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弘光朝廷的建立

  第一節　繼統問題上的紛爭和史可法的嚴重失策

  大順軍的攻克北京和崇禎帝的自盡，標誌著明王朝的覆亡。但是，淮河以南絕大部分地區仍然處於明政府管轄之下。當大順軍向北京進軍時，南方部分官員知道京師難保，已經做了從海路迎接太子朱慈烺來南京監國的準備。三月二十九日，即在北京失守十天之後，消息就傳到了江蘇淮安。四月初八日，淮安巡撫路振飛根據塘報向當地官紳宣布了京師失守的重大變故。[1]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淮安距留都南京不遠，南京六部等高級官員雖然很快得到了北京陷落的消息，卻由於崇禎帝和他三個兒子的下落不明，不敢輕舉妄動，他們嚴密封鎖消息，「禁訛言」，內心裡卻焦急不安。「諸大老每集議事堂，惟相向攢眉，竟日無一語。或仰視屋之罘罳，咄嗟而已。間曰：『事如不可知，將奈何？』竟以靴尖蹴地作嘆息聲，各各散走，以為常。」[2]另一點是北京失陷的消息傳到淮安時，福王朱由崧[3]、潞王朱常淓[4]以及周王、恆王都因逃難泊居於淮安城西湖咀。[5]朱由崧和朱常淓也必然想到這一事件對自己的前途可能發生的影響。

  南京在明朝初年是帝國的首都，永樂年間遷都北京以後，南京作為留都一直保留了六部、都察院等一整套與北京相對應的中央機構。這種兩京制度的特點是：皇帝和內閣大學士等決策人物都在北京，北京的六部等衙門是名副其實的中央權力機構；南京各衙門多為虛銜，公務清閒，任職官員被稱為「吏隱」，但地位一般不低於北京相對應的衙門官員。在留都握有實權的是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南京守備太監和提督南京軍務勛臣。

  自從大順軍兵臨北京城下之日起，朝廷的一切政令無法發出，南京的高級官員大概在接到崇禎皇帝「命天下兵勤王」的詔書以後就再收不到邸報了。召兵緊急勤王和隨之而來的音信不通，使南京各衙門大臣、守備太監、勛臣們越來越感到不安。四月初一日，以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領銜發布了「號召天下臣民起義勤王捐貲急事」的南都公檄，檄文中提到「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之類的「宗社危情」[6]，表明他們已經籠罩在一種不祥的預感之中。四月初七日，史可法率兵渡江準備北上「勤王」；幾天之後，他誤信了一個不可靠的消息，寫信給南京詹事府詹事姜曰廣說，崇禎帝已乘舟由海道南下，太子也從間道得以逃出，南京的官員們信以為真，一個個喜形於色，奔走相告。[7]誰知第二天就傳來了朱由檢在三月十九日自盡於煤山的消息，這消息在四月十七日被從北京逃出來的原大學士魏炤乘證實。朝廷既已全部覆亡，作為留都的南京很自然地成了明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這裡當政和在籍的大臣如雷轟頂，頓時亂成一團。對於他們來說，當務之急是立君。由於崇禎帝的三個兒子都被大順軍俘獲，未能逃出北京，在沒有直系皇位繼承人的情況下，南京及其附近地方的大臣、勛貴、太監和擁兵自重的將帥就在擁立哪一位藩王的問題上展開了一場鉤心斗角的爭執。以血統親近而言，崇禎帝的祖父神宗朱翊鈞的子、孫還有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潤、桂王朱常瀛（瑞王朱常浩原封漢中，李自成軍入陝他逃至四川重慶，甲申六月被大西軍處死）；神宗兄弟的兒子則有潞王朱常淓。按照封建倫序觀念，自然應該首先考慮福王、桂王、惠王。而在福、桂、惠三王中朱由崧又處於優先地位，這是因為：第一，三親藩中福藩（老福王朱常洵）居長；第二，桂、惠二藩比崇禎帝高一輩，不如朱由崧援引「兄終弟及」（實際是弟終兄及）繼統更為適宜；第三，桂、惠二王在崇禎十六年（1643）張獻忠部進入湖南時逃往廣西，距南京較遠，福王卻近在淮安。福王朱由崧在倫序和地理上占了明顯的有利地位。在這裡，我們應當特別注意東林—復社中一些骨幹人士在繼統問題上所起的惡劣作用，他們的一些偏見深入人心，一直沿襲到現在。事實上，當時的有識之士都主張由福王朱由崧繼統，如淮撫路振飛「遺書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謂倫序當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8]。劉城《上閣部史公書》中說：「自都門失守，大行皇帝凶問頻傳，雖所傳不一，大略頗同，公率先諸臣奉迎福藩殿下，臨蒞南京，此中外臣民之願也。」下文說他見到的詔旨仍用監國名義，「未有御極之意」，他極力主張應該「早上尊號」，理由是「倫序應在福藩，大寶之御無可遲滯之端」[9]。給事中李清、章正宸，進士鄭元勛等人也持相同態度。李清記載：「北都變聞，在籍錢宗伯謙益有迎潞王議。揚州鄭進士元勛密語予：『予語裡人解少司馬學龍曰：福從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澤猶系人心，豈可舍孫立侄？況應立者不立，則誰不可立？萬一左良玉挾楚，鄭芝龍挾益，各挾天子以令諸侯，誰禁之者？且潞王既立，置福王於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動天下之兵也，不可。」接著又說章都諫正宸力主應「以福藩為國本」，「時草野聞立潞，皆不平；及（福）王監國，人心乃定」[10]。然而，江南士紳中的一部分東林黨人卻從狹隘私利出發，強烈反對由福藩繼統，原因是朱由崧的祖母是備受神宗寵愛的鄭貴妃，從萬曆到天啟朝廷上圍繞著儲君問題展開的「妖書」「梃擊」「移宮」等轟動一時的案件都同鄭貴妃有關，何況正是由於東林黨人的力爭，神宗和鄭貴妃希望立福王朱常洵（朱由崧的父親）為太子的圖謀才化為泡影。因此，他們擔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舊案，自己在政治上將會失勢。在籍禮部侍郎錢謙益當時被視為東林黨魁，他兩次從原籍常熟趕往南京，以「立賢」為名，到處遊說，提議迎立潞王朱常淓。支持錢謙益的有南京兵部侍郎呂大器、南京戶部尚書高弘圖、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廣等人。一度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首席大臣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是傾向於東林黨的人物，他內心裡對擁立福王有所顧忌，但又認為應該按倫序迎立神宗的子孫。

  

  各種南明史籍在迎立問題上記載非常混亂，原因是弘光既立，先前持異議者不免改口，局外人士又難免輕信風聞和自我揣測，弄出種種誤解。比較而言，最可靠的記載是直接參與其事的姜曰廣所著《過江七事》[11]。按姜氏記載，當時「江南北諸紳」（指錢謙益等熱衷於東林門戶之見的官紳）「群起擁潞王」。作為實權人物的史可法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他是東林黨人左光斗的得意門生，自然對擁戴福藩繼統心存疑慮，但又擔心舍親立疏將引起更大的政治風波。經過反覆考慮，他暗自決定前往浦口同鳳陽總督馬士英商量在桂王與福王之中選定一人。史、馬密商的結果是「以親以賢，惟桂乃可」[12]。至於惠王朱常潤不在議立之列是因為他迷信佛教，不懂世事。（朱常潤次年降清後給清廷的奏疏中說：「臣自髫年皈依釋教，性甘淡薄，只知焚祝，毫無外求。」[13]）第二天，史可法親自寫信給南京高級官員說明定策意見：「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遺議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則仿古兵馬元帥之制暫借統兵馬。」[14]南京的官紳對於這個折中方案比較滿意，由南京禮部準備乘輿法物前往廣西迎接桂王。就在這一關鍵時刻，馬士英由浦口回到鳳陽，突然得到報告守備鳳陽太監盧九德勾結總兵高傑、黃得功、劉良佐決定擁立福王朱由崧。這裡有幾點值得注意：一、盧九德在萬曆末年曾在宮中為老福王朱常洵服役，由他出面聯絡三鎮當出自朱由崧的幕後策劃。李清記載：「時王聞，懼不得立，書召南竄總兵高傑與黃得功、劉良佐協謀擁戴。劉澤清素狡，先附立潞議，至是以兵不敵，改計從傑等。」[15]二、高傑、黃得功、劉良佐的積極參與擁立顯然是為了攘取「定策之功」增強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三、史可法之所以要親赴浦口同馬士英會商，正是因為士英身為鳳陽總督，直接節制著高、黃、劉等總兵，藉以取得軍隊支持。不料變生意外，馬士英眼看手下大將全部自行投向福藩，如果再遵守同史可法達成的協議，自己只會被駕空、被淘汰，權力的欲望使他顧不上什麼信義，抓住時機向福王朱由崧表示效忠。史可法還蒙在鼓裡，繼續寫信給馬士英申說朱由崧「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16]馬士英既已改變初衷，參加擁立福王的行列，史可法的來信等於直接指斥行將即位的皇帝，把權力的劍柄交到了馬士英手裡。馬士英立即以鳳陽總督和三鎮名義正式致書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宣布擁立福王朱由崧。當南京各大臣被韓贊周邀請到家中傳閱馬士英的書信時，雖然不少人感到震驚，但是他們既無兵權，立桂、立潞的方案又已胎死腹中，失去了憑藉，只好違心地表示同意。擁立潞王朱常淓的主要策劃人物錢謙益的表現就頗為典型：「錢謙益侍郎觸暑步至膠東（指高弘圖）第中，汗渴，解衣，連沃豆湯（指解暑之綠豆湯）三四甌。問所立？膠東曰：『福藩。』色不懌，即告別。膠東留之曰：『天子毋容抗也。』錢悟，仍坐定，遽令仆市烏帽，謂：『我雖削籍，嘗經赦矣，候駕龍江關。』」[17]東林黨魁的態度如此，其他原先追隨擁潞的人也可想而知了。[18]山東總兵劉澤清一度支持東林骨幹擁立潞王，當他得知高傑、黃得功、劉良佐三鎮的動向後，自知兵力不敵，立即隨風轉舵加入了擁立福王的行列。四月末，福王繼統已成定局。

  由於擁立定策問題對弘光一朝政局的影響極大，有必要做一點分析。前面說過，當時江南東林黨人在朝、在野的勢力很大，他們中間的骨幹分子以「立賢」為名主張捨棄神宗嫡系子孫而擁立穆宗之孫潞王朱常淓，後來的事實證明朱常淓並不「賢」，他們的真正用意是排除福王以確保崇禎時期東林—復社黨人在政治上的操縱權，特別是如果潞王以較遠的宗支而被迎立，錢謙益等人有「定策」之功肯定可以飛黃騰達。一度處於權力中心的史可法優柔寡斷，設想出擁立桂王的折中方案，以為桂、福二藩都是神宗嫡支，以桂抗福可以滿足東林黨人反對立福藩的願望，又帶著這個方案親赴浦口同掌握實際兵權的鳳陽總督馬士英商量，自以為事出萬全。結果風雲突變，無論他主張擁立的是不是神宗嫡系，在朱由崧眼中他始終是反對自己黃袍加身的重要人物。就當時情況來說，帝位候選人桂、惠二親藩離南京較遠，福、潞二藩近在淮安，史可法既然主張按照倫序迎立，就應該當機立斷，把顛沛潦倒之中的福王朱由崧接來南京繼統。這樣，朱由崧必將對他刮目相看，馬士英和四鎮也沒有可乘之機。當初私下醞釀立君人選時，史可法曾經對姜曰廣說：「以齊桓之伯也，聽管仲則治，聽易牙、開方則亂。今吾輩之所立者，豈其不惟是聽，而又何患焉？」[19]這表明史可法知道落魄之中的福王只要爬上皇帝的寶座，享盡人間富貴就心滿意足，在這樣一個同「察察為明」的崇禎帝截然相反的庸主下，朝廷大政必然落在自己這幫「君子」手裡，事情可以辦得很順當。可是，史可法的這句話一傳出去，「擁潞者聞之大嘩。以詢諸紳，又頗於福推惡。可法於是引避不言矣」[20]。

  古語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史可法多少有點門戶之見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他的致命弱點是缺乏雄才大略，總想處處應付，八方妥帖，最後落得個事與願違。張怡有一段話說得很有意思：「弘光皇帝以播遷之餘，丁大亂之後，九廟之焰未息，萬姓之席未貼，雖臥薪枕鼓，不足示其殷憂；布衣帛冠，不足表其恭儉。而聖質等於肉糜，皇衷習於市肆，臥深宮而枕宦者，愛比頑童；開後庭以待麗華，惟湛旨酒。李煜、孟昶合為一人，歸命、東昏將與同傳矣。然而治亂不關其意，故上每任人而不疑；賢才各極其材，故下亦任事而不忌。向使李綱、寇準之流為之相，韓、岳、宗澤之儔為之將。將相同心，不憂中制，中外一德，可彌外憂，即發兵誅不道，遠遜蕭王（指東漢光武帝劉秀），豈敷天同左袒，至出趙構下哉！」[21]這話是頗有見地的。

  在隨機應變上，史可法顯然不是馬士英的對手。當史可法在南京被擁潞、擁嫡各派人士弄得左右為難時，特約馬士英會商於浦口，推心置腹地談了各方面的紛爭和自己的折中意見，馬士英認為這是自己參與定策的重要機會，正如他後來所說：「立桂，史意也。予曰：亦佳，但須速耳。」[22]他甚至在同史可法達成協議後曾經邀請南京各衙門官員赴浦口當面宣布這一決定，藉以顯示自己是參與定策迎立桂王的第二號人物。誰知南京六部等大臣認為鳳陽總督不過是地方高級官僚，無權召集朝廷大臣開會。自感掃興的馬士英回到鳳陽，得知太監盧九德同高傑、黃得功、劉良佐已決定擁立福王，開始是大吃一驚，然而他畢竟屢經宦海浮沉，老於世故，看準了朱由崧要當皇帝已難阻止，有將帥統兵為後盾，有太監在旁翊贊，不足之處正是缺少一員大臣。馬士英立即轉向，同高傑、黃得功、劉良佐、盧九德等人在鳳陽皇陵前立誓擁戴福王，成了定策第一文臣。為了取得在即將建立的南明朝廷首席大學士職位，他抓住史可法為擁立桂王而列舉福王七不可立的來信作為把柄，又針對南京等地東林黨人擁潞之聲甚囂塵上，帶領兵馬護送朱由崧直抵浦口，並且在立福已成定局的情況下發出表文聲稱：「聞南中有臣尚持異議，臣謹勒兵五萬，駐紮江干，以備非常，志危險也。」[23]這一著棋實在厲害，南京最高文臣史可法知道自己上了大當，攻擊福王的書信落在馬士英手裡，白紙黑字，有口難言，他除了滿腹悔恨地默默跟隨福王朱由崧由浦口乘船前往南京就任監國以外，別無其他選擇了。弘光一朝黨爭的激化、武將的跋扈，最後導致覆亡，關鍵都是從這裡蔓延開來的。李清寫道：「使諸臣果以序迎，則上何至書召四鎮，士英與傑又何得居功？非錢謙益、呂大器誤之而何？」[24]錢謙益、呂大器固然是擁立潞王的主謀人物，但是真正一度擁有決策大權的是史可法[25]，他在這樣的重大問題上態度游移，沒有斷然決定擁立福王，致使朱由崧求助於鎮將，從此大權旁落，應當負主要責任。[26]

  第二節　朱由崧的監國和稱帝

  四月二十九日，福王朱由崧在史可法陪同下，乘舟抵達南京城外燕子磯，南京官紳均往朝見。五月初一日，朱由崧登岸，先拜謁孝陵然後從朝陽門進城，駐於內守備府。談遷記載了他目睹朱由崧進入南京的情況：「初，遷聞王謁陵，出朝陽門外，萬眾伏候。見王乘輦，角巾半污舊，手搖白竹扇，有隴畝風。竊心幸之。不料淫佚敗度，為懷愍之續也。」[27]文武百官朝見後商議立福王為主究竟應當立即登極為帝還是暫用監國名義，這裡的區別是登極後就沒有改變的餘地，監國則尚有退步。有的大臣考慮到崇禎三子下落不明，而他們之中任何一人都是較各藩王更符合繼承帝位的人選，因此主張再等待一段時間。初三日，朱由崧在南京就任監國，用黃金鑄造監國寶，頒諭天下說：

  ……孤避亂江淮，驚聞凶訃，既痛社稷之墟，益激父母之仇。矢不俱生，志圖必報。然度德量力，徘徊未堪。乃茲臣庶，敬爾來迎，謂倡義不可無主，神器不可久虛，因序謬推，連章勸進，固辭未獲，勉循輿情，於崇禎十七年五月初三日暫受監國之號，朝見臣民於南都，孤夙夜競競，惟思迅掃妖氛，廓清大難。德涼任重，如墜谷淵，同仇是助，猶賴爾臣民。其與天下更始，可大赦天下。[28]

  就任監國之後，朱由崧依照廷臣會推，任命原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為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入閣辦事；馬士英加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銜，仍任鳳陽總督。不久又以原詹事府詹事姜曰廣為禮部左侍郎，與原禮部尚書王鐸，二人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以張慎言為吏部尚書，召劉宗周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其他衙門官員也先後做了安排。按照史可法、高弘圖、張慎言等人的意向是儘量讓「正人」占據要津，使朝廷建立之始有一番新氣象。開初在安排朝廷重臣上，他們得以如願以償。然而，這種局面很快就改變了。爭奪朝廷權力的較量先從首輔開始。按明代制度，南京兵部尚書位居留都百官之首，弘光朝廷初立，史可法就成為當然的首席大學士。在定策問題上史可法既被馬士英出賣，得不到朱由崧的信任，包括勛臣在內的一些小人立即隨風轉舵。姜曰廣記載，魏國公徐弘基等原先頂奉史可法不啻天人，「權寄稍移，下石隨起」，竟然倡言可法「勤王無功」「可殺」[29]。馬士英擁立福王本意就在攫取權力，他絕不會滿足於加幾個空銜而官居原職。於是，他先利用誠意幫劉孔昭爭入內閣，當遭到其他官員以「我朝從無勛臣入閣之例」為理由堅決反對時，劉孔昭立即回答說：「即我不可，馬瑤草（士英字）何不可？」朱由崧與馬士英早有默契，當即決定召士英入閣輔政。史可法明知自己指斥福王的把柄落在馬士英手裡，現在馬士英既以「定策」首功備受朱由崧青睞，被召入閣輔政，江北不能沒有重臣督師，因此，他「自請督師淮揚」。五月十二日朱由崧批准史可法出任督師[30]。

  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即位為皇帝，改明年為弘光元年。第二天，馬士英入閣主持政務兼任兵部尚書。史可法於十八日陛辭[31]。二十日渡江往淮陽督師[32]。儘管在整個弘光時期，史可法的加銜都略高於馬士英，但在朱由崧監國僅半個月之後即被排擠出外，足以說明他的失勢。黃宗羲有以下一段議論：「士英之所以挾可法，與可法之所以受挾於士英者，皆為定策之異議也。當是時，可法不妨明言：始之所以異議者，社稷為重、君為輕之義；委質已定，君臣分明，何嫌何疑而交構其間乎？城府洞開，小人亦失其所秘，奈何有諱言之心，授士英以引而不發之矢乎？」他接著寫道：「臣嘗與劉宗周言之，宗周以為然。語之可法，不能用也。」[33]這未免是書生之見。因為關鍵在於史可法在議迎立時列舉了福王「七不可」的理由，對朱由崧的人品做了全面的攻擊；弘光既立，作為人臣的史可法不可能無「諱言之心」，何況以「社稷為重」做解釋等於說朱由崧不適合肩任宗社之重擔。李清記馬士英曾密疏言：「上之得位，由臣及四鎮力，其餘諸臣皆意戴潞藩；今日彈臣去，明日且擁立潞藩矣。上信其言，為雨泣久之。以後一切朝事，俱委士英。」[34]史出馬入，在許多史籍中認為是弘光朝廷夭折的一個重大關鍵。誠然，史可法遠較馬士英清廉正直，但如果認為他留在朝廷秉政，就可以保障江左，進而恢復中原，那就未免對史可法的政治眼光和魄力估計太高了，也不了解南明醞釀立國之時史可法受東林黨骨幹分子的牽制業已鑄下大錯。他本人不可能得到新天子的信任還在其次，真正的關鍵在於按倫序應繼承帝位的朱由崧眼看將被東林諸公排斥，為了登上大寶不得不求助於武將，這樣才造成了本來無功可錄的武將一個個以定策元勛自居。馬士英的政治投機雖然保證了他個人地位的上升，但是導致弘光一朝武將跋扈局面的並不是他，而是史可法。一度掌握著擁立大權的史可法未能抓住這個稍縱即逝決定社稷安危大計的機會，定策之功落入軍閥之手，弘光既立，無論他在朝輔政，還是在外督師，都改變不了武將脅制朝廷、無意進取的局面。史可法自食苦果，被迫讓出首輔之位過江督師，只是證明他決策錯誤，事機已失，無可挽回。一批傾向東林黨的士大夫大喊大嚷「秦檜在內，李綱在外」，國將不國，其實為時已晚。後來的史學家沒有弄清事情的因果關係，重複舊說，無助於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在歷史上，當權人物可以犯這樣、那樣的錯誤，但在關鍵時刻的關鍵問題上一步錯則步步錯，史可法的悲劇正是從這裡展開，弘光一朝的毫無作為以至於土崩瓦解主要原因也在這裡。有關南明的大量史籍眾說紛紜，大抵都沒有說到點子上，本書特三致意焉。

  第三節　四鎮的形成和跋扈自雄

  任何一個國家政權要想有所作為，必須首先保持內部穩定。內部穩定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朝廷威望和文武官員的齊心合力。縱觀明代史事，文臣、武將勢力雖有消長，朝廷的威信卻是至高無上的。大致來說，明初重武輕文，公侯多為開國、靖難元勛。然而，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都是雄才大略的御將之材，勛臣地位雖高，仍不足以對朝廷構成威脅。明中期以後，承平既久，重文輕武之風積重難返，即以用兵而言，出任統帥者均為文臣，直至崇禎年間沿襲未改，武將擁兵自重雖已顯露端倪，但迄於明朝北廷覆亡，除了崇禎帝有意包庇的左良玉以外，將領們還不敢違抗朝廷的調遣和朝廷所派重臣的節制，更談不上操縱朝廷軍國重務了。南明幾個朝廷最大的特點和致命的弱點正在於依附武將。武將既視皇帝為傀儡，朝廷徒擁虛名，文武交訌，將領紛爭，內耗既烈，無暇他顧，根本談不上恢復進取。南明之不振種因於此，這種局面的始作俑者正是史可法。

  史可法在定策問題上猶豫不決，導致朱由崧乞援於武將。弘光既立，高傑、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以敗軍之將坐收「定策」之功，軍閥操縱朝廷的局面業已形成。史可法自知鑄下大錯，還想竭力挽回。五月初八日他呈上「敬陳第一緊急樞務事」的啟本中說：

  從來守江南者，必於江北。即六朝之弱，猶爭雄於徐、泗、潁、壽之間，其不宜畫江而守明矣。但此時賊鋒正銳，我兵氣靡，備分則力單，顧遠則遺近，不得不擇可守之地，立定根基，然後鼓銳而前，再圖進取。臣以為當酌地利，急設四藩。四藩者：其一淮、徐；其一揚、滁；其一鳳、泗；其一廬、六。以淮、揚、泗、廬自守，而以徐、滁、鳳、六為進取之基。凡各屬之兵馬錢糧，皆聽其自行征取。如恢一城、奪一邑，即屬其分界之內。……而四藩即用靖南伯黃得功、總鎮高傑、劉澤清、劉良佐，優以禮數，為我藩屏，聽督臣（指馬士英）察酌，應駐地方，相機固守。江北之兵聲既振，則江南之人情自安。黃得功已封伯，似應進侯；傑、澤清、良佐似應封伯。左良玉恢復楚疆，應照黃得功進侯。馬士英合諸鎮之功，爵賞似難異同。盧九德事同一體，聽司禮監察敘。[35]

  姜曰廣記：「弘光御極，群臣上言：『皇上龍飛應運，實惟總兵官，至高傑、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早決大計，擁立聖躬，功在社稷，宜錫五等爵，剖符延世。』詔曰：『可。』」[36]這說明史可法、姜曰廣等人急於彌補自己在擁立問題上的失誤，儘量籠絡四鎮換取朱由崧和支持他上台的人的好感，實際上是步馬士英的後塵。然而，馬士英已占先者，五月初九日到達南京。次日，朱由崧召見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馬士英四人，讓他們迅速議定用人、守江、設兵、理餉的事宜。十一日，史可法再次上啟本除了重申設立四鎮外還談到了督師問題，他說：「有四鎮，不可無督師，應駐揚州，適中調遣。」[37]弘光朝廷決定封高傑為興平伯，鎮守徐州、泗州地區；劉良佐封廣昌伯，鎮守鳳陽、壽州地區；劉澤清封東平伯，鎮守淮安、揚州地區；靖南伯黃得功加封侯爵，鎮守滁州、和州一帶。[38]史可法提出的四鎮駐地和所謂進取之基都在南直隸境內，督師駐地更近在江北咫尺之地揚州。當時的一些人士都看出了史可法的毫無遠圖，意在保住江南。李清在採錄了這兩篇啟本後感慨地寫道：「然於青、兗、開、汝（指山東、河南一帶），似置之不講矣。」[39]張岱說：「以史閣部之設四鎮，不設於山東、河南，乃設於南畿數百里之內，此則閣部之第一失著。」[40]曾任商丘知縣的梁以樟上書史可法說：「守江非策也。公今以河南、山東為江南屏蔽，仿唐、宋節度、招討使之制，於山東設一大藩，經理全省，以圖北直；於河南設一大藩，經理全省，以固山、陝，擇大臣才兼文武者任之，厚集兵餉，假以便宜。於濟寧、歸德設行在，以備巡幸，示天下不忘中原，如此克服可期。若棄二省而守江北，則形勢已屈，即欲偏安，不可得矣！又四鎮咸跋扈，宜使分不宜使合，務別其忠順強梗之情以懋勸之，而閣部大樹兵以自強，乃可制也。」「可法心然其言，然卒不能用。」[41]

  從表面看，這些議論都很正確。但考察一下當時的各種因素，史可法有不得已的苦衷。甲申五、六月間，南方諸臣只知道大順軍已占領整個黃河流域，前鋒直逼淮上，高傑、劉澤清率部南逃，在這種形勢下史可法為防止大順軍飲馬長江，做出守淮、守江的部署有其特定的背景。六月中旬以後，大順軍兵敗西撤，畿南、山東、河南等地官紳反叛大順政權，陷於一片混亂當中。就弘光朝廷而言，趁清軍尚未南下之時，出軍北上，會合這些地方的官紳武裝，擴大自己的管轄區，自然不失為一著高棋。史可法未必看不到這一點。問題是，高傑、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已因「定策」有功，備受弘光帝和馬士英的寵信，志驕氣盈，一心追求的是在江北爭奪繁華之地，既可過太平日子，又可就近要挾朝廷。史可法出任督師時已是「失勢憫墨」之人，他根本指揮不了「四鎮」，只好奔走調停於四鎮之間，如奉驕子，一籌莫展。

  下面對四鎮的來歷做一簡單介紹。

  黃得功，字虎山，開原衛人[42]，出身行伍。崇禎年間長期在南直隸的江北地區、河南一帶同張獻忠、革左五營等部義軍作戰，升至廬州總兵。明亡前夕隨馬士英平定河南永城叛將劉超，論功封為靖南伯。

  劉良佐，字明輔，北直隸人，因常騎一匹雜色馬，人稱花馬劉。崇禎年間統兵在宿松、廬州、六安一帶同義軍作戰，升任總兵官。北都覆亡時他帶的軍隊駐在河南正陽地區，甲申四月應鳳陽總督馬士英邀請率部進入南直隸，「沿途淫劫，臨淮民聞其將至，嚴兵固守。良佐怒，攻之，不下」[43]。馬士英讓他移駐壽縣一帶。關於劉良佐有一點需要特別注意，他的弟弟劉良臣早在1631年（明崇禎四年）大凌河之役時任游擊，就已隨總兵祖大壽投降清廷。[44]後來清軍南下時，他不戰而降當與此有關。

  高傑，字英吾，陝西米脂人，原為李自成部將，綽號翻山鷂，投降明政府後多次參加對農民軍的追剿，升任總兵。甲申初大順軍渡河東征，明朝武將大批歸附，高傑因為同李自成有宿怨，不敢投降，率部由陝西經山西、河南懷慶一直逃到山東。高部進入山東時，見地方百姓對明朝廷已失去信心，盼望大順軍早日到來。為了順利通過各州縣並取得糧餉，高部將領竟然冒充為大順軍。康熙年間金鄉知縣沈淵記載了當地的一件掌故：「猶憶聞之老者，謂當崇禎甲申三月（當為二月，見注）有號翻天鷂子者，高傑麾下將也。挾逃兵數千人假名『闖王安民』，兵薄金鄉城。方是時，寇賊充斥，金鄉官民守城，城門晝夜閉，而見賊言如此，喜其安民，方謀牛酒迎勞，且遙問安民何如？賊且作宣詔狀，有『禁擄、禁殺，敢違者斬無赦』諸語，彼軍士則狂走如騖，洶洶不可遏，守者方疑之。」[45]高傑在奪路狂奔之際，派使者到壽州同鳳陽總督馬士英聯繫。士英得知他部下有兵三萬、馬騾九千，立即回信讓高傑部屯駐徐州，聽從自己節制。[46]高傑赴壽州謁見馬士英後回鎮徐州，不久就憑藉太監盧九德的穿針引線，成了「定策」元勛。

  劉澤清，字鶴洲，山東曹縣人，出身行伍，崇禎末年升至山東總兵。大順軍迫近北京時，崇禎帝命他率部火速入衛京師，他謊稱墜馬受傷，拒不奉詔。不久大順軍進入山東，他帶領主力向南逃至淮安。在南京諸臣商議立君的問題上，他起初迎合東林黨人錢謙益、呂大器等主張擁立潞王朱常淓，後來得知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和馬士英已經決策擁立福王朱由崧，他自知兵力不敵，立即搖身一變，加入了擁福的行列。[47]四鎮中高傑、黃得功兵力較強。高傑、劉澤清是望風而逃的敗將，本應受到朝廷的懲罰；黃得功、劉良佐在甲申年間也無「功」可錄，只是由於他們以兵力做後盾使朱由崧得以如願以償登上皇帝的寶座，都成了定策功臣。五月十七日，黃得功進封為靖南侯、高傑為興平伯、劉澤清為東平伯、劉良佐為廣昌伯；世守武昌的左良玉雖然沒有參加定策，但他兵多將廣，也進封為寧南侯。四鎮的形成本不是因為為明室收復「失地」中做出過什麼貢獻，而是因為在策立上對朱由崧個人有功。就弘光、馬士英而言，需要憑藉他們的兵力懾服江南士紳；四鎮也自恃有功，「天子乃我輩所立」，從此驕悍跋扈，一味麇集於南直隸江北地區爭奪「善地」以自肥，進而挾制朝廷。

  關於四鎮封爵的問題，種根於迎立新君上的分歧。具體情節各書記載不完全相同。應延吉記甲申十一月史可法對他說：「天下事已不可為。先帝變日，予待罪南樞，分固應死，轉念天下國家之重，庶幾主器得人，希紹一成一旅之烈，不意決裂至此！揆厥所由，職由四鎮尾大不掉。為今之計，惟斬四臣頭懸之國門，以為任事不忠之戒，或其有濟。昔之建議而封四鎮者，高弘圖也；從中主張贊成其事者，姜曰廣、馬士英也；依違其間，無所救正者，余也。」[48]黃宗羲的說法是：「馬士英既借四鎮以迎立，四鎮遂為士英所結。史可法亦恐四鎮之不悅己也，急封爵以慰之。君子知其無能為矣。」[49]姜曰廣記：「先是，封事起倉卒，諸將條上事宜，上許焉。一切誅戮、署置、鹽課、商稅以及正供之賦，俱得便宜從事，儼然藩鎮矣。」姜曰廣和北大司寇（刑部尚書）解學龍等上言若不改變，「深釀地方憂」。馬士英回答道：「史送之，令吾奪之，不能！」[50]弘光帝即位不久，江西總督袁繼咸朝見時面奏：「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伯，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伯，則跋扈者愈多。」朱由崧表面上贊成袁繼鹹的意見，嘆氣說：「事已成，奈何？」[51]實際上正如六月二十日國子監典籍李模疏中所言：「今日擁立之事，皇上不以得位為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為名？甚至定策之名加之鎮將。鎮將事先帝，未聞效桑榆之收；事皇上，未聞彰汗馬之績。案其實亦在戴罪之科。予之定策，其何敢安？」[52]這話說到了問題的實質。南明的幾個朝廷都是由武將擁立和操縱，但從來駕馭不了武將。武將既不以是否為國出力受賞罰，而是靠挾制朝廷加官晉爵，一旦形勢不利，倒戈相向，保全富貴，自在意料當中。總而言之，南明立國之初，底子就沒有打好，作為關鍵人物的史可法沒有斷然決策迎立福王朱由崧，利用皇權穩住大局，收拾殘疆，是重大的失策；朱由崧眼看有當不上皇帝的危險，急忙派人召鎮將擁立，授以「定策」之名。從此太阿倒持，軍人專政，國已不國。軍閥之間又矛盾重重，勇於私鬥，怯於公戰；文臣或依附某一軍閥為靠山，或束手無策，放言高論者有之，引避遠遁者有之，坐看江河日下，國土淪喪。南明之未能比擬於東晉、南宋，其源全出於此。後來在贛州殉難的隆武朝大學士楊廷麟曾賦詩寄慨雲「帝京何日復，請將近承恩」，「王室猶多難，書生且論功」[53]，對弘光至隆武朝事做了簡要的概括。

  四鎮既以定策功封爵，「人人有門生天子心」，桀驁不馴。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在講話時常引用「聖旨」，高傑大不以為然，當面頂撞道：「旨、旨，何旨也！爾曾見皇極殿中有人走馬耶！」黃得功有一次跪著聽使者宣讀詔書，覺得不合自己的意思，不待讀完就爬起來，「攘袂掀案，大詈曰：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詔也！」[54]在極其重視君臣之分的中國封建社會裡，這種場面是很罕見的。他們對廷臣有所不滿時，就上疏雲「乞付軍前正法」。劉澤清在陛見弘光帝時大言無忌地說：「祖宗天下，為白面書生壞盡，此曹宜束之高閣。俟臣殺賊後，取而拂拭用之，以聽其受享可也！今請罷制科勿設便。」[55]史可法在軍中寫信給大學士高弘圖，「盛言『鎮鋒惡，盍謹避之！』」[56]四鎮的氣焰如此囂張，皇帝和廷臣也無可奈何，馬士英雖然投機附和鎮將得以位居首輔，但他同樣受制於四鎮和左良玉，毫無作為。[57]

  四鎮的駐地為：黃得功駐真州（今江蘇省儀征市）、劉良佐駐壽州、劉澤清駐淮安，高傑原受命安頓家口於揚州城外然後統兵北征。可是，高傑貪圖揚州富庶，要求將家口安置於城內。揚州的百姓見高傑部下士卒在附近村莊到處搶掠焚殺，「煙火蔽日」「殭屍遍野」，紛紛罷市登陴，不讓高軍入城。高傑惱羞成怒，於六月初七日下令攻城。揚州進士鄭元勛從中調停，同高傑面議只讓官兵家眷安置城內，不在城內駐軍。不料揚州百姓群情激憤，當場擊殺鄭元勛。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親自來到揚州城外的高傑軍營里，婉轉勸說，一味姑息牽就，「閣部之行也，以川兵三百自隨，傑疑之，可法即分與二百人，然傑疑如故。……傑防可法甚嚴，一切出入文移必呈傑始達可法。……可法留傑營月余，不得要領」[58]。經過反覆磋商，最後決定把揚州附近的瓜洲作為高軍安頓之地。

  江北四鎮是這樣跋扈自雄，世鎮武昌的寧南侯左良玉在崇禎年間就已尾大不掉，自行其是。弘光監國和即位的詔書頒到武昌，他一度拒絕開讀，在湖廣巡撫何騰蛟、部下監紀副總兵盧鼎等人的勸說下，才勉強開讀成禮。南明其他將領如鄭芝龍、方國安等人見大將如此，也各自盤算自身利益，不以國事為念。

  第四節　弘光朝廷內部黨爭的激化

  明後期的黨爭是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激化的表現，它貫串於萬曆以後整個的生活中，一直延續到南明。崇禎在位的十七年間黨爭基本上限於在朝、在野的官紳當中；弘光以後軍閥勢力介入，朝中文臣往往以武將為靠山，使黨爭變得更加複雜尖銳。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黨爭是導致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南明第一個朝廷——南京政權從醞釀建立開始，就發生立福、立潞的爭議，所謂「立賢」「立親」不過是表面文章，實質上是不同利益集團為爭奪新政權壟斷地位的一場爭鬥。弘光即位的時候，全國已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清朝、大順以至張獻忠的大西政權都面臨一個爭取人才為己所用的問題，弘光政權也不例外。在爭取人才方面，史可法是比較清醒的，當五月初起草監國詔書時，原稿起用廢臣一款內有「除封疆（指任職期間所管地方失守）、逆案、計典、贓私不准起用」一語，他認為「國事之敗壞非常，人才之匯征宜廣，未可仍執往時之例」，把這句話刪去。一兩天後正式發布時，連史可法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仍照原本發出。[59]後來史可法上言又引馬士英奏曰：「監國詔書，據閣臣史可法疏謂，逆案等事俱抹去，而呂大器添入之。是以戎臣而增減詔書也。」[60]總之，集中於南京附近江浙人文薈萃之地的一批官僚（他們大多是東林—復社人士）有一個如意盤算，一方面趁北都陷沒，朝臣除極少數「死節」以外幾乎都投降了大順政權成為「從賊偽官」；一方面又以不准起用「逆案」等舊例為理由阻擋另一批在野官紳入仕，這樣可以為自己控制從中央到地方的全部要津鋪平道路。由於歷史的原因，他們擔心福王朱由崧即位可能掀翻逆案，使自己在政治上失勢。朱由崧不得不憑藉四鎮武將的支持登上帝位，由此形成武將無功封爵、跋扈自雄的局面。四鎮的遙控朝政，使東林—復社黨人壟斷朝政的圖謀遭到重大挫折，這本來是他們自己種下的苦果。然而，一貫以清流自命的東林—復社骨幹從來不肯承認自己私心自用，而是集中火力攻擊投機取巧的馬士英和他援引的阮大鋮，似乎事情全壞在馬阮亂政，掀翻逆案，正人君子聯袂而去，眾小人翩翩入朝，終於導致南京弘光政權的覆亡。這種觀點由黃宗羲創立的浙東史派發揚光大，流傳三百多年，至今尚未廓清。

  弘光初立的時候，大臣多是東林—復社人士心目中的正人君子。這種局面沒有維持多久，姜曰廣、高弘圖、張慎言、劉宗周等人相繼被排擠出朝。然而，這並不是掀翻逆案的結果，直到弘光朝廷覆亡，列名魏忠賢逆案中的人物極少起用。何況，弘光朝廷面對的是大順和清方，起用不起用逆案官紳無關大局。清兵進入北京後留用大批降闖官員、禮聘逆案首魁馮銓，是其成功之策，而不是失敗之著。弘光朝廷內部矛盾醞釀和激化始終是圍繞「定策」問題展開的。就東林—復社骨幹人士而言，本意是從幫派利益出發反對迎立福王，福王既立，「天位已定」，東林—復社骨幹人士希望破產。四鎮和及時轉舵的馬士英以定策之功自詡，揚揚得意。東林—復社人士妒意倍增，他們不敢把矛頭指向「當今皇帝」，只好把馬士英作為攻擊的靶子。

  馬士英固然不是救時之相，但把他打入另冊，列入《明史》奸臣傳是毫無道理的。至於把他同阮大鋮掛在一起稱之為「閹禍」更是無中生有。馬士英熱衷於權勢，這在明末官場上是一種極為普遍的現象。在政治態度上，他原來傾向於東林—復社，陳子龍自撰年譜云：「貴陽（指馬士英），先君同籍也，遇予亦厚。其人儻盪不羈，久歷封疆。於門戶之學，非素所深研也。」[61]杜登春《社事始末》說：「南中建國，貴陽馬士英為婁東（指復社首領張溥）好友，一時擁戴竊柄，甚引重東林，起用錢（謙益）、徐（汧）、陳（子龍）、夏（允彝）諸君子。……復社中失節者（指在北京投降大順政權）貴陽陽加嘆恨，陰為矜憐，悉欲置末減。及福藩恣用私人，搜羅璫孽，而阮大鋮輩盡起而謀國是，外則附貴陽以招權納賄，內則實為璫人翻局之計。」[62]東林—復社人士抨擊馬士英最激烈的是他起用阮大鋮。由於阮大鋮名列崇禎初魏忠賢逆案，於是把掀翻逆案作為馬士英的一條主要罪狀，全線出擊。然而，這條罪名能否成立很值得研究。

  第一，阮大鋮為人小有才，本非志節之士，這是一回事；他的列名魏忠賢逆案是否恰當又是一回事。歸莊寫道：「懷寧阮大鋮，初本清流（東林）……阮在垣中（六科給事中）資既深，僉都御史左浮邱（光斗）其同鄉也，因欲其掌科，而高邑冢宰、無錫都憲疑其人，以為不可；嘉善魏廓園（大中）初還朝，即轉吏科都給事中。阮謂資應屬己，而魏奪之，遂激而入邪人之黨。……激成阮入彼黨，未始非失計。蓋阮實有可用之才，惜諸君子無使貪使詐之作用也。」[63]當魏忠賢聲勢煊赫之時，阮大鋮並沒有明顯的劣跡，在朝時間也極短。他之所以列入「欽定逆案」原因是崇禎帝繼位，魏忠賢剛剛垮台，朝廷上兩派勢力的爭鬥尚未明朗化，阮大鋮急於入朝做官，草擬了兩份內容不同的奏疏，一是專攻魏黨，一是所謂「合併共算」，也就是既攻魏黨又攻東林。他派人把疏稿送往北京請友人楊維垣相機行事。不料，楊維垣取己所需，把後一疏封進。這件兩面開弓的奏疏通過邸報流傳後，東林人士為之大嘩。阮大鋮因此以「陰行贊導」的罪名列入逆案第三等，永不敘用。平心而論，東林—復社人士門戶之見極深，他們把阮大鋮打成逆案很難自圓其說，比如說他謁見魏忠賢后隨即行賄給魏的門子贖出名刺，就是莫須有的罪狀；說他在魏忠賢得勢之時即辭職還家是早已看出魏忠賢必定垮台，更站不住腳。阮大鋮在魏忠賢垮台之後還看不清政局的走向，怎麼能說他在天啟年間就預知朱由校會短命、崇禎帝將即位？總之，「陰行贊導」的罪名難以成立。阮大鋮觸霉頭是在崇禎初出於投機得罪了東林黨人。王思任說他「時命偶謬，丁遇人疴，觸忌招愆，渭涇倒置，遂放意歸田，白眼寄傲，只於桃花扇影之下，顧曲辯撾」[64]。阮大鋮政治上失意，借寓南京編演新戲，交結朋友，聲歌自娛，這在當時的留都也是極平常的事。不料，顧杲、吳應箕、陳貞慧這批公子哥兒看得老大不順眼，心想秦淮歌伎、鶯歌燕舞乃我輩專利，阮鬍子來湊什麼熱鬧。崇禎十一年（1638）八月，他們寫了一篇《留都防亂公揭》廣泛徵集簽名，對阮大鋮鳴鼓而攻之，文中充滿了危言聳聽的不實之詞。阮大鋮掛名「欽定逆案」，有口難辯，一敗塗地；陳貞慧等人自以為痛打落水狗，功德無量。

  崇禎十四年（1641），東林—復社人士以不光彩的手段，重賄司禮監太監，使周延儒再次出任首輔。阮大鋮為了東山再起，一面參與拼湊賄金，一面向「東林諸君子」苦苦哀求：「所不改心以相事者，有如茲水。」一些東林人士表示諒解，又遭到周鑣等人的堅決反對。周延儒既然得到阮大鋮的資助，又礙於東林骨幹的要挾，採取折中辦法，接受阮大鋮的推薦，起用其同年好友、革職遣戍的原宣府巡撫馬士英為鳳陽總督。馬士英自然對阮大鋮有懷恩必報之念。他出任弘光朝廷首席大學士以後，就以定策和邊才為名竭力推薦阮大鋮，上疏說：「臣至浦口，與諸臣面商定策。大鋮從山中致書於臣及操臣劉孔昭，戒以力掃邪謀，堅持倫序。臣甚韙之。但本官天啟年間曾任吏科都，同官魏大中爭缺，本官雖近讓，與當時諸臣嫌隙遂開，因牽入魏忠賢逆案。其實本官既未建祠，未稱功誦德，徑坐以陰行贊導。夫謂之贊導，已無實跡，且曰陰行，寧有確據？故臣謂其才可用，罪可宥也。」馬士英的上疏立即遭到東林—復社人士的強烈反對。他不顧其他閣臣異議，親自票擬，六月間取得弘光帝同意：「召逆案為民阮大鋮冠帶來京陛見。」[65]阮大鋮出仕已成定局；八月，弘光帝又依從安遠侯柳祚昌的提議，不經朝臣會議，直接任命阮大鋮為兵部添設右侍郎。[66]

  第二，馬士英建議起用阮大鋮原意只是報知遇之恩，並沒有掀翻「逆案」的意思，比起史可法開「逆案」之禁要保守得多。這點從他在奏疏中為阮大鋮開脫「陰行贊導」的逆跡可以得到證明。陳子龍記載他曾勸告馬士英不要「犯天下之怒」起用逆案人物阮大鋮，馬士英回答說：「逆案本不可翻也，止以懷寧一人才，不可廢耳。」[67]馬士英本是傾向東林的人物，他沒有很深的門戶之見，爬上首席大學士之後，頗想聯絡各方面人士，特別是東林—復社的頭面人物，造成眾望所歸、和衷共濟的局面。阮大鋮被廢置多年，不甘寂寞，安排適當官職，任才器使，對弘光政權並不會造成多少損害。相形之下，東林骨幹的迂腐褊狹令人驚異。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出仕以來從來沒有什麼實際業績，而是以講學結社，放言高論，犯顏敢諫，「直聲名震天下」，然後就自封為治世之良臣，似乎只要他們在位，即可立見太平。實際上根本不是這麼回事。甲申夏初，明朝南方官紳處於國難當頭之時，東林—復社的主要人物關心的焦點不是如何共赴國難，而是在殘存的半壁江山內爭奪最高統治權力。排除福王繼統的陰謀破產後，他們又出於防微杜漸的考慮唯恐阮大鋮被起用導致整個「逆案」掀翻。於是，抓住馬士英推薦阮大鋮一事大鬧朝堂。名望甚高的劉宗周九月初三日上疏說：「大鋮進退，關江左興衰。」[68]人們議論明末以來的黨爭時，往往受東林骨幹人士的影響，偏頗特甚。黃宗羲起的作用最為惡劣。他因為反清義士夏允彝的遺著《倖存錄》持論比較公允，竟然大動肝火，專門寫了一篇《汰存錄》痛加駁斥，指責夏允彝「是非倒置」，所著《倖存錄》是「不倖存錄」。黃宗羲的基本論點只是一句話，東林人士是「君子」，與東林異調者為「小人」。夏允彝書中說：「東林之持論高，而於籌邊制寇，卒無實著。」黃宗羲真不愧是劉宗周的弟子，反駁道：「夫籌邊制寇之實著，在親君子遠小人而已。」這無異是說，東林—復社人士孜孜以求的正是一派掌權，達不到目的就破口大罵。被東林—復社人士奉為圭臬的劉宗周就是抱著這種態度行事的，他的兒子劉汋記載：「有朝紳為馬士英解於先生曰：樞輔甚嚮慕先生；先生不吝一見，無有不歸命者。所貴大君子以其能化小人為君子，今日國事為重，不宜拒絕太深。先生不答。後士英所親再四言之，先生亦不答。」[69]

  李清等人記載：「馬輔士英初亦有意為君子，實廷臣激之走險。當其出劉入阮時，賦詩曰：『蘇蕙才名千古絕，陽台歌舞世無多。若使同房不相妒，也應快殺竇連波。』蓋以若蘭喻劉、陽台喻阮也。」[70]可見，馬士英並沒有排擠東林—復社人士的意思。直到弘光元年二月，誠意伯劉孔昭上言：「璫案昭雪，專為陰行贊導原無實跡者言之耳，若獻媚有據，豈應翻案？」弘光朝廷接受了這一意見，下令「逆案無得濫雪」[71]。這又說明，整個弘光在位時期，並沒有「掀翻逆案」。東林—復社人士的記載中常見一種說法：馬士英、阮大鋮針鋒相對地提出：「彼攻逆案，吾作順案相對耳。」實際上大量材料證明，朝野人士中對在北京投降大順政權的官員大加撻伐和主持分等定案的主要是以氣節自命的東林—復社人士。馬士英曾經上疏要求懲辦從「賊」諸臣，其中一段云：「更有大逆之尤如庶吉士周鍾勸進未已，上書於賊，勸其早定江南。昨日病中，東鎮劉澤清來見，誦其勸進表一聯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臣聞之不勝發指。其伯父周應秋、周維持皆為魏忠賢走狗，本犯復為闖賊之臣，梟狡萃於一門，宜加赤族。而其胞兄周銓，尚廁衣冠之列；其親堂弟周鑣，儼然寅清之署，均當從坐，以清逆黨。」[72]這份奏疏斥責周應秋等「為魏忠賢走狗」，顯然沒有掀翻逆案的意思。弘光一朝誅殺「從賊偽官」僅光時亨、周鍾、武愫三人，周鑣的被牽連勒令自殺，另有原因，這裡不再細說。

  總之，把弘光一朝的黨爭說成是馬、阮閹黨同東林—復社「正人君子」的較量並不正確。核心問題始終是圍繞著「定策」而展開的。李清記載了八月間在弘光帝面前的一場爭論：「時閣臣士英與曰廣同詆上前，曰廣曰：皇上以親以序合立，何功？士英厲聲曰：臣無功，以爾輩欲立疏藩，絕意奉迎，故成臣功耳。」[73]阮大鋮的起用雖出於馬士英的推薦，但他的受到重用，由削職為民被任為兵部侍郎、兵部尚書巡視江防，原因是他力主擁立福王，從而得到朱由崧的信任。弘光即位之後，原先主張立潞王朱常淓或持保留態度的大臣內心明白自己已經失勢，朝廷大權實際上落入了「定策」武臣和迎合四鎮的馬士英等人手中，而這種局面又是他們一手造成的。他們像啞子吃黃連一樣有苦難言，一部分人借攻阮大鋮、攻四鎮，想穩定自己的地位，結果敗下陣來，自行引退，如兵部侍郎呂大器，大學士高弘圖、姜曰廣，吏部尚書張慎言；另一部分人則委曲求全，如史可法被迫交出首席大學士的職務，「自請督師」。弘光元年（1645）三月史可法在一篇奏疏中痛切陳詞：「臣草疏甫畢，哀痛不勝，溯流窮源，因致追恨諸臣誤國之事非一，而門戶二字實為禍首。從門戶生畛域，從畛域生恩怨，從恩怨生攻擊。所以《春秋》之始，首嚴朋黨之誅。而門戶之名，竟結燕都之局！」[74]可見，他也意識到自己深受「門戶」牽制之害。另一位東林鉅子錢謙益的表現更具特色。他在南京立國前竭力鼓吹立潞；馬士英、阮大鋮得勢後，又搖身一變，為馬、阮唱讚歌。在奏疏中說：「臣觀三十年來，文臣出鎮，克奏膚功者，孫承宗後馬士英一人耳。」又說：「先帝欽定逆案，一時握筆之臣，未免輕重有心，故出故入。……逆案之故入者，阮大鋮當周宗建攻逆閹時實贊其議，安有引人攻閹而身反贊導者？」[75]由於他轉變得快，由禮部侍郎升任尚書。

  弘光立國僅僅一年時間，大臣聯袂而去，給人們一種印象似乎是馬、阮奸臣當道，驅逐群賢。實際上是因為參與定策者多為大臣，在定策中持異議者自必不安其位。另一個原因是那些致仕回家的大臣並沒有料到清兵南下，弘光政權迅速瓦解，他們原以為可以雍容有度地在家鄉或借寓之地（如張慎言）過鄉紳日子，等待朝廷局面改觀時東山再起。自然，他們又一次失算了。事實證明，弘光一朝的大臣當中沒有一個安邦定國之材。

  朝廷大臣矛盾激化，曠日持久的唇槍舌劍，置國事於不顧。一些有識之士也感到國難當頭，應當捐棄門戶之見。七月，戶科給事中熊汝霖上言：「臣觀目前大勢，無論恢復未能，即偏安尚未穩。孜孜討究，止應有兵餉戰守四字，今改為異同恩怨四字。」[76]「徐諭德汧里居，感憤時事，貽同事書曰：今日賢邪之辨，不可不明，而異同之見，不可不化。以君民為心，則和一之至，不必合黨同群，而自無不同。以職掌為務，則猷念各分，不必破黨渙群，而自無不異。用人者執此為衡，其忠君愛民，精白乃心者為君子，否則小人；修職就業，竭節在公者為君子，否則小人。」[77]可是，弘光政權一直是在大臣和軍閥的鉤心斗角中苟且偷安，在內訌中粉墨登場，在內訌中分崩離析。

  第五節　清廷接管畿南、山東等地和山東百姓的抗清鬥爭

  1644年五月，大順軍西撤以後，山東、河北等地的大順地方政權被明朝官紳顛覆；清軍占領了北京附近地區，由於強制推行剃頭等政策，京師附近的居民惶懼不寧，許多地方揭竿而起反對清朝的統治。三河、昌平、良鄉、宛平、大興、霸州、東安、武清、漷縣、天津等地「盜賊」「千百成群」[78]，以至「輦轂近地，幾同化外」[79]，連京師所用的西山煤炭也因為道路阻隔無法運入城內。京師內外百姓流言四起，盛傳清軍將有屠民之舉。[80]多爾袞等清廷統治者一再闢謠，安定民心，同時派兵遣將進行掃蕩，「輦轂之下，盜賊竊發，及至捕獲，少長盡置於法」，連「老稚不能彎弓操刃者」也濫加屠戮。[81]在這種情況下，清廷需要一段穩定自己在京畿地區的統治和養兵蓄銳的時間。何況大順軍尚扼守山西，清廷有所顧忌，不敢輕易以主力南下。因此，畿南、山東和豫東地區在兩三個月里處於近似權力真空的局面。

  面對各地風起雲湧的反清運動，清朝委派的官員束手無策，七月間巡撫方大猷在啟本中說：「今則無百姓、無官、無兵，而總因無餉。雖奉令旨准免三分之一，部臣王鰲永復推廣德意請免新、練二餉。臣又除去荒地，止就成熟者姑征一分。然究竟民無以應也。久已拋棄農業，漸有從賊巢中觀望來歸，而一旦聞有開徵之示，掉臂而返，有以相率從賊為得計者。此開徵兩字求之一百四州縣中不過十數處耳。」[99]方大猷的啟本說明了山東百姓留戀大順政權的免徵賦稅，才以永昌年號為旗幟奮起抗清，這和當地明朝官紳的動向正好相反。它還清楚地反映了清廷雖然在名義上接管了山東，統治力量卻非常單薄。

  這年九月二十九日發生了青州之變。事情的經過是，原屬大順政權的一支軍隊同主力失去了聯絡，在旗鼓趙應元[100]和投降了大順政權的明朝官員楊王休率領下來到青州。九月二十九日晨以入城拜會為名，乘機奪門而入。當時清廷委任的招撫山東、河南戶、工二部侍郎王鰲永正在城內，趙應元派步兵上城頭擺垛，自己帶著騎兵直入王鰲永的部堂轅門。王鰲永以為趙應元是率部前來歸降，突然看到兵將持刀露刃蜂擁而進，倉皇躲避到上房。後來聽見人聲鼎沸，「城內震地」[101]，又翻過院牆藏到姓房的鄉紳家中。趙應元下令搜捕，「揚言拿獲部堂者賞金五十兩，拿獲部堂下官一員者賞銀十兩」[102]。王鰲永被軍士搜獲，趙應元下令把他處斬。

  趙應元收復青州，並不是為了重建大順地方政權。據文獻記載，他自己聲稱：「我也不願做皇帝，只是扶立明朝一人。」[103]清山東巡撫方大猷的題本中說他以「擁立衡藩為號召計」[104]，定於十月初八日「扶衡王坐殿」。這位衡王卻是個膿包，他在七月間已在王鰲永招誘下向清廷獻上降書[105]，唯恐趙應元擁戴復明將招來殺身之禍，只知「涕哭，眼腫如桃」[106]。趙應元為了增強抗清力量，「四門豎旗招兵：有馬給銀四兩八錢，騾兵給銀三兩八錢，步兵一兩八錢，外加一錢」。山東昌樂、壽光等縣的抗清武裝首領趙慎寬、秦尚行、郭把牌、翟五和尚都派人來青州會商合作事宜。[107]

  青州事件發生後，在省會濟南的清山東巡撫方大猷惶惶不安，他手頭只有兵馬六百多人，防守省城還不夠，只好請求清廷發「真滿洲官兵一萬，星夜南馳」。[108]清廷得報知道事態嚴重，派梅勒章京和托、李率泰領兵趕赴山東。十月初六日，和托、李率泰部到達濟南，初八日前往青州。[109]早已降清的明青州守備李士元獻計智取，他同清廷委任的青州道韓昭宣[110]等官紳暗中勾結，進入青州城內充當說客。李士元對趙應元威脅利誘，勸他轉投清方，由巡撫上疏清廷解釋青州之變「只以總督虐民誅之，其餘不戮一人，今復以全城歸命天子，則通侯之賞可立至矣」。趙應元果然受騙，帶了甲士數百名出城同清將和托等會面，雙方鑽刀歃血對天起誓。當天晚上，趙應元在府城北門的瞻辰樓設筵，大張酒樂。清軍按李士元等約定的計劃，伏兵城外。席間炮聲突發，李士元、韓昭宣和隨從當場擊殺趙應元、楊王休，趙軍大亂。清軍擁入城中，格殺招降餘黨，青州的反清事件遂告失敗。[111]

  第六節　1644—1645年河南的形勢

  1644年夏季以後，河南的局勢也很複雜。大順政權原已遍設官員的這塊中原地區，已經由於主力西撤而四分五裂。大順軍只控制著豫西等部分地區，其他地方一部分為死灰復燃的明朝官紳所竊據，一部分被所謂「土寨豪傑」的地頭蛇盤踞；清方也乘虛而入，攫取了河南省黃河以北的懷慶、彰德、衛輝三府。現簡述如下：

  五月間，明歸德府知府桑開第得到大順軍戰敗放棄北京的消息，立即勾結原崇禎朝督師丁啟睿的弟弟丁啟光（任明朝參將）發動叛亂，逮捕大順政權歸德府管河同知、商丘、柘城、鹿邑、寧陵、考城、夏邑縣令，於六月間解送南京向弘光朝廷獻俘邀賞。[112]明河南援剿總兵許定國也糾集一批散兵游勇竊據睢州一帶。原明朝兵部尚書張縉彥在北京投降了大順，這時逃回新鄉招集官紳、土寇，同許定國相勾結，與大順政權為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