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多星」王振江出山

  就在三號墓的槨室打開之後，夏鼐大師看到邊箱中的文物有的已經腐朽變質，有的凌亂不堪，做到保持原狀地提取已是極其困難。而此時三號墓的發掘，由於採取「大兵團作戰」的戰略戰術，發掘領導小組的領導，已很難對整體給予控制和調遣。雲集長沙的各路專家，誰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論和辦法，誰也不想聽誰的指揮和調遣，誰都想親手提取文物，過一把第一個發現者的癮。整個發掘現場就是在一種熱鬧與相互牴牾中，使一些不該損壞的文物竟在提取中遭到了損壞，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

  鑑於此情，夏鼐大師向發掘領導小組建議，再次強調加強統一指揮和統一領導，所有專家都要聽從考古組安排的同時，又讓王?要通北京的長途電話，讓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文物修復組組長王振江火速趕赴長沙，協助現有人員提取墓中的文物，準備解決即將遇到的特大困難。當然，夏鼐在這個時候突然提出此議，心中還有一個未能說出的想法，這就是讓王振江到來後，同白榮金和王?密切協作，儘可能地在發掘現場發揮考古所的作用，也好證實強將手下無弱兵的這句古訓。事實上，當時中科院考古所的整體實力，在國內外是公認的，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在技術上，都堪稱國內最頂尖的一支隊伍。而後來由於種種複雜原因，這支隊伍江河日下，跌於低谷，甚至無法跟地方隊抗衡。這個令人深思的話題，暫且不提。只說王振江接到電話，自是不敢怠慢，立即乘坐火車趕赴長沙，然後進入發掘現場。

  王振江在家中向作者講述當年發掘馬王堆三號墓提取器物的故事（作者攝）

  此時的王振江儘管只有43歲，但已在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從事了22年的修復工作。當年僅21歲的他於1951年進入考古所後，便開始跟隨著名考古、修復專家白萬玉學習考古技術和出土器物的修復。而白萬玉年輕時代是跟隨大名鼎鼎的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在中國西北從事考古發掘，並得到安特生田野考古學和文物修復技術上的真傳。尤其在文物修複方面，白萬玉具有中西合璧的豐富經驗和非凡造詣。王振江正是在這樣一位導師的指導下，與夥伴白榮金一道開始了考古發掘和文物修復的生涯。據白榮金後來對圈外人士稱，王振江此人生活經驗十分豐富，頭腦靈活，喜歡鑽研，在文物修復技術上多有創造，而對於出土文物的起取更是拿手好戲，堪稱一絕，大有令人高山仰止之感。早在1962年，王振江受考古所的派遣，單獨到湖北鄖縣協助湖北省考古發掘隊調查、發掘戰國墓。也就是這次湖北之行，他了解到湖北省考古隊於幾年前在鄖縣一個偏僻的鄉村發掘了一個戰國時期墓葬，墓葬棺槨尚存，裡邊有一個呈跪狀的骨架半埋在土中。當時的考古隊人員對如何將這副骨架完整地提取出來毫無辦法，若將棺槨連同裡邊的人骨一起用車拉到縣城博物館，一是道路難行，再是這棺槨有幾千斤重，要想拉走又談何容易？在萬般無奈中，考古隊只好決定暫且封存，待有機會遇到高手再行解決。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王振江來了。

  當王振江聽了考古隊人員的敘說後，經過一番琢磨，決定親自做個示範，將人骨架完好如初地運回博物館。於是，在眾人驚異的目光中，他和一名助手用地板車拉了50斤石膏和一堆稻草，來到了墓葬所在的那個鄉村原野。在墓葬的棺槨前，王振江對跪著的人骨架做了測量和察看後，到附近鄉村找工具做了一個箱框，將骨架套在其中，用稻草一點點地填入人骨架的上下左右和中間的空隙部位，待填實後，將石膏和成漿，然後倒入稻草和人骨之上，封上箱蓋。待石膏漿凝固之後，將下面四周掏空，然後輕輕一撬，人骨即在石膏及木箱的護圍中原封不動地脫離了棺槨和棺下的泥土，之後再加上底板，原來看上去是連在一起有幾千斤的龐然大物，一下子減輕到只有200多斤。用石膏包裹的骨架被輕易地搬上地板車，兩人拉著向縣城走去。如果單憑這一點，似乎還顯不出王振江特殊的心智和本領。當地板車在崎嶇不平的鄉間小道上行走時，突然滑入溝中，地板車的車軸斷裂，板車連同人骨一同翻轉過來。當王振江換了板車重新將躺在溝中的那箱石膏包裹的人骨拉回縣城後，將石膏慢慢剝下，發現人骨架依然是墓中出土時的姿勢。自此，用稻草和石膏漿固定零散或將要零散的器物，成為他考古修復生涯中最為得意的方法之一。

  如果說湖北鄖縣人骨架的固定與剝離的成功，是王振江出道以來的牛刀小試，那麼，他在1965年山西侯馬發掘戰國墓葬中就大顯身手了。就在這個曾因發現春秋晚期的盟誓遺址和盟書而轟動世界的著名考古發現中，幾乎在墓葬中所有出土的人骨架，他都是採取湖北鄖縣農村墓葬中的辦法，用稻草和石膏漿凝固後，輕而易舉地提取並運回博物館的。

  當然，使王振江聲名大振的則是1978年起在山西襄汾縣陶寺龍山文化早期墓地的發掘。就在這次發掘中，發現了多種彩繪木器。這是中原地區的考古發掘中所見最早的木器標本，對於研究中國北方漆、木器起源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由於發現的標本埋藏於地下已歷4000多年，出土時木胎已完全腐朽，僅僅保留下器表一層極其微薄的彩繪顏料，厚度不超過1或2毫米。要想把這些木器的原型清理出來，並取得較完整的資料，其難度可想而知。在此之前，考古界常常因無法起取而捨棄這類已經朽敗的木器遺存。但是，前去參加發掘的王振江憑著先前練就的高超技能和現場探索的方法，終於將已發現的鼓、幾、案、俎、匣、盤、豆、豆型器、倉型器等幾十件、組器物成功地提取了出來，並基本保持了埋葬時原來的器物形態。陶寺龍山文化早期墓地器物的成功提取，使整個中國考古界為之轟動。王振江在一舉成名的同時，也贏得了一個「智多星」的美名。

  現在，「智多星」再次出山，來到馬王堆三號墓的發掘現場。他將同他的夥伴白榮金、王?勠力合作，在這人才濟濟、專家雲集的幽深墓室，做一場足以令四座皆驚的精湛表演。

  槨室內西邊箱西北角有堆竹簡，看上去有幾百支，出土情形與一號墓東槨室漆器上的一組散落的遣策情形相似。由於編綴的繩子已經腐朽，竹簡已散亂在一些漆器上面。為了便於以後的研究，自然不能像摟草砍柴一樣，只要搞到筐里就算完事。而是要按原來的編綴順序和現狀整個地提取出來。這個看似簡單的事情，做起來卻極為困難。誰都知道，這堆竹簡既不能收攏，也不能分散，稍有不慎就會造成錯位，而一旦錯位，就會給以後的研究造成極大的混亂和麻煩。正是出於這樣的顧慮，在場的考古人員大都不敢擔當此任。這時，王?把目光轉向剛來不久的王振江說：「老王，你來試試吧。」王振江並不推辭，只說了句「好吧」，便開始準備提取工具。

  

  當工具準備好後，只見王振江蹲在槨板的豎檔上，先在竹簡裂開的一個最大的空隙中隔上一塊薄木板，將原散亂的竹簡分成兩堆，然後用鑷子將一片片棉花蘸水，小心地填入竹簡的空隙內充實，直到竹簡不再因外界力量的影響而大幅度擺動和錯位為止。當這一切做完後，再在兩堆竹簡的外部分別糊上幾層綿紙，當綿紙達到一定厚度時，再在其外部刷上一層薄薄的石膏漿，待石膏漿凝固硬化之後，即形成了兩個像雞蛋皮一樣的外殼。由於竹簡是在邊箱中，箱底比較平整，王振江找來兩塊薄木板，分別插入竹簡的底部，這樣，兩個完整的「蛋殼」就輕易地被託了出來。待竹簡被運回博物館後，外邊的石膏殼極易剝落，一切的繪圖、照相、鑑別、研究，也就可以有條不紊地進行了。

  經考古研究人員白榮金、周世榮對提取竹簡的記錄、編排、復原、鑑定，發現王振江提取出的這批竹簡共403支，外有6支木牘，共計409支。竹簡長27.4—27.9厘米，顏色淺黃，皮色灰綠。木牘長28厘米左右，寬2.5—2.6厘米不等。根據上面的文字研究得知，出土的竹簡和木牘原來是記載隨葬品的清單，古時候叫作「遣策」。

  「遣策」竹簡，逐條具體地記載了隨葬物品的名稱和數量。其中有關車騎、樂舞、僮僕等侍從，以及所持兵器、儀仗、樂器等物，是一號墓簡文所沒有的內容。食品、服飾和各種器具方面，也有不少新的內容。經與出土實物初步核對，除「土牛」「土馬」之類未見實物外，其餘大體都能對照起來。但帶有「右方」字樣的小結文字，此墓所出簡文不像一號墓那樣多見，而是另外記在木牘上的。

  有兩支小結木牘，記載了盛放各種食品的竹笥、瓦器和布囊的數目，放置的地方及物品來源，如「右方凡用笥六十七合，其十三合受中，五十四合臨湘家給」。漢代的「臨湘」就是現今的長沙，這對判斷死者親屬關係也是很重要的線索。

  古人以為人死之後只是在陽世間肉體的死亡，而靈魂卻要到陰曹地府投胎轉世。故當人死亡之後，其有身份的墓主生前的家人或管家，都要寫一個到地府去的報到書，與墓主一起入葬。在這種報到書上，一般都要寫著死者入葬的時間和撰寫者的姓名等。這支木牘的頭一句「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辰」，應專指墓主入葬的時間。據考古學家高至喜、傅舉有等查閱漢代文獻，得知「十二年」以前沒有確切年號，由此可知這是漢武帝始創年號以前的紀年。再查閱西漢前期沒有年號的紀年，只有漢高祖十二年和漢文帝初元十六年。根據槨室邊箱出土漆器上的「軑侯家」的竹笥上「軑侯家丞」的封泥推斷，在漢高祖時，利蒼還沒有封為軑侯，也就是說軑侯這個名稱還沒有在世界上出現，這就排除了上書的時間是漢高祖十二年的可能。此外，墓中還出土了漢文帝時期的四銖「半兩」錢，根據一個普通的常識，在古墓沒有被盜的情況下，墓主入葬前已發明、製造或使用的器物，可能被埋入墓中。反之，墓主入葬後才產生的器物，是絕對跑不到墓中的，除非後來因人或動物的活動，混雜進去一些東西。如盜墓時，盜墓者可能將一些工具丟在裡面。一個老鼠打洞，可能將一枚晚期的小銅錢帶入墓中等等。故此，考古發掘特別是遺址發掘，考古學家特別注意地層中有沒有晚期的東西混進去；否則，將影響地層的斷代。從墓中出土的錢幣看，漢文帝自然晚於漢高祖，如果墓主在高祖十二年入葬，在三號墓未遭盜掘的情況下，文帝時期才產生的四銖「半兩」錢，何以會跑到槨室之中？由此可以推斷，木牘上的「十二年」應為漢文帝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68年。至於後面所記的「二月乙巳朔」的具體時間，據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二號漢墓中出土的元光元年的歷譜，知漢初在漢武帝太初改歷以前，是行使顓頊曆的。顓頊曆是我國古代六大曆法之一。它以一回歸年為365天又1/4日，一朔望為292.499/940日，以立春為一年節氣的計算起點。自秦統一中國後，顓頊曆成為第一個頒行全國的曆法，直到漢武帝時，才被更精確的太初曆代替。按照顓頊曆的朔閏推算，二月初一應是乙巳日，而木牘上的「戊辰」則是二十四日。整個句子合起來應是該墓主葬於漢文帝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而後面句子中的「奮」字，似是墓主人生前家丞的名字。「主葬君」應是指陰曹地府專司管理那些到地府來報到的官吏。這支看來具有濃厚迷信色彩的木牘，為研究者判明墓主人身份及其一、二號墓下葬的時間關係，提供了至關重要的證據。

  話題再回到發掘現場。事實上，對於王振江的精湛表演，並不是所有在場的專家都給予喝彩，仍有少數專家對此表示不屑一顧，而仍在各顯神通地爭相提取器物。當大多數器物被提取之後，牴牾的焦點便落在了本次發掘具有重大意義的東邊箱一個編為57號的漆奩中。

  這個漆奩長達60.2厘米，通體黑素無紋飾，原夾雜在一些漆器中間，從外部形狀看，似乎沒有什麼特別引人注目的地方。當把這個漆奩打開後，裡面鋪蓋著一件絲織品，將絲織品揭去，露出了由五個空格組成的空間。

  在其中一個空格里，考古人員發現了兩卷竹簡，從外觀上看，其數量少於此前在西邊箱發現的竹簡，但散亂的程度幾乎相似。由於漆奩較西邊箱狹小了許多，提取更加困難。鑑於王振江此前在西邊箱提取竹簡時的高超技術，這兩卷竹簡的提取，看來還是非他莫屬。王振江蹲在漆奩邊看了看，見這兩卷竹簡雖然散亂不堪，但整體關係尚能分辨，從竹簡中鬆散的絲繩看，這應是兩卷完整的竹書。眾所周知，造紙術的發明是中國古代對人類文明做出的重大貢獻之一，但造紙術的發明是產生於東漢時期的事情。據說是一個叫蔡倫的太監發明的。但20世紀50年代，考古學家程學華在西安灞橋一座西漢的墓葬中，發現了較為粗糙的像麻布和類似纖維製成的紙，從而推翻了蔡倫造紙的說法，並把紙的製造和使用推前了200餘年。儘管灞橋紙的發現轟動了考古界和科技界，但從所發現的紙的質量來看，似只是一種雛形，還很難普遍應用，而真正的普遍應用至少在西漢晚期和東漢早期。既然如此，在這之前人們如何用文字記事呢？從考古發掘的實物來看，早在殷代，已經有著名的刻在甲骨上的記載，在以後很長一段時期內，傳播文化的主要是竹、帛。竹指的是把竹子削成片，用來寫字，這便是所謂的竹簡。這種方法的應用，據考證至遲在西周就開始了，到春秋時已十分普遍。如在墨子的書里，就不止一次提到「著於竹帛」。要寫成一篇文章或一部書，通常要用許多支竹簡。為了不致散亂，也為了閱讀的方便，當文章或書寫成之後，就要用絲繩或者皮帶，按文字的先後次序將竹簡編輯起來。這種編就的竹簡就稱為「韋編」。竹簡被編成卷後，稱為竹書。由於竹簡容字少，體積大，所以書寫、閱讀、攜帶都不方便。如傳聞孔子在閱讀《周易》時，曾先後將用牛皮絲帶編成的竹書，翻斷過三次。據說當年的秦始皇每天批閱的簡牘公文，以一石（520秦斤，約合現代50多斤）為度。西漢時，著名的滑稽書生東方朔，曾寫過一篇奏章給漢武帝，共用竹簡3000支，由兩位大漢才抬進宮去。竹書的笨拙與沉重可見一斑。此時，王振江所見到的兩卷帶有絲繩的竹簡，應是竹書無疑。不過沒有東方朔弄的那捲書龐大。看上去也就是一二百支的樣子。由於年久日深，只看到竹簡上有密密麻麻的墨書點，書寫文字一時無法詳細分辨出來。

  三號墓發掘人員打開存放帛書的黑色長方形漆奩

  王振江對著竹簡觀察了一陣，感到在這樣一個狹小的空間內，顯然不宜再用在西邊箱提取竹簡時，中間填棉花，外部刷石膏漿製成「蛋殼」的老法。必須採取新的提取方法。想到這裡，他將自己的老搭檔白榮金叫過來，面對竹簡共同觀察、分析和探討，終於想出了一個既簡單又保險的方法。正在王振江、白榮金兩人準備工具的同時，有的專家認為王、白兩人已是黔驢技窮，很難想出巧妙的方法予以提取，便主張乾脆將漆奩搬出倒扣過來，這樣如同竹筒倒豆子，裡邊的器物全部可以一次性倒出來，免得許多麻煩。這個主張自然遭到了王、白兩人和大多數專家的反對，王振江當場表示：「我們已經想出了提取方法，現在便可施行。」

  主張竹筒倒豆子式提取的專家在依然堅持自己觀點的同時，又瞪著懷疑的目光問：「你們的辦法真的行嗎？」

  白榮金有些不耐煩地說：「你在這裡看著，要是拿不出來，我倆立即捲鋪蓋回家，決不在這裡混飯吃。」

  見王、白兩人態度如此堅決，持異議的專家也不再說話，只是瞪大了眼睛看著王、白兩人施展絕招。只見王振江先將四層綿紙用鑷子小心地壓入竹簡的空隙，依然採取固定的辦法，然後用一根細鐵絲製的形同鉤子狀的「遞線器」，將細線從竹簡的底部穿過去又提上來，如此往復，像農村捆柴草一樣在兩卷竹簡的四周分別綑紮了四道，最後將線頭打成活結。這樣竹簡既牢固又可提取了。

  「請上眼看清楚了，只一提就可出來。」王振江對眾人說著，輕輕往上一提，一卷竹簡果然完好如初地被提了出來。緊接著白榮金也提出了第二卷。眾人見此在大為驚訝之後，算是真正領教了王、白兩人高超的技藝。致使此事過去20多年，每當提及馬王堆三號墓的發掘，考古學家高至喜、周世榮等人，對這一段往事還記憶猶新，念念不忘。

  三號墓出土的性醫學專著《合陰陽方》部分竹簡

  經研究者後來的初步鑑定，王振江、白榮金從57號漆奩中提取的這兩卷竹書，由190支竹簡和10支木簡組成，其記載內容與中國古代最早的醫書《黃帝內經》相似。其中第一卷130支的內容為《十問》《合陰陽方》，第二卷67支的內容為《雜禁方》與《天下至道談》。其中《十問》除了托黃帝與岐伯（俗稱天師）的問答外，還記載了夏、商、周以來許多帝王與醫家——如齊國的名醫文贄與齊國國君的對話，以及其他傳說中的人物談論養生（生理、病理）、服食、呼吸、吐納及房中術方面的醫學理論。《天下至道談》闡述了「合男女必有則」，也就是男女性交時必須遵守的科學原則。《合陰陽方》則主要是探索男女性交時的生理變化和應注意的事項等。整個《養生方》系彙編性資料，來源於不同的手抄本，如關於男女性交原則中「七損八益」的記載，散見於《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等書。由於這些書中對「七損八益」的具體內容記載缺乏和混亂，故歷代各家解說不一，爭論不休。隨著馬王堆三號墓中《養生方》的出土，2000年來的不解之謎終於揭曉。從竹書記載看，所謂七損，即：一曰閉、二曰泄、三曰渴、四曰勿、五曰煩、六曰絕、七曰費。所謂八益，即：一曰治氣、二曰致沫、三曰智（知）時、四曰畜氣、五曰和沫、六曰藕氣、七曰寺贏、八曰定頃。

  以上七損中的閉、泄、渴、絕等也散見於《素女經》《玉房秘訣》等醫書，如《素女經》中記載：「百閉者，淫佚於女自用不節，數交失度，竭其精氣，強用力瀉，精盡不出，百病並生。」「氣泄者，勞倦，汗出未乾交接，令人股熱唇焦。」「氣絕者，心意不欲而強用之，則汗泄氣少，令人心熱，目??（冥）……」該書還較詳盡地列舉了各種防治諸「損」的房中導引法，並談到若「善用八益去七孫（損），則可做到耳目聰明，身體輕利，陰氣益強，延年益壽，居處長樂」等等。

  過去有醫學研究者認為，最早開展性醫學研究的是英國一個叫艾利斯（1859—1940年）的醫生。有的則認為是美國的瑪斯特和詹森兩位醫生最早創立了性科學研究這門學科，其根據是以上兩位醫生於1960年合著出版的《人類性反應》一書。但從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這部《養生方》來看，早在2000多年前，這門性醫學學科已被中國不知名的性醫學專家創立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