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優選擇是能實現的「最優選擇」

  次優選擇，有時又被叫作「最不壞的選擇」，就是在限定的條件下，如果無法找到最優解，那麼就選擇損害最小的那個，也就是古話說的「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意思。

  西蒙有句名言：「最好」是「好」的敵人。我們期待最理想的事物，最美好的目標的實現，此乃人之常情。

  在現實生活中，由於主客觀條件的囿限，「不如意事常八九」「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追求理想最大化，期望值定得高不可攀，往往會落空。實際上，人們都在不自覺地實踐次優選擇。

  比如，高考就是一種次優選擇。高考肯定不是最好的人才選拔制度，它存在著認分不認人、一刀切、太過機械化等諸多缺陷。但就現階段來看，相比其他評價機制，高考卻是「最不壞的制度」，也是相對最公平的制度。

  地區、城鄉發展嚴重不平衡是我國的一大現實國情，如果採取其他的評價方式，占人口大多數的落後地區，如農村的學生很可能會面臨無學可上或者無名校可上的困境，這就使教育在實質上失去了促進社會垂直流動、保持社會活力的本義。

  如何避免這一最壞的結果發生？不得不承認，「一刀切」式的高考反而是最有效可行的制度，因為它能在最大限度和最大範圍內，構築起一個相對客觀的標準，從而保證大多數人的機會平等。

  反觀研究生考試，相比高考採用了更多元、更豐富的評價標準，面試、推薦、保送、直博等，這些固然使其選拔機制更加人性化和個性化，但同時也讓它們自身始終籠罩在「關係」「潛規則」等陰影之中。

  再比如，火車票低價是一種次優選擇。薛兆豐教授曾經撰文提出，春運票價過低造成舉國浪費，應充分提價。他認為，要治理春運出現的乘客長時間排隊、黃牛黨猖獗和火車站混亂等現象，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讓火車票充分提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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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薛兆豐教授看來，對任何商品，人們的需求都沒有止境，所以只要價格過低，就會出現短缺。消除短缺的唯一辦法，就是把價格提到足夠高。

  單純從經濟學角度看，薛兆豐教授說的不過是常識而已。價格上去了，需求就會下降，也符合經濟學的一般規律。可是，這種緩解是以增加特定人群的返鄉成本、降低部分民眾的社會福利為代價的。在現有制度安排下，旅客雖然比較辛苦，但終究能在不增加車票成本的前提下回家過年。鐵路運輸雖然不能完全滿足旅客要求，但運輸收入總體還能實現大幅度上升，且因不提價贏得了較好的口碑。因此，火車票不提價其實正是公共政策在公平與效率充分博弈基礎上形成的一種均衡，雖然不是最好的選擇，但和「充分提價」相比，卻是「最不壞的選擇」。

  既然選擇無法實現最優，只能選擇最不壞的那個。是不是就意味著我們不需要再努力追求完美的生活了呢？

  首先，「次優」並不是差的選擇，而是限於客觀條件無法達到最理想狀態下的第二好的選擇。這並不意味著容易達成，更不意味著不需要努力。

  其次，我們生活中總是會讚美那些具有完美主義的人，但是所謂的「完美」，往往也隱藏著很多無奈和取捨。

  有一些非常優秀的人，被別人稱為「完美主義者」。可事實上，這種描述並不準確。更為準確一點的說法應該是「他們是更接近完美的人，並且他們一直在努力」。

  比如，好萊塢導演詹姆斯·卡梅隆就總是被稱為「一個完美主義者」。他不斷追求完美是事實，可前提是他不僅有能力而且還堅持不懈。在拍完《鐵達尼號》之後，為了拍《阿凡達》，他準備了14年。為了追求完美的3D效果，他耗資1400萬美元與日本索尼公司的研發總部合作開發出他理想中的拍攝設備。而且，為了最終能夠拍好《阿凡達》，在此之前還先拍了另外一部3D電影《地心遊記》當作練手。

  即便之前的《終結者》大獲成功，在拍《鐵達尼號》的時候，嚴重的超支已經令他在好萊塢失去信用，乃至於他要以「放棄片酬、只拿版稅」，才得以獲得更多資金將《鐵達尼號》拍完。《鐵達尼號》大獲成功，才使卡梅隆有資本、有能力拍攝後來的《阿凡達》。即便如此，他也耗費了14年時間。

  好萊塢的另外一個導演，克里斯多福·諾蘭也被稱為「一個完美主義者」。他為了追求影片《盜夢空間》的完美效果，準備了10年。為了使自己真正駕馭宏大場面，在《盜夢空間》之前，連續拍了兩部《蝙蝠俠》：《開戰時刻》與《暗黑騎士》。在確定自己的駕馭能力之後，才敢追求《盜夢空間》的完美效果。

  然而，即便是這樣的大導演，也一遍一遍地在各個場合重複那句名言：「電影是缺憾的藝術。」

  沒有人能夠做到完美，我們至多能做到接近完美，或更接近完美。做任何事情的時候，都需要時時刻刻忍受各種各樣的不完美，否則任務根本無法完成。就算最終完成，結果也常常是不完美的，缺憾必然存在。再往大了一點說，生活本身就不完美。誰的生活不是磕磕絆絆？誰在死去的時候沒有一絲絲遺憾？現實就是如此，不接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