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各地抗清運動的興起

  第一節　江南紳衿的動向

  弘光朝廷覆亡後，清廷統治者錯誤估計了形勢，以為江南大勢已定，一面派員招降未下各地，一面嚴令推行剃頭改制。在這種民族危難關頭，江南的漢族士紳面臨著何去何從的嚴重考驗。大致而言，江南士紳雖然對弘光朝廷的所作所為非議甚多，不少人已感到有覆國滅祀的危險。太常寺少卿沈胤培同友人陸雲龍私下議論時事，雲龍說：「似乎要敗。」沈說：「還似等不得要敗。」[1]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在甲申九月間請告回籍，自雲「及予歸而政益異，木瓜盈路，小人成群。海內無智愚，皆知顛覆之期不遠矣」[2]。但是，當弘光朝廷驟然土崩瓦解，江山易主時，他們並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一部分文武官員於無可奈何之中遵奉清朝功令剃髮歸順，其中有的是企圖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有的是另有圖謀。另一部分人則護髮自裁，以消極抵制態度保持自己的名節。更多的人則奮起反抗，不惜以血肉之軀為復興明朝而獻身。

  然而，歷史的進程是非常複雜的。簡單地以曾否剃髮（甚至一度出任清朝官職）並不能準確地反映當時紳民的政治傾向。即以學術界關注的所謂清初「遺民」而言，沒有剃頭改制的恐怕是絕無僅有。他們在清朝統治未穩固以前大抵致力於反清復明，天下局勢已定以後大多數採取同清廷不合作對策。遺民們詩文中留戀故國的心聲隨處可見，然而也不免出現個別為清廷或清朝官員歌功頌德的文字。歷史上確有一批表里如一，絕不做違心之論的硬漢，但多數人並不是這樣。每當處於大動盪、大轉折時期，各色人物的表現紛呈繁雜，只有實事求是地具體分析才可以做出比較公正的評價，並進而通過這些人物的活動研究歷史的進程。

  1645年夏，迫於清廷嚴旨剃髮改制的明朝文官武將人數極多。從表面來看，多爾袞等滿洲貴族制定的「一統之規」頗有成效。正如上面引用的小故事裡所講的「髮短心長」，成功中潛伏著巨大的危機。降清文官如錢謙益、李建泰、丁啟睿等人，武將如姜瓖、金聲桓、李成棟、王光泰等人不久都在不同場合中展開反清復明活動，其聲勢之猛烈、地域之遼闊，完全出乎清廷意料，幾乎有難於招架之勢。

  拒不剃髮，以死自誓者為數也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蘇松巡撫祁彪佳、少詹事徐汧、左都御史劉宗周。下面以劉宗周為例做一點剖析。

  

  劉宗周，字起東，學者稱為念台先生，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在明末天啟、崇禎年間被視為學問淵博、品行端方的正人君子。他和福建銅山的黃道周（號石齋）備受東林—復社人士的景仰。由於他的弟子黃宗羲等人對他推崇備至，流風所及，人們往往產生一種錯覺，似乎只要劉、黃諸君子掌握朝政，明帝國就有中興之望。其實，劉宗周和黃道周都不是棟樑之材。他們「守正」而不能達變；敢於犯顏直諫而闊於事理；律己雖嚴而於世無補。就迂腐和偏狹而言，宗周更甚於道周。他畢生追求的是一種自我完美。由於這種「完美」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往往顯得矯情做作。劉宗周生活的年代正值多事之秋，為了表現自己進退有「廉恥」，他連「君有命，不俟駕」的儒家信條也丟在腦後，從被任命為四品官太僕寺少卿起「必三四辭而後受事」[3]。考慮到當時的交通條件，使者穿梭於道，因循經年他才雍容有度地進京任職。這正如俗語所說「急驚風遇著慢郎中」，想依靠這種人挽救危局無疑是緣木求魚。弘光政權建立以後，他的行為也極其詭異。被起用為左都御史時他既不用舊官銜，也不用新官銜，而自稱「草莽孤臣」。上疏說，淮撫路振飛把家眷送出城外是倡逃，「可斬也」；高傑、劉澤清率軍南逃「可斬也」。在明末江淮諸臣中，路振飛敢於同南下的大順軍抗衡，對明朝而言可謂忠心耿耿。劉宗周卻以總憲的名義上疏建議處斬；高傑、劉澤清手握重兵，又以定策擁立之「功」新邀封爵，根本沒有可殺之勢。夏完淳說：「宗周謂澤清等可斬也。澤清固可斬也；處南都之勢，發此危言，不足以壯國威，且速其禍。於是，四鎮合疏糾宗周去；（姜）曰廣繼之。……朝堂與外鎮不和，朝堂與朝堂不和，外鎮與外鎮不和，朋黨勢成，門戶大起，虜寇之事，置之蔑聞。」[4]據歸莊說：劉宗周「後亦自悔其失言」，「自悔其劾公（指路振飛）之誤」。[5]劉宗周的慷慨陳詞，主觀上是顯示自己的凜凜正氣，客觀上卻加劇了弘光朝廷內部的矛盾。當劉澤清等勛臣認為他自稱「草莽孤臣」和建議弘光帝進駐中都鳳陽是犯上作亂的大陰謀（鳳陽沒有城牆，有高牆五所，囚禁宗室罪犯）時，他又極力辯駁，聲稱自己「不受殺」。特別奇怪的是，黃道周被召為禮部侍郎，他寫信加以阻止，說什麼「際比亂朝，義不當出」。黃不聽從他的意見，他又結怨於道周。弘光朝廷覆亡的時候，道周奉使紹興祭禹陵，這裡正是宗周的家鄉，多次請見，等了一個多月，他不僅避而不見，還在扇面上寫詩一首叫黃道周滾蛋。待到潞王朱常淓以杭州降清，浙西岌岌可危時，他派人到處找黃道周，道周已經隨唐王朱聿鍵赴閩。他才後悔「未免當日拒絕太深耳」[6]。在浙江各地紳衿開始起兵反清時，他卻決定絕食自盡。門生勸他道：「死而有益於天下，死之可也；死而無益於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輕棄之？」他回答道：「吾固知圖事賢於捐生，顧余老矣，力不能勝。」宗周當時已六十八歲，起義抗清確有一定困難，可是，他的門人王毓蓍投水自盡的消息傳來，他說：「吾講學十五年，僅得此人。」可見他的所謂「正命」不在年老。絕食幾天後，他談自己的感受道：「吾日來靜坐小庵，胸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蓋本來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慾也。」滄海橫流，黎民塗炭，社稷危如懸發，劉宗周卻輕描淡寫地說成「原無一事」。第二天，傳來了金華舉義兵抗清的消息，門生勸他忍死以待。他說：「語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利之說倡，此國事所以不竟也。」最後終於餓死[7]。劉宗周作為忠臣留名青史的目的達到了，他一生好名，與其說他是以身殉國，不如說是以身殉名。從征服者的清朝來說，自然最欣賞這種表率人物。

  第二節　江陰等地百姓的自發抗清

  清軍占領南京，活捉弘光帝以後，派出使者招撫南直隸各府縣。絕大多數地方都懾於清朝兵威，納土投降。其間，只有楊文驄帶領一支軍隊闖入蘇州，把清政府派來招撫蘇松地區的黃家鼎等處斬。但是，楊文驄卻沒有把當地紳民組織起來據城固守，而是乘清軍來到之前主動放棄該地，退往浙江。江南各地的紳民迫於剃髮令，群情激奮，紛紛自發舉兵抗清。首先高舉義旗的是常州府屬的一個小小縣城——江陰縣。

  在弘光政權迅速瓦解的大變動中，江陰縣的明朝知縣林之驥解印去職，清政府委派的知縣方亨上任後遵照清廷法令張貼布告叫百姓剃髮。閏六月初一日，生員許用等人在孔廟明倫堂集會，一致決定：「頭可斷，發決不可剃也。」正在這時，常州府發來嚴令剃髮的文書，其中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話。方亨叫書吏把府文寫成布告張貼，書吏寫到這句話時，義憤填膺，把筆扔到地上說：「就死也罷！」消息很快傳遍全城，立刻鼎沸起來。方亨見士民不從，秘密報告常州府請上司派兵「多殺樹威」。這封密信被義民搜獲，於是在初二日把方亨等逮捕，推典史陳明遇為首，以「大明中興」為旗號，自稱江陰義民正式反清。陳明遇雖然胸懷忠肝義膽，卻感到自己缺乏軍事組織才能，在他推薦下江陰士民把鄉居的原任典史（弘光時調升廣東英德縣主簿，未赴任）閻應元迎接入城擔負守城重任。閻應元入城後立即把全城的戶口分別丁壯老幼詳加調查，挑選年輕力壯的男子組成民兵，會合鄉兵二十餘萬人分班上城，每個城垛十名，按時換班。由武舉人王公略守東門，汪把總守南門，陳明遇守西門，應元自任守北門。他和陳明遇兼負晝夜巡查四門的責任。對城中過往行人嚴加盤詰，肅清內奸。為了解決軍械糧餉供應等問題，閻應元同紳民商議後，委任擅長理財人士負責把城內公私所藏物資分類徵集，統一分配使用。在閻應元的領導下，很快就做到了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各方面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條。[8]

  江陰百姓抗清的消息傳開以後，清常州知府宗灝派兵丁三百人趕來鎮壓，閏六月初五日被江陰義民殲滅於秦望山下。清軍統帥多鐸見江陰蕞爾小城竟敢於抗命，派降將劉良佐領兵來攻。劉良佐部兵數萬自閏六月下旬包圍江陰縣城，屢攻不利，一再派使者用弓箭射書信入城招降，甚至親自來到城下現身說法，要閻應元投降。應元在城頭痛斥良佐的背叛明朝，說：「有降將軍，無降典史！」劉良佐無言可對。多鐸先派恭順王孔有德「率所部兵協攻」[9]，接著又派貝勒博洛和貝勒尼堪帶領滿洲兵攜紅衣大炮前往攻城。[10]博洛來到江陰城下，認為劉良佐曾任明朝伯爵，手握重兵，卻連一個江陰縣城也攻不下來，打了他一頓板子。劉良佐慚恨不已，督促部下拼命攻城。閻應元、陳明遇鼓勵城鄉義勇扼守危城，多次派徽商程璧等人出城聯絡各地義師來援，卻始終沒有得到江浙救兵。堅持到八月二十一日，清軍集中大炮轟擊城東北角，城牆崩塌，清軍蜂擁而上，江陰失守。陳明遇巷戰而死，閻應元負傷後投湖，被清軍從水中拖出，不屈遇害。清軍屠城至二十三日午後才「出榜安民」，城內百姓僅剩「大小五十三人」而已[11]。當時人士寫了一副對聯讚揚江陰百姓的英勇犧牲精神：「八十日戴發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萬人同心死義，存大明三百里江山。」[12]

  江陰士民的奮勇抗戰，在兩個多月里頂住了數萬清軍的圍攻；城破以後，還拼死巷戰，「竟無一人降者」。《江陰城守後紀》的作者總結道：「有明之季，士林無羞惡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為得意；而封疆大帥，無不反戈內向。獨陳、閻二典史乃於一城見義。向使守京口如是，則江南不至拱手獻人矣。」在福州繼統的隆武皇帝聽說涇縣和江陰百姓的堅貞不屈，深為感動，說：「吾家子孫即遇此二縣之人，雖三尺童子亦當憐而敬之。」[13]江陰戰役雖然不像一些野史所記清朝「七王」「翼王」「十王」都陣亡於城下[14]，但參加攻城的確有後來晉封為親王的博洛（端重親王）、尼堪（敬謹親王）和恭順王孔有德。在江南各地望風披靡之時，閻應元、陳明遇以微末下吏憑藉江陰百姓的支持，竟然面對強敵，臨危不懼，堅持了近三個月，實在是南明史上光彩奪目的一頁。學術界一些人為史可法大唱頌歌，本書作者卻認為更值得歌頌的是閻應元、陳明遇為首的江陰百姓，在他們面前，史可法的官愈大、權愈重，就愈顯示出其作為之渺小。

  和江陰百姓抗清同時，嘉定縣民也因清政府強迫剃髮起兵。弘光朝廷覆亡後，六月十四日嘉定已經淪入清方之手，二十四日清朝委任的知縣張維熙上任。閏六月十二日頒布剃髮令，嘉定百姓憤憤不平，拒不從命。有人徵詢著名鄉紳侯峒曾（天啟五年進士，弘光時任通政司左通政使）的意見。他毅然回答：「聞徐太史汧護髮自裁，何不奮義？即不可為，乃與城存亡，未晚也。」[15]就是說，他反對劉宗周、徐汧的只顧自身名節的消極抵制，主張積極地起兵抗清。十七日侯峒曾帶領兩個兒子侯玄演、侯玄潔，進士黃淳耀及其弟黃淵耀入城倡義反清復明。他們同當地士紳會議後，決定率領百姓上城畫地而守。「立挨門出丁法，分上中下三等：上戶出丁若干，衣糧自備，仍出銀若干，備客兵糧餉，並守城頭目燈燭之費；中戶出丁若干，衣糧自備，仍出銀若干；下戶止出一丁，分堞而守，每丁日給錢六十文，衣糧燈燭悉自備。城上分四隅，自某地至某地止，分屬各圖，每圖擇一人為長。日入後，當事者親自巡歷，以稽勤惰。其大事專屬峒曾、淳耀處分」，城上豎立白旗，大書「嘉定恢剿義師」[16]。

  嘉定紳民起義反清後，清吳淞總兵李成棟（原為高傑部將，曾任明朝徐州總兵）立即領兵來攻。侯峒曾、黃淳耀等人想借用城外鄉兵扼阻清兵。可是，四鄉鄉兵都是臨時組織起來的農民，根本沒有作戰經驗，人數雖多，卻難以同正規清軍作戰。即如史料所言：「諸鄉兵未諳兵勢，爭裹糧厲兵而來。峒曾、淳耀等親自臨城，勉以忠義，言與淚俱，人皆感奮。因下令諸鄉勇能鼓眾赴敵者，每人先給白布二疋，仍每日頒折餉銀二錢；有能得敵人首級者，每顆給銀十兩。」「七月初一日，會兵磚橋東，不下十餘萬人，排擠擁塞，紛呶如聚蚊，多適為累。清兵每戰必分左、右翼；鄉兵不識陣勢，呼為蟹螯陣。每發挑戰，多不過十餘騎，皆散落不集一處。諸鄉兵遙見兵出，擁擠益甚，手臂摩戛，軋軋作聲。」[17]這種烏合之眾自然抵擋不了清軍。雙方才一交鋒，鄉兵就不戰自潰，「走者不知所為，相蹈藉而死」，許多人被擠入河中淹死，「屍骸亂下，一望無際」[18]。

  七月初三日，清軍大舉攻城；次日城破，侯峒曾奮身投入池中，被清兵拖出斬首，其子玄演、玄潔遇害，黃淳耀、黃淵耀等自縊。李成棟下令屠城，「兵丁遂得肆其殺戮，家至戶到，小街僻巷，無不窮搜；亂葦叢棘，必用槍亂攪，知無人然後已。丁兵每遇一人，輒呼：蠻子獻寶！其人悉取腰纏奉之，意滿方釋」。「雖至窮苦，必以一簪一珥系肘間，曰：此買命錢也！」「遇他兵脅取如前，所獻不多，輒砍三刀，至物盡則殺。故殭屍滿路，皆傷痕遍體，此屢砍使然，非一人所致也。予鄰人偶匿叢篠中得免，親見殺人情狀；初砍一刀，大呼：都爺饒命！至第二刀，其聲漸微，已後雖亂砍，寂然不動。刀聲剨然，遍於遠近；乞命之聲，嘈雜如市，所殺不可計數。其懸樑者、投井者、斷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藉，彌望皆是，亦不下數千人。三日後自西關至葛隆鎮，浮屍滿河，舟行無下篙處……」[19]這就是史冊上臭名昭彰的嘉定屠城。

  崑山縣紳民在原鄖陽撫院王永祚、翰林院編修朱天麟、知縣楊永言等倡議下，殺清委知縣閻茂才（原為明朝該縣縣丞），起兵反清，推廢將王佐才為帥。顧炎武、歸莊等愛國志士都積極參與義舉。七月初六日，清軍破城，朱天麟等逃出，王佐才被俘殺。清軍屠城，士民死難者數萬人[20]。

  在吳淞地區起兵的義師有鎮南伯黃蜚、吳淞總兵吳志葵等人，弘光朝吏部考功司主事夏允彝任監軍。義軍一度進攻蘇州，副總兵魯之璵帶領三百人突入該城，被清軍設伏擊殺[21]。黃蜚、吳志葵退守泖湖。八月初六日，清軍用小船截斷泖湖出口，乘風縱火，明軍水師船隻高大，運轉不靈，被烈火焚毀。黃蜚、吳志葵都被活捉，九月初四日在南京遇害。[22]夏允彝見兵敗無成，於九月十七日在淞塘投水自盡[23]。

  吳日生等人在太湖中的義軍給清軍的打擊最沉重。吳日生，名易[24]，吳江縣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曾在史可法幕中任參軍。弘光朝廷覆亡後，他和舉人孫兆奎同入太湖起兵抗清。閏六月十一日攻入吳江縣，殺清知縣朱廷佐（原明朝吳江縣丞）。他們利用清軍不擅水戰的弱點，憑藉太湖遼闊的水域和四通八達的水上航路同清軍作戰。1646年（順治三年）正月十五日，太湖義軍再度攻入吳江縣，殺署縣事孔胤祖及縣承張允元[25]。同年三月二十五日，吳日生等聚集一千多條船隻，聲言再攻該縣。清署縣事陳日升嚇得魂不附體，向駐守蘇州的江寧巡撫土國寶、吳淞提督吳勝兆呼救。吳勝兆派副將汪懋功領兵堵剿。二十六日雙方在梅墩交戰。吳日生知道清軍不習水戰，事先派部下操舟好手混於民間，清軍搶掠百姓船隻載兵追擊，這些健兒即扮成水手為之操舟，行至湖中，紛紛跳入水中，取出工具把船隻鑿沉，清軍淹死近千名，汪懋功也被擊斃。太湖義軍一時聲勢浩大，隆武朝廷和魯監國政權都給吳日生加官晉爵，以示鼓勵。清政府也視其為心腹之患，想盡辦法予以摧毀。1646年六月，吳日生在嘉善赴宴，被清政府探知，派兵擒獲。吳日生犧牲後，清軍繼續對湖中義軍剿撫兼施，到次年才基本上平定了太湖地區的武裝抗清鬥爭，一部分有志之士則轉入地下活動。

  第三節　英霍山區的抗清鬥爭

  位於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地帶的大別山區層巒疊嶂，形勢非常險要，明朝末年稱之為英霍山區，革左五營義軍曾經在這裡安營紮寨，抗拒官軍的追剿；當地一些地主官紳為了對付農民軍，也據險結寨，相互連保。1645年清軍南下，弘光朝廷覆亡，江南百姓迫於清廷的剃髮令奮起抵抗時，這一地區的紳民也聞風而動，利用原先的山寨作為抗清的據點。其中比較著名的是所謂蘄黃四十八寨。

  湖北黃岡縣白雲寨主易道三、大岐寨主王光淑聯絡附近四十多個山寨，「阻逋糧餉，違抗剃令」[26]，商定遇有清軍來犯，互相救援。崇禎末年曾經擔任過兵部尚書的張縉彥由於在河南站不住腳，逃到英山，被四十八寨「推為盟主」[27]。在湖北、安徽、江西都被清軍占領的情況下，英霍山區的聯寨抗清，雖然形同孤注，卻因為扼據鄂、皖通道，牽制了清軍的行動。1645年（順治二年）十一月，清湖廣總督佟養和與湖廣巡撫何鳴鑾會商，決定派黃州總兵徐勇領兵進剿。十一月十五日，徐勇率部進抵白雲寨，次日大舉進攻，大岐寨主王光淑統領各路兵數萬人來援，雙方苦戰一天，互有傷亡。十七日，徐勇重新調整部署，把所部清軍分為三路，寅時鳴炮為號，同時殺出。王光淑見西路抵敵不住，親自前往策應，不料被清兵用槍搠於馬下，當陣活捉。各路寨兵見王光淑被擒，無心戀戰，紛紛逃竄，清軍乘勝追殺數千人。白雲寨主易道三心寒膽落，向清軍投降。徐勇下令將大岐、白雲、泉華等寨城屋一律拆毀。十二月初三日，徐勇引兵進至蘄水縣（今湖北省浠水縣）斗方寨，把該寨四面包圍。斗方寨內除了寨主周從劻本部義軍外，還有從英山請來的援兵副將陳福所部四百人。陳福見清軍勢大難敵，竟暗中帶領千總二名於夜間往清軍營中投降。徐勇當即面授機宜，讓他們返回斗方寨充當內應，約定次晨以炮為號，裡應外合。初四日，周從劻正在寨上指揮，清兵攻至寨門，舉放號炮，陳福立即配合清軍活捉周從劻與張縉彥委任的英山知縣劉時敘，斗方寨城屋全部放火焚毀。王光淑、易道三、周從劻、劉時敘被解到武昌斬首示眾[28]。

  第四節　皖南各地的抗清鬥爭

  1645年黃得功遇難，部將降清後，太平府屬當塗、蕪湖、繁昌三縣落入清方之手。休寧縣人金聲（崇禎朝曾任監軍御史等職）和江天一起兵於徽州府，接著在六、七月間有邱祖德（四川成都人，明末仕至山東巡撫，因曾任寧國府推官，寄寓於該地）響應於寧國，尹民興響應於涇縣，朱盛濃、吳應箕響應於石埭縣。義軍先後收復了已遞降表的青陽、石埭、建德、東流、寧國、旌德等縣。清政府在今皖南只據有太平府屬三縣和南陵、宣城、貴池等縣。金聲等人得知隆武帝在福州即位，派使者前往奏捷。隆武帝非常高興，派中書舍人童赤心攜帶詔書敕印，任命金聲為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提督南直軍務。清軍提督張天祿、池州總兵於永綬等統兵分別進剿。七月初四日，尹民興部進攻南陵縣城，初九日被張部清軍擊敗。當時，寧國府管轄的六縣百姓因不肯剃頭，群起反抗。清方一份奏疏中說：「是時寧國府城外遍地逆民。」七月十六日，尹民興自涇縣，萬曰吉、金聲自寧國縣與劉鼎甲、吳之球等部義軍圍攻寧國府治宣城縣，射傷清知府朱錫元。張天祿派總兵丘越前往鎮守，副將楊守壯、趙大捷等赴援。八月十二日，圍攻宣城的義師被清軍擊敗，軍師邱祖德被俘，「供與金聲、萬曰吉同行舉事，願死，等語」[30]。第二天，劉鼎甲、吳之球也被活捉。八月十六日，清將張天祿、卜從善、楊守壯、李遇春等率軍進攻涇縣，尹民興見敵軍勢大，在當晚逃出城外，次日城破。清軍把參與守城的三千餘名民兵全部處斬。九月十一日，張天祿決定分兵兩路攻取徽州，副將胡茂禎、張應孟由寧國進軍，他自己與卜從善、李仲興、劉澤泳由旌德進軍。二十日，張天祿部經翬嶺、新嶺直抵績溪城下，「金聲已出南門逃出，楊守壯追及，生擒之」[31]。二十二日，徽州府城降清；十月上旬黟縣、祁門、婺源（今屬江西省）也先後具文投降。吳應箕在石埭、青陽被清軍占領後，仍然到處招兵，準備重整義師，不幸於十月十三日在乘頂山遭到清軍追擊，被擒後因傷重身死[32]。金聲、江天一被解至南京，十月十八日遇害。萬曰吉、尹民興、朱盛濃先後逃出，繼續從事反清復明運動[33]。皖南的抗清鬥爭至此以失敗告終。

  第五節　陝西各地的抗清運動

  1645年（順治二年）正月，李自成、劉宗敏率部撤離西安，接著李過、高一功會同西北部分地區的大順軍也撤出陝西。清軍兩大主力分別在三月間由陝西轉入河南：多鐸部取道歸德南下進攻弘光朝廷；阿濟格部則緊追由李自成親自率領的大順軍主力。留在陝西的清軍力量自然相當單薄。於是，一些抗清武裝乘時而起，其中影響較大的有賀珍、武大定、孫守法等部。

  賀珍原是大順軍舊部，當清朝重兵入陝、大順政權瓦解的時候，他夥同羅岱、黨孟安、郭登先以漢中之地投降清朝，由英親王阿濟格札授漢中總兵。[34]陝北等地大順軍在李過、高一功、李友、田虎等率領下取道漢中入川時，他率部阻擊，被李過、高一功等奮力擊敗，兵馬損傷不少。接著在1645年六月左右，張獻忠派軍北攻漢中，賀珍又「詐稱大清兵威迎敵」，獻忠兵不知虛實，退回四川。[35]這年九月，清廷「以漢中投誠總兵賀珍御賊有功，授為定西前將軍」[36]。然而，這只是表面文章，實際上對他卻是嚴密監視，處處提防。早在這年五月清陝西總督孟喬芳就在奏疏中說：「惟新招漢中賀珍、羅岱、黨孟安、郭登先四總兵，查得此輩原非明朝舊官，俱是流賊起手頭目。曩自敗遁盤踞漢中，臣屢發諭帖，示以我皇上威德，並陳之利害，方畏威投順，繳送偽印。羅岱親至西安，臣已調撥延安駐紮，與總兵姜瓖同居一城，以為鈐制；賀珍、郭登先亦調鳳翔，再為分撥；止留黨孟安統兵一萬仍住漢中，以為進剿張逆（指張獻忠）並防漢中城池。但四將俱系逆闖親信之人，恐狼子野心反覆不定，俱在陝西深為不便。伏乞我皇上將賀珍、郭登先以有功名色升調宣大或山東一帶地方安置，實為解散之計也。黨類既散，總（縱）有叵測，亦無能為矣。」[37]

  孟喬芳陰行解散的方針引起了賀珍等人的警惕。當時多鐸、阿濟格統領的清軍主力都已遠離陝西，孟喬芳節制的官兵只有一萬二千餘名，除四千五百名是他的標兵外，其他如鳳翔總兵董學禮部六千名、寶雞總兵高汝礪部五百名等都是剛剛投降過來的。[38]孟喬芳兵力既不足，妄想以一紙文書解除賀珍等人的兵權，結果適得其反。正如他在閏六月初十日題本中所說：「漢中新招總兵賀珍、羅岱、郭登先、黨孟安，臣見蟻聚漢城，行牌調出棧道，欲以弭其逆萌、消其凶勢也。其中羅岱乃曹操（羅汝才）親信之人，非賀珍族類，臣已調赴延安訖。賀珍等仍駐漢中，肆行屠掠，屢行檄調，藉口漢民保留支吾不前。且四川州縣既降，殘黎皆我赤子，張逆憤恨吳宇英投順我朝，圍攻月余，珍等坐視不救，以致陷斃，大拂來歸之望。」接著，他又建議派明朝舊將康鎮邦、董學禮領兵前赴漢中，以同鎮漢中及入川為名伺機改編賀珍部，接管地方。[39]七月初二日，清兵部侍郎朱馬喇題本內引用了孟喬芳所說賀珍等原是「狼子野心，陽順陰逆」的話，而新委漢中總兵尤可望手中無兵，建議暫駐西安，等待固山額真和羅會（何洛會）所統清軍到達後再「相機進取，以圖萬全」[40]。事情的發展並沒有按照孟喬芳的上述分撥計劃進行，長期鎮守漢中的賀珍不願意輕易放棄這塊地盤，順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一份揭帖表明他已識破孟喬芳的意圖，擒殺黨孟安、郭登先，藉以鞏固自己的權勢。在揭帖中他自我表功說，清軍入陝後「即稱順治年號，具文投誠，蒙英王並督臣孟喬芳嘉與維新，札授漢中總兵。繼□李逆餘孽偽侯伯李錦、高一功、李友、田虎等數營之眾，蹂躪地方，職復驅剿逃潰。並殄陽順陰逆、播害地方之黨孟安、郭登先，是以漢屬地方安堵，民獲衽席」[41]。孟喬芳的如意算盤落空，雙方矛盾迅速激化。半月後，賀珍就舉兵反清。

  1645年十二月中旬，賀珍領兵進攻鳳翔縣城。十七日晚上，該城駐防副將武大定、石國璽率部響應，賀珍一度占領該縣。十二月二十二日，武大定殺「本鎮總兵何世元、固原兵備道呂鳴夏等」[42]。不久，因清朝援兵趕到，賀珍部才撤離鳳翔[43]。賀珍反清後，原地方武裝孫守法、胡向宸等主動領兵前來聯絡，共同抗擊清軍。孫守法原來是明朝陝西副總兵，1643年（崇禎十六年）冬，大順軍占領陝西後，他逃入終南山中，與大順軍為敵。[44]1645年（順治二年）清軍入陝，他又擁戴明朝秦王的兒子為號召，在五郎山進行抗清。[45]賀珍、孫守法、胡向宸等探聽得知陝西清軍不多，合議一舉奪取省會西安。從十二月下旬起，賀珍等部馬、步兵七萬進攻西安，一時聲勢頗盛，清廷委派的陝西巡按黃昌胤以及涇陽知縣張錫蕃也向義軍投降（後來兩人都被清政府捕殺）[46]。清朝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據城扼守，急請固山額真李國翰領兵來援。1646年（順治三年）正月初五日，清軍在西安西郊擊敗義軍[47]，同月二十五日又「殲賊連營於乾州」[48]，穩定了西安地區的局勢。隨著清廷派遣的定西大將軍何洛會帶領的滿、漢兵的到來，陝西清軍不斷增強，賀珍、武大定、孫守法等部轉移到興安一帶。

  賀珍、孫守法、武大定的反清是以復明為號召的。如孫守法以秦王的兒子為「秦王」，在順治三年「正月內印刷偽示，妄稱弘光年號」；這年三月間原大順軍光山伯劉體純率部由河南進入漢中，同賀、孫等部會合，「四月內抄傳偽票，又改隆武年號」，「孫守法自稱總督五省總督」[49]。五月三十日，劉體純、賀珍、孫守法等部攻克興安州，清守道、參將等官被俘。[50]

  正當陝西各地抗清運動高漲的時候，清廷先後派何洛會、肅親王豪格統領大軍入陝。1646年六月，守法退回五郎山；八月，武大定敗於興安境內；九月，王光泰敗歸鄖城，又敗走房、竹。丁亥年（1647）正月，守法奔石子城；二月，走長安石鰲谷。三月朔，守法破寧州，與高勛等據興安州之喬麥山。清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引兵攻之。四月八日，伏甲深林，以輕騎誘守法出，擒之。守法猶執鐵鞭格殺數十人乃死，傳首西安。大定入蜀。[51]

  [1]　李清《三垣筆記》卷下，《弘光》。

  [2]　陳子龍自撰年譜，見《陳子龍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七○二頁。

  [3]　劉汋《劉子年譜》錄遺，見《劉子全書》卷四十。

  [4]　夏完淳《續倖存錄》，見《中國內憂外患叢書》版，第六十至六十一頁。

  [5]　歸莊《左柱國光祿大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路文貞公行狀》，見《歸莊集》卷八。

  [6]　劉汋《劉子年譜》錄遺，見《劉子全書》卷四十。

  [7]　黃宗羲《子劉子行狀》卷下，見《黃宗羲全集》第一冊，第二四八頁。

  [8]　本節材料多參考《江陰城守紀》、許重熙《江陰城守後紀》、沈濤《江上遺聞》。《江陰城守紀》敘述最詳細，署名為長洲韓菼作，前有「康熙乙未孟冬月長洲慕廬氏韓菼謹識」的序文。謝國楨氏《晚明史籍考》輕信了這一說法。其實，這篇「韓序」一開頭就說：「江頭片壤，沾國家深仁厚澤，百有餘年矣。」中間又說：「聖朝寬大，錫以通諡。」給明末盡節諸公賜以通諡是清高宗在位時的事，顯然是乾隆年間一位有心者整理舊文，託名於韓菼。韓菼曾任清朝禮部尚書，死於康熙四十三年，序尾康熙乙未為五十四年，韓氏已歿十一年。何況，《江陰城守紀》中記載攻守雙方戰鬥傷亡事多不實，如說清朝七王、翼王、十王都在江陰城下陣亡，純屬訛傳。韓菼在康熙時頗受寵信，參與朝廷撰述，以他的地位不可能不知道清初並無親王、郡王或其他高級將領在江陰陣亡之事。史學界一些人疏於查考，既誤信此文為韓菼所作，又據此推斷韓菼地位甚高，所記必不誤。從這篇文章的內容來分析，作者大概是熟悉江陰城內抗清活動的一個文人，對城外的清軍則不甚了解。

  [9]　《清世祖實錄》卷四十四，順治六年五月改封孔有德為定南王授金冊文。

  [10]　博洛參與江陰戰役除見《江陰城守紀》外，亦見《清史稿》卷二一七《博洛傳》。尼堪參與此役除見《清史稿》卷二一六《尼堪傳》外，《清世祖實錄》卷五十七記，順治八年五月復封尼堪為敬謹親王軍功冊上云：「用紅衣炮攻克江陰。」

  [11]　《江陰城守紀》卷下。

  [12]　《江陰城守後紀》說：「時為之語曰：……」按，託名韓菼撰《江陰城守紀》則說這是閻應元在城破後親筆所題，後一聯云：「十萬人同心死義，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13]　邵廷寀《東南紀事》卷一。

  [14]　謝國楨撰《南明史略》第八十五頁也說，江陰之戰清軍「喪亡了『三位王爺和十八員大將』」。可見這種說法深入人心，但毫不足信。清初有多少位親王、郡王，死在何時，斑斑可考，研究清史的人都知道沒有任何一位「王爺」在江陰陣亡；「十八員大將」也是一種訛傳。

  [15]　張岱《石匱書後集》卷三十四《江南死義列傳·侯峒曾傳》。按，徐汧六月十一日投水自盡。

  [16]　《嘉定屠城紀略》。

  [17]　《嘉定屠城紀略》。

  [18]　《嘉定屠城紀略》。

  [19]　《嘉定屠城紀略》。

  [20]　據顧炎武、歸莊年譜雲崑山城破，「死者四萬人」。溫睿臨《南疆逸史》卷三十六《王佐才等傳》作「士民男女死者數十萬」，當為誇大之詞。

  [21]　侯玄涵作《吏部夏瑗公傳》記，吳志葵與陳子龍、徐孚遠等與陳湖義兵陰相勾結，「志葵與參將魯之璵率舟師三千，自吳淞江入淀、泖，窺蘇州」。見《夏完淳集箋校》第五一九頁，陳湖當即澄湖，淀、泖當即澱山湖、泖湖。

  [22]　顧炎武《都督吳公死事略》，引自《顧亭林詩文集》，中華書局1983年排印本，第二二二頁。按，顧炎武記黃蜚、吳志葵戰敗於黃浦。他書有記黃蜚為總兵、吳志葵為副總兵、魯之璵為參將者，南明官制紊亂，炎武撰文乃據吳志葵從弟所作行狀，文尾又說他自己「有再從兄子清晏以武進士為寶山守備，亦從公死於黃浦」。當較為可信。

  [23]　夏允彝自盡時間有記於八月者，王弘撰作《夏孝子傳》定為九月十七日，見《夏完淳集箋校》第五四五至五四六頁。

  [24]　吳日生之名各書記載不一致，有的作吳易，有的作吳昜。顧炎武有《上吳侍郎暘》詩，王蘧常據此斷言當作吳昜，見《顧亭林詩集匯注》第九十五頁。柳亞子《懷舊集》內《明季吳江民族英雄吳日生傳》依據吳日生1636年自刻制舉文署名吳易，證明日生確名吳易。又陳子龍等在崇禎末年編刊的《皇明經世文編》卷首有宋徵璧撰凡例，提及「吳日生易」為其「良友素知」，當不致誤。

  [25]　順治三年八月江寧巡撫土國寶揭帖，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一本，第十八頁。

  [26]　順治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湖廣巡撫何鳴鑾為塘報事題本，見《明清檔案》第三冊，A3—183號。

  [27]　順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招撫江南各省地方內院大學士洪承疇「為恭報舊樞投誠歸順事」題本，見《明清檔案》第三冊，A3—191號。同年十一月江寧巡按毛九華揭帖中也說：「四十八寨系邵兵道（邵起）所練……張部台名縉彥者主持其間」，見《明清史料》丙編，第六本，第五一八頁。

  [28]　上引《明清檔案》第三冊，A3—183號。參見順治三年正月招撫湖廣右僉都御史江禹緒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二本，第一四四頁。

  [29]　上引《明清檔案》第三冊，A3—191號。

  [30]　順治二年十一月巡按江寧等處監察御史毛九華「為恭報池太徽寧廣德府州情形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三冊，A3—166號。

  [32]　順治二年十一月江寧巡按毛九華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六本，第五一六頁。

  [33]　萬曰吉後來因秘密從事反清活動，在南京被捕遇害；前頁注釋中所引該件檔案云：「萬賊為都司劉自什射死」顯系訛傳。尹民興、朱盛濃先後參加了隆武政權和永曆政權，見溫睿臨《南疆逸史》卷四十八《朱盛濃傳》。

  [34]　清陝西三邊四川等地總督孟喬芳在順治二年四月題本中說：「惟漢中距省千餘里，流賊偽總兵賀珍、黨孟安、羅岱、郭登先等，臣發諭招撫，亦已歸順。」見《孟忠毅公奏議》卷上。

  [35]　順治二年閏六月初十日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為再報四川情形以圖治理事」奏本，見《順治錄疏》抄本。

  [36]　《清世祖實錄》卷二十。

  [37]　順治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總督全陝軍務刑部左侍郎孟喬芳「為分撥降兵伏祈聖鑒事」奏本，見《明清檔案》第一冊，A2—201號。

  [38]　孟喬芳順治二年六月十六日「為清報官軍數目酌定經制事」題本，見《孟忠毅公奏議》卷上。

  [39]　孟喬芳「為再報漢中情形並陳開川事理仰祈聖鑒以奏蕩平事」題本，見《孟忠毅公奏議》卷上。

  [40]　順治二年七月初二日兵部侍郎朱馬喇等「謹題為再報漢中情形並陳開川事理仰祈聖鑒以奏蕩平事」，見《順治錄疏》抄本。

  [41]　順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賀珍揭帖殘件，《明清史料》甲編，第二本，第一三三頁。

  [42]　順治三年陝西巡撫雷興啟本殘件，見《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一冊（上），第六十頁。

  [43]　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為貪梟通賊事」揭帖，見《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一冊（上），第五十五頁。

  [44]　李清《南渡錄》卷四引興平伯高傑疏云：「陝西實授副將加都督同知孫守法，當賊入關，勢力不支，左（光先）、白（廣恩）諸大將俱已俯首投順，獨守法挺身不屈，置家屬妻子罔顧，徑削髮奔入終南山，號召鄉勇，必欲恢剿復仇。」

  [45]　《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中冊，第二〇二至二〇三頁記載，何洛會、孟喬芳奏報「駐西安府秦王有二子」，順治二年十一月初十日有土賊「孫率」將秦王一子帶往吳郎山。同書第一七七頁記十月間「孫率」已往五郎山。可知「吳郎山」為五郎山之誤，「孫率」為「孫帥」之誤，即孫守法。

  [46]　《清世祖實錄》卷二十三。

  [47]　康熙七年《咸寧縣誌》卷七《雜誌·祥異》記：「順治二年十二月，賀珍圍會城，邑民多被蹂躪。三年正月五日始敗去。」參見《清世祖實錄》卷二十三，順治三年正月辛酉日定西大將軍何洛會奏報。

  [48]　見前引順治三年陝西巡撫雷興啟本殘件。

  [49]　順治三年六月二十九日陝西漢羌總兵尤可望揭帖，見《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一冊（上），第七十三至七十四頁。《南疆逸史》卷三十八《孫守法傳》云：「隆武帝聞之，遣使間道封守法、大定俱為伯。」

  [50]　順治三年六月二十九日陝西漢羌總兵尤可望揭帖，見《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一冊（上），第七十三至七十四頁。《南疆逸史》卷三十八《孫守法傳》云：「隆武帝聞之，遣使間道封守法、大定俱為伯。」

  [51]　《南疆逸史》卷三十八《孫守法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