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朝覆亡後的全國形勢

  第一節　明帝國的分崩離析

  公元1644年，在中國干支紀年中為甲申年。這一年的歷史上充滿了風雲突變、波濤迭起的重大事件，階級搏鬥和民族征戰都達到高潮，又攪和在一起，在中華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驚心動魄的場面。拿紀年來說，在明朝是崇禎十七年，清朝是順治元年，大順政權是永昌元年。三種紀年代表著三個互相敵對的政權，從此開始了逐鹿中原的鬥爭。

  甲申三月十九日，大順軍攻克北京，明朝崇禎皇帝朱由檢自縊身死，當天大順皇帝李自成進入北京，標誌著明朝的覆亡。在短短的兩三個月里，大順政權憑藉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地接管了整個黃河流域和部分長江流域的大片疆土，統治區包括了現在的陝西、寧夏、甘肅、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東全境以及湖北、江蘇、安徽的部分地方。山海關外的明朝軍隊在平西伯吳三桂、遼東巡撫黎玉田的帶領下撤入關內，並且同山海關總兵高第一道投降了大順政權；清廷乘機派鄭親王濟爾哈朗等收取了關外地區，這樣就形成了大順政權同清政權隔關相峙的局面。以崇禎帝為首的明中央朝廷葬身於農民起義的烈火中，並不意味著明朝統治的全面結束。當時，明朝殘餘勢力盤踞的地方還很大。除了張獻忠領導的大西軍正處於進軍四川途中以外，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各級官員統治之下，他們自居正統，繼續奉行崇禎年號，從這個意義上說，南明的歷史是從北廷的覆滅開始的，至於立君繼統則是擁明勢力內部的事。換句話說，歷來的史籍把弘光朝廷的建立作為南明史的開端並不完全準確。

  南明史事示意全圖

  綜觀甲申三月至四月中旬的全國形勢，可以做以下的概括：大順政權和大西軍是農民起義中形成的新興勢力，他們同明帝國一樣是以漢族為主體的；區別是明朝殘餘勢力控制的地區內繼續維護著官紳地主的封建統治，而大順軍和大西軍的領導人雖然已經有明顯的蛻化傾向，但尚未達到質變的程度，他們實行的政策基本上仍然是打擊官紳地主、保護農民利益。1644年春天和夏初，大順軍所向無敵，占領了包括北京在內的整個黃河流域，這一廣袤地區的百姓欣喜若狂。連官紳地主除了極少數死心塌地效忠朱明王朝，絕大多數都認為明朝氣數已盡，轉而寄希望於大順政權。長期以來，人們受「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傳統觀念影響，以為官紳地主與大順政權一直勢不兩立，這是不完全正確的。事實上自從1643年十月明陝西三邊總督孫傳庭部主力被大順軍殲滅以後，明朝官紳眼見大勢已去，政治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把明亡順興看成是歷史上常見的改朝換代，為了自身利益紛紛歸附以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儘管其中有的人爭先投靠，希冀躋身於新興的大順朝定鼎功臣之列；有的人雖心懷疑懼，但為形勢所迫而隨大溜。總之，在大順軍被清軍擊敗以前，漢族官紳中的大批文官武將都以投靠大順政權為唯一出路，而不可能設想去投靠偏處遼東的一個語言、風俗都有很大差異的滿洲貴族為主體的清政權。顧炎武《日知錄》中有一段話很值得注意：「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1]在漢族官紳看來，大順政權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號」，朱明王朝的掙扎圖存是宗室、皇親國戚、世襲勛臣之類「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紳士民沒有多大關係；而滿洲貴族的入主中原則是「被髮左衽」（剃頭改制），「亡天下」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都應當奮起反抗。這就是甲申之春漢族軍民官紳的心理狀態。正因如此，大順軍在短短三個月時間裡就占領了包括京師在內的整個黃河流域，除了在寧武和保定兩地稍遇抵抗以外（在保定城裡「代帝親征」的大學士李建泰也是主張投降的），到處是一派望風歸附的景象。如史料所載，「晉民倡亂者皆傳賊不殺不淫，所過不徵稅，於是引領西望」[2]；京師百姓也「幸災樂禍，俱言李公子至貧人給銀五兩，往往如望歲焉」[3]。崇禎末年曾在朝廷任職的熊開元記，「癸未（1643）、甲申（1644）間，臣待罪圜扉，聞都人望賊如望歲，不啻三百矛刺心而血欲灑而無從也」[4]。大順軍占領北京時，不僅「百姓歡迎」[5]，明朝廷在京的兩三千名官員自盡的只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冑，叛降如雲」[6]。國子監生陳方策塘報中說：「我之文武諸僚及士庶人，恬於降附者，謂賊為王者之師，且旦晚一統也。」[7]史可法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說：「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也！」[8]

  北京的明朝官員爭先恐後地前往大順政權吏政府報名請求錄用，如少詹事項煜「大言於眾曰：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徵可也」[9]。給事中時敏聲稱：「天下將一統矣！」他趕往報名時吏政府大門已關閉，一時情急，敲門大呼：「吾兵科時敏也！」才得以放入[10]。考功司郎中劉廷諫朝見時，丞相牛金星說：「公老矣，須白了。」劉連忙分辯道：「太師用我則須自然變黑，某未老也。」勉強被錄用[11]。首席大學士魏藻德被關押在一間小房裡，還從窗戶中對人說：「如願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罷了，鎖閉作何解？」[12]1644年七月劉澤清致吳三桂信中寫道：「三面環觀，曾有誰不降賊？」[13]次年八月在清攝政王多爾袞面前的一場爭論也反映了當年情況。都給事中龔鼎孳等人指責內院大學士馮銓是明朝閹黨；馮銓反唇相譏，說龔鼎孳曾投順「李賊，竟為北城御史」。多爾袞問此事實否，龔說：「實。豈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歸順？魏徵亦曾歸順唐太宗。」龔鼎孳急不擇言，像項煜一樣把李自成比為唐太宗，雖受到多爾袞的斥責，卻是大順軍入京後絕大多數明朝廷官員的真實寫照[14]。

  明朝遼東軍隊和官員奉命撤入關內勤王，由平西伯吳三桂、遼東巡撫黎玉田帶領於三月十三日全部進關，駐紮於昌黎、灤州、樂亭、開平一帶[15]。當他們得知大順軍已經占領北京，明朝廷覆亡時，就同山海關總兵高第一道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歸附大順政權；黎玉田被委任為大順政權四川節度使，奉李自成之命與明朝投降總兵馬科領軍西行收取四川。至此，秦嶺、淮河以北的明朝軍隊已全部收編，地方除遼東外均為大順政權所接管。

  

  第二節　大順政權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失誤

  歷史曾經給予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統一全國的機會。1644年春天，大順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迅速接管了包括山海關在內的黃河流域全部疆土，推翻了以朱由檢為代表的明朝二百七十七年的統治。擺在李自成面前的任務是怎樣才能站穩腳跟，實現一匡天下的目的。這一任務實際上取決於兩點：一是他應當認識到遼東興起的滿洲貴族建立的清政權是同大順政權爭奪天下的主要對手，加強針對遼東的防務是新生的大順政權存亡的關鍵。二是在漢族文官武將大批倒向自己的情況下，大順政權必須在政策上做出重大調整，儘量縮小打擊面，由打擊官紳地主改為保護他們的利益。這二者是互相關聯的。崇禎朝廷的覆亡除了它的腐敗以外，主要原因是戰略上兩線作戰，陷於左支右絀的窘境，造成兩大對手力量不斷地膨脹。大順政權既然繼承了明王朝的「遺產」，為避免重蹈崇禎朝廷的覆轍，理應在最大限度上爭取漢族各階層的支持。自明中期以後，縉紳勢力已經成為社會上舉足輕重的力量，能不能爭取到他們的支持直接關係到大順政權在管轄區內的穩定和遏制並隨後解決遼東的民族對抗。

  從當時形勢分析，大順政權的領導人如果能夠高瞻遠矚，對全國形勢有清醒的認識，完全可以採取正確的對策。首先，李自成必須放棄對官紳地主實行的追贓助餉政策，代之以輕徭薄賦、整頓吏治。就財政而言，李自成1643年以前，為維護貧苦農民利益實行三年免賦，以沒收明朝藩王家產和對官紳追贓助餉來解決數量日增的軍隊和政權經費的需要，有其歷史的必要性。占領北京以後，接收了明朝皇帝的內帑，沒收同朱明王朝關係密切的宗室、國戚、勛貴（指明朝開國、靖難以來所封世襲公、侯、伯爵）、太監的全部家產，可以解決軍隊和政權的經費，即便需要向官紳士民征派部分賦役，為數也相當有限。只要採取這一措施，就足以贏得絕大多數漢族官紳的支持，結成共同對付滿洲貴族的陣線。在這種情況下，清方面臨的不是原先腐朽沒落的明王朝，而是一個新興的、充滿活力的以漢族為主的政權，雙方的力量對比將發生很大的變化，特別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大順政權日益鞏固，清方在人口（兵源數量）、物資方面的劣勢肯定會越來越明顯。

  然而，以李自成為首的大順軍領導人並沒有依據形勢的變化在政策上做出必要的調整。他們仍然以農民利益的維護者自居，在管轄區內繼續實行打擊官紳地主的追贓助餉政策。學術界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農民起義中建立的政權都是封建政權。李自成起義軍從1642年（明崇禎十五年）下半年開始在河南一些府縣建立地方政權，1643年在襄陽建立中央政權，次年正月在西安正式立國建號。按照這種觀點，甲申三月明王朝的滅亡不是被農民起義推翻，而是為一個新興的封建政權所代替。可是，持上述觀點的人卻缺乏把自己的邏輯貫徹到底的勇氣，因而陷於自相矛盾的境地。也有的史學工作者認為以李自成為首的農民政權推行的「免賦」政策並不是免徵而是減免，這是不正確的。大量史實表明，大順政權（包括其前身）在1644年六月兵敗退回西安以前，在廣袤的地區內都是以追贓助餉代替按田畝計征的賦稅。各地文獻都表明大順政權委派的官員到任後幾乎毫無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紳追贓助餉。如甲申三月，劉芳亮部占領大名府，「布州縣偽官，毒掠縉紳」[16]。進占廣平府之「次日，拷掠鄉紳，以官職大小定銀數之多寡，慘不可言」[17]。高陽縣令王瑞圖到任後，「奉賊令逼索鄉紳，名曰助餉」[18]。靈壽縣「偽令郭廉持符至靈壽，勒鄉紳捐餉，恣為橫暴」[19]。肥縣縣令石傳聲下車伊始即「置鄉紳於獄，比餉銀」[20]。臨城縣令段獻珠履任後，「索餉銀，毀坊扁，免荒稅」[21]。派往山東的大順軍將領郭升「以精賊數萬略行齊魯，張官置吏，四出赴任，旬日間遍於海岱。……奉其敕追掠縉紳，桁楊接踵，相望於道」[22]。濟南府「有戶政府從事張琚者，謂之催餉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餉。其被掠者以萬曆來科目為斷，計三十餘家。刑具夾桚外，有鐵梨花、呂公絛、紅繡鞋之名」[23]。陽信縣「夏四月，逆闖偽令搜羅邑紳子弟蠲貲助餉，各五百金，勒限追比」[24]。鄒平縣令王世傳上任後「陽言蠲貲租，刑逼鄉官，漸及富戶，謂之追餉」[25]。北京聚集著明朝廷大批中央機構的官員，從三月下旬開始，未被大順政權選用的官員大抵發往各營追贓助餉，「言卿相所有，非盜上則剝下，皆贓也」[26]。四月初八日，李自成發現這一舉動在政治上已經造成不利影響，下令停止，被押官僚無論完贓與否一律釋放，但各地的追贓活動一直延續到大順軍戰敗西撤為止。與此同時，我們卻沒有見到大順政權在甲申五月以前有徵收賦稅的記載。某些文獻由於文字含混給人以大順政權在退回西安以前就曾徵收賦稅的印象，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其內容，不難發現所「征」得的銀、糧一般都是整數，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按畝計征的賦稅不可能是整數，只有追贓才會出現這種情況；另一種是徵發製造軍需物品的翎毛（制箭用）、鋼鐵等，也不能說是正規的賦稅制度。這些都說明大順政權在北京的鼎盛時期沒有制定賦稅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贓助餉的階段。

  應當承認大順政權追贓助餉政策的革命性，它證明李自成雖然已經即位稱帝，大將們受封侯、伯等爵，他們並沒有忘記自己的窮苦兄弟，沒有放棄維護農民利益的基本宗旨。但這也表明處於十字路口的大順政權在關鍵時刻跟不上形勢，陷於茫然失措的境地。李自成一方面採取了部分辦法招徠官紳，一方面又大範圍地以追贓助餉打擊這個階層。在追贓過程中官紳們巧取豪奪所得的家資難以保住，而且往往遭到刑拷，官紳體面掃地以盡，這對於大批歸附大順政權的官紳地主來說確實是始料未及的。官紳地主歸附大順政權，正是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不惜在政治上變節，把過去痛罵的「闖賊」李自成當作新的靠山。然而，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失望了，明朝廷中央官員被錄用的占少數，地方官員由於大順政權選用的原則是以未曾出仕的舉人為重點，吸收的明朝官員所占比例很小，就整個官紳地主而言基本上處於被打擊的地位。他們在飽嘗鐵拳之後，不勝憤慨地說：「是豈興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賊而已矣。」[27]當大順軍所向無敵時，官紳們懾於大順政權的兵威，一般不敢公開反抗，但已經暗中「人人飲恨，未及發也」[28]。有一種記載說庶吉士周鍾因有文名受到丞相牛金星的重視，他積極參加大順政權的活動，常說「江南不難平也」。一些明朝官員私下對他說：「闖殘殺太甚，萬難成事。」周鍾回答道：「太祖（指朱元璋）初起亦然。」[29]其實，朱元璋在天下未定之時是「禮賢下士」的，對官員的大批屠戮和謫戍是在坐穩了皇帝的寶座以後。周鐘的比擬並不適當，只是反映了被大順政權錄用的少數官員的一種希望。總之，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未能依據客觀形勢的變化及時調整政策，在接管區內大搞追贓助餉，把業已倒向自己的官紳地主推回到敵對地位，是極不明智的。當人們津津樂道「闖王進京」後如何如何腐化變質終於導致「群眾」不滿，歸於失敗的時候，本書作者卻認為正是由於以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沒有完成封建化的質變，才被漢族官紳勾結滿洲貴族所扼殺。

  在軍事部署上，也突出地反映了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缺乏戰略眼光。從萬曆末年起遼東的滿洲貴族軍事力量日益崛起，成為明朝廷棘手的課題，而明末農民戰爭的全過程又是同明清之戰交織進行的。為了抵禦滿洲貴族的進犯，明朝廷多次從陝西三邊抽調兵將。按情理說，李自成在西安決策大舉東征，以推翻明王朝為目標時，就應當對下一步迎戰清軍做到胸有成竹。事實卻完全相反，他幾乎沒有意識到清軍將是同自己爭奪天下的主要對手。這首先表現在他在北京地區集結的軍隊不足以抵禦清軍大規模的進犯。大批主力部隊分布在西北、湖廣襄陽等四府、河南等地；進占山西、畿輔、山東以後，兵力進一步分散。這種部署對於穩定大順政權統治區的局勢雖然有積極作用，但是分兵駐防的結果勢必造成在京師和京東地區缺乏足夠的兵力。例如，李自成在湖廣荊襄地區部署了以大將白旺為首的七萬兵馬，當大順軍向北京推進時，明軍左良玉部乘機進攻湖廣承天、德安；河南劉洪起等地主武裝也同左良玉相呼應，顛覆當地的大順政權。白旺上書請援，李自成當即決定派綿侯袁宗第帶領一支相當龐大的軍隊由陝西奔赴湖廣先擊敗左良玉部，隨即北上河南平定了叛亂，直到大順軍在山海關戰敗，袁宗第和白旺的軍隊仍滯留於河南與湖廣。這種局部的勝利只是導致了全局的失敗。白旺七萬之眾完全可以牽制住左良玉部，不在於一城一地的得失，袁宗第所統右營為大順軍攻城野戰的五大主力之一，本應調到北京地區，等到穩定遼東局勢以後再回頭收拾左良玉等手下敗將，是易如翻掌的。李自成計不出此，說明他對用兵的輕重緩急缺乏戰略頭腦。

  占領北京以後，李自成的麻痹輕敵思想進一步暴露出來。當時他身邊的軍隊總數大約有十萬人，受封侯爵的大將有劉宗敏、李過、劉芳亮、張鼐、谷英，加上明朝投降過來的軍隊，兵力也還可觀。然而奇怪的是，李自成在大同留下了大將張天琳鎮守，在真定委任了大將馬重僖為節度使，唯獨在京東山海關一帶沒有派遣「老本」嫡系大將去鎮守。他的著眼點僅限於招降撤入關內的吳三桂、黎玉田和關門總兵高第，對關外虎視眈眈的清軍卻置之度外。開初，李自成對吳三桂、黎玉田率領的遼東官兵和山海關總兵高第的招降進行得很順利，吳三桂在大順政權「許以父子封侯」的條件下同黎玉田、高第一道歸附大順政權，吳三桂奉李自成之命率部由永平府前往北京「朝見新主」；黎玉田被委任為大順政權四川節度使。李自成在招降了遼東和關門明朝官軍後，似乎認為京東的問題已經解決，對清廷出兵干涉的危險毫無認識。他在山海關地區的軍事部署只是派了幾天以前在居庸關投降的明朝總兵唐通率領原部八千兵馬接管山海關防務，而沒有派大順軍嫡系大將出鎮該地區。從他下令吳三桂率部進京和派原駐畿輔地區的明朝投降總兵馬科率原部一萬兵馬同黎玉田一道遠征四川來看，他根本沒有料到清廷對明朝覆亡必然有分羹之心。似乎在他看來清兵在遼東的用兵和三次深入內地都是明朝的事，大順政權從未同清軍交鋒，彼此無冤無仇，可以相安無事。也許是出於這種天真的考慮，他既不派大順軍主力前往山海關一帶布防，又把同清軍作戰最有經驗和實力的吳三桂部調來北京（召吳三桂本人入見是一回事，命其率部赴京又是一回事。聯繫到李自成命馬科率部前往四川，很可能是想讓吳三桂率部執行南下之類的任務），充分說明李自成對清軍即將參加逐鹿中原的嚴峻形勢毫無認識。即使不發生吳三桂叛變，僅憑唐通八千兵馬也絕對抵擋不住清軍的進犯。何況，李自成進京後，如果對吳三桂安撫得當，並立即派遣大順軍高級將領率主力協同吳軍鎮守山海關一帶，吳三桂叛變的可能性很小，京東的局勢也將比較穩定。

  許多人輕信了封建史籍對大順軍的污衊之詞，斷言李自成進京後領導集團腐化變質，喪失民心，終歸失敗。這種觀點完全不符合事實。且不說不少親歷甲申燕京之變的人士記載大順軍在京期間紀律嚴明；就以時間而言，三月十九日大順軍進京，四月初十日左右得知吳三桂率部叛變回軍攻占山海關，十三日晨李自成、劉宗敏親率大軍離京平叛，其間最大時限為二十三天。中國歷史上許多王朝肇建伊始欣欣向榮，若干年之後壯志消磨，出現文恬武嬉的局面；卻沒有聽說過在二十天左右就腐化得喪失戰鬥力的。再說，大順軍失敗撤離北京後，清軍入京立即將北京中、東、西三城居民全部逐出，下令剃頭，總不會更得民心吧，為什麼沒有失敗呢？可見，大順政權之所以站不住腳，不是因為領導層變質，失去貧苦群眾的支持；恰恰相反，由於它尚未完成質變，繼續執行打擊官紳地主的政策，引起縉紳們的強烈不滿，因而不可能穩定自己的統治區，把漢族各階層人士結成抗清的一致勢力。軍事上部署的失誤又導致滿洲貴族得以勾結漢族官紳，構成對大順軍壓倒性的優勢。說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因驕致敗，是指他們目光短淺，驕傲輕敵；而絕不能解釋為他們驕奢淫逸。明清之際，中國向何處去？這是歷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正確地總結這段歷史，才能吸取經驗教訓，有效地利用我國豐富的社會、政治、軍事遺產。

  第三節　吳三桂叛變與山海關之戰

  吳三桂，遼東中後所人（今遼寧省綏中縣）[30]，出身遼東軍閥世家。他的父親吳襄、舅父祖大壽[31]都曾任明朝總兵，同當地的將領官紳有著盤根錯節的關係。由於祖大壽和三桂之兄吳三鳳等明朝將領先後降清，吳三桂和他的部屬又與清方營壘增添了一層曖昧關係。1644年三月，他被崇禎帝加封為平西伯，率部進關勤王，由於放棄關外土地，官紳家屬和相當一部分遼東百姓跟隨進關，安插未定，明朝就覆亡了。擺在吳三桂面前的形勢是嚴峻的，他同山海關總兵（又稱關門總兵）高第一共只有五萬之眾，在明末盛行的「家丁」制度下，其中真正能征敢戰、裝備較佳的兵馬只占少數。他們侷促於關內永平府一隅之地，處於清、順兩大新興勢力之間，繼續效忠明室是不現實的，因為以朱由檢為首的明廷已經不存在，弘光朝廷還沒有建立，他們同淮河以南的殘明勢力相距太遠、音信不通，可走的道路就只有在降順、降清之間做出選擇。

  清廷對吳三桂進行招降是比較早的，1642年（明崇禎十五年、清崇德七年）四月，清軍攻克松山、錦州後，皇太極就致書吳三桂告以其舅氏祖大樂、祖大壽等「因系將軍之戚」俱獲保全，勸他「翻然悔悟，決計歸順」。又命三桂之兄吳三鳳及祖可法、張存仁、裴國珍、胡弘先、姜新、陳邦選等以親屬、舊誼的關係寫信曉以利害，竭力勸說其降清[32]。十月，皇太極再次致書吳三桂：「大清國皇帝敕諭寧遠城吳大將軍：今者明祚衰微，將軍已洞悉矣。將軍與朕，素無讎隙，而將軍之親戚，俱在朕處。惟將軍相時度勢，早為之計可也。」同時，又命祖大壽寫信給吳三桂道：

  寧錦間隔，不相通問者歲余矣。春時松山、錦州相繼失陷，以為老身必死無疑。不期大清皇帝天縱仁聖，不但不加誅戮，反蒙加恩厚養。我祖氏一門以及親戚屬員，皆沾渥澤。而洪總督、朱糧廳輩亦叨遇優隆。自至瀋陽以來，解衣推食，僕從田廬，無所不備，我已得其所矣，奉賢甥勿以為慮，但未知故鄉光景何如耳。以愚意度之，各鎮集兵來援遼左，未一月而四城失陷，全軍覆沒，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賢甥當世豪傑，豈智不及此耶？再觀大清規模形勢，將來必成大事。際此延攬之會，正豪傑擇主之時，若率城來歸，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貴，不待言也。念系骨肉至親，故爾披肝瀝膽，非為大清之說客耳。惟賢甥熟思之。虎骨靶小刀一柄，是賢甥素常見者，故寄以取信。[33]

  次年正月，吳三桂給祖大壽的回信「猶豫未決」。皇太極再次致書勸他「急圖歸順，勉立功名」[34]。然而，在一年多時間裡，吳三桂自覺迴旋餘地尚大，並沒有接受清廷的招降。

  到1644年三月明亡之時，吳三桂等撤入關內的遼東官員卻很快決定接受大順政權的招降。做出這一抉擇首先是因為吳三桂等人獲悉大批明朝文官武將都歸附了大順，其中不少人（如唐通、白廣恩）在過去遼東戰事中曾同吳三桂共事，大順政權已是眾望所歸，頗有統一天下之勢；其次，大順政權同明王朝一樣是以漢族為主體的政權，吳三桂等遼東官紳軍民更易於接受；第三，吳三桂所部遼東官兵一直處於同清軍對峙的地位，而同大順軍並沒有多大恩怨，即如史籍所說：「以清兵仇殺多次，不欲返顏，乃修表謀歸李賊。」[35]第四，就個人前途著想，吳三桂雖有一部分親屬降清，但他的父母等直系親屬居住在北京已處於大順政權控制之下，歸降或敵視大順政權必將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命運。何況，曾在遼東共事的總兵白廣恩、姜瓖、馬科、唐通等人都已躋身於大順朝新貴之列，唐通兵力遠遜於其，三月間才投向大順就受封為定西伯，由他出面勸降，「盛夸自成禮賢，啖以父子封侯」[36]，對吳三桂有很大的吸引力。正是由於以上原因，吳三桂、黎玉田、高第迅速決定投靠大順政權。山海關防務由李自成派來的唐通接管[37]。

  三月二十二日，吳三桂在永平府（府治在今河北省盧龍縣）張貼告示，有「本鎮率所部朝見新主，所過秋毫無犯，爾民不必驚恐」等語[38]，證明他已率領部下兵馬前往北京準備接受李自成的新命了。三月二十六日左右，吳軍行至河北玉田縣，離北京已經不遠了，吳三桂突然改變主意，由投降大順轉持敵對態度。產生這一急劇變化的原因在史籍中有三種說法：一是吳三桂聽說他的父親吳襄被大順政權拘捕追贓[39]，一是誤信從京中私自逃出的奴僕謊報吳襄全家被大順軍抄沒[40]，第三種被人們津津樂道的說法是吳三桂留在北京的愛妾陳圓圓（又名陳沅）為大順軍將領所掠，於是「衝冠一怒為紅顏」[41]。真實情況已難考定。吳三桂投降大順，本意是維護和擴張自身利益，從北京傳來的消息使他疑竇頓生，猜測李自成的召見很可能是一種騙局，將對自己採取不利行動。於是，他驟然變卦，帶領部下兵馬直奔山海關，從背後對鎮守關門的唐通部發起突然襲擊。唐通的兵力大約只是吳三桂部的五分之一，加以變生意外，猝不及防，山海關遂被吳三桂占領。唐通率殘部撤往離山海關不遠名叫一片石的地方，大順政權委任的其他官員也紛紛逃回[42]。

  吳三桂的叛變，使山海關地區頓時彤雲密布，籠罩著一片緊張的戰爭氣氛。當地人士佘一元《述舊事詩》雲「吳帥旋關日，文武盡辭行。士女爭駭竄，農商互震驚」[43]，真切地反映了百姓們的惶懼不安。跟吳三桂採取同一立場的只有原山海關總兵高第和衛城（清代的臨榆縣）一小撮縉紳地主。關、遼兩鎮兵力合計不過五萬，山海關一隅之地又難以籌措糧餉，「維時內無軍需，外無援旅，人心洶洶，不保朝夕」[44]。吳三桂當然明白憑藉這麼一點軍事和經濟實力根本不足以同大順政權抗衡，更談不上在順、清夾縫中求生存。他決定回師奪取山海關實際上意味著他在同大順政權決裂之時已經把投靠清廷作為出路。為了給自己增添一些本錢，他不是率部出關以喪家之犬的形象向清方投降，而是玩弄手腕，一面「遣人東乞王師」，以京東要塞山海關城為見面禮；一面「遣人紿賊緩師」，「以待本朝大兵」[45]。

  李自成獲悉吳三桂叛變占領山海關的消息後，經過緊張的商議，決定一面安撫吳襄，以吳襄的名義寫信規勸吳三桂，希望借父子之情使他幡然變計；一面做好武力解決的準備，出兵平叛。四月十三日晨，李自成、劉宗敏親自統率大軍向山海關進發。隨行的有明朝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晉王、秦王和吳襄等人，這說明李自成仍希望通過君、親之義招降吳三桂。然而，由於吳三桂同清方勾結已成定局，招降的可能性不復存在了。

  同李自成的麻痹大意相反，清廷統治者並不滿足於占領遼東，隨著明王朝的急劇衰微，他們趁火打劫的野心迅速膨脹起來，初期是想同農民軍瓜分明帝國。皇太極去世前不久，對天下大勢已做出了相當準確的判斷，他說：「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內訌，土賊蜂起，或百萬，或三四十萬，攻城略地，莫可止遏。明所恃者惟祖大壽之兵，並錦州、松山之兵，及洪承疇所領各省援兵耳，今皆敗亡已盡，即有召募新兵，亦僅可充數，安能拒戰？明之將卒，豈但不能敵我，反自行剽掠，自殘人民，行賂朝臣，詐為己功；朝臣專尚奸讒，蔽主耳目，私納賄賂，罰及無罪，賞及無功。以此觀之，明之必亡昭然矣。」[46]在這以前，他命多羅饒余貝勒阿巴泰為奉命大將軍統兵伐明時就曾指示：「如遇流寇，宜云爾等見明政紊亂，激而成變。我國來征，亦正為此。以善言撫諭之。申戒士卒，勿誤殺彼一二人，致與交惡。」[47]由此可以窺知清廷早已處心積慮利用漢族內部階級拼鬥謀取漁翁之利。1643年八月皇太極病死，幼子福臨即位，清廷實權落入攝政王多爾袞手中。次年正月，蒙古鄂爾多斯部落來告大順軍已經占領陝西[48]，多爾袞等立即在正月二十七日派使者往陝北同大順軍聯絡，信中說：「大清國皇帝致書於西據明地之諸帥：……茲者致書，欲與諸公協謀同力，並取中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馳書使，傾懷以告，是誠至願也。」[49]大順軍榆林守將王良智收到來信時，李自成已親統大軍向北京推進。王良智雖將清廷來信一事報告了李自成，但大順軍領導人對清廷統治者急切於分享勝利果實的企圖並沒有給以重視。

  聯絡大順軍共同滅明的圖謀既未達成，多爾袞等清廷統治者也絕不肯放過擴張自身利益的良機。這年三月，清廷決定大舉伐明。出師之前，范文程上書攝政諸王，指出明朝滅亡的大勢已定，「竊惟成大業以垂休萬世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蓋以為明勁敵者我國也，抑則流寇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50]這就為多爾袞等人用兵提供了總體戰略方針。四月初，傳來了大順軍攻克北京、明廷覆亡的消息。多爾袞決定趁大順軍立腳未穩，迅速出兵。當時在清都瀋陽的朝鮮使者向本國報告說：「頃日九王（指多爾袞）聞中國本坐空虛，數日之內，急聚兵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歲以上，無不從軍。成敗之判，在此一舉。」[51]四月初九日，清攝政睿親王多爾袞「統領滿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漢軍恭順等三王、續順公兵，聲炮起行」[52]。動員兵力之多連清方人士也說「前後興師，未有如今日之大舉」[53]。清廷這次出兵同崇禎年間三次入口大不一樣，戰略目的已由掠奪財物子女變為進取中原。因此，多爾袞接受范文程、洪承疇的建議，嚴格約束軍紀，規定「有抗拒者必加誅戮，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軍民秋毫無犯」[54]。進軍路線則採納了洪承疇的意見，準備由薊州、密雲破邊牆而入，避免頓兵山海關堅城之下。

  四月十五日，清軍行至翁後，意外地遇上了吳三桂的使者副將楊珅、游擊郭雲龍，攜帶求援書信，內云：「三桂受國厚恩，憫斯民之罹難，拒守邊門，欲興師問罪，以慰人心。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於宮廷，示大義於中國。則我朝之報北朝豈惟財帛，將裂地以酬，不敢食言。」[55]多爾袞當即決定改變進軍路線，直趨山海關。他在回信中說：「伯雖向守遼東，與我為敵，今亦勿因前故尚復懷疑。……今伯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一則國讎得報，一則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如山河之永也。」[56]很明顯，吳三桂的信在措辭上經過斟酌，以明朝孤臣的名義請求清方合兵共討農民軍，儘管當時明朝廷並不存在，「裂地以酬」也不是他所能決定的，無非是為自己投靠清朝蒙上一層遮羞布而已。多爾袞洞察其心，直截了當地以晉封藩王為誘餌，招降吳三桂。到吳三桂得知李自成親統大順軍主力迫近山海關，再次派郭雲龍催促清軍火速來援時，就請求多爾袞「速整虎旅，直入山海」[57]。四月二十日，多爾袞接信知道形勢緊迫，為了防止大順軍占領山海關，下令兼程前進。次日，清軍以一天二百里的速度急行軍，於當晚到達距關城十里的地方駐營。這時，大順軍與吳三桂、高第部關、遼兵正在激戰之中。

  為了明白山海關戰役的勝負，分析一下參戰各方兵力情況是必要的。大順軍開赴山海關時留下了老弱兵員一萬守北京，隨李自成、劉宗敏前往平叛的兵馬為十萬名[58]；吳三桂、高第的關、遼兵合計約為五萬；而清軍當時的全部兵力為十萬[59]，除了攝政鄭親王濟爾哈朗率領滿、蒙八旗軍隊三分之一留守瀋陽一帶外，多爾袞所統滿、蒙、漢軍隊為七八萬人。自然，在三支軍隊中清軍戰鬥力最強；吳三桂部是原明朝官軍中的精銳；大順軍是自1641年（崇禎十四年）迅速擴展起來的隊伍，大部分兵員素質不如清方，但是，他們是一股新興勢力，紀律嚴明，富於朝氣，不像明朝官軍那樣腐敗。由此可見，集結在北京地區的大順軍擊破吳三桂、高第部原明朝關、遼兵是綽有餘裕的；很可能李自成入京之時調集的兵力也僅滿足於此。而介於順、清之間的吳三桂部則具有舉足輕重之勢：降順則李自成的兵力約為來犯之清兵兩倍，而且山海關要隘不致拱手讓敵，即便在同清軍作戰中局部失利，大順政權可徵調的增援兵力較清方要大得多；吳三桂叛投清方，雙方兵力對比和態勢就顛倒過來，清、吳聯軍在數量上也占了優勢。大順政權在政治、軍事上的失策，導致了山海關戰役的失敗和北京、畿輔、山東等地的易手。

  四月十三日晨，大順軍由北京向山海關進發。行至三河縣遇到了吳三桂派來的使者，謊稱吳三桂仍願意投誠，請求緩師[60]。在這關鍵時刻，李自成又一次受騙了，他派明朝降官密雲巡撫王則堯以兵政府尚書的官銜去山海關同吳三桂談判，隨即放慢了進軍速度。從北京到山海關大約五天可達，大順軍卻在八天之後即四月二十日才進抵關西。這時，才知道王則堯已被拘押，吳三桂和高第的軍隊在關內沿石河一線做好了作戰準備，除了武力解決，沒有招降餘地了。四月二十一日上午辰時（約為八時），山海關戰役開始[61]。李自成為了全殲關遼兵，防止吳三桂部被擊敗後引殘部出關降清，做出用兵部署：把主力放在石河西，另外派遣部分軍隊包抄至關內外，進攻山海關的東羅城、西羅城、北翼城。雙方激戰一晝夜，到二十二日上午吳三桂軍已有不支之勢，據守北翼城的一支吳軍向大順軍投降[62]。

  吳三桂見情況危急，親自帶領部分兵馬和當地鄉紳衝出關門，請清軍立即參戰。多爾袞統率的清軍二十一日晚駐營距關城十里，二十二日晨進至離關城僅二里的威遠台（在名叫歡喜嶺的小丘陵上，今名威遠城，實誤）觀戰[63]。經過幾天的使者往返和親身考察，多爾袞對吳三桂的處境和降清誠意已洞然於心。吳三桂到後當即「賜坐賜茶，面諭關門為第一功」[64]。他對吳三桂等官紳說道：「汝等願為故主復仇，大義可嘉。予領兵來成全其美。先帝時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但昔為敵國，今為一家。我兵進關，若動人一株草、一顆粒，定以軍法處死。汝等分諭大小居民勿得驚慌。」[65]接著又吩咐吳三桂：「爾回，可令爾兵以白布系肩為號。不然，同系漢人，以何為辨？恐致誤殺。」[66]說完，讓吳三桂立即回關準備接應，同時下令清軍從南水門、北水門、關中門三路進關。

  清兵進關後，見大順軍從北山至海邊排列成一字長蛇陣，多爾袞即令清軍沿近海處鱗次布列，吳三桂軍排列於清軍的右邊，採取重點突破戰術。這時正值大風揚塵，能見度很低，清軍得以從容布陣。少頃，風止，多爾袞一聲令下，清軍呼嘯出擊，萬馬奔騰，飛矢如蝗。大順軍雖拼死抵抗，但強弱易形，兵員同吳三桂軍已鏖戰一晝夜，面對以逸待勞的清軍很快就被擊敗，陣容大亂，大將劉宗敏也負了傷。李自成立馬小崗阜上見敗局已定，下令急速撤退[67]。行至永平府范家店時，李自成決定將吳襄處斬[68]。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又殺吳三桂家屬三十四口，可見李自成對吳三桂的勾引清兵、叛變欺詐極為痛恨。而吳三桂卻在山海關戰役剛剛結束就率領關遼軍民剃髮降清，由多爾袞承制封為平西王。

  山海關戰役是明清之際直接影響全國局勢發展的一場關鍵性戰役，對於推翻明朝後究竟是大順朝廷還是清朝廷統治全國關係重大。戰役的結果是清勝順敗，根本原因在於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目光短淺，政策和戰略上犯了一系列重大錯誤。山海關戰役的意義標誌著：一、大順軍的歷史使命從此由推翻明王朝轉變為抗清鬥爭；二、清廷統治者夢寐以求的入主中原邁出了關鍵的一步；三、以吳三桂為倡首在漢族官紳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擁清派。

  1644—1645年清軍與大順軍作戰圖

  第四節　清軍占領北京和大順軍西撤

  大順軍敗回北京以後，李自成曾經考慮過據守北京，二十七、二十八兩日採取了備戰措施，責令軍民火速拆除城外羊馬牆及護城河旁房屋[69]。但是，經過斟酌，大順軍領導人終於決定放棄北京，主動西撤。這是因為大順軍在北京地區不可能集中一支足以固守待援的兵力，跟蹤而來的清軍一旦圍城，大順政權的領導人物和敗回兵將就可能成為瓮中之鱉；加上城內居民親眼看到大順軍敗陣而回的狼狽情況，訛言四起，潛在的敵對勢力也待釁而動。在這種形勢下，李自成斷然決定二十九日在北京舉行即位典禮後，立即率部西撤。離京前「分付闔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難」[70]，同時下令放火焚毀明代宮殿和各門城樓。大順軍撤退時，「城中扶老攜幼西奔者絡繹不絕」，一些明朝降官如龔鼎孳、塗必泓等人也自動隨軍西行[71]。這說明大順政權在當時仍有相當威望，城中官民對此後局勢的變化尚難逆料。

  清軍在山海關地區做了短暫的休整，即向北京進發。四月三十日晚上，多爾袞在薊州獲悉大順軍已經撤離北京，命令多鐸、阿濟格和吳三桂等帶領精兵火速追擊，目的是進一步重創大順軍，儘量截留被大順軍運走的金銀財物。他自己率領部分兵力於五月初二日由朝陽門進入北京。當時北京城裡的官紳士民並不清楚吳三桂已經投降清朝等情況，紛紛傳說吳軍殺敗大順軍，奪回明太子朱慈烺，即將送回北京即位，因此準備了皇帝的鹵簿法駕出城迎接。沒想到昂然而來的是清攝政王多爾袞，許多人大吃一驚偷偷溜走，少數官僚則將錯就錯地把多爾袞迎入劫後僅存的武英殿，拜倒在愛新覺羅皇室腳下。

  五月初八日，清軍在慶都（今河北省望都縣）城東追上大順軍。李自成命蘄侯谷英率兵阻擊，被清軍擊敗，谷英陣亡。接著，清軍又在真定（今河北省正定縣）再次獲勝。大順軍在畿輔已無法立足，經井陘退入山西，留精兵扼守固關[72]。追擊的清軍於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京師的再次易手，在明朝官紳中又一次造成重大的影響。大順軍進京時絕大部分明朝官紳都報名請用，清兵占領北京後相當一批漢族官紳出於民族隔閡不願出仕清朝，紛紛南下。楊士聰在一封信中就說：「弟聯?南來縉紳不下百餘人」；「昨聞泛海諸臣，漂沒者七十餘艘。樂哉諸臣，幸得免於一留再留」[73]，其他先後南竄的官員為數當更多。順治元年七月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在奏疏中寫道：「大清入來，規模宏大，安民和眾，恩已著矣。而京官南去不返，似懷避地之心；高人決志林藏，似多避世之舉。見在列署落落晨星，何以集事而襄泰運哉。」他建議「急行徵聘，先收人望」，「此興朝第一急務也」[74]。在爭取漢族縉紳勢力上，清廷顯然技高一籌。大順政權的追贓助餉，隨後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權又以從逆的罪名追究南逃官紳曾經投降「闖賊」而大興「順案」，都使相當一部分官紳大失所望，另尋出路。多爾袞進京初期比較謹慎，遇事多聽從范文程、洪承疇等漢族官僚的建議。為了取得漢族官紳地主的支持，他以為明帝復仇討賊相標榜，進京後的第三天就下令：「官民人等為崇禎帝服喪三日，以展輿情。著禮部、太常寺備帝禮具葬。」[75]鑑於明朝後期黨爭激烈，在京的明朝官僚絕大多數又投降過大順政權，多爾袞不失時機地廣為招徠，入京之初就「大張榜示，與諸朝紳蕩滌前穢」[76]。「令在京內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員，俱以原官同滿官一體辦事」[77]。不久又進一步明確宣布：「凡文武官員軍民人等，不論原屬流賊，或為流賊逼勒投降者，若能歸服我朝，仍准錄用。」[78]這就是說不管是東林—復社黨人還是魏忠賢閹黨，是明朝官員還是大順政權官員，只要歸附清朝就官復原職，甚至加官晉級。其中突出的例子如涿州人馮銓在天啟年間依附魏忠賢，爬到大學士，崇禎初革職為民，多爾袞入京後即以書征至，委任為內院大學士，而且因為他熟悉朝廷典故排名第一，位列范文程、剛林、祁充格、寧完我之前。馮銓受寵若驚，請求將名次移後，多爾袞說：「國家尊賢敬客，卿其勿讓。」[79]陳名夏在大順軍進京後曾報名任職，清軍入關他逃回南方，卻被南明弘光朝廷視為「從賊逆臣」，要捉拿歸案，他走投無路被迫重返北京投靠清廷，歷任顯官，一直做到大學士。順治初年，清吏部向朝廷請示：周伯達在明朝任陝西關西道，在大順政權中任甘肅節度使；劉達原為明朝臨汾知縣，大順時期任巡按河南直指使，究竟應按明朝官級還是按大順官級授職？清廷決定按大順所授較高官職錄用[80]。陳之龍在明朝為監軍道，大順政權委任為寧夏節度使，降清後仍任巡撫[81]。黃爾性在崇禎末年任明朝漢中府通判，大順政權授職「道員」（防禦使），降清後被英親王阿濟格委任為寧夏巡撫；富平縣舉人趙兆麟歸附大順政權後，仕至神木道（神木防禦使），降清後也由阿濟格委任為鄖陽撫院。順治三年正月，清廷吏部建議把他們降為道級官員，攝政王多爾袞裁決仍以「都堂」（巡撫）任用[82]。多爾袞還經常命降清的漢族官員薦舉人才，形成門生舊友相率入朝的局面。自從明朝中葉以來，縉紳勢力迅速膨脹，成為各地舉足輕重的社會力量。多爾袞採取大包大攬、求「賢」若渴的方針，就奠定清朝統治而言是最成功的一著。1645年（清順治二年、明弘光元年）正月，吏科都給事中朱徽在一份奏疏中說：「去歲五、六月間，人心粗定，引避者多，寮署一空，班行落寞。及攝政殿下寬仁好善之意，播於遠邇，暨聖主膺篆御圖以後（指上年十月清帝愛新覺羅·福臨在北京即位），瑞葉天人，然後東西響應，多士雲集，乃有今日，豈易易哉。」[83]這段話頗能說明清廷為爭取漢族官紳的支持確實煞費功夫，效果也是很明顯的。

  在經濟上，清廷也實行維護官紳地主利益的政策，宣布凡被起義農民奪去的田產一律「歸還本主」[84]。甚至連「前朝勛戚賜田、己業，俱備照舊」[85]。同時規定各地徵收田賦一律按萬曆年間冊籍，停徵崇禎時期加征的遼餉、剿餉和練餉。對於明朝世代受匠籍制度束縛的手工業工人也全部放免，取消他們對封建官府的人身依附關係。1645年（順治二年）五月下詔：「免山東章邱、濟陽二縣京班匠價。並令各省俱除匠籍為民。」[86]對明朝早已失去軍事職能的衛所制度也著手改革，把衛所軍士改為屯丁，遇有缺額「永不勾補」[87]。這些措施反映了清廷統治者鑑於明朝不顧人民死活橫徵暴斂終於導致自身覆亡，有意於減輕百姓負擔的願望。儘管清初社會生產大面積破壞，加以頻繁用兵，軍需孔急，朝廷頒布的「恩詔」很大程度上口惠而實不至。如時人談遷記載：「都人謠曰：恩詔紛紛下，差官滾滾來。朝廷無一事，黃紙騙人財。」[88]說明順治年間和康熙初期的宣布減免賦稅並沒有多大實際意義，甚至由於奉差官員的敲詐勒索反而加重了人民的困苦。但是，這些政策具有長期性質，對於穩定人心，使流離失所的人口同拋荒的土地逐步重新結合起來，無疑有積極作用，為爾後社會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創造了比較有利的條件。

  多爾袞剛進關時曾經嚴令沿途軍民一律剃髮結辮，遵從滿俗。入京後又命令京師官民為崇禎帝弔孝三日後即剃髮改制。這一舉措立即引起漢族各階層居民的強烈反感。當時在北京的朝鮮使臣回國後評論道：「入關之初，嚴禁殺掠，故中原人士無不悅服。及有剃頭之舉，民皆憤怒。或見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獨為此剃頭乎』；如此等事，雖似決斷，非收拾人心之道也。」[89]由於清廷立腳未穩，朝廷內新歸附的漢官非議甚多，在野的更驚畏不至，多爾袞不得不暫時收斂，五月二十四日諭兵部道：「予前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剃髮以別順逆。今聞甚拂民願，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從其便。」[90]同年七月，又規定「近簡用各官，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以便蒞事」[91]。

  清廷占領北京初期採取的措施，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漢族居民記憶猶新的清軍三次深入內地屠殺擄掠的殘暴形象，特別是對漢族文武官紳招徠有方，不僅使自己迅速在畿輔以及附近地區站穩了腳跟，也為此後征服全國奠定了基礎。

  第五節　畿南、山東、晉北地方官紳反對大順政權的叛亂

  大順軍在山海關戰役中失敗的消息傳開以後，原大順政權管轄區內的明朝官紳認為時機已到，迅速糾集兵力發動叛亂，推翻當地的大順政權。這些發動和參與叛亂的官紳絕大部分是以明朝為正統的，他們對山海關戰役和清軍入京的情況並不大了解，有的只知道大順軍被吳三桂部殺敗；有的雖然知道清軍入關，也以為只是吳三桂借用清方兵力。因此，他們打的旗幟大抵是「擒賊復明」。

  大順軍撤入山西以後，清軍停止了追擊，返回北京休息整頓，大約有一個月時間沒有採取軍事行動，所占地方不過是京師附近一帶。李自成又一次犯了戰略性的重大錯誤。他不是坐鎮太原，火速從陝西等地調集軍隊入晉，加強山西防務；相反，卻同劉宗敏等高級文官武將率領主力繼續西撤，於六月初渡過黃河，返回西安。儘管他在固關留下了大將馬重禧；在大同、陽和留下了制將軍張天琳；在晉東南長治地區留下了大將劉忠；路過省會太原時留下明朝降將陳永福守御，「且授以堅壁清野之計」[97]；在晉西北保德地區留下了降將唐通；晉南臨汾地區又有綿侯袁宗第統兵萬人屯於掛甲莊[98]。兵力似乎頗為可觀，但這些留守山西的軍隊各守汛地，缺乏一員威信卓著的將領統一指揮。由於大順政權覆敗後檔案材料毀滅殆盡，我們無法得知李自成為什麼要那麼匆促地返回西安，為什麼連長期擔任前線總指揮的劉宗敏也沒有留鎮山西。清軍占領畿輔地區後，山西就成了大順政權同清方對峙的前線，李自成部署之不當又一次證明了他缺乏戰略眼光。

  明恭順侯吳惟英之弟吳惟華在多爾袞進京時拜迎馬首，自告奮勇前往山西替清朝招安地方。多爾袞欣然同意。六月，吳惟華離京赴晉，在兩三個月里聯絡一些明朝文官武將先後招降了代州、繁峙、崞縣、五台[102]，攻克靜樂、定襄等州縣[103]，從而使清朝控制區擴大到太原以北。

  姜瓖在大同叛變投清以後，又發生了唐通在晉、陝交界地區的叛亂。順治元年八月初六日，清廷以攝政王多爾袞名義寫信招降唐通。[104]唐通和姜瓖、吳三桂等人一樣都擅長於見風轉舵。大順軍兵敗撤出畿輔後，他奉李自成之命鎮守同陝西相鄰的軍事要地保德州、偏關地區。由於姜瓖的叛變，大同地區落入清方之手，唐通估計大順政權難以同清廷抗衡，就在八月下旬以保德州為據點發動叛亂，文告改用明崇禎年號，西渡黃河襲擊陝西府谷縣，同大順政權鎮守陝北的亳侯李過激戰達半月之久。由於變生意外，李過部損失較大。唐通占領了山西保德州、岢嵐州、永寧州（今山西省呂梁市）、河曲縣、興縣、嵐縣、臨縣和陝西府谷縣、葭州（今佳縣）一帶。清朝委任的山西總兵高勛和唐通有一面之交，於九月初三日派人往保德招降唐通，初七日唐通回信表示願意歸附清朝。[105]十月十一日，他正式拜表投降清廷，改用順治年號。[106]清廷於十一月將唐通由定西伯加封為定西侯。[107]唐通的叛變，不僅使山西北部全部淪入清方之手，而且由於唐軍占領了府谷、黃甫川、清水營和葭州一帶，在黃河西岸的陝西境內也建立了據點，對大順政權的陝北防務構成了威脅。李自成深為憤慨，下令把唐通的母親和兒子處死。[108]

  歷史證明，大順政權在駕馭明朝降將上犯了一系列錯誤。從1644年到1645年，歸附大順的明朝舊將幾乎毫無例外地叛變投敵，對於整個局勢的逆轉影響極為巨大。李自成的嫡系部隊既不如清朝滿洲八旗兵強勁，對於來附的明朝將領本應授予高官顯爵，改編其軍隊；即便要任人器使，也應以嫡系大將統精兵為主，降將為輔。李自成寬厚有餘，警惕不足，往往任用剛剛投降過來的明朝將領率領原部兵馬獨當一面。結果風向一轉，叛亂四起，終致土崩瓦解，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1]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正始》條。

  [2]　戴延栻《半可集》卷一，《蔡忠襄公傳略》。

  [3]　劉尚友《定思小紀》。

  [4]　熊開元《魚山剩稿》卷一，奏疏，隆武元年（1645）十一月二十二日疏。

  [5]　查繼佐《國壽錄》卷一，《左中允劉理順傳》。

  [6]　談遷《國榷》卷一百一。

  [7]　李天根《爝火錄》卷二。

  [8]　《史可法集》卷二，「為時事萬分難支，中興一無勝著」等事疏。

  [9]　彭孫貽《平寇志》卷十。

  [10]　彭孫貽《平寇志》卷十。

  [11]　張正聲《二素紀事》。

  [12]　楊士聰《甲申核真略》。

  [13]　《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第九十二頁。

  [14]　《清世祖實錄》卷二十。

  [15]　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二，《封域志·紀事》。

  [16]　康熙十一年《重修大名府志》卷六，《年紀新志》；又見康熙十五年《元城縣誌》卷一，《年紀》。

  [17]　乾隆十年《永年縣誌》卷十二，《兵紀》。

  [18]　雍正八年《高陽縣誌》卷六，《雜誌·兵事》。

  [19]　康熙二十四年《靈壽縣誌》卷七，《孝義》；又見同書卷一，《地里》附《紀事》。

  [20]　雍正十年《肥鄉縣誌》卷二，《紀事》。

  [21]　康熙三十年《臨城縣誌》卷八，《述考志·事跡》。

  [22]　乾隆五十三年《德州志》卷十二，藝文，程先貞《何振先傳》。

  [23]　乾隆三十七年《歷城縣誌》卷四十一，列傳七，《忠烈》。

  [24]　乾隆二十四年《陽信縣誌》卷三，《災祥》。

  [25]　康熙三十四年《鄒平縣誌》卷四，《職官》。

  [26]　吳殳、戴笠《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八。

  [27]　鄭廉《豫變紀略》卷六。

  [28]　王度《偽官據城記》，見《荊駝逸史》。

  [31]　按，祖氏為吳三桂繼母，見《清世祖實錄》卷二十一，順治二年十一月吳三桂奏言。吳襄原任明遼東總兵，直到崇禎十六年底才調回北京，見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兵部塘報，《明清史料》乙編，第六本，第五七四頁。

  [32]　《清太宗實錄》卷六十，除皇太極敕諭外，收有張存仁、祖可法、裴國珍、吳三鳳、胡弘先書信的主要內容。陳邦選、姜新書信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第八十五、八十六頁。

  [33]　《清太宗實錄》卷六十三。

  [34]　《清太宗實錄》卷六十四。

  [35]　《吳三桂紀略》，見《辛巳叢編》。

  [36]　《清史列傳》卷七十九，《唐通傳》。

  [37]　順治元年六月山海關總兵高第「為欽奉令旨恭報挑過兵馬實數仰祈睿鑒事」揭帖（原件藏第一檔案館）中明確講到「偽鎮唐通」調取關鎮馬匹和關門兵丁「投順流寇」。高第上疏時距山海關戰役不過一個多月，完全可以證明唐通接管了山海關防務，並且又證明了吳三桂、高第等遼東、關門兵將確實一度投降了大順政權。

  [38]　《吳三桂紀略》，見《辛巳叢編》。

  [40]　彭孫貽《流寇志》（即《平寇志》）卷十一記載他聽人轉述吳三桂的幕客講，吳三桂已決策投降李自成，「至永平，遇父襄蒼頭與一姬連騎東奔，驚問之，則襄姬與蒼頭通，乘亂竊而逃，詭對三桂曰：『老將軍被收，一門皆為鹵，獨與姬得脫，東歸報將軍，將軍速為計。』三桂乃翻然復走山海，擁兵自守，使人乞師，共擊賊也」。談遷《國榷》卷一百一云：「吳三桂訛聞父襄遇害，即日自玉田還山海關。」

  [42]　佘一元《哭李赤仙二律》詩序中說：「平西伯中途聞變，旋師山海，各官星散。」見光緒四年《臨榆縣誌》卷二十。

  [43]　光緒四年《臨榆縣誌》卷九，《輿地編四·紀要》。

  [44]　光緒四年《臨榆縣誌》卷二十，佘一元《哭李赤仙二律》序，其《述舊事詩五首》之三亦云：「倉庫淨如洗，室家奔匿多。關遼五萬眾，庚癸呼如何？」

  [45]　光緒四年《臨榆縣誌》卷二十一，《事實編四·鄉型下》，程儒珍《關門舉義諸公記》。

  [46]　《清太宗實錄》卷六十五。

  [47]　《清太宗實錄》卷六十三。

  [48]　《清世祖實錄》卷三。

  [49]　《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第八十九頁。

  [50]　繆荃孫《雲自在龕筆記》所載有徐元文、韓菼跋文的范文程啟本；參見《清世祖實錄》卷四。

  [51]　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五十八。

  [52]　《清世祖實錄》卷四。

  [53]　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五十八。

  [54]　《清世祖實錄》卷四。

  [55]　《清世祖實錄》卷四。

  [56]　《清世祖實錄》卷四。

  [57]　《清世祖實錄》卷四。

  [58]　大順軍出征山海關的兵馬數各書記載相距甚大，清方檔案和《清實錄》都說是二十萬人；有的史籍說只有六萬人。時山海關人佘一元《山海石河西義冢記》說戰役中「凡殺數萬人……然所殺間多脅從及近鄉驅迫供芻糗之民，非盡寇盜也」。見佘一元《潛滄集》卷三，又見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九。可見，清方所記二十萬除有誇大之處，還把大順政權徵發的民夫計算在內。

  [59]　《大義覺迷錄》卷一載雍正「上諭」說：「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師時，兵亦不過十萬。夫以十萬之眾，而服十五省之天下，豈人力所能強哉！……其時統領士卒者，即明之將弁；披堅執銳者，即明之甲兵也。」

  [60]　光緒四年《臨榆縣誌》卷十九，《事實編二·鄉型上》記：「時議詐降緩賊，以待本朝大兵。」所派之人為高選、李友松、譚邃寰、劉克望四生員及劉台山、黃鎮庵二鄉耆，參見同書卷二十一，《事實編四·鄉型下》及光緒《永平府志》卷六十五。

  [61]　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五，《政事志·兵警》。

  [62]　李光濤《明清檔案論文集》中反覆論證即使沒有清兵助戰，吳三桂軍「足以制賊」，李自成「必敗無疑」，見全書「自序」、第八頁、三十九頁、八十頁、八十一頁、七○○至七一○頁，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版。李氏立論完全憑藉山海關戰役後吳三桂部下將領、義勇紳衿爭功文書，似乎連《山海關志》《臨榆縣誌》以及當時當地人佘一元等人著作全未參考。事實上，二十二日上午吳軍已有瓦解之勢，吳三桂深知危險，親自率領數百騎同關城紳衿呂鳴章等衝出關外，至歡喜嶺上的威遠台叩見多爾袞，請求立刻出兵相救。「方見時，忽報北翼城一軍叛降賊」（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五，《政事志·兵警》）。李氏之見，偏頗太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