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長安：太子劉據兵變始末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七月初七，太子劉據開始行動。他派人偽裝成皇帝使節，前去逮捕江充等人。負責協助江充的大臣韓說懷疑有詐，不肯聽命。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太子的手下旋即將韓說砍殺，並把江充抓到了太子面前。

  劉據親自持刀上前，指著江充怒罵道：「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資治通鑑·漢紀十四》）

  「你這個趙國渾蛋，之前禍亂趙王父子還不夠，現在還要來禍亂我們父子！」

  說完，劉據就一刀砍下了江充的腦袋。

  這個陰險狠毒的酷吏，在太子發動兵變的第一時間就死了，死得如此乾脆，甚至讓人都覺得有點兒遺憾。像這種為了陷害太子一人而不惜興起大獄，令數萬無辜百姓慘死的罪大惡極之人，就應該活著被審判，然後被處以極刑——因為不如此，正義就得不到合理的伸張，被他害死的那些人在九泉之下也難以瞑目。

  解決完江充，劉據又命人把那些為虎作倀的胡人巫師押到上林苑，隨即一把火就讓他們灰飛煙滅了。

  當天夜裡，劉據命太子舍人持節進入長樂宮，來到長秋殿前，向皇后衛子夫稟報了眼下的事態。在徵得皇后同意後，劉據徵調了宮中馬廄的騎兵隊，以及長樂宮的侍衛隊，並打開軍械庫，分發武器，然後告諭文武百官，宣稱江充謀反，他奉命平亂。

  文武百官都不是傻子。他們當然知道，眼前發生的這一切，都是太子背著皇帝乾的。所以，大多數朝臣都不願站在太子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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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安城就此陷入混亂，人人都在傳言太子造反了！

  局勢發展到這一步，說「造反」肯定不準確，但兵變卻是可以坐實的。不管引發這場兵變的原因是什麼，也不管太子之前受了多少委屈、如何迫不得已，到了這一刻，太子劉據都只剩下一條路可走，那就是跟父皇劉徹兵戎相見。

  在一片混亂中，宦官蘇文僥倖逃脫，旋即直奔甘泉宮，去向武帝告狀，聲稱太子起兵造反。此時的武帝劉徹仍然保有一定程度的清醒，對太子也並未完全喪失信任。他說：「太子被調查，必然會恐懼，且對江充等人感到憤怒，才激發了這場變故。」

  隨後，武帝做出了一個正確的決定，派出使者去傳召太子，命他前來甘泉宮。

  如果不出意外，太子順利前來，父子當面把事情說開，澄清所有誤會，也許這場變故會就此平息，而太子劉據也可以逃過這場劫難。

  然而，意外終究還是出現了。

  武帝派去的這名使者，就在這重大的歷史關頭，由於心生膽怯，怕去了長安會被太子宰了，所以走到半路便掉頭折返，然後向武帝扯了個彌天大謊說：「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資治通鑑·漢紀十四》）

  武帝聽到使者如此回報，其憤怒的程度可想而知——後面局勢如何發展也就不難預料了。

  就是這個膽小鬼的無恥謊言，最終造成了劉徹、劉據父子的反目成仇和刀兵相見。

  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就被這麼一個連名字都沒記載的小人物決定了。從宏觀角度看歷史，似乎一切都是必然，凡事都有前因後果的邏輯脈絡可循；可當我們從細節處看歷史，卻不得不承認，歷史總是充滿了各種偶然——有時候，某種細微的偶然性往往能夠影響乃至決定歷史的走向。

  就在太子劉據發動兵變之際，時任丞相的劉屈氂竟然嚇得不知所措。他既沒有與太子交涉、平息事態，也沒有組織力量應對，而是拔腿就跑，連丞相印信都丟在家裡顧不上拿。

  跑到安全地方後，劉屈氂才派手下的長史去甘泉宮向武帝稟報。

  武帝問：「丞相做了什麼？」

  長史答：「丞相封鎖消息，未敢輕易發兵。」

  武帝一聽，頓時氣不打一處來，怒吼道：「事情都到這個地步了，還封鎖什麼消息？丞相現在要做的，就是像周公那樣誅殺管、蔡！」

  周成王年幼時，其叔父周公旦輔政，下面的管國、蔡國兩個諸侯（都是他弟弟）發動叛亂。周公出兵平叛，誅殺了二人。

  丞相劉屈氂本身是宗室成員，論輩分跟太子劉據算是兄弟（祖父都是景帝劉啟，劉屈氂是武帝異母兄、中山靖王劉勝之子）。所以，武帝這麼說，意思很明確，就是別再顧及什麼兄弟親情了，當務之急就是平定叛亂，誅殺太子。

  隨後，武帝正式下詔給劉屈氂，做了非常具體的作戰部署。他在詔書中說：「凡捕殺造反者，皆有重賞。用牛車堵塞道路，不要短兵相接，免得傷亡太大。堅閉城門，不讓一個叛亂者漏網！」

  與此同時，太子劉據也還在盡力爭取百官的支持。他發布告示說：「皇上在甘泉宮臥病不起，恐怕會生變故，所以奸臣趁機作亂。」

  可這種時候，已經很少有人聽他的了。即使是之前依附他的那些「太子黨」，出於趨吉避凶的本能，此刻基本上也都是明哲保身，作壁上觀。

  稍後，武帝劉徹從甘泉宮匆匆趕回，入住長安西面的建章宮；然後下詔徵調三輔地區各部隊入京，並將京畿範圍內所有二千石以下的官員和將領，全部交由劉屈氂節制。

  皇帝擺開了四面合圍的陣勢，而太子這邊的兵力則明顯薄弱。劉據只能再次矯詔，赦免了長安各級官府在押的所有囚犯，命石德與門客張光分別率領；同時，又派人出城，試圖徵調駐紮在長水（今陝西省藍田縣西北）和宣曲（今陝西省西安市西南）的兩支胡人騎兵。

  然而，這麼重要的武裝力量，武帝是不可能讓太子據為己有的。他派出侍郎馬通，搶在太子之前趕到了胡騎駐地，通知他們：「太子的調兵符節是假的，不可聽命。」然後，馬通捕殺了太子派去的人，並率領這兩支胡騎開進了長安城。

  在皇帝與太子對峙的關頭，長安城中還有一支舉足輕重的軍隊，它最終站在誰那邊，很可能就決定了誰是這場生死博弈的勝利者。

  這支軍隊就是京師的兩大禁衛軍之一，因駐紮在長安城北部，故名北軍。此時北軍的指揮官，名叫任安，就是司馬遷的千古名作《報任安書》中的那位友人。

  太子劉據捷足先登，親自乘車來到北軍的軍營外，出示了調兵符節，命任安聽從調遣。任安恭恭敬敬地拜受了符節，接著以勘驗符節為由回了軍營。劉據在外面左等右等，最後等到的卻是軍營大門朝著他訇然關閉。

  很顯然，任安知道符節是假的。他沒有對劉據動手，只是讓他吃閉門羹，已經算是很仁義了。

  當時，皇帝的調兵符節都是紅色的，所以太子所持的假符節也是紅色。武帝為了讓下面各級官府和各路人馬區分真偽，便將他所發的符節全部加上了黃纓。而任安接到的符節，當然沒有這個防偽用的黃纓。

  薑還是老的辣。太子劉據想走的每一步棋，無一例外都被武帝劉徹堵死了。

  劉據使盡渾身解數都調不到兵馬，最後只能裹挾長安城中的青壯百姓，連同他之前糾集的侍衛隊、囚犯各色人等，拼湊成了一支數萬人的「部隊」。

  顯而易見，這純粹就是湊人頭的烏合之眾，其中真正有戰鬥力的絕不會超過十分之一。要跟朝廷的正規軍打仗，絕大多數都只能白白送人頭。

  這時候，由丞相劉屈氂率領的朝廷軍也已經集結完畢。

  七月十三日，雙方在長樂宮西門展開了一場血戰。

  昔日繁華太平的京師長安、威嚴肅穆的宮禁之地，就這樣淪為了血肉橫飛的戰場。

  不得不說，太子麾下真正有戰力且忠於他的人雖然不多，但還是很強悍的。他們跟朝廷軍整整鏖戰了五日，雙方總共死了數萬人。長樂宮門前的廣場上屍體枕藉，鮮血匯成了一條條小溪，流進了旁邊的溝壑。

  儘管雙方都傷亡慘重，可朝廷軍的後續部隊源源不斷；太子這邊卻根本沒有任何支援，死一個就少一個。所以，當戰鬥進行到七月十七日，太子的部眾終於土崩瓦解了。

  從太子劉據誅殺江充、發動兵變到戰敗，歷時僅十一日。

  兵敗後，失去了一切的劉據只能帶著兩個兒子，從長安城南的覆盎門出逃。此時負責把守城門的是丞相府的司直，名叫田仁。他不忍心對太子下手，便打開城門，給了太子和兩個皇孫一條生路。

  劉據一行前腳剛走，丞相劉屈氂後腳就追到了。得知田仁私縱太子，劉屈氂馬上逮捕了田仁，並要將他斬首。時任御史大夫的暴勝之內心也同情太子，便道：「司直是二千石官員，理應請示皇上，豈能擅自誅殺？」

  劉屈氂本就沒什麼主見，聞言便放過了田仁。可是，武帝很快就聽說了此事，頓時勃然大怒，命人去嚴斥暴勝之，說：「田仁放走造反之人，丞相斬他，是維護國法。你為何擅自阻止？」

  暴勝之意識到自己因一念之仁，已經觸碰了天子的逆鱗，勢必難逃一死。惶恐之下，這個昔日「威震州郡」的酷吏，也只能被迫自殺，一死了之。

  緊接著，武帝劉徹派出宗正劉長、執金吾劉敢進入長樂宮，收繳了皇后衛子夫的璽綬。

  至此，這對結髮了四十八年的夫妻，終於走到了恩斷義絕的地步。雖然從中年以後，武帝劉徹就日漸冷落了衛子夫，但對她的禮遇卻自始至終沒有任何減損；衛子夫也一直是名實相副的後宮之主。夫妻倆儘管不再像年輕時候那麼恩愛有加，可至少在幾十年的歲月里都做到了相敬如賓。

  然而，巫蠱之禍摧毀了這一切。

  當太子劉據被迫發動兵變的那一刻，這個結局就已經註定了——不論最後太子是成是敗，衛子夫與劉徹都將徹底決裂。

  此刻，玉璽和綬帶被收繳，意味著衛子夫的皇后之位已被廢黜。接下來，即便武帝劉徹不殺她，衛子夫的餘生也是生不如死了。於是，結果不難預料，萬念俱灰的衛子夫用一條白綾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之後，私自放跑太子的田仁被判處了腰斬。讓人有些始料未及的是，同時被腰斬的，還有北軍指揮官任安。

  武帝認為，任安雖然沒有參與謀反，但眼睜睜看著太子起兵，卻沒有任何動作——這明顯就是首鼠兩端、坐觀成敗。所以在武帝看來，這個任安就是一個奸猾的官場老油條，他是想看誰贏了，再投靠誰。如此懷有二心之人，豈能不殺？

  接著被誅殺的，就是為數眾多的太子門客。武帝宣布，凡是太子賓客中曾跟隨太子出入宮門的，即視為有謀反跡象，一律斬首；至於那些明確跟隨太子造反的，則全部族誅。此外，被太子裹挾、被迫捲入兵變的所有官吏和將士，則全部流放敦煌。

  最後，武帝嚴令長安各門悉數關閉，並屯駐重兵，以防太子反撲。

  到這裡，該殺的都殺了，該判的也都判了，只剩下當事人太子劉據仍然在逃。武帝最終是會赦免太子，還是會毫不留情地依照國法處置，成了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也成了朝野上下關注的焦點。

  當時，武帝劉徹處於盛怒之中，滿朝文武都怕惹禍上身，遂噤若寒蟬，沒有人敢站出來勸解半個字。只有一個叫令狐茂的基層小吏，壯著膽子給武帝上了道奏疏，替太子求情，說太子都是遭小人江充陷害，不得已才起兵自救，希望武帝能解除戒嚴，赦免太子。

  武帝看完，多少也有些醒悟，可終究還是沒有頒發赦免令。

  此時的劉據，一路向東逃亡，跑到了湖縣（今河南省靈寶市西），躲藏在一個老百姓家裡。這戶人家窮得叮噹響，主人只能靠賣草鞋供養太子和兩個皇孫。劉據考慮到這麼下去也不是辦法，恰好想起有個舊部就住在附近，且家境十分富裕，遂派人去聯絡。

  不料，此人立刻就將劉據出賣了。八月八日，當地官府出動人馬包圍了劉據的住處。主人為了保護太子，與官兵格鬥而死。劉據意識到自己在劫難逃，遂懸樑自盡，兩個皇孫旋即也被殺害。

  隨著太子的自殺，這起震驚天下的宮廷慘案終於畫上了一個血腥的句號。

  時年六十六歲的武帝劉徹，其殺伐決斷的魄力依舊不減當年，沒花多大工夫就平定了這場禍亂。然而，這場勝利的代價卻是極其慘痛和苦澀的。因為天底下沒有任何一個丈夫、一個父親和一個祖父，會以逼殺自己的妻子、兒子和孫子為榮。武帝劉徹也許會以「社稷為重，國法無情」等堂而皇之理由來寬慰自己，但這起夫妻反目、父子相殘的人倫慘劇，卻終究是他餘生中難以癒合的傷口。

  從這個意義上說，身為大漢天子、手握生殺大權的武帝劉徹，又何嘗不是這場巫蠱之禍的受害者呢？

  巫蠱之禍的始作俑者，固然是死有餘辜的酷吏江充，但假如我們要為本案設立一個審判庭的話，那麼被押上被告席的人，絕不只有江充。追根溯源，如果沒有武帝晚年施行的酷吏統治，如果不是他重用並縱容江充，如果他不是那麼多疑、易怒和暴虐，那區區一個江充又怎麼可能掀起這麼大的一場禍亂？

  歸根結底，這場禍亂最大的責任人，最應該被押上歷史被告席的，恰恰是武帝劉徹本人。換言之，他既是這起人倫慘劇的受害者，同時也是本案不可饒恕的幕後元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