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 職[8]

  汽車的發動機已經噼噼啪啪地響了兩英里。當它最終熄火的時候，我發現車子正處於一座陡峭蜿蜒的山坡上。我向愛爾蘭的眾神祈禱：千萬別把我困在這個地方，別把我丟棄在這片荒涼而又美麗的法國鄉野。

  妻子伯納黛特在我身邊驚恐地看著我。我伏在方向盤上，腳踩油門，想讓這台奄奄一息的機器運轉起來。顯然，前蓋下面的某個部件出了什麼故障，而對於這樣的技術活，我肯定是天底下最笨拙的人。

  這輛老式凱旋五月花剛剛爬上山丘，終於在喘了幾口氣後在山頂上熄火了。我關掉點火器、拉上手剎，從車裡鑽了出來；伯納黛特也下了車。我們俯瞰山丘的另一側，那裡有一條鄉間道路伸向山谷。

  不可否認，五十年代初期的那個夏日夜晚是很美麗的。那時候，多爾多涅河的這個地區還完全沒被「發現」——至少是沒被時髦人士所發現。這是法國的鄉村地區，幾百年來幾乎毫無變化。沒有伸向天空的工廠煙囪或輸電鐵塔，沒有因修建高速公路而在青翠的山谷里留下一條疤痕。一座座小村莊棲息在狹窄的小路兩邊，村民靠種地為生，收穫的莊稼裝載在用兩頭牛拉動的吱呀作響的木製大車上。那年夏天，我和伯納黛特決定乘坐我們的老爺車到這裡旅行，這是我們第一次到國外度假——第一次離開愛爾蘭乃至英格蘭。

  我從車上找出交通圖研究了一下，指向多爾多涅河谷北邊的一個點。

  「我想……我們應該是在這裡。」我說。

  伯納黛特凝視著我們前方那條路。「前面有個村莊。」她說。

  我順著她的目光看去：「沒錯。」

  透過樹叢，可以看到教堂的尖塔，還有穀倉的屋頂。我猶豫地看了一眼汽車和山丘。

  本章節來源於𝒃𝒂𝒏𝒙𝒊𝒂𝒃𝒂.𝒄𝒐𝒎

  「沒有發動機的動力，我們或許也能到那裡，」我說，「但再遠就不行了。」

  「那也比整個晚上困在這裡好呀。」妻子說。

  我們回到車裡。我掛到空擋，完全鬆開離合器，放下手剎。五月花開始緩慢地向前滑行，然後速度逐漸加快。在一種怪異的寂靜中，我們朝著山下、朝著遠處的教堂尖塔方向滑行過去。

  重力的作用把我們帶到村口，原來這是一個有二十幾戶人家的小村子。汽車的慣性又把我們帶進村子街道的中央，然後停了下來。我們下車時，黃昏開始降臨。

  街上空蕩蕩的。在一座磚砌大穀倉的牆邊，一隻雞孤零零地在塵土中扒食，兩輛運草大馬車被遺棄在那裡，車轅落在地上，車主不知去向。就在我打定主意去敲開一戶門窗緊閉的人家，用我那蹩腳的法語努力解釋一下我的困境時，一個孤獨的人影從一百碼遠的教堂後面出現，朝著我們走了過來。

  等他走近時我看出來，他是這個村子的神父。在那個年代，他們依然穿著長長的黑色法衣，繫著腰帶，戴著寬邊筒帽。我搜腸刮肚想找出一句法語與他打招呼，可是沒有找到。當他走到我們身邊時，我用英語喊了聲：「神父。」

  不管怎麼說，這聲招呼就足夠了。他停下來，露出詢問的微笑。我用手指向我的汽車，他笑得更歡了，並點點頭，好像在說「好車」。怎麼去跟他解釋我現在並不是一個自豪的車主，並不是在炫耀我的靚車，而是一個遭遇了汽車拋錨的遊客呢？

  拉丁語，我心裡想。他上了年紀，但他肯定記得以前在學校里學過的一些拉丁語。可是，我會說什麼拉丁語呢？我絞盡腦汁。基督教兄弟會曾經花了幾年時間教我學拉丁語，但撇開「Mass」這個詞語之外，我從未用過拉丁語。祈禱書里也沒有關於凱旋汽車故障的語句。

  我指向汽車的引擎蓋。

  「Currus meus fractus est.」我用拉丁語告訴他。這話的確切意思是：「我的馬車壞了。」但這麼表述好像起到了作用，他那張圓臉明朗起來了。

  「Ah, est fractus currus teus, filius meus?[9]」他重複道。

  「In veritate, pater meus.[10]」我告訴他。他想了一會兒，然後示意要我們在這裡等他。他加快腳步匆忙往回走，走進一座房子。我後來路過那裡的時候，發現那是村裡的咖啡館，顯然是這個村莊的生活中心。我本該想到這一點的。

  幾分鐘後，他出現了，跟他一起來的還有個大個子男人，身穿藍色帆布褲子和一件典型的法國農民汗衫，腳上穿著帆布鞋，腳步沉重地踏著塵土朝我走來，在他旁邊的神父卻步履輕快。

  當他們來到我們面前時，這位神父快速地說起了法語，比畫著這輛汽車，又指指前後的路。我感覺他是在告訴他的信徒：這輛汽車不能整個晚上堵在路上。農民默默地點點頭，走開了。現在剩下牧師、伯納黛特和我孤獨地站在汽車旁邊。伯納黛特走過去，靜靜地坐在路邊。

  有時候，人們不得不等待某件事情發生，同時還得面對一個語言不通、無法交流的人。只有經歷過這種事情的人才會理解我們當時的處境。我點點頭，並示以微笑；他也點頭並微笑。我們都點頭微笑。最後，他打破了沉默。

  「英格蘭人？」他用法語問道，指著伯納黛特和我。我耐心地搖了搖頭。歷史上，愛爾蘭人常常被錯當成英格蘭人。

  「愛爾蘭人。」我說，希望我已經說得夠明白了。他的臉色明朗起來。

  「哦，荷蘭人。」他說。我又搖搖頭，拉上他的胳膊來到汽車後部。車尾側面貼著的標牌上，有白底黑字寫著愛爾蘭的三個字母：IRL。他笑了，似乎是面對一個牙牙學語的孩子。

  「愛爾蘭人？」我點點頭並微笑。「愛爾蘭？」我又微笑和點頭。「英格蘭的一部分。」他說。我嘆了一口氣。有些事情真是爭論也無濟於事，再說，現在時間、地點都不合適，沒法對這位好心的神父解釋，在某種程度上來講，多虧伯納黛特的父親和伯父的犧牲，愛爾蘭才沒有成為英格蘭的一部分。

  這時候，那個農民出現在石板鑲邊的磚砌穀倉之間的一條小巷裡，他高高地坐在一輛老舊的隆隆作響的拖拉機上。在這個由牛馬拉車的世界裡，這也許是村里唯一的一輛拖拉機。它的發動機響聲聽起來比我這輛五月花汽車在熄火前好不了多少。它突突響著開到街上，停在我的車前面。

  這位穿著藍色服裝的農民，用一條結實的繩子把我的汽車與拖拉機的拖鉤連在一起。隨後，神父示意我們上車。就這樣，神父在旁邊行走，我們被拖拉機拖曳著朝前行駛，轉過一個路口，進入一個院子。

  在愈發濃重的暮色中，我發現這也是一座磚砌的穀倉，一塊油漆斑駁的木板上寫著「修理廠」。顯然，現在已經關門落鎖了。農民摘下我的汽車拖繩，開始收拾。神父指了指自己的手錶和這個關了門的修理廠，示意第二天早上七點鐘開門，到那時候，修理工就可以檢查一下汽車的毛病了。

  「在此之前我們怎麼辦呢？」伯納黛特在我耳邊說。我為了引起神父的注意，將雙手合掌放在臉頰一側，再把腦袋一歪，用這種國際通用的手勢來表示我們想睡覺。神父明白了。

  神父與農民又開始了一番快速的交流。我一句話也沒聽懂，但那位農民抬起一條胳膊在指點著什麼。我聽出「普雷斯」這個對我沒有意義的詞語，但我看到神父點頭表示同意。然後他朝我轉過身，示意我們把車上的行李拿下來，並站在拖拉機的後踏板上，用手緊緊扶好。

  我們照做了。拖拉機開出院子，上了公路。好心的神父向我們揮手告別，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見到他。我們並肩站在拖拉機的踏板上，感覺這個樣子實在是太傻了。我用一隻手提著裝有過夜用品的旅行包，另一隻手緊緊抓住拖拉機。

  沉默的司機駛上村子對面的一條公路，穿過一條小溪，又爬上一座山丘。快到山頂時他轉入一個農家院子，裡面滿是夏天的塵土和牛糞。他把拖拉機停在農家門口附近，示意我們下車。發動機還在運轉，發出很大的響聲。

  農民走近門前，敲了敲。不一會兒，一位中年婦女走了出來。她個子矮矮的，扎著一條圍裙，她身後的煤油燈光照出她的輪廓。拖拉機司機指著我們對她說了幾句，她點點頭。司機滿意地回到拖拉機上，朝那扇敞開著的門指了指，然後就駕著拖拉機離去了。

  剛才他們倆在談話的時候，我憑藉著最後一抹天光，環顧了一下這個農家院子。這是迄今我所看到過的眾多農家院子中比較典型的一個，物品東一堆、西一堆的。院裡有奶牛棚、馬圈和牛欄，在一個手壓泵旁邊有一隻木製的飼料槽。一群褐色的雞在大堆肥料上刨食。所有這一切看上去都歷經雨打日曬，沒有現代化、沒有高效率，但正是上百萬這種傳統的農家小院構成了法國農業經濟的支柱。

  我聽到在某個看不見的地方傳來斧頭有節奏的一起一落的聲音，那是劈木柴的重擊聲，還伴隨著木頭的破裂聲。有人在為即將來臨的冬天準備柴禾。這時候，門口的女人召喚我們進屋去。

  裡面也許有個起居室、客廳或休息室——不管叫什麼都可以——但我們被帶到了家庭生活的中心：廚房。這是一間鋪著石板的房間，裡面有一個水槽、一張餐桌，明火爐灶旁邊有兩張破舊的沙發。石頭水槽旁還有一個手壓泵，表明水是從井裡打上來的；照明用的是煤油燈。我把行李放了下來。

  女主人看上去很可愛，她有一張圓圓的蘋果般的臉龐，灰白色的頭髮在腦後盤成一個髮髻，還有一雙飽經風霜的手。她穿著灰色的長裙、白色的圍裙，微笑著發出鳥鳴般嘰嘰喳喳的歡迎聲。她自我介紹是普雷斯夫人，我們也把自己的名字告訴了她，對她來說，這名字的發音相當難。交流顯然被限制在了更多的點頭和微笑範圍內，但是想想一個小時以前我們在山上的困境，現在有這麼一個地方可以待著，我已經十分感激了。

  普雷斯夫人示意伯納黛特可以去看看房間並洗漱一下——顯然這種細節對我來說無所謂。兩個女人拿著行李，手拉著手上樓去了。我走向窗口，窗戶敞開著，夜晚暖風習習。窗戶後面是屋後的另一個院子，那裡有輛馬車停放在一個木棚旁邊的雜草叢中。棚屋的外圍有一道柵欄，大概有六英尺高。柵欄里，一把大斧一起一落，劈木頭的聲音在繼續著。

  十分鐘後，伯納黛特下了樓。她剛才把瓦缸里的涼水舀入一個瓷盆里洗了把臉，看上去氣色好多了。水從上面的窗戶里潑到院子裡，原來這就是我聽到的奇怪的流水聲。我對她聳了聳肩。

  「一個很不錯的小房間。」她說。正看著我們的普雷斯夫人綻出笑容。她手忙腳亂的，除了讚許的語調，其實什麼也沒聽懂。「我希望，」伯納黛特帶著同樣歡樂的笑意說，「這裡不會有什麼蟲子。」

  我擔心也許會有。我妻子總是被跳蚤和蚊子之類的昆蟲叮咬，蚊蟲常常會在她那凱爾特族人特有的白皙肌膚上拱出幾個大包。普雷斯夫人做著手勢，示意我們坐到舊沙發上。我倆坐下來，開始閒聊，而她則去廚房另一頭的黑色鑄鐵爐灶邊忙碌了起來。飯菜的香味很是誘人，我感到餓了。

  十分鐘後，她吩咐我們坐到餐桌邊來，並在我們面前放上瓷碗和湯匙，還分發給每人一長條美味鬆軟的白麵包。最後，她在桌子中央放上一個大砂鍋，鍋蓋處露出一隻鐵勺子，她示意我們隨便吃。

  我給伯納黛特盛了一份蔬菜肉湯。這是一種濃湯，主料是土豆，既好吃又有營養，還能填飽肚子。我們兩人都吃了三碗。我要給普雷斯夫人盛一份，但她謝絕了。顯然當地沒有這個習慣。

  「Servez-vous, monsieur, servez-vous.[11]」她重複著說，於是我又給自己盛了滿滿一碗，我們痛快地吃了起來。

  沒過五分鐘時間，劈木頭的聲音停了下來。過了一會兒，後門開了，那位農夫進來吃晚飯了。當他夫人向他解釋我們的來歷時，我起身和他打招呼，但他對兩個陌生人坐在他的餐桌旁沒表示出一絲興趣，於是我又坐下了。

  他是一個大個子男人，腦袋已經碰到了天花板。他走路的樣子緩慢笨拙，給人的印象就是——四肢發達，反應遲緩。

  他大約六十歲左右，灰白頭髮剪得短短的。我注意到他長著一對圓圓的小耳朵，而他的眼睛——雖然在看我們的時候沒有任何問候的表示——則是純真無邪的淡藍色。

  這個巨人一言不發地坐在他常坐的那把椅子上，他妻子馬上給他盛了滿滿一碗湯。他雙手黑乎乎的，沾著泥土，而且我知道還沾著別的什麼東西，但他沒去洗手。盛完湯，普雷斯夫人重新回到座位上，又朝我們露出燦爛的微笑，而且頻繁點頭，於是我們繼續吃飯。從眼角的余光中，我看到這位農夫用勺子大口大口地舀湯喝，而且旁若無人地掰了好幾塊麵包。

  這對夫妻之間沒有說話，但我注意到她不時地用深情和寬容的目光看他，儘管他絲毫沒有注意到。

  我和伯納黛特儘量找話說，至少我們之間能說點什麼。其目的與其說是交流信息，倒不如說是為了打破這種沉悶氣氛。

  「希望明天汽車能夠修好，」我說，「如果是大毛病，也許我還得去附近的大城鎮購買零件或者找一輛搶修車。」

  想到修車費也許會增加我們這次戰後短暫旅行的負擔，我不禁擔憂起來。

  「最近的大城鎮是哪裡？」伯納黛特一邊舀湯一邊問道。

  我努力去回想汽車裡的那份地圖：「我想是貝爾熱拉克。」

  「有多遠？」她問道。

  「大概是六十公里。」我回答說。

  然後再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了，於是又陷入沉默。這樣過了足有一分鐘時間，突然不知從何處傳來一句英語：「四十四。」

  當時我們二人都在低頭吃飯，伯納黛特抬起頭來看我，我的樣子與她一樣迷惑。我望向普雷斯夫人，她高興地微笑，繼續吃著飯。伯納黛特衝著那位農夫微微點了點頭。我轉向他，他還在狼吞虎咽地喝湯吃麵包。

  「你說什麼？」我問道。

  他沒有顯露出聽到了的樣子，又喝了幾口湯、吃了幾塊麵包。過了一小會兒，他用非常清晰的英語說道：「四十四，到貝爾熱拉克，四十四公里。」

  他並沒有看我們，只是繼續吃東西。我看向對面的普雷斯夫人，她的臉上浮現出快樂的微笑，似乎在說：「哦，是的，我的丈夫有語言天賦。」我和伯納黛特驚訝地放下了勺子。

  「你會說英語？」我問農夫。

  幾秒鐘過去了。最後，他只是點了點頭。

  「你是在英格蘭出生的嗎？」我問道。

  更長時間的沉默，他沒有作答。足足過去了五十秒鐘。

  「威爾斯。」他說完，又將一塊麵包放進嘴裡。

  在這裡，我應該解釋一下，在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如果我不加快對話的速度，那麼讀者是會感到厭煩的。但當時的情況並非如此，我們之間緩慢的會話持續了很長時間才得以完成，因為我的提問和他的回答之間總有一個漫長的間隔。

  起初，我還以為他聽力不好。其實不然，他能夠清楚地聽到。然後我想，他也許是一個謹小慎微、生性多疑的人，要仔細考慮他回答的含義，如同一名棋手，每走一步都要想想會有什麼後果。其實不然。事情很簡單，他完全沒有心計，是那種思維遲緩的人。他要消化一個問題，琢磨出它的意思，構思一個答案，再把它表達出來。這樣一圈下來，幾十秒，甚至整整一分鐘的時間就過去了。

  也許，我本不該有濃厚的興趣去耐心地與他長談近兩個小時，但我很好奇，我想知道，為什麼一個英國威爾斯人會在法國內地這樣偏僻的鄉村當農民。慢慢地，一點一滴地，原因展現了出來。這個故事如此令人著迷，把我和伯納黛特都吸引住了。

  他的姓氏不是普雷斯，而是普賴斯，按法語的發音是普雷斯。他的全名是埃文?普賴斯，出生在英國威爾斯南部的朗達山谷。差不多四十年以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經是威爾斯軍團的一名二等兵。

  當時，他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第二次馬恩河戰役。他身負重傷，在一家英軍醫院裡躺了幾個星期，在這期間，政府宣布停戰了。當英軍返回家園的時候，他由於傷勢太重無法動身，於是被轉移到一家法國的醫院。

  在這裡，他得到一位年輕護士的悉心護理，當他因為傷痛而臥床不起，這位姑娘愛上了他。他們結了婚，來到法國南方的多爾多涅，在她父母的小農場裡安頓了下來。他再也沒有回過威爾斯。岳父岳母去世後，他妻子作為唯一的子女，繼承了這個農場，也就是我們現在待著的地方。

  在這個如此緩慢的敘述過程中，普賴斯夫人一直坐在這裡傾聽著。每當偶爾聽懂一兩個詞語時，她便會綻出快樂的微笑。我努力想像她在一九一八年時的模樣：身材苗條，像一隻快活伶俐的麻雀，一雙深色的眼睛，乾淨整潔，干起活來十分歡快。

  這位法國小護士在佛蘭德地區的傳染病醫院裡，悉心照料這個巨大、無助、頭腦簡單而又發育過度的大孩子，並最終愛上了他。這個形象深深打動了伯納黛特，她俯身向前，碰了一下普賴斯的胳膊。

  「這是一個動人的故事，普賴斯先生。」她說。

  他沒有表露出任何情致。

  「我們來自愛爾蘭。」我說，像是在提供一些信息作為回報。

  當他妻子為他盛上第三份濃湯的時候，他依然沉默無語。

  「你去過愛爾蘭嗎？」伯納黛特問道。

  又過了幾秒鐘。他咕噥著點了點頭。我和伯納黛特驚喜地互相對視了一下。

  「你是在那裡工作嗎？」

  「不是。」

  「你在那裡待了多久？」

  「兩年。」

  「那是什麼時候？」伯納黛特問道。

  「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七年。」

  「你在那裡幹什麼？」又過了一段時間。

  「當兵。」

  當然，我本該知道的，他不是一九一七年入伍的。他入伍的時間還要早一些，是一九一七年被派去佛蘭德地區的。此前，他在英國陸軍的愛爾蘭警備司令部。

  伯納黛特微微打了個寒戰。她來自一個狂熱的共和党家庭。也許我本不該去理會，不該去進一步探究。但出於記者的本能，我繼續問了下去。

  「你們駐紮在哪裡？」

  「都柏林。」

  「啊，我們就是都柏林人。你喜歡都柏林嗎？」

  「不喜歡。」

  「噢，聽你這麼說，我感到很遺憾。」

  我們都柏林人對這個地方是很自豪的。我們喜歡外國人——哪怕是駐軍——來欣賞我們這座城市的品質。

  有關這位前二等兵的早期生涯，正如他後期部分的經歷一樣，展現得十分緩慢。他一八九七年出生在威爾斯朗達地區一個非常貧困的家庭，生活艱難而淒涼。一九一四年，他十七歲就當兵入伍，其動機與其說是出於愛國熱情，還不如說是為了吃飽穿暖和有營房住。他一直是一名二等兵，從來沒有得到過晉升。

  當其他人奔赴佛蘭德地區的前線時，他在訓練營和威爾斯的一個軍需倉庫里度過了十二個月。一九一五年下半年，他被派往愛爾蘭警備司令部，他的部隊駐紮在都柏林利菲河南岸愛蘭布里奇寒冷的兵營里。

  我猜想，生活對他來說肯定是單調乏味的，所以他才會說他不喜歡都柏林。簡陋的兵營宿舍，即使在那個時期也只有微薄的津貼，愚蠢地沒完沒了地打掃衛生和整頓軍紀軍容，在寒風刺骨的夜晚站崗，在瓢潑大雨中放哨。至於消遣……肯定很有限，當兵的那點津貼是消費不起的，只能在食堂里喝點啤酒，極少或從不與當地天主教居民往來。兩年後，他被派往別處，他很可能為此而感到高興。或者這位動作笨拙、反應遲緩的男人，也曾為什麼事情高興或悲傷過？

  「沒發生過有趣的事情嗎？」我最後問道，有些絕望了。

  「只有一次。」他終於回答說。

  「是什麼事情？」

  「是一次處決。」他說，然後又專注地喝起湯。

  伯納黛特放下勺子，坐在那裡僵住了。房間裡的氛圍有點寒氣逼人。只有那位夫人，她一個詞也沒聽懂，而她丈夫則過於遲鈍，因此，他們二人根本沒有在意。我本不該再繼續問下去的。

  畢竟在那個年代，很多人被處決了。普通的殺人犯在蒙特喬伊監獄被絞死，不過他們是被獄警絞死的。難道他們還需要部隊來幹這活嗎？而且根據軍規，英國軍人中的殺人犯和強姦犯，經過軍事法庭的審判，也是要被處決的。但犯人是被絞死的還是被槍決的？這個我並不清楚。

  「你還記得是什麼時候嗎，那次處決？」我問道。

  伯納黛特一動不動地坐著。

  普賴斯先生抬起他那雙清澈的藍眼睛盯住我，然後搖了搖頭：「很久以前。」我想他也許在說謊，但他沒有，他只是記不清楚了。

  「當時你是在行刑隊嗎？」我問。

  他像通常那樣想了一會兒，然後點點頭。

  我不知道一名行刑隊隊員會是什麼樣子。眯起一隻眼睛，通過步槍準星去看六十英尺外被綁在一根木樁上的另一個人，辨認出心臟部位的那塊白色標記，把準星瞄在那個活人身上，聽到射擊的命令後，扣動扳機，聽到槍聲震響，感受到槍械的後坐力，看到那個被繩子捆住的人臉色慘白砰然倒下，然後返回兵營，擦拭完步槍，去吃早飯。謝天謝地，我從來不曾知道，也不想知道那樣的場面。

  「努力想想那是什麼時候？」我催促道。

  他確實努力了，真的很努力，你幾乎能夠感覺到那種努力。最後他開口說話：「一九一六年，我認為是在夏天。」

  我俯身向前，碰了碰他的手臂。他抬起眼睛看著我，目光沒有躲躲閃閃，只是耐心地探詢。

  「你回想一下……努力回想……你處決的那個人是誰？」

  但這對他來說難度太大了。無論他如何努力，還是沒能想起來。最後他搖了搖頭。

  「很久以前。」他說。

  伯納黛特突然站起身來。她對普賴斯夫人緊張而又不失禮貌地笑了笑。

  「我要去睡覺了，」她告訴我，「不要待得太久。」

  二十分鐘後，我上了樓。普賴斯先生此時坐在火爐旁邊的沙發上，沒在抽菸，也沒在看書，他凝視著火焰，一副怡然自得的樣子。

  房間裡黑乎乎的，我不想去摸索煤油燈。借著從窗戶照進來的月光，我脫下衣服，躺到床上。

  伯納黛特靜靜地躺在旁邊，但我知道她並沒有睡著。我知道她在想什麼，我也在想同一件事。我們回憶起了一九一六年那個陽光明媚的春天，那是復活節的星期天，有一群人策劃了一場在當時不得人心的運動——把愛爾蘭從英國獨立出來，他們衝進了郵政局和其他幾座大樓。

  我們想起了成百上千的士兵被派過去，要用槍炮把他們驅趕出來。但其中沒有駐紮在愛蘭布里奇兵營里無所事事的二等兵普賴斯，不然的話，他會提及這個事件的；我們想起了在硝煙和吶喊聲中，街上到處都是瓦礫、屍體和傷員，有愛爾蘭人和英國人；我們還想起了郵政大樓內最終被打敗的起義者被押解出來，想起他們掛在樓頂上的那面奇怪的綠橙白三色旗被輕蔑地扯了下來，並再次被英國的米字旗取代。

  現在學校當然不教這些了，因為它在歷史的長河中微不足道，但它畢竟是事實：當起義者戴著鐐銬被押送到都柏林碼頭，要經由水路去利物浦監獄時，都柏林人——其中大多數是窮苦的天主教徒——詛咒謾罵他們給都柏林帶來了那麼多的災難。

  事情本來到這裡就可以結束了，但英國當局作出了一個愚蠢而瘋狂的決定：五月三日到十二日間，在基爾曼漢姆監獄處決十六名起義的帶頭人。不到一年，民眾情緒發生了變化：在一九一八年的大選中，獨立黨橫掃全國。經過兩年的游擊戰，愛爾蘭的獨立終於獲得了認可。

  伯納黛特在我身邊輾轉難眠，沉浸在對往事的回想之中。我知道她在想些什麼。她想起了當年五月份那幾個淒涼的早晨，馬路上響起行刑隊士兵們帶鐵掌靴子的踩踏聲，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們從兵營向監獄進發。她想起了士兵們在監獄的大院子裡耐心地等待，一直等到犯人被押解到遠處牆壁的一根木樁旁邊。

  她想起了她的伯父。在這個溫暖的夜晚，她肯定會想起他。伯父是她所崇敬的人，但在她出生之前就已經死了。在監獄裡，他拒絕與獄警用英語對話，在軍事法庭，他也只用愛爾蘭語講話。在刑場上，當太陽剛剛從地平線上升起的時候，他面對一排黑洞洞的槍口，昂首挺胸，視死如歸。她還想起了其他人……奧康納、克拉克、麥克多諾、派屈克?皮爾斯[12]——當然，肯定有皮爾斯。

  我為自己的愚蠢而懊惱，忍不住低聲嘟噥。所有這些都沒意義。還有其他犯人，強姦犯、搶劫犯、謀殺犯和英國軍隊的逃兵，在經過軍事法庭的審判後，也都被槍決了。那個年代就是這樣，許多罪犯都被強制執行了死刑，而戰爭時期，獲死刑的人就更多了。

  「是在夏天。」普賴斯是這麼說的。那是一個很長的時間段，從五月到九月下旬。在一個小國家的歷史裡，一九一六年春天所發生的那些事情可謂重大事件。默默無聞的二等兵在重大事件中是根本起不到什麼作用的。我放棄這些念頭，進入了夢鄉。

  第二天我們早早就醒來了，因為剛過黎明不久，陽光就從窗外照進來，而且，院子裡家禽的叫聲，足以把死人吵醒。我們二人都用水缸里的水洗漱了一下，我儘可能把鬍子颳得乾淨一些，然後把髒水從窗戶潑到院子裡，這能夠濕潤一下焦渴的土地。我們穿上昨天的衣服，走下樓梯。

  普賴斯夫人已經在廚房的餐桌上為我們二人準備了熱氣騰騰的牛奶咖啡，還有黃油麵包，吃起來味道很好。她丈夫連個影子都看不到。我還沒有喝完咖啡，普賴斯夫人就把我召喚到屋前。在堆著牛糞、靠近大路的院子前面，停著我的那輛凱旋汽車，旁邊還站著一個人，後來知道，他就是修理廠的老闆。我想普賴斯先生或許可以幫我翻譯一下，可是哪裡都沒見到他的身影。

  修理工滔滔不絕地解釋著，我只聽懂了他反覆提及的一個詞語：Carburateur[13]。他隨後又做手勢對著管子吹氣，以清除管子裡的塵土。原來如此，這麼簡單。我發誓要去學汽車修理。他向我要了一千法郎——在戴高樂推行新法郎前的那些歲月里，一千法郎大約是一英鎊。然後，他把汽車鑰匙遞給我並與我道別。

  我和普賴斯夫人結了帳，又是一千法郎（在那個年代，確實只要一小筆錢就可以去國外度假了），隨後叫來伯納黛特。我們裝上行李，上了車，一下子就發動了引擎。最後揮手道別後，普賴斯夫人就進屋去了。我倒了一次車，轉過車頭，經過農房門口朝道路駛去。

  剛剛駛上道路，我忽然聽到一聲大喊，隨即停下汽車。透過駕駛位旁敞開著的車門玻璃，我看到普賴斯先生從院子對面朝我們跑來，他手裡提著那把大斧，斧子在他腦袋旁晃來晃去，如同一根牙籤般輕盈。

  我張大嘴，以為他是來襲擊我們的。假如他想那麼做，真的是能夠把我們的汽車剁成碎塊。但接著，我看到他臉上興高采烈，原來叫喊和揮動斧子是為了吸引我們的注意，讓我們停車。

  他氣喘吁吁地跑到車窗前，一張大臉盤出現在車窗處。

  「我想起來了，」他說，「我想起來了。」

  我吃了一驚。他像一個孩子做了一件能讓父母特別高興的事情一樣，綻出歡快的笑容。

  「想起來了？」我問道。

  他點點頭。「想起來了，」他重複著，「我那天早上槍殺的那個人，是一個詩人，叫皮爾斯。」

  我和伯納黛特坐在車上驚呆了，身子完全僵住，面無表情地凝視著他。他臉上的高興神態消失了。他想盡辦法要讓我們高興，但失敗了。他認真對待我的問題，動用他那可憐的腦袋瓜冥思苦想了一整夜，為的是回憶起對他來說完全沒有意義的某個信息。經過那麼久的努力，他在十秒鐘之前終於想起來了。他及時追上我們，而我們卻呆呆地凝視著他，既無表情、也無言語。

  他的肩頭鬆弛下來，直挺挺地站著，然後轉身走向木棚後面那堆柴禾。很快，我又聽到那種有節奏的砰擊聲。

  伯納黛特坐在汽車裡，凝視著擋風玻璃的前方。她臉色慘白，雙唇緊抿。我的腦海里浮現出一幅畫面：多年前，一個來自威爾斯朗達山谷的笨拙的小伙子，從愛蘭布里奇兵營的軍需官那裡領取了一支步槍和一發子彈。

  伯納黛特開口說話了。「惡魔。」她說。

  我看向院子對面，看那把斧子一起一落的地方。握著斧子的那個人曾經用一顆子彈觸發了一場戰爭，並使一個民族走上獨立的道路。

  「不，親愛的，」我說，「不是惡魔。只是一名軍人，在履行他的天職。」

  我鬆開離合器，我們開始沿著山下那條道路，向貝爾熱拉克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