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許回家

  張居正在馮保去他家的第二天就收到朱翊鈞的聖旨。朱翊鈞說：「您受先皇所託輔佐朕，朕如今年幼，您怎可說走就走？守孝當然要，可君恩尤重。折中一下，給你四十九天假，你在北京守制。」

  這道聖旨很快在朝廷引起反響，伶俐的戶部侍郎李幼孜徹夜不眠，全方位考慮這件事。第二天，他就上了一道奏疏，聲稱國家離不開張首輔，所以必須奪情。

  李幼孜的奏疏並未吸引張居正的眼光，因為他正把全副精力用在寫奏疏上。在這道奏疏中，他雖然還說回家丁憂，也說了「臣用三年時間事父，用終生事君」的話，可語氣已不十分堅定。他說：「皇上您說『父制當守，但君恩尤重』，我怎敢不斟酌這兩件事的輕重呢？」

  朱翊鈞再發「奪情」聖旨：「朕頃刻離您不得，怎能長待三年？況且先生緊系社稷安危，不能離開，也不要再固請。」

  以今天的眼光看，人家死了老爹，你用權力不讓人家守孝，這顯然違背客觀人性。但在中國古代，君父之恩是相等的。況且張居正自己也說過這樣的話：「真正的君子，澡心浴德，以整個身心侍奉君王和親人。在家事親，在廟堂事君。事君就要鞠躬盡瘁，不能說勞苦；事君時，這副身體就是君的，親人先放一邊。當離開廟堂回到家中，這副身體就是親人的。」其實這段話是說，事君和事親一樣重要，所以事君所以事親，要看你身在何處。

  

  在李太后和朱翊鈞看來，張居正身在廟堂，又受先皇所託，就該把「事君」放在第一位，其他一切事都要退後，即使是他死爹的事。站在張居正的角度考慮，拋掉對權力的欲望因素，他也不能離開。「主少國疑」，他怎能輕易拂袖離開？

  可理性在很多時候都會敗給人性，張居正思來想去，終於違背朱翊鈞的聖旨，又上奏疏，請求回家守制。這道奏疏陳情哀哀，是一篇絕妙文章。

  他對朱翊鈞說：「臣尚有老母，年亦七十二歲，素嬰多病，昨有家人到，致臣母意，囑臣早歸。田野之人，不知朝廷法度，將謂臣父既沒，理必奔喪，屈指終朝，倚間而望，今若知臣求歸未得，相見無期，鬱郁懷思，因而致病，則臣之心，益有不能自安者矣。皇上方以孝養兩宮，何不推此心以及臣之母乎？」

  針對朱翊鈞說「頃刻不能離卿」的話，張居正說道：「臣之不肖，豈真有卓犖超世之才，奔逸絕塵之力，惟皇上幸而用之，故臣得盡其愚耳！今在廷之臣，自輔臣以至於百執事，孰非臣所引薦者？觀其器能，咸極一時之選。若皇上以用臣之道而用諸臣，諸臣以臣心之忠而事皇上，將臣平日所稱聖賢道理，祖宗法度，此兩言者，兢兢守之，持而勿失，則固可以端委廟堂而天下咸理。是臣雖去，猶未去也，何必專任一人，而使天下賢者，不得以各效其能乎？」

  說完這一大段，張居正加重語氣，說回家守制並非是求得解脫，沒有忘記先皇託孤之事，自己精力還旺盛，報國的時間很多：「願賜臣歸葬，使得身自負土，加一簣邱隴之上。過此以往，死生惟陛下所用之，臣死且不朽矣。」

  他無論如何都想不到，朱翊鈞的聖旨更為誠懇動人：「連日不見先生，我心若有所失。四十九天猶嫌太長，何況是三年？先生平日所言，我無一不從，今日這件事，您就從了我這一回吧。」

  朱翊鈞這次是鐵了心要把張居正留住，他和呂調陽與張四維說：「張先生即使再上一百本，我也不准。」說完這句話，他看了呂、張二人一眼，意味深長地說，「官員們要知道朕的心。」

  這是個積極的暗示。朱翊鈞此時希望的就是有官員站出來，為他對張居正「奪情」擂鼓助威，推波助瀾。其實不必呂、張二人故意傳播皇上的心思，多日以來，所有官員都明白，張居正的「丁憂」要泡湯了。

  皇上既然已發出積極的信號，一向鼓吹為君王排憂解難的臣子們沒有理由還大眼瞪小眼。於是，御史曾士楚和言官陳三謨陸續上疏，請留張居正。

  明眼人一聽到這二位的名字，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曾士楚和陳三謨都是張居正的言官，多年來沒少給張居正排憂解難。如今他二人先後跳出來，說明這裡面有問題啊。據說，兩人上疏請留張居正後，「人心頓死，舉國若狂」。

  朱翊鈞沒有發現誰的心死了，也沒發現國家人民成了瘋子。他對曾士楚和陳三謨適時的表現大為滿意，迅速命令吏部尚書張瀚慰留張居正。

  張瀚是張居正一手提拔上來的，用時人的話說，他是張居正夾袋中的人。他自己也不諱言吏部尚書這個職務是張居正賞賜的。按人性，此時最該上躥下跳挽留張居正的就該是他，可他沒有。在朱翊鈞挽留張居正的過程中，身為吏部尚書的他，無動於衷。朱翊鈞的聖旨一下，他才極不情願地召開會議。

  吏部左侍郎何維柏第一個發言：「大臣丁憂守制，天經地義，這事恐怕沒得商量。」有官員嘆息說：「皇上要奪情，這也是天經地義的。」

  吏部官員議論了一上午，張瀚一言未發。直到會議結束時，他才慢吞吞地說道：「大學士奔喪，應該加恩，這是禮部的事啊，和我們吏部有什麼關係？」

  這段話透露出的信息是，他不想挽留張居正，但也不想得罪張居正，他把皮球踢得遠遠的。問題是，他這是掩耳盜鈴，躲得了一時，躲不了一世。按制度，皇帝的聖旨發到六部後，還要到六科備案。吏科言官王道成直到第三天還未等到那道聖旨，於是去請求張瀚履行聖旨，挽留張居正。

  張瀚這幾天眼看著上疏挽留張居正的官員越來越多，愁腸百結。在他看來，張居正就該回去守制，否則就不符合傳統，就不是好人。他把一肚子邪火發到王道成身上：「萬古綱常要被人踐踏，你也助紂為虐嗎？」

  王道成大吃一驚：「這可是皇上的意思，張大人您糊塗了？」

  張瀚捶胸頓足，哆嗦著雙手，說：「好，好，我明天就去見張居正，你們這群人啊，不知體統啊！」

  張瀚說到做到，真的就帶著吏部附和他的官員來到張居正府上。張居正一聽張瀚來了，大為高興，可幾句話後，張居正可就怒火中燒了。

  張瀚勸張居正應該回家守制，一來盡人子之職，二來遵循國家法度，三來給天下士子做了榜樣，可謂三全其美，何樂而不為？

  張居正內心洶湧，但臉色不變。等張瀚一番長篇大論後，他才緩緩地說：「您沒見到我幾次三番地上疏請辭回家嗎？皇上不讓我走，我能有什麼辦法！張大人也是臣子，試問皇上不允，我如何走？」

  張瀚咳嗽了一聲，道：「您的誠意還不夠。」

  這真是王八蛋才能說出來的話，老爹死了，要回家奔喪的誠意不夠？張居正火了，站起來道：「請張大人教授一下我！」

  張瀚發現張居正火了，急忙也從椅子上站起來，囁嚅著要說什麼。

  張居正大手一揮：「送客。」

  吏部的官員像喪家之犬一樣，逃出了張居正家。

  兩天後，王道成和御史謝思啟彈劾張瀚與何維柏，說他們無大臣之禮，不為皇上分憂。朱翊鈞發了雷霆之怒，勒令張瀚退休、何維柏罰薪三個月。

  張瀚離開京城時，腦海中翻騰起他和張居正第一次見面的情景。張居正對他說：「昨天雨後去上班，很多人都穿著新鞋，但道路泥濘，全躡手躡腳走路，恐怕玷污了鞋子。有人的鞋子一旦沾染泥巴，就不再顧惜。居身之道，亦猶是耳。倘一失足，將無所不至矣。」

  張瀚對張居正這段話刻骨銘心，所以他自認為自己從做官到被迫退休，鞋子始終沒有沾染泥濘。對張居正的賞識之恩，他在後半生絮叨個不停。

  張瀚的離開，預示著張居正的「奪情」已成定局，凡是阻擋張居正留任的人都是飛蛾撲火。張居正也自以為萬事大吉，擺出了自己的底線。不丁憂可以，他有五個條件：第一，二十七個月的薪水和獎金，他一概不收；第二，朝廷所有祭祀吉禮，他概不參與；第三，入侍講讀，在閣辦事，穿孝服（青衣角帶）；第四，章奏具銜，准加「守制」二字；第五，仍希望明年乞假葬父，迎老母來京。

  朱翊鈞立即做出回覆：「第一條不可，張先生清廉，如果沒有俸祿，靠什麼養活自己？最後一條，明年再說。」

  「奪情」大功告成，朱翊鈞很高興，張居正的夥伴們也很欣慰，只有張居正本人，內心突然升起一股不安。這種不安深藏著，時不時地跳出來提醒他一下，這件事沒那麼簡單。

  按心學大師王陽明的理論，人心所以不安，是因為思慮太多。思慮太多，是因為做的一些事違背了良知。以這種理論來解釋張居正內心深藏的不安就是這樣的：他和父親張文明的感情遠沒有人想像的那麼深厚。首先是十九年不見，父子之情全靠書信維繫；其次，張文明和張居正在志趣和事業上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張文明愛錢，沒有遠大理想，張居正的理想比天還高；最後，自張居正擔任首輔後，張文明沒少給張居正找麻煩。所以張居正回家守孝，絕大一部分原因是遵循傳統文化。

  張居正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至深，又對權力無限熱愛，在孝和權力上，他最終選擇了權力。可良知告訴他，這是不對的。他的憂慮和不安正是良知在發揮作用。實際上，他不是個對權力本身極度熱衷的人，他只是把權力當成手段，最終目的還是為了這個國家。這也可算作是他的良知。正是這兩種良知的交互作用，使得他一會兒覺得被奪情是天經地義的，一會兒又覺得不回家守孝有違人性。

  人所以強大，是良知的力量，而有時候脆弱，也是良知所導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