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國之棟樑

  永樂二十二年，朱棣病逝於北伐歸途之中，朱高熾奉遺詔即位並改定明年為「洪熙元年」。然而朱高熾在位時間還不到一年，就在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五月，因病去世，隨後太子朱瞻基即位，是為明宣宗。然而宣宗在位也只有十年的時間，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正月便因病去世。就這樣，大明朝在十年左右的時間裡接連失去兩位最高統治者。不過別看朱高熾和朱瞻基在位時間短，然而他們卻開創了大明朝乃至歷史上有名的盛世——「仁宣之治」。當然「仁宣之治」的出現是由多方面因素決定的，但是「三楊」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也不可小覷。由於朱高熾和朱瞻基兩位皇帝對「三楊」的信任，所以在仁宣兩朝，「三楊」的地位得到提高並且全方面地參與了大明朝的各項政務之中，正所謂「仁宣之間，政在三楊」。可以說，「仁宣之治」中也傾注了「三楊」不少的心血。

  在之前也已提過，朱棣在位時期曾搞了許多大動作。不過由於鄭和下西洋所帶來的收穫和朱棣所採取的各項鼓勵農業發展的措施等，使得其在位時期雖然大動作不斷，但是老百姓的賦稅並沒有增加多少。然而事情要一分為二看待，賦稅雖然沒有增加，但是老百姓的徭役卻增加了許多，畢竟當時朱棣的很多大動作都是需要大量人力的，再加上天災人禍，也使得老百姓疲憊不堪。因此在仁宣兩朝，「三楊」針對當時由於朱棣在位期間大動作不斷而導致民力凋敝的社會現實，主張與民休息、勤儉節約。

  「三楊」之中的楊士奇更是多次上書仁宣二帝要注意與民休息、勤儉節約。比如楊士奇在得知「惜薪司傳旨征棗八十萬斤」之後便主動面見朱高熾進行勸諫，認為這些雖然是宮廷每年要用的，但是還是感覺太多了，現在詔書才剛剛下達，肯定還沒能收集齊，所以希望皇帝能夠減免一些，最後朱高熾也同意了楊士奇的建議，最後只徵收了四十萬斤。除此以外像什麼「下西洋寶船、雲南取寶石、交趾採金珠、撒馬兒等處取馬，並採辦燒鑄進供諸務」這些在楊士奇看來是鋪張浪費的活動，全部在楊士奇的堅持下被停止。宣德五年的時候，楊士奇又借朱瞻基下詔體恤災民的時機，趁機勸皇帝免除部分窮苦人家的稅收，朱瞻基也同意了。除了勸諫皇帝要勤儉節約，關心民生之外，楊士奇和楊榮還以身作則，當時朱高熾在位時曾讓楊士奇和楊榮等人「食三祿」，也就是拿三倍工資，但是楊士奇和楊榮堅決反對朱高熾的這一決定，認為他們「受二俸」就已經很過分了，怎敢再增收一份俸祿以增加國家和老百姓的負擔。在他們的堅持下，朱高熾最終取消了這則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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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在上述論及「三楊」關注民生的同時也展現了他們的另一個特點——敢於進言。但是「三楊」中進言的方式方法也不同，楊溥的進言多以密奏的形式進行，史載「嘗密疏言事。帝褒答之，賜鈔幣。」朱高熾還欽賜楊溥弘文閣閣印，並且在賜予閣印的同時還囑咐楊溥，以後有什麼建議，就寫下用這個印封好交給他就行了，自己對楊溥寄託了很大期望。由此可見，楊溥在當時也是積極進言、敢於直言的，只不過由於其多是採取「密疏言事」的形式，也就使得史書上對於楊溥的進言記載不多。而對於楊榮的進言方式，史書中則有詳細的記載，也就是我們前面所提到的，楊榮並不直言，而是通過暗示、提醒的方式來輕點皇帝，因而他的話也最容易被皇帝接受。楊士奇則是最傳統的仗義執言，有什麼就說什麼，而且不達目的不罷休，比如一次在勸諫朱高熾時，朱高熾可能有一些小執著就沒同意，而楊士奇堅持多次上書並且等到大半夜，直到「待庭中至夜漏十刻」，朱高熾都看不下去了，同意了楊士奇的提議，這時楊士奇才退下。同時，楊士奇也積極保護朝中那些因直言而被怪罪的大臣，比如在朱高熾監國時曾忤旨的御史舒仲成、「言事不密」的大理卿虞謙、「以言事得罪」的大理少卿弋謙等人，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證了言路的順通。

  此外，「三楊」也十分重視人才的選拔和舉薦。針對科舉考試中錄取者大部分為南方人這一情況，出於鞏固統治的考慮，楊士奇建議科舉取士的人才應該兼顧南北兩方，並給出了具體實施方案，即以後科舉考試的試卷在封皮外書寫南北二字。如一科考試錄取一百人，那麼就南方六十，北方四十，這樣使得南北人才都能夠被朝廷吸納，這也使得從洪武年間開始鬧騰的「南北榜」事件有有了一個比較完美的解決辦法。之後，楊士奇還曾建議即使是罪犯之家，如果後代中有才華的子弟，朝廷也應當本著公平公正的心去錄用。楊溥在和朱瞻基討論人才問題時也曾建議，要嚴格舉薦機制，規範科舉過程，這樣就不愁沒有人才了。

  除了在人才選拔上「三楊」提出了各自的建議，在人才舉薦上「三楊」也是不遺餘力。比如在英宗時期打贏「北京保衛戰」的于謙不僅曾得到過楊士奇的推薦，而且在政治上也得到了「三楊」的鼎力支持，史載「是時居政者三楊，素重謙，朝請夕可，是以得行其志。」楊榮也曾舉薦時任越府長史的周忱為「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諸府，總督稅糧」，周忱也不負眾望在江南地區推行「濟農倉之法」從而保證了江南地區順利地渡過第二年的大旱。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楊士奇和楊榮還曾「試吏部引進庶官六十八人，錄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廖莊、胡莊禎、宋璉，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晏升七人」。除了以上種種，仁宣時期一改永樂時期的嚴刑峻法也與「三楊」的建議有關，其中楊士奇更是多次借自然災害之際上書皇帝要以「敦用平恕，務求情實」的方式來解決「刑獄冤濫」的問題。

  「三楊」除了在內政上積極進言獻策之外，還參與到了大明朝的皇室紛爭之中。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八月，一直對皇位念念不忘的漢王朱高煦終於鋌而走險起兵造反。朱瞻基起初計劃派遣陽武侯薛祿率兵平叛，但是楊榮極力主張朱瞻基御駕親征，從而達到「今出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的效果。朱瞻基最終採取楊榮的建議，而此次平叛的結果也和楊榮預料的一樣，朝廷軍隊一路旗開得勝，朱高熾被迫出城投降，叛亂順利平定。

  然而就在大軍返程途中，戶部侍郎陳山向朱瞻基舉報「漢、趙二王實同心」，也就是說朱瞻基的三叔朱高燧也有不臣之心，並建議朱瞻基幹脆趁機把朱高燧也一勺燴得了。對於陳山的這一建議，「三楊」之間發生了分歧，楊榮極力贊成陳山的建議，稱「山言國之大計。」楊士奇則反，認為這種事情不能證實，也沒有證據，如果就此把朱高燧抓起來，不合適啊。雙發為此爆發了激勵的爭執，楊榮對著楊士奇厲聲說道：「這是國家大事，怎麼能磨磨唧唧，況且朱高燧與朱高煦勾結是經過錦衣衛證實的，有確切的證據。」

  楊士奇則針鋒相對地回應道：「錦衣衛拿出的那些東西能算證據嗎，誰會信！」由此也可見當時的錦衣衛在大臣心中是多麼聲名狼藉。隨後楊士奇又尋求蹇義、夏原吉兩人的支持，但是兩人也隱隱約約地站在楊榮一方。楊士奇只得又去勸說楊榮道：「太宗皇帝（朱棣）只有三個兒子，除去仁宗（朱高熾）外，皇帝只有兩個親叔叔，現在已經抓了一個證據確鑿的朱高煦，如果再把朱高燧也抓起來，天下人會怎麼看皇帝。」但是楊榮仍不肯退步。

  在此時只有楊溥和楊士奇是同一陣營，楊溥看到此情此景知道這件事只能由皇帝來做最終的決定，於是對勸楊士奇說，他們兩個去求見皇帝，希望能夠化解此事。然而沒想到這件事被楊榮知道了，於是楊榮搶先去見朱瞻基，而等楊溥和楊士奇想要跟著進去的時候，卻被門衛阻攔住了。眼看事情在向著楊士奇和楊溥反對的方向發展。不過好在朱瞻基稍後又召見了蹇義、夏原吉，兩人向朱瞻基匯報了楊士奇和楊溥的意見，權衡之下，朱瞻基還是覺得楊士奇和楊溥的意見更加中肯，最終放過了朱高燧。事後，朱瞻基曾不無感慨地對楊士奇說道：「趙王所以全，卿力也。」在這裡要指出的一點是，「三楊」雖然在出兵襲趙一事上有著較為尖銳的對立，但是他們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維護大明朝的統治，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政爭。

  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明宣宗朱瞻基駕崩，皇太子朱祁鎮即位，是為明英宗，次年改元正統。「三楊」則成為明英宗的輔政大臣，但是「三楊」卻在英宗一朝遇到了自己政治上最大的對手——宦官王振。最初由於張太皇太后的存在和對「三楊」的支持，所以王振對於「三楊」的衝擊還不是很大。並且在和王振交鋒時，相對於「不憚觸忤」的楊士奇和「性恭謹」的楊溥，「警敏」的楊榮總能以曲線救國的方式來消弭王振的衝擊。

  比如王振曾以「三楊」都已「高年倦勤」為由暗示「三楊」要讓位給別人了。對此，楊士奇的反應是直接給頂了回去，應答道：「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楊榮則回應王振，他們幾個人已經老了，這天下的大事確實要交給年輕後生了。王振聽完楊榮的回答後大喜過望，第二天在得知楊榮推薦曹鼐、苗衷、陳循、高谷等人時也沒有在英宗面前上眼藥阻攔，順利使這幾人被任用。事後楊士奇曾指責楊榮胡亂說話，楊榮隨後解釋了自己這麼做的原因：「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其自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也。」也就是以暫時的退讓來保證入閣大臣的才能和德行，從而進一步保證朝政的穩定。

  然而，好景不長，正統五年（公元1440年）七月二日，楊榮病逝，這就使得楊士奇和楊溥日漸孤單。緊接著，正統七年（公元1442年）太皇太后張氏也因病逝世，楊士奇、楊溥失去了在朝中最大的支持者。正所謂「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楊士奇和楊溥二人在政治上逐漸失勢的時候，楊士奇本人也因受其子楊稷的拖累而生病，並於正統九年（公元1444年）三月十四日病逝。楊士奇去世後，「三楊」中僅剩楊溥一人還在朝中，然而他所面臨的局勢也不容樂觀。正統十一年（公元1446年）七月十四日，作為「三楊」中僅存的一位的楊溥也與世長辭。至此，「三楊」徹底退出了歷史舞台，成了一個歷史名詞，而隨著「三楊」退出歷史舞台之後，發生的便是「土木堡之變」了，大明朝差點因此結束了自己的統治。

  前面說過三楊在朱高煦問題上發生了爭執，那麼朱高煦作為曾經皇帝的熱門人選，是怎麼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