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的瑰寶

  發掘人員揭開萬曆皇帝屍骨下已腐爛的綿褥，一個新的奇蹟出現了。巨大的棺內整齊密集地排列著一層織錦匹料，其色彩之絢麗，質地之華貴，前所未見，更撼人心魄的是，這層織錦品多達六十九卷。如此規模龐大的殉葬織錦珍品，不只國內前所未見，即使是在世界陵墓的出土中也屬罕見。

  織錦各自成卷，在兩端和中間又各用一道絲線捆住，稱作「腰封」，中間捆線分開做人字形。人字形捆線下方，大都貼有方紙，紙上貼有織品的名稱、產地、匠作及織造年月，有的在年月上方蓋有朱紅色印章。由於長期埋藏於地下，紙上的文字大都模糊不清，發掘人員想盡辦法，但能辨認出來的仍是少數。

  上用月白暗蒼龍雲肩通

  袖龍欄直身袍暗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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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地熟綾一匹長

  五丈五尺四寸龍領全

  南京供應機房織造

  上用紗柘黃織金彩妝纏

  枝連花托捌吉祥壹

  匹寬貳尺長四丈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

  萬曆二十六年

  ……山西……石勝保

  明代的織錦業，在中華紡織工業史以及工藝美術史上，都曾大放異彩，占有輝煌的篇章，並以其織工精細、色彩艷麗、品種繁多著稱於世。明代資本主義的萌芽，首先表現在紡織業，它幾乎把古代紡織技術推向了頂峰。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明代織錦品幾乎損毀殆盡，存留至今的實物已是鳳毛麟角。博物館、研究所和收藏家偶有收藏，又多系袍服剪裁下的零星碎品，原裝成匹的明代織錦已近絕跡。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明代織錦品研究者只有到佛經封皮上去撿拾漸已霉爛的殘片加以探究和考證了。

  萬曆棺中織錦品的出現，無疑為研究明代紡織工業史及工藝美術水平，提供了豐富而詳盡的寶貴實物資料。

  定陵出土的織錦品，之所以後來被考古工作者稱為三千多件出土器物中的首寶，不只因為它有對明代紡織業及工藝美術水平的研究價值，它的珍貴還在於，同時對中國古代種桑、養蠶、繅絲、並絲、織綢、紋飾、染色等生產技術的研討都有所啟示。

  這批絲織品幾乎集我國漢唐以來歷代紋樣之大成，織物組織也品類齊全，從平紋、斜紋、緞紋、變化組織、二重組織到紗羅複雜組織，無不具備。尤其是織物組織配合紋樣的變化，使絲織品較漢唐更加華麗精美，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更為珍貴的是匹料上的文字記錄，既是研究古代紡織科學技術的珍貴文獻，又是明代紡織工業史的注釋。

  明朝自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後，因北方地廣人稀，土地大多荒蕪，宮廷所用大量物資，常依賴於江南。從定陵出土的絲織品可以看出這樣一個事實，無論是作為帝後袍服的織成匹料，還是別有用途的宮廷藏品，多數來自江南。江南氣候溫和濕潤，適合種植桑麻，早在明朝初期，南京、蘇州、杭州等地，就設有宮廷專用的織染局，朝廷委派專人負責監督，並有嚴格的上交數額和檢查制度。「腰封」上的文字正是為了檢查方便所記。隨著大明帝國日趨衰落，織染局製造匹數卻逐年增加，到萬曆一朝達到了高潮。文獻記載，織染局上交歲額總數原為兩萬匹，而萬曆初期已達到了十幾萬匹，超出歲額總數的幾倍。

  明代的蘇州，曾是錦緞織造中心，這裡聚有大量的織染工匠，每個工匠每日僅能織二三寸，而面對這驚人的上交數額，不得不整日勞作，把絲一條條織成錦緞，又一匹匹送往皇宮，而作為織染匠，卻終日不得溫飽，其悽苦之狀不忍目睹。史料記載：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六月，織染匠們終於開始怒吼了，以葛賢為首的兩萬餘人掀起了反抗朝廷和官吏的大規模暴動。文獻上記載了這一事實，三百多年前拿起大刀長矛反抗朝廷和官吏的，不正是萬曆棺內織品上發現的趙緒、倪全、薛孝、鄒寬、沈阿狗等這些社會底層的人物嗎！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個淺顯的道理，不知萬曆皇帝生前是否想過。

  發掘人員將絲織品一卷卷拿出，梓宮內又出現七十九錠發散著光芒的金錠。多數是十兩一錠，五兩或更小的不多。金元寶絕大部分背面都有字跡，記錄著徵收年月、委官、金戶和金匠的姓名。例如：

  雲南布政司計解萬曆四十壹年分足色金壹錠重拾兩委官紹傅金戶杜良金匠沈教

  雲南布政司計解萬曆三十六年分足色金壹錠重拾兩委官通判張薦金匠沈教

  雲南布政司計解萬曆四十四年分足色金壹錠重拾兩委官魏元勛金戶吳相金匠沈教

  萬曆棺內出土金錠銘文拓本

  從中可以看出，金錠的貢地多在雲南。儘管從文獻上看，萬曆時的雲南並不盛產黃金，但宮廷的搜刮仍然指向了這片偏遠的邊陲之地，該省每年要向朝廷納黃金五千兩，成為當時的一項沉重負擔。有正直的朝臣看出了徵收貢金的危害，上書勸諫：「雲南大害，莫甚貢金榷稅之事。」戶部主事洪啟初在給萬曆的上疏中也直言不諱地指出：「滇之害無如貢金一事。」然而萬曆始終沒有理睬他們的奏請，貢金數量依然逐年增加。雲南當地政府在無法滿足朝廷供應的情況下，不得不向四川、貴州等地遠道購買，有時甚至到京師通過商人高價收購，然後再轉交宮廷。

  交納的貢金雖由地方官吏籌措，但最終還是要轉嫁到百姓頭上，當地百姓不僅要負擔貢金的稅收，還要經歷運送之苦。由雲南到北京萬里迢迢，其艱難困苦可想而知。史料中曾記載過一支護送貢金的大隊，在渡過雲南境內的盤江時，正趕上山洪暴發，五十多人被大水淹沒，斷送了性命。雲南百姓在長期苦役的煎熬中，終於揭竿而起。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一萬多人包圍了礦監衙門，殺死了萬曆派駐雲南的太監楊榮和二百餘名官吏。楊榮的府宅被燒，屍體在烈火中化為灰燼。

  當時的政治家魏允貞在評析萬曆一朝的時政時，曾指出：「金取於滇，不足不止；珠取於海，不罄不止；錦綺取於吳越，不極奇巧不止。」這段記載在揭露時弊的同時，也說明，當時的黃金多取自雲南，正像絲織品多取自江浙一樣。定陵出土的絲織品和金錠，與歷史記載相互印證，達到了記載和實物的統一。

  萬曆棺內出土的金帶柄藥罐

  在萬曆棺內眾多的殉葬品中，有兩隻不太顯眼的藥罐。罐為金制，鑲有長柄，卻沒有其他金銀玉器那樣光澤鮮艷。金罐表面有多處磕碰磨損的痕跡，似經長期使用所致，很可能就是專為萬曆皇帝煎熬御藥的藥罐。

  明代皇帝有病，煎服藥物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和規定。太醫院奉旨要派出四至六名御醫，前去宮內診視；在御榻前，先要膝行跪診，然後合議處方開藥。一種藥要用兩劑合成一服裝在藥罐中，罐口貼上「御藥謹封」的封條，由太醫院太醫和內監共同監視熬藥。待藥煎好後，再分成兩份，由御醫或內監先試服一劑，證實無不良效果後，才將另一劑進呈皇帝服用。這套嚴格的制度，其主要目的是為皇帝的安全負責。

  萬曆一生多病，經常服藥一事，文獻都有記載。但隨著「國本之爭」越演越烈，他以消極的方法怠工後，臣僚們便把他的病源歸罪於酒色過度、精氣虧損。早在萬曆十二年（1584年），御史范俊就曾上疏談到「人慾宜防」，並以禹不喜酒、湯不近色為例，懇請萬曆皇帝以美女、酗酒為戒。這位御史也許沒有考慮到「湯不近色」的真偽，更不會懷疑萬曆的病因。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與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觀點。其實，面對定陵出土的實證，應該打破這種近似偏見的結論。因為無論是棺內萬曆右腿蜷曲的痛苦形狀，還是屍骨復原後，右腿明顯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說明這位皇帝生前確實患有嚴重的足疾。有了這樣的實物作證，而再以陳腐的觀念，把萬曆的「足心疼痛、步履艱難」一味地歸結於貪戀酒色所致，這就難免有失歷史公允了。

  萬曆皇帝的翼善金冠

  考古人員提取諡冊後，專門邀請化工工程師祝福祥前來揭取

  在萬曆頭骨的右側，放置著一個不大的圓形盒子。這個盒子的出現，開始並未引起大家的注意，只當是盛置小型精品的一般殉葬物。當梓宮的器物清理接近尾聲時，發掘人員才將盒子打開。一經開啟，幾乎令人目瞪口呆：小小的盒子內，竟是一頂金光閃爍、富麗堂皇的翼善金冠！

  這頂翼善冠，通體用極為精細的金絲編結而成，重量僅為826克。半圓形的帽山之上，挺立著兩個狀似兔耳的金絲網片，一顆太陽狀的明珠高懸在兩耳中間，兩條金色的行龍足登帽山，正昂首眺望明珠，大有騰雲追日之勢。若能戴在頭上，則天地人融為一體，給人以主宰蒼生、容納寰宇之感。像這樣氣魄宏大、造型精美的金冠，還是首次出土，堪稱國寶。翼善冠的珍貴，除質地全為金線之外，還在於整體的拔絲、編織、焊接等方面的高超技術。它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古代縷織工藝已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地。

  隨著梓宮清理臨近尾聲，棺床的木箱也一個個被打開。在萬曆棺槨的旁邊，發掘人員發現了一箱著有文字的諡冊。冊為檀香木板做成，原本木色，不髹不染，每冊十板，用絲繩綴結而成，外被織錦，內刻諡文。文皆陰文正楷，直行讀，自右至左。冊的兩端木板不刻字，描金雲龍紋。諡冊的文字，實際是對萬曆一生功績的概括和總結，全文次第排列如下：

  維萬曆四十八年次庚申九月乙亥朔初

  顯皇帝

  廟號

  神宗伏冀

  ……

  上帝左右俾沖入永賴洪麻覲

  文考烈光四子孫茂膺繁祉謹言

  諡冊通篇寫盡溢美之詞，字裡行間充溢著一股皇恩浩蕩、強民富國的韻味。假如不了解萬曆一朝的歷史真情，僅憑諡冊推斷，那該是一派多麼欣欣向榮、四海昇平、輝煌燦爛的景象。可惜，可悲的現實畢竟不是憑几位儒臣的華麗辭藻就能掩飾得了的。在這一點上，萬曆及其臣僚遠沒有太祖朱元璋的直爽和聰明。朱元璋在為皇陵立碑時，為避免儒臣對他及帝國的粉飾，而親自主筆，以真摯的情感、冷峻的筆鋒，客觀地描繪了自己的生平和創業的艱辛。撇開他那文采飛揚、氣魄恢宏的碑文不論，僅憑直面人生和面對現實的勇氣，就足以讓後人稱道。而萬曆的諡文，除了對他悲愴的人生及業已淪喪的帝國有一絲安慰外，於世人又有何裨益呢？

  人類的歷史從來都是以人類自身的血肉黏合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