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異的夏代天象

  從文獻記載看，夏代有五星聚合、仲康日食兩條天象記錄，這兩條記錄可以通過科學的推算來考察夏代紀年。

  據《太平御覽》卷七引《孝經鉤命訣》載：「禹時五星累累如貫珠，炳炳若連璧。」另據《古微書》載：「帝王起，緯合宿，嘉瑞貞祥。」

  五星聚合是指五大行星在夜空中會聚在很近的距離內，或如連珠，或如拱璧，異常壯觀。這種特殊的天象，自然引起特別的關注與詮釋。古人多認為五星為五德之主，它的行度、動態與政治、災祥有密切關係。五星循度，為得其行，則天下太平，政和民安；亂行則有亡國革政兵飢喪亂之禍。由於五星聚合關係到天下興亡，因此受到歷代帝王的重視，並對社會文化生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這種政治、文化背景下，許多五星聚合的現象被記錄下來，並得以流傳後世。

  利用五星聚合的歷史天象記錄來討論解決古史年代學問題，古今中外許多學者都曾做過嘗試。隨著電子計算機和天文力學理論的巨大進步，計算行星在天體中的準確位置已不困難。因此，20世紀80年代之後，天文學家對五星聚合的問題重新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如台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黃一農等學者通過具體的天文計算，系統地討論了中國古籍中記載的八次五星聚合記錄，尤其是夏商周三代的記錄，從而對西周共和以前的古史年代提出了許多具有參考意義的新見地。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之後，關於「禹時五星聚」的天文記錄推算，由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徐振韜和南京大學天文系蔣窈窕兩位天文學家負責。

  夏朝建國的年代，按一般年代估算，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兩位學者應用美國ARC軟體公司開發的先進軟體，在圍繞這個年代前後相差一二百年的範圍內搜尋，結果發現有一次非常理想的五星聚合。這次特殊的天象就發生在公元前1953年2月。電子計算機顯示，從2月中旬起，在黎明的東方地平線上，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自下而上排成一列，非常醒目壯觀，完全可能給人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這種天象奇景一直延續到3月初。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公元前1953年2月26日夜，五大行星幾乎團聚在一起，相互之間的角距離小於4度，更增加了「五星連珠」的神秘色彩。據此，兩位天文學家斷言：「這個天象可能是人類文明史上發生的最難得的『緯合宿』即五大行星團聚現象。它可能被認為是一種『嘉瑞貞祥』，暗示『帝王起』，要建立新的王朝。如是，則上列兩條記錄反映出夏朝建立時發生的天象，其絕對年代應該是公元前1953年。」

  新疆民豐尼雅遺址出土的漢晉「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質護膊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上的四種動物圖案：1.孔雀；2.仙鶴；3.辟邪；4.虎

  當然，這個推算是建立在文獻記錄絕對可靠、日曆換算也絕對準確的基礎之上的。現代研究證明，古代關於天文現象的記錄，絕大多數出自實際觀測，應該是可靠的。就五星聚天象而言，也應是準確和可靠的，不存在後人偽造的情況。但也不能排除的是，由於政治上的原因，記錄者出於對時局、災祥的附會，或許會將天文現象發生的年月做些改動。再加上記錄中出現的缺失和傳抄過程中存在的錯誤，其絕對值也是難以保證的。因此，「禹時五星聚」天象記錄推算出的公元前1953年只能作為估定夏代年代的一個參考基點，而不能作為定點。

  命官受時圖（引自《欽定書經圖說》）

  

  如同上文所言，中國在遙遠的古代，就將天象觀測作為一個國家極其重要的政事，每一朝代都設置位高的專官，專門從事這種觀測工作。而朝廷對天官的期望也往往很高，督促極為嚴格，若天官不認真觀測，就很容易出亂子，天官本人也有被誅戮的命運。如在中國最古老的典籍之一《書經》中有一篇叫《胤征》的文章，講述了一位司天的天官因玩忽職守遭到殺頭的悲劇故事。由於這個故事發生的年代之早和具有的典型意義，因此給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夏代經過禹、啟到太康時代，國勢就有些不妙，而這位太康掌管朝政後，放情縱慾，不理朝政，既不關心曆法，也不過問天官的工作，使國家政務和農事陷入了混亂不堪的局面。這種局面終於遭到了以后羿為代表的武裝集團的反對，並起兵奪取了國家政權。太康等兄弟五人在后羿軍隊的凌厲攻勢之下，不得不放棄京都而出逃。

  太康死後，其弟仲康繼位。為了吸取太康一朝的教訓，仲康對朝廷內外進行了整頓，不僅新設立了司天的職官羲和，還任命胤侯執掌兵權，很有些中興的勢頭。正在這個時期的某一個朔日，突然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只見原本高懸天空光芒四射的太陽正一點一點地消失，頓時天色由灰變暗，由暗變黑，幾步之內難辨人影。在野外遊蕩的雞狗鵝鴨甚至微小的螞蟻，都因急於尋找歸宿以至在黑暗中團團亂轉，路上的行人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天象變化，個個驚恐萬狀，爭相奪路而逃。按照當時的認識和天命的宇宙思想，凡日食出現，預示著國家將有災難發生，這個災難可能會危及帝王的地位或者性命。只有國王親率眾臣到殿前設壇焚香舍錢才能將太陽重新召回，災難也可以避免。這個過程稱為「救日」。此時，宮中樂官眼看太陽一點點沉沒，黑暗就要籠罩大地，焦急與驚恐之中迅速敲響了救日的鐘聲，洪亮急促的鐘聲穿過一層層富麗豪華的大殿，驚動了夏帝仲康和文武百官，主管錢幣的財官嗇夫慌忙去庫中取錢禮天，帝仲康也匆匆出後宮上朝率百官舉行救日之禮。就在朝廷上下一片驚恐與混亂，並忙得不可開交之時，獨不見負責司天的關鍵人物羲和前來。帝仲康正為羲和沒有提前報告日食之事大為惱火，又不見其前來行救日之禮，自是憤恨不已，情急中忙派人去找尋。意想不到的是，這羲和正醉臥屋中，發著鼾聲做著美夢，外面發生的驚天動地的大事似乎與他毫無關係。仲康聞知，氣得臉色鐵青，根據夏朝政典規定，凡不及時上報日食的天官「殺無赦」。於是他咬牙切齒地高聲喊道：「快把這個擅離職守、違背朝綱的昏官砍頭！」這一聲命令，將正沉湎於美夢中的羲和推上了斷頭台。

  羿射河伯

  （屈原《離騷·天問》插圖，明·蕭雲從作）

  羲和像

  以上的故事明確表述了夏朝仲康時代的一次日食記錄，也是全世界所知最早的一次日食記錄。在流行的古文《尚書·胤征》中，曾經這樣較詳細地表明了當時胤侯奉命征伐羲和的情形和理由：

  羲和身首異處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於厥色。胤侯承王命徂征，告於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補厥後，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沉湎於酒，畔官離次，傲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屍厥官，罔聞知。昏迷於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就這次事件，與古文《尚書》相呼應的是司馬遷在《史記·夏本紀》中的記載：「帝仲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若將兩文比較就可發現，後者對前文的「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等時間和日食現象沒有記載。按常理推論，《史記》的可靠性很大，而古文《尚書》不足以完全置信。但《左傳·昭公十七年》曾在討論若日食發生，應舉行的典禮問題時，引用到這一段記載，由此可見這次日食記錄應是可靠的。依據《左傳》所載「日月之會是謂辰」，故「辰弗集於房」就應表明那一天確是發生過日食。但是，也有一些學者對此表示懷疑，因為在4000多年前的遠古時代，要求一個天文學家準確地預報日食，似乎是讓人難以置信的。日本學者新城新藏在其所著的《東漢以前中國天文學史大綱》中，就對此事持懷疑態度。而英國人所編的百科全書，對公元前世界各國的日食記錄都編入條目中，唯獨對中國這次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記錄以不可信為理由棄之不理，這讓中國學者很是不平。當然，要讓現代人相信早在4000多年前，天文學家就能夠準確地預報日食並非易事。但問題是，古文《尚書》並沒有說羲和非要在日食發生之前的多少天給以預報。事實上，如果有了夠多的日食記錄，僅將它們排比估算，亦可能得到一個純經驗的周期公式來做日食的預測，做到這一點應是可能的。仲康時代的羲和集他前輩同行幾百年的觀測經驗，完全有可能知道在看不見月亮的那些日子裡，應當注意發生日食的可能性，或者說在朔日前後要勤於觀測，不能有絲毫懈怠。一旦發現日食，要及時報告。而羲和的過失就在於他對這次日食事先沒有聞知，以致犯了「失時」或「不及時」的大罪，最終惹來了殺身之禍。

  無論對此怎樣評價，這個事件本身是讓人難以釋懷並無法忘記的。所以自梁代天文學家虞鄺認為這次日食發生於仲康元年起，歷代天文學家如僧一行、郭守敬、湯若望、李天經等都利用不同的推算方法進行過推算，至20世紀80年代已有13種不同的結果。夏商周斷代工程同樣注意到了這次日食記錄，並委託中國科學院陝西天文台、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南京大學天文系等單位的吳守賢、周洪楠、李勇、劉次沅等學者進行推算，以考察夏年。

  吳守賢，1934年生於湖北沙市，1956年南京大學天文系畢業後，到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從事天體測量研究。1970年調入中科院陝西天文台，成為陝西天文台的創建人之一。1986年任研究員，1987年任博士生導師。之後出任陝西天文台副台長，中科院西安分院（暨陝西省科學院）副院長、院長、黨組書記，中國天文學會副理事長、陝西省天文學會理事長、陝西省科技史學會名譽理事長等職。其在天文方面的主要成就和貢獻是：參與創建中國世界時系統，參與創建國家授時中心（陝西天文台），主持BPM短波授時台的建立。基礎研究包括地球自轉變化、天文常數系統和天文學史等。其中由他主持的BPM短波授時系統，獲中科院科技進步一等獎，排名第一；中國世界時系統的建立，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國際地球自轉聯測，獲中科院自然科學一等獎。

  以著名天文學家吳守賢為首的「仲康日食研究」專題組，受領任務後，詳盡分析研究了歷代前賢發表的原始文獻和間接的准原始文獻，同時分析了他們各自的工作背景、依據和方法，對不同成果的可信度給予了評判。

  經過研究分析，吳守賢等學者發現，在仲康日食的研究中，前賢們分別採用了兩類完全不同的方法，一種是採用中國古代歷數推步法，另一種是採用基於牛頓天體力學理論設計的現代日食計算方法。但不管採用哪一種方法，他們都或多或少地採用了中國歷史編年史料的記載，而這些記載是否真實往往正是歷史學家有重大爭議的。根據日食出現的規律，在同一地點兩次日食發生的間隔時間平均約300年。由於仲康日食的天文要素記錄不全，天文學家在推算時，就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歷史編年資料，在這樣的背景和條件下，推算出的結果就很難統一和準確。吳守賢等專家用現代方法，並使用最新的太陽和月亮歷表對歷代天文學家的13種說法進行核算，發現每一種說法都存在問題。現代計算的結果是，如果文獻記載中所謂的「季秋」與「房宿」相對應，那麼這個時代就應是公元前14—前6世紀，根本不在人們公認的公元前21—前16世紀的夏年之間。夏代季秋之月太陽不在房宿，「季秋」與「房宿」這兩個條件只能有一條符合仲康日食。當然，日在何宿是看不到的，古人如杜預作《左傳注》也不認為「房」就是房宿。因此，在兩個條件中，非要選擇其一的話，「季秋」的可能性比「房宿」要大。專題組將「季秋」設定在10月1日至12月18日之間，對洛陽地區公元前2250年至前1850年共400年間的可見日食進行普查性計算，得出符合季秋的大食分日食共有11次，其中發生在公元前2043年10月3日、公元前2019年12月6日、公元前1970年11月5日和公元前1961年10月26日的4次可以作為夏初年代的參考。

  至此，關於夏代年代學研究的三條主要途徑即：文獻記載中的夏代積年；河南龍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頭文化的分期與14C測年文獻中有關天象記錄的推算等已全部完成。那麼夏代到底起始於何年，又終止於何年？由於夏代總積年已被工程專家組根據文獻記載選定為471年，只要找出夏朝滅亡的那一年，再由這一年上推471年便是夏朝的始年。根據「工程」關於商代年代學專家們的研究結果，選定夏朝滅亡、商朝建立之年為公元前1600年。那麼以公元前1600年上推471年，則夏代始年應為公元前2071年，這個年代從考古學的角度看，基本落在河南龍山文化晚期二段（公元前2132—前2030年）範圍之內。因此，工程專家組為取整數，定公元前2070年為夏的始年。

  至於這個夏商分界之年，也就是公元前1600年是如何推算出來的，這正是下面要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