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宦官的黃金時代

  明朝的太監開始全面走向政治舞台是從明宣宗朱瞻基時期開始的，以至於後世有「宦寺之盛，自宣宗始」的說法。朱瞻基在位時期進一步完善內閣制度，並賦予了內閣「票擬權」，內閣的權力得到了極大的增強，乃至於壓制住了朝中六部。這時朱瞻基為了限制內閣的權力設立了「批紅」制度，並且將「批紅」的權力下放給司禮監，利用宦官集團來牽制內閣。朱高熾在位期間重用文官集團，導致文官集團勢力迅速擴大，到朱瞻基繼位時，皇帝感受到在很大程度上要受限於文官集團，這令朱瞻基很不爽。朱瞻基其實是祖父朱棣培養出來的皇帝，他渴望做像永樂大帝那樣的皇帝。但最後為什麼朱瞻基反而成了一個守成之君呢？除了當時國力不足，難以支撐外，文官集團的掣肘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他們好不容易等到愛折騰的朱棣駕崩，可不希望再出來一個朱棣，朱瞻基無法和他們講道理，所以想起了太監，用太監來對付文官集團。

  宦官既然擁有了「批紅」的權力，相應的對他們的文化素養要求也就變高，最起碼他們得能夠理解內閣上書的內容。於是，宦官的教育問題便提上了議程。為了解決宦官知識水平不夠的問題，朱瞻基正式成立「內書堂」，「選小內侍，命大學士陳山教習之」。這一設置算是徹底打開了宦官干政的大門，如果說之前的宦官由於文化水平不高無法參與到大政方針的討論運作上來，那麼在經過內書堂的培訓之後，這些宦官便也掌握了從政的基本技能了。而內書堂對於宦官干政主要有三方面的影響。

  第一個影響主要體現在內書堂所教授的課程內容上，內書堂在教授小內侍時主要培養他們的「忠君愛國」思想和從政技能。為了培養小內侍的「忠君愛國」思想，內書堂一方面教授儒家經典，如《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另一方面則教授專門的書籍內容——《忠鑒錄》與《貂璫史鑑》，其中《忠鑒錄》主要記載歷朝歷代奉公守法的宦官事跡，為小內侍樹立學習楷模，《貂璫史鑑》則主要記載的是歷朝歷代宦官的善惡事跡並進行了總結評價。除了以上兩項課程之外，內書堂還有一項課程就是「內令」，主要包括太祖、太宗以來明朝歷代皇帝對宦官的戒諭。為了培養小內侍的從政技能，內書堂則為他們開設了「判仿」的課程，也是內書堂中最重要的課程，主要教授他們如何在日後對外廷奏章進行判答、對閣票進行批紅，可以看作是他們正式掌握批紅權力之前的訓練。除此之外，內書堂還培訓小內侍的書法技能和寫作能力，要能寫一手好字，做的一篇好文章。可以說，經過內書堂培訓並且在培訓過程中取得優異成績的宦官在參與大政方針方面基本上是沒有任何問題，並且在經過一系列「忠君愛國」思想的灌輸之後，明朝的皇帝也能更加大膽放心的起用他們了。

  講到這裡，可能有人要問，向這些小宦官灌輸一系列「忠君愛國」思想有用嗎？還真的有用，比如明孝宗朱佑樘當太子時的宦官「老伴」覃吉便時常給孝宗教授《大學》《中庸》《論語》等儒家經典，同時在閒暇之時還常給孝宗講授「台省政務、民間疾苦」，甚至還專門告訴孝宗前代宦官專權的危害。明神宗朱翊鈞在位時期不理政事，縱然宦官為非作歹，時任司禮監掌印太監的張宏屢次上書勸諫，在苦諫無果的情況下「絕食數日而卒」，選擇了以死諫君的方法。除了這些宦官之外，那些在明朝歷史上為非作歹的大宦官也不是一無是處，像正德朝的大宦官劉瑾便曾在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閏九月「奏通鹽法四事」，正德皇帝看了後稱劉瑾的上書「經畫周詳，防範嚴密。」所以正德皇帝在懟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等人時所說的「天下事豈專是內官壞了？譬如十個人中，也僅有三四個好人。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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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影響則主要體現在內書堂的授課教師身上。進入內書堂授課的教師都是在朝中擔任官職的官員，而隨著他們被調入內書堂教授小內侍知識，相應地兩者之間便建立了聯繫。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違背了朱元璋在世時制定的宦官不得與外臣結交的規定了，並且隨著歷史的發展，內書堂的教師由各種官員都可以擔任演變成了專門任用翰林院的人員來擔任。本來這件事看上去似乎沒什麼問題，似乎只是為了更好地培養小內侍的能力。但是，在明朝的官場上有這麼一句話「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也就是說這些教授小內侍的翰林將來很有可能會成為內閣大臣，而這些小內侍將來則很有可能會成為司禮監秉筆太監掌握「批紅」權力，兩相一結合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可想而知。在這種情況下，司禮監和內閣不僅不會互相牽制，反而會互相舉薦、親密合作。

  第三個影響則主要體現在內書堂小內侍完成學業後的出路上。小內侍們最好的出路是去文書房入職，因為「凡升司禮者，必由文書房出，如外廷之詹、翰也」，也就是說他們進入了文書房就等於一隻腳踏入司禮監裡面了。次一點的出路就是負責宮內教書，對他們的要求是「多讀書、善措書、有德行、無勢力者。」再差一點就是去二十四衙門負責文書工作。在這三條出路中，就算最差的一條出路都要比那些沒在內書堂學習過的宦官好得多。事實上，除了上面的三條出路外，內書堂的小內侍還有一條出路就是擔任太子老師，比如上面所提到的覃吉，史載「太子年九歲，吉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作為太子的貼身老師，在太子登基稱帝後其地位會得到極大的提升，甚至可能一躍而起，直接成為司禮監秉筆太監，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條出路才是小內侍最好的出路。因為常年陪侍太子左右，所以太子勢必會對其極其信任，那麼太子登基稱帝後只要其不犯什麼謀逆之類的大罪，基本上他的地位是不會受到任何威脅的。

  由此可見，明宣宗朱瞻基設立內書堂等於是徹底鬆開控制宦官集團的韁繩，打開宦官專權最後的一道閘門。不過內書堂的設立雖然為宦官專權提供過了極大的便利並且掃清了最後的障礙，但是內書堂的存在也培養了一批比較正直的宦官，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宦官內部的互相牽制。不過要清楚的一點是這種宦官集團內部正直宦官與亂政宦官的對抗，屬於宦官集團的內部清理整頓，對於宦官專權這個大的形勢是沒有任何影響的，最多就是換一個正直的宦官專權，內閣大學士和六部大臣們還能有點尊嚴和地位可言，畢竟他們還會尊重一下法律和正常的政治程序。事實上，當明宣宗正式設立內書堂時，明朝的宦官專權已經成了歷史大勢，沒有人可以阻擋這股大勢，雖然皇帝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任意處罰那些專權的宦官，但是卻不會取消宦官的權力。

  這其實也是明朝皇帝的無奈之舉，一方面是因為擔心外朝權力過大，所以需要宦官來對他們進行限制；另一方面則是有的時候朝中大臣實在是「爛泥扶不上牆」，自己的屁股也不乾淨。所以在指責明朝宦官專權的時候，不要只關注皇帝和宦官，也要看看朝中的大臣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