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管理

  這一時期國內發展最顯著的特點是：土地領主行政權力的增長，農民逐漸淪為創造經濟收入的農奴，城鎮的地方特權減少，莊園主在議會的影響力減弱。從理論上講，土地領主代表了封建社會組織——貴族、城鎮和農業社區，他們在行政和立法方面與選帝侯行使著共同的權力，直到16世紀中葉，一直不斷有例子表明，他們有權和有意願進行干預，迫使選帝侯與他們攜手合作。金錢是具有強大力量的武器，有了金錢，他們在政策上就有了真正的發言權。

  但是約阿希姆一世選帝侯引入了羅馬法，在柏林建立了選侯國最高法院，在行政部門的控制下建立了新的司法機構。約阿希姆·腓特烈選帝侯建立了樞密院，這是一個由九人組成的私人顧問會議，負責協調行政部門，在選帝侯的任期內，充當制定政策和行政命令的主要機關。另外，國家議會的權力逐漸下放給了中央委員會。這一切都在表明一個穩步推行的原則——將選帝侯的權力從「議會」的控制中解放出來。

  有些學者認為樞密院的創立非常重要，將它視作近代普魯士中央官僚制度的起源和核心，但我們幾乎能肯定這是一種誇張的說法。作為審議和管理機構，樞密院是國家議會的替代品和競爭對手，而不是行政權力的集中或者行政機構的延伸。選帝侯承諾按照樞密院的建議管理國家，可能是為了架空和取締代表議會，遠離它所帶來的干擾和煩惱。因此，樞密院的出現，僅僅象徵著一個初級階段，它使得「官僚制度」成為可能，但這絕不是不可避免的趨勢，甚至也不是人們在1618年所能想到的概念。它只是為下一個階段——摧毀莊園領主鋪平了道路。

  到目前為止，選帝侯的權威完全建立在他作為封建領主和莊園主的地位上。選帝侯是領地上最大的「地主」，世俗化和剝奪教會的財產讓他的地產穩步增加，這些地產又成為選侯國或「國家」的主要收入來源。像其他中世紀的君主一樣，人們期望選帝侯可以做到「自力更生」，他作為地主世襲得到的權力和管轄權，與他作為選帝侯所享有的權力，兩者是互相獨立的。

  在這方面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17世紀的專制政體發展緩慢，意味著選帝侯要努力使他們的政治權力與封建權力協調一致。在一個「國家」里，選帝侯和全體臣民的關係，正如在一個莊園或領地里，地主與各階層佃農之間的關係一樣，臣民和佃農就是權力的來源和載體，這種關係毋庸置疑。因此選帝侯成了「土地之主」，這裡的「土地」代表著整個政治領土，而不僅僅是一個莊園領地。第二，越來越多的貴族和選帝侯因為雙方的地位開始結盟。選帝侯對世襲的管轄權有著深刻的理解，因為貴族管理莊園，就好像選帝侯治理國家一樣；因此，選帝侯和貴族有著共同的追求，一旦貴族們坦率地接受了選帝侯的政治統治，選帝侯的力量就是他們的力量。他們會因為共同的目標、共同的原則和共同的人生觀走到一起，攜手合作。貴族們成了選帝侯的堡壘，選帝侯則成了貴族們的庇護者。如果封建社會組織解體，雙方都會面臨災難。對選帝侯來說，這意味著他會損失2/3的收入，因為國家完全依賴臣民繳納的稅收，所以每個國家部門都要努力徵稅。因此，選帝侯的理想是管理整個領土，將它視作一個巨大的、不可分割的、統一的領地。在實現這個理想的道路上，選帝侯要破除一切障礙，建立和維護社會等級，利用「土地之主」至高無上的權威和權力管理各個階級，從而建立一個完整、自治和獨特的政體。

  

  這種理想顯然要求個人直接管理國家，但這也需要效率。這種理想需要逐步實現，而且每一代統治者都要有能力完成他們的使命。要在1618年，選帝侯的無能就可能意味著災難。但到目前為止，選帝侯還是很有能力的。17世紀充滿挑戰，足以衡量王朝的能力，但領土特點也能決定國家的局勢，布蘭登堡-普魯士在1618年才成為一個領土完整的國家。

  布蘭登堡和東普魯士本質上都是農業區，而且是貧窮的農業區。與富裕的德意志中部和南部相比，它們在發展水平、文明程度和工業生活方面處於落後地位。土地、氣候、森林、沼澤可以提供的資源十分有限，國民要滿足自身需求，就必須與惡劣的環境展開激烈和無休止的鬥爭。在布蘭登堡-普魯士民族性格形成的過程中，我們很難理清或界定種族因素和環境因素各占多少比例。要得出概括的結論非常容易，但這種結論既難反駁也難驗證。在這個國家，德意志人、文德人、普魯士人、斯拉夫人、列托人融合在一起。移民持續不斷，在最初的人群中又增加了來自南方的荷蘭人、胡格諾教徒和新教徒，甚至還有斯堪地那維亞人和芬蘭人。

  酷熱的太陽、猛烈的風、陰沉的霧靄和貧瘠的土地，教會了人們努力工作、嚴守紀律和注重效率，惡劣的環境把這些信條烙印在這個種族的靈魂之中，成為了實現社會利益的國家政策。追溯到17、18世紀，在國家發展和演變的過程中，我們在選帝侯和臣民（無論是貴族還是農奴）身上看到了一種意識逐漸形成和發展——他們是北方人，他們可以塑造北方，北方也可以塑造他們。他們可能是德意志人，他們可能是新教徒，但他們首先是普魯士人。歷史、自然和上帝使他們不同於其他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國家。他們的本能變成了部落意識，轉化為根深蒂固的民族記憶和傳統，成就了一個民族的信仰和靈感。他們的成功也離不開最後一個因素——相信自己的優越性。選帝侯和貴族的結盟，加上他們共同的偏見、迷信和信念，構成了布蘭登堡-普魯士的政治框架。這個框架帶來了更持久的影響，從而塑造了普魯士人的靈魂。

  (1) 「馬克」一詞在德語中的意思，原指「邊境、邊區」，作為後綴組成一個詞語，往往表示地名。

  (2) 在1227年，士瓦本一支從法蘭克尼亞公國分離出來，在1529年得到了錫格馬林根和厄林根的伯爵身份。他們在1605年又分裂為霍亨索倫—赫辛根和霍亨索倫—錫格馬林根兩個分支，分別在1623年和1638年晉升為帝國的侯國。最後在1849年，兩個侯國都被割讓給普魯士國王，國王的小兒子被授予了這兩個小邦國諸侯的地位。

  (3) 條頓騎士團1198年成立於馬勒斯坦境內的阿卡城，在近一百年的時間裡，阿卡一直是條頓騎士團的總部。1291年，阿卡被穆斯林攻占，條頓騎士團把總部遷至威尼斯。1309年，又將總部遷往馬爾堡。

  (4) 《阿基里斯的安排》和《格拉協議》確定了霍亨索倫家族中老一代和新一代的庫姆巴赫世系。1486年，腓特烈家族得到了安斯巴赫，西吉斯蒙德家族得到了拜羅伊特，他們都是選帝侯阿爾布雷希特三世·阿基里斯較小的兒子。1495年，腓特烈繼承了安斯巴赫，建立了古老的庫姆巴赫家族，該家族於1603年絕嗣。然後，選帝侯約翰·喬治把拜羅伊特交給了他的兒子克里斯蒂安，把安斯巴赫交給了他的兒子約阿希姆·歐內斯特，後者成了新一代庫姆巴赫世系的創始人。1769年，拜羅伊特伯爵絕嗣，拜羅伊特與安斯巴赫合併。拜羅伊特—安斯巴赫世系在1806年消失，但根據1791年的一項協議，腓特烈·威廉三世將安斯巴赫和拜羅伊特併入了普魯士王國，兩者都在1806年至1807年間消失了，它們是現代巴伐利亞王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