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朱高熾掌舵下的大明轉向

  首先就是人事調整。朱高熾即位後做的第一件事甚至都不是操辦朱棣的喪事，而是將已經被朱棣關了將近三年的原戶部尚書夏原吉釋放出來，並官復原職，夏元吉出獄後立刻成為新朝的領導核心的一員。以此為信號，朱高熾向朝中大臣們和天下的士人們傳達了這樣一個消息，那就是他登基之後的為政風格將與其父朱棣截然不同。那麼為什麼釋放夏原吉就代表著朱高熾將會推行與朱棣迥然不同的措施呢？

  

  這就要回到夏元吉為什麼會被下獄了，夏原吉是因為反對朱棣北征而被下獄的。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計劃再次北征草原，打仗打的就是後勤保障，夏元吉作為明朝的戶部尚書這一塊是歸他負責的，然而年年征戰給了明朝朝廷財政相當壓力，而夏元吉是知道這一點的，所以當朱棣召見夏元吉諮詢後勤問題時，夏元吉以「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為理由反對朱棣出兵，夏元吉認為北征勞而無功只不過空耗國力，之前是這樣，這次一定也是這樣，與其如此還不如與民休息的好。之後覲見的工部尚書吳中也反對朱棣出兵。

  一個負責後勤、一個負責工程，兩位重臣全都反對朱棣出兵，朱棣很生氣，後果很嚴重，由於夏元吉反對最激烈，因而朱棣一怒之下將其下了大獄。不過雖然夏原吉說的話惹得朱棣不高興了，但是正所謂「忠言逆耳」，夏原吉的這番話一定程度也上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眾所周知，朱棣統治明朝的這二十二年裡明朝大動作不斷、大項目接連上馬，北伐蒙古、南征安南、遷都北京、六下西洋、大興土木等，這些每一項都能夠名垂千古的壯舉竟然在短短二十二年間紛紛開工。固然通過這些舉動朱棣開創了歷史上有名的「永樂盛世」，但卻也給明朝造成不小的負擔。

  前文說到鄭和六下西洋給大明朝帶來了不小的財富，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民眾的經濟負擔，但是這種種大動作下，除了經濟負擔以外，人力負擔和人員傷亡也是不容小覷的。換句話說，朱棣統治時期大明就像一台超負荷運轉的機器，一旦徹底超出大明朝這台機器的承受範圍，那麼後果將不堪設想（順帶提一句，這一情況也是朱高熾後來制定國策時的一個出發點）。

  夏原吉等人的勸諫就是想提醒朱棣不要重蹈隋煬帝的覆轍，而朱棣也用行動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做自己，不在意他人的眼光。由此我們可以將永樂朝後期的政治勢力分成兩撥，以夏原吉等人為代表推崇「守成」策略，希望放棄好大喜功的行為，換取實實在在的利益，恢復過度透支的國力；而以朱棣為代表的一派則堅持「開拓」政策，要用赫赫文治武功來體現明朝的昌盛。雖然「開拓」這一派人數很少，但是行不行，說你行你就行，有了最高統治者朱棣的支持，反對派夏原吉等人被懲處，代表了開拓派壓過了守成派，而現在夏原吉的釋放則代表守成派壓過了開拓派，也是在宣示大明朝的國策將由開拓轉為守成。

  其次是國家政策的調整。隨著夏原吉被重新起用，朱高熾也開始對朱棣在世所制定的種種政策進行大刀闊斧的變革。首先體現這一點的便是朱高熾的即位詔書。眾所周知，中國古代幾乎每位皇帝即位之時都會頒布即位詔書，並且大赦天下，而在新皇登基所頒布的即位詔書宣告著新朝的到來，其中一個標誌就是詔書中涉及的政策變動。朱高熾的即位詔書也不例外，在夏原吉的建議下，朱高熾在即位詔書里正式宣布「罷西洋寶船、迤西市馬及雲南、交阯採辦。」所謂的「寶船」便是鄭和下西洋的船隻，「罷西洋寶船」就代表著大明朝下西洋壯舉就此終止，下西洋既然被停了，那原來的航海人員也別在船上待著了，在朱高熾的授意下，明朝在陪都南京設立了一個新的官職——「南京守備」，由下西洋活動的主要領導者鄭和擔任首任南京守備太監，而一直跟隨其下西洋的士兵也被安排守備南京，明朝的大航海時代來到低谷期。

  「迤西市馬」則是指在朱高熾即位之前，由於朱棣的長年北征導致明朝十分缺少馬匹，蒙古諸部是不可能將馬匹賣給敵國的，於是朱棣便採取迂迴政策，經常派遣官員前往失剌思及撒馬兒罕等西北諸國去買馬，買了馬回來自然是要裝備騎兵的，有了騎兵自然是要跟草原民族開戰的，而現在朱高熾廢除這一項政策，也意味著明朝在對蒙古三部的政策上將會有所改變，至少不會繼續死磕了。

  至於「雲南、交阯採辦」則是指明朝在當時經常派人在雲南、交阯等地以官方的名義向當地商民採購寶石、金珠、香貨等奢侈品，運回明朝國內供達官貴人享受。儘管這三項措施涉及的方面各不相同，但在當時都被看作是勞民傷財之舉或者擾民行為，而朱高熾在即位詔書中宣布取消這些事務，也等於是再一次表明大明這架馬車在他的駕馭下將要開始轉向了。

  在君臣關係上，朱高熾試圖構建一種良好的君臣關係並鼓勵大臣積極進言。這一點是吸收了朱棣的教訓，朱棣在位時期一直以威權壓制臣僚，導致百官十分懼怕朱棣，在其手下做事唯唯諾諾，缺乏主觀能動性，而朱高熾認為這一點限制了大臣的辦事能力，因而要改。比如朱高熾在即位後不久便對楊士奇、楊榮、金幼孜三人囑咐道：「你們三人及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元吉都是先帝遺留下來的舊臣，朕剛剛繼位正準備倚重你們輔導朝政。朕讀史書曾看到以前有的朝代的君主厭惡忠臣直言進諫，君主所寵幸的寵臣多是些曲意逢迎之輩，這樣的國家怎能不傾覆，咱們從今以後應當引以為戒。現在朕與你們交交心，以後如果對國事有什麼想法，你們直言相告、但說無妨。」之後，朱高熾又賜給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四人一人一枚銀章，上面刻著「繩愆糾繆」四個字，要求他們四人如果發現有什麼官員有過失，想要糾察的話，可以用這個印密封奏章，直接上書給自己，保證通暢無阻。

  明仁宗的一番言論，表明自己是喜歡臣子仗義執言的，他是這麼說的，也確實是這麼做的。當時擔任大理少卿的弋謙曾上書言事，但是詞語過於激烈惹得朱高熾很是不悅，當然也只是不高興，如果換作朱高熾的父親朱棣或者他爺爺朱元璋，估計弋謙早就被廷杖甚至打入大牢了，乃至有生命危險，得到一個身首異處的結局。由於此時朝堂之上的不少大臣還處在「後朱棣」時代，一時沒緩過勁來，以禮部尚書呂震、工部尚書吳中、刑部右侍郎吳廷用及大理卿虞謙為首的四人自以為揣摩透了朱高熾的意思，紛紛上書彈劾弋謙，想以此來討好皇帝。而與此同時，都御史劉觀也讓手下的一眾御史聯合起來彈劾弋謙沽名釣譽，想利用皇帝的震怒來為自己爭個好名聲。此時眾人都以為弋謙這次必死無疑了，但令人意外的是朱高熾僅僅免去了弋謙的朝參，也就是說不再讓其上朝參拜皇帝，這種處罰可以說是微乎其微。

  並且，朱高熾還指出呂震等人的行為是迎合皇帝，這種做法不可取。但是這件事到此並沒有結束，朱高熾在免去弋謙的朝參之後便感覺進言的人變少了，為了鼓勵大臣們繼續進言，朱高熾接受楊士奇的建議，頒布了一封詔書。在詔書中朱高熾稱「朕于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群臣勿以前事為戒，於國家利弊、政令未當者，直言勿諱」，這份詔書定性弋謙的進諫是沒有問題的，而所有的問題都是由於皇帝朱高熾不能容忍大臣，希望群臣不要以此為戒，繼續直言。這等於是下了一份小型「罪己詔」，將這件事的所有責任全部攬到了自己身上，最後朱高熾還表示弋謙可以繼續上朝，繼續進諫，自己一定會吸取教訓的。可以說，在朱高熾這位最高統治者的帶動下，從此大臣們的上書都是正義直言，不再僅僅是一些阿諛奉承之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