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希特

  羅伯特·莫里爾爵士闡述了他們的目標：「自從腓特烈大帝死後，國家機器日漸腐爛，現在已經支離破碎，所以必須用一個國家機器的有機整體取而代之。」施泰因也寫明了他們執行這項艱難任務時的指導精神：「我們首先要喚醒人民的道德情操、宗教信仰、愛國精神等基本觀念，崇尚勇氣、自信和犧牲精神，鼓勵大家一起讓普魯士獨立於外國的影響和重拾國家榮譽。」在呼籲「道德情操、宗教信仰和愛國精神」的過程中，施泰因和他的同事們主要借鑑了德意志偉大哲學家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1762—1814）的重要學說。

  費希特曾經是耶拿的哲學教授，他於1799年來到柏林並定期舉辦公開講座。在1804年到1805年的冬天，他的講座主題是「當代的特徵」。這些講座都貫徹一個令人震驚的論點：一個國家如果要不斷增強自身的力量，就不得不逐步取消所有的特權，建立人人平等的權利，這樣，國家才能享有真正的權利。也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全體公民無一例外地將自己的剩餘力量用於實現國家的目的……我們確實渴望自由，我們也應該渴望自由，但只有保證服從法律，我們才能獲得自由。學過洪堡的政治哲學並且認為1791年洪堡的《論國家作用的限度》就是最高政治智慧的人們，一定會覺得這是一個多麼奇特的悖論。當然，洪堡的政治理論和18世紀德意志的排他主義實踐是完全一致的。對德意志人民和洪堡來說，建立至高無上的國家是不可能的事情，更不用說統一且至高無上的國家了。「伏爾泰說，法國擁有陸地，英國擁有海洋，而德意志只有思想的天空。在他那個時代，這是對德意志的正確評價。拿破崙侵略時期的德意志有一個特點：德意志的偉人要麼像歌德那樣對那個時代的劇烈動盪漠不關心，要麼像貝多芬那樣從法國大革命的思想汲取靈感，但是沒有被愛國主義精神所感動。當時德意志的理想是藝術和文化，而不是愛國主義。它的主要力量不是來源於政治效率或軍事領導，而是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和歌德的《浮士德》。」

  費希特的學說標誌著德意志從18世紀特殊的個人主義轉變為19世紀的中央集權專制和全權國家。從哲學的角度看，1805年的系列講座確實令人震驚，但從政治角度看，1807年的系列講座更是充滿了勇氣。從1807年12月13日到1808年3月20日，費希特每周日晚上都會在科學院大廳發表著名的《告德意志國民書》演講。當時的環境動盪不安，對這位演講者來說更是相當危險：法國駐軍仍然占領著柏林；法國間諜混入了演講大廳，站到了費希特面前；國王、王室成員和中央政府被逐出了首都；這位學者要獨自面對闖入普魯士的法國統治者。費希特在這個關鍵時刻發表的演講，我們一定要重視。西利將這一系列演講稱為「揭示並解釋現代歐洲巨變的預言和典範」。

  

  那麼這一系列演講的重點是什麼？看看演講題目我們就能略知一二。這些講座的對象不是普魯士人民，而是德意志人民。費希特區分了民族和國家，區分了更高尚的愛國主義和「全體公民對於憲法和法律的忠誠」。他提出問題：「有什麼東西可以讓每一個人（不管他是否同意）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置於危險之中，而且如果有必要還能迫使他這麼做？讓人付出一切的不是公民的義務或忠誠感，而是更高尚的愛國主義，也就是把自己的國家視為永恆的國度；高尚的人樂於為國家獻身，而卑微的人……也不得不為國獻身。」費希特表示民族性超越了領土範圍：「國家最初的、真正自然的邊界無疑是人民精神的邊界。」所以說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品質或民族精神，我們必須極其謹慎地維護這種民族精神。具體要怎麼維護？費希特借用亞里士多德的話給出了答案：「唯一的辦法是通過國家教育體系。」

  所以這一系列講座大部分都是關於教育的內容。教育必須具有全國性，它必須由國家出資提供；教育必須像兵役一樣具有強制性。在方法論上，費希特主要贊成裴斯泰洛齊最近闡述的教育方法。教育必須既包含教育文化，也包含實用技能的指導；但最重要的是國家必須通過教育向人民灌輸愛國主義精神，而且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說，教育必須為政治目的服務。費希特說：「我希望能讓一部分德意志人相信，除了教育之外沒什麼能把我們從苦難中解救出來。」至於費希特的學說如何在洪堡的教育改革中結出果實，我們將在後面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