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藝術與科學

  19世紀，英國繪畫藝術趨向繁榮，建築風格競相爭艷，音樂與歐洲大陸相比基本上乏善可陳。19世紀初，新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並存，新古典主義以古典藝術為理想，突出理性與美德，希望用古典世界的理想改善世界。新古典主義甚至相信希臘和羅馬的一切都盡善盡美，它強調永恆。浪漫主義發現激情無法駕馭，它並不背棄傳統，而是以自身的價值來改造傳統。在繪畫領域，浪漫主義注重顏色而非線條，突出動感而非構圖，強調情感與個人體驗而非普遍價值。

  風景畫是英國浪漫主義畫家的重要主題，1862年，帕爾格雷夫（Francesco Turner Palgrave）寫道：「本世紀我們的藝術生命力差不多在於風景畫和情節畫中，兩者實際上是最近六十年的發明。」在19世紀風景畫興盛之前，人們不重視以鄉間建築和花園景色為主題的畫家，但是18世紀末期浪漫主義新潮湧動時，藝術家對風景畫的態度發生轉變，兩位同時代的風景畫家，威廉·特納和約翰·康斯特布爾，用各自的畫風烘託了19世紀英國風景畫的繁榮。

  特納（William Turner）出身貧寒，是理髮師的兒子。他幼年就顯露出繪畫天賦，曾在雷諾茲的畫室里學習素描；15歲其作品參加了皇家美術院展覽，18歲成立自己的畫室，27歲成為皇家美術學院院士，之後他遊歷歐洲，在32歲時擔任美術學院透視學教授。

  特納的早期作品是寫實主義的，1810-1815年他創作了泰晤士河風景組畫，這些畫作是對瞬間風光的迅即描繪。他在《廷特恩修道院》里用寫實手法畫下建築結構，又以戲劇般的明暗對比，使建築物產生一種神秘而可畏的雄偉感覺。他的第一幅大師級作品是畫布油畫《暴風雪：漢尼拔及其軍隊翻越阿爾卑斯山》（1812），畫面上顏色明亮的、動感的暴風雪使灰暗、模糊的營寨變得非常渺小，於是人與自然相比微不足道的感覺油然而出。這幅畫受多種因素影響：他在阿爾卑斯山旅遊，親身感受著山中風雪；他對義大利風景畫進行觀摩，其中提香、普桑和倫勃朗對他的影響最大。正如他自己所說：「提香……為大部分的歷史畫增加了高雅的情趣」；「普桑在歷史和田園詩題材方面的才能……（使）我們真正感覺到一種特別的莊嚴」；倫勃朗「用他的明暗對照法，使人深切地感覺到光和暗的衝突，給最平庸的粗俗事物蒙上一層神秘的氣氛」。加上他對1810年一次暴風雨的親身體驗，讓這幅大師級畫作震撼人心。

  特納準確地描繪自然，特別是其中的壯麗場面。他對自然的恐懼與敬畏感，表現在《暴風雪》和《涉溪》（1814）等畫作中。他認為構圖、對稱和光效應產生縱深感，《威尼斯大運河》（1835）對色彩的精湛運用，使特納成為印象派的先驅：淡彩的底色、金色的視景和彩色的蒸汽，在色彩調配上達到光彩奪目的效果。《雨、蒸汽和速度》（1844）與《涉溪》形成對比，整個畫面的底色由上方的黃白色向下方的黃褐色過渡，中間有一條模糊的地平線；右下方，一列火車從背景中衝出。當康斯特布爾認為特納的藝術「粗野不堪」時，既是對他性格的說明，也是對他畫風的評價。

  

  約翰·康斯特布爾（John Constable）生於薩福克郡，是磨坊主之子。他和特納一樣，是19世紀英國最知名的浪漫派風景畫家，他很少出國遊歷，只願意在自己家鄉觀察和臨摹，說自己在干農活時學會了觀察，風車、運糧船、鄉間小徑都是他的繪畫素材。康斯特布爾的藝術理念集中在這一點上：藝術家要在畫布上表現他在觀察自然時抓住的一瞬間美感。有時候他畫的不是景物，而只是自己對景物的印象。特納的畫充滿動感，康斯特布爾的畫則充滿寧靜氣息。畫布油畫《乾草車》（1821）是他的重要作品，畫的是中午時刻吉本庄園的威利洛特小屋：左側是濃密的樹和小屋，右側是天空和草原，有景深和開闊感；乾草車位於畫面中下部，右邊的河流形成一塊反光面。康斯特布爾的繪畫除了臨摹自然，便是對顏色的試驗，《造船》（1815）體現了他對色彩的獨特處理：本應是冷色的灰色與綠色，卻用來產生溫暖的感覺。康斯特布爾也是個畫天空的高手，他經常寫生雲團，並記下雲彩的種類和日期，印象派也把他視為先驅者之一。

  康斯特布爾崇尚自然，不刻意獵奇，直到1829年他才當選皇家美術學院院士。他批評19世紀初英國畫壇的浮誇：「現代的最大錯誤就在於膽大妄為，企圖在真實之外去追求什麼東西。追求時髦，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也會有，但它總是有一定時間性的，要得到後人的承認，只有萬物中的真實才會永存。」康斯特布爾對自然景象仔細觀察，說明了科學對藝術的影響，他的作品質樸細緻，以筆觸和色彩記錄他周圍的風景。

  19世紀中期出現了拉斐爾前派藝術家，這是19世紀英國繪畫的第二階段。這些畫家對15世紀以前的繪畫有濃厚興趣，反對米開朗琪羅和拉斐爾以後程式化和學院派的藝術，而特別反對以雷諾茲為代表的英國皇家美術學院的畫風，但他們還是繼承了康斯特布爾注重自然、注意細節、特別是模仿自然中艷麗色彩的風格，其中重要者有羅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1882）、米萊（Sir John Everett Millais,1829-1896）、亨特（William Halman Hunt,1829-1896）等。拉斯金是該派重要的理論家，同時也是重要的畫家；他們在1848年組織拉斐爾前派兄弟會（Pre-Raphaelite Bro therhood），由此而出現「拉斐爾前派」這個名稱。

  拉斐爾前派的作品往往取材於聖經和中世紀故事，注重色彩、細節，特別強調光，羅塞蒂的《莉莉絲》（1864-1868）和亨特的《悠閒》（1866）是這個畫派早期的名作。由於該畫派在早期特別傾心於中世紀，認為中世紀代表著純潔和創造力，因此被視為是對抗啟蒙、與浪漫主義相聯繫的一個組成部分。米萊的《基督在父母家中》（1850）曾因為十分注重細節與寫實，而引起很大爭議，狄更斯就稱該畫將人物畫得像酒徒，褻瀆了耶穌一家。拉斯金在《現代畫家》，也就是19世紀名噪一時的藝術史研究系列中，為這個畫派進行辯護。

  維多利亞後期興起了新的繪畫風格，即理想主義繪畫。理想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拉斐爾前派的補充和修正，它以神話情節吸引人，重視形式美，強調裝飾性，模仿古希臘的完美裸體的崇高精神。理想主義畫家的代表有萊頓（Frederic Leighton）、喬治·華茲（George Frederic Watts）、阿爾瑪台德瑪（Lawrence Alma-Tadema）等等。弗雷德里克·萊頓是19世紀末最有聲望的學院派畫家，他的名聲一度超過雷諾茲。萊頓在布魯塞爾、巴黎、法蘭克福接受過繪畫訓練，1852年來到羅馬，從古典藝術中吸取營養。這一年繪製的作品《聖列的行進》，於1855年在皇家美術學院展出，即被維多利亞女王買下。1878年萊頓當選為英國皇家美術學院院長，1896年受封為男爵，成為英國唯一獲得這項榮譽的畫家。

  19世紀後期興起了工藝美術運動，這場運動對整個世界都產生了影響。運動的參加者反對工業時代用機器複製的粗糙藝術品，強調藝術設計和工藝製作的重要性。參加運動的人有畫家、設計師、建築師、作家、哲學家，他們倡導實用技術與美術相結合，反對大工業的平庸與缺少美感，主張消除生活與藝術的鴻溝。運動的倡導者是莫里斯、拉斯金和普金，這些人自稱是美術工匠，和手藝人一起參與產品的製作。1859年「紅屋」的設計，標誌著運動正式開始，莫里斯、韋伯、羅塞蒂和瓊斯都參與了設計。工藝美術運動對19世紀後期的城市、住宅、圖書設計，日用品、家具、器械的造型都產生很大影響，他們建立工藝美術公司，既銷售產品也推銷理念，同時也改變了藝術家的生活方式。

  19世紀的建築經歷了連續的繁榮，不同的風格競相出現，建築風格帶有試驗性，希臘式、哥德式、義大利式都得到表現，威斯敏斯特是哥德式的，大英博物館則是古典式。在19世紀，古典建築風格仍然大行其道，這與歐洲和美國的情況大抵相似，約翰·納什（John Nash）是古典式代表，從白金漢宮到雷澤公園的連排住宅，整個倫敦西部都受其影響。埃爾姆斯（Harvey Lonsdale Elmes,1813-1847）的利物浦聖喬治大廳（1840-1854）氣派雄偉又簡潔明快，在功能和空間組合方面極具特色，被認為是19世紀新古典主義建築風格的最高成就。哥德式建築的復興，與巴里（Sir Charles Barry,1795-1860）、普金（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Pugin,1812-1852）等建築師有關，1836-1838年威斯敏斯特的重建方案主要是他們制定的。19世紀在建築方面出現一個新進展，就是在橋樑、商店和車站建築中使用鋼和玻璃，史蒂芬森（Robert Stephenson）的布里坦尼鐵路大橋（1850），玻特（George Porter）的百貨店（1858），布魯尼（A.K.Brunel）的皇家阿伯橋（1860）等都是這方面的典型作品。艾利斯（Peter Ellis）設計利物浦的歐瑞爾議事廳（1860）時，將新材料和新古典主義風格結合起來；而帕克斯頓（Joseph Paxton）設計的水晶宮（1851），則是使用鋼與玻璃的巔峰之作，這個龐大的建築物寬125米、長560米、高22米，預製和組裝結合，在幾個月內就完成了設計與建造。

  與歐洲特別是德國的浪漫主義音樂相比，英國的音樂成就總體不高，不僅沒有可與大陸相比的音樂大師，而且其創作也呈衰落趨勢。宗教音樂特別是合唱音樂是英國的傳統，19世紀仍然維持著。教堂管風琴音樂一向是英國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貝內特（William Sterndole Bennett）和帕里（C.H.Parry,1848-1918）受大陸浪漫主義影響，他們的創作可算作歐洲浪漫主義的一個部分。19世紀中葉愛爾蘭的巴爾夫（Michael William Balfe）和華萊士（William Vincent Wallace）寫過一些清新優美的歌劇，前者以《波希米亞少女》（The Bohemian Girl）出名，後者以《瑪麗塔娜》（Maritana）為人所知。劇作家威廉·吉爾伯特（Sir William Schwenck Gilbert）和阿瑟·沙利文（Sir Arthur Seymour Sullivan）寫了許多英國風格的喜歌劇，這些歌劇繼承了民謠歌劇的傳統，近似於輕歌劇，其中如《日本天皇》（The Mikado,1885）、《皮納福號軍艦》（H.M.S.Pinafore,1878）和《彭贊斯的海盜》（1879）等，至今仍在英語國家上演。1822年英國建立了著名的皇家音樂專科學校，許多作曲家和演奏家在這裡獻身於音樂教育工作。

  19世紀的科學，除物理學仍在尋找世界的統一性，已脫離了哲學或本體論意義上的宏大理論，而成為應用的科學。純粹的科學問題導致技術革新，技術又向科學提出新課題。科學與技術從未有過如此密切的聯繫，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和麥克斯韋（James Clark Maxwell）的電磁學對電氣、巴思德（Louis Pasteur）的微生物研究對醫學、孟德爾（Gregor Johann Mendel）的遺傳學對農業，都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科學與哲學似乎分開了，科學家和大眾都不再以哲學的態度對待科學，科學處理的是現象，而終極意義不再是科學家思考的對象。19世紀是實證主義的世紀，科學理論有賴於實驗證明，「實驗已經成為一種系統的、有規律的工作程序，實驗在已建立的實驗室進行，把可以重複的結果在專門雜誌上報導。」此外，各國和各大學設立科學研究基金，系統地獎勵科學進步。在科學發展方面，英國科學是實用的、經驗主義的、個人化的，與法國人注重數理表達、德國人注重思辨規劃形成對照。英國有大量自學成才的人在科學上取得成就，托馬斯·揚的（Thomas Young）光波動說，漢弗萊·戴維（Sir Humphry Davy）的電化學，道爾頓（John Dalton）的原子論，法拉第的電磁實驗，都是重要進展。

  19世紀的數學出現了許多新科目，這與物理學的應用有關。複變函數論與熱傳遞技術，高斯（C.F.Gauss）的分析論與電學、微分方程與力學之間都有密切關聯。數論、形論、群論、函數論的發展引人注目，凱利（Arthur Cayley）、克萊因（Felix Christian Klein）、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對非歐幾何有重大貢獻。19世紀前30年的英國數學家，包括皮科克（George Peacock）和德摩根（Augustus De Morgan），致力於代數學的公理化，在此基礎上哈密爾頓（William Rowan Hamilton）發現四元數。

  英國的代數學以符號運算以及符號去處與數學事實的關係為研究方向，產生英國式的代數運動。皮科克的《代數學》（1830）把代數分成算術代數和符號代數，後者是一門「通過某種確定而又任意的方式處理符號和記號的組合的科學」。哈密爾頓是愛爾蘭數學家和物理學家，他力圖證明負數和虛數在代數運用中的合理性問題，他的四元數概念標誌著量概念在物理學中的廣泛運用。德摩根的貢獻主要在分析學、代數學、數學史及邏輯學等方面，在代數學方面，他認為代數學實際上是一系列「運算」，這種運算能在任何符號的集合上，根據一定的公式來進行。在邏輯學方面，他發展了一套適合推理的符號，並首創關係邏輯的研究。他提出了論域概念，並以代數的方法研究邏輯的演算，建立了著名的德摩根定律。他更對關係的種類及性質加以分析，對關係命題及關係推理有所研究，從而推出一些邏輯的規律及定理。邏輯學家喬治·布爾則在另一個方向對代數自由性問題進行探討，他是現代符號邏輯的重要人物。

  在天文學方面，從古代直到18世紀，天文學家的主要工作是對天體運行規律進行數學描述，這項工作的頂峰是牛頓的運動定律。18世紀的英國天文學是天文觀測學，赫歇爾兄妹（Friedrich Wilhelm Herschel,Caroline Lucretia Herschel）不斷改善望遠鏡，以精確繪製恆星的位置與天體結構。19世紀初，赫歇爾主要進行星雲研究；他的兒子約翰·赫歇爾（John Herschel）於1864年出版了包括5000多個星雲與星團的天文總表，是現代星系圖的基礎。19世紀下半葉先進儀器的使用，導致天體物理學誕生，天文學家對稜鏡光譜進行分析，理解其中包含的意義。威廉·哈金斯（Sir William Huggins）通過分光鏡將氣狀星雲和星狀星雲區分開，照相技術也改變了天文學的特點和天文觀測的性質。天文學家不再受人眼觀察的局限了，它和基本粒子及細胞研究一樣，需要更精確的實驗手段。

  原子論是19世紀英國科學研究的重要成果，關於原子的猜想，早在古希臘時期就有了，但直到1801-1804年道爾頓以氣體做實驗時，原子的存在才被證實。19世紀以前，人們假定一切物質的原子都相同，道爾頓則指出不同物質的原子也不相同，同一性質的原子相互排斥，不同物質的原子相互不排斥；不同物質（元素）的原子其大小、重量、單位體積內的數目都有差異，當兩種物質合成一種化合物時，但若兩種元素生成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化合物時，其中一個元素的質量固定，另一個元素的質量與之形成簡單的整數比（倍比定律）。他還發現一個元素的原子可以與另一個元素的三個或更多的原子化合。他以氫原子的重量為單位，列出各個已知元素的當量重量，根據這些當量重量，可以推算出化合物中各個元素的原子量。

  在化學方面，另一個進展是電離實驗。從1801年起漢弗萊·戴維對鹽液和固體化合物做電解實驗，1807年他用250對鋅片和銅片組成電堆，實現了對草木灰（碳酸鉀）和蘇打（碳酸鈉）的電解，發現了兩種重要的新元素鉀和鈉。1808年他又發現鈣、鋇、鎂、鍶四種元素，第二年解析出硼。他從這些研究中得出結論：使元素形成化合物的化學吸引力具有電的屬性。結合柏齊力阿斯的實驗，戴維提出化合物的二元說：化合物被電解時，氫、金屬和鹼類元素被吸引到電流的負極，它們是正電性族；氧、非金屬和酸被吸引到正極，它們是負電性族；其他元素呈中性。60年代以後，隨著原子量和化合價的確定，元素分類和尋找新元素主導了化學研究的方向。

  在電磁學研究中有兩個重要人物，即法拉第和麥克斯韋。法拉第出身於鐵匠家庭，年幼即開始學徒生涯。1813年他擔任皇家學會主席漢弗萊·戴維的助手，走上了科學研究的道路。1821年法拉第發明了第一台電動機，即利用電流使物體運動的裝置。1831年他發現電磁感應現象：一個電流可以產生另一個電流，一個金屬線圈中的電流強弱發生變化時，能在一個鄰近的線圈中感應出一個瞬時電流；將一塊永久磁鐵在線圈附近移動，也會產生相似的現象。這樣，磁、電和機械運動就聯繫在一起了。麥克斯韋將法拉第的實驗結果概括成一組公式，對電磁學做了理論性的推導。

  在熱力學方面，焦耳（James Prescott Joule）推動了能量守恆定律的確立。焦耳深信能量具有不同的形式並保持不滅，相信熱是粒子的運動，與機械能是一回事。他試圖以實驗證明上述觀點，他測量各種能量轉化為熱的情況，1840年他測量電流通過電阻線時發出的熱，發現電流通過導體時產生的熱量，與電流強度的平方、導體的電阻和通電時間成正比。這就是所謂「焦耳定律」。自然界一切物體都有能量，能量有各種不同形式，能夠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從一個物體傳遞給另一物體，在轉化和傳遞過程中能量保持不變，這就是熱力學第一定律，也稱能量守恆定律。焦耳對這個定律的確立作出了貢獻。

  19世紀最偉大的科學成果是進化論，進化論完全改變了人對生命的看法，確立了人類起源的科學基礎；它深刻影響了19世紀人的思維，影響了此後人們的一般思想方式。在達爾文出生之前，進化的思想就已經產生，解剖學家兼自然神論者貝爾（Charles Bell）曾論證：動物的本能、組織和手段與其對自然的適應相聯繫，每一個物種都在自然中有其位置，它是適應（即機體對環境的有益調整）的結果。達爾文的祖父伊拉斯謨·達爾文強調動物的生存競爭，主要是爭奪雌性。梅森曾經說，進化論與各國的民族思潮有關，英國的競爭自由主義容易產生達爾文式的進化論。

  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起先在愛丁堡學醫，後到劍橋學習地質學和自然史。在劍橋他受到地質學家基季威克和植物學家亨斯洛的影響，1831年12月至1836年10月他隨英國政府南太平洋遠程考察船出行，進行博物學考察，途經南美洲和太平洋群島。在考察中，達爾文採集了許多地質、植物和動物標本。1842年，他根據收集到的地質學資料發表《珊瑚礁的結構與分布》這本地質學著作。在遠航過程中，他就形成生物進化的想法；從1837年起，20多年中他追隨賴爾的地質學研究方法，對生物學資料進行整理。1859年他出版《物種起源》（完整的書名是《論通過自然選擇或生存鬥爭保存良種的物種起源》），書中從滅絕物種的時間分布和活著物種的空間分布兩個方面，提供生物進化的證據。系譜遞傳和自然選擇是他的理論的兩個關鍵，通過對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的研究，他指出生物化石在地質上有連續性、在地理分布上有相關性，因此生物系譜是存在的，而個體的胚胎發育過程基本上是物種進化過程的複製。在進化過程中，那些具有優勢變異的動物生存下來、並繁殖其種類，而具有不利變異的物種則滅絕了；生物對環境的適應產生物種變異，形成新的物種。但環境因素，如氣候的變化或食物的改變等，對生物的影響是非常緩慢的，它的效應是累積的，這就是自然選擇。

  達爾文不認為生物體內有某種內驅力導致進化，也不認為進化朝著更高或更完善的方向發展，他強調生物進化的被動性質，這是他與法國的拉馬克和德國的精神哲學不同的地方。恩格斯給達爾文的科學成就以非常高的評價，說它和能量守恆定律與細胞學說共同構成19世紀最偉大的三項科學發現。達爾文的進化論奠定了現代生物學的基礎，為物種起源和生物演變提供了科學解釋。進化論發表後在英國引起軒然大波，神學和教會盡全力反駁，甚至不惜採用人身攻擊的手段，反對人猿進化說；保守主義思想家也大肆攻訐，對「進化」的思想予以反擊。但科學界很快就接受了達爾文的理論，並將其作為生物學進一步發展的基礎。社會學和政治學家中也有人接受進化論，把它演繹成社會達爾文主義。這種「主義」將人種、膚色和「進化」聯繫在一起，結果成了為白人至上、種族主義提供依據的學說，19世紀末和20世紀上半葉盛行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理論，就經常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出發點。20世紀30年代，德國納粹黨更是將社會達爾文主義奉為至寶，製造了慘絕人寰的種族大屠殺。至於在自然科學意義上的達爾文理論，後來經過科學家的發展與修正，到20世紀就變得越來越完善了，已為人類從整體上接受。

  對英國而言，19世紀是最輝煌的世紀，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成為世界上最富裕、也是最強大的國家。這使它引領了世界歷史的潮流，歐洲國家以及後來整個世界，都以英國為項背，逐漸向工業社會靠攏。英國在19世紀30年代開始民主化進程，到世紀之末已實現了成年男子普選權，這在西方乃至世界都是引領風騷的。19世紀的英國為世界提供了許多思想，它的理論成果也舉世矚目。科學與文化競相鬥艷，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英國的貿易覆蓋全球，它的工業品輸往世界各地，為英國帶來繁榮和富庶。為了能在全世界永遠汲取財富，它構建了日不落的龐大帝國，這個帝國在人類歷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的，以前沒有，以後也不可能再出現了。總之，19世紀的英國展現出無比的輝煌。

  但陰暗面也在彌散，工業革命給勞動者帶來無窮的災難，人們驚詫在這個世界最富裕的國家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貧窮，窮人甚至衣不蔽體、食不果腹。這個奇怪的現象是由英國工業化的執行方式造成的，亞當·斯密式的自由主義理論大行其道，人們普遍把貧困歸咎於懶惰與笨拙，從而為社會開脫了它的責任。19世紀的英國是富裕的，卻也是貧窮的，英國因此而動盪，社會經歷著前所未有的階級分裂，各階級都為自己的利益而彼此對抗，運動和反抗生生不息。在這些抗爭中，工會和社會主義政黨形成和壯大了，政治參與權被迫擴大，一直擴大到工人階級。傳統的統治集團慢慢萎縮了，社會結構發生徹底的變化，而變化的趨勢一直延續到20世紀。面對動盪的社會，英國被迫實行一系列改革，儘可能緩和社會衝突，由此便進入了「改革時代」。

  帝國主義擴張也漸露危機，19世紀，英國的擴張至於頂峰，英帝國覆蓋於全世界。但這種擴張也把英國帶進激烈的國際衝突中，一方面是英國與其他歐洲國家的競爭，這樣的競爭從來不曾停止過，即便在英國最強盛的維多利亞時代中期也是如此；另一方面，英國必須面對殖民地人民的不斷反抗，以及被侵犯國家的間斷戰爭。到19世紀末，這兩種危機都接近臨界點，終於在20世紀剛開始時就爆發了：第一種危機把英國推向世界大戰，第二種危機讓它在20世紀丟掉了所有的殖民地，大英帝國也轟然倒塌了。

  物極必反，盛極而衰，中國古代哲人從冥冥中領悟的神秘歷史蹤跡，被19世紀的英國清楚地印證了。成功與失敗都隨著這條軌跡進入了20世紀，到20世紀，英國慢慢地失去了它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