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駕親臨陵區

  從萬曆十年（1582年）冬天到萬曆十一年（1583年）春天的幾個月，萬曆皇帝的情緒陷入了紊亂。繼張居正之後出任內閣首輔的張四維，洞察皇帝心理後，經過一番苦思冥想，終於得到了一條計策，建議萬曆修建壽宮，以消除張居正事件引起的內心的不快。萬曆皇帝聞聽，欣然同意。

  事實上，早在萬曆八年（1580年）三月，不滿18歲的萬曆皇帝，第一次到天壽山謁陵，就開始考慮建造自己的陵寢了，只是當時擔心張居正等人勸阻諫爭，才強行壓住心中的欲望，未公開表露自己的意圖。如今，張四維的建議，正中他的下懷。於是，在張居正病故僅七個月後，萬曆皇帝就急不可耐地發布諭旨：「朕於閏二月躬謁天壽山，行春季禮並擇壽宮。」

  許多年之後，人們才真正明白，對剛剛步入21歲青春年華的萬曆皇帝來說，這一看似奇特的抉擇，並非他認為自己死期臨近，方匆忙準備後事，而是另有所思。有研究者認為，張居正的去世，使萬曆越來越感到群臣閣僚，並沒有把他當作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把他當作一個機構或一架不食人間煙火、沒有七情六慾的機器來看待。這個時候的萬曆皇帝，正值青春鼎盛的最佳時期，雖然長年生活在深宮，且有師傅張居正有點過於嚴苛的要求，使他的性格變得軟弱，對帝國人事的處理和長遠謀劃，缺乏堅強的意志和決心，但並不意味著缺乏清醒和機靈的頭腦。如果仔細回憶萬曆的成長之路，就不會遺漏這件事，以及萬曆在這件事情中所表示的思想脈絡和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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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他聽從張四維的計策，決定為自己在昌平建陵的時候，恰值三年一度的會試，按照傳統，皇帝要親自主持殿試。這次策文的題目相當煩瑣，竟出人意料地多達五百字。他詢問那些參加殿試的貢士，為什麼越想勵精圖治，後果越是大臣更加腐化和法令更加鬆弛？

  答案顯然是無法靠幾個參試的貢士能準確找到的，而急於救帝國於危局，又深陷迷茫與困惑中的萬曆，亦沒有破解這一矛盾的有效方法，現實境況使他承受著沉重的精神重壓。當重壓達到極限時，萬曆感到喘息困難與步履艱難，此時的他，萌生了一個奇特、虛幻的想法，即接受精神上的活埋。

  十三陵石牌坊

  出乎萬曆意料的是，這次在昌平陵區預築壽宮諭旨一下達，不但沒有遭到廷臣勸諫和阻止，反而得到了極力迎合：「我皇上欲因春禮預擇壽宮，宏度卓識，其與三祖（明太祖、明成祖、明世宗）同符。臣等不勝欽仰。」

  朝臣們以如此態度加以迎合，使萬曆吃了一驚，一時間有今夕何夕、恍兮惚兮的錯覺感。不知道是群臣集體糊塗了，還是自己奉天承運，得神而助？事實上，直到萬曆駕崩，他也沒弄明白，為什麼朝臣在他所做或預想做的其他事務上，屢屢進諫，甚至橫加干涉、粗暴阻攔，而對此事卻出奇地寬容和諒解？其實，內中隱秘並不複雜，在臣僚們看來，年過20歲的皇帝，掌控帝國已十餘年，不折不扣地取得了列祖列宗的地位，足以讓天下臣民和後世子孫崇敬、愛戴。而修建陵寢同樣是牽涉一國之本的大事，如其大事若早些落實，對鞏固大明政權和維繫天下人心至關重要。萬曆皇帝雖正值青春年少，但作為天下共主，具有足夠的資格做此選擇，並當此殊榮了。

  按張四維的建議，此項工程參照明世宗嘉靖皇帝選擇山陵的慣例，命文武大臣帶領欽天監及通曉地理風水之人，前去天壽山先行選擇「吉壤」二三處，以便於皇上在謁陵過程中欽定。

  萬曆十一年（1583年）二月四日，禮部首次派遣祠祭署員外郎陳述嶺、工部派出督水司主事閆邦、欽天監監副張邦垣、陰陽術士連世昌等人，赴天壽山先行勘察選擇「吉壤」。

  陳述嶺一行來到陵區以後，開始了緊張而認真的勘察，足跡遍及陵區大小山丘、平原河流。經過一番冥思苦索地選擇之後，於二月十四日返回北京。第二天，禮部向皇帝呈奏了他們的選擇方案和圖示，禮部題：「據祠祭員外郎陳述嶺會同工部督水司主事閆邦等先詣天壽山，四顧相視，擇得永陵東邊一地名譚峪嶺，昭陵北邊一地名祥子嶺，東井南邊一地名勒草窪，俱為吉壤。」

  萬曆皇帝覽閱，急命定國公徐文璧[1]、內閣首輔張四維、司禮太監張宏，以及通曉地理風水的內外大小官員同去校勘。

  徐文璧一行來到陵區，按圖示登上譚峪嶺，俯首觀望，整個陵區盡在眼底。雖是二月早春，草木尚未發芽吐青，但置身山中，卻分明感到一股春天的氣息迎面撲來。每到太陽初升的早晨和日落的黃昏，山下的青松翠柏之中，便升騰起茫茫白霧，春風盪過，白霧縹緲起伏，在殷紅的霞光中閃爍著彩綢般的光澤。青松、霞光、白霧，恍如人間仙境，的確是興建壽宮的好地方。

  徐文璧一行看過譚峪嶺，又先後來到祥子嶺和勒草窪勘察。這兩處雖然和譚峪嶺不同，卻也有獨特的風格和不容忽視的地理特點。就總體而言，兩處和譚峪嶺難分上下。

  二月底，徐文璧、張四維等人回京，向皇帝呈奏：「三處地址確為吉壤。」

  三處俱吉，自然不能俱用，只能從中選擇一處，作為壽宮之地。而這個選擇，只能由皇帝自己欽定。於是，萬曆假借恭謁山陵，行春祭禮為名，決定在閏二月十二日，進行第二次「謁陵」。

  聖旨一下，朝廷內外一片忙碌。禮、工、兵各部，按照自己的職責，仔細地做著準備。到閏二月九日，突然狂風大作，黃塵蔽日，群臣無不驚慌。內閣首輔張四維認為天時不利，前行無益，並引用明太祖朱元璋的《祖訓》「謹出入」條，諫止皇帝放棄這次「謁陵」。然而，萬曆選擇「吉壤」心切，不顧張四維的阻諫，毅然傳旨：「已將成，不敢中止」，決定繼續前行。

  《出警圖》（明·佚名繪）。萬曆皇帝戎服乘馬赴天壽山拜謁陵寢

  閏二月十二日，狂風漸小，紅日初露。萬曆皇帝由定國公徐文璧、彰武伯楊炳護駕，「率妃發京」。御駕前後，由鎮遠侯顧承光、左都督李文全、勛衛孫承光，統率佩刀五府軍衛官三十名，大漢將軍三百名，其他武裝軍校四千餘人，向昌平天壽山進發。

  按照慣例，御駕未動，京城先要戒嚴，每座城門都由一位高級文臣和武將共同把守。萬曆皇帝的胞弟、潞王朱翊鏐，當時尚未成年，即參加這次戒嚴事宜，其任務是搬著鋪蓋到德勝門的城樓上居住，密切監視御駕必經之路一切可疑人物。浩浩蕩蕩的衛隊伴著皇帝御駕走出德勝門，皇帝及其妃嬪住在沿路修起的佛寺里，其他隨從人員，則臨時搭蓋帳篷以供歇息住宿。由京師去往昌平約百里的路途上，一些地方官、耆老及學校的教官，被引導在御前行禮，不能稍有差錯。

  史載，萬曆發京的第二天，在由沙河鞏華城[2]赴天壽山的路途之中，皇帝的備用座駕「飛雲輦」，不知何故突然起火，群臣大驚失色，侍衛們急忙上前撲救，總算保住「飛雲輦」，未釀成大禍。這次事故，隨行的大臣、官員、衛隊將士議論紛紛。張四維認為，這是「上天的警告」，遂勸萬曆停止前行，但年輕的皇帝不吃這一套，下詔繼續前進。十四日，隊伍到達陵區。

  萬曆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尋覓及視察他自己的葬身之地。但他是以拜謁先祖的陵寢為名而來的，表面上的謁祭儀式還是要做一做，且儘量周到齊備，以堵群臣口舌，也使自己心安理得。因而，在出發之前，禮部便有所準備，斟酌成例，擬訂各種詳情細節，如有的陵墓由皇帝親自祭謁，有的則由駙馬等人代為行禮等等。

  十四、十五兩日，萬曆皇帝在拜謁長、獻、景、裕、茂、泰、康、永、昭諸陵之後，按禮儀還要親祭長、永、昭三陵後邊的主山。張四維認為此舉過於勞累，便聯合隨行大臣，以各種理由予以諫阻，萬曆方才勉強答應，命駙馬等人去代行祭禮，以示誠意。

  十六日，萬曆率隊依次到祥子嶺、譚峪嶺、勒草窪詳細察閱後，對三處地址皆不滿意。十八日，萬曆回宮，並立即詔諭禮、工二部及欽天監諸官，再去選擇二三處來看。禮部臣僚見皇帝如此挑剔，心中不快，即呈奏道：「臣等既已寡昧，請允許張邦垣多帶些通曉地理、風水之人，共同前去踏勘，唯此才能選取更多吉壤，供皇上選擇。」

  對於這個奏本，萬曆自然深知其中之意，但他未露聲色，當即給予允可，並諭令：「凡在京有諳曉地理風水的內外大小官員，都可到天壽山參與實地踏勘。」

  萬曆的這一諭旨，不但未給禮、工二部帶來方便，消除他們的牴牾情緒，反而加深了選擇「吉壤」的難度，以致最後矛盾重重，並生出許多鉤心斗角、阿諛逢迎、令人捧腹的可笑可嘆事件。

  注釋：

  [1]徐文璧：南直隸鳳陽縣（今安徽省鳳陽縣）人。中山王徐達八世孫、定國公徐增壽七世孫。隆慶二年（1568年），徐文璧襲封定國公。隆慶五年（1571年），在廷議中同意俺答汗封貢。明神宗即位後，改掌後軍都督府事。徐文璧為人小心謹畏，受神宗親信，久為「班首重臣」，屢代其郊天，又疏請建儲、罷礦稅及釋放被逮官員。累加至太師兼太子太傅，襲爵共三十五年。萬曆三十年（1602年），徐文璧去世，獲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傅，諡號「康惠」。

  [2]鞏華城：明代皇帝北征及謁陵巡狩駐蹕之所，位於今北京市昌平區沙河鎮內。明永樂十九年（1421年），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隨即在此建起一座行宮，作為皇帝巡狩和後代子孫謁陵停留之處。正統元年（1436年），行宮被水沖毀。嘉靖十六年（1537年），世宗駐沙河，禮部尚書嚴嵩奏請建城及修建行宮，駐兵防衛。嘉靖十七年（1538年）動工修建，十九年（1539年）完工，御賜名「鞏華城」。城呈方形，南北、東西各長1000米，城高10米，每隔16.7米建一垛。城以行宮為中心，辟四門，南名「扶京」，北名「展思」，東名「鎮遼」，西名「威漠」。