奏疏中說：

  臣頃度嶺（《所知錄》作「予以九月初旬度嶺至南雄」），遇勛臣成棟出師下贛，兵威甚盛。成棟尚駐南雄，以俟贛州之降，監軍侍郎張調鼎見臣，言贛州降書疊至，旦暮可下，贛下即長驅而進，以解南昌之圍。臣以為贛未必下，而南昌事甚急也。臣所從間道去贛城三十里，土人有言：城中兵每日早出暮歸，每騎須括糧三石，押運入城，今村中糧且盡矣。據此乃堅壁清野之計，無降意也。其言降者所以緩王師之出嶺而候南昌之信。以南昌卜也，我勝則降，彼勝則抗，情理易見。而勛臣信其必降，退居嶺上，聽其增修守御，誤矣！

  且解南昌之圍，何必定先下贛州乎？贛州雖不降，亦僅足以自守。今以一兵駐南安綴贛州，使不敢出；而湖東、湖西皆有路可達南昌。臣由湖東來，建、撫各郡邑皆為我守，虜亦置之不問。自新城歷南豐、廣昌、寧都以至雩都，皆兩勛（指金、王）所設官征糧守城，士民冠服如故。惟雩都城內仍是虜官，城外皆為我百姓，無剃髮者；間有剃髮者在津口守渡，以舟渡臣，自言系守城兵，報稱嶺南軍威之壯，兵甲之精，意若引領望其速來，則此輩情已可知。至於湖西一路，臣不深悉。聞吉安守將劉一鵬本與兩勛同舉事者，今雖為虜守，猶懷觀望。此兩路皆可進兵。今督師何騰蛟新復衡州，其勢甚銳，各路之兵盡壁長沙。誠令以偏師由衡州出吉安，數日可至，吉安必望風而降。而長沙一營直趨袁州，取臨江，其勢甚易。成棟舍贛州不攻，以全師駐信豐，下兵雩都，收召湖東義師，可得十數萬使為前驅，而會湖西之師兩路並進，分駐東西二隅，以全力與虜對壘，以游兵統率義師更翻往來，四路迭進，以撓守圍之兵。義兵雖不足戰，而以填塹決圍則虜兵分而備御不及。城中受困已久，望見兩路旗麾，大兵雲集，勇氣自倍，奮死開門背城一戰，外內合擊，虜未有不敗，圍未有不解。解圍之後，而併力乘勢直下江南，江南可傳檄而定也。臣故曰：救江西為今日中興之急著；舍贛州而徑下尤為今日救江西之勝算也。[112]

  張調鼎曾將錢秉鐙的意見傳達給李成棟，成棟不以為然，說他是書生不知軍計，未予採納。

  九月下旬，李成棟部越過梅嶺，分兵兩路，一由龍南、信豐，一由南安（今大余）、南康，直逼贛州。十月初一日，李軍到達贛州城下，「連營數十餘座，炮火連天，環攻徹夜」[113]。清南贛巡撫劉武元、總兵胡有升、副總兵高進庫、劉伯祿、先啟玉等見明軍勢大，商定「利在速戰」，即趁李軍營壘未固、壕溝未成之時，挑選精銳士卒突然開城出戰。次日凌晨，清南贛守軍分別從小東門、南門、西門出城，「奮命衝殺」。成棟軍立腳未穩，猝不及防，被清軍沖入營壘，將士驚惶敗退，自相蹂踐，陣勢大亂，兵員和器械損失很多。李成棟被迫撤軍南安，自己返回廣州。清南贛巡撫劉武元報告說：「賊帶紅衣大炮一百位，來攻贛城四十位，尚有六十位見在梅嶺。……今諸賊雖落膽敗遁，屯駐南安，糾合各處土賊，多攜大炮，勢必復來犯贛。而殘破城垣立見傾頹，萬一人心驚惶，戰守而無所恃，職死固不足惜，而朝廷四省咽喉盡輕棄於一旦耳。」[114]明魯可藻也記載道：「成棟至南雄，扛舟過嶺，盡運所攜資械，氣甚壯。營柵未定，贛人突出一衝，爭渡不及，溺水者以萬計，幛房衣甲盡棄，神氣以是而沮，元氣以是而傷。」[115]李成棟第一次進攻贛州失利是由於既不知己也不知彼，開戰以前還沒有做好充分準備就以氣吞萬里如虎之勢直薄贛州城下立營猛攻；失利之後又過高地估計了贛州清軍的力量，沒有組織手頭兵力繼續進攻。十月初二日的受挫，從清、明兩方的記載來看，大約損失了兵卒夫役一萬，盔甲、大炮、馬騾、器械的一半[116]。而成棟部下將領並沒有傷亡，運到梅嶺一帶的大炮器械尚多。贛州守城清軍僥倖得勝，但「兵馬有限」，估計最多只有五六千名[117]。所以，劉武元等在險勝之後「激切啟請征南大將軍（指譚泰）發兵急救」[118]。李成棟初戰受挫後即放棄進攻，自行返回廣州，不僅使贛州清軍得到休整的機會，而且由於南昌方面來援的清軍及時到達，取勝的把握更加渺茫了。

  經過短暫的休整和補充兵員、裝備，李成棟在1648年（順治五年、永曆二年）除夕赴肇慶面見永曆帝「請方略」[119]，次年正月再次從廣州率軍北上南雄。二月下旬，成棟大軍已經全部度過梅嶺，進入江西境內。為了避免重蹈上年十月間匆促攻城招致失敗的錯誤，李成棟決定先占贛州外圍各縣，然後進攻贛州。他親自率領主力駐於信豐，派宣平伯董方策等占領雩都等縣[120]。從清方來說，正月間攻克了南昌，贛州已無後顧之憂，而且征南大將軍譚泰所派梅勒章京膠商等統領的正紅旗與正白旗滿洲兵也來到贛州，兵力有所增強。很明顯，雙方的態勢已經發生了變化。儘管在兵員數額上李成棟軍仍占優勢，但清軍憑藉挫敗李軍攻贛和攻克南昌的聲威，正處於士氣高昂之際。按情理說，李成棟進至南雄以後，應當得到金聲桓、王得仁覆敗的消息，本該扼守梅嶺，穩紮穩打，待譚泰、何洛會、劉良佐等班師回京以後（譚泰等奉旨「凱旋」在三月間，清廷直到五月間才得到李成棟攻贛敗亡的消息。可見無論是清廷還是譚泰、何洛會等人在鎮壓金、王反清活動後都急於把這支清軍撤回北京），再徐圖入贛。換句話說，李成棟二次入贛只在戰術上做了一些改變，並沒有從戰略上考慮雙方條件的變化。南贛清軍將領劉武元、胡有升、梅勒章京膠商密議後，決定仍以「利在速戰」為方針，在明軍臨城之前主動出擊。二月十六日，清滿漢主力由贛州出發，向李成棟所駐的信豐進攻，同時派兵八百名前往雩都協防。二十八日，清軍進攻屯紮於渠嶺的明武陟伯閻可義部，連破閻部在該地設置的木城五座（按，木城是以木樁部分埋入土中相連而成的防禦工事）。二十九日午時，清軍進至距信豐五六里處，李成棟揮軍迎戰，為清軍所敗，成棟退入城中。三月初一日，清軍開始攻城。當時信豐東門外桃江河水泛漲，不能涉渡。清軍即在西、北兩門外和南門旱路上挖壕栽樁，防止明軍突圍。成棟軍心不穩，於是日夜間出東門渡河逃竄。清軍占領信豐，對城中居民濫加屠殺[121]，同時乘勢尾隨追擊。李軍大亂，將領紛紛南竄，成棟在渡河時墜馬淹死。關於李成棟之死，清南贛巡撫劉武元、總兵胡有升奏報中說，三月初四日「生擒活賊審供，李成棟投河淹死等語」。初五日左協副將高進庫部下兵丁在河灘「捉獲大馬一匹，鍍金鞍轡俱全，送營報驗，審問活賊供稱系李成棟騎的戰馬，隨驗明轉解江西（指南昌）報功」[122]。從南明史料來看，李部將士在信豐突圍時各自爭相逃命，直到撤至大庾嶺清點兵馬時才發現主帥無影無蹤，經過追查方知成棟落水淹死[123]，當時的混亂可想而知。

  1649年春天，永曆朝廷經歷了一場中興的幻滅。正月，何騰蛟在湘潭被俘殺；金聲桓、王得仁在南昌覆亡；三月，李成棟兵敗身死。噩耗接踵而來，朝廷上下一片驚惶。李成棟部將江寧伯杜永和原為成棟中軍，重賄諸將推自己為留後，讓武陟伯閻可義率眾扼守梅嶺，自己同其他將領返回廣州。成棟養子李元胤在肇慶行在，面見永曆帝痛哭流涕，永曆帝封元胤為南陽伯掛車騎將軍印；元胤辭免，仍舊以錦衣衛都督同知提督禁旅。永曆朝廷追贈李成棟為寧夏王，諡忠武，賜祭九壇，葬禮極為隆重，「甲馬數十隊以彩繒為之，一時灰燼」；「愛妾數人皆令盛服赴火死，盡用夷禮」[124]。永曆帝派戎政侍郎劉遠生持手敕前往廣州慰勞諸將，打算利用劉遠生和李成棟是陝西同鄉的關係接管兩廣總督職務。不料，杜永和掌握著兩廣總督大印，公然開印視事；永曆朝廷無可奈何，只好默認。關於這件事，錢秉鐙有一段議論頗有見地。他認為「當時諸將惟成棟子元胤可用。使聞變之時，即令李元胤馳入其軍，攝行帥事，而召杜永和入代元胤禁旅之任。彼即拒朝命，無以拒元胤也。元胤果斷有智略，又其諸弟李元泰、李建捷皆軍府要職，最稱驍健。元胤至，諸將即有異志，元胤亦足以制之矣。於是移軍府於南龍，宿重兵於嶺上，北師雖銳未可長驅而入也」[125]。永曆朝廷的當權人士既昧於洞察形勢的能力，又缺乏知人之明，以為趁李成棟溺水而死的機會可以通過任命劉遠生為總督把廣東一省軍政大權收歸朝廷。結果事與願違，杜永和聯絡諸將推自己為留後，實際上又節制不了原先同自己地位相仿的將領，廣東的局勢從此逆轉。杜永和等人毫無遠志，一味麇集於廣州等富庶之區，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126]。

  [1]　吳偉業《綏寇紀略》卷九，附紀。

  [2]　徐世溥《江變紀略》。

  [3]　順治二年八月江西提督金聲桓給湖廣等處總督佟養和的呈文，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五本，第四九七頁。按，徐世溥《江變紀略》云：「八月二十五日剃髮令至。……令下三日未有應者。聲桓曰：此王兵為梗也。明日請體中計事，即共揖時刺之。」據此推算，王體中被刺殺在八月二十九日，但當以金聲桓呈文為準。

  [4]　順治二年八月總督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佟養和「為報捷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三冊，A3—58號。

  [5]　順治二年九月江西提督金聲桓「為塘報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三冊，A3—76號。

  [6]　《清世祖實錄》卷二十一，順治二年十月辛丑（二十三日）「授札委總兵金聲桓為左都督充鎮守江西總兵官」。同書卷二十四，順治三年二月己丑（十二日）條提及金聲桓時用了「江西提督總兵官」，當系誤記。

  [7]　順治三年五月兵部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四冊，A4—115號。參見《清世祖實錄》卷二十六。

  [8]　在金、王反清以後，南贛巡撫劉武元給清廷的奏疏中說：「如巡按董成學（當為董學成之誤寫）者，聞以劾將召侮，索饋遺、索金珠至再至三，而一旦釁起不測，激成大禍。」見《明清史料》丙編，第八本，第七六二頁。

  [9]　黃道周《黃漳浦集》卷十七，書《與金將軍書》三件。

  [10]　康熙五十九年《西江志》卷三十三，武事。

  [11]　徐世溥《江變紀略》。

  [12]　徐世溥《江變紀略》。

  [13]　《八旗通志》卷二百三十《遲變龍傳》《成大業傳》。乾隆五十四年《南昌府志》卷十九，《武備》記成大業為湖西守道。

  [14]　徐世溥《江變紀略》。

  [15]　柳同春《天念錄》，順治十年八月《自陳奏疏》。按，這個柳同春就是拙著《明末農民戰爭史》第三七一頁表內所列大順政權忻州、定襄守將，順治元年十一月他率領馬步兵五百餘名降清，後來被任命為江西掌印都司。

  [16]　順治九年六月浙江巡按杜果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四冊，A14—166號。按，此揭帖為殘件，其全文見柳同春編《天念錄》。

  [17]　徐世溥《江變紀略》。

  [18]　柳同春《天念錄·自陳奏疏》中說：「即撫臣如章於天者……亦偽稱大司馬。」

  [19]　南贛巡撫劉武元奏本中云：「江撫章於天非舊官乎？先事失於調停，臨事不能擔當。一旦被其凌逼，尚苟延性命，受兵部偽職，為之打造炮車。其忠君愛國之念何在？臣日為痛恨切齒者此也。」見《明清史料》丙編，第八本，第七六二頁。參見《清史列傳》卷八十《逆臣傳·章於天傳》。

  [20]　徐世溥《江變紀略》。

  [21]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司徒琳教授著《南明史》英文版一二七頁提及「弘光大學士姜曰廣」，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中文譯文第一一五頁竟誤譯為「前大學士，湖廣人姜曰廣」，把「弘光」譯成了「湖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