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還是要儘早行動

  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完成了對華訪問回國不久，著名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美籍華人李政道又偕夫人來到了北京。

  周恩來在中國政壇上的地位逐漸穩定之時，他開始為如何使中國真正實現「現代化和繁榮」的偉大目標而奔波努力起來。也就在中美關係即將冰釋的前夜，周恩來暗示中國的科學界，要做好與美國接觸的準備。他認為與美國打通關係，其意義不只體現在政治上，同時體現在科技和經濟上，中國將會獲得高新的技術來補充自己的不足，以便更快地實現現代化。他在暗示中國科學界的同時，也間接地向美國的華裔科學家發出了邀請的信息。他多次表示了和原國民黨將領杜聿明說過的話：「凡是愛國的中國人，我們都需要。」「我們在美國有不少科學家，必須爭取他們的合作。」為了迎接這個時代的到來，周恩來多次提倡和督促中國科學界，首先把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工作抓起來。1972年9月11日，周恩來曾在給幾位科學院學部委員寫的一封信中再次強調：「這件事不能再延遲了。科學院必須把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抓起來。同時又要把理論研究與科學實驗結合起來。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預製研究，應該成為科學院要抓的項目之一。」

  就在這封信發出後不久，李政道歸國探親了。而杜聿明將軍的女婿，另一位諾貝爾物理獎得主、美籍華人楊振寧，也將繼李政道之後回國訪問。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當李政道通過有關接待部門婉轉地提出，能否讓其親眼看一看轟動世界的馬王堆漢墓發掘現場和出土文物時，周恩來在徵求了王冶秋等人的意見後，給予了特殊的批准。

  根據周恩來的批示，湖南方面將存放於醫學院教學樓的女屍又秘密運回博物館，使李政道的長沙之行心滿意足。

  繼李政道參觀之後，由於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大部分文物已得到處理、保護，盛放在玻璃棺中的女屍，在天氣逐漸變冷的情況下，不會有太大的腐蝕性變化，國務院決定，一切存放於博物館的文物，可挑選出一部分予以陳列，專門接待外國貴賓。

  1972年11月22日晚，在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和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華國鋒的陪同下，尼泊爾首相比斯塔夫婦來到湖南省博物館，參觀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文物。當參觀女屍時，李先念問博物館的陪同人員侯良：「女屍這樣能不能長期保存？」

  

  侯良回答：「不能。」

  「有什麼變化嗎？」李先念又問。

  「有些變化，比剛出土時幹了些，看起來好像瘦了一樣。」侯良答。

  「噢？！」李先念有些驚異地仔細望著玻璃棺中的女屍，接著說道：「有沒有辦法避免？」

  「唯一的辦法就是要建一個具有空調設備的文物倉庫。」侯良答。「那你們就儘快打一個報告來吧。」李先念說著陪同外賓走出大廳來到院中。

  借李先念同其他幾位省委領導在院內說話的機會，侯良趁機對陪同前來的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湄說：「醫學專家認為女屍必須解剖才能長期保存，可湖南醫學院於今年10月份就將報告報給國務院了，到現在也不見批覆，前幾天省革委會又轉報了一份，您能幫我們催一下嗎？」

  林佳湄聽罷，略一思索說：「可以，我幫你們問一問。」

  林佳湄回到北京後，對國務院有關人士說：「我們到了長沙，看到馬王堆老太太變瘦了，需要趕快解剖，聽說人家的報告早送來了……」國務院有關人士聽罷，急忙查找送來的報告，但最後還是沒有找到，林佳湄再將此事告知李先念。

  「是不是這份報告還在王冶秋那裡，待我查問一下再說吧。」李先念聽後說。

  第二天，李先念親自向王冶秋過問湖南方面請求解剖女屍之事。王冶秋回答：「我正在組織有關部門的專家討論，看是不是需要解剖，怎樣對女屍保護更有利，現在專家們的意見還不統一，待討論出結果後馬上呈報您批示。」

  「如果解剖能更有效地解決女屍的保護問題，還是要儘早行動。」李先念指示道。

  墓主的髮式

  事實上，自馬王堆漢墓的發掘成果公布之後，就有許多國外的科研人員，提出要對女屍進行解剖研究的問題，其中最活躍的仍是日本人，他們不但呼籲解剖，而且還通過民間協會向周恩來遊說，希望能幫助中國一起研究女屍，或能得到女屍的三根頭髮帶回日本研究。在要求未果後，又提出要一根頭髮，研究人的生命率問題。當這一根頭髮也未能如願時，又改為要8厘米或4厘米，但這個看來微乎其微的要求，也最終被周恩來否定了。有些外國人直接或間接地向中國提出，願出高額經費和先進設備，將女屍運往國外保存和研究。對此，周恩來指示：「中國人要爭這口氣，一定要自己保存、研究好這一國家至寶。」

  正是鑑於這樣的情況，王冶秋在接到湖南方面要求解剖女屍的報告後，覺得事關重大，若稍有疏忽，就會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和很壞的國際影響。他在遲遲下不了決心的兩難中，邀請了部分專家、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而討論的最後結果是，大多數專家、學者，包括王冶秋本人也同意解剖女屍。

  11月27日，王冶秋將湖南方面的報告連同自己和多數專家「同意解剖」的意見，送至李先念辦公室。

  關於馬王堆西漢女屍解剖問題的請示報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圖博口：

  今年四月底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的屍體出土以後，我院曾進行了解剖學、組織學、微生物學、愛克斯線學和化學等幾方面的考察，並於七月寫出了《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屍體醫學研究報告》，已呈報待審。在進行上述的研究工作中，由於要求不剖開胸腹腔，故對屍體的內臟器官未做直接的檢查。自今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報》報導了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發掘情況和放映了專題的電影以來，引起了國內外高度的重視，對這具兩千一百年前的古屍，尤感興趣。為了使這具古屍的研究工作更為全面，我們考慮有必要對屍體的內臟器官進行更全面的補充研究，將研究結果再次上報。為此，我們建議對屍體進行開顱和剖開胸腹腔，取出腦和內臟器官，再進行病理學、組織學、病原學等方面的檢查。在取出內臟器官後，可在體腔內填塞消毒敷料並置放防腐劑，再縫合切口，恢復屍體外形的完整。這種處理，對長期保存屍體的軀殼，亦更為有利。

  湖南醫學院革命委員會

  一九七二年十月廿五日

  【附件】

  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文化組：

  今年十月二十五日已向國務院圖博口呈報了《關於馬王堆西漢女屍解剖問題的請示報告》及《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屍體內臟器官補充檢查方案》，尚未獲批示。

  我院在前一段的一號漢墓古屍的醫學研究工作中，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和中國醫學科學院的幾位專家同志親臨長沙指導和檢查我們的工作，提出了寶貴的意見，使我們獲益不少。由於我們對古屍的研究工作缺乏經驗，又限於技術條件和設備條件，因此在下一階段對古屍的內臟器官補充檢查中，迫切需要病理學、解剖學、組織學等專家前來長沙指導並和我們一起工作，使這項古屍的研究能符合國家的要求。為此特請轉報中央委派有關專家前來指導。一待國務院圖博口批准了我院已呈報的《馬王堆一號漢墓屍體內臟器官補充檢查方案》以後，即請啟程前來長沙。

  湖南醫學院革命委員會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國務院圖博口：

  現將湖南醫學院革命委員會的報告轉報，請批示。

  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文化組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由於李先念親自到長沙看過女屍，了解具體情況，所以當王冶秋將報告送來後，未做過多的猶豫，當天即批示道：

  擬同意，請總理批示。在長沙去看過屍體，已在逐漸變干，他們也曾提出解剖。

  李先念

  1972年11月27日

  當秘書組將李先念批示的報告送給總理批示時，周恩來卻不在辦公室。當他身患癌症並做出暫不動手術的決定後，醫生們便採取用中藥來燒灼膀胱瘤的方法治療。此時他正躺在醫院治療室的床上，忍受著病痛和治療的折磨。

  兩天後，當周恩來從醫院剛剛回到中南海西花廳的家中，江青等人再次提起了「伍豪叛變」事件，並弄得沸沸揚揚。

  早在1970年，一個號稱「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紅衛兵團體，從歷史檔案中查到有關伍豪（周恩來曾用化名）和其他243名共產黨員所謂退黨的證據。「中央文革小組」最激進、最活躍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三人，在審閱了「證據」之後，如獲至寶，並想藉此一舉扳倒周恩來。於是，這個「證據」連同一封揭露的信件，很快傳到毛澤東的手中。毛澤東看後沒有任何反應。此時的王、關、戚三人自是不甘心泥牛入海，便再次寫信向毛澤東提及。想不到毛澤東的批覆竟是：「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誣衊。」原來這是幾十年前，很多共產黨領導都知道的國民黨捏造的一樁臭名昭著的誣陷事件。

  此事雖然悄然平息，周恩來聽到消息後卻感到很震驚，為避免再次被自己的政敵陷害，遭到不測，他不得不從繁雜的政治事務中分出精力來翻找自己保留的材料，全部寄給毛澤東過目，並在附信中說：「我一直忙於處理四川省和內蒙古的問題……今天才有時間查閱以前上海報紙上登載的一些材料……」毛澤東看完這些剪報後，重新退給了周恩來。

  想不到時隔兩年之久，「伍豪叛變」事件，再度被江青等人翻騰出來。剛從醫院回來的周恩來，不得不再次為自己被指控做事實上的辯護，並為「以免今後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再造謠……」他將曾寄給毛澤東的材料，全部送至中央檔案館保存，這一誣陷事件才又算告一段落。

  經歷了這一番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折磨之後，周恩來才得以重新坐到辦公桌前。這個時候，他看到了李先念批示的報告。

  周恩來拿著報告反覆端詳，遲遲不肯做出抉擇。當他拿起電話，詳細向王冶秋問了專家們討論的情況，以及解剖與不解剖的利弊後，才極為慎重地批示道：

  王冶秋同志：

  請邀有關同志和專家再議一次。如同意，即請提出一個工作小組名單，協助湖南醫學院進行報告中所提的和追加各項安排和調度。

  周恩來

  1972年11月30日

  王冶秋接到周恩來的批示後，看到「再議一次」的叮囑，不禁為總理在這樣艱難的處境下，依然保持臨危不亂，以及認真、慎重態度和一絲不苟的處事原則所感動。世人皆說「諸葛一生唯謹慎」，此時的周恩來不但吸取了諸葛孔明的這個政治家鮮明的特點，並且同樣具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悲壯精神。現在，馬王堆出土女屍解剖與否的重擔將由自己挑起，撇開國家民族利益不談，即使是單從為總理分憂解難這一點，也應將此事辦好。當然，這一切，又是和國家民族的榮辱緊密相連的。

  為避免專家們不能身臨其境，只是坐而論道、隔靴搔癢的缺憾，王冶秋決定將這「再議一次」的會場移到長沙去，讓大家親眼見見女屍的形體後，再做最後切合實際的結論。

  在王冶秋的組織下，湖南方面的領導、各路專家、學者於12月6日雲集長沙湖南賓館，從當時留下的一份記錄看，前來參加的人員有湖南省委書記李振軍，政工組副組長馬琦，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與王仲殊，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病理研究室副研究員劉雪桐，中國醫學科學院張炳常，北京醫學院譚增魯，中山醫學院郭景元，陳以慈、沈其衛，湖南醫學院張世林，李亭植、彭隆祥、吳潔如、劉里侯、袁恬瑩、王福熙、曾慶善，湖南省革委會文化組副組長張瑞同與文化組幹部萬發章、俞興堂，湖南省博物館崔志剛、侯良，北京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吳本立、雷振林，新華社湖南分社何其烈，以及湖南電影製片廠、湖南電視台、湖南畫報社、湖南新聞圖片社的攝影師與記者等共四十餘人。

  夏鼐（右）與王?、白榮金（左）在馬王堆發掘現場

  為使大家對馬王堆漢墓出土文物及女屍有個切實的了解，12月7日上午，在東道主李振軍與馬琦的組織率領下，各路人員到省博物館，觀看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已被處理、保護起來的部分文物。面對眼前那光芒四射、神奇絕倫的件件珍品，參觀者無不連連讚嘆，即使是見多識廣的專家，也被眼前的瑰寶和那具鮮艷如生的女屍折服，有的學者當場發出了「能親眼見到這樣珍貴的極品，即便是明天就向馬克思那裡報到，也無任何遺憾」的感嘆。

  在參觀的人群中，原本就沉默寡言的一代考古巨擘夏鼐，越發顯得沉默，他在靜靜地看著，也在靜靜地思考著。長沙這塊土地，對他來說既熟悉又陌生，20多年前，他曾率領一個考察團，親臨這座城市做過考古發掘。那時的他正處於血氣方剛、躊躇滿志的盛年，也正是一個學者創造偉業的最佳時期。但是，他的長沙之行，雖有相當重要的收穫，卻沒有發掘到驚人的珍貴文物。令人扼腕嘆息的是，他與馬王堆漢墓中那個女人失之交臂了，如同一位率部出征的將軍，與束手即擒的敵方最為重要的首領擦肩而過。而此時轟動世界的馬王堆漢墓發掘的榮光，就自然地不再在他的頭頂閃亮，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自他上次走下馬王堆那高大的封土堆，至現在重返長沙觀看這座漢墓出土文物的20年間，由於其政治地位的變化與「文革」的浩劫，使他不再有單獨主持一個考古項目發掘和研究的機會。他的人生就是在那繁亂的行政、業務組織與蹲牛棚的政治洗腦中慢慢度過了。現在，他已進入了人生的暮年，華發已爬滿了兩鬢。儘管如此，當年未能發掘馬王堆漢墓的遺憾，未能阻止他在考古學上所達到的無人能與之匹敵的頂峰地位。正如日本著名考古學家通口隆康在他後來所著的《夏鼐先生與中國考古學》中所指出的那樣：「夏鼐氏擔任考古研究所所長曆二十年。其間雖然也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驗時期，而他之所以能保持了中國考古學界的頂峰地位，是由於他高尚的人品以及專心一致力求學問上的精進。他不僅對於國內考古學，而且對國際上考古學方面的知識之淵博，涉獵範圍之廣泛，作為一個考古學者來講，也是無人可與之匹敵的。他研究的範圍，重點之一是西域考古學。考古工作者要研究西域，僅僅具備中國考古學的知識是不夠的，而必須是通曉西方的學問。例如對於新疆所出絲織品以及中國國內出土的東羅馬金幣和薩珊朝銀幣的研究。我想，大約除他之外沒有人可以勝任的吧……他不僅是中國考古學界中最有威望的人，在國際方面也是享有很高聲望的、少有的考古學家。」

  很顯然，夏鼐心中產生的遺憾，絕不是來自個人功名的建立，而是來自一個著名考古學家對事業征程得與失的反思與總結，一旦得知自己失去的恰是民族的福音，他會迅速轉軌以示慶賀，並在心靈中真誠地感到慰藉。當他來到玻璃棺前，仔細觀察了女屍的形體後，對身邊的專家和工作人員說：「1951年我來長沙挖了一百多座墓，和這個老太婆失之交臂了，這對我和我們的考古調查發掘團來說是件遺憾的事情，但對文物保護來說，又是件喜事。那時條件沒有現在這麼好，要是真遇到了這個老太婆，還沒有辦法保護。現在發現好，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都很重視，保護條件也好了，老太婆可以長期地保存下去了。」當這座漢墓的發掘工作剛剛結束，夏鼐即告知湖南省博物館領導：「要用這一墓葬珍貴的資料，趁熱打鐵地把發掘簡報和正式發掘報告編寫出來。」為此，夏鼐特派黃展岳、王世民兩位中年專家及四位繪圖人員，赴長沙協助工作，並對他們修訂改寫的《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給予精心指導和校審，使之得以在1974年出版。這個報告的編寫和出版，是十年「文革」浩劫中，文物工作者衝破重重阻力出版的第一個大型考古發掘報告。它的出版對後來文物考古事業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夏鼐為此所傾注的熱情和給予的支持，自然是功不可沒。而在即將進行的關於女屍解剖與否以及如何解剖的討論中，夏鼐再次以他淵博的學識和高度的責任感，展示了寬闊的心胸和人性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