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台詩案」到底是因為蘇軾哪首詩引起的？

  北宋元豐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囚御史台獄一百三十天的蘇軾終於獲釋。兩個月以後，這位北宋最偉大的文學家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悽然離開汴京城。震驚北宋朝野的「烏台詩案」就此告一段落。

  乍一看去，這似乎就是個寫詩招禍的事兒。「蘇軾哪首詩引發『烏台詩案』」這一話題也常引起人們討論，但細看來龍去脈，這事兒其實和寫詩關係不大。確切地說，烏台詩案的直接導火索，就是一個「不孝子」胡亂聯想惹的禍。

  

  當時蘇軾剛剛調任湖州知府，按程序向朝廷上《湖州謝上任表》，卻被御史中丞李定「嗅」出了不一樣的味道。這位李定大人是王安石的學生，曾因不守母喪遭世人詬病，卻也因力挺「王安石變法」快速升遷。蘇軾與這位「不孝子」原本也無過節，但蘇軾曾寫文讚譽北宋孝子朱壽昌，心虛的李定為此生出了「難不成在諷刺我」的聯想，竟就這麼結下了梁子。

  於是這一次，趁著此時「王安石變法」正火熱推進，一向對「變法」頗多意見的蘇軾，又是幾位朝中重臣的眼中釘。李定就立刻上躥下跳，先是夥同舒亶、何正臣等同僚，在宋神宗面前賣力地添油加醋，給蘇軾扣上「託事以諷」「詆毀朝政」等大帽子。蔡確、王珪等宰執重臣也在暗中「助力」，終於讓宋神宗下了御旨，將蘇軾從湖州押到京城下獄。

  蘇軾人生里最屈辱的一幕開始了。由於事先得到李定的「授意」，官差們來到湖州，就直接進府衙抓捕蘇軾，整個過程簡直「如驅犬雞」。進入御史台獄中後，蘇軾又遭到了殘暴的逼供審訊。當時同樣被囚御史台，與蘇軾只有一牆之隔的北宋科學家蘇頌，親耳聽到了蘇軾每天受審時遭到的辱罵，並以詩文記錄了那悽然一幕：「遙憐北戶吳興守，垢辱通宵不忍聞。」

  更令人不齒的，是李定等人給蘇軾定的罪名。蘇軾被捕入獄的由頭是「託事以諷」，那麼證據呢？李定等人隨即展開行動，把蘇軾那些年的所有詩文全部翻爛，逐字酌句地「找證據」，乍一看去，還真是很有「收穫」。

  比如蘇軾的名詩《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以兩棵檜樹挺拔的風姿，來表達剛正不阿的人生追求，卻被李定同夥舒亶抓住「世間惟有蟄龍知」一句，硬說這首詩在誹謗宋神宗。變法派重臣章惇氣得憤怒駁斥：古往今來稱號里有龍的多了，諸葛亮還叫「臥龍」呢，難道這也誹謗皇上了？這真是「亶之唾，亦可食乎？」舒亶吐口吐沫，你們都當飯吃？

  按照這個奇葩邏輯，蘇軾的《書韓干〈牧馬圖〉》被他們說成「譏諷執大臣無能」，《次韻達章傳道見證》也被扣上「指斥乘輿」的帽子，《次韻答邦直、子由五首》更被冠以「誹謗君父」的罪名。所有這些「罪名」，不是從蘇軾詩文里斷章取義，就是望文生義胡亂解釋。

  折騰到最後，連宋神宗本人都受不了了，聽完蘇軾的「罪證後」連連感嘆：「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外加已經賦閒的王安石也出面為蘇軾求情，一度逼近死亡線的蘇軾，這才逃過一劫，被貶去黃州。

  但這場死裡逃生的無妄之災，也恰恰戳中了此時北宋的癥結：一場「王安石變法」，固然取得了富國強兵的效果，但變法啟動後，如李定這樣的一批奸詐小人也乘虛而入，就憑投機鑽營，就堂而皇之地招搖過市。這群人實幹無能，卻構陷有方，蘇軾的悲劇只是個開始。

  就在蘇軾「烏台詩案」七年後，即北宋元祐元年（1086），當年「烏台詩案」的「幕後黑手」之一蔡確，也被舊黨羅織罪名，抓住其詩作《夏日游車蓋亭》里的幾處段落，硬給蔡確扣上「譏訕」的罪名。這位「元豐變法」時代的頂樑柱，最後落得貶死嶺南的下場。

  到了北宋亡國前夕的宋徽宗年間，這種以詩文為「工具」的攻訐方式一度到了白熱化的地步，就連陶淵明、李白、杜甫等人的詩作，北宋末年時都一度遭到禁毀。而到了靖康之恥前夕，外面金兵步步逼近，汴京城裡當權的「舊黨」們卻在忙著痛罵王安石，鬧出「不管炮石，卻管安石」的笑話，敲響了北宋亡國的喪鐘。

  比起這些沉痛教訓，更值得後人銘記的，是這場災難里的蘇軾本人。

  在經歷了死裡逃生後，蘇軾依然難忘自己當時絕望的心境：「留詩不忍寫，苦淚漬紙筆。」被貶到黃州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借酒澆愁到了「白酒已盡誰能借」的地步。他曾向秦觀嘆息：「但得罪以來，不復做文字。」可見此次災禍對其心靈創痛之深。

  然而，元祐元年，當宋神宗去世後，「舊黨」得勢，「新黨」們又慘遭清算，「王安石變法」將被全盤廢除時，卻是遭過「新黨」構陷打擊的蘇軾站了出來。當時因「詆毀新法」獲罪的他，卻逐條駁斥了「舊黨」對「王安石變法」的抹黑污衊，為「王安石變法」富國強兵的功業正名。

  哪怕曾有「苦淚」，哪怕一度「不復做文字」，蘇軾還依然是那個襟懷坦蕩、一心為國的蘇東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