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疫情防控，基於不同的「次優選擇」

  面對西方社會對於中國「過度防控」的批評，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教授在「辛迪加報業」發文稱，過度防控雖然不是最優解，但這是一個次優解，是需要對疫情馬上做出反應下比較好的選擇。

  張軍教授解釋說，這些措施是因為當下無法滿足最優結果所需的條件：最起碼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搞清楚我這個地方有沒有感染源及有沒有能力識別出感染源？即便找到了感染源，如何通過相對科學的做法防止感染源在人群中擴散？

  所以，當大家都需要時間來搞清楚這些問題的時候，每個地方都會「寧可信其有」，採取比較極端的做法。從全局來看，這不是最優結果，它是一個局部的最優結果，即每個局部都會認為這是最佳選擇。但整合起來從全局看，就是一個次優結果。

  隨著時間推移，兩三個月過去，很多情況就看得比較清楚了。經過一段時間的隔離防護，有些地方的新感染病例數開始下降，說明情況出現新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從中央到地方的政策都開始強調差異化，每個地方可以根據當地疫情狀況，逐步復工、錯峰返程，也強調各地不得妨礙交通運輸、物流等，鼓勵大中小學錯峰開學等。更多的政策權力逐步交給地方，讓各地根據自身條件對之前的統一政策進行微調。

  那麼，西方國家的防控措施又是怎麼回事呢？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馬亮指出，西方國家的這些決策看似愚不可及，但也絕非毫無根據。

  西方國家的防控策略選擇，同其捉襟見肘的醫療資源難以支持全面防控有關，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次優選擇。採取這種劍走偏鋒的防控方式，可以確保有限的醫療資源優先配置給重症患者，避免醫療系統瀕於崩潰。因此，實際上是一種「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兩難選擇。

  從這個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誰都知道最優解是什麼，那就是精確找到可能感染的人群進行隔離，避免多數人受到影響，從而避免社會和經濟的更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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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這只是理想，在當下的技術條件下無法實現。理性分析的結果就是無法達到最優解，只能在次優解中選擇可以做到的方案。這也是為什麼兩位專家在分析中西方國家疫情防控策略時，不約而同地提到了「次優選擇」的原因。

  亞當·斯密提出了被稱為「看不見的手」的原理，頌揚以利己為動機的資本主義制度，認為該制度可以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西方微觀經濟學給出一個肯定的答案：以利己為行為動機的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將會達到（帕累托意義下的）最優。

  這就是說，如果每個消費者都為了自身的效用最大化，每個生產者都追求最大利潤，那麼在完全競爭的經濟中，他們不僅能做到，而且還會不自覺地使社會達到資源配置的最優狀態。但現實經濟無法達到完全競爭經濟所要求的條件，結果還會是帕累托最優嗎？

  西方學者承認，存在著諸如壟斷、外在性、公共物品等若干導致市場經濟失靈的因素。但他們又聲稱，在這種情況下，通過適當的微觀經濟政策可以修正市場失靈的不足之處。例如，美國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寫道：「現實中存在著許多情況，使市場達不到完全競爭的狀態。其中三種最重要的是不完全競爭（如壟斷）、外部效應（如污染）及公共物品（如國防和公路）。在每一種情況下，市場失靈都會導致生產或消費缺乏效率，而政府則可以起到醫治疾病的有效作用。」

  言下之意不外乎是，國家對微觀經濟政策的執行可以彌補現實經濟和完全競爭模型的假設條件之間的差距，因而能使經濟達到或接近於帕累托最優狀態。

  然而，20世紀50年代在西方出現的「次優理論」卻證明，在不能全部滿足完全競爭模型所要求的假設條件的情況下，即使微觀經濟政策成功地彌補了現實和假設條件之間的差異，政策的執行仍然不能保證帕累托最優狀態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