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希臘歷史與歷史學家

  我的職責是記錄我聽到的一切，但我的義務並非相信我聽到的一切。

  ——希羅多德

  對希臘文學的簡介應當從歷史學家們開始。需要說明的是，歷史學著作出現得並不早。一個國家成立數百年，並且用詩歌、戲劇和其他藝術形式表達過自己之後，才會開始發展歷史學。這個說法同樣適用於猶太文學，《聖經》就是證明。儘管它裡面也有很多歷史元素，但是出於各種道德、宗教的原因，歷史文字已經被攪拌得面目不清，要想將純粹的歷史文字與其他文字分離開來，要想確定某個作品的大致完成時間，所需要的努力能叫最聰明的現代學者望而卻步。在希臘文學中，我們可以確定希臘人開始記錄歷史的時間，以及傳說與史實之間的界限在哪裡。希臘人用嚴謹、精確的文字講述自己的故事，並且以一種希伯來人從未學會的極為開明的超脫和冷靜進行評判。希臘歷史的記錄——我們指的就是它的字面意思——始於希羅多德。我們要確定的一點是，在生命和文學的長河中，沒有任何形式或者方法是突然之間由某個人發明的。這是歷史的第一課：想法是在大腦中產生並且傳遞的。傳說中，女神雅典娜全副武裝地從宙斯的前額蹦出來，可是沒有人比希羅多德更清楚，這種事情只能發生在詩歌里的女神身上，不能發生在任何凡人的大腦中。他是一個批評家、研究者、懷疑論者。他被尊為「歷史之父」。從他之後一直到當今「科學」時代的歷史學家們都願意將這個頭銜讓給他的事實，就是對他本身以及他所生活的那個文明時代的有力證明。

  那是怎樣的一個文明啊！在公元前5世紀，聚集在小城雅典里的天才數量之多，有史以來，其他任何地方都比不上。除了兩千多年以後的另一座小城佛羅倫斯，再沒有別的城市能與伯里克利統治下的雅典相比了。沒有歷史學家——包括希羅多德最睿智的徒弟在內——能夠解釋為什麼在那個特定的時期，在那個特定地點會集中那麼多智者。當時，希臘擊退了入侵的波斯軍隊，儘管內憂外患不斷，但是從文化層面上來看，多多少少仍然是一個統一的文明，而雅典正是當時「希臘輝煌」的核心。

  那座城市原本就人才輩出，又吸引了希臘各地最聰明的男人、女人。希羅多德是通過居留入籍雅典的，他就像雅典王冠上的眾多珠寶當中的一顆，在那裡度過了幾年光輝的日子。他出生於小亞細亞，生命的最後幾年在義大利的希臘殖民地度過。他是一位世界公民，是那個時代的大旅行家，在首都、許多城市和國家進行文化交流。不過，他雖然出過希臘這個國家，但並沒有離開希臘文化圈。因為，別忘了在希羅多德的身前身後，一直到亞歷山大征服世界之後的很長時間內，希臘文明幾乎就是地中海內任何地區的人民能夠接觸到的全部。希臘軍隊雖然能將亞洲阻擋在歐洲之外，但是比不上希臘思想的強大。後者依託武裝的支持，吸收並取代了它遭遇過的每一種思想和文明。

  希羅多德所著的《歷史》對希臘人擊退波斯入侵的勝利進行了「濃墨重彩」的歌頌。這部歷史學巨著採用了散文的形式，擁有史詩般的格局、戲劇的力量和詩歌的熱情，因為希羅多德眼界開闊，見過很多世面。他既歌頌同胞的事跡，也批評他們的奸猾。他還為其他國家，尤其是波斯帝國，寫了很多作品。他欣賞希臘的敵人，部分原因當然是敵人越厲害，勝利就越輝煌。但是勝利僅僅是高潮而已，希羅多德是人民和民族的學生，他將戰爭與生命中的其他事務關聯起來，在恰當的場合討論和平的藝術、貿易、禮儀和風俗。即使現代歷史學家的知識比他豐富，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應該歸功於他。就讓他們去爭論希羅多德敘事的準確性吧！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希羅多德是一位卓越的藝術家，以行雲流水般的筆觸敘述著他的故事。通曉希臘語的人曾經告訴我，他的原文比羅林森[37]的英譯本更優美。如果這是真的，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希羅多德不僅是「歷史之父」，還是「敘事散文之父」。

  希臘第二位偉大的歷史學家是修昔底德。他記載了親身經歷的雅典與斯巴達及其盟友之間的衝突：伯羅奔尼撒戰爭。他是第一位偉大的戰地通訊員和記者，對事實有敏銳的嗅覺。他無法像現在一樣進行「通訊」或者「報導」，因為那時候不存在早餐前就能送到同胞市民手中的《雅典先驅報》。但他確實會當場做筆記。而且，他認識當時的領袖人物，因此能夠得到「內幕」。在衝突消停後的閒暇時間裡，他會整理自己的筆記。與現在很多嘗試寫書討論世界大戰的人不同，他碰巧是一位天才、一位藝術家。他在嚴格追求事實準確性的前提下，模仿戲劇作家編造了很多對話，通過各種歷史人物的嘴巴說出來。他的主要錯誤在於，以為希臘城邦之間的戰爭就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事情。這種認識在他的時代就是錯的，兩千四百年後就更不準確了。在我們看來，希臘的榮光在於和平時的藝術，可是修昔底德在這方面寫得很少。古代歷史學家這種對歷史放錯重點的記錄，對現在和將來的歷史學家都是教訓：殺戮並非人類歷史的全部；雖然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此時正困於慘烈的悲劇當中，但是在後世的人看來，這只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的一個重要篇章罷了。此時此刻，我們如果厭倦了各種大將軍、政治家、職業或者業餘的戰地記者所寫的回憶錄，也許就很難再去欣賞修昔底德的作品了。不過，他的遠古戰爭故事有一種壯麗的莊嚴感。所有的現代歷史學家，即使是最挑剔的分析家，也很尊敬他。還有，我們要感謝希臘語翻譯大師班傑明·喬伊特，他翻譯的英文版《修昔底德》是一部經典。

  修昔底德之後，希臘出現了另一位歷史學家色諾芬。他既是活動家，又是作家，還是將軍，曾指揮一萬希臘士兵撤退，並且記錄在《遠征記》一書中。作為自己故事中的主角，他把自己描寫成羅馬統治者兼歷史學家尤利烏斯·愷撒之類的人物。兩人的另一個相似之處可以幽默地解釋為：現代孩子們在拉丁語課上學習的第一篇文章是愷撒的《高盧戰記》，而在希臘語課上學習的第一篇文章是色諾芬的《遠征記》。他們的文章被選入課本的理由是一樣的：愷撒和色諾芬都使用簡單樸實的語言描述精彩的故事。校長們自然會挑選他們的作品，作為最簡單的例子，說明語言的複雜性：同樣的文字在哲學家和詩人的手裡寫出來的效果能讓初學者——甚至可能讓大部分學校的老師——氣餒。也許我們太早接觸色諾芬的希臘文，以至於對他的故事產生了反感，其實他的故事不錯，生動地描寫了數千年前一支萬人軍隊的真實冒險。雖然在最近的世界裡，萬人軍隊的戰敗或者凱旋一般無關緊要，但是這樣的戰爭如果從會講故事的人口中說出來，還是能引起聽眾興趣的。文學是人生的文字記錄。很奇怪的是，一本書的智慧含量與它所記載的事實、事件、想法的數量並沒有一一對應的關係。對這個問題的最簡單回答是：色諾芬是一個會寫文章的有趣人物。他在《回憶錄》中為他的老師，哲學家蘇格拉底，描繪了一個最「人性化」的形象，為此我們都要感謝他。色諾芬並非深刻的思想家，與把蘇格拉底描繪成自己的智慧來源的柏拉圖相比——我們會在後面的章節中細說——他對蘇格拉底的認識顯得很淺薄。不過，他筆下的蘇格拉底是一個生活在雅典，雖然睿智，但也要為現實生活操勞的活人。

  從色諾芬到波力比阿斯的過渡，就像英語文學裡從沃爾特·雷利的《發現蓋亞那》一下子躍過兩個世紀，跳到了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波力比阿斯是繼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之後最重要的希臘歷史學家。他寫了大量歷史著作，敘述公元前2世紀時羅馬帝國的發展壯大，可惜他的歷史著作只有六分之一存留於世。他是一位樸素實在的歷史學家，對事件的描述就事論事、不偏不倚。對於歷史學家們來說，他是最有價值的資料庫。當時的羅馬正在成為世界的霸主，波力比阿斯雖然是希臘人，但是很讚賞羅馬軍隊的勝利和羅馬的政策。不過，他將個人感情留在心中，所以他不是文學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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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力比阿斯之後的歷史學家們並不顯赫，也許是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寫了什麼作品吧。他們流傳下來的殘卷雖然備受學者們珍愛，但對一般讀者來說沒有什麼意思。不過，到了1世紀，我們又遇到了一位對歷史和文字藝術的發展舉足輕重的作家——普魯塔克。

  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是博學天才的手筆，被當代所有歐洲語言讀者視為傳世經典之一。普魯塔克雖然是希臘人，寫希臘文，但他寫的歷史大約有一半是關於羅馬的。他的寫作方法是將希臘英雄與羅馬英雄並列或者對比，比如，亞西比得與科利奧蘭納斯、德摩斯梯尼與西塞羅。他並不是一個盲目的英雄崇拜者，也沒有流露出那種將自己的同胞捧得比其他地方的人都要高的愛國主義。他有適度的道德標準，對人性有深刻的理解，評斷公道。他對筆下人物所處的時代背景與環境非常了解。現代研究者糾正了他的幾個錯誤，但整體上仍然認可他的價值。他描述的人物即使在現代看來也是真實生動的。他塑造的一些古代善人或者偉人的名聲至今仍然響亮。他筆下的一些形象後來還成為莎士比亞的《尤利烏斯·愷撒》《科利奧蘭納斯》《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中角色的部分原型，因此他的這部著作在英語文學中占據更穩固、更永久的地位。我之所以說是「部分原型」，是因為相信莎士比亞對經典名著的了解不會局限在任何一本書上。而莎士比亞能夠讀到普魯塔克的作品，是因為雅克·阿米歐翻譯了一個法文版，而托馬斯·諾斯再將法文版翻譯成英文版。在《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中，有些對白簡直就是直接從諾斯的譯文中引用的。英國文學界對普魯塔克一直感興趣。諾斯去世後一個世紀，德萊頓出資組織翻譯普魯塔克的全部作品，不過他本人只做了其中一部分工作。這個版本在19世紀時由一位英國詩人亞瑟·休·克拉夫進行了修訂。此後，修訂版就成了英語讀者的標準版本。

  最偉大的希臘歷史學家不是希臘人，而是現代學者，這並不矛盾。義大利的文藝復興使人們對經典古籍重燃興趣，從那以後，希臘文明一直是歷史學家和文學家懷著近乎崇拜的心情去研究的主題。到了19世紀，人們開始以科學的精神研究文獻資料，希臘文明的研究因此得以深入。現代歷史學家得益於科學精神和遠景視角，對希臘的了解比希臘人自己更清楚。隨便列出幾位英國文學大師：喬治·格羅特、班傑明·喬伊特、J. P. 馬哈菲、吉爾伯特·默雷和J. B. 伯里，都能跟我們講一講修昔底德時代的生活，比任何希臘大師更熟悉。而且，由於篇幅限制和非學術立場，我們必須省略掉法國、義大利和德國歷史學家的作品。儘管有些講究實際的教育專家致力於將希臘課從學校的課程表中剔除，但古希臘仍然活在現今的文化人心中。因為，決定我們的閱讀和思考內容的是文學，而不是教育專家和大學委員會。舉個例子，儘管專家指出格羅特的《希臘史》錯漏百出，已經作廢，但它不論在僵化的歷史課堂上處於什麼地位，在英國文壇上都是一部傑作。我無法對自己或者任何人解釋，一本書，不論作者是吉本還是格羅特，是達爾文還是赫胥黎，為什麼能夠從一個界限清晰的技術領域走進邊界模糊的文學領域。文字是模糊的，無法清楚地劃定界線。格羅特的文字有一定的風格——不論那是什麼東西，很流暢，外行人讀起來覺得很有趣。我們讀格羅特的作品，也許不會被其中的希臘基本精神打動，但是能學到如何簡明直接地運用我們的語言。同樣的話也適用於馬哈菲的作品，他是一位藝術家——又一個無法解釋清楚的名詞。希臘文明在他的《希臘的社交生活》中復活了，或者說繼續活著。比那些活躍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大師們稍晚一些出場的，是劍橋大學現代歷史學系的教授J. B. 伯里。他的《希臘史》將學術與藝術結合在一起，作為歷史學家，他為人類史上最有藝術氣息的民族書寫歷史，這真是一件格外幸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