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字學

  根據忽必烈的旨意，元朝的公文、印章、牌符、錢幣、碑文開始廣泛使用八思巴創造的蒙古新字。擔任官吏的人，都必須要認識蒙古新字，所以它也被稱為元朝的「國字」。

  為了推廣蒙古新字，忽必烈還在各地設立「蒙古字學」。

  公元1269年二月，忽必烈在下令頒行蒙古新字的詔書中說：「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26)朔方，俗尚簡古，未遑製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浸興，而字書有闕，於一代制度，實為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為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

  這份詔書的大意就是說，蒙古發源於北方，沒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借用漢字和畏吾兒字作為自己的語言。但是這對於統治範圍廣泛的蒙古人來說是不合適的，蒙古人必須要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命國師八思巴負責創造蒙古新字，以後在所有需要用到文字的場合都要用蒙古新字。

  可見，忽必烈是把創製蒙古新字當作彌補國家「一代制度」中的一個重要缺陷、對樹立和維繫元朝的國威具有重要作用的大事來看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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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必烈注意到，遼、金、西夏等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都創製過自己的文字，且這些文字都是利用漢文的偏旁為基本元素來構造的。但是，忽必烈不願意沿用這一辦法來創製他所需要的蒙古新字，所以就把這一任務交給八思巴，希望八思巴利用藏文創製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獨特文字。八思巴也不負忽必烈的期望，創造出了獨特的蒙古新字。

  公元1271年，忽必烈在定國號為「大元」之前，再次請八思巴傳授灌頂(27)，並晉封八思巴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創製文字、輔治國政、五明班智達八思巴帝師」。

  八思巴還奉命造太廟木質金表牌位，用蒙古新字書寫帝後名號，並薦佛事於太廟七晝夜。後又在大明殿忽必烈的御座上建白傘蓋，在上面用泥金書寫梵咒，還倡建每年二月舉行規模盛大的迎白傘蓋佛週遊京城內外的活動，並撰寫了《根本說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圓羯磨儀軌》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