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最初，他儘量享受這家庭生活，他所用的熱情恰似他在一切事情上所用的一般[666]。托爾斯泰伯爵夫人在他的藝術上發生非常可貴的影響，富有文學天才[667]，他是，如他自己所說的，「一個真正的作家夫人」，對於丈夫底作品那麼關心。他和他一同工作，把他口述的筆錄下來，謄清他的草稿[668]。他努力保衛他，不使他受著他宗教魔鬼底磨難，這可怕的精靈已經不時在唆使他置藝術於死地。他亦努力把他的社會烏托邦關上了門[669]。他溫養著他的創造天才。他且更進一步：他的女性心靈使這天才獲得新的富源。除了《童年時代》與《少年時代》中若干美麗的形象之外，托爾斯泰初期作品中幾乎沒有女人底地位，即或有之，亦只站在次要的後景。在蘇菲 裴爾斯底愛情感應之下寫成的《夫婦間的幸福》中，女人顯現了。在以後的作品中，少女與婦人底典型增多了。具有豐富熱烈的生活，甚至超過男子底。我們可以相信，托爾斯泰伯爵夫人，不獨被他的丈夫采作《戰爭與和平》中娜太夏（Natacha）[670]與《安娜小史》中凱蒂底模型，而且由於他的心腹底傾訴，和他特殊的視覺，他亦成為他的可貴的幽的合作者。《安娜小史》中有若干篇幅[671]，似乎完全出於一個女子底手筆。

  由於這段婚姻底恩澤，在十年或十五年中，托爾斯泰居然體味到久已沒有的和平與安全[672]。於是，在愛情底蔭庇之下，他能在閒暇中夢想而且實現了他的思想底傑作，威臨著十九世紀全部小說界底巨著：《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小史》（一八七三至一八七七）。

  《戰爭與和平》是我們的時代底最大的史詩，是近代的《伊里亞特》。整個世界底無數的人物與熱情在其中躍動。在波濤洶湧的人間，矗立著一顆最崇高的靈魂，寧靜地鼓動著並震懾著狂風暴雨。在對著這部作品冥想的時候，我屢次想起荷馬與歌德，雖然精神與時代都不同，這樣我的確發現在他工作的時代托爾斯泰底思想得力於荷馬與歌德 。[673]而且，在他規定種種不同的文學品類的一八六五年底記錄中，他把《奧第賽》《伊里亞特》《一八○五年》[674]，……等都歸入一類。他的思想底自然的動作，使他從關於個人命運的小說，引入描寫軍隊與民眾，描寫千萬生靈底意志交融著的巨大的人群底小說。他在塞白斯多堡圍城時所得的悲壯的經驗，使他懂得俄羅斯底國魂和它古老的生命。巨大的《戰爭與和平》，在他計劃中，原不過是一組史詩般的大壁畫——自大彼得到十二月黨人時代底俄羅斯史跡——中的一幅中心的畫[675]。

  為真切地感到這件作品底力量起見，應當注意它潛在的統一性[676]。大半的法國讀者不免短視，只看見無數的枝節，為之眼花繚亂。他們在這人生的森林中迷失了。應當使自己超臨一切，目光矚視著了無障蔽的天際和叢林原野底範圍；這樣我們才能窺見作品底荷馬式的精神，永恆的法則底靜寂，命運底氣息底強有力的節奏，統率一切枝節的全體底情操，和統治作品的藝人底天才，如創世紀中的上帝威臨著茫無邊際的海洋一般。

  最初是一片靜止的海洋。俄羅斯社會在戰爭前夜所享有的和平。首先的一百頁，以極準確的手法與卓越的譏諷口吻，映現出浮華的心魂底虛無幻滅之境。到了第一百頁，這些活死人中最壞的一個，巴西爾（Basile）親王才發出一聲生人底叫喊：

  「我們犯罪，我們欺騙，而是為了什麼？我年紀已過五十，我的朋友……死了，一切都完了……死，多麼可怕！」

  在這些暗淡的，欺妄的，有閒的，會墮落與犯罪的靈魂中，也顯露著若干具有比較純潔的天性的人：——在真誠的人中，例如天真樸訥的比哀爾 勃蘇高夫（Pierre　Besoukhov），具有獨立不羈的性格與古俄羅斯情操的瑪麗 特米德里夫娜（Marie　Dmitrievna），飽含著青春之氣的洛斯多夫（Rostov）；——在善良與退忍的靈魂中，例如瑪麗公主；——還有若干並不善良但很高傲，且被這不健全的生活所磨難的人，如安特萊（André）親王。

  可是波濤開始翻騰了，第一是《行動》。俄羅斯軍隊在奧國。無可倖免的宿命支配著戰爭，而宿命也更不能比在這發泄著一切獸性的場合中更能主宰一切了。真正的領袖並不設法要指揮調度，而是如戈多查夫（Koutouzov）或巴葛拉興（Bagration）般，「凡是在實際上只是環境促成的效果，由部下的意志所獲得的成績，或竟是偶然的現象，他們必得要令人相信他們自己的意志是完全和那些力量和諧一致的。」這是聽憑命運擺布底好處！純粹行動底幸福，正則健全的情狀。惶亂的精神重複覓得了它們的均衡。安特萊親王得以呼吸了，開始有了真正的生活……至於在他的本土，和這生命底氣息與神聖的風波遠離著的地方，正當兩個最優越的心魂，比哀爾與瑪麗公主受著時流的薰染，沉溺於愛河中時，安特萊在奧斯丹里茲受傷了，行動對於他突然失掉了陶醉性，一下子得到了無限清明的啟示。仰身躺著，「他只看見在他的頭上，極高遠的地方，一片無垠的青天，幾片灰色的薄雲無力地飄浮著。」

  「何等的寧靜！何等的平和！他對著自己說，和我狂亂的奔馳相差多遠！這美麗的天我怎麼早就沒有看見？終於窺見了，我何等的幸福！是的，一切是空虛，一切是欺罔，除了它……它之外，什麼也沒有，……如此，頌讚上帝罷！」

  然而，生活恢復了，波浪重新低落。灰心的，煩悶的人們，深自沮喪，在都市底頹廢的誘惑的空氣中，他們在黑夜中彷徨。有時，在濁世底毒霧中，融泄著大自然底醉人的氣息，春天，愛情，盲目的力量，使魅人的娜太夏去接近安特萊親王，而他不久以後，卻投入第一個追逐他的男子懷中。塵世已經糟蹋了多少的詩意，溫情，心地純潔！而「威臨著惡濁的塵土的無垠的天」依然不變！但是人們卻看不見它。即是安特萊也忘記了奧斯丹列茲底光明。為他，天只是「陰鬱沉重的穹窿」，籠罩著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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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這些枯萎貧弱的心魂，極需要戰爭底騷亂重新來刺激他們。國家受著威脅了。一八一二年九月七日，鮑洛狄諾（Borodino）村失陷。這莊嚴偉大的日子啊。仇恨都消滅了。陶洛高夫（Dolokhov）親抱他的敵人比哀爾。受傷的安特萊，為了他生平最憎恨的人，病車中的鄰人，阿那托 戈拉琪寧（Anatole　Kouraguine）遭受患難而痛哭，充滿著溫情與憐憫。由於熱烈的為國犧牲和對於神明的律令底屈服，一切心靈都聯合了。

  「嚴肅地，鄭重地，接受這不可避免的戰爭……最艱難的磨鍊莫過於把人的自由在神明的律令前低首屈服了。在服從神底意志上才顯出心底質樸。」

  大將軍戈多查夫（Koutouzov）便是俄國民族心魂和它服從運命底代表：

  「這個老人，在熱情方面，只有經驗，——這是熱情底結果——他沒有用以組合事物搜尋結論的智慧，對於事故，他只用哲學的目光觀照，他什麼也不發明，什麼也不干；但他諦聽著，能夠回憶一切，知道在適當的時間運用他的記憶，不埋沒其中有用的成分，可亦不容忍其中一切有害的成分。在他的士兵底臉上，他會窺到這無可捉摸的，可稱為戰勝底意志，與未來的勝利底力。他承認比他的意志更強有力的東西，便是在他眼前展現的事物底必然的動向；他看到這些事物，緊隨著它們，他亦知道蠲除他的個人意見。」

  最後他還有俄羅斯的心。俄國民族底又是鎮靜又是悲壯的宿命觀念，在那可憐的鄉人，加拉太哀夫（Platon　Karataiev）身上亦人格化了，他是質樸的，虔誠的，克制的，即在痛苦與死的時候也含著他那種慈和的微笑。經過了種種磨鍊，國家多難，憂患遍嘗，書中的兩個英雄，比哀爾與安特萊，由於使他們看到活現的神底愛情與信仰，終於達到了精神的解脫和神秘的歡樂。

  托爾斯泰並不就此終止。敘述一八二○年時代底本書結尾，只是從拿破崙時代遞嬗到十二月黨人這個時代底過渡。他令人感到生命底賡續與更始。全非在騷亂中開端與結束，托爾斯泰如他開始時一樣，停留在一波未平一波繼起的階段中。我們已可看到將臨的英雄，與又在生人中復活過來的死者和他們的衝突[677]。

  以上我試把這部小說分析出一個重要綱目：因為難得有人肯費這番功夫。但是書中包羅著成百的英雄，每個都有個性，都是描繪得如是真切，令人不能遺忘，兵士，農夫，貴族，俄國人，奧國人，法國人……但這些人物底可驚的生命力，我們如何能描寫！在此絲毫沒有臨時構造之跡。對於這一批在歐羅巴文學中獨一無偶的肖像，托爾斯泰曾作過無數的雛形，如他所說的，「以千萬的計劃組織成功的」，在圖書館中搜尋，應用他自己的家譜與史料[678]，他以前的隨筆，他個人的回憶。這種縝密的準備確定了作品底堅實性，可也並不因之而喪失它的自然性。托爾斯泰寫作時的熱情與歡樂亦令人為之真切地感到。而《戰爭與和平》底最大魅力，尤其在於它年輕的心。托爾斯泰更無別的作品較本書更富於童心的了，每顆童心都如泉水一般明淨，如莫扎爾德底旋律般婉轉動人，例如年輕的尼古拉 洛斯多夫（Nicolas　Rostov）、索尼亞（Sonia）和可憐的小貝蒂亞（Pétia）。

  最秀美的當推娜太夏。可愛的小女子神怪不測，嬌態可掬，有易於愛戀的心，我們看他長大，明了他的一生，對他抱著對於姊妹般的貞潔的溫情——誰不曾認識他呢？美妙的春夜，娜太夏在月光中，憑欄幻夢熱情地說話，隔著一層樓，安特萊傾聽著他……初舞底情緒，戀愛，愛底期待，無窮的慾念與美夢，黑夜，在映著神怪火光的積雪林中滑冰。大自然底迷人底溫柔吸引著你。劇院之夜，奇特的藝術世界，理智陶醉了；心底狂亂沉浸在愛情中的肉體底狂亂；洗濯靈魂底痛苦，監護著垂死的愛人底神聖的憐憫……我們在喚引起這些可憐的回憶時，不禁要發生和在提及一個最愛的女友時同樣的情緒。啊！這樣的一種創造和現代的小說與戲劇相比時，便顯出後者底女性人物底弱點來了！前者把生命都抓住了，而且轉變的時候，那麼富於彈性，那麼流暢，似乎我們看到它在顫動嬗變。——面貌很醜而德性極美的瑪麗公主亦是一幅同樣完美的繪畫；在看到深藏著一切心底秘密突然暴露時，這膽怯呆滯的女子臉紅起來，如一切和他相類的女子一樣。

  在大體上，如我以前說過的，本書中女子底性格高出男子的性格多多，尤其是高出於托爾斯泰托寄他自己的思想底兩個英雄：軟弱的比哀爾 勃蘇高夫（Pierre　Besoukhov）與熱烈而枯索的安特萊 鮑爾公斯基（Andre　Bolkonski）。這是缺乏中心的靈魂，它們不是在演進，而是永遠躊躇；它們在兩端中間來回，從來不前進。無疑的，人們將說這正是俄國人底心靈。可是我注意到俄國人亦有同樣的批評。是為了這個緣故屠克涅夫責備托爾斯泰底心理老是停滯的。「沒有真正的發展，永遠的遲疑，只是情操底顫動。」[679]托爾斯泰自己亦承認他有時為了偉大的史畫而稍稍犧牲了個人的性格[680]。

  的確，《戰爭與和平》一書底光榮，便在於整個歷史時代底復活，民族移殖與國家爭戰底追懷。它的真正的英雄，是各個不同的民族；而在他們後面，如在荷馬底英雄背後一樣，有神明在指引他們；這些神明是不可見的力：「是指揮著大眾的無窮的渺小」，是「無窮」底氣息。在這些巨人底爭鬥中，一種隱伏著的運命支配著盲目的國家，含有一種神秘的偉大。在《伊里亞特》之外，我們更想到印度底史詩[681]。

  《安娜小史》（Anna　Karénine）與《戰爭與和平》是這個成熟時期底登峰造極之作[682]。這是一部更完美的作品，支配作品底思想具有更純熟的藝術手腕，更豐富的經驗，心靈於它已毫無秘密可言，但其中缺少《戰爭與和平》中底青春的火焰，熱情的朝氣，偉大的氣勢。托爾斯泰已沒有同樣的歡樂來創造了。新婚時底暫時的平靜消逝了。托爾斯泰伯爵夫人努力在他周圍建立起來的愛情與藝術周圈中，重新有精神煩悶滲入。

  婚後一年，托爾斯泰寫下《戰爭與和平》底最初幾章；安特萊向比哀爾傾訴他關於婚姻問題底心腹語，表示一個男子覺得他所愛的女人不過是一個漠不相關的外人，是無心的仇敵，是他的精神發展底無意識的阻撓者時所感到的幻滅。一八六五年時代底書信，已預示他不久又要感染宗教的煩悶。這還只是些短期的威脅，為生活之幸福所很快地平復了的。但當一八六九年托爾斯泰完成《戰爭與和平》時，卻發生了更嚴重的震撼：

  幾天之內，他離開了家人，到某處去參觀。一夜，他已經睡了；早上兩點鐘剛打過：

  「我已極度疲倦，我睡得很熟，覺得還好。突然，我感到一種悲苦，為我從未經受過的那麼可怕。我將詳細告訴你[683]：這實在是駭人。我從床上跳下，令人套馬。正在人家為我套馬時，我又睡著了，當人家把我喊醒時，我已完全恢復。昨天，同樣的情景又發生了，但遠沒有前次那麼厲害……」[684]

  托爾斯泰伯爵夫人辛辛苦苦以愛情建造成的幻想之宮崩圮了。《戰爭與和平》底完成使藝術家底精神上有了一個空隙，在這空隙時間，藝術家重又被教育學，哲學的[685]研究抓住了：他要寫一部平民用的啟蒙讀本[686]；他埋首工作了四年，對於這部書，他甚至比《戰爭與和平》更為得意，他寫成了一部（一八七二年），又寫第二部（一八七五年）。接著，他狂熱地研究希臘文，一天到晚的研習，把一切別的工作都放下了，他發現了「精微美妙的Xénophon」與荷馬，真正的荷馬而非翻譯家轉述出來的荷馬，不復是那些姚高夫斯基（Joukhovski，1783——1852，俄國詩人）與伏斯（Voss，1731——1826，德國批評家兼翻譯家）輩底庸俗萎靡底歌聲，而是另一個旁若無人盡情歌唱底妖魔之妙音了[687]。

  「不識希臘文，不能有學問！……我確信在人類語言中真正是美的，只有是單純的美，這是我素所不知的。」[688]

  這是一種瘋狂：他自己亦承認。他重又經營著學校的事情，那麼狂熱，以致病倒了。一八七一年他到薩瑪拉（Samara）地方Bachkirs那裡療養。那時，除了希臘文，他對什麼都不滿。一八七二年，在訟案完了後，他當真地談起要把他在俄羅斯所有的財產盡行出售後住到英國去。托爾斯泰伯爵夫人不禁為之悲嘆：

  「如果你永遠埋頭於希臘文中，你將不會有痊癒之日。是它使你感著這些悲苦而忘掉目前的生活。人們稱希臘文為死文字實在是不虛的：它令人陷入精神死滅的狀態中。」[689]

  放棄了不少略具雛形的計劃之後，終於在一八七三年三月十九日，使伯爵夫人喜出望外地，托爾斯泰開始寫《安娜小史》[690]。正在他為這部小書工作的時候，他的生活受著家庭中許多喪事底影響變得陰沉暗淡[691]，他的妻子亦病了。「家庭中沒有完滿的幸福……」[692]

  作品上便稍稍留著這慘澹的經驗與幻滅的熱情底痕跡[693]。除了在講起萊維納（Lévine）訂婚的幾章底美麗的文字外，本書中所講起的愛情，已遠沒有《戰爭與和平》中若干篇幅底年輕的詩意了，這些篇幅是足以和一切時代底美妙的抒情詩媲美的。反之，這裡的愛情含有一種暴烈的，肉感的，專橫的性格。統治這部小說底定命論，不復是如《戰爭與和平》中底一種神（Krichna），不復是一個運命底支配者，而是戀愛底瘋狂，「整個的維納斯（Vénus）」在舞會底美妙的景色中，當安娜與龍斯基（Wronski）不知不覺中互相熱愛的時候，是這愛神在這無邪的，美麗的，富有思想的，穿著黑衣的安娜身上，加上「一種幾乎是惡魔般的誘惑力」[694]。當龍斯基宣露愛情的時候，亦是這愛神使安娜臉上發出一種光輝，——「不是歡樂底光輝。而是在黑夜中爆發的火災底駭人的光輝。」[695]亦是這愛神使這光明磊落，理性很強的少女，在血管中，流溢著肉慾的力，而且愛情逗留在他的心頭，直到把這顆心磨鍊到破碎的時候才離開它。接近安娜的人，沒有一個不感到這潛伏著的魔鬼底吸力與威脅。凱蒂（Kitty）第一個驚惶地發現它。當龍斯基去看安娜時，他的歡樂的感覺中也雜有神秘的恐懼。萊維納，在他面前，失掉了他全部的意志。安娜自己亦知道他已不能自主。當故事漸漸演化的時候，無可震懾的情慾，把這高傲人物底道德的壁壘，盡行毀掉了。他所有的最優越的部分，他的真誠而勇敢的靈魂瓦解了，墮落了：他已沒有勇氣犧牲世俗的虛榮；他的生命除了取悅他的愛人之外更無別的目標，他膽怯地，羞愧地不使自己懷孕；他受著嫉妒底煎熬；完全把他征服了的性慾底力量，迫使他在舉動中聲音中眼睛中處處作偽；他墮入那種只要使無論何種男子都要為之回首一瞥的女人群中。他用嗎啡來麻醉自己，直到不可容忍的苦惱，和為了自己精神的墮落而悲苦底情操迫使他投身於火車輪下。「而那鬍鬚蓬亂的鄉人，」——他和龍斯基時時在夢中遇見的幻象，——「站在火車底足踏板上俯視鐵道」；據那含有預言性的夢境所示，「他俯身伏在一張口袋上，把什麼東西隱藏在內，這是他往日底生命，痛苦，欺妄和煩惱……」

  「我保留著報復之權，」[696]上帝說……

  這是被愛情所煎熬，被神底律令所壓迫的靈魂底悲劇，—為托爾斯泰一鼓作氣以極深刻的筆觸描寫的一幅畫。在這悲劇周圍，托爾斯泰如在《戰爭與和平》中一樣，安插下好幾個別的人物底小說。但這些平行的歷史可惜銜接得太迅驟太造作，沒有達到《戰爭與和平》中交響樂般的統一性。人們也覺得其中若干完全寫實的場面，—如聖彼得堡底貴族階級與他們有閒的談話，—有時是枉費的。還有，比《戰爭與和平》更顯明地，托爾斯泰把他的人格與他的哲學思想和人生底景色交錯在一起。但作品並不因此而減少它的富麗。和《戰爭與和平》中同樣眾多的人物，同樣可驚的準確。我覺得男子底肖像更為優越。托爾斯泰描繪的史丹巴納 阿爾加第維區（StepaneArcadievitch），那可愛的自私主義者，沒有一個人見了他能不回答他的好意的微笑，還有加萊寧（Karenine），高級官員底典型，漂亮而平庸的政治家，永遠借著譏諷以隱藏自己的情操：尊嚴與怯弱底混合品；虛偽世界底奇特的產物，這個虛偽世界，雖然他聰明慷慨，終於無法擺脫，——而且他的不信任自己的心也是不錯的，因為當他任令自己的情操擺布時，他便要墮入一種神秘的虛無境界。

  但這部小說底主要意義，除了安娜底悲劇和一八六○年時代底俄國社會——沙龍，軍官俱樂部，舞會，戲院，賽馬，——底種種色相之外，尤其含有自傳的性格。較之託爾斯泰所創造的許多其他的人物，萊維納更加是他的化身。托爾斯泰不獨賦予他自己的又是保守又是德謨克拉西的思想，和鄉間貴族輕蔑知識階級的反自由主義[697]；而且他把自己的生命亦賦予了他。萊維納與凱蒂底愛情和他們初婚後的數年，是他自己的回憶底變相，——即萊維納底兄弟之死亦是托爾斯泰底兄弟特米德利之死底痛苦的表現。最後一編，在小說上是全部無用的，但使我們看出他那時候衷心惶亂底原因。《戰爭與和平》底結尾，固然是轉入另一部擬議中的作品底藝術上的過渡，《安娜小史》底結尾卻是兩年以後在《懺悔錄》中宣露的精神革命底過渡。在本書中，已屢次以一種諷刺的或劇烈的形式批評當時的俄國社會，這社會是為他在將來的著作中所不住地攻擊的。攻擊謊言，攻擊一切謊言，對於道德的謊言，和對於罪惡的謊言同樣看待，指斥自由論調，抨擊世俗的虛浮的慈悲，沙龍中的宗教，和博愛主義！向整個社會宣戰，因為它魅惑一切真實的情操，滅殺心靈底活力！在社會底陳腐的法統之上，死突然放射了一道光明。在垂危的安娜前面，矯偽的加萊寧也感動了。這沒有生命，一切都是造作的心魂，居然亦透入一道愛底光明而具有基督徒底寬恕。一霎時，丈夫，妻子，情人，三個都改變了。一切變得質樸正直。但當安娜漸次回復時，三人都覺得「在一種內在地支配他們底幾乎是聖潔的力量之外，更有另一種力量，粗獷的，極強的，不由他們自主地支配著他們的生命，使他們不復再能享受平和」。而他們預先就知道他們在這場戰鬥中是無能的，「他們將被迫作惡，為社會所認為必須的。」[698]

  萊維納所以如化身的托爾斯泰般在書中底結尾中亦變得升華者，是因為死亦使他感動了之故。他素來是「不能信仰的，他亦不能徹底懷疑。[699]」自從他看見他的兄弟死後，他為了自己的愚昧覺得害怕。他的婚姻在一時期內曾抑住這些悲痛的情緒。但自從他的第一個孩子生下之後，它們重複顯現了。他時而祈禱時而否定一切。他徒然瀏覽哲學書籍。在狂亂的時光，他甚至害怕自己要自殺。體力的工作使他鎮靜了：在此，毫無懷疑，一切都是顯明的。萊維納和農人們談話；其中一個和他談著那些「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上帝生存的人」。這對於他不啻是一個啟示。他發現理智與心底敵對性。理智教人為了生存必得要殘忍地奮鬥；愛護他人是全不合理的：

  「理智是什麼也沒有教我；我知道的一切都是由心啟示給我的。」[700]

  從此，平靜重新來臨。卑微的鄉人—對於他，心是唯一的指導者—這個名詞把他重新領到上帝面前……什麼上帝？他不想知道。這時候底萊維納，如將來長久時期內底托爾斯泰一般，在教會前面是很謙恭的，對於教義亦毫無反抗底心。

  「即是在天空底幻象與星球底外表的運動中，也有一項真理。」[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