檄文聲討的到底是誰

  朱元璋對舊社會有一種深入骨髓的恨。多年以後，他淚水在眼裡打轉地回憶說：「在萬惡的舊社會，州縣官吏對百姓如對待牲畜，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從不認為民間有疾苦。我當時憤怒得發狂。」

  劉伯溫在1360年初見朱元璋時，無法理解朱元璋渾身散發出來的對元王朝的刻骨仇恨，這是因為他對年輕時的朱元璋不了解。朱元璋沒有知識、沒有背景，處在社會最底層，受了太多的苦。就是後來拿著飯碗以和尚的身份要飯，也是過了今日沒明天。用民間的說法，朱元璋的人生就是「強活」——奮力勉強地活著。

  劉伯溫即使知道朱元璋那段悽慘歲月，由於二人的經歷不同，他也無法理解朱元璋的仇恨。劉伯溫不想改變朱元璋對元王朝的看法，因為他本身就義無反顧地拋棄了元王朝，他對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教誨很有心得。他只是希望朱元璋在反元的時候，拋掉朱元璋頭上頂著的紅巾軍的帽子。其實拋掉的不是紅巾軍這頂帽子，而是這頂帽子的白蓮教的質料。

  他在給朱元璋的《時務十八策》中就特意用文字透露了這一信息。他說朱元璋赤手空拳創建了應天政府，而絲毫未提朱元璋是紅巾軍的一員將領。

  

  1362年陰曆六月，察罕帖木兒在他最後的寶貴時光里向朱元璋投去溫柔的一笑，這位元王朝的「齊桓公」對朱元璋說：「我已經奏報朝廷，給你個丞相的職務。」朱元璋對這察罕帖木兒的溫柔一笑，心神不寧。當時劉伯溫正在老家守喪。他給劉伯溫寫信徵求意見。劉伯溫對他說：「察罕帖木兒現在是元王朝的頂樑柱，我們不能得罪他，但我們也不能像張士誠那樣投降元政府，這和我們的初衷相違背。只有一個計策，那就是不理他，既不說投降也不說不降。」

  劉伯溫的這一想法，是他把朱元璋和張士誠作比較得出來的。當時張士誠投降元政府，在法理上名正言順。很多知識分子為什麼喜歡到張士誠那裡，這是一個主要原因。跟著張士誠，風險成本小，而跟著不合法的朱元璋，風險大。

  朱元璋是否想過被元王朝招安，沒有任何直接的證據證明。但就在本月，察罕帖木兒被田豐謀殺，朱元璋得知這個消息後，茫然了很久，最後嘆息說：「天下無人也。」

  後來吹捧朱元璋的人說，朱元璋當時不理察罕帖木兒，是因為對將來的成功已成竹在胸。這簡直是胡扯，朱元璋當時西邊有巨無霸陳友諒，東邊有張士誠，還有他至少在七年時間裡都難以企及的元大都，他怎麼就會對成功成竹在胸？

  他所以沒有接受元政府的招安，是因為察罕帖木兒死得早，如果再給察罕帖木兒幾年時間，朱元璋後來的路肯定會不同。

  1362年年末，元政府派了一批使者先到方國珍處，然後送信給朱元璋，要招安他。朱元璋和劉伯溫商議許久，劉伯溫認為，繼續不理。因為在劉伯溫看來，失去了察罕帖木兒的元政府，已經沒有了招安的資格。朱元璋比劉伯溫走得更遠，他不但這樣認為，而且還把元政府的使者叫到應天，殺掉了其中幾名。

  但幾天後，朱元璋對自己的魯莽馬上反悔，他派人送還了活下來的使者，還送了許多戰馬給元政府。元政府無法作深一層次的追究，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1363年陰曆二月，張士誠攻安豐城，朱元璋深思熟慮了一個月後，親自出兵解救安豐。劉伯溫當時讓他放棄這次機會，他內心深處最真實的想法就是要把朱元璋從小明王的紅巾軍旗下解放出來。

  劉伯溫多年來對朱元璋的教誨，使朱元璋逐漸理解了這樣一個道理：不能和白蓮教有瓜葛，自己就是將來的天下之主。

  如果我們了解了這些，就能明白朱元璋在討張士誠檄文中除了張士誠罪狀之外的那些話。他說：「我參軍之前，是有很深考慮的。首先考慮的是紅巾軍，但他們全是些妖言惑眾、裝神弄鬼之徒，後來又考慮參加政府軍，可他們以殺害百姓為己任。所以我艱苦奮鬥，今天，我擁有了南中國廣大地盤，這是祖宗的顯靈和上天的指令。」他又說，紅巾軍革命以來，做過的事主要有三件：殺人、放火、凶謀，殺戮天下的知識分子。所以呢，紅巾軍就是個賊窩，就是十惡不赦的團伙。而他自己則是商湯和周武，可以弔民伐罪。他討伐的人全是壞人，比如張士誠。張士誠這人雖然和紅巾軍沒有任何關係，但是因為朱元璋要討伐他，所以他就成了下流胚。

  接著，朱元璋又說，自己可以替蒙元政府「立功」，大家聯合起來平定那群亂臣賊子。這群亂臣賊子好多，張士誠是，王保保是，李思齊是，張良弼是，甚至躺在墳墓里的明玉珍也是，就是他的頂頭上司小明王也逃不掉亂臣賊子的頭銜。

  朱元璋現在搖身一變，成了中國最偉大的人物。他清清白白，既不是邪教，也不是亂臣賊子，他是堯舜級別的人物，要比湯武還要崇高。

  他站在應天城的最高處，那張醜陋的嘴臉迎風招展，嘴裡吐出慷慨激昂、義憤填膺的詞句，使人聽一句就渾身起雞皮疙瘩，看他一眼，骨頭就咯咯作響。

  他說他是當時世界上最崇高的人物，還可以理解。但討張士誠的「八宗罪」實在讓人莫名其妙，就連張士誠在反覆看了幾遍後，也看出問題來了。張士誠對他的將軍們說：「把第一條、第四條、第八條去掉就是我討朱元璋檄文啊。」

  其實，這八條罪狀，是朱元璋政府搜索枯腸、抓耳撓腮湊出來的。

  從張士誠的角度來反駁這八條罪狀，就很是好看。

  第一條罪狀：當初販賣私鹽，後來最先造反，四處殺人，還有根據地。

  張士誠反駁說：「我是販賣私鹽，可我販賣私鹽的錢都救濟貧苦百姓了。你朱禿子倒想販賣私鹽，可沒有這頭腦啊。你說我最先造反，你腦子進水了嗎？最先造反的是主子劉福通和小明王。我有根據地，你就沒有嗎，你的應天城是茅坑嗎？」

  第二條罪狀：後來你張士誠發現根據地危如累卵，就假裝投降元政府，可不久就殺了元政府官員。

  張士誠反駁說：「我假裝投降元政府，你就沒有想過投降元政府？我殺了元政府的官員，你他媽的還殺過人家元政府的使者呢，兩國交兵，不斬來使，相比之下，哪個罪孽更重，道德更敗壞？」

  張士誠突然又想起一件事來，讓他怒火升騰。這件事是這樣的，當初元政府主力軍圍攻高郵城，朱元璋這孫子居然送給圍城的元軍牛肉和美酒，說是犒軍。幸好，張士誠氣量大，他收拾了憤怒的情緒，繼續反駁第三條。

  第三條：再後來，你張士誠又占了浙西，擅自稱王。

  張士誠反駁道：「我攻浙西，可沒像你那麼不要臉。你朱禿子當時每攻一城時，都給你的士兵打雞血，說什麼『前有某某城，子女玉帛，無所不有。若破此地，從其所取』。我擅自改元稱王，那還是我的獨創，你一直使用不合法政府韓宋帝國的龍鳳年號，你說到底誰罪大？」

  第四條：冒犯我的疆域，被我打敗，又投降元政府。

  張士誠反駁道：「是我冒犯你的疆域，還是你來拱我啊。這是狗咬狗的事，你居然把這當成是我的罪過，真是豈有此理。」

  第五條：占了那麼富裕的江浙地區，卻不向政府交稅。

  張士誠憤怒地反駁道：「你朱禿子狗戴帽子裝人啊，你擁有『江左及淮右數郡』，你給過元政府一粒糧食沒有？我這幾年每年都給元政府運送十萬石糧食，收據還在我手裡，你居然說我十年不納貢？噢，我想起來了，你納貢過，就是當初我在高郵城裡被元軍圍得生不如死時，你給人家送過牛肉和美酒。」

  第六條：對元政府陽奉陰違，謀害元政府官員。

  張士誠冷笑著反駁道：「我對元政府陽奉陰違，人家元政府還沒有說什麼，你朱禿子算老幾啊，輪得到你張嘴咬我？」

  第七條：知道元王朝已沒落，就把元政府在江浙的行政人員一窩端，殺了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睦邇、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

  張士誠反駁道：「達識帖睦邇和普化帖木兒是自殺，怎麼就成了我殺的。你也殺了不少元政府的高級官員，又怎麼說？」

  第八條：誘我的大將投靠你，又掠奪我的百姓。

  張士誠呸地吐了一口，反駁道：「好意思說我誘你的大將，我是曾誘過你的侄子朱文正，可你怎麼不想想，你的侄子都想背叛你，你做人太失敗了。別以為我不知道，你派到我王國里的間諜比我的百姓還多，這到底是誰誘誰？」

  張士誠反駁完「朱八條」後，心情大為舒暢。可他轉念一想，朱元璋智力商數怎麼低到如此程度，把聲討我的檄文幾乎寫成了聲討他自己的？他手下的劉伯溫是頂級秘書，怎麼會有這樣愚蠢的檄文從朱元璋眼皮子底下散出？

  這也是我們疑惑的問題，如果是劉伯溫寫這篇檄文，即使不經大腦也不會寫成這樣。這其中，必有原因。

  果然是有原因的。原因出在一個叫張昶的人身上。張昶在1366年陰曆五月的身份是朱元璋政府的副宰相（參知政事），三年前，張昶的身份是元政府的民政部部長（戶部尚書），在那次招降朱元璋的計劃中，張昶作為使節團團長被朱元璋扣留。朱元璋一邊當著他的面殺掉他的同事，一邊露出擠出來的微笑，勸他為自己效力。朱元璋說自己是天底下第一菩薩心腸的革命家，還說自己對張昶強大的執行力早有耳聞。

  面對屠刀，張昶沒有別的選擇，只能委曲求全。在他投降朱元璋的三年時間裡，他的確把朱元璋政府管理得井井有條，朱元璋政府的建置、制度大多數都是出自其手。張昶最厲害的地方就是他的執行力，沒有一件事在他手裡停過一天以上。朱元璋對張昶這幾年來的表現很滿意，漸漸地把他當成自己人。但張昶不是朱元璋的人，他始終心系元政府和他在北方的家人。

  他在朱元璋政府所做的一切，只是他的職業習慣，那張醜惡的嘴臉，不是他心目中的聖君，更不是他心目中的菩薩。他對朱元璋有刻骨銘心的憎惡，他對一切造反者都有憎惡。依他的看法，這些人毫無高尚的道德情操，造反的唯一目的就是發家致富，無數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都證明，造反者後來能得天下，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和時勢造就的。假設沒有劉福通的紅巾軍革命，宰相脫脫的治世能力會把元王朝從墮落的泥潭中拯救出來。就是因為各地不斷有人造反，宰相脫脫那些行之有效、立竿見影的治世措施無法施行，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張昶經常站在應天城的最高處，遙望北方，忽然就眼含熱淚。當朱元璋和張士誠的戰爭開始後，張昶殫精竭慮地為朱元璋貢獻心力，這倒不是因為他忠於朱元璋，而是他特別喜歡看狗咬狗，他希望兩隻造反狗兩敗俱傷。

  於是，我們有理由相信，朱元璋聲討張士誠的檄文，可能就是出自張昶之手。按張士誠的話說，這篇檄文去掉第一、第四、第八條外，完全就是一篇聲討朱元璋的檄文。

  我們完全可以想像這樣一個畫面：張昶站在書桌前，攤開紙，不懷好意地奸笑著、快樂著，一個字一個字地把朱元璋的罪行寫到紙上，看上去，那就像是張士誠的罪行。他幾乎沒寫成一條朱元璋的罪狀，卻像酷暑時吃了一塊冰凍西瓜一樣的身心舒暢。

  按劉伯溫那超人的聰慧，不可能發現不了檄文里的「指桑罵槐」，但他也沒有辦法，因為張士誠和朱元璋根本就是一丘之貉。

  張昶的結局是可以預料的，他的心思絕對逃不過陰謀高手朱元璋的眼睛。1367年陰曆六月，張昶寫信給朱元璋說：「現在天下幾乎已定，作為君主，您應該是個神秘主義者，最好待在深宮裡不要出來，及時行樂。使天下人摸不到您的心思，才能被人懼怕。」

  朱元璋把信給劉伯溫看。劉伯溫說：「他想做趙高，把您想成了秦二世。」朱元璋就把張昶叫到面前，痛斥他。張昶見朱元璋不吃這套，就想出了另一套。他又寫信給朱元璋，說：「元政府失於寬縱，所以才走到今天這一步。想要國家穩定，必須要用嚴刑峻法。」朱元璋又把信給劉伯溫看，劉伯溫說：「他說得有道理，但這個時候不適合嚴刑峻法，此時大業未成，嚴刑峻法會失民心。」

  朱元璋動了殺機，說：「張昶這廝到底想要做什麼？如果他的智慧僅限於此，我要他何用；如果他是故意的，我怎麼敢用他！」

  幾天後，有人從張昶的枕下搜到了一封他寫給元朝皇帝的信，信中回憶了他為元政府服務的那些年，又回憶了給朱元璋政府工作的這幾年。信的最後說：「在元政府的那些年，是我最快樂的日子，在朱元璋政府的這幾年，簡直如在地獄，度日如年。」

  朱元璋得到這封不是寫給自己的信後，暴跳如雷，下令逮捕張昶，張昶在獄中寫了八個字：身在江南，心懷塞北。朱元璋說：「這小子心意已決，得到他的人卻得不到他的心，留也無用。」

  張昶於是殉國。張昶的殉國悄無聲息，沒有任何人關注這件事，就如沒有任何人關注小明王的死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